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牧歌
American Pastoral
KM
大衛(wèi)·林奇的母親是個城市姑娘,但他父親在鄉(xiāng)村長大。我們可以以此為起點開始講述,因為林奇的故事本質上正是個充滿雙重性的故事?!耙磺卸蓟\罩在溫和的狀態(tài)之中,一切都很鮮活,但我們生活在一個不完美的世界里。”林奇曾這樣表達他對世界的觀察,而這種理解恰恰是他所有作品的核心。[1]我們生活在矛盾的王國之中,善與惡、精神與物質、信仰與理性、純潔的愛與邪惡的肉欲在這里并存,處于令人不安的休戰(zhàn)之中。美好和邪惡的相互沖撞之處,塑造出一片復雜難懂的區(qū)域,林奇的作品正好棲息其中。
林奇的母親埃德溫娜·松德霍爾姆(Edwina Sundholm)是芬蘭后裔,在布魯克林長大。她吞吐著城市里的煙塵長大,鼻子里聞到的是汽油味,眼睛里看到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狡詐,大自然在她心中并不占據任何分量。這些都成為林奇的一部分,塑造了他的世界觀。他的曾祖父在靠近華盛頓州科爾法克斯(Colfax, Washington)的小麥之鄉(xiāng)務農。1884年,其子奧斯汀·林奇(Austin Lynch)在那里出生。木材廠和高聳的樹木,割草后的清新香氣,遠離城市才能看到的星空——這些東西也成了林奇的一部分。
子承父業(yè),大衛(wèi)·林奇的祖父也成了種植小麥的農民。在一場葬禮上,他遇到了來自愛達荷州圣瑪麗斯(St. Maries, Idaho)的姑娘莫德·蘇利文(Maude Sullivan),隨后兩人結了婚?!澳率苓^教育,把我們的父親培養(yǎng)成了很有目標感的人?!绷制娴拿妹矛斏とR維西(Martha Levacy)如此回憶他們的祖母——莫德和丈夫在蒙大拿州海伍德(Highwood, Montana)附近有塊地,莫德建了所只有一間教室的學校,她也是那兒唯一的老師。[2]
奧斯汀和莫德·林奇有三個孩子:大衛(wèi)·林奇的父親唐納德是老二,1915年12月4日出生于一棟既沒有自來水也沒有電的房子中。“他住的地方很荒涼,他喜歡樹,因為草原上見不到樹?!贝笮l(wèi)的弟弟約翰說,“他決意離開草原,不再當農民,所以去學了林業(yè)?!?span >[3]
1939年,唐納德·林奇(Donald Lynch)在位于北卡羅來納州達勒姆(Durham, North Carolina)的杜克大學做昆蟲學研究生論文時遇到了埃德溫娜·松德霍爾姆。埃德溫娜在那兒讀本科,修德語和英語雙學位。唐納德和埃德溫娜是在樹林里散步時偶遇的。當時唐納德抬起一根低垂的樹枝方便埃德溫娜過去,于是埃德溫娜對這位禮貌的小伙子頗有好感?!岸?zhàn)”期間,他們倆都在海軍服役。緊接著,1945年1月16日,他們在舊金山東北37公里外的加州馬雷島(Mare Island)上的一座海軍小教堂里結了婚。不久后,唐納德找到一份美國農業(yè)部助理研究員(research scientist)的工作,他和妻子搬到蒙大拿州的米蘇拉(Missoula, Montana),這個小家總算有了落腳之處。
大衛(wèi)·基思·林奇(David Keith Lynch)是這對夫婦的第一個孩子。他1946年1月20日出生在米蘇拉,不過兩個月大時被父母帶到了愛達荷州的桑德波因特(Sandpoint, Idaho),唐納德在那兒為農業(yè)部繼續(xù)工作了兩年。1948年住在桑德波因特時,大衛(wèi)的弟弟約翰出生了,不過他也生在米蘇拉:埃德溫娜·林奇——現在人人都管她叫“桑妮”(Sunny)——特意回到米蘇拉生下她第二個孩子。那一年接近年尾時,這家人搬到了華盛頓州的斯波坎(Spokane, Washington),1949年瑪莎出生在那里。為了讓唐納德完成在杜克的學業(yè),1954年這家人曾短暫搬回達勒姆,之后回斯波坎住了一陣,然后于1955年落腳愛達荷州的博伊西(Boise, Idaho),在那兒一直住到了1960年。大衛(wèi)·林奇童年最難忘的幾年也是在這個地方度過的。
“二戰(zhàn)”后,美國小孩經歷了一段完美的成長時光。1953年朝鮮戰(zhàn)爭結束,為德懷特·艾森豪威爾(Dwight Eisenhower)1953年到1961年在白宮的兩屆連任奠定了基礎。自然世界繁茂生長,似乎所有人都沒有太多煩惱。博伊西雖然是愛達荷州首府,但那時只是個小鎮(zhèn),中產家庭的孩子在這兒自由成長,今天已經很難想象那種自由度。家長很少干涉孩子,小孩就和朋友們在家周圍的街道上四處瘋跑,自己琢磨事情。這就是林奇經歷的童年。
“童年充滿魔力,尤其是夏天,和大衛(wèi)在一起的美好記憶都是在夏天發(fā)生的?!绷制嬖诓┮廖髌陂g最好的朋友之一馬克·史密斯(Mark Smith)回憶說,“我家后門和大衛(wèi)家后門大概只隔著10米,吃完父母準備的早餐,我們就沖出門,一整天都在外面玩。家附近有塊空地,我倆拿著爸爸的鏟子在那里挖地下要塞,挖完就躺在里面。那個歲數的小男孩都喜歡玩軍事游戲?!?span >[4]
林奇的父母各有兩個兄弟姐妹,這四個人中除了一位,其他都結婚生子,組成了一個大家庭,孩子們因此有許多阿姨、叔叔、堂表兄弟姐妹,有時這一大家子人會聚在林奇外祖父母位于布魯克林的家中?!袄蚶蚬霉煤桶鹿酶付紵崆楹每?,他們位于十四大道的家就像避難所——莉莉有張大桌子,幾乎把整個廚房都占滿了,大家都圍在桌子旁?!绷制娴奶媒惆A漳取杉永桌‥lena Zegarelli)回憶說,“假如埃德溫娜和唐帶孩子來,那可是大事,莉莉會做一大桌菜,所有人都會出席?!?span >[5]
不論用什么標準衡量,林奇的父母都是了不起的人?!案改冈试S我們做些瘋瘋癲癲的事情,今天絕對不敢想象?!奔s翰·林奇說,“他們很開放,從不強迫我們選擇這條路或者那條路?!贝笮l(wèi)·林奇的第一任妻子佩吉·雷維(Peggy Reavey)說:“大衛(wèi)給我講過他父母了不起的事跡,印象最深的是,假如孩子突然蹦出了做個什么東西或者學點什么的想法,全家人都會很認真地對待這件事。他家有個工作室,家庭成員可以在里面做各種實驗,頭腦中的想法就立刻變成了很實際的問題:該怎么把事做成。想法很快能具象為實打實的東西,這點很強大。”
“大衛(wèi)的父母支持孩子們塑造自己的個性。”雷維接著說,“但他對行為舉止有著不容置疑的要求。比如不能粗魯地對待別人,如果決定做某事,就一定得做好——他對這點尤其嚴格。大衛(wèi)在手藝方面總是追求不可挑剔的完美,我估計肯定和他父親的教導有關?!?span >[6]
在林奇童年好友戈登·坦普爾頓(Gordon Templeton)的記憶里,林奇的母親“是位了不得的主婦。她自己給孩子們做衣服,裁縫技術一流”[7]。林奇的父母也是一對浪漫的夫妻——“他們會拉著彼此的手,親吻著道別”,瑪莎·萊維西(Martha Levacy)說。給別人回信的時候,林奇的母親會署名“桑妮”和“唐”,然后在她名字旁邊畫個小太陽,丈夫名字旁邊則畫棵小樹。他們倆是虔誠的長老會教徒?!白诮淌俏覀兂砷L過程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奔s翰·林奇說,“我們都會去主日學校。隔壁的史密斯一家和我們截然不同。周日,史密斯一家會鉆進他們的雷鳥敞篷車出發(fā)去滑雪,史密斯先生嘴里還叼根煙。我們一家人則鉆進龐蒂亞克(Pontiac)運動轎車出發(fā)去教堂。大衛(wèi)覺得史密斯一家很酷,我們家則很沉悶?!?/p>
在大衛(wèi)女兒詹妮弗·錢伯斯·林奇(Jennifer Chambers Lynch)的印象中,她祖母“很拘謹,循規(guī)蹈矩,是教會中的活躍人物。桑妮很有幽默感,并且很愛自己的孩子。我從不覺得她特別偏愛大衛(wèi),但大衛(wèi)無疑是讓她最費心的一個。我父親深愛著他的父母,但他同時又很鄙視他們所謂的美德,討厭教堂周圍的白色尖木樁柵欄和所有一切。他對宗教有著浪漫想象,但又痛恨它,因為他很想抽煙,想過藝術家的生活,可每周他們都要一如既往地去教堂,一如既往地過著完美、安靜、善良的生活,這讓他有點兒發(fā)瘋了”[8]。
林奇家周圍住著幾戶人家,他們的小孩都和大衛(wèi)差不多大,這群孩子很快成了朋友?!拔覀兇蟾庞?個人?!碧蛊諣栴D說,“有威拉德·‘眨眼睛’·彭斯(Willard ‘Winks’ Burns)、加里·甘斯(Gary Gans)、萊利·‘生氣鬼’·卡特勒(Riley ‘Riles’ Cutler)、我自己、馬克和蘭迪·史密斯(Randy Smith),以及大衛(wèi)和約翰·林奇。我們就像親兄弟。那時候我們都迷《瘋狂》(Mad)雜志,總在一起騎車。夏天在游泳池邊上打發(fā)時間,或者去女孩家聽音樂。當時的孩子真自由——我們能騎車玩到晚上10點再回家,能自己坐公共汽車進城,也都會彼此照應。每個人都很喜歡大衛(wèi)。他友善、愛熱鬧、謙虛、忠誠,還能在關鍵時刻幫上大忙。”
林奇是個聰明的孩子,他一直渴望在生命中遇到某種睿智深刻的事物,但這在20世紀50年代的博伊西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他自己曾說,兒童時代的他“渴望超乎日常的事情發(fā)生”。電視機開始向美國家庭輸入另一種版本的現實,逐漸吞噬掉每座小鎮(zhèn)和城市曾經獨有的特質。你可能覺得,像林奇這種直覺力很強的孩子可能已經感受到了這股即將席卷全國的深刻變化,但事實上,林奇當時的眼光還很大程度上受限于自己的城市和時代背景,而且他當時很熱衷于童子軍:長大后他還時常吹噓自己曾經是最高級別的鷹級童子軍。
“我們都在99軍團,”馬克·史密斯說,“童子軍組織各種各樣的活動——游泳、學打結……其中一項是歷時一晚的生存露營,有個家伙教我們要想在森林里存活下去應該吃些什么,怎么抓住松鼠并煮熟之類的。我們先是上了幾節(jié)課,然后就進山實戰(zhàn)演練。出發(fā)之前我們花零用錢買了一大堆糖果,但是一小時后就吃光了。到了湖邊,大人讓我們捕魚,可沒人會弄,到了傍晚時分我們都覺得可能就會這么餓死了。緊接著大家留意到一架在頭頂徘徊的飛機,從上面落下來一個掛在降落傘上的箱子。那個場面真讓我們這些小孩心潮澎湃。箱子里裝的是類似蛋粉的食物,結果所有人都通過了生存考驗。”
林奇是那種天生會畫畫的小孩,很早就表現出了藝術天分。母親從不給他買填色書,因為覺得這種書會限制孩子的想象力;父親則從單位給他拿回來大摞的方格紙。林奇擁有各種繪畫材料,坐下來畫畫的時候,父母都鼓勵他任由想象力馳騁?!皯?zhàn)爭結束不久,到處都能看到剩余的軍用物資,所以我畫了很多槍和刀。”林奇回憶說,“我很迷飛機、炸彈、戰(zhàn)斗機、飛虎隊,還用水彩畫了勃朗寧自動沖鋒槍?!?span >[9]
瑪莎·萊維西記得:“那時候大多數孩子穿的是沒圖案的短袖T恤,大衛(wèi)開始用熒光筆給街區(qū)里的小孩定制帶圖案的T恤,很快每個小孩都有了一件。我記得隔壁的史密斯先生給他快過40歲生日的朋友也買了一件,大衛(wèi)在上面寫了‘人生四十一枝花’,還配了張男人盯著美人看的小畫?!?/p>
林奇是個有天賦又有魅力的小孩?!懊總€人都被他吸引,”史密斯說,“他很受歡迎,后來我想:讓他來執(zhí)導拍電影肯定易如反掌——他總是很有活力,身邊圍著一堆朋友,總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我記得五年級時,我們坐在馬路牙子上,一邊互相大聲念出《瘋狂》雜志上的內容一邊大喊大笑。后來看到《雙峰》第一季時,我一眼就認出了其中包含的相同的幽默感?!绷制娴拿妹脤Υ艘埠苷J同:“我們當時生活中的很多笑料都被大衛(wèi)用到了作品里。”
林奇七年級時是班里的班長,同時在學校樂隊做小號手。和大多數體格健壯的博伊西市民一樣,他喜歡滑雪和游泳——據他妹妹說兩樣都很擅長——并且在少年棒球聯盟(Little League Baseball)做一壘手。他也喜歡看電影?!凹偃缢タ戳藞鑫疫€沒看的電影,回到家后就會給我詳細講述電影情節(jié)?!奔s翰·林奇說,“我記得他最喜歡的一部叫《雙虎屠龍》(The Man Who Shot Liberty Valance),他總是講個沒完沒了?!绷制嬗洃浿械谝徊侩娪皠t是《新潮試情》(Wait Till the Sun Shines, Nellie)。這是1952年由亨利·金(Henry King)執(zhí)導的一部憂郁的劇情片,影片高潮是主人公在理發(fā)店里被人殺死了?!拔沂呛透改敢黄鹪诼短炱囯娪霸嚎吹摹N疫€記得其中一幕是一個男人被機關槍射死在了理發(fā)椅上,另一幕是個小女孩在玩紐扣?!绷制婊貞浾f,“突然她父母發(fā)現她把扣子吞下去了,我還記得那種真切的恐懼感?!?/p>
想想林奇后來創(chuàng)作的那些影片,可能就不難想象他的童年時光混雜著黑暗和明亮的記憶?;蛟S因為父親的工作和患病的樹木相關,林奇在耳濡目染之下獲得了一種高度的覺察力,他稱之為一種能感受到萬物的表象之下所潛伏著的“瘋狂的痛苦和腐朽”的能力。新事物一旦產生就不可避免地會滑向混亂,林奇對這種熵增生來就異常敏感,感到很不安。他也不知道這種天性是如何來的。到紐約看望外祖父母也讓林奇非常焦慮,他回憶說,在那兒遇到的每樣東西都讓他不安?!白屛也婚_心的那些東西其實都很平凡,但卻引發(fā)了我很激烈的感受?!彼f,“我覺得有時候人們就算找不到源頭,也能具體感受到那種恐懼。有時你走進一間屋子,會覺得有什么地方不對勁,紐約給我的感覺就是這樣,恐懼像毯子一樣把我緊緊裹住。身處大自然之中你會產生另外一種恐懼,大自然可不算柔順,身處其中照樣會遇到可怕的事?!?/p>
1988年,林奇畫了幅名叫《愛達荷州博伊西》(Boise, Idaho)的畫,畫中內容印證了他的記憶。畫的右下部分勾勒出愛達荷州的輪廓,中間涂成黑色,周圍是用報紙上的小字母剪切拼貼出來的畫名。四條參差不齊的豎線割裂開黑色土地。在畫的左側部分,龍卷風形狀的東西看起來正瘋狂地向愛達荷州進發(fā)。那是幅很令人不安的作品。
很顯然,林奇的小伙伴們并沒看出他心里騷動的波瀾。史密斯說:“在電影《穆赫蘭道》(Mulholland Drive)中,那輛黑色小車沿著蜿蜒山道攀爬,你明白后面肯定會發(fā)生可怕的事。當時我想,大衛(wèi)小時候可不是這么個孩子啊。他作品中的黑暗特性讓我很吃驚,我不知道它們來自何處。”
1960年,林奇14歲時,他父親被調派到弗吉尼亞州的亞歷山大(Alexandria, Virginia),一家人又搬家了。史密斯回憶道:“大衛(wèi)一家宣布要搬走的消息后,就像有人擰掉了路燈上的燈泡。大衛(wèi)家有輛1950年的龐蒂亞克,龐蒂亞克的車標是個印第安人頭像,所以車引擎蓋上也有印第安人頭像裝飾物。當時他們那輛車上的印第安人鼻子斷了,我們就管那車叫‘斷鼻子酋長’。他們臨走前把這輛車賣給了我的父母?!备甑恰ぬ蛊諣栴D也記得林奇一家搬走那天的情形:“他們是坐火車走的,我們一群小伙伴騎自行車到站臺去送行。那是悲傷的一天?!?/p>
雖然林奇后來在亞歷山大的高中生活也很豐富多彩,但博伊西的那些日子在他心里永遠占據著特殊位置。他說:“回想博伊西時,我看到是20世紀50年代那種心滿意足、閃亮奪目的樂觀主義?!绷制婕野犭x博伊西時,有幾戶鄰居也隨之搬走了,約翰·林奇記得大衛(wèi)說了句:“那一刻,音樂停止了?!?/p>
離開博伊西前,林奇的童年時光就已開始進入尾聲。他還記得專屬于年輕男孩的那種沮喪——比如發(fā)現自己錯過了貓王在《艾德·蘇利文秀》(The Ed Sullivan Show)上的首秀。到了搬家的時候,他開始真的對女孩感興趣了?!按笮l(wèi)開始和一個很可愛的女孩約會,”史密斯說,“他們特別相愛?!绷制娴拿妹没貞浾f:“從很小的時候起,大衛(wèi)身邊的女朋友就沒斷過。我記得他上初中時有次跟我說,七年級組織坐干草拖拉機去農場玩,他趁機親了班里每個女孩一口?!?/p>
九年級畢業(yè)后的那個暑假,林奇回到博伊西,在幾個朋友家接連住了幾周時間?!八貋頃r變了個人,”史密斯記得,“他變成熟了,穿衣服的方式也變了——他有了個人風格,黑襯衫搭配黑褲子,這種打扮在我們那群人里很不同尋常。他真的很自信,講起在華盛頓的經歷時,大家都很羨慕。他身上有種深刻精致的東西,當時我想,我的朋友已經把我遠遠地甩在后面了?!?/p>
“高中畢業(yè)之后大衛(wèi)就不再回博伊西了,我們也失去了聯系,”史密斯接著說,“我的小女兒是個攝影師,住在洛杉磯。2010年的一天,她給另一名攝影師做助理時聽到句‘我們今天要拍大衛(wèi)·林奇’。拍照休息時,她上前跟林奇說:‘林奇先生,你可能認識我爸爸。他叫馬克·史密斯,住在博伊西。’大衛(wèi)說:‘你開玩笑呢吧。’下一次我去看望女兒時,到大衛(wèi)家聚了聚。高中之后我們就沒見過面,可他看到我,立刻給了我一個大大的擁抱,還跟辦公室里的人介紹說:‘你們得認識一下馬克,他可是我兄弟?!笮l(wèi)很忠誠,之后還和我女兒保持著聯系——作為一名父親,我很高興大衛(wèi)能替我照料她。我希望我們還是鄰居。”
20世紀50年代從沒真正從林奇體內離開過:媽媽們穿著棉質襯衫裙,微笑著把剛烤好的派從爐子里拿出來;大大咧咧的爸爸們穿著運動衫在烤架上烤肉,或者穿著西裝去上班;香煙隨處可見——那時,每個人都抽煙;經典搖滾樂;餐廳服務員晚餐時會戴上可愛的小帽子;穿短襪、涼鞋、毛衣和打褶格紋裙的少女。這些都成了林奇審美字母表中的基本組成元素。然而留存在他身體中最重要的東西是那個時代的情緒:泛著微光的天真和善良,伴隨著洶涌其下的黑暗力量,以及四處蔓延的性感氣息。這些都是林奇藝術的基石。
“拍攝《藍絲絨》(Blue Velvet)的那個街區(qū),和我們在博伊西住的街區(qū)非常像,距離我家半條街的地方就有電影里那么一棟可怕的公寓樓。”約翰·林奇說。《藍絲絨》開場使用的一組美國田園小景,靈感來自童書《我們這條街上的好日子》(Good Times on Our Street)。大衛(wèi)小時候看過這本書,很顯然永遠地把它印刻在了心里?!啊端{絲絨》中開車的場景也來自博伊西的記憶。有次,大衛(wèi)和幾個朋友上了一個大孩子的車。那個人說他能以160公里的時速開過國會大道(Capitol Boulevard)。一個瘋孩子危險地開著輛車,我想那次恐怖的經歷永遠留在了大衛(wèi)心里。他的作品很多取材自童年經歷。”
林奇在作品中確實涉及了自己的童年,但他的創(chuàng)造驅動力和作品不能簡單地和童年經歷畫等號。你可以分解一個人的童年,從中尋找線索來解釋他成年后的種種表現,但你很可能找不到任何關鍵性的事件,找不到那個玫瑰花蕾。我們天生就帶著些許個性,林奇天生就富有尋求快樂的能力和陶醉于某事的強烈欲望,他從一開始就表現得自信且富有創(chuàng)造力。他不是買T恤隊伍中的一員,而是那個做T恤的男孩。“大衛(wèi)是個天生的領導人物?!彼艿芗s翰如此說道。
DL
很高興看到我弟弟說我是個天生的領導人物,但其實我只是個普通小孩,有一群交情不錯的朋友,從不會想自己到底受不受歡迎,也不覺得自己與眾不同。
我媽媽的父親——我叫他松德霍爾姆姥爺——屬于工人階級。他的地下工作室里藏著一整套極棒的工具,還有制作精巧的木箱子,上面安裝著金屬掛鎖和各種花里胡哨的玩意兒。很顯然他們一家子都是了不起的木匠,做了許多櫥柜放在位于第五大道的商店里出售。我還是個小嬰兒時,就坐著火車和我媽媽一起去探望姥姥姥爺。我記得那是個冬天,姥爺推著嬰兒車帶我四處亂逛,很顯然我很喜歡和別人說話,會和展望公園(Prospect Park)里經營報攤的家伙聊一會兒,好像還會吹口哨。我那時候是個快樂的寶寶。
我一生下來就被帶到了愛達荷州的桑德波因特,我對桑德波因特唯一的記憶就是和小迪基·史密斯(Dicky Smith)一起坐在泥坑里。那是個樹底下的土坑,被人用橡膠軟管注滿了水。我記得坐在坑里玩泥巴,就像在天堂里一樣。我童年時最重要的一段時光是在博伊西度過的,不過我也很喜歡華盛頓州的斯波坎——那是我們在桑德波因特之后的落腳地。斯波坎擁有難以置信的迷人藍天。那附近肯定有空軍基地,因為不時會有巨大的飛機從開闊的天空中飛過,它們速度很慢,因為是螺旋槳飛機。我一直喜歡做東西,記憶中做的第一樣東西是木頭槍,那時候我們還在斯波坎。我先畫出輪廓,再用鋸子鋸出造型,槍看起來很簡陋。我也喜歡畫畫。
在斯波坎時我有個叫鮑比(Bobby)的朋友,他住在街區(qū)盡頭的一棟房子里,他家附近還有個公寓樓。有個冬天,我穿著小防雪服去找他玩,那時候我大概上幼兒園吧。我穿著小防雪服,鮑比也穿著小防雪服,我倆到處亂逛,凍得要死。公寓樓不挨著主路,我們看到有段走廊直通樓門,其中有間房子的門是開著的。所以我們走了進去,發(fā)現自己置身于一間公寓,沒人在家。不知怎么我倆靈機一動,決定做雪球塞到房中書桌的抽屜里。所有能找到的抽屜都被我倆塞上了雪球。我們會滾個結實的雪球,然后放進去。我們做了一些直徑大約半米的大雪球,把它們放到了床上,又在其他房間放了更多雪球。接著我們從衛(wèi)生間拿出毛巾,平攤在街上,就像旗子一樣。經過的車都會減速,接著司機會探出頭來大喊一句“滾他媽的”,隨后直接從毛巾上軋過去。我們看著幾輛車軋過毛巾,同時忙著滾更多的雪球。完事后我們各自回家了。晚上電話響起的時候,我正在飯廳吃飯,但是沒多想。那個時候電話很少響起,但即使這樣,電話響的時候我也沒緊張??赡苁菋寢尳拥?,但電話很快被遞給了爸爸,聽著他說話的語氣,我開始感覺大事不妙了。我親愛的老爸那次好像賠了不少錢。我和鮑比為什么要那么做呢?你幫我想一想……
離開斯波坎后我們到北卡羅來納州住了一年,爸爸要在那兒拿到學位。聽到那首《許愿池里的三枚硬幣》(Three Coins in the Fountain)時我個頭已經挺高,還記得自己當時仰頭望著杜克大學的一棟建筑,它門口就有個許愿池噴泉。那是陽光燦爛的1954年,眼前的畫面搭配著背景中播放的那首歌,總讓人覺得很不可思議。
我姥姥姥爺住在十四大道一棟漂亮的赤褐色砂石建筑里,他們在第七大道還有一棟房子,姥爺通過家里窗戶就能眺望監(jiān)視它的情況。那棟建筑好像有門臉店鋪,但也是居民樓。人們在那里居住,但不可以使用爐子。有次我和姥爺去那里,一戶人家的門敞開著,我看到有個家伙在熨斗上煎雞蛋。人們總能想出各種辦法。成長過程中,每次去紐約確實令我很不快。紐約的每樣東西都讓我害怕:地鐵看起來太超現實了,下到那樣一個地方,聞著那樣的氣味,風裹挾著列車向人沖來,巨大的聲音——我在紐約見到了各種各樣讓人害怕的東西。
我爸爸的父母——奧斯汀和莫德·林奇住在蒙大拿州海伍德一座種植小麥的農場上。我爺爺很像個牛仔,我喜歡看他抽煙的樣子。我一直都想學抽煙,他強化了這種欲望。在我還很小的時候,我爸爸還抽煙斗。后來他得了肺炎,就戒了。家里到處還能看到他的舊煙斗,所以我很喜歡裝作在抽煙斗。那時候的男人因為怕臟,會在煙斗口纏上透明膠帶,所以我就有一堆纏著透明膠帶的煙斗,有的彎有的直,很招人喜歡。我很年輕的時候就開始抽煙了。
我爺爺奶奶有個牧場,周邊距離最近的鎮(zhèn)子叫本頓堡(Fort Benton)。50年代時,他們從牧場搬到了位于蒙大拿州漢密爾頓的一個小農場,在那里建起一座小農舍,還有不少土地。他們過的完全是鄉(xiāng)村式生活。他們有只叫“紅眼”的小馬,我喜歡騎著它到處跑。我記得有一次紅眼到一條小溪旁喝水,我用盡全身力氣抱住它的脖子,才沒從馬背上滑落到小溪中去。你可以到后院里隨意開一槍,不會打中任何東西。小時候我就很喜歡樹木,童年時和大自然也非常親近。它們構成了我的全部世界。假如全家人開車去什么地方,我們會在路邊停車,支起帳篷來休息——從來不會去住汽車旅館。那個時候路邊還到處可見野營地,現在它們已經不見蹤影了。在農場上生活,你得學著自己修理東西,所以隨處可見各種工具。我爸爸還有個他自己的木工房。他是個手藝人,能幫人修理樂器,我記得他還做過10或11把小提琴。
項目!對于我們家人來說,“項目”是個讓所有人興奮不已的詞。有了想法,你就得收集需要的工具。對我來說,工具是世界上最棒的東西!人們發(fā)明了工具,而工具能讓人們發(fā)明的其他東西變得更好用——這多奇妙啊。就像佩吉說的,我的父母總是很認真地對待我產生的每個想法。
我父母都是特別體貼和善良的人。他們倆也都有著完整的家庭,善良的父母,全家人相親相愛,他們生命中的一切都是溫和美好的。你一般不會下意識地去思考這種幸福的狀態(tài),只有后來聽到別人的遭遇,才會意識到自己有多幸運。我爸爸是個很有性格的人,我總說,如果松開他的韁繩,他就會直接沖到森林里去。
我還記得有一次他帶我去獵鹿。在我爸爸成長的世界里,打獵是稀疏平常的事情,所有人都有槍,都會不時去打點兒東西,所以他自然也成了獵人,不過不是個貪婪的獵人。假如他打到一頭鹿,我們會租個冰柜,媽媽時不時到地下室的冰柜里拿塊肉出來,我們晚餐就吃鹿肉。不過我討厭鹿肉。我從沒殺過鹿,對此我很慶幸。
言歸正傳,那會兒我差不多10歲,和爸爸一起去獵鹿,我們開車出了博伊西,行駛在一條雙車道的高速公路上。四周唯一的光源是汽車大燈,其他地方都是漆黑一片。今天的人可能很難想象,因為現在幾乎已經沒有一片漆黑的道路了。我們就行駛在一片漆黑中,沿著彎曲的公路上山,有只豪豬一直在追著車跑。我爸最恨豪豬,因為它們吃樹皮,會讓樹死掉,所以他想軋死豪豬。但豪豬很機靈,在路上拐著彎地奔跑。于是爸爸急剎車停在路旁,拉上手剎,打開副駕駛座前的手套箱,拿出一支0.32英寸的手槍,說:“來,戴夫(大衛(wèi)的昵稱)!”我倆穿過高速公路,跟著豪豬一路爬上陡峭的小山,一邊爬一邊止不住地向下滑,終于到了山頂時,發(fā)現那里有三棵樹。豪豬爬上了其中一棵,于是我們倆開始沖著樹扔石頭,想確定豪豬的位置。搞清楚豪豬究竟藏在哪棵樹上后,爸爸開始順著樹干往上爬,邊爬邊跟我說:“戴夫!扔塊石頭看看它動不動,我看不見它!”我扔了一塊,他大喊道:“哎喲!不是沖我扔!”于是我又扔了幾塊,這回他聽到豪豬動彈的聲音了,于是——?。?!——豪豬順著樹滾了下來。我們回到車里,接著去打鹿了?;爻搪飞贤A艘幌?,發(fā)現豪豬的尸體上已經布滿了蒼蠅。我拔了幾根豪豬刺做紀念。
我小學二年級是在北卡羅來納州達勒姆讀的,班主任是克拉布特里夫人(Mrs. Crabtree)。那時我爸回到達勒姆的學校讀林業(yè)博士,每天晚上我們倆都會在廚房餐桌旁一起學習。我是班上唯一一個全A生。我那會兒的女朋友愛麗絲·鮑爾(Alice Bauer)得了幾個B,所以她緊隨我之后排在全班第二。
有天晚上我和爸爸正在學習,我聽到媽媽走進來,跟他說了幾句廚房里有老鼠的事情。到了周日,媽媽帶弟弟妹妹去教堂了,想著能讓我爸留在家里處理老鼠問題。他讓我?guī)退查_爐子,那只小老鼠就一路逃竄出廚房,穿過客廳,跳到了掛著衣服的柜子里。我爸拿著棒球棍對著衣服一頓猛打,直到老鼠渾身是血地滾落了出來。
愛達荷城曾經是愛達荷州最大的城市,但等我們搬到博伊西時,那兒的居民在夏天還剩100人左右,冬天則只有50多人。博伊西盆地試驗林研究中心就建在那兒,我爸是試驗林的負責人。“試驗”這個詞聽上去真美,我很喜歡它。他們會做腐蝕、昆蟲、病害等各種測試,想搞明白怎么才能種出健康的樹。研究中心的房子都是白色的,邊緣刷上了綠漆,院子里豎著頂端帶小木屋的木桿,小木屋有點像帶門的鳥籠,打開后會發(fā)現藏著各種儀器,用來測量濕度和溫度什么的。不知道哪個心靈手巧的人做了這些小木屋,還把它刷成和研究中心一樣的白底綠邊。隨便走進一間辦公室,就能看到無數小抽屜,打開看看,里面是釘在大頭針上的各種昆蟲。中心還有種滿幼苗的大溫室。假如去林子里,會看到樹上都掛著小名牌,好像是在做試驗什么的。大人會時不時檢查一下。
我負責射殺花栗鼠。爸爸會用林務局的皮卡車把我送到樹林里。我喜歡那些皮卡——它們跑得真穩(wěn),還刷成林務局特有的綠色。我隨身帶著自己的0.22英寸手槍和午飯,爸爸晚上再回來接我。想殺多少花栗鼠都行,因為它們在森林里泛濫,但不允許殺鳥。有回我在林子里,一只鳥飛到樹頂,我舉起槍扣下了扳機。我沒想到真能射中,結果那一槍命中要害。我看到鳥羽毛都炸開了,它旋轉著跌落進小溪里,然后就被沖走了。
我們住在帕克環(huán)形大道(Parke Circle Drive),隔壁是史密斯一家。他們家有史密斯先生和太太,四個男孩——麥克、蘭迪、丹尼和格瑞格,還有他們的奶奶——周圍的小孩都管她叫奶奶。奶奶總在外邊打理花園,只要聽見冰塊撞擊玻璃杯的細碎響聲,你就知道是奶奶出來了。
她總戴著園藝手套,一手拿著自己調的酒,另一只手拿著個小鐵鍬。史密斯夫婦把從我父母手里買的那輛龐蒂亞克給她開了。奶奶并非全聾,但她聽力很夠嗆,每次啟動車時必須把油門踩到底,才能聽到車確實啟動了。所以只要聽到車庫傳來巨大的咆哮聲,就知道奶奶要出門了。博伊西人周日都要去教堂,史密斯一家去的是圣公會教堂。他們開一輛福特旅行車出門,史密斯先生和夫人坐在前排,車座旁擺著一紙箱煙。不是只有幾包,而是一整箱。
那時候的小孩可以隨便跑來跑去。我們四處亂跑,白天絕對不會待在家里。我們都在外面忙自己的事,每天不亦樂乎。想想現在的孩子再也沒有這種自由了,多可怕。我們怎么會任由事情變成現在這樣?三年級時我們家才買電視,有時我會看會兒,但時間不多,認真看過的節(jié)目只有《梅森探案集》(Perry Mason)。電視的作用就像今天的互聯網,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它讓一切都變得均質化了。
關于50年代,有一點讓我記憶猶新,但卻永遠無法重現了:每個地方都曾經那么與眾不同。博伊西的女孩和男孩們穿衣服是一種風格,但如果到弗吉尼亞州去,會發(fā)現那兒的人穿衣服又是另外一種風格。如果北上到紐約,他們穿的衣服也不一樣,聽的音樂也不同。到皇后區(qū)去看看,那兒的女孩就像是——你一輩子都沒見過!布魯克林和皇后區(qū)又不一樣!戴安·阿勃斯(Diane Arbus)有張照片,里面是對帶著小嬰兒的夫婦,你還記得那個女孩有一頭漂亮的長發(fā)吧?那種發(fā)型在博伊西和弗吉尼亞就絕對看不到。還有音樂。假如想抓住一個地方的氛圍,只要看看街上的女孩,聽聽她們聽的音樂,大概就能明白了。別人居住的世界看起來那么奇怪和獨特,你真的很想去了解這個世界,了解他們喜歡的那些東西?,F在這些不同之處幾乎消失殆盡了。可能還有些細微差異,比如有的地方還有嬉皮,可你在其他城市也會遇到嬉皮,然后發(fā)現他們和你老家的那群人一模一樣。
從很小開始,我每年都會換個新女朋友,都是很棒的女孩。
上幼兒園的時候我和一個小女孩一起走路去上學,互相拿著彼此午睡時蓋的小毛毯。幼兒園里的把妹方式就是這樣。我有個朋友叫萊利·卡特勒(Riley Cutler)——我兒子萊利的名字就是隨他取的。我們倆吧,有這么一段故事:四年級時我有個女朋友叫卡羅·克拉夫(Carol Cluff),結果到了五年級,她成了萊利的女朋友,兩個人直到今天還相親相愛。我五六年級時的女朋友是朱迪·帕特南(Judy Puttnam)。到了初中我就變成了每兩周換一個女朋友。你跟一個女孩交往一陣,過不了多久就需要換成另一個女孩。我有一張在博伊西地下室聚會上親簡·約翰遜(Jane Johnson)的照片。簡的爸爸是個醫(yī)生,我們倆會一起讀醫(yī)學書。
我要給你講一講讓我真正記憶深刻的一吻。我爸的老板是帕卡德先生(Mr. Packard)。有年夏天,帕卡德一家來度假,住在了研究所里。他們家有個漂亮女孩,叫蘇(Sue),跟我同齡。她把鄰居男孩也帶來了,兩個人躲在屋里做愛。當時我還一點都不懂性,所以他們毫無顧慮地告訴我這些時,我覺得自己的腦袋都要爆炸了。有天我和蘇甩開了她的男朋友一起出去玩。黃松林下鋪著大約半米厚的松枝,研究所里的人把這塊地叫作“大面團”。我們倆在難以置信的松軟地面上繞著樹跑來跑去,撲倒在松枝上,長長地親吻起來,感覺真夢幻。那一吻在身體里不斷下沉下沉,點亮了某處的火焰。
我記憶中的大多數事情都發(fā)生在夏天,大概因為冬天總是和學校掛鉤,而人類總把學校抵擋在記憶之外,因為想起它只會讓人恐懼。我?guī)缀跤洸坏米约涸浽诮淌依锎^,除了美術課之外,也不記得上過的任何課。雖然美術老師很保守,但我記得自己還是很喜歡他的課。不過直到現在,我還是更喜歡待在戶外。
我們會到一個叫波格斯盆地(Bogus Basin)的地方滑雪,大概離家30公里遠,駛過蜿蜒的山路才能到達。那兒的雪非常棒,比太陽谷(Sun Valley)還棒。雪場不算大,但還是個孩子的時候,什么東西看起來都很大。夏天的時候,只要在波格斯盆地干幾天活——清理刷子或者干點兒別的什么——就能換取滑雪季票。有年夏天在那兒干活的時候,我們在小河邊發(fā)現了一頭已經渾身浮腫的死牛。我們用的鎬,一頭類似刀片,另一頭是個鋼制的尖頭,所以我們就用尖的那頭去刺死牛。結果鋼尖一接觸到牛的身體,我們就知道自己有麻煩了。因為揮動鎬的力量非常大,牛的身體又很僵硬,鋼尖立刻彈了回來——很可能會誤傷。使勁刺牛的時候,它會發(fā)出像放屁一樣的聲音,釋放出有毒的氣體,因為它已經腐爛了。但我們怎么也不能把牛撬起來,我記得最后我們只好放棄了。我不知道那時候為什么非要把牛撬起來。你知道,孩子嘛……就是喜歡干奇奇怪怪的事。
和其他地方的椅式升降機不一樣,這個地方是用丁字鋼把人帶到山頂。夏天的時候,在人們冬天排隊等丁字鋼的地方能找到不少東西。有些東西掉在了雪地里,等雪化了才再一次露出頭來。能找到5美元紙幣,各種零錢——找到錢的感覺真好。有次我去坐滑雪巴士的時候路過一群初中生,當時積雪大概有15厘米厚。我四處踅摸,看見了一個鼓鼓囊囊的藍色小零錢包。我撿了起來,它已經被雪浸濕了。我打開,發(fā)現里面有一卷加拿大紙幣——在美國照樣也能用。我那天花了不少錢滑雪。大廳里賣丹麥小面包,我好像還給朋友買了不少。我把剩下的錢拿回家,但爸爸讓我在報紙上登了個尋物啟事,不過沒人認領,他就讓我把錢包留下了。
四年級時,我的班主任是福代斯夫人(Mrs. Fordyce),我們給她取名叫“四眼夫人”(fordyce的發(fā)音聽起來很像four-eyes)。我坐在教室的第三還是第四排,有個女孩坐在我后面。她戴個手鐲,發(fā)瘋一樣摩擦著身體。她好像沒法自控了一樣。我模模糊糊地知道她在干什么,但好像又不特別明白。小孩對于這種事總是一知半解。我六年級時的女朋友朱迪·帕特南有個叫蒂娜·施瓦茨(Tina Schwartz)的朋友。有天上學時,女孩都被叫到了另外一個房間,過了一會兒她們又回來了。我很好奇。干嗎去了?那天下午我去了朱迪家,后來我們倆又走到了蒂娜·施瓦茨家,然后蒂娜說:“我告訴你她們說了什么?!彼龔奈堇锬贸龈邼嵔z衛(wèi)生巾,蹲下來給我演示這個東西該怎么用,我真是大開眼界。
50年代時,人們成熟得較晚。六年級時學校里流傳著一則謠言:我們班有個家伙每天都得刮胡子,體形也比大多數孩子大一號。傳言說他在男廁所里對自己的陰莖做了些什么,然后就有白色液體流了出來。
我說:什么?我覺得難以置信,但又隱隱覺得他們說的是真的。我把它等同于某種方式的冥想。你其實不清楚一個人是怎么開智的,但身體里有種東西引導著你該如何去做。這和冥想很像。所以我想:今晚我也要試試??晌腋杏X要弄個沒完沒了,什么也沒發(fā)生,對吧?可突然間身體里有了這種欲望——我很納悶:欲望到底來自何處?哇哦!故事是真的,簡直不敢相信。就像人類第一次發(fā)現了火。真和冥想一樣。你學會了技巧,結果你瞧,事情發(fā)生了變化,那東西出來了。它真的存在。
我也記得還是個孩子時第一次聽到搖滾樂的感覺。搖滾能讓你做夢,帶給你不同的感受,第一次聽到時覺得那么有力量。搖滾誕生之后音樂又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可那種爆炸性遠不及當年的搖滾,因為它和之前的音樂太不同了,就像是憑空出現在地球上。那時候有人玩節(jié)奏布魯斯,但我們不聽那種音樂,我們也不太聽爵士,除了布魯貝克的。1959年,戴夫·布魯貝克四重奏(Dave Brubeck Quartet)發(fā)表了那張《土耳其藍色輪旋曲》(Blue Rondo à la Turk),聽了之后我都瘋了。史密斯先生有這張專輯,我在他家聽完后立刻愛上了。
50年代時,電影在博伊西人的生活中還不占太大分量。我記得在北卡羅萊納州的列尊營(Camp Lejeune)露天影院,坐在一片剛剛整修過的美麗草坪上看《飄》(Gone with the Wind)。一個夏日夜晚,在露天大銀幕上看《飄》——真美好。我不記得跟弟弟聊過電影,也不記得第一次看《綠野仙蹤》(The Wizard of Oz)是什么時候,但它永遠刻在了我心里。我不是唯一記住它的人,它也留在了很多很多人心里。
50年代的小鎮(zhèn)生活是很特別的,最難形容的是那股氛圍。它很夢幻,這個詞很準確。但50年代的氛圍并非完全是積極樂觀的,我一直能感受到有什么事正在暗中涌動。有時候我天黑后還騎著車在社區(qū)里轉悠,有些房子里的燈亮著,看起來很溫暖,還有些房子里住著我認識的人。其他房子呢,里面的燈則很暗淡,有些甚至一片黑暗,我也不知道里面住的是誰??粗切┓孔游揖彤a生了一種想法:里面可能正發(fā)生著不那么愉快的事。
我沒有深想,但知道在那些門窗之后有不好的事情正在上演。
有天晚上我?guī)е艿芤黄鸪鲩T,走到了一條街的盡頭。如今的夜晚總是燈火通明的,但50年代,在類似博伊西這樣的小鎮(zhèn),路上雖然有街燈,但燈很暗,一切也都籠罩在黑暗之中。周邊的事物似乎都融化在了黑暗之中,這讓夜晚也顯得十分魔幻。所以,我們倆就在這樣一個深夜,走到了一條街的盡頭。這時從黑暗之中——簡直不可置信——走出了一位皮膚蒼白的全裸女人。可能是因為燈光的緣故,或者她從黑暗中走出來的方式,當時在我眼中她的皮膚就像牛奶一樣,同時她還滿嘴是血。她走得踉踉蹌蹌,身材走形,而且全身赤裸。我從沒見過這種場面,她徑直向我們倆走來,但又好像沒看見我們。我弟弟開始號啕大哭,于是她坐在了馬路牙子上。我想幫她一把,可那時候我還那么小,不知道該怎么做。我可能問了一句:“你還好嗎?發(fā)生了什么?”可她什么都沒說。她看起來很害怕,徹底崩潰了,雖然受到了創(chuàng)傷,但依舊很美麗。
我不是每次離開位于帕克環(huán)形大道的家都能見到朋友們。有天我出門去玩,那天有點陰天,我出門的時候可能還是清晨。史密斯家旁邊是揚茨(Yontz)家,他們兩家的草坪幾乎連在一起了。兩棟房子之間有塊空地,一邊種著灌木叢,另一邊是柵欄,還有扇通往一條死胡同的門。當時門旁邊的地上坐著個我從來沒見過的小孩,他正號啕大哭。我跑到他旁邊問:“你怎么啦?”可他沒回答我。所以我又靠近了一點,又問了一遍,結果他告訴我:“我爸爸死啦。”他哭得太兇了,只能一個字一個字地往外蹦,那個語氣簡直要讓我難受死了。我在他身邊坐了一會兒,可發(fā)覺自己幫不了他什么。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死亡是件很遙遠又很抽象的事,你不會為了它發(fā)愁。但那天,我在那個小孩身上發(fā)現了這件事的恐怖之處。
美景大街(Vista Avenue)上有各種小店鋪,比如玩具店和五金店,我們會從那些店里買東西自制炸藥。我們學會了制作管狀炸藥,在萊利·卡特勒家的地下室里一口氣做了三個,它們威力無窮。萊利自己在灌溉水渠邊上引爆了一個,回來告訴我們簡直難以置信。我把第二個扔在了維拉德·彭斯(Willard Burns)家門口。當時小孩都打棒球,上臂很強壯,我把那個東西扔得很高,它落下來,在地面上彈起,但并沒引爆。所以我又扔了一遍,這一次撞擊到地面時,它瘋了一樣爆炸了。裝炸藥的管子被炸成了碎片到處亂飛,還把隔壁戈登·坦普爾頓家的柵欄炸掉了一塊。這事兒發(fā)生的時候戈登正在上廁所,他提著褲子跑了出來,手里還拿著卷衛(wèi)生紙。我們大喊道:“等一會兒!”這東西威力大到能殺人,一不小心就會把我們的腦袋炸掉的。所以我們把最后一個扔在了空游泳池里,它炸了,但不會傷到任何人。
不過它在游泳池里爆炸時發(fā)出了巨大聲響,所以戈登和我順著一個方向溜了,剩下的人則走了另一個方向。我去了戈登家,他家客廳里有扇巨大的觀景窗,能看到前院。我們倆坐在沙發(fā)上,坦普爾頓夫人給我們做了金槍魚三明治和薯條。我在家從來沒吃過這種東西,金槍魚只會出現在我家做的燉菜里。那之前我也從來沒吃過薯條。我們家也不給小孩準備甜點,只有一些葡萄干和燕麥餅干,都是健康食品。言歸正傳,我們倆正在吃三明治,這時一輛金黑白三色相間的巨型摩托車從觀景窗駛入眼簾,上面坐著個身材巨大的警察。他把頭盔夾在胳膊底下,走到門口,按響門鈴,然后把我們倆帶到了警察局。當時我是七年級的學生會主席,不得不給警察寫了篇檢討,陳述了作為學生領導的責任和義務。
我也因為其他事情惹過麻煩。上初中的時候,我妹妹瑪莎正好上小學,她上學必須先經過我的學校。我跟親愛的小妹妹說,經過我們學校時要沖路人豎中指,這個動作代表著友誼。我不知道她究竟有沒有照做,但她去問了爸爸,那一次爸爸是真的沖我生氣了。還有一次,一個小孩從他爸那里偷了不少0.22英寸手槍的子彈,也給了我?guī)最w。它們分量可真不輕啊,那些子彈有點像小珠寶。我隨身帶著玩了一陣,后來覺得可能會惹麻煩,就把它們裹在報紙里,再塞在袋子里,扔進了垃圾箱。冬天時我媽會在壁爐里燒垃圾,她把垃圾箱里的廢紙?zhí)舫鰜?,在壁爐里點燃,很快子彈就在客廳里亂飛。就這樣,我又惹禍了。
有天我們在史密斯家的后院里打羽毛球比賽,突然聽到了巨大的爆炸聲,大家趕緊跑到街上,發(fā)現街區(qū)盡頭正燃起濃煙。我們走了過去,發(fā)現是比我們大幾歲的小孩喬迪·馬斯特斯(Jody Masters)出事了。喬迪·馬斯特斯用管子自制了一個火箭,火箭不小心點燃,把他的腳崩飛了。當時他媽媽懷了二胎,她從家里跑出來,看到大兒子已經站不起來了。他努力嘗試著,但他的腳只有跟腱部分還連在腿上,四周一片血肉模糊,還有無數燒焦的火柴頭。他們把他的腳縫了回去,他后來恢復得不錯。當時在博伊西有很多人自制炸藥,或者做些燒汽油的東西。
我們離開博伊西,搬到了弗吉尼亞州的亞歷山大,當時我剛剛八年級畢業(yè),對于這次搬家非常不高興。很難形容那種不快,但我感覺到一個時代結束了——我弟弟說得沒錯,音樂停止了。緊接著,九年級結束后的那個暑假,媽媽帶著我和弟弟妹妹,坐上了返回博伊西的火車。
我爺爺林奇也是在那個夏天去世的,而我是家里最后一個見到他的人。他之前接受了腿部截肢手術,由于動脈硬化嚴重,一直沒能痊愈,于是和另外五六個人住在一家街區(qū)看護中心里,由專業(yè)護士護理。每天奶奶和媽媽都會去看他,可那天她們都有事,于是對我說:“大衛(wèi),我們今天去不了,你能不能去看看爺爺?”我答應了。那天很快就過去了,到了傍晚的時候,我突然想起來還沒去看他,于是在南方初中(South Junior High)的游泳池前管一個小孩借了輛自行車,騎到了肖松尼大街(Shoshone Street)上。爺爺坐在輪椅上,正在前院里透氣。我坐在他旁邊,和他暢快地聊了會兒天。我想不起來當時具體聊了些什么——或許我問了他一些關于過往的問題,也或許很多時候我們只是彼此保持著沉默——但我一直很喜歡和他待在一起。接著他對我說:“就這樣吧,戴夫,我現在得進去啦?!蔽艺f:“好吧,爺爺?!蔽铱缟献孕熊?,騎走時回頭看了看,發(fā)現護士正準備推他回去。我順著大街一路往前騎,后來被一個綠色木頭車庫擋住了視線。所以,我看到的最后一幕就是護士從屋里出來,正向爺爺走去。
我從爺爺那兒離開后直接去了卡羅·羅賓遜(Carol Robinson)家,她表弟吉姆·巴勒特(Jim Barratt)做了個籃球大小的炸彈,正準備點火引爆。他把炸彈放在了剛剛割過草的后院里,那個氣味簡直絕了。我已經很久沒聞過那個氣味了,在洛杉磯也從來沒見過剛割完的草坪。言歸正傳,他把一個直徑大約40厘米的瓷臉盆扣在了炸彈上,然后點燃導火線。那個東西炸了,你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炸彈把臉盆炸了個60米高,還把泥土濺得到處都是,草地上燃起美麗的煙霧。我親眼見證了一件了不起的事。
過了一會兒,我聽到了警笛嗡鳴的聲音,以為是警察來抓我們了,于是趕快撤回了游泳池邊,把自行車還給了那個小孩。往爺爺奶奶家走的時候,我看到我媽正站在房子外面。她本來正沖我們家的車走去,但看見了我,開始瘋狂地揮起手來。于是我加快腳步跑到她身邊,說:“怎么啦?”她說:“爺爺出事了。”我開車把她帶到了爺爺所在的博伊西市中心醫(yī)院。我停車的工夫,媽媽已經先跑進了醫(yī)院。15分鐘后她出來了,我立刻明白發(fā)生了不好的事情,坐進車里后她告訴我:“爺爺死了?!?/p>
他死之前15分鐘我還和他待在一起呢。當時他對我說:“戴夫,我現在得進去啦?!被叵肫饋?,我很確定他那時候已經覺得不舒服了——可能是內出血——可不愿意當著我的面說出來。那個晚上我和奶奶坐在一起,給她講了最后一面的全部細節(jié)。后來我把事情的細節(jié)一一對照,才明白當時聽到的警笛聲不是來抓我們,而是去接爺爺的。我和爺爺奶奶、姥姥姥爺都很親近,他是我失去的第一個家人,也是我深深愛著的一個人。爺爺的死對我來說是件非常重大的事情。
1992年的時候我又回過一次博伊西,那次是為了調查一個我認識的女孩為什么在70年代自殺了。故事的開端可以往前追溯很久。八年級畢業(yè)后我離開博伊西去了亞歷山大,那時我的女朋友是簡·約翰遜。在亞歷山大的第一年里——那時我上九年級,那是我生命中最糟的一年——我一直和簡通信,我倆的關系也還算維系著。1961年夏天再回博伊西時,我們相處了兩周就決定正式分手了。但在博伊西時,我又開始和另外一個女孩約會。之后回到亞歷山大,這個女孩變成了我新的通信對象。我們倆通了好幾年的信,在那個時候,大家的信還都寫得很長很長。
高中畢業(yè)后的那個夏天,我坐灰狗巴士去看望奶奶。這輛巴士引擎很大,發(fā)出巨響,司機在兩車道高速公路上保持著七八十邁的速度,沿途只能看到延綿不斷的山艾叢。我記得車上有個家伙,他看起來是個真牛仔。他戴著頂沾滿汗的牛仔帽,臉上刻滿皺紋,像皮革一樣,還有雙鋼鐵般的藍眼睛,全程盯著窗外,一句話也沒說。一位老派的牛仔。到了博伊西后我去了奶奶家,當時她和弗德雷夫人(Mrs. Foudray)住在一起。雖然她們都是老太太了,可都很溺愛我。她們都覺得我可帥了。那感覺真好。
奶奶把車借給了我,于是我開到一家旅館,走到二樓。那兒光線昏暗,氣氛詭異,有個冷飲柜臺,當時和我通信的一個女孩在那里工作。我問她晚上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去看露天電影。跟奶奶和弗德雷夫人吃過晚飯后,我就和這個女孩去露天汽車電影院了。那時候到處都是露天汽車電影院,特別方便。我們兩個在車里親熱起來,她給我講了關于她的一些事,我才意識到她可真是個野女孩。在我之后她交往的都是些奇怪的男朋友,可能類似我這種所謂的正常人都有點怕她吧。我記得她當時對我說:“大多數人都不知道想干什么,你很幸運,因為你知道自己想干什么。”我感覺她的生命已經朝著黑暗的方向發(fā)展了。
后來我們倆保持著通信——其實直到和佩吉結婚之后,我還一直和她以及另外兩個女孩通信。我給這三個女孩寫了很多年的信,直到有天佩吉對我說:“大衛(wèi),你現在結婚了,不應該再給這些女孩寫信了?!迸寮皇悄欠N容易嫉妒的人,但她說:“聽我說,你寫一封小短信,她們就能明白了?!蹦钦Z氣就像我是個小孩。所以我就不再給她們寫信了。
很多年后的1991年,我正在拍《雙峰:與火同行》(Twin Peaks: Fire Walk with Me),午飯時間我走進自己的拖車開始冥想。有天冥想結束后我打開拖車門,拍攝現場的一個人對我說:“有個叫迪克·漢姆(Dick Hamm)的人,他說他認識你?!蔽艺f:“迪克·漢姆?沒開玩笑吧?”我跟迪克·漢姆是小學同學,已經有幾十年沒見過了。我走過去,看到了他和他妻子,他們倆是從紐約過來的,能再見到他真好。我問他后來還見沒見過曾經和我一起去露天影院的那個女孩,他說:“沒有,她死了。她跳進大運河里自殺了?!蔽议_始琢磨:背后有什么故事?她發(fā)生了什么?所以電影拍攝結束后我回到了博伊西,想調查一下這件事。我去圖書館查了和這個女孩相關的文章,看到了關于她死亡的警方報告。
這個女孩后來嫁給了一個比她歲數大的男人——她兄弟和父親都不太喜歡他,與此同時,她還和博伊西當地一位地位顯赫的人保持著婚外情關系。有個周五晚上,這個家伙和她攤牌分手了,她非常絕望。她掩飾不住自己的悲傷,所以可能被她丈夫察覺到了。到了周日早上,有位鄰居組織了早午餐餐會,他們夫妻倆是分頭來的。據說她丈夫先行離開餐會回家了,過了一會兒她也回家了。她進臥室拿了把西部風格的0.22英寸手槍,接著走進洗衣房,對準自己的胸部開了一槍。接著,她蹣跚地走出房子,死在了家門口的草坪上。我一直在琢磨:假如想自殺的話,干嗎還要走到家門口的草坪上來?
根據警察的調查結果——我覺得他們肯定得到了她情夫的口信:這就是自殺,別瞎調查,不小心就會殃及我,你們別他媽亂找麻煩。這件事就被壓下來了。我去了警察局,故意想套他們的話:“我正在給電影找靈感。你們這兒最近有沒有女孩自殺的案件?”沒有奏效,他們絕對不會再提這起案子。我得到許可調取犯罪或自殺現場的照片,填好表格交上去時,他們卻說:“真抱歉,那年的資料我們已經銷毀了。”我在這個女孩還年輕、她的生命剛剛開始時就認識她了,可我不知道她的人生為什么走上了這樣一條路。
但我知道,“我們是誰”其實在出生時就已經決定了。他們管這叫生死輪回,我也相信我們已經在人世間走了很多很多遭。“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是自然規(guī)律。
在這一生,你的過往一定會以某種方式回訪。想象一下打棒球:你把球擊飛,直到球再觸碰到某個物體,它才會往回飛。這期間已經產生了巨大的空白空間,球也已經離開了很久。但它終將往回飛,向你的方向飛去,而你正是一開始擊球的那個人。
我也覺得命運在我們的生命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否則很多事情無法解釋。我怎么就能獲得一筆獨立電影制作者獎金,然后去了美國電影學院高級電影研究中心(Center for Advanced Film Studies at the American Film Institute)呢?你怎么就會遇到某個人,和她相愛,但就是沒有遇到剩下那么多的其他人呢?你的天性已經在那么大程度上被決定了,雖然父母和朋友能產生部分影響,但你卻一直還是最初的那個你。我的幾個孩子個性都不一樣,他們都有獨立的人格,而且從一出生起就帶著他們各自的小天性了。你有機會認識他們,你那么愛他們,但對于他們將來會走上什么樣的人生道路,你其實起不了什么作用。很多事是注定的。不過兒時的經歷確實能塑造一個人,我在博伊西度過的時光對我就有巨大影響。
那是1960年8月的一個夜晚,是我們在博伊西的最后一晚。我家車道和史密斯家的車道之間有塊三角形的小草坪,我爸、弟弟、妹妹和我都站在那塊草坪上和史密斯家的男孩道別:再見了,馬克,丹尼,蘭迪,還有格雷格。突然史密斯先生也出來了,我看到他和我爸說了幾句話,又握了握他的手。我盯著他倆,開始感覺到眼前這一切的嚴肅性,開始明白這是無比重要的最后一夜。和史密斯家做鄰居的這些年里,我還從來沒和史密斯先生單獨說過話,但他這個時候沖我走了過來。他伸出手,我握住了。他可能說了些什么,比如“我們會想你的,大衛(wèi)”。但我完全沒聽清,因為那時我已經哭得稀里嘩啦的了。我意識到史密斯一家對我來說多么重要,也意識到博伊西的朋友們對我來說多么重要,他們在我身體里越來越沉,直至深入骨髓。那是種超越了悲傷的感受。第二天,我將邁入未知的黑暗之中。我透過淚眼看著史密斯先生,我們結束了握手。我說不出話來。那絕對是我生命中最美麗的黃金時代的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