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涉世（1888～1889）

我被錄用，在學院里引起了極大的轟動。一方面，在這個新機構里，我是第一個被外交部錄用的人員，同時也是最后一個無須碩士畢業(yè)考試和候補官員法律資格考試就得到錄用的人。此后，這兩項考試都是人員錄用的先決條件。與院長對我親口保證的相反，即使在最后時刻，他仍然試圖阻止外交部破格錄用我，而他要推薦的另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候補文員，通過了兩次國家法律考試，對此事卻毫無興趣。

7月，留給我的短暫時間，大部分用于準備旅行。我父母為我感到高興，但我只有兩天時間與他們惜別。對這個環(huán)繞半個世界的旅行方法，我本人當然一無所知，在柏林，總有人向我表示驚嘆，卻無人能給我一些明智的建議——這也表明，那時除了漢薩城市（Hansest?dte）^[1]以外，在這類事情上，人們是多么孤陋寡聞。我特別期待從阿倫特教授那里得到些內行的訊息，實際情況卻是：他的毫無經(jīng)驗和脫離實際不僅令人驚訝，而且他所提的一切建議，既導致了我無謂的支出，又令我成為眾人的笑柄。去中國旅行，在1888年仍被看作探險行為，但在以后的歲月里卻帶來了相當多的教益。當我向植物學家施萬德內爾（Schwendener）校長申請?zhí)崆巴藢W時，他兼具義憤和憐憫的表情及聲調顯而易見，他對旁邊的秘書處官員說：“此人要到中國去！”顯然，在他眼里，我已經(jīng)無可救藥了。

這些奇特的經(jīng)驗并不怎么觸動我，我的情緒不斷高漲。我感到寬慰，月底前一切準備就緒。7月30日我離開柏林，8月6日在熱那亞登上不來梅羅特輪船公司（Bremer Lloyddampfer）的“布倫瑞克”（Braunschweig）號輪船。自1884年起，北德羅特公司從帝國出發(fā)駛往東亞和澳大利亞的每條航線，由于運輸郵件而得到政府資助。根據(jù)與帝國政府簽訂的合同，羅特公司每月承擔一次前往東亞的航行任務。這條航線從不來梅出發(fā)，經(jīng)過熱那亞、賽德港、亞丁、科倫坡、新加坡（檳城）、香港前往上海。從上海開往日本港口長崎、神戶、橫濱，然后返航上海，并經(jīng)香港等地回鄉(xiāng)。以后，這條航線有所變動和擴充，卻還沒有完全實現(xiàn)其預期的船隊更新計劃。“布倫瑞克”號輪船已經(jīng)過時，但尚未被新船只所取代。這艘輪船建造于1872～1873年的英格蘭，我記得，它有2000多噸位，航速13海里。如今，嬌慣的旅行者或許會惱怒地拒絕乘坐如此“蹩腳的船”前往中國，因為它實在令人難以忍受。此次也是該船最后一次航行，羅特公司之所以用它，是因為炎熱和令人窒息的東南亞季風，使8月成為最糟糕的月份，此時前往東亞的乘客最少。紅海和印度洋也如此酷熱，令人無法感到生之樂趣。因此，羅特公司也和其他公司一樣，早期曾雇用索馬里黑人當鍋爐工，而社會民主黨的國會議員對此提出了憤怒的抗議：在獲得國家資助的船只上發(fā)生這種“壓榨薪酬”的行為，并要求該船立刻雇用德國工人取而代之。所以在我們船上干活的是德國鍋爐工，其結果是，進入紅海地區(qū)，在54℃～67℃的機房里，一天有8人中暑。遺憾的是，人們經(jīng)常要用這類可悲的教訓去說服那些教條而且自以為無所不知的人。

從熱那亞出發(fā)不久，我就注意到，海上航行并非總無樂趣，地中海翻滾的強浪使我難受得暈船。我在整個航行中時常徹底地見識到這種情形，尤其是在紅海的出?？诰砣胛髂霞撅L以及在印度洋的一段航程里。在困苦中，我不由得想念起在策爾普斯特中學了解到的賀拉茲，此刻，我與他如此志同道合，不得不由衷地附和他的詛咒：

橡木，連同三層鐵甲（Illi robur et aes triplex）

為他的胸部披上鎧甲（Circa pectus erat，qui fragilem truci）

先將他脆弱的龍骨（Commisit pelago ratem）

交付給野蠻的大海（Primus...）

我以后還必須經(jīng)歷許多海上航行，情緒常常因為暈船而遭破壞，多年以后，我才徹底從中解脫而不再暈船。與此同時，我驚奇地發(fā)現(xiàn)，只有那隆隆作響的蒸汽船才會如此折磨我，相反，即使是最小的帆船，在最厲害的印度洋巨浪里，也奈何不了我。除暈船外，從賽德港開始，進入蘇伊士運河和印度洋，隨著濕氣不斷增加，從未降到42℃以下的炙熱高溫，折磨著我們（我并非唯一的受難者）。有時候想待在客艙里也不可能，但由于海上的巨浪我們不得不如此。所以，只要有可能，大家就到甲板上尋找休息之處。現(xiàn)在我終于明白，為什么人們盡可能避免在8月份穿越熱帶，也正因為如此，同行的乘客才如此之少。

撇開炎熱和暈船，還是有些東西可以調劑“布倫瑞克”號上的生活的，不過卻不怎么令人愉快。嘮嘮叨叨的船長（不同于那些以特別禮貌而著稱的羅特輪船的船長）、因炎熱和酒精而瘋癲被關起來的船醫(yī)、中暑的鍋爐工、機器的故障，迫使我們長時間地使用船帆（風力狀況良好之時，“布倫瑞克”號也常揚帆而行），加上其間發(fā)生的一些小意外——雖然它們對于擁擠在狹小空間的人們來說一點兒都不足為奇——這一切都令大家變得煩躁，這都要怪輪船太小了，雖然船只本身還是可以忍受的。后來，當我聽到那些乘帆船環(huán)繞非洲8個月以后抵達中國的同胞的描述，我開始意識到，我們與他們的只早幾年的航行相比，區(qū)別是多么大。盡管有種種煩惱，我還是盡情享受這次旅行、南部國家和熱帶生機勃勃的大自然、壯麗的色彩以及沿途停靠港口五彩繽紛的景象和嶄新的風貌。在錫蘭，當?shù)赜《热撕退麄兊募漓虢ㄖ?，自然而然地喚醒了我對梵語學習時期的回憶，此刻，很久以前渴盼的印度世界，比即將到來的中國世界更為強烈地吸引著我。在新加坡和香港，我觸摸到了中國的邊緣，但我十分清楚地看到，這里是有馬來亞和中國背景的殖民地歐洲，而非中國。我欽佩大英帝國巨大而充足的權力和財富，這種敬佩之情在整個旅行過程中不斷增強。在基爾霍恩不知不覺的影響下，已使我在一定程度上對英國的本性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這次旅行，從熱那亞出發(fā)經(jīng)過的英國地區(qū)或者至少受英國影響的地區(qū)，大大強化了我的熱情和欽佩。如此一個民族，自己本身享有自由，同時也習慣于統(tǒng)治他人，能夠如此平靜而自信地駕馭其他不同種族的民眾，而這些民眾將此視為自己的福祉來接受，從未反抗過他們杰出的主人！我相信，這是所有海外德國人，無論年輕的還是年長的，都抱有的對英格蘭人的相同或者相近的感受。雖然船上一些駐錫蘭的英國官員的行為，常常令我反感，但我安慰自己說，我們這些處于相似地位的年輕人，又何嘗不會如此行為呢。

9月9日，我們在上?！敬温眯械氖讉€目的地——下船。在德國總領事館里，我獲得了友好的接待和熱情的安置。這個長江三角洲上的世界港口，20世紀才開始繁榮興旺，當時還不是強大繁華的工商業(yè)大都會。作為轉運中心，它也落后于香港，但至少與廣大的內陸腹地連接在一起，成為海內外貿易中心，城市很大，交通熙熙攘攘。對我來說，它給我的印象與新加坡和香港類似：像是一個歐洲的，也就是說本質上像是一個在中國土地上的英格蘭商業(yè)社區(qū)，但仍非真正的中國。它是進入幅員遼闊的東亞世界的門戶，自身卻不能代表這個世界。在內行的建議下，我利用在此停留的好幾天時間，置備一些在北京買不到的合適的衣物和日常用品，觀察商人們的俱樂部生活。我不懂這里說的中文，不過，這并不讓我驚奇，因為在柏林我已學到，漢語口語分化成不計其數(shù)的、極其不同的方言。正因為如此，我很滿意，能于9月14日坐上“重慶”（Chunking）號蒸汽船，開始駛往中國北部的航行。該船屬于中國輪船招商局（China Merchants Steam Navigation Co.），有中國船員，但船長和機械師是英國人。

毋庸置疑，我選擇的旅行線路，從馬來群島開始就逐漸地一步步進入中國。當我們9月16日抵達芝罘港^[2]時，我尤其有這種感覺，當時有很多來自上海和天津的歐洲家庭習慣在此避暑——一個說中文的英國商人十分響亮地嚷道：這里是“中國的布萊頓”（Brighton of China）^[3]。18日抵達我這次海上航行的終點站天津港的時候，這種感覺甚至更為強烈。天津港是北中國、蒙古和滿洲的商品出口門戶，位于淤塞嚴重、冬天結冰封航的白河沿岸，盡管地理條件惡劣，它仍然是比較重要的貿易場所，有很大的歐洲社區(qū)，但這個大城市中由英國“定居點”組成的社區(qū)，相對于上海的歐美社區(qū)，實在顯得不怎么突出。此外，在這里，我第一次聽著人們在大街上隨時隨地說著令我親切的北方口音，我開始領悟到，自己接近真正的中國了。

從天津可以在陸地上騎馬或者使用騾車進一步趕路，需要兩天時間（距離是120公里）；或者走水路，從白河逆行到北京的舊米港通州，通州以后剩下的25公里路程，可以騎馬、騎驢或者坐小板車抵達；風速好的時候，這條線路需要三天，不好的情況下可能需要五天，順流而下則要兩天。如今從天津只要兩個小時的火車就可到達北京。歐洲旅行者，特別是攜帶很多行李的旅行者，幾乎總是選擇水路，因為并非人人都喜歡在兩天的時間內，每天六個小時坐在馬鞍上。只要有可能，大家也盡量避免在中國小客棧里過夜。大家租一條中國小船走水路，小船中間用頂棚和門隔出臥室和客廳，風力好的時候可以揚帆行駛，否則可劃槳或拉纖。具備這類旅行經(jīng)驗又有機靈的仆人的游客，會用椅子和盡可能多的軟墊將這個“船艙”收拾得舒舒服服；膳食的好壞則取決于仆人的本事和良心。我很幸運，在上海找到一個年輕的北京人，他已為歐洲人服務過，此時正欲回鄉(xiāng)。他比較喜歡為我服務，因為我借助研討班上學到的中文，能用他的語言就那些必要的事務與其達成一致意見。他盡力照顧我，也證明自己是一個好廚師。我的小船長14米，寬3米，中間有一個三層隔斷，仆人或“小侍者”以及行李也可安置在內。以后我還多次在內河用這種小船旅行，習慣之后，它們令我非常愉快。

9月19日，我從天津動身，乘人力車穿過城內去白河上游的船碼頭，此時我已注意到，此地居民與上海不同，他們還沒有見慣歐洲人，大家新奇的目光一再盯著我，特別是在我必須較長時間等候登船的時候，身旁有一群密密麻麻的圍觀者。孤身一人在這擁擠的情況下——我已要仆人帶著行李先行離開——我覺得有點兒危險，但我盡量保持平靜，幸運的是，我并未試圖用中文獲得他們的尊敬，哪怕只是只言片語。以后的經(jīng)驗教會我，有時候一個晦氣的詞語，一個不聰明的舉動或者任何一個偶然的事件，都可以迅速點燃中國老百姓的情緒，只要其中一個粗魯?shù)募一镆宦暳钕?。一個人，如果中文說得不是很好，又不懂得如何與中國人打交道，最好保持沉默并尋找其他有尊嚴的退路。盡管如此，一切都很平靜，一點半鐘，我們就航行在河上，擺脫了所有的麻煩。

航行在這條暢通的河流上，它穿越富饒的沖積平原，常常蜿蜒曲折，大多數(shù)時候緩緩地流動，毫不單調，令人真心地感到非常愜意。繁忙活躍的中國帆船運輸和兩岸村莊呈現(xiàn)的豐富多彩的畫面，北中國宜人的秋季、燦爛的天空、早晚間青澀的新鮮空氣，待在船艙外面十分舒適。我有足夠的寧靜和時間沉思：一方面我的思緒飛回到家鄉(xiāng)和親愛的人身邊，另一方面也對未來充滿著疑慮和希望。目送著西沉的太陽，我在船上拼湊了一首小詩——這是我最后的詩句，其中最后一節(jié)表達了我此刻的心情：

松開緊緊的紐帶，

離別我寶貴的一切：

異國啊，告訴我吧，

你會因此帶給我什么？

9月22日，我們到達通州，可惜白天太短，不能繼續(xù)趕到北京。夜幕降臨，城門關閉，晚來者請求進城，卻只是徒勞。通州是個惡劣荒蕪、垃圾成堆的地方。它是京杭大運河的終點。這條生命攸關的營養(yǎng)大動脈，從長江沿岸各省和南方為帝國首都、宮廷、衛(wèi)戍部隊和生活在此的百萬居民運送大米和其他生活物資。在大運河服務于該目的并為此而保持通航期間，通州是重要的交通樞紐，有過好光景?，F(xiàn)在，幾乎完全靠蒸汽輪船經(jīng)過海路運輸大米，運河衰落，通州也就隨之衰敗了。我沒法下決心在看上去令人惡心的小客棧里過夜，雖然大量的中國帆船發(fā)出的噪聲、氣味以及令人不舒服的情景使等待索然無味，我還是寧可回到船上，在那兒等候天明。我和一對結伴同去北京的法國年輕夫婦，共度最后一晚。第二天早上，我的仆人弄到馱行李的騾車，兩人各有一頭可以騎的驢子，都準備好了等著我們。7時半我們動身，11時北京城巨大的城墻出現(xiàn)在眼前，9月23日11時半，我站在了德國公使館的門口。

當我看到巨大的城墻和威嚴厚重的城門、城樓、城堡以及城上建筑的一剎那，那印象攝人心魄。對我來說，13世紀的世界統(tǒng)治者蒙古人建造的巨大城市設施，是亞洲權力意識的象征。無限的統(tǒng)治意志的創(chuàng)造力，讓初來乍到者既感到巍峨壯麗又驚慌害怕。今天，城墻被鐵路打通，火車沿墻呼嘯而行，再也難以產(chǎn)生這種印象。然而，誰要是從最初深受震驚的恍惚中反應過來，然后在那些沒有鋪石頭的街道上游逛，沒腳的灰塵、同樣深的泥漿、聞起來像臭水溝味道的大街、喧鬧的交通，他就會帶著痛苦的失望，將自己的存在看作流放，直至感覺適應了現(xiàn)實，才會覺得情況本該如此，這個陌生的、謎一樣的世界看上去也理當如此。嬌慣的歐洲婦女們甚至喜歡說：“人們流著眼淚來到北京，又含著眼淚離開它”。當然，她們這樣說，很可能是因為當時的社交生活讓她們有了這樣的最終感受。

公使館已從外交部獲悉我的派遣，所以正等著我的到來。公使馮·勃蘭特（von Brandt）先生很吃驚，因為他并未要求補充人員，其他人的吃驚程度也不小，因此大家?guī)е鴳岩傻暮闷?，期待著柏林新的培養(yǎng)機構的第一個產(chǎn)品。馮·勃蘭特下面是公使館秘書馮·克林德（von Ketteler）^[4]先生，此人也曾作為翻譯見習生開始工作，在1900年義和團騷亂中遭遇悲慘的結局，蘭茨（Lenz）博士，是阿倫特先生的繼任者，也是首席翻譯，另外兩位比我年長的同事，一位馮·德·戈爾茨（von der Goltz）先生，以后成為曼谷的領事，另一位朗格（Lange）先生，早亡，這兩位當事人還在翻譯培訓階段。實際上，除了蘭茨博士以外，其他人都是退役少尉，這說明了當時外交部的立場。這些人變換職業(yè)的大部分原因是欠了賭債，順便提一下，新的職業(yè)還真的帶來了好一點兒的結果。這些人惡語相向，部分是因為覺得自己靠邊站的地位，盡管這只是臆想。蘭茨博士對我的態(tài)度可以表明他們所有人的看法，他是一個脾氣粗暴、粗魯無禮的人，卻自認為在行為舉止方面是唯一的行家，建議我應該立刻忘掉“那些胡說八道的東西”，特別是我在柏林從葛祿博先生的講座上學到的東西。雖然另外兩個同事不這么極端，但也抱類似的看法。我明白，我必須將自己學術研究的愛好和意圖藏在心底。不過，馮·勃蘭特先生則不同。對于東亞事務的豐富經(jīng)驗，對于西方國家與中國關系史的了解，幾乎沒有第二人能與他相比。但他也知道，為了能在一個如此陌生的世界例如中國里找到頭緒，除了語言，還必須掌握其國情和歷史，他本人正是這樣去做的，而且充滿熱情，更何況還是在缺少時間學習語言的情況下。所以他完全理解官員們有關學術研究的努力，并敦促他們盡可能讓學術研究的努力與實際工作的要求并行不悖。1861年，馮·勃蘭特就已經(jīng)隨著普魯士伯爵奧伊倫伯格（Eulenburg）簽訂商業(yè)合同的考察團來到東亞，接著擔任普魯士領事，其后代表本土利益任北德聯(lián)盟（Norddeutscher Bund）總領事^[5]，1872年被任命為日本總督；1875年開始成為帝國駐中國公使。對于維護和促進德國的商貿利益——沒有維護政治利益的任務——他立下了豐功偉績，在中國人那里享有崇高的威望。他那留著長白胡子的很有尊嚴的外表、討人喜歡的談吐方式、聰明和自信的態(tài)度、豐富的專業(yè)知識，使其成為北京社交界無可爭議的中心人物。馮·勃蘭特多年擔任外國使團團長，面對當時仍然普遍的、或公開或隱蔽的中國人的反抗活動，無私而精力充沛地代表著西方國家的共同利益。以后，他因這一政策而遭到同事們的一些攻擊。當時，歐洲諸強的國家利益彼此陷入沖突，這些沖突當然也在遠東產(chǎn)生了影響，共同政策確實無法持續(xù)下去。在以后的回憶錄里，馮·勃蘭特先生抱怨：他1893年離職后，人們?yōu)榱恕案髯詾檎保╟hacun-pour-soi-Politik），而放棄了這個“共同利益的共同代表原則”。我并不認為，在這件事情上，他對事態(tài)發(fā)展過程的認識是正確的。此后不久，歐洲出現(xiàn)的政治經(jīng)濟發(fā)展，根基日益加深，并很快導致巨大的災難，放棄這個原則是不可避免的，無論是馮·勃蘭特先生或者其他任何人，都不能阻止這一進程。然而有一點是確定的：德國的利益并未因馮·勃蘭特先生的政策受到損害；我認識的他的四位繼任者，沒有一個像他那樣成功地代表了帝國的利益。不但是德國郵件蒸汽船航線的開辟和1889年德華銀行（Deutsch-Aisatische Bank）的成立，在不少程度上要感謝他的推動，而且他的某位繼任者根本不將這些事務當作自己的任務，與之相比，馮·勃蘭特也愿意更多地傾聽德國商人的愿望和問題。

我立刻參與了公使館的工作，對我來說它是嶄新的，不過起初并不需要太大的努力。翻譯候選人即見習生，在此地的目的首先是要培訓語言和國情事務，至于如何獲取必要的知識，則取決于個人。每個人各有一位中國文人當老師，老師可全天效勞。一年后進行第一次考試，再過一年進行第二次考試。由于我的前期訓練，水平遠遠超過了其他初學者，可立刻和中國老師適度地開始下一步訓練。我們的另一項任務是抄寫公使館的報告、發(fā)給各領事館的公告和其他公文。當時沒有打字機，也沒有電話，并且只能在有限的情況下使用電報，兩個壟斷電報公司“大北”（Great Northern）和“大東”（Eastern Extention）拍往歐洲的電報價格高得反常（大約1個字7.5馬克），而通往南方的中國電報線路則是國營的，而且不能總是確保官方信息的保密。如果不是特別緊急的情況，我們的電報，尤其是私人信件，通過俄羅斯的駱駝郵政送到恰克圖（Kiachta），然后經(jīng)過俄羅斯郵政線路往下傳遞。這樣，只需18～20天，用適中的價格就可往德國傳送消息。通過上海的歐洲郵政機構的信件需要6周，冬天則要8周。如果文字抄寫工作太多，我們常常會很生氣，但不久后我就領悟到，抄寫是很好的學習方式。一方面，通過這種方式可以了解正在進行中的事務及其處理狀況，另一方面，也可以學到工作所需的書面官方文體。除公使以外，只有公使館秘書和首席翻譯可以獨立處理各項事務。工作之余，借助于威妥瑪（Thomas Wade）^[6]編寫的內容廣泛的課本，我大量的時間還是用于跟著中國老師學習口語和簡單的書面語。實際練習語言，則有很多機會。另外，我也精神飽滿地繼續(xù)學習法文和英文，因為這兩門語言的知識是不可或缺的。雖然在各個港口，只有英語是通用語言，但在北京，大家更多的是說法文，在社交場合里，懂德語的人也不少。這兩種語言，我都超過了平均水平。在天津時，一位我引領就餐的英國女士，還以為我是英國海關官員，這使我感到很滿意。北京并非開放的對外貿易之地，其社交圈由公使館人員和中國海關較高級的官員組成。海關官員，從幾乎所有的西方國家招募而來，不允許中國人和日本人參加。職務最高的人是時至今日依然著名的海關總稅務司司長、愛爾蘭人羅伯特·赫德（Robert Hart）先生，大家通常稱呼他I. G.，意思是總監(jiān)（Inspector General）。從任何角度看，他都是一位非常杰出的人物和出色的組織者，他創(chuàng)造的完美的服務模式絕不狹隘，卻牢靠地領導著海關。赫德權力無限，專制地領導著分散于中國各港口的官員：他可以雇用官員、發(fā)餉、提升、調動、解雇，做一切自己認為正確的決定，而無需對任何人解釋。赫德雖然擁有絕對的權力，但從不濫用，不過，他的一些決定可能讓外行感到驚訝。盡管英格蘭在東亞占有主導地位并扮演頭號角色這個事實主宰著他的頭腦，但在官員的選拔上，他毫無偏見，對各國一視同仁。赫德本人樸實無華，對我們這些年輕人友好得令人非常驚奇，幾乎可以說是以同仁之禮相待。在其服務范圍內，他不允許外國公使也不允許雇用他的中國政府插手干預。因此，對外貿易的狀況健康而良好。我也從未聽說過任何一個政府企圖變換海關的領導，唯一的例外是法國，它為了本國利益，19世紀90年代的時候曾試圖用法國人來陰謀推翻赫德先生，卻沒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