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的湖南
咸豐三年(1853)前后的湖南,充滿了焦慮不安和傳奇故事。
道光二十八年(1848),湖南發(fā)生罕見的大水災,四月瀏陽大水,溺人頗多;五月常德大水,下直到沔陽州,溺人數(shù)萬,臭氣二百余里間可聞到;六月安化、益陽大水,淹城內(nèi)二三丈,溺人無數(shù)。而未見當局采取什么措施。道光二十九年(1849)七月,老九從鄉(xiāng)下來到省城長沙,看到“潭州市中及省垣城內(nèi)外災民幾遍,死相藉枕,為可憐耳”。不僅災民云集省會,而且物價奇高,“一切食用,較去年皆三倍其價”,于是得出一個結(jié)論,“吾鄉(xiāng)自初夏至六月,其光景亦甚非太平氣象”。
1853年前后的湖南吏治
資料來源:《清代咸豐年間吏治敗壞狀況考略》,吳榮政,《湘潭大學學報》,1990(1)。
不僅基層如此,省里高層亦不例外:辰沅永靖道道臺呂恩湛在省數(shù)十年專事逢迎,廣為結(jié)納,所管屯糧經(jīng)費,虧欠甚多;布政使萬貢珍馭下過于寬縱;巡撫陸費瑯貪贓賣缺,以巡捕蔡鼎新、王逢吉為腹心,致佐雜人員爭先進賄;湖廣總督程矞采喜下屬揣摩迎合,對諂媚阿諛者曲為庇護。上司不能廉潔奉公,又怎望其正己率屬?因而屬員膽大妄為,門丁書吏因緣為奸。不少官員不以政務為要,專事游玩宴樂。如湖南布政使惠豐,專事臺池鳥獸之娛,又遍訪佳木異石,搬入宅第中用作亭臺之飾,酣嬉終日,不理公務,民眾稱之曰“惠頑”。湖南官場如此,吏治敗壞可想而知。
待到廣西事發(fā)之后,大多數(shù)人都沒有把它當成什么很大不了的事,都以為平定這一事變只是短期的事。直到太平軍逼近湖南,湖南地方官場才“略有動作,以為防備”。
老九對省城三大憲有過一個簡短的評價:“皆太平之臣也,辦事不足,僨事有余;用才不足,忌才有余?!薄艾F(xiàn)今各憲,識見可嘆,不惟不能先事預防,亦并不知御寇于境外,徒事招集無用之人防守衙門,各署皆有,每署二百名。……殊不知不御之于境外,而境內(nèi)終不能安也?!?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11/26/18191497535825.png" />這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道理,湖南最高當局竟然沒有弄明白,見識還不如老九這樣一介鄉(xiāng)下書生賤民。湖南官場之風氣敗壞可想而知。
張亮基,曾經(jīng)是云貴總督林則徐的左膀右臂,在云南當過臨安知府。張亮基是江蘇銅山人,舉人出身,林則徐把他由知府提拔為按察使,后升遷為云南布政使,進入副省級行列。張亮基在云南成功地處理了回漢矛盾,得以升任云南巡撫。
太平軍由廣西進入湖南后,時任湖南巡撫的駱秉章被賽尚阿彈劾,北京撤了他巡撫一職,選中張亮基為湖南巡撫。在張亮基還沒有到任前,暫時由駱秉章代理。
駱秉章熟悉湖南,也熟悉敵人,他和洪秀全是同鄉(xiāng)——廣東花縣人。兩人相差二十一歲。有記載說,駱秉章被彈劾,是因為賽尚阿被任命為欽差大臣路經(jīng)湖南去廣西時,遭到了冷遇。駱秉章是進士出身,曾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在云南當過布政使,道光三十年(1850)升任湖南巡撫。張亮基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擔任云南按察使,和駱秉章共過事。駱秉章升調(diào)湖南后,張亮基不僅升任巡撫而且兼署云貴總督。
咸豐二年(1852),張亮基到湖南履職,時太平軍已圍困長沙,張亮基只好“梯城而入”,爬城墻進長沙。于是,長沙城里很快就有了兩個巡撫。
但這時的北京又剛剛做出一個決定,把另一個巡撫級的大員調(diào)往湖南,他就是羅繞典,湖南安化人,三年前任湖北巡撫,因丁父憂,辭職回湖南守孝?,F(xiàn)在孝期已滿,理當官復原職,而且羅繞典辦事有能力,于是就讓他赴湖南輔佐欽差大臣賽尚阿。
這樣,長沙城里就有了三個巡撫。
這還不算,時任湖廣總督的程矞采也在湖南。湖廣總督本來應當在武昌,但前一年,廣西出了大事后,他被北京派到湖南的衡陽,抵近前線坐鎮(zhèn)以防太平軍進入湖南。
但是,全州失守的消息傳到衡陽的第二天,人們發(fā)現(xiàn)總督大人不見了,很快一個消息傳遍湖南,說總督大人借口有病,連夜離開衡陽從水路到達了長沙。好在他又找了一個借口,回武昌主持大局去了。要不然,長沙城里就會督撫成堆了。
而長沙城里還有一個級別挺高的大員,他就是湖南提督鮑起豹。鮑起豹是安徽六安人,他父親是進士出身,但在鮑八歲時就死了,十九歲時鮑起豹開始承襲其父親云騎尉之職,后陸續(xù)升至副將、總兵,道光皇帝曾三次召見鮑起豹,每次他都呈以卓越的保疆之策,很合皇帝心意。從他的履歷看,這個人應該還是有一定能力的。咸豐元年(1851),他本來是要去云南做提督的,可到了路上,就出了太平軍這一檔子事,湖南形勢緊急,北京就改派他做湖南提督。
隨著太平軍攻長沙城,清軍各路援軍也向長沙會集,北京派出的欽差大臣賽尚阿、湖廣總督徐廣縉、一路尾隨追擊太平軍的廣西提督向榮等大員也相繼來到長沙。一時蔚為奇觀。
這個時候,長沙城里還有一個奇人,他叫左宗棠,湖南湘陰人,生于嘉慶十七年(1812),比曾國藩小一歲,字季高,號湘上農(nóng)人。左宗棠曾就讀于長沙城南書院,二十歲鄉(xiāng)試中舉,但此后在會試中屢試不第。他雖然只考了一個舉人,但他的名氣比舉人大多了,因為和林則徐有過一段逸事,林則徐稱贊左宗棠是“不凡之才”“絕世奇才”,期許良厚,引起湖南人側(cè)目。張亮基做巡撫時,因有胡林翼的推薦,又有郭嵩燾對左宗棠的勸說、敦促,便特招左宗棠做幕僚,“晝夜調(diào)軍食,治文書”“區(qū)畫守具”,各種建議都被采納。
曾國藩是咸豐二年(1852)底進的長沙城。曾國藩進城時,太平軍已放棄長沙北上,時任巡撫張亮基奉調(diào)湖廣總督,接替因武昌失守而獲罪的湖廣總督徐廣縉。咸豐三年(1853)四月,駱秉章又重新被任命為湖南巡撫。駱秉章也把左宗棠招來做幕僚,對他言聽計從,長達六年之久。
左宗棠曾經(jīng)說,他在十八九歲時,在書肆中買到一部清人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便開始潛心玩索,對書中所載山川險要,戰(zhàn)守機宜,了如指掌。
曾國藩的身份雖然是正二品,比從二品的巡撫還高一級,但他畢竟只是一個在籍侍郎。幫辦團練大臣,等于是一個非領導職務,權(quán)力和職務完全不對等。
關(guān)于曾國藩與駱秉章的關(guān)系,有史說他二人是“同心勠力”。但清人徐宗亮《歸廬譚往錄》在大贊左宗棠的同時,也道出了駱秉章的作為:
左文襄公初以舉人居駱文忠公幕府,事無大小,專決不顧。文忠日與諸姬宴飲為樂,文襄嘗面嘲之曰:公猶傀儡,無物以牽之,何能動耶?文忠干笑而已。監(jiān)司以下白事,輒報請左三先生可否。
假如所載屬實的話,那么,駱秉章形同一木偶,尸位素餐而已。
曾國藩奉旨幫辦團練,卻沒有像其他同時期被任命的團練大臣一樣,擺正自己的位置,掛個牌子而已。這個曾經(jīng)以澄清天下、滌舊生新為己任的侍郎大人,決定來一個“赤地立新”,做一件扎實事。他不僅正經(jīng)地辦起了軍隊,而且嚴肅地開展了訓練,同時掛起了審案局的新牌子,派員審案,嚴刑峻法,既肅吏治,又清土匪,這讓過去一直隱瞞土匪情勢和百姓訴求的地方官員坐不住了,理所當然地遭到了他們的抵制。
一個叫清德的協(xié)副將便帶頭抵制曾國藩規(guī)定的會操,“操演之期,該將從不一至”,而且搖唇鼓舌,四處鼓動各軍不要聽曾國藩的安排。
性格剛烈的曾國藩立刻給皇帝上了個折子,參劾清德,并順帶猛烈抨擊湖南當?shù)厍遘姟皩⑹课份?,疲玩已成痼習,勸之不聽,威之不懼,竟無可以激勵之術(shù)”。這等于將湖南軍方的老底都揭穿了,而且這一招很快就收到了實效。咸豐皇帝立刻將清德革職拿辦。這可能是出山不久的曾國藩與湖南官場第一次正面沖突。
綠營兵首先將矛頭對準了曾國藩保舉提拔取代清德的塔齊布,與塔的手下營勇發(fā)生了械斗,曾國藩要求提督鮑起豹嚴懲肇事者以儆效尤。鮑起豹倒很爽快,故意將這些人捆起來送到了曾國藩的辦事處,讓曾國藩自己發(fā)落。這一來就激起綠營兵更大的不滿,他們紛紛圍住曾國藩的辦事處,還有人沖了進來,要對曾國藩動手,最后是張亮基出面化解局面。但此后“營兵既日夜游聚城中,文武官閉門不肯誰何”,“司道群官皆竊喜,以謂可懲多事矣”。
同時,曾國藩在省城一邊練兵一邊除匪,捕得不法之徒,立予殺頭,也被人有意夸大其事,因而人皆怪其猛厲,甚至送給他一個外號“曾剃頭”。不得已,曾國藩只好于咸豐三年(1853)八月避走衡陽。
湖南民間風氣也令人頭痛。曾國藩在奏折中寫道:湖南會匪之多,人所共知。湖南會黨除了天地會,大半隨太平軍東去,還有串子會、紅黑會、半邊錢會、一股香會,名目繁多,往往成群結(jié)黨,嘯聚山谷,如東南之衡陽、永州、郴州、桂陽,西南之寶慶、靖州,萬山叢薄,尤為匪徒卵育之區(qū)。
地方官無能為力,便相互掩飾,只要不在我任上發(fā)案就萬事大吉,茍且姑息。鄉(xiāng)里無賴之民,見往年命案盜案不破,案犯逍遙法外,近年匪黨橫行而莫能制,就以為法律不足憑,官長不足畏,平居造謠,煽惑人心,白日搶劫,毫無忌憚?!碍h(huán)湖南邊境游氛四逼。又自承平久,官吏習為茍且粉飾之計,下情否隔,民困無由上達?!?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11/26/18191497535825.png" />
更有游匪一類,或假充長夫,或假冒兵丁,混雜滋擾。那些逃兵、逃勇無資可歸,無營可投的就變成游匪,隨處搶掠。
現(xiàn)今很多人都以為太平軍大都是兩廣人,其實大錯。太平軍剛開始才一萬余人,經(jīng)過廣西的攻防戰(zhàn)后,損失大半,洪秀全率幾千太平軍突圍,進入湖南,一路上又在蓑衣渡慘敗,損兵折將。不料想,進了湖南后,太平軍反而得以壯大,連克湘南州縣,短短兩個月,壯大到幾萬人。大多湖南會黨加入了太平軍,這就是1853年前后的湖南,整個省烏七八糟一團亂。
曾國荃:《曾國荃全集》(第五冊),岳麓書社,2006年,第20頁。
曾國荃:《曾國荃全集》(第五冊),岳麓書社,2006年,第53頁。
徐宗亮:《歸廬譚往錄》,文海出版社,1972年。
朱孔彰:《中興將帥別傳》,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26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