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jié)
練筆、鴛鴦蝴蝶派的影響、自辦雜志

當時在新舊混戰(zhàn)的中間地帶，有兩種半新半舊的文學現(xiàn)象，那就是林紓的文言翻譯文學和鴛鴦蝴蝶派的文學創(chuàng)作。

林譯在形式上是舊的，但在內(nèi)容上是新的，所謂“舊瓶裝新酒”；而鴛鴦蝴蝶派在形式上是新的，在內(nèi)容上則是舊的，所謂“新瓶裝舊酒”。其實這新、舊不是一個時間概念，而是一個認知概念，其標準不是線性的、絕對的。林譯中有許多西方傳統(tǒng)的東西，也許是幾百年前的，在西方人看來是舊的；但中國人因為不曾看過，所以還覺得是新的。當時的一個邏輯是：外的就是新的，由此推論出： 內(nèi)的就是舊的。一切以有沒有看過、是否熟悉來衡量。這樣一個主觀印象的標準被夸大以后，就變成凡是國外的，哪怕是古希臘古羅馬的，也比明清的華夏東西來得新。

在無法接觸到全新文學的環(huán)境里，宗文中學的學生們只好捧讀林譯和鴛鴦蝴蝶派作品。這兩種不倫不類的東西盡管不如新文學的先進，但比起四書五經(jīng)來，要先進得多了。它們對年輕一代的影響還算是良性的。

當時，林譯外國文學對望舒的影響還是隱性的，而鴛鴦蝴蝶派的影響是顯性的。后來，當望舒走到了自由選擇的天地里，尤其是當他有能力親炙外國文學原著之后，他就擺脫了鴛鴦蝴蝶派，而明顯、直接地接受了西方影響。林譯給了望舒對外國文學的濃厚興趣的方向，這種方向后來導致了他對外國文學貫穿一生的翻譯和介紹，使他自己的詩文創(chuàng)作達到了幾乎與世界文學發(fā)展相平行的地步，使西方最先進的文學不僅通過他的翻譯也通過他的創(chuàng)作影響中國文學，使中國文學在相當程度上能與西方文學對話甚至較量。

林譯由于文言的外包裝，對于一般讀者來說，有過“雅”之嫌；又由于是西方的資源和經(jīng)驗，畢竟像是隔了兩層似的，所以只能是閱讀的對象。學生們模仿的對象則更傾向于鴛鴦蝴蝶派。這類東西作為通俗讀物，受到老百姓廣泛的歡迎和消費。對于望舒那樣的文學少年來說，這類東西比較好玩，學起來也容易，所以他們寫了不少鴛鴦蝴蝶派風格的習作。

在望舒周圍，嘗試文學創(chuàng)作的宗文中學同學還有好幾位，包括后來卓然成家、與望舒過從甚密的戴克崇、施蟄存、張元定等。他們都取了鴛鴦蝴蝶味的筆名，如望舒的“夢鷗”、施蟄存的“青萍”，脂粉氣都很重。戴克崇與望舒同班，他就是后來因與施蟄存一起編輯《現(xiàn)代》雜志而大名鼎鼎的杜衡；張元定比望舒低一級，他就是后來的小說家張?zhí)煲怼Ｊ┫U存家本在杭州，后來他父親舉家搬到當時屬于江蘇的松江縣（現(xiàn)為上海松江區(qū)）去辦廠子。1922年夏，他在松江讀完中學后，又考回杭州進之江大學讀書。也許是出于共同的文學愛好，而且是對共同的文學風格的嗜好，施蟄存很早就與望舒他們成為摯友。

鴛鴦蝴蝶派的一個重要特征是結社辦雜志。如上海有《禮拜六》《星期》《半月》等，杭州有《婦女旬刊》等，廣州有《鶯鳴》《諍友》等（與現(xiàn)在北京的同名雜志沒有任何瓜葛），蘇州有《星》月刊和《星報》三日刊等。望舒他們除了在那類雜志上發(fā)表作品外，還自己辦刊物。如1922年9月，他們成立了文學團體“蘭社”，1923年元旦創(chuàng)辦了旬刊《蘭友》。望舒任主編，編輯部就設在他家里。幾位少年文友憑借著一股子熱情，為這份小刊物忙得不亦樂乎。到7月1日，居然出到了第17期。嗣后，《蘭友》改成《芳蘭》，這一名稱的鴛鴦蝴蝶氣就更加濃重了。

鴛鴦蝴蝶派對望舒的文學創(chuàng)作的影響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文體的影響，如他那時寫的主要是舊體詩詞和短篇小說。我們現(xiàn)在所能看到的他中學時代的習作，有三個短篇，即《債》《賣藝童子》和《母愛》，還有一首詞《御街行》。后來，自從直接接觸到外國文學和新文學后，他幾乎不再從事這兩種文體的寫作。當然，他研究傳統(tǒng)詩詞、翻譯外國小說，而且他的研究和翻譯跟他的創(chuàng)作有關，但那畢竟不是創(chuàng)作。這可以表明，在中學時代，望舒的文體自我意識還沒有建立起來，即他還沒有找準最適合于自己的文體，所以只好選用鴛鴦蝴蝶派文體。

其次是風格的影響。望舒中學時代的一些習作都有很濃的舊文學氣息。無論是主題思想還是表現(xiàn)方式，都似乎是鴛鴦蝴蝶派的翻版，主要是言情、幽默、輕松、嘲諷、傷春哀秋、怨天尤人的東西。1920年代，杭州有一份叫《波光》的文藝刊物，望舒的《御街行》就發(fā)表在《波光》第2期上，上闋是對“春好”的贊美、對“春將老”的憂慮以及對“春歸”的期盼。下闋寫“春去”所帶來的“愁”。寫得清麗、深情、和美。初讀之下，感覺還不錯，但細思卻覺得不過如此，也沒有什么別樣的況味，是無數(shù)同類舊體詩詞的復制品而已。1920年代初，上海世界書局出過一本一時頗為走紅的通俗文學雜志《紅》（The Scarlet Magazine），登載有長篇小說、短篇小說、游戲文字等欄目。望舒在第1卷第8期上發(fā)表了15則幽默小品，總題為《滑稽問答》，儼然舊戲里的插科打諢，類似于現(xiàn)在大眾媒體上的那些腦筋急轉彎。如其中有一則是這樣的：

問：愚人之口，何以極似酒肆之門？

答：以其常開故也。

還有一則是這樣的：

問：世界最小之梁為何？

答：鼻梁。

另有一則是：

問：何物為士人所不需，且永不得有，然為女子所必欲者。

答：夫。

當然，這種游戲筆墨其實也顯示了少年望舒的機智以及對世事人生的角度獨特的洞察和揭露，而且是對民間智慧（包括狡黠一面）的承繼?？箲?zhàn)時期，望舒在淪陷了的香港匿名發(fā)表過一些抗戰(zhàn)謠曲，用以反抗、嘲諷日寇。研究者都說那是受了西班牙詩人洛爾加的“抗戰(zhàn)謠曲”的影響；這沒錯，望舒的確在那之前翻譯過洛爾加的作品。但我們也可以將望舒的謠曲創(chuàng)作追溯到他早年的練筆，或者說那些流淌在他血管里的民間歌謠的旋律。

望舒在《紅》雜志上還發(fā)表了兩個深有寓意的小笑話，題為《紅笑》。其中，一個叫《拍賣所中》。某人在拍賣行中丟了錢包，拍賣行老板幫他告示：拾到錢包來還者可獲得75元酬謝。有人愿出100元，一會兒競拍到了1000。最后失主說，錢包里總共只有300。這個笑話是對“貪婪的人心予以犀利的諷刺”。^[15]

另一個讓人笑不起來的笑話叫《死所》。一膽小鬼問一水手他的父親、祖父和曾祖父都死在哪里。水手答都死在海里。膽小鬼又問水手何以還要去航海。水手沒有正面回答，反問膽小鬼他的祖宗三代死在哪里。膽小鬼答床上。水手有力地諷刺膽小鬼何以還要天天晚上上床睡覺！

這則文本展示了少年望舒男兒志在四方的宏愿。這已經(jīng)不屬于娛樂文字了，而是對人生意義的終極關懷。另外，這些文本顯露了他非凡的對位法結構能力，這種敘事模式在他以后的詩歌之中用得極為普遍。他喜歡讓對立的兩極互相碰撞，擠壓出強烈的張力效果，從而讓自己的文字去感染甚而去震撼讀者。還值得注意的是，望舒在謀篇布局上顯示了極強的駕馭能力，這體現(xiàn)在他后來的許多詩歌創(chuàng)作中。望舒幾乎所有的詩歌都在行文上脈絡清晰，或層層遞進，或反復回環(huán)，或前后反襯，都有章可循。

望舒把對位結構也用在了中學時代試寫的三個短篇小說上了?！秱分械柁r(nóng)的貧病交加與地主的為富不仁，《賣藝童子》中雜技小演員的饑寒交迫與戲班子老板的冷酷無情，《母愛》中母親的無私奉獻與兒子的忘恩負義，都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和強烈的效果。

這幾篇小說雖然都很短，但有景物描寫，有人物對話，也有故事情節(jié)，還有生動感人的細節(jié)，甚至有諷刺和反諷、高潮和反高潮等修辭手法。盡管望舒應用這些手法還不太圓熟，但他通過種種文學技巧集中展現(xiàn)了、猛烈鞭撻了社會的黑暗和人性的卑劣。三篇小說都把筆墨凝聚于主人公的死亡，讓讀者看到了其死亡的原因就是那黑暗的現(xiàn)實和卑劣的人性。這些主人公都是非病即窮，屬于底層人物，弱勢群體。少年望舒在他們身上寄予了無限的同情，句句含淚，為他們鳴不平。這體現(xiàn)了貫穿望舒一生的人道主義和博愛精神。

所有這些因素在鴛鴦蝴蝶派作品中很少見到。那是“五四”文學革命所提倡的平民文學的積極產(chǎn)物，又例證了人人平等的現(xiàn)代理念，還閃耀著扶貧救弱、疾惡如仇的傳統(tǒng)美德。

中學時代的望舒已經(jīng)有了家國之念。這種超越個人的關懷集中體現(xiàn)在《國破后》一文中。在民國時代，5月9日是國恥日；因為1915年袁世凱在日本武力逼迫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望舒沉痛地寫道：“全國同胞所痛哭流涕的國恥日，在民國十二年的日歷上又發(fā)現(xiàn)了……如今我們《蘭友》在這國恥日來作一個愛國的呼聲?！边@種與國家共休戚的心態(tài)，這種沉痛的筆調，與他后來在日本鐵蹄下的香港所寫的《獄中題壁》等愛國主義名篇是一脈相承的。

【注釋】

[1] 鄭擇魁、王文彬：《戴望舒評傳》，百花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2頁。

[2] 原載《現(xiàn)代》第二卷第二期，1932年11月。參見《望舒草》，現(xiàn)代書局，1933年8月版，第113頁。

[3] 原載《華僑日報·文藝周刊》，1944年5月2日。參見《戴望舒譯詩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2頁。

[4] 波德萊爾：《對幾位同代人的思考》，見《波德萊爾美學論文選》，郭宏安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97頁。

[5] 契爾卡斯基：《論中國象征派》，見《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1983年第2期。

[6] 即后來臺灣“現(xiàn)代詩”派盟主紀弦。

[7] 紀弦：《戴望舒二三事》，載《香港文學》，1990年第7期。

[8] 馮亦代：《戴望舒在香港》，載《龍?zhí)准?，?2頁，三聯(lián)書店，1984年。

[9] 徐遲：《江南小鎮(zhèn)》，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254頁。

[10] 《張?zhí)煲矶唐≌f集》，文化藝術出版社，1981年版，第127頁。

[11] 紀弦：《戴望舒二三事》，載《香港文學》1990年第7期。

[12] 馮亦代：《戴望舒在香港》，載《龍?zhí)准?，?2頁，三聯(lián)書店，1984年。

[13] 端木蕻良：《友情的絲——和戴望舒最初的會晤》，載香港《八方》文藝叢刊第5輯，1987年4月。

[14] 張?zhí)煲恚骸段业挠啄晟睢?，見《張?zhí)煲硌芯抠Y料》，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

[15] 陳丙瑩：《戴望舒評傳》，重慶出版社，1993年11月，第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