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嗜血成性，絕不手軟

暗殺漢奸張敬堯

1933年1月，日軍發(fā)起了對熱河、長城各口的進攻，在經(jīng)過了激烈的對抗之后，國民政府終于還是沒能抵擋住日軍的進攻。日軍在成功攻陷熱河和長城各個關口之后，便打起了冀東的主意。為了將眼前的土地占為己有，日本想到了以傀儡政權進行幕后控制的方式，而當時，孫傳芳和張敬堯這二人的背景引起了日本人的興趣——孫傳芳曾任五省聯(lián)軍總司令，張敬堯也曾擔任過湖南督軍，因為舊時軍中職務的關系，所屬部下并不在少數(shù)。如果通過他們的影響力建立傀儡政權，則極有可能形成與國民政府敵對的勢力。

處于統(tǒng)治地位的國民黨意識到了潛在的威脅，這種局面當然是他們所不想看到的。時任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的何應欽暗暗展開了對敵情報的搜集，通過線報獲得了關于日本人對此的具體動態(tài)：情報顯示，日本人準備利用孫傳芳和張敬堯在冀東地區(qū)建立傀儡政權，其中天津由孫傳芳負責，而北平則由張敬堯來操持。

為將日本人的計劃扼殺在萌芽之中，何應欽想到了首先將日本人欲扶植的兩個偽政權首領拿下。然而，考慮到跟日本的關系處于劍拔弩張的狀態(tài)，在對付這兩個人的方式上如果太過張揚勢必會引起日本人的注意，這對處于劣勢的國民黨肯定是有害而無益，可能解決了這個問題反而會引起更大的麻煩。既然情況如此，執(zhí)行過程還是以相對“低調(diào)”的暗殺為妙：一來可以打破日本人的全盤計劃，實現(xiàn)對日本人在冀東土地上擴張的阻擊；二來成功后日軍無法輕易找出突施暗箭的黑手，無法看清眼前的敵人在哪兒，就算日本人知道暗殺是國民黨所為，也會因為沒有真憑實據(jù)而無法向其發(fā)難。

合理的推測，可靠的情報，大致的行動意向……當這一切都已具備，具體的行動計劃便呼之欲出了。在向下交代這項任務的時候，何應欽想到了負責華北區(qū)特務工作的鄭介民。鄭介民經(jīng)過反復地觀察篩選，最終看上了一個名叫白世維的年輕人。白世維當時24歲，曾在撫寧縣擔任過黨務宣傳員，兼臨榆、撫寧民團教練官，在這之后又擔任東北義勇軍第二十七支隊司令。他的履歷里并沒有與特務相關的地方，能進入國民黨特務系統(tǒng)全是因為其與特務處北平站站長陳恭澍私交甚密。此人雖未執(zhí)行過特務行動，但卻行動迅速、反應機敏，似乎生來就有著當特務的天賦。此外，鄭介民之所以能夠選中他，也是看中了他有著黃埔軍校出身的背景——從中走出來的學生，都具有較高軍事素養(yǎng)。

白世維是首次執(zhí)行這樣的任務，考慮到他在經(jīng)驗方面的欠缺，鄭介民又調(diào)來天津站站長王天木。在行動展開前，鄭介民為了鼓勵年輕的白世維，還專門將自己的配槍送給了他，希望他在這次行動中能夠有上佳的表現(xiàn)。這樣的舉動顯然是有效的，白世維從這個細節(jié)中感受到上級對自己的關懷和信任，也就想要努力地回報這份關懷，甚至恨不得能夠立即將目標拿下。

兩人領命之后，先將目標鎖定為張敬堯。為了打探張敬堯的行蹤，情報人員開始在暗地里搜尋他的消息。時隔不久，一名叫做常石谷的可疑人士被盯上了。通過監(jiān)視，情報人員發(fā)現(xiàn)這個名字并不熟悉的人在許多地方都與特務處要暗殺的對象張敬堯十分相似。經(jīng)過了一段時間的觀察，所有的細節(jié)都指向了他——這個人不是別人，正是他們千辛萬苦尋找的張敬堯！

張敬堯的一切活動都在情報人員的視線之內(nèi)。他進入六國飯店之后，每天的作息規(guī)律也逐漸被情報人員摸清。張敬堯清楚自己的行徑為世人所不恥，國內(nèi)上下對他都有著不滿：做日本人的傀儡，偽政權的建立必然會將其推向國民黨的對立面；為日本人效力，這樣的賣國行為也使國人憤懣。來自各方的仇恨將使他時時處于危險之中。

為了不引起人們的注意，他在日常行事上也小心謹慎。在公開場合，他使用化名常石谷，在住所的選擇上，他將自己的據(jù)點選在了六國飯店——六國飯店是由6個租借國輪值安保，又地處位于使館區(qū)內(nèi)的東交民巷，安全上可謂滴水不漏；在作息起居方面，他幾乎不輕易暴露，每天要一直睡到中午十二點，下午一點在保鏢的保護下開始活動。張敬堯的安排十分周密，這讓執(zhí)行暗殺任務的王天木和白世維感到十分困難，不過百密之中終有一疏，兩人反復研究后終于發(fā)現(xiàn)了一處安全死角——張敬堯中午起床后至保鏢到達前這一段時間，是絕佳的下手時機。

1933年5月7日上午，北平六國飯店。兩名特殊的房客，一個是商人模樣，一個則看似隨從一前一后住了進來，這兩位別的房間不要，只選三樓……

他們雖然看起來不緊不慢，卻對身邊的動向異常警覺，似乎一點兒風吹草動都要收入眼中。年輕人在走廊上來回地踱步，偶爾向走廊兩側的窗子外看上一眼，一臉漫不經(jīng)心，其實，就在每次不經(jīng)意間的一瞥中，張敬堯房間里的動靜都被他密切關注著。

中午12點剛過，年輕人匆匆回到房間，對中年商人說：“是不是可以確認目標？”

“讓我再確認一下。”中年商人聽罷走向年輕人剛才所處的位置，“沒錯，就是他！”

“那我下手了！”

“別忙，我下樓安排一下，等會兒好撤退?！闭f著，商人起身下樓了。

年輕人取出手槍，雙手端平后瞄了瞄，又將手槍遮在袖子下，走了出去。兩三分鐘后，年輕人便袖著手槍來到走廊上。窗子里面，男人正在系扣子。年輕人看了看里面，閉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氣，旋即端起槍，電光火石之間，朝著男人的后心已經(jīng)射出了兩枚子彈，那人應聲倒下，幾乎沒有作出任何反應。

房間里的女人開始尖叫起來。整座飯店已經(jīng)處于槍聲引起的震驚之中，聽到女人的哭喊，一群人立即向著聲音發(fā)出的方向跑來。狹長的走廊上，年輕人與他們迎面相遇，危機之中他揮動手中的手槍一聲大喝：“我殺的是大漢奸，為國除害！趕緊閃開！”說完，他已經(jīng)飛身下樓，留下那群人站在原地發(fā)愣。

年輕人下樓后站在飯店門口四下掃視，看到那中年商人在馬路對面。中年商人站在一臺汽車邊向他招手，示意他趕緊過去。年輕人迅速穿過馬路，鉆進汽車，還未關好車門，汽車便已開動，眨眼間已開出很遠。

“行動成功沒？”商人問。

“開槍過后，我看著他倒了下去。”年輕人大口喘氣，回答道。

當晚，報紙上就登出了一則消息——六國飯店常住客人常石谷遇刺。消息傳開后，立即就有多家報紙發(fā)出了后續(xù)報道：被刺身亡的住客常石谷系化名，其真實身份是前湖南督軍張敬堯。

原來，那兩個人就是王天木和白世維，他們假扮成商人和隨從，奉鄭介民之命前去刺殺張敬堯。他們完成刺殺乘車脫身后，換了衣服，埋好手槍，才向鄭介民匯報。鄭介民讓陳恭澍派人去探聽消息，得知張敬堯被擊中要害，生命垂危，隨后在醫(yī)院搶救無效死亡。

這場精心策劃的暗殺行動雖然沒有讓目標當場斃命，但最終也達到了目的。人們認為，這次行動是由何應欽發(fā)出命令，并由鄭介民設計、王白二人執(zhí)行，整個過程與戴笠并無關系。其實，之所以要暗殺張敬堯，最初就是因為戴笠的部下探得他為日本人工作的情報。這之后，鄭介民又是通過了戴笠的批準才得以執(zhí)行計劃。刺殺張敬堯非同小可，這樣的事情是必須向蔣介石請示的。這樣，蔣介石知曉這件事后，才會指使戴笠，對鄭介民的上報予以批準。雖然戴笠并未出現(xiàn)在整個行動的關鍵部分，但此事與他不無關系。

吉鴻昌被殺

1933年，日軍占領中國東北三省后又繼續(xù)向華北進犯，一直將軍隊推進到熱河、長城一線。日軍攻勢猛烈，熱河隨后失陷，日軍又在長城一線發(fā)動進攻，一時間形勢變得十分緊張。為了阻止敵人繼續(xù)前進的腳步，中國軍隊開始主動迎擊。除了部分中央軍部隊，宋哲元所部的非嫡系第二十九軍也加入戰(zhàn)斗，開赴長城關口御敵。

中日兩軍對壘，中國軍隊奮勇作戰(zhàn)，重創(chuàng)日軍，兩軍在長城一帶進入膠著狀態(tài)。3月11日，日軍采取行動，對堅守在長城要隘古北口的中央軍二十五師和東北軍一一二師發(fā)起了進攻。雙方鏖戰(zhàn)50個小時，雖然中國軍隊頑強抵抗，最終還是沒能頂住日軍的密集火力攻擊，古北口淪陷。長城戰(zhàn)事吃緊，華北地區(qū)眼看著就要被日軍占領。于是，蔣介石派出戴笠前往長城一帶收集戰(zhàn)事情報，了解日軍的動向及發(fā)動進攻的真實意圖。

戴笠受蔣介石之命后，首先命在華北的鄭介民赴古北口建立臨時情報組，布置對敵情報工作的部署，后又親自率領一隊特務赴河北保定指揮前線情報工作。經(jīng)過了解得知，日本人主要是想通過軍事行動向國民黨政府施加壓力。得到戴笠的戰(zhàn)事報告后，蔣介石分析華北地區(qū)尚處于自己的控制之中，遂指示何應欽采取“一邊妥協(xié)，一邊抵抗”的方針同日軍周旋，又一心投入內(nèi)戰(zhàn)和反共當中。1933年5月中旬，國民政府與日軍達成“默契”，派黃郛赴北平與日軍談判，最終簽訂了《塘沽停戰(zhàn)協(xié)定》。

《塘沽停戰(zhàn)協(xié)定》簽署后，一些愛國將領不滿國民政府的對日方針，開始商討抗日救亡的應對方案。1933年5月26日，馮玉祥接受中國共產(chǎn)黨的建議和幫助，在張家口組織起“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軍隊規(guī)模約20萬人，共6個軍，馮玉祥自任同盟軍總司令，并任命佟麟閣為第一軍軍長，吉鴻昌為第二軍軍長，阮玄武為第五軍軍長。

抗日同盟軍雖然從成立到失敗僅有4個月時間，但是卻在中國人民抗日史上留下了閃光的一筆。6月下旬，方振武為北路前敵總司令，吉鴻昌為北路前敵總指揮，在中國共產(chǎn)黨河北省前線工作委員會的指導下開展工作。同盟軍將士在吉鴻昌將軍的指揮下奮勇殺敵，一路如猛虎下山，勢不可當，面對擁有精良裝備和經(jīng)過嚴格訓練的日本軍隊不僅沒有半點退縮，反而愈戰(zhàn)愈勇，連連摧城拔寨。兩軍開戰(zhàn)之后，抗日同盟軍經(jīng)過與日軍的幾次交戰(zhàn)，接連攻下康保、寶昌、沽源三縣城。在抗日同盟軍方面，由于成軍目的是抗日救亡，廣大將士心中受到民族大義所激，高漲的士氣已經(jīng)鼓舞起雄心勃勃的斗志，只等與日軍短兵相接，和對方大戰(zhàn)一場。在日軍方面，剛剛與國民黨政府簽訂了停戰(zhàn)協(xié)議，卻又遭遇了如此犀利的進攻，一時感到十分不適應。日本人認為中國當局已經(jīng)表示出妥協(xié)不抵抗的態(tài)度，則在華的活動將不會再遇到阻力，可以任由自己為所欲為，實施自己不可告人的侵略計劃。但是，突然之間卻出現(xiàn)這樣一支軍隊，讓他們猝不及防。

馮玉祥和吉鴻昌領導下的察哈爾抗日同盟軍拿下了康保、寶昌、沽源三座縣城之后，又立即投入了接下來的戰(zhàn)斗。7月12日，同盟軍再下一城，將占據(jù)多倫的日軍打得落花流水。同盟軍在戰(zhàn)場上英勇作戰(zhàn)，多次在戰(zhàn)場上給予敵人迎頭痛擊，并收復了四座縣城。以同盟軍20萬人的規(guī)模，能夠取得累累戰(zhàn)果，也是“九·一八”事變后中國軍民第一次抗日的大勝利。尤其是多倫一役，更是轟動全國。

抗日同盟軍取得的戰(zhàn)果讓國人感到鼓舞，使中國人民看到奮起反抗、抵御外敵救國救亡的希望，卻讓蔣介石對此十分惱火：馮玉祥、吉鴻昌等人率領大軍進行抗日活動，已經(jīng)與國民黨政府的政策相左，這是對蔣介石在日本問題上妥協(xié)不抵抗主張的抵制，而且，馮玉祥的抗日同盟軍接受共產(chǎn)黨在戰(zhàn)略上的指導，又允許共產(chǎn)黨員在軍內(nèi)活動，也是與蔣介石的反共主張唱反調(diào)。馮玉祥、吉鴻昌等人的行為將自己推向了蔣介石的對立面上，于是蔣介石開始勾結日本人，聯(lián)手對抗日同盟軍實施打壓。蔣介石一方面調(diào)集嫡系部隊黃杰、關麟徵，雜牌軍商震、龐炳勛等，一方面暗通日軍，妄圖將馮玉祥所部團團包圍后剿滅。8月5日，馮玉祥在蔣介石和日軍雙重壓迫下，不得不宣布辭去抗日同盟軍總司令一職，通電結束抗日軍事行動并取消同盟軍總部，離開張家口。9月，方振武和吉鴻昌等按照中共河北省前線工作委員會的決定，將部隊轉(zhuǎn)移至河北，并改名為討賊聯(lián)軍，由方振武出任代總司令。方率部與蔣介石的軍隊和日軍周旋于昌平、高麗營、大小湯山一帶，后來四面受敵、彈盡糧絕，蔣介石便命令商震誘騙方振武，并保證收編他的部隊。方振武和吉鴻昌的聯(lián)軍軍力幾無留存。方、吉二人步行至懷柔來見商震，商震見對方均是抗日救國的愛國軍人，便拒絕執(zhí)行蔣介石關于逮捕方振武的密令，并派車送二人出逃天津。方振武和吉鴻昌十分感激商震的出手相助，匆忙道別后登車離去。為了避開蔣介石的耳目，汽車一路疾馳，進入黃杰的防區(qū)后，汽車被黃杰的軍隊攔下。黃杰的守軍問道：“車里有沒有方振武？”方振武心中大驚，知道情況十分危險，但他一想對方可能并不熟悉自己的容貌，便在車里答道：“車里沒有方振武！”緊接著，他就乘亂下車混入人群逃走了。對方?jīng)]有察覺到方振武的離開，就將吉鴻昌從車上趕下來，因為蔣介石沒有下令逮捕吉鴻昌，便只是進行了簡單的例行檢查。

后來，吉鴻昌輾轉(zhuǎn)到天津，住在英租界40號路。吉鴻昌在此前的對日作戰(zhàn)中率領部隊屢立戰(zhàn)功，身負強烈的民族使命感，已經(jīng)將自己完全投入到救國事業(yè)中。然而，正義的力量卻遭到蔣介石的壓迫，為此他內(nèi)心充滿了憤怒。為了繼續(xù)從事抗日活動，他開始積極聯(lián)系社會各界人士，并在法租界國民飯店開了一個房間，以便與愛國人士接觸會談。

蔣介石的耳目遍布各地，吉鴻昌的活動很快便被他掌握了。“剛剛將抗日同盟軍擺平，吉鴻昌卻又起了抗日的想法，執(zhí)意與我蔣介石作對，留下他今后必然后患無窮！”想到這里，蔣介石開始著手設計對策，最后下令由特務處暗殺吉鴻昌。

戴笠接到暗殺命令之后，立即召集特務處華北區(qū)的負責人開始商定具體事宜：首先確定由特務處華北區(qū)行動組組長陳恭澍來負責，帶領一隊特務執(zhí)行暗殺。陳恭澍，黃埔軍校第五期警政科畢業(yè)，后又入中央軍校特別研究班深造，是特務處下的重要骨干和行動專家，因為在暗殺行動中十分狠毒，后被人們稱為“辣手書生”，與趙理君、沈醉、王天木三人并稱為軍統(tǒng)“四大金剛”。陳恭澍在行動方面有著豐富的經(jīng)驗和很強的能力，經(jīng)過細致的準備和精心的策劃，暗殺小組展開了行動……

1934年11月9日下午，陳恭澍率領行動特務呂一民等人來到國民飯店，分頭到達自己的位置。摸清飯店的內(nèi)部結構之后，特務們開始進入飯店內(nèi)偵查吉鴻昌所在的具體位置。根據(jù)事先了解到的情報，特務們開始逐層搜索。38號房間里的動靜引起了他們的注意，經(jīng)過一番仔細甄別，特務們確定了里面的聲音，認為吉鴻昌就在里面。原來，當時吉鴻昌、王化南、任應岐、李干三等正在房間內(nèi)打麻將。四人玩牌玩得正在興頭上，房間里不時傳出談笑聲。牌桌上時間好像也變短了，一會兒的功夫已經(jīng)四圈過去，四人起身準備換位搬莊。就在這個時候，特務們朝著牌桌的方向拔槍就射，只是當時沒辨別清楚，誤將王化南當成了吉鴻昌，子彈飛出去后打在王化南身上，王應聲倒地，當場死亡。后來殺手又連開了幾槍，子彈打在墻上后彈了回來，將吉鴻昌擦傷。特務們一見時間已經(jīng)來不及，便連忙沿著事先探好的路線逃走了。

國民飯店里一陣慌亂之后，法租界巡捕房巡捕趕到，將吉鴻昌帶走了。后來，特務們回來匯報后，蔣介石得知了具體情況，便提出引渡吉鴻昌，將他押送至北平，關押在“北平陸軍監(jiān)獄”，由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委員長何應欽審訊。吉鴻昌承認自己是中國共產(chǎn)黨黨員。他自始至終忠于自己的信仰，為國家之安危、民族之存亡而奮斗，堅貞不屈，于11月24日英勇就義。

刺殺石友三失敗

民國時期，各路軍閥、各地方派系雖然大多數(shù)都在國民黨政府的統(tǒng)領之下，有著自己的頭銜和番號，但實際上卻各自為政。有的地方實力派軍人雄踞一方，割地稱王；有的勢力較弱的小軍閥則左右逢迎、到處討好，藉此來壯大自己的勢力。在這樣的背景下，軍隊之間時而聯(lián)手反蔣，時而相互內(nèi)訌，派系之間分分合合?？v觀當時混亂的局勢，很難看清誰有堅定不移的立場，誰有矢志不渝的信念，他們所有的，只是眼前的利益。

因為利益，民國時期是一個“城頭變幻大王旗”的時代，各路軍閥倒戈時有發(fā)生，跳槽也屢見不鮮。他們始終以自己的利益為先，今天還屬于這一派，隔天就又拜在別的系下，只要看透時局中利益的變化，就不難發(fā)現(xiàn)他們變化的規(guī)律。如果說因勢而動是人之常情，那么在各個陣營之間頻繁變幻，短短的時間里就幾易其主，則實在是讓人咋舌。其中就有一個人，曾三度投奔馮玉祥又三次背叛馮玉祥，投閻反閻，投蔣反蔣，投張（張學良）反張，聯(lián)共反共，抗日投日，在民國時期中國境內(nèi)的各股勢力之間周旋，其行為毫無軍人應有的氣節(jié)，甚至連做人的基本道德都沒有，變化之頻繁堪比“變色龍”。他就是石友三，是民國時期出了名的“倒戈將軍”。

石友三，字汗章，籍貫吉林長春。1912年，石友三投入馮玉祥部下，由馬夫一路升遷，官至營長。1924年馮玉祥任西北邊防督辦，將石友三提拔為第八混成旅旅長。后來，國民軍在與奉系、直系、晉系交戰(zhàn)時，石友三與自己負責交鋒的晉系達成停戰(zhàn)協(xié)議，故而其部在國民軍潰敗之時實力反而擴大了。1926年10月8日，國民聯(lián)軍總部遷至包頭后，他又叛離閻錫山而編入國民軍聯(lián)軍，再度投靠馮玉祥。

1928年，石友三所部在國民政府的軍隊整編中被縮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四師，并于次年3月蔣桂戰(zhàn)爭爆發(fā)之際，受命馮玉祥先是進軍襄樊支持桂系，桂系兵敗后又開赴武漢宣布擁蔣。5月，蔣介石與馮玉祥之間爆發(fā)戰(zhàn)爭，石友三又被蔣介石拉攏。同年秋天，石友三因為不愿南下執(zhí)行蔣命討伐桂系，轉(zhuǎn)而支持唐生智反蔣。唐生智于不久后被蔣介石擊敗，石友三看到自己的靠山倒臺，便通電再次投靠閻錫山，躲過了蔣介石的懲罰。

1930年，馮玉祥與閻錫山聯(lián)合反蔣，石友三再度回歸馮玉祥麾下，率十萬大軍進攻隴海線。9月18日，張學良通電擁蔣，石友三一看情形對自己不利，立即通電響應張學良。此時，石友三已經(jīng)在各派之間多次跳槽了。石友三在張學良的麾下仍然感到不滿，圖謀整個華北地區(qū)的控制權。1931年7月18日，石友三又投靠汪精衛(wèi)的廣州國民政府，出兵反張。石友三此舉無疑是自不量力，僅僅10余日，所部就在蔣介石和張學良南北夾擊下全軍覆沒。1932年，石友三秘密前往天津與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接洽，接受其支持在河北東部組織軍隊。次年5月，《塘沽停戰(zhàn)協(xié)定》簽署之后，石友三的偽軍被收編為河北戰(zhàn)區(qū)保安隊，駐守玉田一帶。他借助日本人的勢力，出任國民政府冀北保安司令，此后卻又與日本人不時往來。

易漲易退山溪水，易反易覆小人心。石友三的漢奸行為讓國民黨政府為之震怒。終于，蔣介石命戴笠將他列為暗殺對象。特務陳恭澍、王文繼1934年11月制造天津國民飯店槍殺案后回到北平，便又有了新的行動目標——刺殺漢奸石友三。

接到刺殺石友三的命令之后，陳恭澍和王文就開始商量起暗殺計劃。首先，他們開始積極收集情報，以此掌握石友三的日常作息和行止規(guī)律。經(jīng)過嚴密監(jiān)視，特務對石友三的大致情況有了了解：1934年，石友三開始參與土肥原賢二在華北籌建偽政權的活動，平時就住在天津日租界秋田街一幢深宅大院里。石友三知道自己之前立場搖擺，在各派之間跳來跳去，很多人對他恨之入骨。這樣的背景下，石友三知道自己的安全是個重大問題，于是在防衛(wèi)工作上費盡心思。石友三平時防范甚嚴，家里不僅有2名日本憲兵，還有侍從副官5人。此外，石友三對自己的住所更是花了心思，不僅在設計上處處考慮，在細節(jié)上更是做得滴水不漏，使得整座宅院沒有可被突破的薄弱環(huán)節(jié)。石友三將自己的宅院選在日租界秋田街，也是經(jīng)過了深思熟慮的。這一帶是日本人出入比較頻繁的地帶，倘若有人想要對自己下手，必然會驚動周圍。如果警方迅速作出反應，這一處的交通狀況又讓人逃無可逃，只能束手就擒。

根據(jù)情報分析，想要趁石友三在家時動手，機會實在是微乎其微。既然在其家時無法對其下手，就只有等他外出時尋找機會。石友三一直在秘密謀劃華北地區(qū)偽政權的建立，因此經(jīng)常外出與日本人會面。他每次活動都十分謹慎，事前從不對任何人透露自己的行蹤，甚至自己身邊的親信對他的出行也不能夠全部掌握。而且，為了保證自己的人身安全，即使是外出也盡量將活動范圍控制在日租界范圍之內(nèi)。石友三認為，只要躲在日本人的大本營，必然萬無一失。

這樣一來，趁石友三出行再采取行動似乎也行不通了。明刀暗槍的刺殺行動實施起來都有困難，王文一時也想不到別的辦法，整日愁眉不展。他每日情緒低沉，默默無語，眼看著時間一天天過去，心里越發(fā)著急。于是，王文又回到北平，與陳恭澍、白世維一起商量對策。三人都是特務處負責行動工作的行家里手，此前還曾執(zhí)行過各種暗殺任務，雖然遇到過很危險的處境，卻每次都能找準機會對目標下手。然而這一次，情況卻完全不同，任務的危險性提高了不止一點，以至于無法找到合適的時機展開行動。既然強攻不下，那就巧取。陳恭澍突然想到，要取石友三的性命，可以使用投毒的方法。陳恭澍剛剛說出這一計，便引起了王、白二人的共鳴。王文此前在思索行動方案的時候，一直想到的都是使用武器直接對石友三造成傷害，致其死亡，因而也就鉆了牛角尖，沒能及時想到其他辦法。現(xiàn)在，陳恭澍提出了投毒的計策，正好可以一試。陳恭澍將原天津站站長王子襄生前送給他的一瓶毒藥交給了王文，并交代他一定要謹慎使用，務必達到效果。王文知道此事關系重大，投毒時必須保證在劑量、用法上的萬無一失。他事先在動物身上進行實驗，在確認藥可以達到預想的效果后，開始部署具體的行動計劃。

要想讓石友三不產(chǎn)生懷疑，順利地將毒藥吃下去，就必須利用他身邊的人來執(zhí)行計劃。因此，如何打通石友三身邊的關系是關鍵。石友三的5名侍從副官中，有一位名叫先鴻霞。王文跟他交情頗深，兩人此前已經(jīng)義結金蘭。于是，王文想到了利用他做突破口，逐個拉攏收買石府的人做內(nèi)應。首先，他開始物色秘密的接頭地點，作為向先鴻霞交代任務、獲取情報的場所。經(jīng)過反復考慮，終于將聯(lián)絡點定在西開三益成雜糧店——這家雜糧店是王文寶坻同鄉(xiāng)所經(jīng)營，大管事劉兆南又是王文少時的同學，因此，這個地方還是比較安全的。緊接著，王文向先鴻霞說明了石友三完全無軍人氣節(jié)可言，不僅在各派系之間反復投叛，現(xiàn)下又與日本人勾結，其漢奸行為令人發(fā)指，跟隨他必然遭人唾棄。先鴻霞回想此前石友三的行為反反復復，便答應了王文的提議，同意趁機將石友三除掉。先鴻霞與王文達成一致后，又秘密聯(lián)絡石友三的另一名侍從副官史大川，并將其說服。先、史二人身為石友三的侍從副官，在石府雖有機會與石近身接觸，但是卻沒有合適的機會進行投毒。于是，先、史兩人又約定王文，在雜糧店商量具體的行動計劃。王文認為，要想讓石友三在沒有懷疑的情況下將毒藥服入體內(nèi)，就必須從他的飲食方面入手。他從先、史處了解到石的飲食一直是由褚某負責，便指使二人將褚某說服，參加對石友三的暗殺行動。

回到石府后，先鴻霞向褚某提出了暗殺石友三的計劃，并說出了具體的行動步驟。褚某想到平日里石友三對人總是疑心很重，對此猶豫不決。先鴻霞看出了褚某心中的顧慮，連忙在邊上說道：“老褚，石友三的飲食一直由你負責，平日也沒有過問多少，說明他還是對你很放心的。你在這次行動中是最重要的一環(huán)，如果你成功了，事情就圓滿順利；否則，就功虧一簣。石友三是個沒有立場的人，現(xiàn)在正與日本人狼狽為奸，密謀叛國。你如果成功將他殺害，也是為國鋤奸，是民族英雄！”先鴻霞這樣一頂“高帽子”給褚某戴過去，褚某的態(tài)度果然出現(xiàn)了松動。又過了一會兒，褚某提出了自己如果參與行動，肯定要留有后路，如果能夠給他一點本錢今后開個小飯館做點營生，他便答應在飯菜中做手腳。先鴻霞一聽，心中大喜，立即將這個消息回報給王文。王文見行動最為關鍵的一環(huán)已經(jīng)打通，隨即答應了褚某提出的條件，簡短叮囑了一些注意事項，就將毒藥交給先鴻霞帶回去。

當晚，先鴻霞便將毒藥交給褚某，準備按事先預定的計劃行動。褚某特意做了石友三最愛吃的火鍋，并小心翼翼地往里面加入毒藥。待一切準備就緒，開飯時間已經(jīng)到了。石友三坐等廚師上菜，無意中卻發(fā)現(xiàn)了廚師神情緊張，便察覺出其中異常。在發(fā)現(xiàn)菜中有毒之后，石友三勃然大怒，當即將先鴻霞和褚某綁送日本憲兵隊。

原本周密的計劃最終還是在最關鍵的一環(huán)上出現(xiàn)問題，至此，刺殺石友三的行動以失敗收場。

殺害楊杏佛

20世紀30年代，整個中國社會都處于動亂之中，混亂的時局讓身處其中的人們幾乎時時刻刻都感覺到岌岌可危。中國剛剛結束了幾千年的封建君主專制統(tǒng)治，卻又被置于帝國主義列強的殖民統(tǒng)治之下；國民政府剛剛建立，軍閥之間卻依然紛爭不斷；蔣介石上臺，各地依然為各個派系勢力所控制……

這樣一個社會，幾乎每天都有各式各樣的新聞出現(xiàn)。日軍攻入中國境內(nèi)之后覬覦冀東土地，因而選定張敬堯作為其偽政權的傀儡，這位賣國求榮的大漢奸沒過多久就死在國民黨特務的槍下。這樣的新聞讓人振奮，它讓人看到了當局抵御外敵的意向，讓人看到了國家好轉(zhuǎn)的跡象。然而好景不長，沒過多久，上海租界的一樁血案又將國人從美好的憧憬中拉回了現(xiàn)實——南京政府中央研究院總干事楊杏佛先生慘遭殺害。這樣的一反一復讓人覺得世事的無常，為什么背叛國家的無恥之徒得到應有的報應之后，愛國志士卻也要遭此厄運？唯一的解釋是，時局動亂不堪，唯有一點是永恒不變的，那就是當權者的利益。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南京政府可以將槍口對準民族的敵人；為了鞏固自己的統(tǒng)治，蔣介石也可以毫不猶豫地向愛國人士舉起屠刀。

楊杏佛名銓，字杏佛，江西玉山人士。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總干事兼副會長。早期曾跟隨孫中山先生參加革命，后任南京臨時政府總統(tǒng)府秘書，在被殺害時，任南京政府中央研究院總干事。那么，是什么原因致使他成為國民黨特務的暗殺目標呢？理由其實很簡單，他的一些行為讓國民黨政府感到不滿，他所從事的事業(yè)觸犯了蔣介石政權的利益。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成立于1932年12月。“九·一八”事變后，南京政府對愛國人士和抗日運動的鎮(zhèn)壓變本加厲，許多的愛國人士被以政治犯的罪名逮捕，在這樣的背景下，一批知識分子、國內(nèi)外有識之士組織成立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同盟以“公開豎起了人權的大旗，與國民黨法西斯統(tǒng)治做斗爭”為宗旨，為了營救政治犯而積極奔走，并廣泛宣傳，將國民黨的一些卑鄙手段揭露出來，讓廣大百姓認清了蔣介石政權黑暗統(tǒng)治的本來面目。此外，同盟還積極聲援抗日救亡運動，對國民黨針對愛國人士的打壓進行抗議；利用公眾人士的影響力在社會上進行宣傳活動，以維護人民的公民權利對抗統(tǒng)治者。同盟的活動讓南京政府感到十分不自在。每次收到特務關于同盟的活動報告時，蔣介石都氣得咬牙切齒，恨不能馬上將其除掉。

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建立由宋慶齡發(fā)起，該同盟聚集了一大批國內(nèi)的知名學者和文人，這些人大部分都在社會上有一定地位的公眾人物。蔣介石認為，如果能夠?qū)⑵渲械某蓡T除掉一兩個，則必然對同盟產(chǎn)生震懾，其活動也就會有所收斂。以恐怖行動迫使同盟停止活動的計劃敲定之后，另一個問題隨之而來——在同盟之中的眾多成員里，誰才是最合適的暗殺對象？考慮到暗殺的目的是敲山震虎，那么目標的位置肯定不能太?。辉谕酥械母鱾€成員里，很多是在社會上具有很大影響力的人物，所以目標的位置也不能太大。同盟由宋慶齡發(fā)起，她是孫中山先生的夫人，如果以她作為目標，則等于是與全社會為敵。同盟副主席蔡元培是國民黨的元老，在同盟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如果將他作為目標，則將要承受的恐怕不只是來自社會上的壓力，連國民黨內(nèi)部都要引起軒然大波。南京政府中央研究院的總干事楊杏佛在同盟中任總干事，楊杏佛一下子給了特務們很大的想象空間——他是國民黨系統(tǒng)的人，同時在同盟中也身居要職，如果能對其下手成功，瓦解同盟組織的目的將自然達成。就這樣，楊杏佛進入了特務們的視野，被列為暗殺目標……

1933年四五月間，楊杏佛剛從北平回到上海不久，恰在此時，蔣介石的忠實部下戴笠接過了刺殺楊杏佛的命令。接到命令之后，戴笠奔赴上海布置具體的行動細節(jié)。

為了尋找下手的時機和地點，特務們開始密切監(jiān)視楊杏佛每日的生活起居。通過觀察，特務們掌握了楊杏佛的作息規(guī)律：楊杏佛住在中央研究院樓上，平時有騎馬散步的習慣。他養(yǎng)了兩匹駿馬，經(jīng)常會趁早上的空閑時間騎馬漫步，一般每次的騎行時間在一兩個小時，主要地點是在大西路、中山路一帶。特務們經(jīng)過分析認為，楊杏佛騎馬的時間都會較長，如果在這個時間段動手的話，可以保證行動不會倉促，完成任務的可能性也會很高。根據(jù)這樣的分析，特務們開始進入實際準備階段。

戴笠對自己的這個方案感到非常滿意，于是將行動計劃報告給蔣介石。蔣介石看過特務處討論通過的方案，并不滿意。戴笠在制定計劃的時候只考慮到暗殺行動的成功率和操作便利性，卻忘了執(zhí)行這次行動的本意——通過暗殺震懾中國民權保障同盟。蔣介石向戴笠表達了自己的意見：暗殺楊杏佛并不只是為了將他除掉，而是要以此來達到恐嚇宋慶齡的效果。可以說，殺楊是手段，恐嚇宋才是目的。因此，如果楊杏佛不是在租界被殺，不但威脅宋床齡的目的無法達到，國民政府的安全保障工作反而會因為楊杏佛的死而被質(zhì)疑。這樣一來，戴笠只好加緊對楊杏佛的觀察，希望能夠從獲取的新情報中找到實施行動的突破口。

中央研究院坐落在法租界內(nèi)，因大多是民宅，所以人流量并不是很大，楊杏佛平時除了騎馬之外，還喜歡在這一帶散步。此外，因為同盟的事務，楊杏佛有時還會前往宋慶齡的寓所。特務們經(jīng)多日觀察，發(fā)現(xiàn)這是楊杏佛平時相對固定的兩項出外活動——雖然他的活動范圍都在租界內(nèi)，實施暗殺的難度也比在他騎馬時要高得多，但卻已經(jīng)是十分理想的機會了。

確定了計劃實施的大概輪廓，戴笠在人手的安排上也經(jīng)過反復的考慮。擔任此次暗殺行動的是華東區(qū)行動組，組部設在法租界邁爾西愛路一幢三層樓房里，具體由來組長趙理君負責，他住在法租界霞飛路中段巷內(nèi)德豐俄國大菜館樓上。參與這次行動的還有另外五人，包括行動組副組長王克全在內(nèi)的幾個組員則住在組部。在執(zhí)行任務的這6名兇手中，最為陰險毒辣的自然是行動組組長趙理君了。黃埔軍校五期的趙理君，畢業(yè)后就進入軍統(tǒng)上海部門，專事行動工作。在抗日戰(zhàn)爭期間，趙曾擔任軍統(tǒng)局本部行動處行動科科長。成為戴笠的部下之后，因為能夠出色地完成各項任務而受到器重，暗殺楊杏佛這樣的任務非同小可，戴笠自然就把他作為任務執(zhí)行者的首選了。

作為國民黨特務系統(tǒng)的成員，暗殺行動組的組員平日就被戴笠灌輸了對黨國要絕對服從，執(zhí)行任務要絕對保密的思想。在執(zhí)行任務前，他們就集體宣誓：“不成功便成仁！”

戴笠深知這次行動的重要性，在每個環(huán)節(jié)上都不敢大意。除了人員上的安排，他還在6月初親赴上海指揮具體行動。時間很快就到了六月中旬，6月17日，特務們清晨便出門，他們沿著制定的路線到達了中央研究院附近。就在他們埋伏好的時候，一輛法巡捕房的巡邏警車剛好在此停留，這樣的狀況特務們當然不好下手，于是只有一直守候。警車還沒走開，一隊換班的巡捕又從此經(jīng)過，眼看著機會出現(xiàn)了卻無法下手，特務們只得作罷。

第二天早上，剛到六點趙理君等就趕到中央研究院附近，靜候下手的時機。特務們將汽車停在亞爾培路和馬斯南路轉(zhuǎn)角，趙理君坐在車上觀察動靜，其他四人則分散于中央研究院附近，兩個方向都有人望風掩護。行動組各個成員各自就位后，只等楊杏佛了……

經(jīng)過一個多小時的守候，楊杏佛于八時左右出門了。他帶著自己的兒子楊小佛走到院中，兩人往汽車走去。特務們發(fā)現(xiàn)后走近門前準備動手，卻發(fā)現(xiàn)楊父子二人又從車上下來了。特務們以為對方有所察覺，幾乎要沖上去的時候，楊杏佛領著兒子又登上了另一臺汽車。

兩人坐定之后，汽車啟動，緩緩駛出了亞爾培路三十二號。就在汽車車身剛出大門的時候，四支手槍同時開火，朝著車內(nèi)就是一通亂射。槍聲響起時，楊杏佛馬上就明白過來。早在一個多月前，他就收到國民黨特務寄給他的子彈和恐嚇信。危急關頭，楊想到的首先是保護自己的兒子，他用自己的身體護住小佛，特務們連開十多槍，將楊杏佛和司機打死。楊杏佛的兒子因為被護住，只是腿部中槍，并無生命危險。

亂槍之下楊杏佛當場斃命，特務們見任務完成便立即撤退。趙理君在車中聽到槍響便命司機發(fā)動汽車，只等其他組員上車?；艁y之中，過得誠跑錯了方向，等到他反應過來時遠處已經(jīng)響起警笛。趙理君見過得誠當時離車還有很遠一段距離，如果返回搭救則全體組員都無法逃脫，便指使司機立即開車。想到過得誠如果落入警察手中可能泄露秘密，趙理君朝著過得誠開了一槍。

過得誠看著遠處已經(jīng)沒影的汽車，自知已經(jīng)無法逃脫，只好自裁。他身上剛中了自己人一槍，忍著劇痛又自己開了一槍。子彈從胸側貫穿，雖然當時他已疼得不省人事，卻被巡捕捉住，與楊氏父子一起被送往醫(yī)院救治。楊杏佛身受重傷終于不治，兇手過得誠經(jīng)過處理卻醒了過來。巡捕房向他問話，他只是透露了一些加入特務系統(tǒng)后的偽造信息，真實情況他卻一點也沒說。

其他特務順利脫逃后，立即向戴笠復命。戴笠知道楊杏佛已被擊斃后心中大喜，但是過得誠未能逃脫被巡捕房抓住的消息卻讓他十分氣憤。戴笠通知在法租界巡捕房任華探的特務范廣珍，讓他想辦法接觸過得誠，并將其滅口。當晚，范廣珍便帶上一包毒藥進入過得誠的病房，沒多久過得誠便“重傷不治”了。

第二天報紙就報導了楊杏佛遇害的新聞，在提到整個經(jīng)過時，只有兇犯“高德臣”的名字被刊出，報導中描述，在行刺過程中兇手四人曾互相對射，最終同伴被打中一槍。這篇報道讓戴笠覺得事情辦得十分順利，于是，他便回到南京，向蔣介石復命討賞。

楊杏佛先生的遺體被送到萬國殯儀館入殮，有許多社會上的進步人士參加了追悼會。魯迅、何香凝、沈鈞儒、李四光等人都前去祭拜，但是特務們關注的還是宋慶齡。華東區(qū)一些擔任情報工作的特務陸續(xù)前去偵察監(jiān)視，將參加祭奠和發(fā)言的人都做了仔細的記錄。在面對記者采訪的時候，宋慶齡并沒有畏懼來自暗處的壓力，面對統(tǒng)治者的黑暗壓迫她也沒有妥協(xié)，即使當時就有國民黨特務在場，她仍然發(fā)表聲明，向世人揭露了這一事件的真相，讓人們看到了國民政府的卑劣行徑。她表示不會被這種卑鄙手段嚇倒，抗日救亡的運動也一定會進行到底。

殺害史量才

史量才是在中國新聞史上極具影響力的人物，他對中國報界做出了極大的貢獻。1912年，史量才接辦《申報》后，便致力于報紙的商業(yè)化運作，將當時并不被看好的新聞出版業(yè)經(jīng)營得有聲有色，成為為數(shù)不多能與當時其他實業(yè)巨頭相提并論的大資本家。

《申報》在史量才的管理下運作有序，從一份普通報紙發(fā)展成國內(nèi)知名的大報，這不僅是因為史量才在經(jīng)營上特有的商業(yè)頭腦，而且與他對報紙輿論恰到好處的控制有關。當時的時局十分復雜，媒體在言論自由方面權利的缺乏通常是眾多報紙經(jīng)營上的主要障礙。史量才在接辦《申報》后堅持自己的辦報理念，一方面致力于打破國內(nèi)被國民黨黨報覆蓋的單調(diào)局面，一方面又努力實踐著自己通過經(jīng)營報刊來實現(xiàn)盈利的計劃。在他的管理下，《申報》的發(fā)行量越來越大，不僅讀者的數(shù)量在增長，讀者的人群覆蓋面也在擴大——原本只是達官貴人和少數(shù)知識分子關注的報紙，現(xiàn)在成了包括學生、商人等眾多職業(yè)者所關注的事物?！渡陥蟆钒l(fā)展的良好勢頭讓史量才對報紙的前途充滿了希望，進而增辦了《申報月刊》、《申報年鑒》。《申報》就像一艘航行于中國輿論界的航母，而這艘航母的船長，就是報界奇才史量才。

《申報》作為當時國內(nèi)有著巨大影響力的輿論平臺，其犀利的言論常常讓蔣介石的國民政府頭疼不已。媒介的宣傳特性被《申報》充分發(fā)揮出來，廣大的民眾在國民黨黑暗統(tǒng)治之下不僅通過《申報》獲取到許多當局有意隱瞞的真相，還通過它接觸到國內(nèi)一些有識之士的全新觀點和進步言論。這種反映真實社會現(xiàn)狀的姿態(tài)被國人廣為接受，同時卻將史量才推向了國民政府的對立面。充當民意的喉舌為民怨奔走疾呼，又經(jīng)常一針見血地指出當局的無所作為，《申報》一開始還只是讓蔣介石感到不滿，隨著針砭時弊的深入，以及與愛國人士之間的往來愈加密切，蔣介石日漸將其視為威脅其政治統(tǒng)治的心腹大患。在與南京政府的幾次針鋒相對中，《申報》從幾個不同的角度對其進行了批判。

“九·一八”事變后，日軍加快了向我國領土的軍事力量派遣，其侵華野心已經(jīng)昭然若揭。國難當頭，《申報》開始積極地利用自己傳播信息的便利性，大力呼吁國人奮起抵抗外來的入侵。與此同時，面對南京政府采取的不抵抗政策，《申報》也先后發(fā)表了一系列文章來抒發(fā)自己的憤慨：在《國人乎速猛醒奮起》、《抗日救國運動中軍人之責任》、《正告政府與國民》等文章中，這些觀點都被反復提出：“我退至山海關，日人亦逼至山海關，設我退至北平，退至上海，退至南京，而日人節(jié)節(jié)進逼，我其將始終退讓毫不抵抗耶？”“若毫不抵抗，則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此種現(xiàn)象一旦出現(xiàn)，實為國家民族之恥！”這些觀點的表述充分說明了作為一家媒介機構，《申報》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而“一·二八”抗戰(zhàn)爆發(fā)后，它對南京政府的不滿在言辭上則更加激烈了。《申報》曾批評南京政府所謂“忍辱負重，暫時屈服”是“一片謊言”，而對國民黨所謂“共赴國難”，則評價為“如放煙幕彈，使人民被籠罩于云里霧中”。

在政治主張上，《申報》也明確提出了自己的觀點。當時的國民政府內(nèi)部墮落腐敗，在民不聊生的社會環(huán)境中統(tǒng)治階層還對勞苦大眾進行壓榨剝削，官員腐敗與當時的社會現(xiàn)狀極為不相稱。這樣狀態(tài)下的國民黨依然采取的是官僚政治、軍人政治，在政治合理性上無法令國人滿意。對此，《申報》發(fā)揮了自己輿論監(jiān)督的作用，向國民黨提出憲政和廉潔政治、民主政治的主張，并對政府現(xiàn)狀可能導致的可怕后果作出了理性的分析：“國民黨主政，迄今五年，……國事日非，民生愈困，迄至今日，更岌岌不可終朝，則負此誤國之責者，應為整個國民黨?！?/p>

國民黨的黑暗統(tǒng)治致使國內(nèi)勞苦大眾不堪重壓，而共產(chǎn)黨代表工人農(nóng)民及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這些人都飽受壓迫，一旦形成規(guī)模，勢必會動搖國民黨的統(tǒng)治地位。這樣的后果讓南京政府感到不安，在對共產(chǎn)黨的態(tài)度上，國民黨采取了血腥鎮(zhèn)壓的政策，這樣的行徑不僅沒有讓他們?nèi)〉谩懊C清匪黨”的目的，反而招致國人的憤懣?！渡陥蟆吩l(fā)表評論道：“今日舉國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所剿之匪，何莫非我勞苦之同胞，何莫非饑寒交迫求生不得之良民。槍口不以對外而以之剿殺因政治經(jīng)濟兩重壓迫鋌而走險之人民。”“政治黑暗如此，蚩蚩之氓，如注地獄，是正即所謂官逼民變。官逼民變，民安得不變？既逼民變，復從而剿之。事之可悲，孰逾于此！”“故今日剿匪為揚湯止沸?！薄肮伯a(chǎn)主義，今已成為一種根深蒂固之學說，”“吾人認為今日之‘匪’絕非‘剿’所可‘滅’……”“綏靖之道，如其有之，應亦不過殘民以逞耳！”

其實，在“九·一八”事變之前，史量才對南京政府的態(tài)度并非處處針鋒相對。日軍入侵之后，蔣介石在民族危難之際依然一意孤行地堅持打壓共產(chǎn)黨，而對國難置之不顧，在各方面對人民實行殘酷地統(tǒng)治，對于文化事業(yè)上的禁錮也讓報業(yè)生態(tài)環(huán)境急轉(zhuǎn)直下。在這樣背景下，《申報》采取了許多措施來表明自己的立場和態(tài)度，如對國民黨政策進行抨擊，聘請愛國人士加入《申報》編輯工作等。這種種對國民政府的不利讓蔣介石如芒在背，如何對待史量才也成了他經(jīng)?？紤]的問題。

起初，蔣介石采取了比較緩和的方式，對史量才委以多種職位，以期能讓他站到自己的一邊。然而，《申報》的傾向不但沒有因此而改變，反而因“中大”事件而徹底與國民黨決裂：1930年，朱家驊任中央大學校長期間曾累欠經(jīng)費，后段錫朋接任此事引發(fā)的糾紛終于爆發(fā)，學生與校方發(fā)生沖突后被打傷。《申報》在報導此事時將矛頭直指國民政府和教育部，此事經(jīng)朱家驊和時任上海黨部主任的潘公展上報蔣介石后，蔣介石當即作出禁止《申報》郵遞的批復。無法郵遞不僅影響信息的傳遞，而且報紙的發(fā)行量也將大大縮水。史量才為此通過各種關系進行疏通，卻被蔣介石提出以中央宣傳部派員指導為條件進行交換。如果當局的官員介入報紙的編輯過程，則言論的自由性勢必受到影響。史量才對蔣介石提出的條件予以拒絕，這件事情的發(fā)展受到了輿論的廣泛關注，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也不得不同意恢復《申報》的郵遞。

但是此時，史量才與國民政府之間積怨已久，蔣介石更是將《申報》視為眼中釘、肉中刺，恨不得將其除之以后快。言論的威力不容小覷，許多進步人士正是通過《申報》這塊陣地不斷向國人傳播先進的思想，而思想對人們的影響卻是武力和有形的控制所不及的。只有讓史量才和他的《申報》不再發(fā)出聲音，蔣介石才能保證在言論影響上不再有異于自己的聲音。在這樣的前提下，暗殺史量才的計劃被提出。

蔣介石是一個敏感而多疑的人，他在對國民黨、政府甚至整個國家的統(tǒng)治上都要求人們對其保持絕對的忠心，為了時刻保持身邊人對自己的忠心，整個黨、政府甚至國家都被籠罩在一張巨大的監(jiān)視網(wǎng)內(nèi)。對蔣介石不滿的人，隨時都可能是這張網(wǎng)里的獵物。作為蔣介石左膀右臂，軍統(tǒng)頭目戴笠責無旁貸地承擔起為蔣掃清一切障礙的任務。

戴笠接受了蔣介石布置的暗殺史量才的任務。通過監(jiān)視，上海的特務打聽到史量才經(jīng)常去往杭州，且每次都會在自己的別墅秋水山莊靜養(yǎng)。得到情報后戴笠立即計劃實施暗殺的具體細節(jié)。首先是下手的地點。他曾親赴上海布置，想要在租界內(nèi)動手，但是想到暗殺楊杏佛時，兇手因為在租界沒能順利逃脫而惹了許多麻煩，就只好另想他法。第二個可能的地點是杭州，但是杭州警察局局長是自己人，如果案子破了，就會牽出自己的人；否則，杭州警察局就會落個查案不力的罵名。因此杭州也不是理想的選擇。就這樣，最后將地點確定在了滬杭兩地之間的公路上。

經(jīng)過密切監(jiān)視，特務們掌握到史量才的行程：他于11月6日去杭州療養(yǎng)，13日返滬。

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一行6人乘坐防彈汽車踏上了返滬的旅途。汽車上除了司機還有5個人，史量才的兒子史詠庚及其同學鄧祖詢坐在前排，史量才夫婦和一位親戚坐在后排。下午3時許，當車開到翁家埠站北約二華里處時，路邊出現(xiàn)了一輛別克牌轎車，在車子邊上站著一些人，他們看起來像是在修理汽車。就在兩車慢慢接近，只有一丈遠時，只聽得一聲呼哨，別克車邊上的人就紛紛拔出槍來。一時間，子彈橫飛。特務們首先將槍口對準了前排的司機和史詠庚的同學鄧祖詢。混亂之中，車上的人紛紛奪門而出，史詠庚一路狂奔，終于逃到了翁家埠。史量才跑出了一段路之后，隨即閃入路邊一戶農(nóng)家，追擊的特務發(fā)現(xiàn)了他，于是從屋外前后包抄。史量才想著從后門逃離，剛出后門便被守在那兒的特務一槍擊中腳部，他踉踉蹌蹌地掙扎著繼續(xù)奔命，最終還是被特務追上，頭部被特務打了兩槍，當即死亡。

史量才被暗殺后，特務們迅速乘車逃走。幸免于難的史詠庚在槍聲停下半小時后才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返回出事地點，將父親、同學以及司機的尸體運回杭州。

完成任務后的戴笠忙不迭向蔣介石報告，蔣介石對戴笠的表現(xiàn)十分滿意，立即發(fā)5000元獎金以示犒賞。另一方面，蔣介石卻又作出姿態(tài)，電令警察局系統(tǒng)迅速將兇手緝拿歸案，并以國民政府的名義向史量才的家屬致電表示慰問。

蔣介石的又一個對手就這樣被除去，而幫助他達成這一目的的，正是他的忠誠部下戴笠。

恐嚇宋慶齡

19世紀90年代，宋慶齡在上海一個牧師兼實業(yè)家的家庭誕生。她少年時代便遠涉重洋，赴美國接受了“歐洲式的教育”，在人生的較早階段便廣泛接觸民主主義。當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以浩浩蕩蕩之勢在中國這片古老的大地上建立起一個全新的國家框架時，她便將國家的命運與自己緊緊地聯(lián)系起來。革命讓國家的命運有了一個全新的開始，然而其果實被袁世凱竊取，共和國在搖籃中被扼殺。此后，日本開始了對中國的侵略。當侵略者的野心不斷膨脹，中國開始面對帝國主義列強強大的軍事威脅。宋慶齡在此時提出“國難當頭，應該盡棄前嫌。必須舉國上下團結一致，抵抗日本，爭取最后勝利”的主張，并始終堅持中國人民應當“抵御入侵，統(tǒng)一戰(zhàn)線，共同抗戰(zhàn)”的立場。

蔣介石在抗戰(zhàn)問題上的對日妥協(xié)讓廣大愛國人士對國民黨政府失去信心，他的反共政策也讓許多人士感到不平，其黑暗統(tǒng)治下的勞苦大眾也漸漸將國、家的希望寄托到與人民聯(lián)系更加緊密的共產(chǎn)黨身上。蔣介石的政治主張與宋慶齡的觀點存在著重大分歧，為了避免國家淪喪的悲慘命運，為了掃清國家民主道路上的障礙，宋慶齡積極投身國家進步事業(yè)，堅持反蔣立場，矢志不渝。

每每蔣介石有一些大的舉動，宋慶齡都會態(tài)度堅決地表示反對。宋慶齡從蔣介石在政治上的表現(xiàn)不得民心，對待異己甚至采用暗殺、私下報復等手段，已經(jīng)能看透他的本質(zhì)，而蔣介石又生性多疑，對身邊的人總是缺乏信任，與其相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而，在蔣介石與宋美齡結合的時候，她就表示了強烈的反對。1929年，為了紀念“八·一”南昌起義兩周年，宋慶齡給柏林反帝大同盟拍發(fā)電報。宋慶齡的做法讓蔣介石如芒在背，如若是旁人他早已將其除去，可是宋慶齡是孫中山的夫人，又是宋美齡的姐姐，他拿她絲毫沒有辦法。

宋慶齡屢次在公開場合發(fā)表反蔣言論，又對共產(chǎn)黨表示支持，這讓蔣介石對宋恨之入骨。然而，宋慶齡的身份卻讓他無法展開行動。宋慶齡貴為國母，在海內(nèi)外都享有極高的聲譽，如果輕舉妄動，必然會帶來各界人士的責難，社會輿論的監(jiān)督也會產(chǎn)生巨大的壓力，政府將無法承受。于是，蔣介石冥思苦想，終于想到了一個計劃。宋慶齡在社會上公開發(fā)表的言論相當犀利，首要的任務就是讓她“閉嘴”，從輿論界削弱她的社會影響力。

1929年8月10日，戴季陶帶著夫人，來到上海莫里愛路，拜訪宋慶齡。戴季陶剛一見到宋慶齡，還沒開口，宋慶齡便知道他此行是來給蔣介石當說客的。一陣簡短的相互寒暄過后，戴季陶掏出一張紙，遞到了宋慶齡的面前。宋慶齡定睛一看，這正是她給反帝大同盟拍發(fā)電報的手稿！

宋慶齡看到自己準備發(fā)表的手稿此時卻由戴季陶拿了出來，立刻明白了其中的內(nèi)情。自己的言論自由已經(jīng)被國民黨控制，這讓她大為光火：“這份手稿怎么在你這里，為什么沒有發(fā)表？”

“這稿子果真是您的？宋先生，您是一國之母，在黨內(nèi)也是德高望重，怎么可以不與黨國保持一致呢？”

“我要讓人知道的是事實。你們將稿子截獲，還造謠說是共產(chǎn)黨人捏造！”

“宋先生，這份電報是在攻擊政府！即使政府有錯，您也是黨內(nèi)人士，不用這樣去公開詰難??！您這樣是無視黨紀！”

“黨紀？”聽到這兩個字，原本神情激憤的宋慶齡開始放慢語氣，面色凝重，“你們真是寬宏大量，把我放進你們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中?，F(xiàn)在，我連說話的權利都沒有了，在你們眼里，不就是一塊兒欺騙群眾的招牌？你們這樣扭曲事實，欺瞞人民，總有一天，被壓迫的民眾會跟你們算總賬的！我的電報代表著千千萬萬勞苦大眾的心聲，你想要勸我與你們沆瀣一氣，那是根本沒必要的?！?/p>

宋慶齡的政治立場堅定不移，一番慷慨陳詞后，戴季陶已經(jīng)沒有了剛才的鎮(zhèn)定，臉上不停滾落的汗珠顯示出了心中的慌張。戴季陶顫抖著拭去額頭上的汗珠，勉強定了定神，作出了最后一次努力：“宋先生，您還是不要再發(fā)表宣言了吧！”面對戴季陶的勸阻，宋慶齡立即回道：“剛才我已表明了我的立場，如果你們想要讓我不再說話，辦法只有兩個，把我槍斃了或是將我監(jiān)禁起來。我做事一向光明磊落，希望你們也不要用那些下作的手段，搞什么偵探，圍堵?！边@一席話說得戴季陶啞口無言，只好匆忙道別。

果然，宋慶齡送走了戴季陶后，蔣介石便開始計劃下一步的行動。既然說客不足以改變宋慶齡的行為，蔣介石就召來戴笠，命令特務機關以他們的方式來“勸導”宋慶齡。

戴笠從事特務工作，素來以不擇手段、兇狠殘暴聞名。戴笠認為，宋慶齡雖然是領袖要對付的目標，但是卻有著極高的地位，因此不僅行事上要謹慎小心，不留痕跡，而且要將尺度掌握好，不能對宋慶齡造成任何傷害——蔣介石同宋慶齡意見不合，如果宋慶齡出了問題，社會上肯定會認為一切系蔣介石所為。

1932年12月，宋慶齡聯(lián)合當時社會上一些進步人士和知識分子，組建起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揭露蔣介石政權的獨裁統(tǒng)治。蔣介石本就對宋慶齡非常氣憤，現(xiàn)在宋慶齡又組織起聲勢浩大的反蔣組織，于是想出了一招“殺一儆百”的計策。蔣介石指令戴笠設計，將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總干事兼副會長、南京政府中央研究院總干事楊杏佛殘忍殺害，以此來恐嚇宋慶齡，讓她意識到自己的生命安全正受到威脅。不料宋慶齡卻不為所動，不僅在公開場合露面，還在楊杏佛的追悼會上慷慨陳詞，表達自己的悲憤之情。此后，又積極投入了民權保障同盟的工作之中。

蔣介石見宋慶齡依然沒有退縮，又命令戴笠加緊對宋慶齡采取措施。戴笠派特務每天在宋慶齡的寓所外進行監(jiān)視。后來又派出一名女特務接近宋慶齡的女傭，送給她不少東西，然后打聽宋家客人來往情況。然而，這名女特務很快引起宋慶齡的注意，她叮囑女傭不要再和這個女特務來往。這一招失敗之后，戴笠又試圖通過宋家鄰居的女傭打入宋慶齡公寓內(nèi)部，結果還是沒有成功。

一個又一個計劃相繼宣告失敗之后，戴笠又開始命人匿名向宋慶齡寄送恐嚇信，直至在信中放入子彈，以示威脅。宋慶齡收到帶子彈的信后，對保姆說：“不要害怕，蔣介石只要不取我性命，他便休想達到目的?！彼螒c齡面對恐嚇、威逼、利誘都不為所動。蔣介石想要通過這樣的手段來讓宋慶齡閉嘴，宋慶齡不但沒有沉默，反而言辭更加犀利。

反復數(shù)計均未見成效，蔣介石又頻繁施加壓力，戴笠一時間愁眉不展。一日，在上海負責行動工作的特務沈醉到南京找戴笠匯報工作，當他走進雞鵝巷53號戴笠的辦公室時，戴笠問道：“我們對宋慶齡威逼利誘，各種方法都用了個遍。她的命當然是不能動的，關于恐嚇她一事，你有什么好辦法？”沈醉聽聞之后沉思片刻，提出了制造“車禍”的辦法。沈醉說道：“宋慶齡經(jīng)常外出活動，所以利用撞車的機會對其造成傷害切實可行。而且汽車是由人駕駛的，行動起來可以控制，到時將宋床齡撞成重傷，送進醫(yī)院，既不會有性命之虞，又能讓她失去活動能力，一直躺在床上過完一生，自然就無法再在社會上活躍了?！?/p>

沈醉的建議引起了戴笠的興趣，這個方案竟然和他之前的想法有異曲同工之處。于是戴笠一拍桌子：“你的想法我也考慮過，再說詳細一點。”沈醉接著解釋道：“要是駕車去撞擊對方的車，就必須保證汽車的堅固。德國車的質(zhì)量一向不錯，可以考慮使用，此外，車禍發(fā)生后對駕駛員造成的傷害一般來自前擋玻璃，所以要將前擋玻璃換成不易破碎的保險玻璃。這樣一來，駕駛員再穿上一套避彈背心，再在駕駛時注意掌握，安全上就有保障了。”

戴笠對沈醉一陣稱贊后，又為他主動申請承擔這次任務而高興，接著問道：“那么具體實施的時間和地點呢？”沈醉知道自己的計劃十有八九已經(jīng)被戴笠默許了，就接著說道：“宋平日在租界內(nèi)居住，因此必須在租界下手，等宋的車在紅燈處停穩(wěn)后，方可調(diào)整方向，狠狠地撞上去，這樣就能將車撞出很遠，而且車內(nèi)的人會受傷，但卻不會是重傷。”戴笠聽過之后，又問道：“行動過后如何善后才能不被人發(fā)現(xiàn)？”沈醉成竹在胸，有條不紊地解釋道：“撞車之后，可馬上將車內(nèi)的制動器破壞，這樣既可以減輕行動者所要承擔的責任，也能掩人耳目，不被人懷疑是刻意為之的?！贝黧衣犨^沈醉一番敘述，覺得的確合情合理，反復考慮之后，的確沒有破綻，就決定采納此計劃。

一個月后，戴笠便從杜月笙那兒弄到了一臺德國轎車，轎車結構十分堅固，前擋玻璃也依沈醉的建議換成了保險玻璃。沈醉見過之后十分高興，為了能順利執(zhí)行計劃，還對宋慶齡的行蹤進行監(jiān)視，將幾條馬路的地形做了仔細的分析，只等戴笠一聲令下就去執(zhí)行。

此后，每次戴笠去上海，沈醉都要詢問任務是否執(zhí)行，戴笠卻總是讓沈靜候通知。一年過去了，戴笠依然沒有發(fā)出行動的信號，反而要求沈醉將汽車還給杜月笙。事后，沈醉才了解到，戴笠經(jīng)過思索還是認為撞車在行動上的控制實在困難，如果稍有差池，宋慶齡即有生命危險，那樣的話，后果不堪設想。這件事情因為戴笠的反復考慮，最后終于取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