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望舒進行更好的對話——《雨巷詩人戴望舒?zhèn)鳌?/h1>

（修訂版）自序

拙著《雨巷詩人戴望舒?zhèn)鳌?003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已經(jīng)是16年前的舊事了。

16年來，我沒想到，戴望舒詩歌漸漸成了出版界的比較熱的門類。我的戴傳也因此借光，早就售罄。很多讀者朋友想擁有它，只好盼它再版。

16年來，學界又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面世，包括我本人也沒有停止有關研究，也發(fā)表了幾篇新的文章，比如《不僅僅是一首悼詩：蕭紅與戴望舒的交誼》（載于《上海魯迅研究2011夏》，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1.05），再如《短暫而集中的熱愛——論戴望舒與俄蘇文學的關系》（載于《社會科學研究》雜志2010年04），還如《戴望舒與“左聯(lián)”關系始末》（載于《現(xiàn)代中文學刊》雜志2010年06期）等。今年5月，在復旦大學舉辦的一個中型國際學術會議上，我還討論了望舒抗戰(zhàn)時期詩歌風格的嬗變以及翻譯發(fā)表西班牙抗戰(zhàn)謠曲的問題。最有學術價值的，是我的《引玉書屋版（從蘇聯(lián)歸來）譯者考》一文（《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13年12期），論證了引玉書屋版的《從蘇聯(lián)歸來》譯者并非戴望舒，而是鄭超麟，從而糾正了或者說轟毀了很多年來很多學者（包括我本人）的訛傳和臆想。盡管有個別學者在細枝末節(jié)上還糾纏不清，但我考證了這個大的史實如同板上釘釘。

初版本面世后，我自己讀過幾遍；每次讀，都發(fā)現(xiàn)有問題；說實話，從字詞到章節(jié)都有改善的余地。我一直想有再版的機會，從而能把我自己的和別人的新成果落實進去。

北京領讀文化公司通過朋友找到我，本來是想要再版我的譯著《菊與刀》；但那本書的版權暫時不在我自己手上。于是，他們轉而決定再版我的戴傳。真是跟我不謀而合，無巧不成“書”啊。

由于是比較多的修改，也由于我實在忙，所以修訂工作幾乎持續(xù)了整整一年。感謝領讀文化的雅量和寬諒，沒有怎么催促我這個主張慢性子做學問的人。

盡管我做了至少一百處大大小小的修訂，但本書還不能說完善。比如，胡適曾請望舒翻譯《吉訶德爺》（今通譯《堂吉訶德》），每月預支稿費達200大洋之多。施蟄存說：“這個翻譯工作是做完成的”。葉靈鳳認為很可能沒有完成，但說“望舒生平有一個大愿望，就是要從西班牙原文將塞凡提斯的《吉訶德爺》譯出……十多年來，他仍一直在繼續(xù)這件工作?！蔽覀儸F(xiàn)在能看到的，只有《香港文學》1990年第7期登載的《吉訶德爺傳》第四章“單表我們的騎士出了野店以后的遭遇……”。這件譯事既然是望舒的大愿望，而且前后斷斷續(xù)續(xù)進行了十多年，或許還有一些譯文，只是我們至今未能尋訪到，望舒的大愿望成了我們的大遺憾。

初版本出世后，承蒙我的師兄、詩評家西南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蔣登科教授的厚愛，寫了書評《飽滿而又簡潔的詩人評傳》，對拙著的特點做了非常精當?shù)母爬?，發(fā)表于《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05年3期。

16年前，我30多歲，還算是個青年，所以稱望舒和比他小21歲的楊靜是“老夫少妻”。其實，望舒娶楊靜時才38歲，離世時也才45歲，豈能曰老。而我現(xiàn)在早已過了38歲，甚至過了45歲。按照我自己16年前的邏輯和說法，我自己是否也老了？我有點不甘心，于是，趕緊刪除了“老夫少妻”的字眼。

16年間，我經(jīng)歷了很多很多世事人生，成了一個“知天命”的中老年人，對望舒的性格、心態(tài)、思想和詩風有了更加深入切實的感受和認識。因此，此次修訂不僅僅是文字和史實的完善，也加入了我自己的一些心路歷程。蔣教授說我“在寫作《戴望舒?zhèn)鳌返臅r候”，“不只是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出現(xiàn)，而是投入了作為一個詩人的情感，由此去理解已經(jīng)離我們遠去的另一位詩人?！贝_實是知人之言。我始終把自己當作一個對話者，去揣摩、理解望舒。我自信，過了45歲的我，較之16年前，是望舒的一個更好的對話者。

這是我要修訂本書并且要寫此序的深層原因吧。

北塔

2019.11 初稿于東城圓恩寺

定稿于海淀營慧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