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麗安·摩爾
明迪/譯
作為偉大的文學，美國詩歌僅僅在過去七十年里才走向成熟；上個世紀的沃爾特·惠特曼和艾米莉·狄金森是惡劣環(huán)境中罕見的天才。一個十年就給美國帶來了現(xiàn)代詩歌的主要人物：華萊士·史蒂文斯出生于一八七九年，T.S.艾略特出生于一八八八年。這兩個時間點所涵蓋的十年屬于以下詩人：H.D.，羅賓遜·杰弗斯（Robinson Jeffers），約翰·克羅·蘭瑟姆（John Crowe Ransom），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埃茲拉·龐德，以及瑪麗安·摩爾。
瑪麗安·摩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開始發(fā)表作品。她得到移居歐洲的T.S.艾略特和埃茲拉·龐德的發(fā)表和賞識。哈莉特·夢羅（Harriet Monroe）創(chuàng)辦于芝加哥的《詩刊》為新詩提供了持久的展示機會，也發(fā)表了摩爾的作品。但摩爾主要是一位紐約詩人，屬于格林威治村那個群體，他們創(chuàng)辦了《其他人》（Others）和《掃帚》（Broom）雜志。
去瑪麗安·摩爾位于布魯克林的家中拜訪她，必須跨過布魯克林大橋，在默特爾大道左轉(zhuǎn)，沿著高架走一兩英里，然后右轉(zhuǎn)進入她那條街。沿街有幾棵樹，非常令人愉悅，摩爾小姐的公寓離一家雜貨店和她常去的長老會教堂很近，非常方便。
訪談是在一九六〇年十一月，總統(tǒng)大選前一天進行的。摩爾小姐的公寓大門通向一條狹長的走道，右側(cè)有幾個房間，走道的盡頭是一間可以俯瞰街道的大客廳。與走道一樣長的書架的頂部，有一枚尼克松徽章。
摩爾小姐和訪談?wù)咴诳蛷d里坐下，倆人之間放一個麥克風。到處都是一摞摞的書籍。墻上掛著各種各樣的油畫，有一幅是墨西哥畫，梅寶爾·道吉（Mabel Dodge）贈送的禮物；其他都是美國人在一九一四年之前懸掛的深茶色的油畫。家具老式，暗色。
摩爾小姐說話有一種習慣性的謹慎態(tài)度，以及她的讀者可以辨識的幽默。當她用一個特別具有說服力甚至尖酸的短語結(jié)束一句話時，她會迅速看一眼訪談?wù)撸此欠癖欢簶妨?，然后輕輕地偷笑。后來摩爾小姐帶訪談?wù)咴诟浇患也宛^吃了一頓令人稱羨的午餐。她決定不戴尼克松徽章，因為與她穿的外套和帽子不搭。
——唐納德·霍爾（Donald Hall），一九六一年
《巴黎評論》：摩爾小姐，我知道你出生于圣路易斯，僅比T.S.艾略特早大約十個月。你們兩家彼此認識嗎？
瑪麗安·摩爾：不認識，我們那時候不認識艾略特家。我們住在密蘇里州的柯克伍德市，我祖父是第一長老教會的牧師。T.S.艾略特的祖父——威廉·艾略特博士——是一位獨一神論者。在我大約七歲時我們離開了，我祖父于一八九四年二月二十日去世。我祖父和艾略特博士一樣，都曾在圣路易斯參加過教會負責人會議。此外，按照規(guī)定的時間間隔，教會之間有午餐會晤。在一次午餐之后，我祖父說：“威廉·艾略特博士請求祝福并且說到‘我們以主耶穌基督的名義提出這個問題’，對我來說他這個時候已足夠稱得上三一神論者了?！爆旣惻訉W院是他捐贈的，以紀念他去世的女兒瑪麗。
《巴黎評論》：你什么時候開始寫詩的？
摩爾：嗯，我想想，上布林茅爾學院的時候。我想我是十八歲入學的，我出生于一八八七年，一九〇六年上大學。那么，我當時多大了？你可以推斷出我可能的年齡？
《巴黎評論》：十八或者十九歲。
摩爾：我沒有文學計劃，但我對大學的月刊很感興趣，令我驚訝的是，（我給雜志寫了一兩篇小東西之后）編輯們選我加入董事會。那是我大二的那一年——我敢肯定是那一年——而且我記得我就留在那里了。然后當我離開大學時，我向校友雜志《燈籠》提供了捐款（我們是沒有報酬的）。但我并不認為我的作品能夠震撼世界。
《巴黎評論》：在什么節(jié)點上詩歌對你而言變得震撼世界了？
摩爾：從來沒有過！我相信我那時對繪畫感興趣。至少我是這么說的。我記得奧蒂斯·斯金納（Otis Skinner）夫人在我畢業(yè)那一年的畢業(yè)典禮上問我：“你想成為什么？”
“畫家?！蔽艺f。
“好吧，我并不感到驚訝?！彼菇鸺{夫人回答。我穿了一件她喜歡的衣服，某種夏季款式的裙裝。她稱贊道：“我一點也不感到驚訝。”
我喜歡故事。喜歡小說。而且——聽起來很可悲，甚至奇怪——我想詩歌對我來說是追而不得退而求其次的最好的東西。我不是曾經(jīng)寫過一樣東西嗎？“一部分詩，一部分小說，一部分戲劇”。我想我是太過于真實了。我可以想象場景，并對亨利·詹姆斯從未受到挑戰(zhàn)而感到遺憾?，F(xiàn)在，如果我不能寫小說的話，我想寫劇本。在我看來戲劇是最令人愉快的，實際上是我最喜歡的消遣形式。
《巴黎評論》：你經(jīng)?？磻騿?？
摩爾：從來不。除非有人邀請我。莉蓮·赫爾曼（Lillian Hellman）邀請我去看她創(chuàng)作的《閣樓玩具》，我很高興她邀請了我。如果沒看這部劇，我就不會對這種形式的生命力有所了解，也會忘記她作為一個作家的才能；我還想再看一次。地方語言的準確性！這就是我感興趣的東西，我總是記下一點當?shù)氐谋磉_方式和口音。我想我應(yīng)該參加一些語言學機構(gòu)或企業(yè)，我對方言和語調(diào)非常感興趣。我?guī)缀鯖]有考慮過什么東西可以進入我所謂的詩歌。
《巴黎評論》：我很好奇布林茅爾學院對你作為一個詩人意味著什么。你寫到你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生物實驗室里。你是否更喜歡將生物學而不是文學來作為研究目標？你受過的專業(yè)訓練有可能影響到你的詩歌嗎？
摩爾：我曾希望將法語和英語作為我的主要學科，并且修兩年的英語必修課——每周五小時——但直到我大三的時候才選修了一門課。在那一年之前，我沒有達到八十小時的學術(shù)規(guī)定。然后我選修了十七世紀模擬寫作——富勒（Fuller）、胡克（Hooker）、培根、安德魯斯主教（Bishop Andrewes）以及其他作家。法語課是用法語講授的，而我不會法語口語。
實驗室研究是否會影響到我的詩歌？我相信一定影響到了。我發(fā)現(xiàn)生物學課程——副修的，主修的，以及組織學——都非常令人為之一振。實際上我想學醫(yī)。精準，陳述上的經(jīng)濟性，用于做出無私利性結(jié)論的邏輯，描繪和識別，釋放——至少對想象力有一些影響，在我看來。
《巴黎評論》：你到紐約之前認識文學界的什么人？你認識布萊爾（Bryher）和H.D.嗎？
摩爾：很難將這些事情連續(xù)化。我一九二一年在紐約遇到了布萊爾。H.D.是我在布林茅爾女子學院的同學。我想她在那里只待了兩年。她是外州居民，我沒有意識到她對寫作感興趣。
《巴黎評論》：你是通過她認識的埃茲拉·龐德和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她不是在賓夕法尼亞大學認識他們的嗎？
摩爾：是的。她確實如此。我沒見到他們。直到一九一六年我參觀紐約時才見到作家，當時有一位來自我故鄉(xiāng)卡萊爾的朋友要我陪她去。
《巴黎評論》：所以直到一九一六年之前你的確是孤立于現(xiàn)代詩之外的？
摩爾：是的。
《巴黎評論》：那是你第一次去紐約？你去那里六天就決定長住那里？
摩爾：噢，不是的。我母親好幾次帶我哥哥和我一起去那里觀光購物，在去波士頓或者緬因州的途中，或者去華盛頓和佛羅里達的路上。一九〇九年我讀大四的時候，在圣誕節(jié)期間拜訪了住在紐約的查爾斯·斯普拉格斯史密斯博士的女兒希爾達（H.D.）。路易斯·安斯帕切（Louis Anspacher）在庫伯聯(lián)盟學院做了一場非常華麗的演講?？▋?nèi)基音樂廳有很多音樂會，我對紐約發(fā)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有了些了解。
《巴黎評論》：而那些發(fā)生的事情使你想返回紐約？
摩爾：可能是這樣吧，那次是來自卡萊爾的考德麗小姐邀請我跟她一起去度一周。一九一六年的訪問使我想住在那里。我也不知道她腦子里想些什么使得她會邀請我，或者為什么沒有我她就不會玩得更好。她對我冒險前往波希米亞聚會持懷疑態(tài)度。但我無所畏懼。首先我不認為任何人會試圖傷害我，即便他們想傷害我，我也不覺得自己會受到傷害。我從未想過有人陪伴很重要。
《巴黎評論》：你是否認為搬到紐約，以及你在那里發(fā)現(xiàn)的作家所帶給你的刺激，使你寫出比原來更多的詩？
摩爾：我想這是肯定的——看見別人寫的東西，就會喜歡這個或者那個。對我而言，總是會有一些偶然的東西讓我掉入陷阱。我絕對是從來沒有打算要寫詩的。這念頭從來沒進入我腦子。現(xiàn)在也如此，每次寫詩我都認為這是最后一次；然后我被某些東西迷住，似乎不得不說些什么。我所寫的一切都是閱讀的結(jié)果，或者是對人們感興趣的結(jié)果，我對此非常確定。我沒有當作家的野心。
《巴黎評論》：我看看啊。從布林茅爾女子學院畢業(yè)后，你在卡萊爾的印第安學校教書。然后，一九一八年搬到紐約之后，你在一所私立學校任教，并在圖書館工作。這些職業(yè)對你作為一名作家有什么關(guān)系嗎？
摩爾：我認為這些工作使我的肌肉更堅硬了一些，也使我接近事物時精神層面上更冷峻一些。做圖書管理員，對我寫作有很大的幫助，可以說是巨大的幫助。我們家對面的紐約公共圖書館哈德遜公園分館的倫納德小姐有一天來看我。我不在，她問我母親是否認為我會愿意做全職職員，在圖書館工作，因為我非常喜歡書籍，喜歡和人們談?wù)摃Ｎ夷赣H說不，她不那么認為；鞋匠的孩子從來沒有鞋子，如果我做全職職員，我可能會覺得我就沒有時間閱讀了。我回家之后，她告訴我，我說：“為什么這么說呀，我會告訴她這當然很理想啊。只是我不能工作超過半天?！比绻艺旃ぷ鳎苍S晚上，或加班，就像機械師一樣，肯定不會是很理想的。
作為一項免費服務(wù)，我們寫書評，每人被分配了一些書，這個我是很喜歡的。沒有報酬，但我們有機會對書作診斷。我非常喜歡做這件事。我相信我還有那種“卡片式的”圖書摘要副本放在什么地方。就是把最好最壞的部分找出來。我一直好奇他們?yōu)槭裁床环峙浣o我藝術(shù)書籍或醫(yī)學書籍，甚或歷史或批評類。但沒有，總是虛構(gòu)類的，無聲電影小說。
《巴黎評論》：那段時間你旅行了嗎？去歐洲沒有？
摩爾：一九一一的時候，我母親和我去過英國，大約兩個月，可能是七月和八月。我們?nèi)チ税屠?，我們住在左岸，在瓦萊特大街的一個寄宿公寓里，加爾文在那里寫下《基督教原理》，我記得。離圣賢詞和盧森堡公園不遠。我一直對西爾維亞·畢奇的書很感興趣，可以讀到埃茲拉·龐德，以及他在巴黎的日子。我在哪里？我在做什么？我想我是帶著那樣的目的在晚上漫步。那是世界所知的最炎熱的夏天之一，一九一一年——我們一直走到奧岱翁大街十二號，去看西爾維亞·畢奇的書店。我不會想到說：“我來了，我是個作家，你能和我聊一會兒嗎？”我一點也沒有那樣的感覺。我想觀察事物。我想我們?nèi)チ税屠杷械牟┪镳^，除了兩個之外。
《巴黎評論》：那之后你有沒有回去過？
摩爾：沒有再去巴黎。只是一九三五或一九三六年回到英格蘭。我喜歡英格蘭。
《巴黎評論》：自一九二九年搬到這里以來，你大部分時間都住在布魯克林？
摩爾：除了四次西部之行：洛杉磯，舊金山，普吉特海灣，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我母親和我先前經(jīng)過運河去舊金山，乘坐火車去過西雅圖。
《巴黎評論》：道奇棒球隊去了西部之后，你有沒有懷念過？
摩爾：非常懷念，而且我聽說球隊也懷念我們。
《巴黎評論》：我仍然對早期的紐約很感興趣。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在他的自傳里談到格林威治村作家群的時候說，你是“撐起我們未完成建設(shè)的上層建筑的頂梁柱”。我猜想這些人就是《其他人》雜志的作者群。
摩爾：我從來不是撐起任何人的頂梁柱！我有他的自傳，他對羅伯特·麥克艾蒙（Robert McAlmon）和布萊爾（Bryher）的錯誤陳述，我狠狠批評過。在我的憤慨中，我錯過了一些我應(yīng)該看到的東西。
《巴黎評論》：在多大程度上《其他人》的作者們形成了一個群體？
摩爾：我們確實有一些聚會，阿爾弗雷德·克里姆伯格（Alfred Kreymborg）是主編，那時和格特魯?shù)屡畡拙艚Y(jié)婚了[1]，那是你能見到的最可愛的人之一。他們在格林威治村某個地方有間小公寓。這個群體有相當一致的愛好。
《巴黎評論》：有人說阿爾弗雷德·克里姆伯格是美國范圍內(nèi)發(fā)現(xiàn)你的人。你認為是這樣嗎？
摩爾：也許可以這樣說；他竭盡全力推舉過我。一九一五年，夢羅小姐和艾丁頓（Aldingtons）同時讓我給《詩刊》和《自我主義者》投稿。阿爾弗雷德·克里姆伯格不太拘謹。我和其他人有點不同。我猜他認為我可能會給人一種新鮮感。
《巴黎評論》：一九二一年，當H.D.和布萊爾在你不知情的情況下出版你的第一本詩集時，（她們命名為《詩》），你是什么反應(yīng)？你自己為什么拖著不出版呢？
摩爾：出版我的輕量級產(chǎn)品——顯然是一種嘗試——在我看來為時過早。除了喬叟或莎士比亞或但丁之外，我不喜歡稱任何人的東西為“詩”。我現(xiàn)在感覺不到我當時對這個詞的敵意了，因為它只是一個方便的、幾乎不可避免的詞，但在我看來這些還稱不上“詩”——我的觀察，對韻律的實驗，或者是寫作練習。正如我以前說過，我寫的東西只能被稱為詩是因為沒有其他類別可以將它們歸類進去。一九二一年為我出詩集的這種騎士精神——當然是形式上的選擇，并非內(nèi)容——我非常感激。一九三五年也是，費伯出版社和麥克米倫公司同時提出為我出版詩選集，在我看來也是非常不自私的。斷斷續(xù)續(xù)偶爾在雜志上發(fā)表，對我來說似乎已經(jīng)足夠，已經(jīng)夠引人注目了。
《巴黎評論》：《自我主義者》發(fā)表你第一首詩之前，你是否給其他雜志寄過詩？
摩爾：我一定寄過。我有一個小小的古玩，一本大約兩英寸寬三英寸長，或兩個半英寸寬三英寸長的小本子，我系統(tǒng)地輸入了所有發(fā)出去的東西，什么時候退回，是否發(fā)表，我得到多少稿酬。這樣持續(xù)了大約一年，我想。我不可能比這樣做更在意了。我不知道我是否寄出過不是從我自己這里勒索去的東西。
我目前有三個繁重的任務(wù)，互相干擾，我不知道我如何寫出任何東西。如果我有一個不錯的想法，我記下來，它就會停留在那里。我不會強迫自己為它做什么。我在《紐約客》上發(fā)了幾篇東西。我告訴他們，“我可能再也不會寫了”，別指望我再寫。我從不知道有任何人像我這樣熱愛詞語卻難于用詞語說出事物，我很少以自己喜愛的方式說出來。如果我做到了，那是因為我不知道我在努力。我為《紐約客》寫過幾篇東西——我確實想寫那些東西。
《巴黎評論》：你上一次什么時候?qū)懙脑姡?/p>
摩爾：八月份。關(guān)于什么的呢？噢……卡內(nèi)基音樂廳。你看，任何能夠真正喚醒我的東西……
《巴黎評論》：對你而言，一首詩是如何開始的？
摩爾：一個恰當?shù)亩陶Z跳入腦海——比如，一兩個詞——通常是具有同樣吸引力的想法或物體同時出現(xiàn)：“它的跳躍應(yīng)該固定/在這粒黃豆上”；“螞蚱—翅膀被太陽切分/直到網(wǎng)線成為一支軍團?！蔽蚁矚g輕韻，不顯眼的韻，顯眼但不張揚的韻：吉爾伯特和薩拉文式的：
然而，當有人接近時，
我們設(shè)法浮出，
同這里的任何人一樣
抵抗恐懼。
我對節(jié)奏和重音充滿熱情，如此冒失地寫分行。把段落作為一個單位，我發(fā)現(xiàn)句尾的連字符很危險，讀者會因為連字符而分散了對內(nèi)容的關(guān)注，所以我盡量不使用。我對拉封丹（La Fontaine）的興趣來源，完全獨立于內(nèi)容。然后我成為他那種外科手術(shù)般禮節(jié)的犧牲品：
我擔心整個法國會崇拜外表，
而卓越的優(yōu)勢
僅僅意味著一個人善于推動。
我喜歡非重音音節(jié)和重音半韻：
讓愛人們說出來，
以愛和盲目就可以完成
一件事。孤獨的人沒有標準。
《巴黎評論》：在你的閱讀范圍內(nèi)或背景中，是什么引導了你的寫作方式？意象派對你有幫助嗎？
摩爾：沒有。我很好奇為什么有人會采用這個詞。
《巴黎評論》：你認為你的詩歌里的描述性與他們無關(guān)？
摩爾：我真的不認為有關(guān)。我很遺憾我是低賤之輩，或者至少我與任何事都沒有聯(lián)系。但我確實感謝《其他人》詩刊。
《巴黎評論》：你認為你的寫作風格來自哪里？是你的性格逐漸積累的嗎？還是有文學前輩？
摩爾：就我所知沒有。埃茲拉·龐德說：“有人一直在讀拉福格（Laforgue），以及法國作家?！编?，可悲的是，直到最近我還沒有讀過其中任何一人。回頭看，我認為弗朗西斯·耶麥（Francis Jammes）的標題和處理方式與我自己的非常一致。我看上去幾乎是個抄襲者。
《巴黎評論》：那么廣泛使用引言呢？
摩爾：我只是想表示尊重而不是偷人家東西。我一直覺得，如果一件事已經(jīng)以最好的方式說出來了，你怎么可能說得更好呢？如果我想說些什么，而有人已經(jīng)說得很理想了，那么我就會拿過來并給予出處。就這么回事。如果你被一位作家迷住，假如不渴望分享的話，我認為是一種非常奇怪而且無效的想象力。別人也應(yīng)該讀到，你不認為嗎？
《巴黎評論》：有沒有寫散文的文體家?guī)椭阏业阶约旱脑姼栾L格？伊麗莎白·畢曉普在談到你的寫作時提到過愛倫·坡的散文，而且你總是讓人們想起亨利·詹姆斯。
摩爾：散文文體家，可不是嘛。約翰遜博士（Dr.Johnson）這樣談到理查德·薩維奇（Richard Savage）：“他兩個月之內(nèi)就被議會給非法化了，被母親否認，注定貧窮和默默無聞，被拋在生命的海洋上，只是他很可能被流沙吞噬，或者被沖撞在巖石上……正是他獨特的幸福，使他幾乎從沒有發(fā)現(xiàn)一個分手時會成為朋友的陌生人；但同樣必須補充的是，他也沒有和任何一個朋友相處長了之后不得不迫使對方成為一個陌生人。”或者看一下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怎么談?wù)撝趁竦兀骸澳憧梢约粢恢焕堑拿?；但它會馴服嗎？”或者看托馬斯·布朗（Thomas Browne）爵士怎樣說的：“國家不受食物中毒者的統(tǒng)治?！彼Q蜜蜂為“勤勞的家伙”，而他的家是“蜂窩”。他的舉止是一種博學滲不透的甜蜜。再看看弗朗西斯·培根爵士怎樣寫的：“內(nèi)戰(zhàn)就像發(fā)燒的熱度；外國戰(zhàn)爭就像運動的熱度。”或者看看塞利尼：“我有一只狗，黑如桑葚……我像憤怒一樣冒煙，像小爬蟲一樣膨脹。”看看愷撒的《札記》，以及色諾芬的《論狩獵》：對每一個細節(jié)的興趣和熱情！亨利·詹姆斯的著作，特別影響到我的是散文和書信。埃茲拉·龐德的《羅曼斯精神》文集：他的明確性，無誤的本土口音。查爾斯·諾曼（Charles Norman）在他的傳記中提到龐德對一位詩人說：“沒有任何事物、絕對沒有任何事物是你在某種情形下、某種情緒的壓力下無法說出來的?！倍Ｆ澙嫷逻@樣評價莎士比亞和但丁，“在這里，我們與大師在一起；對其中任何一位我們都不能說，‘他更偉大’；對其中任何一位我們都必須說：‘他是無法超越的?！?/p>
《巴黎評論》：你自己的作品中有沒有你喜歡的和不喜歡的？
摩爾：當然有。我認為對我來說最困難的事情就是清醒到令自己滿意的程度，同時在其中又有足夠的適合于自己的啟示。這是個難題。我不贊成我像“謎”一樣難懂，或者如有人所說的那樣，“并非不綠的草。”我曾對我母親說過一次：“你怎么允許我把這樣的東西印出來？”她說：“你沒有問我的意見啊?！?/p>
《巴黎評論》：有一次我聽你朗誦，我想你說過你不喜歡《對優(yōu)點的不信任》，而這是你最受歡迎的詩之一。
摩爾：我喜歡這首；它很真誠，但我不會稱之為詩。它是真實的；它證明了戰(zhàn)爭是不可容忍的，也是不公正的。
《巴黎評論》：你怎么稱它為非詩，根據(jù)什么？
摩爾：偶然性；作為形式，它具有什么呢？這只是一種抗議——脫節(jié)的，感嘆的。情緒壓倒了我。先是這個想法，然后是那個想法。
《巴黎評論》：你母親說你沒有征求她的建議。你從來沒有？你是否向家人或朋友征詢批評意見？
摩爾：嗯，不會問朋友，有機會的話會問我哥哥。我母親說“你沒問我的意見”，肯定是幾年前的事，因為我寫《一張面孔》時，我先寫了《蛇與抱著一碗粥的孩子》，她說：“這個寫不成。”“好吧，”我說，“但我必須寫點東西出來。”西里爾·康諾利（Cyril Connolly）要我給《地平線》雜志寫點什么。所以我寫了《一張面孔》。這是少數(shù)我下筆之后沒有給我?guī)砣魏温闊┑臇|西之一。她說：“我喜歡?！蔽矣浀眠@件事。
而在那之前，我寫過《水?！?。我以為它可能會激怒一些人，因為那對我來說是一種令人愉快的抽筋式進步。我想：“好吧，如果看起來很糟糕，我哥哥會告訴我，如果有一點點意義，他會發(fā)現(xiàn)?！彼麕е喈?shù)臒崆檎f：“這個很吸引我啊。”我從來沒有那么高興過。
《巴黎評論》：你有沒有因為家庭反對而抑制什么？
摩爾：有過，《蛇與抱著一碗粥的孩子》。我甚至從沒有想過要修改它。你知道，森茨伯里（Saintsbury）先生說安德魯·朗（Andrew Lang）要他寫寫愛倫·坡，他寫了，而安德魯·朗退了稿。森茨伯里先生說：“一件東西一旦被退回來，我不會再投給哪怕最不相同的編輯?！蔽曳浅Ｕ痼@。我曾經(jīng)一稿投了三十五次。當然不是同一時間。
《巴黎評論》：一首詩？
摩爾：對。我很頑強。
《巴黎評論》：有人要你為他們寫詩嗎？
摩爾：不斷地有。從死了一條狗到專輯里的一個小玩意，什么都有。
《巴黎評論》：你有沒有寫呢？
摩爾：噢，也許吧；通常引用一些東西。有一次，我在圖書館時，我們?yōu)閭惣{德小姐舉辦了一個聚會，我寫了一兩行關(guān)于我們給她一束紫羅蘭的打油詩。那詩既沒有生命力也沒有觀點。用心良好但沒有任何意義。然后在大學里，我寫了一首商賴體，是布置的任務(wù)。弱點的縮影。
《巴黎評論》：我很有興趣問一下你寫作方式的原則和方法。音節(jié)詩背后的理由是什么？它與自由詩有什么不同？其中詩行的長度在視覺上而不是算術(shù)上受到控制？
摩爾：我從來沒有想到我寫的東西是要被定義的。我受句子的引力支配，就像紡織物受地心力支配。我喜歡在行末結(jié)束句子，不喜歡顛倒的句法；我喜歡對稱。
《巴黎評論》：你如何規(guī)劃一節(jié)詩的形狀？我正在想那種詩，通常是音節(jié)，采用重復的節(jié)式。你在寫詩之前是否在紙上畫線條來試驗詩的形狀？
摩爾：從來沒有，我從不“規(guī)劃”詩節(jié)。單詞像染色體一樣聚集，決定程序。我可能會調(diào)整一下或給它們減肥，然后嘗試讓后續(xù)的詩節(jié)與第一節(jié)相同。自發(fā)的初始創(chuàng)意——比如說，原動力——似乎很難在以后有意識地再現(xiàn)。正如斯特拉文斯基所說的那樣，關(guān)于音調(diào)，“如果我因某種原因轉(zhuǎn)移它，我就有可能失去第一次接觸的新鮮感，并且很難重新獲得它的吸引力?！?/p>
不，我從來不“畫線條”。我用紅色、藍色或其他顏色的鉛筆在韻下面畫線，這樣對我來說一眼就能看出顯著的押韻——我盡可能用更多的顏色來區(qū)分韻律。但是，如果這些短語反復出現(xiàn)形成很不規(guī)則的結(jié)構(gòu)——如同印刷物——我就會注意到這些詞語作為一個曲調(diào)聽起來不對。我可能會開始一件作品，發(fā)現(xiàn)它有阻礙，缺乏出路，那么我會一年或幾年內(nèi)都不去完成，我很節(jié)儉。我挽救任何有希望的東西，記錄在一個小筆記本里。
《巴黎評論》：我很好奇翻譯拉封丹的《寓言》是否對你作為一個作家有幫助？
摩爾：確實有幫助。這是我得到的最好幫助。我曾受過沮喪的折磨。我如此天真，如此溫順，我傾向于接受任何人對任何事所說的話，即使在藝術(shù)方面也是如此。委托我翻譯寓言的出版商去世了。我沒有出版商。好吧，我掙扎了一段時間，很不順利。我想，我最好問問他們是不是想終止合同；然后我可以給其他地方。我認為對我感興趣的麥克米倫公司也許會喜歡。也許。負責翻譯的編輯說：“嗯，我在康奈爾學過法語，攻讀了法語的學位，我喜歡法語，而且……嗯，我想你最好放一段時間?！薄岸嗑媚兀俊蔽覇??！按蠹s十年吧；此外，這會傷害你自己的寫作。之后你不會寫得這么好?！?/p>
“噢，”我說，“這是我做這件事的一個原因；我以為這樣會訓練我，給我動力。”我非常喪氣地問：“出什么狀況了嗎？我耳力不好嗎？意思不對嗎？”
“嗯，有沖突?！本庉嬛厣?，在我看來似乎說了無數(shù)次。我仍然不知道有什么沖突。（一點點“編輯意見”吧。）
我說：“請不要給我寫信多解釋，只需將材料放回我原來的信封里退回來即可?！蔽沂且辉路萏峤坏?，那時已經(jīng)是五月。我一直抱有一種不安的希望，以為一切都會好起來的；同時還有幾大卷、幾小時、幾年的工作尚待完成，不妨繼續(xù)做下去，我曾這樣想過。最后通牒是毀滅性的。
與此同時，海盜出版社的蒙羅·恩格爾（Monroe Engel）寫信給我，說他曾以為我翻譯的《寓言》已另有承諾，但如果沒有的話，我愿意給海盜出版社看一下嗎？我對他永遠感激。
然而，我說：“我不能把別人認為不合適印出來的東西給你。必須有人來穩(wěn)固一下，保證意思是合理的?！?/p>
恩格爾先生說：“你認為誰能做到這一點？你想要誰來做？”
我說哈利·列文（Harry Levin），因為他寫過一篇非常有說服力、非常精確的評論，有關(guān)艾德娜·圣文森·米蕾和喬治·迪倫（George Dillon）的波德萊爾翻譯。我很欽佩其中的技巧。
恩格爾先生說：“我會請他的。但你會很長時間聽不到回音。他非常忙。你認為我們應(yīng)該付他多少報酬呢？”
“嗯，”我說，“一本書不低于十美元；如果沒有二十美元的話，就沒有動力來承擔這個麻煩。”
他說：“這樣就會大大減少你的版稅預付。”
我說：“我不要預付，甚至不考慮這個?！?/p>
然后哈利·列文很快就說，他很樂意做這件事，就當作是復習，以“反對這個條款的瑣碎”，他當然不會接受任何報酬。這是一個很可疑的復習，我告訴你。（他很精準，而不是無理，并且沒有“辭職”。）
《巴黎評論》：我一直在問有關(guān)你詩歌的問題，這當然是我最感興趣的。但你曾經(jīng)也是《日晷》（The Dial）的編輯，我想問你幾件相關(guān)的事情。我想你從一九二五年直到一九二九年刊物結(jié)束時都是編輯。你一開始是如何與它發(fā)生聯(lián)系的？
摩爾：讓我想想看。我想是我主動的。我給編輯寄了幾篇東西，他們退回來了。羅拉·瑞奇（Lola Ridge）辦了一個聚會——她在某個一層樓有一間大公寓——去的人有約翰·里德（John Reed），對畫筆很自信的馬斯頓·哈特利（Marsden Hartley），以及《日晷》的編輯斯科菲爾德·塞耶（Scofield Thayer）。令我厭惡的是，我們每人都被誘導讀了自己寫的東西。斯科菲爾德·塞耶談到我的作品時說：“你愿意把它寄給我們《日晷》嗎？”
“我已經(jīng)寄了?！蔽艺f。
他說：“好吧，再寄一次?！蔽蚁耄褪沁@么開始的。然后有一次他說，“我想請你見我的合伙人斯伯里·沃森（Sibley Watson）?！辈⒀埼胰ノ鞯谑?52號喝茶。令我印象深刻。沃森博士很罕見。他沒說什么，但他說出的話很引人注意，其意義會糾結(jié)你很久，因為太意外了。他們讓我加入了《日晷》的團隊。
《巴黎評論》：我剛剛看過那本雜志，你編輯它的那幾年的。這是一本令人難以置信的雜志。
摩爾：《日晷》嗎？里面有好東西，不是嗎？
《巴黎評論》：是的。它把喬治·森茨伯里和埃茲拉·龐德放在同一期。你怎么解釋這個？什么原因使這份雜志如此好？
摩爾：無所畏懼，這是起碼一點。我們不在乎別人怎么說。我從來不知道有任何一本雜志如此自我精進。每個人都喜歡正在做的事，當我們犯下嚴重錯誤時，我們遺憾，但我們一笑置之。
《巴黎評論》：路易斯·博根（Louise Bogan）說，：《日晷》明確標出“美國前衛(wèi)與美國傳統(tǒng)寫作之間的明顯分歧?！蹦阏J為這種界限還在繼續(xù)或者已經(jīng)持續(xù)了？這是否某種刻意的政策？
摩爾：我認為個性是偉大的。我們不屈從任何事。我們當然沒有政策，只是我記得經(jīng)常聽到“強度”這個詞。一個東西必須有“強度”。這似乎就是標準。
我認為適用于它的東西應(yīng)該適用于你自己的寫作。正如喬治·格羅斯（George Grosz）在參加國家研究所最后一次會議上所說：“我是如何成為一名藝術(shù)家的？無盡的好奇心、觀察、研究——以及對事物的巨大喜悅。”這是一個是否喜歡事物的問題。符合你口味的東西。我想就是這樣。我們并不關(guān)心它們可能看起來似乎多么不勻稱。亞里士多德不是說過嗎？一個詩人的標志，就是看見明顯不協(xié)調(diào)的東西之間的相似之處。它所具有的任何程度的吸引力。
《巴黎評論》：如果《日晷》今天還在同樣的編輯手下存在的話，你認為美國文學生活中是否會有些變化而不一樣？二十年代是否有特殊狀況使美國的文學生活與今天不同？
摩爾：我覺得一直差不多。
《巴黎評論》：我很好奇，如果它能夠存活到三十年代，它是否可能使那個相當枯燥的文學十年稍好一點。
摩爾：我想是吧。因為我們那個時候沒有被任何東西所束縛。
《巴黎評論》：僅僅是資金原因使它?？藛?？
摩爾：不，不是因為經(jīng)濟蕭條。狀況改變了。斯科菲爾德·塞耶神經(jīng)衰弱，他沒有參加會議。沃森博士對攝影感興趣——又正在研究醫(yī)學，他是醫(yī)學博士，住在羅切斯特。我一個人。我不知道羅切斯特只有一個晚上的旅程之遠，我對沃森博士說：“難道你不能來補開一次會，或者把稿件寄給我們，說出你對它們的看法？”我可能像往常一樣夸大了我的奴役狀況和我對工作的專注——寫信和閱讀稿件。最初我說過如果我不必寫信也不必見投稿者，我就會加入。目前我兩樣都做。我認為這主要是騎士精神——決定?？驗槲覜]有時間做自己的事了。
《巴黎評論》：我想知道你是如何做編輯的。哈特·克蘭（Hart Crane）在他的一封信中抱怨說，你重新布局了《葡萄酒動物園》更改了標題。你認為你有理由這樣做嗎？你有沒有要求許多詩人做修改？
摩爾：不是這樣的。我們有一條不靈活的規(guī)則：不要求改逗號那樣的太多修改。要么接受要么拒絕。但在那種情況下，我覺得出于同情我應(yīng)該無視這條規(guī)則。哈特·克蘭抱怨我？那么，我抱怨他。他喜歡《日晷》，我們喜歡他——是朋友，并且有某些共同的品位。他急需資金。如果不問一下他是否愿意找零錢（打引號的“愿意”），他似乎很粗心。他的感激之情是熱切的，與他后來對它的拒絕相稱——他可能在兩種情況下都處于我不熟悉的病狀。（懲罰我們的同情心？）我說“我們”，應(yīng)該說“我”。真的，我不習慣讓人處于困惑狀態(tài)。他非?？释屛覀兘邮苣菛|西，而且非常高興?！昂冒桑绻闵晕⑿薷囊幌拢蔽艺f，“我們會更喜歡?！蔽覐奈磪⒓舆^“他們的”狂野聚會，如拉雪茲（Lachaise）曾說過的那樣。建議別人修改對我來說是無法無天的；我沒有服從。
《巴黎評論》：有沒有編輯建議你修改？我的意思是修改你自己的詩。
摩爾：沒有，但我求助的熱情是真誠的，我有時會招引幫助：《時代周刊》、《先驅(qū)論壇報》、《紐約客》，有很多次不得不做修補并把我踢出來。如果你有一個天才的編輯，那么你很幸運：譬如，T.S.艾略特和埃茲拉·龐德，哈利·列文和其他人；依瑞塔·范·多倫（Irita Van Doren）和貝拉·羅森堡（Belle Rosenbaum）小姐。
我發(fā)現(xiàn)“幫助”有幫助嗎？當然有。而且在我參與《日晷》的三個例子中，我冒險提了一些建議，其結(jié)果對我來說真是戲劇化。我向赫爾曼·喬治·謝弗爾（Herman George Scheffauer）建議在他翻譯的托馬斯·曼的《無序及早期悲哀》中修改一兩處，遭到他痛斥，我一定是在來不及收回的情況下發(fā)出了這些建議。不管怎么說，他后來歡快地收回了謾罵，以及說話方式令人愉悅，并不是不受歡迎的。吉爾伯特·塞爾德斯（Gilbert Seldes）強烈贊揚我對他（給《日晷》）的《喬納森·愛德華茲》提出的分割建議；馬克·范·多倫（Mark Van Doren）想刪除最后幾行而我建議（在一個間歇之后）保留這幾行，他大力夸獎編輯良心，而我從未停止對他的高估感到高興。（詩！而不是商賴體。）
我們在判斷別人的作品時，不應(yīng)該按照我們自己的作品來衡量，而應(yīng)該盡可能地以別人的最大層面，如果做不到最小層面的話，最弱小的也要考慮到。我覺得我還不如一顆按鈕，如果我不感激能夠保全自己的東西，并被告知我所寫的內(nèi)容不得要點。如果被問到的話，我想我們應(yīng)該像拉封丹的挑剔評論家那樣自由地說：“你的短語太長，而且內(nèi)容不夠好。打破這個類型，放于字體中?！闭缈夏崴埂げ耍↘enneth Burke）在《反聲明》中所說的那樣：“別人認為是威脅，（偉大的）藝術(shù)家感覺是機會。我相信這種能力并非來自特殊的力量，它可能純粹源于藝術(shù)家可能對面臨的困難所采取的專業(yè)興趣。”
路易·薩拉特（Lew Sarett）在《詩歌社會公報》上說，我們問一位詩人：這意味著什么？這位詩人是否以他自己的方式說出他要說的話？是否會激起讀者的興趣？
如羅伯特·弗羅斯特建議的那樣，我們不應(yīng)該用誠實取代虛榮心嗎？煩惱處處皆是。我們不應(yīng)該覺得它們是致命的——比如，一個令人困惑的打印機的修正案，聽起來就像是我一絲不茍的拙劣模仿（我的“青蛙色皮膚大象”而不是“霧色皮膚”，“無形的力量是無形的”，而非“有形的力量是無形的”）；一只“玻璃蚱蜢”而不是一只“草蚱蜢”。
《巴黎評論》：編輯《日晷》一定是使你認識了你以前不認識的作家。你早先認識哈特·克蘭嗎？
摩爾：對。你記得布魯姆嗎？一九二一年，那本雜志剛開始的時候，蘿拉·瑞吉（Lola Ridge）非常好客，我去《日晷》工作之前，她邀請大家去聚會——凱·博伊爾（Kay Boyle）和她丈夫，一個法國軍人，以及哈特·克蘭，埃莉諾·懷利（Elinor Wylie）和其他一些人。我非常喜歡哈特·克蘭。我們談到了法國人的約束力，他很怯懦，謙虛，似乎有如此多的直覺，對事物和書籍的感覺——確實是個愛書人——所以我對他特別感興趣。沃森博士和斯科菲爾德·塞耶也都喜歡他——覺得他是我們的天才之一，無法適應(yīng)IBM電腦公司的職位以尋求生計；我們應(yīng)該盡可能地接受他寄給我們的任何東西。
我認識他的表兄喬·諾瓦克（Joe Nowak），他為哈特感到驕傲。他住在布魯克林這里，在干船塢儲蓄銀行工作[2]，還曾在古董店工作過。喬非常相信哈特的誠意以及他對我所指定的那些事物的內(nèi)在熱愛。不管怎么說，布魯克林橋是一個宏大的主題。我覺得他在這一處或者那一處可以更堅實一些。一個作家無法對自己嚴要求時，對他自己是不公平的。
《巴黎評論》：哈特·克蘭與《其他人》雜志有關(guān)嗎？
摩爾：《其他人》早于布魯姆。《其他人》是阿爾弗雷德·克里姆伯格、斯基普韋思·坎奈爾（Skipwith Cannéll）、華萊士·史蒂文斯、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華萊士·史蒂文斯——非常奇怪的是，我?guī)缀跤惺啻螜C會見他，但直到1943年才與他見面，那是在曼荷蓮（Mount Holyoke）學院由古斯塔瓦·科恩（Gustave Cohen）教授擔任主席的龐提尼文藝沙龍上。華萊士·史蒂文斯是亨利·杰奇（Henry Church）最喜歡的美國詩人。杰奇先生在巴黎的《斟酌》（Mésure）雜志上發(fā)表過史蒂文斯、其他一些人以及我的作品。雷蒙·格諾（Raymond Queneau）翻譯了我們的作品。
一天下午，曼荷蓮學院的法國節(jié)目里有華萊士·史蒂文斯演講，有關(guān)歌德穿著黑色羊毛長襪在小船上跳舞。我母親和我都去了；我做了朗誦和評論。亨利·杰奇戴著一頂令人驚艷的巴拿馬帽子——寬邊，像一塊豬肉餅，有點像伯納德·貝倫森（Bernard Berenson）款式的帽子。我從來沒有見過如此精細的編織，他有一條胡椒和鹽的披肩圍在身上。這個講座在草坪上進行。
華萊士·史蒂文斯非常友好。那個場合我們應(yīng)該有一臺錄音機就好了，午餐時他們把我們?nèi)及才旁谝粡埵程貌妥琅?，一個女孩不停地問他問題，“史蒂文斯先生，你讀過《四個四重奏》嗎？”
“當然讀過，但我不能讀艾略特太多了，否則我不可能有自己的個性?！?/p>
《巴黎評論》：你讀現(xiàn)在的新詩嗎？你試著跟上嗎？
摩爾：我總是看到——我每天都會收到一些。有些不錯。但確實干擾了我的工作。我無法完成更多。但如果我把所有東西扔掉，不看，我就會成為一個怪物。我在一小時內(nèi)寫更多的便條、信件、卡片，不失去理智。
雖然每個人都受累于被不恰當?shù)囊茫液闷媸欠裼羞€活著的人的言論經(jīng)常被解釋為我的——按照原文印出來。這可真是殉難。在《埃茲拉·龐德》這本書里，查爾斯·諾曼非常謹慎。他有些事情寫得很準確。我第一次見到埃茲拉·龐德，是他來這里看我母親和我，我說亨利·艾略特（Henry Eliot）對我來說比我見過的任何人都更接近藝術(shù)家?！翱蠢玻蠢?，”埃茲拉說，“小心?！币苍S這不完全準確，但他按照我說的方式引用了。
《巴黎評論》：你是指亨利·維爾·艾略特（Henry Ware Eliot），T.S.艾略特的兄弟？
摩爾：對。亨利·艾略特家從芝加哥搬到紐約后——是紐約的六十八街吧？就是亨特學院所在的街道——在那里的一間公寓里，他們邀請我去吃飯，我得按照T.S.艾略特的建議去思考，我立刻就喜歡上他們了。我覺得我好像很了解他們。這是在我對T.S.艾略特有這種感覺之前。
關(guān)于不準確——我去圣伊麗莎白醫(yī)院看埃茲拉·龐德時，我第三次去的時候，護送我到病房的官員說：“你太好了，還來看他。”我說，“好？你不知道他為我和其他人做了多少。”這是早期而非最后一次訪問。
我不習慣讓專家或其他人幫我處理我正在做的事，除非是圖書管理員或者專門幫助申請者的人，或者是老師。但麥克米倫公司拒絕我翻譯的《寓言》時，我很絕望。我曾經(jīng)花了大約四年時間，并且給埃茲拉·龐德寄過幾次——雖然我猶豫不決。我不想打擾他。他的煩惱已經(jīng)夠多了，但我最后說：“你有時間告訴我這些節(jié)奏打攪你嗎？我的耳力不好嗎？”
《巴黎評論》：他回答了？
摩爾：是的，他說：“最不值一提的優(yōu)點都會使笨蛋困擾。”
《巴黎評論》：你一九一六年首次閱讀龐德時，你是否認為他是一位偉大作家？
摩爾：當然啦?！读_曼斯精神》文集。我想任何人都不可能閱讀那本書而認為是一個笨手笨腳的人在寫作。
《巴黎評論》：早期詩歌呢？
摩爾：是的，似乎有點說教，但我喜歡。
《巴黎評論》：我想問你幾個關(guān)于詩歌的問題。你曾經(jīng)在什么地方說過，原創(chuàng)是真誠的副產(chǎn)品。你經(jīng)常在批評中使用道德術(shù)語。必要的道德是專門為文學的呢，對文字的道德使用，還是有更大意義？如果要寫出好詩的話，一個人必須怎樣才出色？
摩爾：如果情緒足夠強大，詞語就是明確的。有人問羅伯特·弗羅斯特（對吧？）他是否有選擇性。他說：“稱之為熱情的偏好?！币粋€人必須善良才寫得出好詩嗎？莎士比亞劇中的惡棍不是文盲，對嗎？但我會說，正直有一個含蓄的循環(huán)。沒有誠信，一個人不可能寫出我讀的那一類書。
《巴黎評論》：艾略特在為你的《詩選》寫的前言里，談到了你作為詩人在他所稱之為生活語言方面的功能。你是否同意這是詩人的功能？詩歌如何影響生活語言？它的機制是什么？
摩爾：你接受某種談?wù)撌挛锏姆绞?。或強烈否認事物。你可以自己做一些事情，修改，發(fā)明一種變體或恢復根本意義。對此有何疑問？
《巴黎評論》：我想問你一個關(guān)于你與福特汽車公司通信的問題，那些發(fā)表在《紐約客》雜志上的信件。他們?yōu)檐噷ふ乙粋€名字，最終命名為埃德塞爾（Edsel）。他們請你想出一個讓人們欣賞這車的名字——
摩爾：優(yōu)雅，優(yōu)美，他們說應(yīng)該有——
《巴黎評論》：“……一些內(nèi)在的優(yōu)雅，快速，先進的功能和設(shè)計的感覺。簡而言之，這個名字在人們的腦海中閃現(xiàn)出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畫面?！?/p>
摩爾：是嗎？
《巴黎評論》：這是他們在給你的第一封信中所說的。我正在考慮這個與語言有關(guān)聯(lián)的問題。你還記得龐德關(guān)于表達和意義的談話嗎？他說，當表達和意義相距甚遠時，文化就會變得糟糕。我想知道福特公司的請求是否不要求你讓表達離意義更遠。
摩爾：不，我想沒有。至少，要揭示汽車的不可抗拒性。我深入研究了電機、渦輪機和嵌入式輪轂。不，在我看來這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探索。我對機械學更感興趣。我對機制，通常意義上的機制都感興趣。而且我很喜歡這項任務(wù)，因為最后失敗了。馬凱特大學的皮克博士促成了一位年輕的埃德塞爾示范者，開著一輛黑色的車來說服我去大禮堂。那輛埃德塞爾沒任何毛病！我以為是一輛很帥的車。它產(chǎn)生在錯誤的一年罷了。
《巴黎評論》：另一件事：你做批評時經(jīng)常在詩人和科學家之間進行類比。你覺得這個類比對現(xiàn)代詩人有幫助嗎？大多數(shù)人會認為這個比較是一個悖論，會認為詩人和科學家是對立的。
摩爾：詩人和科學家的工作不是類似的嗎？兩者都愿意浪費精力。兩者的優(yōu)點之一都是對自己嚴要求，都對線索細心觀察，都必須縮小選擇范圍，都必須力求精準。正如喬治·格羅茲所說：“藝術(shù)中沒有八卦的地方，而有一小塊地方屬于諷刺作家?！蹦繕司褪鞘钩绦蜇S富起來。不是嗎？雅各布·布倫諾斯基（Jacob Bronowski）在《星期六晚報》上說，科學不僅僅是一系列發(fā)現(xiàn)，而是發(fā)現(xiàn)的過程。無論如何它并非一旦建立就一勞永逸；它是不斷發(fā)展的。
《巴黎評論》：最后一個問題。當你寫下“美國在華萊士·史蒂文斯身上至少有一位專業(yè)精神永不磨滅的藝術(shù)家”時，引起我很大的好奇。你腦子里想到的是什么樣的文學專業(yè)精神？你覺得這仍然是美國的一個特征嗎？
摩爾：是。我認為作家有時會失去熱情和好斗精神，永遠不會說“參考框架”或者“我不知道”。我經(jīng)常被問到的一個問題是：“我能找到一份什么樣的工作才能使我將所有時間用于寫作？”作曲家查爾斯·艾夫斯（Charles Ives）說：“你不能把藝術(shù)放在一個角落里，希望它有生命力，有現(xiàn)實感，有實質(zhì)。布料自己編織整個自我。我的音樂工作幫助了我的事業(yè)，我的商業(yè)工作幫助了我的音樂?！蔽揖拖癫闋査埂ぐ蛩埂Ｎ也孪雱趥愃埂み_雷爾（Lawrence Durrell）和亨利·米勒（Henry Miller）不同意我的看法。
《巴黎評論》：但是專業(yè)精神如何使一位作家失去熱情和好斗精神呢？
摩爾：金錢也許與此有關(guān)，華萊士·史蒂文斯被視為一個專家，他非常惱火被編目、分類，對正在做的事情被迫進行科學化——給出滿意的結(jié)果，回答老師。他不會這樣做。我想威廉·卡洛斯·威廉斯也是如此。我想如果他看起來合情合理，易于歸類，他就不會創(chuàng)造那么多了不起的美國語言了。這就是其中的美麗之處；他寧可恣意妄為；如果不能那樣，整個事情還有什么意義呢？
（原載《巴黎評論》第二十六期，一九六一年夏秋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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