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囚秦

秦王嬴政之于韓非就如一部現代版的“愛情”傳奇故事。話說韓非待字閨中，“玉照”傳遍七國。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這是愛情的承諾、永恒的誓言。媒人拿著照片還一通介紹，認為是天大的好事，男俊女俏、男才女貌、門當戶對、郎情妾意，于是秦王不擇手段要得到韓非?！扒匾蚣惫ロn”，動用軍隊攻打一個國家，只為了得到一個盛裝的“新娘”，成就一段美滿“姻緣”。如同天下最有排場的婚禮，韓非得到了最高禮遇。這邊“搶婚”是真，那邊“留人”是假，“新郎新娘”順利見面。但見面不如聞名，這韓非居然口吃到如此程度，當時還以為是缺陷之美，還以為是斷臂的維納斯，卻不知美人的缺陷也是缺陷，忍受缺陷絕對是一種苦痛，最終還不得不承認，世間沒有十全十美的人——秦王就沒有毛病嗎？秦王失望了，失望的又豈止一個秦王，雙方都開始徘徊猶豫。等到第三者插足，李斯出手，毒殺了韓非，秦王后悔了，有缺陷的美人她到底還是美人，跑掉的魚永遠是最大的，得不到的永遠是最好的，失去的永遠是最心愛的，這時候就該開始永久地懷念，永遠地思念，心口亙古不變地痛，最后如同祥林嫂般向人講述這一段“我真傻”的“愛情”傳奇。

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說：“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边@給人一種錯覺，似乎韓非子是在秦國被囚禁之后寫下《說難》《孤憤》的。司馬遷當然明白，韓非在入秦之前已經寫就十余萬言，司馬遷這么寫只是行文的需要，不能理解為司馬遷的錯誤。司馬遷在《史記》中全文轉述了韓非的《說難》，可見司馬遷對韓非文章的高度認可。秦王（當時還只能稱秦王而不能稱秦始皇）極度贊賞韓非的著作，因為韓非寫的是“帝王之術”。

韓非子一般被認為是法家思想的杰出代表，既然只是思想代表，也就是說他長于理論而缺少實踐。在他之前，法家分為三派：一重勢、一重術、一重法。以慎到為代表的“勢”派，強調權力與威勢最為重要，主張在政治和治國中用“勢”；“術”派以申不害為首，重視“術”，即政治權術；商鞅是“法”派的代表人物，主張治國用法律和規(guī)章制度。馮友蘭認為：其能集此三派之大成，又以老學、荀學為根據，而能自成一家之言者，則韓非是也。

韓非是集眾人所長，認為“勢、術、法”三者不可或缺。他在其著作《韓非子·八經》中說：“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則不非，鬼則不困。勢行教嚴，逆而不違……然后一行其法。”翻譯成白話大意是這樣：明君如天，執(zhí)法公正，這是“法”的作用；君主駕馭他人時，神出鬼沒，令人無法捉摸，這就是“術”的運用；君王擁有威嚴，令出如山，這就是“勢”。三者“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韓非子·定法》）?！胺?、術、勢”三者結合基本是韓非子理論的精華，這種理論正好適用于春秋戰(zhàn)國的混亂到秦漢一統(tǒng)的歷史進程。李斯毒殺了已經被他送進監(jiān)獄的同學韓非子，是出于嫉妒，對其學說卻心悅誠服，稱之為“圣人之論”“圣人之術”，是治天下的“帝道”。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表n非子是韓國（今河南西部）人，王室后裔，約生于公元前280年（周赧王三十五年），死于公元前233年（秦王政十四年）。“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于黃老”。韓非是法學天才，也善于學習，師從荀子，還研究老子的道家學說，應用到法家。韓非子的學習成績很好，“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李斯就是法家的著名人物，卻認為自己的成績不如韓非。

韓非的強項是著書立說?！胺菫槿丝诔?，不能道說，而善著書?！庇锌诔缘拿?，可能正因為是結巴，不能像蘇秦、張儀一樣憑借利齒游說天下，便揚長避短，用心寫作，以學術著作聞名于世。韓非的著作傳到秦國，秦王成為他的知音，非要見見這只下蛋很好吃的雞。

韓非的政治思想是先秦新興地主階級政治思想發(fā)展的標志，他的著作之所以得到秦王的高度認可，是因為其同學李斯已經在秦國身體力行，極力推行變法圖強，而秦王也希望變法，推行法治，實現其富國強兵、兼并六國的理想。韓非的理論正好符合秦國現實的需要，他死后，其政治學說基本被秦王朝所采納，有效地打擊了舊貴族的復辟活動，鞏固了新生的封建生產關系、政治制度，建立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強大的封建中央集權專制國家。

韓非是荀子的學生，荀子主張“人性本惡”，韓非對此也深信不疑。但他在根除人性的惡上又與其老師有不同見解，他對荀子通過文化教育使人向善的一套理論根本沒有興趣。他認為正因為人性惡，用法律最有效，法律能做到令行禁止，教人如何趨利避害。他認為應該從現實出發(fā)，絕不能寄希望于教化把人民大眾改造成新人。韓非強調刑罰的作用，他看出了統(tǒng)治者與人民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利害關系，要使人民心甘情愿接受統(tǒng)治，僅僅依靠教化是不可能的。他說：“彼民之所以為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為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為我用者也。”（《外儲說》）韓非剝去了儒家“仁義”的外衣，主張用刑罰來強化統(tǒng)治。

韓非對現實有清醒的認識。他深深懂得，每個時代的變化，都有它不得不變化的原因，因此只能現實地對待已經變化了的世界，他的寓言故事“守株待兔”就是講述這個道理?！笆枪欧墙瘛钡膫鹘y(tǒng)如今依然存在。的確，古代的人或許真的比較純樸，值得稱頌，但那是當時的物質文化環(huán)境造成的，并不是說古代人們的道德品質就一定比后人高多少。韓非子說古代“人民少而財有余，故民不爭……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yǎng)薄，故民爭”（《韓非子·五蠹》）。韓非子是不是最早論述人口問題的，筆者無從知曉，但馬寅初的“人口論”基本就是這一觀點，影響了今天的“基本國策”。這是題外話，不提。戰(zhàn)國時期的人口是重要的戰(zhàn)略資源，各國不是覺得人多，而是覺得人少。人少了，財源不廣、兵源不足，就不利于開疆擴土。從這一點上看，韓非的人口論是有局限性的。

韓非認為，新情況產生新問題，只能用新方法解決。只有愚蠢的人才會“守株待兔”。眾所周知的寓言故事：“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為宋國笑。”講故事的重點在后面的議論：“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span>韓非子的這種思想如今看來就是一種“與時俱進”的變革觀點。

韓非是王族出身，因此操的是君王的心。韓非論述政治，他認為君王不應當親自動手做任何事情，一切需要辦的事情都應假手別人去做。他說君王應如“日月所照，四時所行，云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亂于法術，托是非于賞罰，屬輕重于權衡”（《韓非子·大體》）。韓非子設想的治國之道大體如下：君王統(tǒng)治百姓，靠的是法律和威勢，而不需要君王有特殊的才能和道德。君王不用事必躬親，只要他有駕馭人的權術，就可以物色到會制定法律的人和會辦事的人。君主所要做的只是：完成任務有賞，完不成任務受罰，僅此而已。

韓非所說的治國“二柄”就是“賞”與“罰”，君王掌握這兩項大權即可。韓非說：“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也就是說，君主治理天下，要遵循人性，人性之中，有所愛，有所憎，賞罰就能發(fā)揮作用，就能做到令行禁止，就具備了治世之道。

前面說了，韓非的學說也來源于老子，因此，他所主張的治國之道有些類似于道家，如《莊子·天道》中說：“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法家的主張是現實主義，儒家的主張是理想主義。儒家指責法家卑鄙、粗野；法家則認為儒家書生氣不切實際。儒家認為，要靠禮和道德，而不是靠法律和刑罰來治理百姓。但在思想上儒家和法家一樣，認為社會階級沒有高下之分，在法律和統(tǒng)治者面前人人平等。法家所做的只是把貴族的地位降低，而不是提升庶民的地位，君王靠獎懲來統(tǒng)治一切人，而把“禮”拋到一邊。韓非自己作為貴族卻極力主張打擊貴族勢力，自然受到韓國貴族的一致打擊，韓王不支持，韓非在韓國就只能搞理論研究。

韓非的理論成果深得秦王的喜愛，秦王為了見到韓非，居然派軍隊攻打韓國。韓王本來就不認為韓非有什么用，便順水推舟，將韓非送給秦國。秦王終于見到了韓非，自然非常高興，可能本來想與韓非好好探討一下治國之道，卻不料韓非口吃，居然連說出一句完整的話都費勁，滿腔的熱情大打折扣，沒能立刻重用韓非。另外也有一種可能，那就是所謂“見面不如聞名”。既然說不行，那就還是寫?！顿Y治通鑒》記載：“王聞其賢，欲見之。非為韓使于秦，因上書說王曰：‘今秦地方數千里，師名百萬，號令賞罰，天下不如。臣昧死愿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從之計。大王誠聽臣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殉國，以戒為王謀不忠者也?！表n非作為韓國貴族，在韓國不被重用，為秦國出謀劃策本不為過，但見面的第一個主意就是要秦國先滅了韓國，違背人之常情，也給李斯以口實。《史記·老子韓非列傳》：“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鼻赝跬?，“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韓非由此進了監(jiān)獄。進了監(jiān)獄的韓非本來還想上書為自己辯解，但李斯不會給老同學這個機會，早早逼迫韓非服毒自盡。秦王后悔將韓非關進了監(jiān)獄，想赦免他，但為時已晚?！扒赝鹾蠡谥?，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狈宜枷爰蟪烧呔瓦@么草草囚秦而死。

司馬遷評價韓非至少有兩處：其一，“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于秦，不能自脫”。其二，“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

司馬光認為韓非向秦王獻策，第一就是要滅掉自己的祖國，目的只在于證實他的學說和才能。因此對韓非評價不高，臣光曰：“臣聞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及人之國，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為秦畫謀，而首欲覆其宗國，以售其言，罪故不容于死矣。烏足愍哉！”

對于韓非是否上書秦王嬴政出賣韓國，柏楊持不同的觀點，柏楊認為《史記》《戰(zhàn)國策》中均不見韓非上書一說，僅司馬光在其《資治通鑒》中有上書一文，只是一樁政治上的小把戲。因為在現實政治上，司馬光的對手王安石是一位披著儒家外衣的法家支持者，而韓非是法家學派的始祖，正好利用這封賣國上書，把法家丑化，使人們產生“法家就是賣國賊”的印象。

《荀子》曰：“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诓荒苎裕砟苄兄?，國器也?？谀苎灾?，身不能行，國用也?？谘陨?，身行惡，國妖也。治國者敬其寶，愛其器，任其用，除其妖。”韓非本為貴族，身不能行；天生口吃，又不善言。但通法術，能寫，算異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