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清華學校里的年輕教師

1916年，林語堂以第二名成績從圣約翰大學畢業(yè)，由校友和同鄉(xiāng)周辨明的推薦，應清華學校(清華大學的前身)校長周詒春之聘，任英文教員。清華大學的前身是清華學堂，始建于1911年，是由美國退還的部分庚子賠款建立起來的留美預備學校，1912年，清華學堂更名為清華學校，最初是一所中等學校。1925年設立大學部，開始招收四年制大學生，同年開辦研究院(國學門)，1928年，國民政府改名為清華大學，并于1929年設立研究院。學校坐落在北京近郊前清端親王的花園里。清朝康熙年間稱熙春園。雍正、乾隆、咸豐先后居住于此，咸豐年間熙春園改為清華園。學校的圖書館、大禮堂、體育館、游泳池在當時國內堪稱一流。林語堂任職時，那座規(guī)模宏大的圖書館正在建設中。當時清華學校的學制分為中等科和高等科，共八年，前五六年基本為中學程度的科目，后二三年才安排大學的有關課程。學生畢業(yè)后，按成績高低和志愿分別插入美國的各個大學。所以考上了清華學校，就意味著到美國留學的希望基本實現(xiàn)了。美國政府的本意是在中國知識分子當中培養(yǎng)一批“追隨美國的精神領袖”，而學校偏偏又建在了被英法聯(lián)軍洗劫過的清華園和迎春園。學生整天面對著被焚毀的斷壁殘垣，民族恥辱感時時涌上心頭。

由于在圣約翰大學把英文基礎打得很牢固，因此，林語堂是一個稱職的英文教員。不僅如此，他也是一位潔身自好的青年。他不飲酒，也不近女色，每當星期天，有的同事去“八大胡同”嫖妓，而林語堂卻在校內主持一個圣經(jīng)班的功課，被同事稱之為“清教徒”。

林語堂由于自小進的是教會學校，雖然從父親那里知道一點四書五經(jīng)的知識，但是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知識基本貧乏。他為自己的中文知識如此貧乏而感到羞恥。他在晚年回憶說：“我曾經(jīng)說過，因為我上教會學校，把國文忽略了。結果是中文弄得僅僅半通。圣約翰大學的畢業(yè)生大都如此。我一畢業(yè)，就到北平清華大學去。我當時就那樣投身到中國的文化中心北平，您想象我的窘態(tài)吧。不僅我的學問差，還有我的基督教教育性質的影響呢?！疑頌榇髮W畢業(yè)生，還算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實在慚愧?！瓰榱讼囱u辱，我開始認真在中文上下功夫?！?/p>

林語堂要“洗雪恥辱”，要“開始認真在中文上下功夫”，他選擇了語言學作為研究方向。他首先從《紅樓夢》下手，他覺得《紅樓夢》中的語言太美了，所以對《紅樓夢》產(chǎn)生了興趣。他還博覽群書，經(jīng)常到琉璃廠去選購一些國學書籍，如王國維的《人間詞話》等。琉璃廠、隆福寺的書肆，大多是南方人開設的，這些人多為進京會試名落京師，又不會經(jīng)商其他，對于書籍卻是內行，便搜求古籍出賣，給讀書人開辟了一個市場。林語堂經(jīng)常逛這些書鋪，在與這些書鋪老板的接觸中也獲得了各種文化知識，如版本學，目錄學，尤其是語言學方面的《四庫集錄》、《說文·玉篇》、《廣韻》、《韻府群玉》、《佩文韻府》、《駢字類編》等等，只要他認為有價值，又加上便宜，就大量購買。在清華任教的幾年里，他把國學基礎重新補好，為以后從事語言學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并且撰寫了《論漢字索引制及西洋文學》、《漢字索引制說明》、《分類成語辭書編纂法》等論文，分別發(fā)表于《新青年》和《清華季刊》上。

林語堂在清華學校的三年里，正是胡適和陳獨秀揭起“文學革命”大旗的時候。1916年8月21日，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胡適，受著名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老師的影響，決定從文字上進行試驗改革，變文言為白話，他在與留美學生梅光迪、胡先骕、吳宓、任鴻雋、楊杏佛、陳衡哲等人反復討論未果的情況下，寫信給《新青年》主編、時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的陳獨秀，提出“文學革命”需從“八事”入手，即：“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陳套語；三曰不講對仗(文當廢駢，詩當廢律)；四曰不避俗字俗語(不嫌以白話作詩詞)；五曰須講求文法之結構；六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七曰不模仿古人；八曰須言之有物。”這引起陳獨秀的注意。陳獨秀不僅支持和聲援了胡適，而且立即向蔡元培推薦了胡適來北大。

胡適還沒有來得及博士論文的答辯，學位證書還未拿到，就匆匆回國，走馬上任。北京文化界滿懷著期待，熱烈歡迎這位首舉“文學革命”義旗的風云人物。林語堂以清華學校一個普通英文教員的身份參加了歡迎，雖然沒有引起胡適的特別注意，但對林語堂來說，胡適那“登高一呼，應者云集”的形象刻在了他的腦中：胡適引用了荷蘭神學家Erasmus的話說：“現(xiàn)在我們已經(jīng)回來了。一切要大不同了。”的確如他所預言的，1917年成了中國新文學史的開端年。從此，中國文學掀開了新的一頁。

當林語堂的有關語言文字論文發(fā)表后，引起了胡適的重視，從此，兩人開始了交往，并建立了私人的友誼。沒有想到，與胡適的私誼對林語堂后來的留學生活產(chǎn)生了重大的影響。

1916年，有一次，林語堂在中央公園還見到了大名鼎鼎的辜鴻銘。林語堂在清華學校任教后，曾耳聞目睹過許多有關辜鴻銘的奇聞軼事。辜鴻銘(1856-1928)，名湯生，祖籍福建同安，出生于南洋英屬馬來西亞檳榔嶼，曾在英國、德國、法國學習十四年，精通英、德、法、拉丁、希臘和馬來西亞等語種，福建方言和北京話也成了他的主要語言，能夠熟練地運用九種語言，一生獲得過十三個博士學位。孫中山曾說：“中國精通英文的，只有三個半。其一辜鴻銘，其二伍朝樞，其三陳友仁?！边€有半個他不肯說，有人猜說可能是王寵惠。辜鴻銘著有《讀易堂文集》等，譯有《癡漢騎馬歌》，以向外國人介紹中國文化為己任，用英文撰寫宣傳儒家思想的著作：《春秋大義》(德文版定名為《中國的精神與戰(zhàn)爭的出路》)，并把《論語》、《中庸》、《易經(jīng)》、《道德經(jīng)》等儒家經(jīng)典翻譯成外文，在西方社會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德國有個學者臺里烏斯，大力宣揚辜鴻銘的思想；丹麥文學批評家勃蘭兌斯在1917年專門寫了《辜鴻銘》，對辜鴻銘頗為推崇。在西方人的眼里，辜鴻銘成了東方文明的代言人，他同印度的泰戈爾、日本的岡倉一起被奉為東方圣哲。然而，在國人的眼里，辜鴻銘純屬一大怪人。辜鴻銘的怪名聲，多半由于他天生的狂態(tài)，他酷嗜小腳、娶妾、逛妓院、穿長袍馬褂，頭上一頂平頂紅結黑緞瓜皮小帽，用紅絲線夾在頭發(fā)里編成的細細的色彩斑斕的長辮子，還有他的罵人罵世。張勛復辟委任他為外務部官員，陳獨秀、胡適、蔡元培等紛紛點他的名，指為東西文化論戰(zhàn)的靶子，復辟論的代表。辜鴻銘生性怪僻，如他窮困時，愈是援助他的人愈挨他的罵，他任氣忤物，往往開罪于人。他為人剛愎自用，與眾不同，是一個天生的標新立異者：眾人所承認的，他反對；眾人所喜歡的，他則不喜歡；眾人崇拜的，他蔑視。林語堂以自己的標準來看待辜鴻銘的性格，對其怪癖偏好不以為非，林語堂欣賞的就是這種有個性、充分自由的知識分子。

林語堂對辜鴻銘的透視，看到的是幽默和詼諧。林語堂非常欣賞辜鴻銘為納妾制度辯護時的一個比喻：辜鴻銘解妾字為立女，妾者靠手也，所以妾者，供男人倦時作靠手也。辜氏把男人比作茶壺，把女人比作茶杯，他說：“汝曾見一個茶壺配四個茶杯，但世上豈有一個茶杯配四個茶壺者乎？”林語堂認為辜鴻銘的幽默起源于倔強的個性和憤世嫉俗的見解。其實，林語堂也是一位有倔強個性的人。林語堂一方面反對辜鴻銘的政治立場，另一方面賞識辜鴻銘的為信仰而獻身殉葬的精神。林語堂對辜鴻銘的幽默詼諧風格，雋妙機智的辯才和出類拔萃的外文寫作水平及用外文直接向外國人介紹中國文化等諸方面都有著繼承性，但又有著不同于辜氏全面肯定中國文化、不遺余力地證明傳統(tǒng)文化具有永久的合理性的揚棄，在向西方世界傳播中國文化的過程中，林語堂與辜鴻銘有著本質的區(qū)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