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譯本序言

陳偉

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之杰出女性大家，獨漢娜·阿倫特一人。她的人格與思想，皆有著十分獨特的魅力。阿倫特1906年出生，1975年去世，屬于20世紀的人物。從她去世至今，已經(jīng)過去四十余年。她的著作，雖緊扣時代脈搏，多直接取材于現(xiàn)實，卻并不因時過境遷而被人淡忘。如今，阿倫特在中國，還呈現(xiàn)出頗為熱門之象；閱讀阿倫特，蔚然成風。而研究阿倫特，無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學界，迄今仍不顯得“過時”。

阿倫特曾說，歷史敘述的要義，不是構(gòu)建某種理論圖式，不是揭示某種必然法則，而是要學會講故事。每個人、每個團體、每個民族、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故事。這個故事，是獨一無二的。有的故事是喜劇，有的故事是悲劇，有的故事是正劇；有的精彩，有的平淡，有的離奇；有的令人愉悅，有的令人傷感，有的叫人壓抑。阿倫特自己的故事是什么？被她的文字打動后，我們特別想知道，她那充滿激情的文字背后站著何等樣人？

阿倫特到達美國之前，有過很長一段時間的漂泊生涯。她是猶太人，這個由不得自己選擇的出身，在納粹德國卻是一種“罪過”。如彼時德國其他猶太人一樣，阿倫特作為猶太人，面臨著種族主義的迫害，并因此而流亡。流亡他國期間，她不過做零工度日，還要著手自己的學術(shù)研究。其對現(xiàn)實政治主動或被動的介入，亦從未中止。阿倫特著作中常見的“無根”、“無助”、“漂泊”、“無家可歸”、“疏離”、“恐怖”、“絕望”、“重負”、“孤獨”、“愛”，對我們來說只是一些詞語，對阿倫特而言，則是真實的生活，是具體的人生經(jīng)驗。好在阿倫特有一批不錯的師長、朋友，環(huán)繞周圍，時時給她襄助，還有其丈夫布呂赫，與她生死與共。他們的存在，給嚴峻生活境況中的阿倫特以慰藉，以希望。阿倫特曾言，在20世紀生活，如同下雨天出門沒帶傘，只有在大雨中行走，任雨點打在自己的臉上、身上。然而，日子再苦，也還要過。人們只有期盼雨過天晴，期盼苦盡甘來。然而，這種期盼，絕非消極等待。世界愚陋不堪，我們?nèi)皂毐３謱Α笆澜绲膼邸?。不是遁入私域獨善其身，也不是玩世不恭地在與魔鬼共舞中游戲人生，而是人人覺悟，向“生”而生，共同參與世界的建設，俾使自由得以落實，天性得以保存，讓我們在世間如在家中。這，便是最大的政治。

阿倫特在德國接受教育，博士畢業(yè)后不久，其學術(shù)生涯剛剛起步，就趕上了納粹運動，同樣屬于“被時代耽誤的一代人”。她的主要學術(shù)成就，是在美國完成的，彼時她已經(jīng)是一位中年婦女。阿倫特的著作中，可以察覺出一種頑強的精神，因為她要面對的是20世紀最極端的“惡”，要處理的是最令人絕望的政治經(jīng)驗，而她自己又是惡劣政治經(jīng)驗的親歷者、殘酷統(tǒng)治的受害者。即使她后來大部分時間生活在美國，不再有生命危險，她仍然守望著公共世界，對各種危機、弊政不遺余力地進行剖析、批判。伊麗莎白·揚—布魯爾的《愛這個世界：漢娜·阿倫特傳》，正是圍繞阿倫特與“世界”的互動、交流展開?！皭邸迸c“世界”，皆為本書的關(guān)鍵詞，原本也是阿倫特政治思想中的關(guān)鍵詞。阿倫特作為孩子進入這個世界，作為老人離開這個世界。但她的思想學術(shù)成就，并不因其去世而化為塵埃，它已成世界之一部分，構(gòu)成了“后來者”生活的背景與參照。世界記住了她！

阿倫特的故事甚為豐富。她與污點哲人海德格爾的師生戀情，藕斷絲連，糾纏不清。此事最早正是由該書曝出。海德格爾至死不就他當初與納粹的合作認錯，阿倫特卻毫不計較。阿倫特對海德格爾思想的批判，也要等海德格爾耳聾眼花、行將就木時才開始。因為她不想讓海德格爾看到她的批判。初戀難忘，刻骨銘心，竟至于此！阿倫特與她的博士論文導師卡爾·雅斯貝爾斯則交流甚好。阿倫特去瑞士巴塞爾看望年老的老師雅斯貝爾斯及其夫人，就如女兒回娘家一樣。其情其景，輕松自如，正是阿倫特所說的“如在家中”的感覺。而阿倫特丈夫布呂赫，與阿倫特的母親關(guān)系緊張。當瑪薩·阿倫特搬到親戚家別居時，布呂赫夫婦竟然甚為愉快，有獲得解放的感覺。工人出身、自學成才、醉心于密謀革命的布呂赫，與巴黎音樂專業(yè)學習畢業(yè)的阿倫特母親，其品味與“禮貌”，過于懸殊，難以共處，可以想見。阿倫特卻與布呂赫恩愛一生，足見阿倫特的風格，不是中產(chǎn)式的。

事實上，阿倫特對“中產(chǎn)”、“小資”的厭惡，不僅體現(xiàn)在她的生活中，在其著作中，亦有體現(xiàn)。阿倫特十分重視的，是政治的“人民性”、學術(shù)的“人民性”。本書所用的“her people”，固然指她所屬的民族（猶太民族），但更為重要的，它是指她的“人民”（相對于精英、暴民而言，當然，也不同于大眾）。彼時，猶太復國主義領(lǐng)袖，常在沒有民意支持、脫離人民的情況下，試圖以外交手段或黨派利益交換解決猶太人問題。而有的猶太人社團領(lǐng)袖，竟配合納粹，將自己的“人民”圈出送入滅絕營。知識精英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規(guī)模變節(jié)，與暴民聯(lián)手，促成極權(quán)主義，亦令阿倫特不屑。唯有在人民自發(fā)革命中，阿倫特看到了希望。在此意義上，筆者不妨贈其一榮譽稱號：人民政治學家。

阿倫特在戰(zhàn)后曾寫下大量時政評論，她關(guān)于“小石城事件”、“艾希曼審判”、“五角大樓文件”皆有宏論，也因之常陷于公共論爭之中。然而，阿倫特從事的主要還是一項思想事業(yè)。她主要是一個思想家，一個卓越的政治思想家或曰政治理論家。她面對采訪者，還特別指出，不要把她和哲學界的人相提并論。她有意與哲學家保持距離，原因在于她認為西方哲學自古希臘巴門尼德始，即帶有對政治深深的傲慢與偏見。阿倫特既不致力于闡發(fā)一套新體系，也并不單單靠斷片式的名言警句去啟迪人，她的著述，更不能總結(jié)概括為僵化的教條。她的思想事業(yè)，一直在進行中。她去世時打字機上未打完的《心靈生活》書稿中的一頁就是一個象征，她的思想事業(yè)，與生命同步。阿倫特曾說，她所做的，是想要讀懂這個世界。

我們了解了阿倫特著述的風格，也就明白了閱讀阿倫特時的注意事項。批駁阿倫特的觀點，或者把阿倫特的觀點當成真理，都會造成對阿倫特政治思想實質(zhì)性的誤讀與背離，從而失去從阿倫特那里汲取靈感的機會。想當然地去推測阿倫特的意圖，信口開河，由此陷入無謂的爭論，亦不可取。例如，人們覺得阿倫特一定是極其敵視馬克思的，其實沒有那么簡單。阿倫特的丈夫是德國共產(chǎn)黨員，阿倫特對德國共產(chǎn)黨甚為同情；她的《人的境況》，是研究馬克思的項目成果；對于馬克思，她是把他的思想與極權(quán)主義意識形態(tài)區(qū)分開來看的。她認為馬克思站在西方政治哲學傳統(tǒng)的終點上，屬于19世紀，固然問題甚多，其說與20世紀極權(quán)主義意識形態(tài)畢竟不同。當然，在雅斯貝爾斯的提醒下，阿倫特后來更多地傾向于否定馬克思，亦是事實。再如，關(guān)于納粹戰(zhàn)犯艾希曼審判報道引發(fā)的爭議，阿倫特曾說，她原本可以不用“惡的平庸性”（the banality of evil）這個說法。國內(nèi)不少中譯將這個術(shù)語譯為“平庸的惡”，實屬錯譯，由此自然也產(chǎn)生了一些錯誤聯(lián)想。阿倫特在用這個術(shù)語時，講的不是普通人作了大惡，把納粹屠殺的責任推到受害者身上，而是惡本身并非來源于某種極端的墮落狀態(tài)或扭曲心理。她認為，艾希曼的例子，揭示了一種惡的新來源。在艾希曼的例子中，惡，源于“無思”（thoughtlessness）。此種惡和作惡者是平庸還是杰出無關(guān)，與受害者是否敢于反抗、勇于犧牲無關(guān)?！捌接剐浴痹诖嗣枋龅氖菒旱男再|(zhì)。

阿倫特從不自言“走出洞穴”或發(fā)現(xiàn)了永恒法則，她情愿聲稱自己的思想是管窺蠡測。她的不少觀點，即使在西方，也是備受質(zhì)疑。她對蘇聯(lián)社會主義有其特定的論述方式，其偏頗之處，相信讀者會有所鑒別。阿倫特曾言，人是一個條件性（局限性）的存在，對于阿倫特而言，此理同樣成立。相信讀者在閱讀時，自能進行批判性思考，做出自己的判斷。

2017年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