小引：官員講佛經(jīng)

1924年夏，東南大學哲學系的講臺上，迎來了一位政府高官的講座。時任國民政府江蘇省教育廳長的蔣維喬(1873-1958)，為哲學系的青年知識分子們開設了一門很奇怪的“課程”，講述一本古老佛經(jīng)《大乘廣五蘊論》的主要涵義。說“課程”尚不準確，這只是他公暇之余不定期來校講座的一個固定話題罷了。

據(jù)說，《大乘廣五蘊論》是佛教法相宗的入門典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者，基本上就算是進入了“法相宗”的門庭。進入“門庭”有什么價值呢？尤其是對于普通的、并非佛教徒的、或許只是對佛教經(jīng)典略感興趣的人，蔣維喬來講這堂課有什么意義呢？

這首先得從“法相宗”說起?！胺ㄏ嘧凇笔侵袊姸喾鸾膛上抵幸苑ㄏ嗔⒆诘拇蟪朔鸱ㄅ上担彩侵苯有拮C和修煉佛法的融理論與實踐于一體的最高佛學宗派?！胺ㄏ嘧凇痹雌鹩诘接《扔螌W十八年而后回國的唐代高僧玄奘，是玄奘全面學習印度佛教理論和全程考察佛陀業(yè)跡、了悟佛及佛法之后而創(chuàng)立的有益于修行、修煉、修持的方便之門?！胺ㄏ嘧凇蔽⒚钚?，深不可識，非專業(yè)人士難以窺其奧妙。唯真正懂佛法、知佛性、明佛理的人可以由此踏上坦途。

有了這樣一個簡短的“法相宗”背景知識之后，可以看到這一宗派的佛教理論對當時的知識分子還是有相當?shù)奈Φ?。對于好奇趣、追高遠的民國知識分子而言，世面上流行的佛教宗派，諸如凈土宗、禪宗、密宗都因其傳播途徑與修行方式的濫俗、近俗、通俗而導致了知識視野上的一種“庸俗化”。這種“庸俗化”在這三大流行宗派之世俗圖像與理解上可見一斑。

蔣維喬著《大乘廣五蘊論注》

蔣維喬著《大乘廣五蘊論注》例言，鈐有“上海佛教居士林藏書”圖章

凈土宗的特點，念佛持戒、修功德、求往生之福等諸種修證途徑，在知識分子看來，是普通得近于“鐵棒磨成針”似的苦修，沒有任何“奇趣”可言。只要不斷地吃齋念佛，有錢捐錢、沒錢念經(jīng)的堅持下去，這即是凈土宗的“法門”。而這樣的法門，在知識分子眼中是缺乏技術含量和智識吸引力的。

禪宗的特點，奇異的口頭禪、奇特的禪門公案、文采飛揚的禪宗語錄等，似乎是不缺乏“奇趣”的，但反過來由于過于“奇趣”，其核心內(nèi)容、精神理念似乎并不能被所謂“門外漢”悟得。而且“禪宗”經(jīng)過數(shù)百年流傳之后，不重戒律、不重修為，缺乏宗教神秘感；幾乎人人可以參禪的現(xiàn)象，使一部分知識分子對其所謂的“知識性”與“宗教性”產(chǎn)生懷疑與動搖。

密宗的特點，卻是神秘得過頭了，大手印、灌頂、曼荼羅等，雖亦常為時人樂道，但其由于師傳口授的唯一性和其相關經(jīng)典的無法通釋性，在知識視野中具有難以學習和不可解釋的成份，所以普通知識分子對此亦無法涉足。一些對密宗修行方法的誤讀與歧解，也直接導致了一部分知識分子的反感與敬而遠之。

在對以上三個宗派的種種自覺與不自覺的拒斥中，法相宗死灰復燃，大有星火燎原之勢。已經(jīng)飽受歐風美雨洗禮的新派知識分子，和奉迎德先生、賽先生的摩登青年們一道，重新發(fā)現(xiàn)了“唐僧”開創(chuàng)的法相宗知識寶庫。他們當然是不會帶著佛教宗派觀念，去審慎選擇和反復修證這些新的知識體系，只是認可著一種無法拒絕的唐帝國宗教哲學的召喚，這種召喚中還攙雜著復雜的民族情感、復古傾向、中西哲學比較、宗教美學研究等諸多因素。

換句話說，研讀法相宗經(jīng)典的動機與目的，都與實際上的佛教徒研習佛經(jīng)有本質(zhì)上的區(qū)別。在這一時期，中國知識分子們研修法相宗經(jīng)典的方法論是傾向于以西方邏輯學、哲學、心理學來重新詮解；在研修法相宗經(jīng)典的認識論層面是有一個西方科學體系的前提為參照物的，這與以民國為限、清代之前的傳統(tǒng)文人解讀佛經(jīng)亦有本質(zhì)上的區(qū)別。或許，這也正是為什么自唐代之后“法相宗”湮沒無聞于中國佛教宗派之中，而突然于民國復興于知識界，且大有高蹈各宗派之上的趨勢的真正原因所在。

蔣維喬，自然是民國法相宗復興中的一位重要人物。當然，在他于1924年登上東南大學講臺，以一名政府官員形象大講“法相宗”哲學之際，仍然是知識分子好奇趣、追高遠的秉性使然。這一事件本身，與純粹宗教意義上的弘法說教沒有牽連；更與當時流行的某某居士自創(chuàng)教派、開宗立說現(xiàn)象毫無關聯(lián)，雖然蔣氏本人的確曾于1918年皈依佛教，以諦閑法師為師，曾有法名“顯覺”。但蔣氏所講述的經(jīng)典內(nèi)容及基本的理論傾向，卻不是以諦閑師的觀點相一致的，而是以與其師意見相左的太虛大師觀點為依托的。(早在1921年，太虛大師于北京廣濟寺宣講《法華經(jīng)》時，蔣維喬即前往聽講，頗為稱許。之后，太虛大師特別在南池子夏宅，為其講授因明學理論，從此蔣氏于法相宗、因明學這一門庭之中勤加研習，頗有心得。)然而沒有任何宗派門庭觀念的蔣氏，還不僅僅是依托于太虛大師觀點，講《大乘廣五蘊論》，他還借鑒了日本僧人了道的著述，并聲稱從其著述中“淘沙取金，得其精要，間加己意”而成。

姑且不論蔣氏有沒有資格、能不能對佛教中如此高深的經(jīng)典“淘沙取金，得其精要，間加己意”，僅僅是其先師諦閑、后從太虛、再學東洋，這種行為本身，在一向宗派森嚴的中國佛教界即不可思議、難以接受。其實，類似于這種蔣氏作派的“居士”，在民國知識界中屢見不鮮。一派中斥之為“魔”的，另一派中往往即是“大德”。純粹從理論探索精神而言，純粹從所謂現(xiàn)代科學精神而言，蔣氏所為恰恰是知識分子尤其是近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本份，因為知識原無界限、革命本無先后。

民國時代，知識分子追隨佛教的動機與目的頗為多樣，絕非以往純粹看破紅塵、遁出世外的理由，就可以加以簡單解釋。可以舉出的例子很多，就在蔣維喬從太虛大師修習因明理論那一年，有一個叫朱謙之的人追隨太虛，要求剃度出家。根據(jù)《太虛自傳》的記載，“朱到杭州，住在我的兜率寺中十余日，特與他談了一回話。我問他出家到底目的是什么，他說要將所有的佛書批評一過，重新整理建設起來。我告訴他：若為此便不須出家，且以不出家為較宜，我可介紹你到歐陽竟無那邊去；若真要出家，最少要連書報也不看，去持戒、坐禪四五年。兩條路你走哪一條？你可細想想再回報我。過了兩天，他說愿到歐陽那邊去，我寫信與他去了。過半年后，我在到天津的船上遇到他，那時他已把學佛的心打斷，另做別的學問去了?！边@個看似是有點動機不純，且并沒有深思熟慮的修佛者，其實正代表了民國時代大多數(shù)追隨佛教的知識分子之真實心態(tài)。太虛把這一事例寫入自傳，也從側面說明了太虛本人對民國佛學熱的一種觀察與認識。

附注：

朱謙之(1899—1972)，福建人。1916年入讀北京大學哲學系。1921年在杭州兜率寺修佛學。1923年任廈門大學講師。1924—1928年客居杭州西湖，潛心著述。1929年東赴日本，研究哲學。1932年回國。1932—1951年，歷任廣州中山大學教授、中山大學哲學系主任、歷史系主任、文學院院長、文學研究院院長。1952年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1964年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研究員。斯諾在《西行漫記》中記述毛澤東在北京大學當圖書館助理員時曾說道：“我常常和一個北大學生，名叫朱謙之的，討論無政府主義和它在中國的可能性?！敝焓显缙谒枷塍w系代表作有《革命哲學》、《無元哲學》、《周易哲學》、《一個唯情論者的宇宙觀及人生觀》等。

作為第一個開講《大乘廣五蘊論》的“居士”，也是第一個敢于將自己講述法相宗經(jīng)典的講稿結輯成冊、印制成書的政府官員，蔣維喬從來都是知識界的“程咬金”，半路殺出來的三板斧，似乎還總能建功立業(yè)。但卻又總是會成為評論者口中的“××之流”，似乎總嫌他道行不夠，吃飽了沒事干，專挑些莫明其妙的事來干。

由商務印書館于1924年9月初版的《大乘廣五蘊論注》，可能由于所論過于深僻，且只是小范圍研習傳閱，并未能進入當時佛學界、批評界主流的“法眼”視野之內(nèi)，竟然成為蔣氏著述中為數(shù)不多的，沒有受到“酷評”風襲的一種。就在此書出版之際，佛教世聯(lián)會正式成立，蔣維喬的因明學老師太虛大師在剛被選為首任會長之后，即奔赴武昌佛學院開講“大乘五蘊論”，其講座記錄被逐步整理，發(fā)表于《海潮音》雜志之上。

師徒同年講同一部法相宗經(jīng)典，而且徒弟先講、老師后講，其各自的講課內(nèi)容若加以比較研究，可圈可點處一定甚多罷。當然，可能也正是眾多的佛學主流眼光，聚焦于太虛一側，對蔣氏學說不屑一顧，才使蔣氏這本《大乘廣五蘊論注》逃過了口誅筆伐的一劫。

實際上，蔣維喬的聲名，早在10年前，1914年出版《因是子靜坐法》時就已鼎沸。10年后，來聽他講法相宗理論的，多半也是當年的“靜坐迷”們。正是這本《因是子靜坐法》，正是這樣一本，看似“養(yǎng)生學”的通俗讀物，有人愛得癡狂、有人恨得如骨。擁戴者太多，輒以百萬計的“靜坐迷”，即使現(xiàn)在仍不乏承其遺緒者，如此一來，反而缺乏個性深刻者可以評談(據(jù)說郭沫若以此法治好了神經(jīng)衰弱)。而批評者也不少，其中文化界以魯迅(1881—1936)為代表，佛學界以印光(1861—1940)為代表，是著實從學理到人格給予了一系列空前絕后的“酷評”，這的確是可以擷成一束、甚至于一捆，抬出來做別開生面之談資的。

蔣維喬著《大乘廣五蘊論注》卷首

(一)一個人的靜坐史

1900年，28歲的蔣維喬，在為“雙學位”的高學歷而奔忙。他自二十三歲先后考入江陰南菁書院、常州致用精舍以來，同時攻讀兩個學堂的課程，按月參加考試，可謂壓力頗大。一天，他突然擱置了學業(yè)，“隔絕妻孥，別居靜室，謝絕世事，一切不問不聞”，他開始閉門不出，開始“靜坐”。

原來，從小體質(zhì)瘦弱的他，于十二歲開始的手淫，始終沒有革除掉，身體狀況一直處于亞健康。和所有青春期男生的生理習慣一樣，越壓抑越需要，越戒除越渴求，在生理與心理雙重煎熬的蔣維喬，就這樣一直熬過七年光陰。直到十九歲時，父親洞察出他的病癥所在，教給了他一套特別的私人養(yǎng)生術——靜坐。

那是蔣維喬少年時代的第一次開悟狀態(tài)，和他之后數(shù)十年屢有的修習佛經(jīng)頓悟情狀不同，這一次他是因為自己的病癥出現(xiàn)了一絲從未有過的轉機，而發(fā)自內(nèi)心的驚喜使然。他后來回憶道，那時父親“有時示以修養(yǎng)心性諸書；又示以醫(yī)方集解末卷所載道家大小周天之術；乃恍然大悟，稍稍習之，病良已”。

從此，少年雖然不一定有恒心，不一定能經(jīng)常以靜坐方式休養(yǎng)身心，但畢竟找到了一個很好的自療途徑，“自十九歲后，諸病雖未嘗離身，而較諸幼年時代，反覺康強矣”。再一次出現(xiàn)健康惡化的事件，竟然源出于一件人生的大喜事——時年二十二歲的他娶妻新婚。

蔣氏坦言，自以為軀體較健于昔，靜坐之術，即委棄不復為，而又不知節(jié)欲，于是舊時諸疾俱作。原本沒有恒心的少年，再次陷溺于床第歡事之后，又開始出現(xiàn)了極為嚴重的慢性病癥。于是出現(xiàn)了二十八歲時突然閉門不出，隔絕一切內(nèi)外聯(lián)絡，開始“靜坐”的一幕。

從二十八歲開始，蔣維喬開始了一種純粹個人生活史意義上的“靜坐”。當時，他并沒有意識到這是一種可以推廣的“養(yǎng)生學”，也完全沒有將其與佛教中的禪定、道教中的內(nèi)丹學說相聯(lián)系。這個時候的“靜坐”是一種簡單的生活經(jīng)驗，是一種因病因時而引發(fā)的個人行為，與知識界、宗教界無關。這可以從他十四年后的憶述中獲得證實，他寫道：初為靜坐時，自定課程：每晨三四時即起，在床趺坐一二時。黎明，下床盥漱畢，納少許食物，即出門，向東，迎日緩緩而行，至城隅空曠處，呼吸清新空氣，七八時歸家。早膳畢，在室中休息一二時，隨意觀老莊及佛氏之書。十時后，復入坐。十二時午膳。午后，在室中緩步。三時習七弦琴，以和悅心情，或出門散步。六時復入坐。七時晚膳。八時后，復在室中散步。九時，復入坐。十時后睡。如是日日習之，以為常，不少間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