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彬彬儒生扯旗造反

公元前1世紀末，正當西方的羅馬在屋大維（Octavius）的統(tǒng)治下蓬勃發(fā)展之際，東方的西漢王朝卻處在氣息奄奄、日薄西山的境地，以至最終被權(quán)臣王莽取代，建立了新朝。不過，名曰“新”的王朝雖經(jīng)大張旗鼓的改制，但卻越改越糟，很快便搞得天下大亂。就在這時，一位經(jīng)歷太學嚴格訓(xùn)練的彬彬儒生劉秀，勇敢地肩負起匡復(fù)漢室的歷史重任，并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實現(xiàn)了這一夙愿，建立起一個足以與同時代羅馬帝國相媲美的東漢王朝。

第一節(jié)　“九世皇孫”的早年經(jīng)歷

一、出生神話及少年時代

西漢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十二月甲子夜，即十二月六日半夜，劉秀出生于濟陽縣（今河南蘭考北）。他的父親劉欽，就是這個縣的縣令。至于具體的出生地點，不同的文獻有不同的說法。一種說他出生于“縣舍”，也就是縣令的官邸。另一種則說他出生于“濟陽故宮”，而這里面還有一個小小的插曲：原本濟陽縣“有武帝行過宮，常封閉”，當劉秀將要出生時，其父“以令舍下濕，開宮后殿居之”。從血統(tǒng)上來看，劉家屬于西漢的皇族?！逗鬂h書·光武帝紀》一開始便介紹了這層特殊的關(guān)系：

世祖光武皇帝諱秀 [3]，字文叔，南陽蔡陽人，高祖九世之孫也，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fā)。發(fā)生舂陵節(jié)侯買，買生郁林太守外，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生光武。

據(jù)上述內(nèi)容可將自劉邦至劉秀之間的傳承次第簡示如下：

劉邦（高帝）—劉恒（文帝）—劉啟（景帝）—劉發(fā)（長沙定王）—劉買（舂陵節(jié)侯）—劉外（郁林太守）—劉回（鉅鹿都尉）—劉欽（南頓令）—劉秀（光武帝）

劉秀的母親姓樊，是當時南陽郡湖陽縣（今河南唐河南）樊重的女兒，字嫻都。樊氏“世善農(nóng)稼，好貨殖”，“為鄉(xiāng)里著姓”。若用今天的話講，就是一個大地主兼大商人的家庭。嫻都性情婉順，尊崇禮儀，“自為童女，不正容服不出于房”，深受族人敬重。相傳劉秀出生的那天夜里，“有赤光照室中”，俄頃，樊氏生下一子，即劉秀也。劉家的人覺得奇怪，便讓卜者王長為新生兒占卜未來。王長經(jīng)過一番推算，避開左右對劉欽講：“此兆吉不可言?！币馑际钦f，這孩子有“不可言”的大福大貴。相傳就在這一年，當?shù)剡€出了些不尋常的事：一是田里有“嘉禾”生長，即一株禾稼莖稈上長出了九個金燦燦的大谷穗。老百姓議論說這是秀出班行，況且九數(shù)為大，黃色為貴，預(yù)示將有貴人誕生。二是有“鳳凰來集”。大家知道，鳳凰歷來被視為吉祥的象征，出現(xiàn)鳳凰自然是一種圣瑞。面對著這些非凡的瑞兆，劉欽似乎也覺得有點異樣，心里默默期盼著自己的孩子將來真能夠出人頭地，所以便根據(jù)嘉禾之瑞，給他起了一個十分響亮的名字，叫作“秀”。

上述的這些傳說，顯然都是無稽之談，根本不足為憑。不過，這類傳說產(chǎn)生的原因，倒是值得我們認真思考的。歷史上的帝王，為了鞏固和加強統(tǒng)治，使用“武”的一手之外，還充分利用精神武器，使用“文”的一手，特別是利用“神”的力量，高唱所謂“君權(quán)神授”，為帝王的卓爾不群制造理論依據(jù)。他們采取各種手法，編造種種諸如上述的傳說，給自己頭上增添神圣的光環(huán)，以證明皇帝的不同凡響?！胺虻弁踔?，必有休應(yīng)，豈非天命所屬”。如西漢的開國皇帝劉邦，本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農(nóng)民，但當了皇帝之后就大不一樣了。請看史書對這位高皇帝出生時情形的描寫：

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也，姓劉氏。母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

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于上。已而有娠，遂產(chǎn)高祖。

這段文字很有意思，可算得上古今奇文。那位太公在雷電交加之中親眼看到自己的老婆被“龍”欺辱，竟沒有絲毫反對的表示；當老婆懷上了“龍”種，生下了“龍”仔，竟又能安然處之。如此寬洪大度，也可算得上一位古今奇人。如果我們把這段文字同前述劉秀出生的傳說相對照，則不難看出它們驚人的相似之處。當然，由于劉秀的祖先已經(jīng)是“龍”種了，所以編造者只好變個花樣，將他說成是在“赤光照室中”誕生。但是，不管怎么講，目的無非是要表明，皇帝非同凡人，而是領(lǐng)受天命來治理蕓蕓眾生的“天子”。應(yīng)該說，這才是上述傳說的真諦之所在。

按理來說，像劉秀這樣非同凡響式的人物，當有神靈護佑，一帆風順。但也許正如孟子所講的那樣：“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睗h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劉秀的父親不幸去世。這對于年齡只有九歲的一個小孩子來說，自然是巨大的打擊。幸好當時在蕭縣（今屬安徽）做縣令的叔父劉良收養(yǎng)了他。劉良字次伯，經(jīng)舉孝廉步入仕途 [4]。此人雖然有點膽小怕事，但對劉秀的撫育還是盡心盡力的。就這樣，小劉秀在叔叔那里度過了他的少年時代。

二、太學的學習與生活

劉秀兄弟姐妹共有六人。大姐劉黃，二姐劉元，妹妹劉伯姬；大哥劉，二哥劉仲。在兄弟當中，他排行最小。史書記載其形象云：“身長七尺三寸，美須眉，大口，隆準，日角?！睗h代一尺，約相當于今23.1厘米 [5]，七尺三寸，則約相當于今168.63厘米，如果按出土的秦兵馬俑普遍身高180—190厘米來看，劉秀身材并不算高，僅是中等偏下的個頭?！奥?，日角”，系古代相術(shù)用語。“隆，高也”，“鼻頭為準”。“日角謂庭中骨起，狀如日”。這就是說，劉秀的須眉很美，嘴巴大大的，鼻頭高高的，面庭飽滿，隆起的面骨形狀如圓圓的太陽。此番描寫倒使人想起劉秀的老祖宗劉邦的尊容來：“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憋@而易見，劉秀和他的老祖宗還是蠻像的。也許這種相貌，就是帝王的標準面相吧！難怪我們今天所見到的古帝王畫像，差不多都是一個樣子，原來奧秘在此。

在劉氏兄弟中，劉秀和劉最有出息，但這一母同胞的哥兒倆脾氣稟性卻截然不同。劉秀“性勤于稼穡”，謹厚而比較內(nèi)向；劉則“好俠養(yǎng)士”，剛毅慷慨而比較外向。劉經(jīng)常笑話劉秀整日只知埋頭干田間的農(nóng)活，“比之高祖兄仲”。原來漢高祖劉邦的哥哥劉仲（又名劉喜）擅長理家治產(chǎn)業(yè)，劉邦的父親總數(shù)落劉邦無賴，不能治產(chǎn)業(yè)，不如劉仲勤力。后來劉邦做了皇帝，一次在給老父親祝壽時，竟問道：“今某之業(yè)所就孰與仲多？”給了老父親一個很大的難堪。當時“殿上群臣皆稱萬歲，大笑為樂”。話說這位劉仲，對于政治更是一竅不通。劉邦封他為代王，一次匈奴進犯，他竟嚇得棄官逃跑，被削奪了爵位。劉把劉秀比作劉仲，意思是說他和劉仲一樣，也是個窩囊廢。不過劉秀對于哥哥的嘲笑，并不在意。他是啞巴吃餃子——心中有數(shù)。新莽天鳳元年（公元14年），這位剛剛二十出頭的年輕人，在蕭縣叔父那里受完初等教育之后，決心走出家鄉(xiāng)，到京師長安的太學去繼續(xù)深造學習，親眼看一看外面精彩的世界。

所謂“太學”，是古代的一種政治大學。西漢名儒董仲舒在他的對策中，就曾建議朝廷“興太學”“以養(yǎng)天下之士”。元朔五年（前124年），漢武帝采納丞相公孫弘的奏議，正式建立太學。那時，太學規(guī)模很小，僅有學生50人，稱作“博士弟子”。顧名思義，太學的教師就是博士，而博士的弟子便是太學生。他們的主要來源，一是由朝廷的太常（即奉常，九卿之一，掌宗廟禮儀，景帝時改名太常），從“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之中選拔；二是由郡國從“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xiāng)里，出入不?！闭咧羞x拔保送。另外還有個別憑借父祖的官位被保任者 [6]。由于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所以太學里的博士皆為儒經(jīng)博士，他們給太學生們講授的自然也全是儒家典籍了。昭帝時，博士弟子增加為100人。宣帝末又翻了一番，為200人。元帝好儒，盡管當時財政緊張，但他還是把太學生增員至1000人。成帝時，有人建議說，孔子以一介布衣尚且有弟子三千，如今天子太學弟子實在少得可憐，應(yīng)該大大增加，于是向孔子看齊，博士弟子增員至3000人。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秉政的王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筑舍萬區(qū)”，“立樂經(jīng)，益博士員，經(jīng)各五人”，太學的規(guī)模再次擴大。

劉秀從一個小縣城來到當時東方最大的城市長安，眼界自然開闊多了。當時他跟隨一位名叫許子威的先生學習《尚書》。許先生是廬江（今屬安徽）人，后曾拜官中大夫?！渡袝肪褪俏覀兤匠Ｋf的《書經(jīng)》，也簡稱作《書》，是古代政治文獻如記事文告、命令、講話記錄等的匯編，據(jù)說經(jīng)由孔子刪定?！渡袝匪d內(nèi)容上起遠古的虞舜，下至春秋的秦穆公，按時代順序分為《虞書》《夏書》《商書》《周書》四部分。秦始皇焚書時，博士伏勝（即伏生）冒著生命危險，在夾壁墻里偷藏了一部。后不久，陳勝、吳廣領(lǐng)導(dǎo)的農(nóng)民起義爆發(fā)，再接著又是楚漢戰(zhàn)爭，天下大亂。為避戰(zhàn)禍，伏勝四處流亡?！皾h定，伏生求其《書》，亡數(shù)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這就是漢代流傳的用通行的隸書書寫的《今文尚書》。“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即晁錯）往受之”。據(jù)說當時伏生因年老說話口齒已經(jīng)不清，便讓女兒傳言給晁錯。由于雙方語音的差異，晁錯對她所講的話，有百分之二三十聽不懂。在這種情況下，晁錯只好“略以其意屬讀而已”。漢武帝末，魯共（恭）王擴建宮室，拆除孔子故宅時，在墻壁里又發(fā)現(xiàn)了一部用“古字”書寫的《尚書》。后經(jīng)孔子后裔孔安國研究，發(fā)現(xiàn)它比社會上流行的二十九篇本《尚書》多出了十六篇。這就是所謂的《古文尚書》。孔安國將它獻給了朝廷，可惜由于巫蠱之禍 [7]，未能列入學官。直到王莽秉政，始立《古文尚書》學博士。劉秀跟隨許子威所學《尚書》，究竟是今文，還是古文，由于文獻缺略，現(xiàn)在已經(jīng)很難說清楚了。史載劉秀學習《尚書》“大義略舉”之后，便“因?qū)W世事”；由于他聰穎勤奮，故“朝政每下，必先聞知”，而且“具為同舍解說”，即把自己所“聞知”的“朝政”“解說”給同宿舍的人聽。從這些史實不難看出，劉秀并非一個死讀書的書呆子。他腦子靈活，悟性甚高，政治敏感，關(guān)心時事，且此時已經(jīng)顯現(xiàn)出某些不同凡響的氣質(zhì)。應(yīng)該說，這樣的學習經(jīng)歷，使青年劉秀受到了很好的鍛煉，對其全面發(fā)展大有裨益。

那時候劉氏族人到京師太學學習的人，不止劉秀一個。例如秀兄劉也曾是太學生，與同學的還有劉嘉。算起來，劉嘉還是劉秀的族兄。嘉自幼父母雙亡，由劉秀的父親劉欽收養(yǎng)。他性情仁厚，劉欽對其視如己出。嘉與秀兄弟倆自小一起長大，關(guān)系很好。在太學，劉嘉除了學習《尚書》外，還學習《春秋》。不過比較來看，劉秀在太學里卻是一個更為活躍、更有膽氣和更肯動腦子的人物。那時“南陽大人往來長安”，他與這些人經(jīng)常保持著聯(lián)系，并為之效力，如安排住處、解答疑難問題等。為了解決求學盤資的不足，劉秀與同宿舍住的韓子共同湊錢買了一頭驢，租給別人使用以賺錢。不想如此做法，還真能幫助減輕不少經(jīng)濟方面的壓力。一次，為了替季父家追回逃租，他竟訴訟到大司馬嚴尤那里。嚴尤見劉秀一表人才，也很賞識這位年輕人。上述種種，說明青年時代的劉秀便是一個頗有政治和經(jīng)濟頭腦且善于交往、長于經(jīng)營管理的人，也說明其思維敏捷并具有多方面的才干。史書稱他“仁智明遠，多權(quán)略，樂施愛人”，大體還是不差的。

南陽宛（今河南南陽）人朱祐，字仲先，當時也在太學學習。劉秀“往候之，祐不時相勞苦，而先升講舍”。日后劉秀做了皇帝，朱祐是臣子。一次劉秀駕臨朱家，笑著問他：“主人得無舍我講乎？”據(jù)《東觀記》記載，當年劉、朱在長安求學時，兩人曾“共買蜜合藥”；后來劉秀追念此事，便賜給朱祐白蜜一石，并問道：“何如在長安時共買蜜乎？”

三、深藏內(nèi)心的抱負

劉秀的二姐嫁給了南陽郡新野縣（今屬河南）的鄧晨。晨字偉卿，出身于一個“世吏二千石”的官宦家庭。其曾祖父隆，官居揚州刺史，祖父勛，任交趾刺史，父宏，為豫章都尉。由于二姐這層關(guān)系，劉秀經(jīng)常到新野去。

新野有一個漂亮姑娘名叫陰麗華，祖上是春秋時大名鼎鼎的輔佐齊桓公稱霸的管仲。管仲的七世孫修，從齊國到楚國去做官，拜為陰大夫（封邑在今湖北代縣西）。如此一來，管修的后人便以“陰”為姓氏。大約在秦漢之際，這戶陰姓人家移居到新野。陰麗華哥哥陰識，為前母所生，弟弟陰興、陰就與她為同母所生。麗華七歲時，父親病故，由母親和兄長把她撫養(yǎng)成人。由于她長得如同出水芙蓉那樣美麗動人，所以在新野一帶很有些名氣。血氣方剛的劉秀聽說有這么一個如花似玉的美人，自然心向往之，希望將來有朝一日，能娶她為妻。

話說當時正在長安求學的劉秀，一天遇到負責京師治安的官員執(zhí)金吾出巡，見其車騎甚盛，好不威風，心里異常羨慕。此時他又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一心向往的“窈窕淑女”陰麗華，于是慨然感嘆道：

仕宦當作執(zhí)金吾，娶妻當?shù)藐廂惾A。

僅此而論，劉秀的志趣，似乎比起他的老祖宗劉邦一心想做皇帝的志向來，顯然要小得多！不過話又說回來，我們切莫小看劉秀的這兩項人生目標。宋人宋庠甚至認為劉秀日后之所以當皇帝，就是因為有當年的這兩個志愿。宋庠在一首《懷古》詩中寫道：

郁郁舂陵舊帝家，

黍離千古此興嗟。

蕭王何事為天子？

本愛金吾與麗華。

宋庠的看法究竟對不對？論者自可發(fā)表各自的高論。但有一點卻毋庸置疑：即青年劉秀是一個頗有頭腦、很有追求目標的人。

光陰荏苒，劉秀在京師長安已經(jīng)待了很久。他親眼目睹了新莽朝廷的實際情況，也親耳聞聽了人們對新莽政權(quán)的種種議論。當年他來長安求學時的那種熱情沒有了，他對莽朝徹底失望了。于是他決定回家鄉(xiāng)去，重新定位自己的人生方向。

那時候，“天下連歲災(zāi)蝗，寇盜鋒起”，南陽也鬧著嚴重的旱災(zāi)，人們的生活面臨極大的威脅。在此情況下，許多豪家的賓客在外面干起了強盜的勾當。一次，劉秀的哥哥劉（字伯升）的賓客因“劫人”，受到官府的通緝。事情牽連到了劉秀，不得已，他只好跑到新野姐夫鄧晨家躲風，史稱“避吏新野”。前文曾提到，新野這地方劉秀經(jīng)常來，可算得上人地兩熟。不過總待在姐夫家里也不是事，所以他便往來于新野和宛城之間，做點販賣糧食的生意。據(jù)《東觀記》載：“時南陽旱饑，而上（即劉秀）田獨收?！比绻@條材料屬實，估計劉秀家的田或為水澆地，所以不怕干旱而能“獨收”。

曾有一次，劉秀、劉兄弟倆和鄧晨一塊兒來到宛城，同穰（今河南鄧縣）人蔡少公等宴飲閑談。聊到“少公頗學圖讖 [8]，言劉秀當為天子”時，座間有人應(yīng)聲問道：“是國師公劉秀乎？”原來這里所說的“國師公劉秀”指的是劉歆。他是西漢著名學者劉向的兒子，也是位飽學之士，雖系皇族，但卻為王莽心腹，官拜新莽國師，總攬朝廷文化意識方面的事務(wù)。由于圖讖里面有“劉秀當為天子”的話，所以劉歆于建平元年（前6年）改名劉秀以當之。發(fā)問的那人顯然知道這件事，而明知故問。不料劉秀卻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反詰說：“何用知非仆邪？！”意思是講，你們怎么知道圖讖里的劉秀不是說我呢？！滿座的人都大笑起來，以為劉秀這個黃毛小子太不知天高地厚了，竟敢想當天子！

走筆至此，讀者不免會問，前文講劉秀的人生目標一是仕宦當作執(zhí)金吾、二是娶妻當?shù)藐廂惾A，怎么這里又升級想做皇帝了呢？其實，這個問題并沒有什么難以理解之處。作執(zhí)金吾、娶陰麗華應(yīng)該說只是劉秀的一種觸景生情的即興想法，而他內(nèi)心深處卻懷有更大的抱負。在這一點上，他和老祖宗劉邦倒是一脈相承的，二者并不存在本質(zhì)的差別。宋庠敏銳地看到劉秀的即興之想與其日后做皇帝之間內(nèi)在的有機聯(lián)系，機智地將它們統(tǒng)一起來，無疑是十分高明的。

對于劉秀想當天子，鄧晨心里感到特別高興，認為自己的小舅子志向不凡，將來必成大事。他不由得想起了一段往事：一次鄧晨和劉秀共同乘車外出，路上遇到朝廷的使者，他們沒有下車回避，使者見狀大怒，對二人惡語相加。當時劉秀自稱江夏卒史，鄧晨則更名稱作侯家丞。使者認為他倆的身份有詐，便要帶二人到前面不遠處的亭部驗證，打算治其不實之罪。正在緊張之際，剛巧新野宰潘叔路過，經(jīng)他向使者求情，二人總算免去一場禍事。這件事給鄧晨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感到只要和劉秀在一起，即或遇到天大的事，似乎也能逢兇化吉。

劉秀住在鄧家，鄧晨和他甚相親愛。不過鄧晨的心里老惦記著那次與蔡少公等人宴語中劉秀說的那句話，希望此言能早日變?yōu)楝F(xiàn)實?？伤纯磩⑿?，仍然像沒事人一樣，每天不慌不忙地做他的販谷生意。一次，鄧晨實在憋不住了，便沖著劉秀把自己的看法和盤托出：

王莽悖暴，盛夏斬人，此天亡之時也。往時會宛，獨當應(yīng)耶？

其意是說，現(xiàn)今王莽倒行逆施，殘暴橫虐，竟然違背只有秋冬才能行刑殺人的祖宗成規(guī)，在盛夏季節(jié)便大開殺戒，這是老天爺滅亡他的時候到了！過去我們在宛城蔡少公那里聚會時所談的讖言“劉秀當為天子”，難道不該應(yīng)驗在你的身上嗎？

鄧晨本想借此一席慷慨陳詞，激起劉秀的熱烈反響。不料劉秀只是對著鄧晨一笑，卻未作明確回答。

第二節(jié)　新莽代漢與反莽斗爭

一、王莽其人其事

關(guān)于王莽這個人，本章上節(jié)中已經(jīng)多次提及。由于他關(guān)系到本書主人公成長的時代背景，故在這里有必要再特別做出較為系統(tǒng)的介紹——

西漢自宣帝之后，元帝、成帝、哀帝，一代不如一代。元帝“柔仁好儒”，其父宣帝生前便曾感嘆說：“亂我家者，太子也?！彼釔垡魳?，不親政事，專任宦官，把整個朝政搞得烏煙瘴氣，由此“孝宣之業(yè)衰焉”。成帝是位“湛于酒色”的荒淫君主。他寵幸趙飛燕姐妹，奢侈淫逸，把朝政交給外戚王氏，使政治更加黑暗。史家評曰：“漢治陵夷，始于元帝，而其大壞則自成帝”，“朝政自此亂，外戚之勢自此成，漢事遂不可為矣”。哀帝嬖幸美男子董賢，兩人甚至同床而寢。董賢除儀貌漂亮外并無實際本領(lǐng)，卻被封為大司馬大將軍，位居三公，權(quán)傾當朝。在這樣一個心理變態(tài)、頗具同性戀色彩的皇帝統(tǒng)治下，國家的命運可謂糟糕到了極點。西漢王朝經(jīng)過如此三代昏君長達近半個世紀的瞎折騰，早已氣息奄奄、名存實亡了。然而就在這時，卻又冒出來一個貌似正經(jīng)而實際更能瞎折騰的人物，他便是王莽。

王莽，字巨君，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東）人，自稱是黃帝的后代。他的親姑姑是漢元帝的皇后、漢成帝的生母，因此他家也算是正宗的外戚。不過，他的父親死得較早，也未曾封侯，家境相對孤貧一些。這樣的客觀環(huán)境，使他養(yǎng)成了一種既折節(jié)恭儉又自我奮斗的性格，同時還練就了一套善于察言觀色、曲意奉迎、伺機鉆營的本領(lǐng)。他曾拜沛郡（今安徽淮北市西）人陳參為師，學習《禮經(jīng)》，“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在家中“事母及寡嫂，養(yǎng)孤兄子，行甚敕備”。對外廣交“英俊”；在族內(nèi)悉心“事諸父，曲有禮意”。成帝陽朔年間，王莽的伯父，權(quán)傾當朝的大將軍王鳳患病。他覺得這是一個能夠改變自己現(xiàn)狀從而使自己飛黃騰達的千載難逢的絕好機會，于是下大力氣精心護理這位生病的伯父。“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不想這一手還真靈驗，王鳳終于被感動，臨死前把他推薦給太后和皇帝。那太后王政君，就是王鳳的親妹妹；而皇帝（漢成帝），則是王鳳的親外甥。他們對王鳳舉薦的人，豈能不用？于是乎王莽由此步入仕途，先拜黃門郎，不久即遷官射聲校尉。

永始元年（前16年），30歲的王莽繼承了補授給其亡父的新都侯的爵位，并擔任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的官職。隨著官爵的升遷，他更加以謙謹?shù)姆绞絹怼澳淝榍竺??！吧⑤涶R衣裘，賑施賓客，家無所余；收贍名士，交結(jié)將相卿大夫甚眾”。果然，又有一個機會被他抓住了。原來太后姊子淳于長，與王莽一樣也是個極善于鉆營的人物。由于他為立趙飛燕為皇后之事賣過力氣，所以得到漢成帝的賞識，不僅受封列侯，而且位居九卿。然而此人顯貴之后，“淫于聲色，不奉法度”，十分猖狂。王莽對他一直看不慣，尤其嫉妒他的官升得比自己快，地位比自己高。于是王莽便“陰求其罪過”，即秘密搜集淳于長的過錯乃至隱私，通過大司馬曲陽侯王根向太后告密，并最終置之于死地。這樣一來，王莽不僅鏟除了競爭對手，而且獲得了“有忠直節(jié)”的好名聲，真可謂一舉兩得。綏和元年（前8年），王根上書告老“乞骸骨”，并推薦王莽接替他所擔任的大司馬職務(wù)，被漢成帝批準。如此，王莽終于爬上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權(quán)力高峰，時年38歲。

一個不到40歲的年輕人，便口含天憲，手握大權(quán)，應(yīng)該說是人生的極大成功。不過王莽此時的頭腦還是比較清醒的，他知道前面的路還很長，需要繼續(xù)付出代價?！懊Ъ劝纬鐾校^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諸賢良以為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為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為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本瓦@樣，王莽小心翼翼地輔政一年多時間，一直沒有出現(xiàn)什么大問題。不想成帝這時卻撒手人寰，而繼位的哀帝似乎對王莽不感興趣，再加上外戚間的復(fù)雜斗爭，王莽被罷官，回封國杜門自守。此時，他更加小心謹慎。一次，他兒子王獲殺了一個奴隸，他便毫不客氣地責令其自殺。這件事在社會上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加之多年來王莽恭儉、克己給人們留下的好印象，所以他在封國的三年之中，“吏上書冤訟莽者以百數(shù)”。元壽元年（前2年），剛巧發(fā)生日食，參加對策的一些賢良也乘機頌莽功德。在輿論的壓力之下，哀帝不得不把王莽征還京師。歲余，哀帝駕崩，無子，而莽的主要政敵傅太后、丁太后等皆先期死去，如此，漢廷的大權(quán)又全部落入太皇太后王政君及其侄王莽之手。

此次王莽重新上臺，完全今非昔比。他先誅滅了哀帝的寵臣董賢，接著迎立年僅9歲的漢平帝即位，將其作為傀儡，自己則以輔政大司馬的身份掌握著實權(quán)?！坝谑歉巾樥甙芜?，忤恨者誅滅”，把自己的親信全部安插在要害部門，層層加強控制。當然，王莽畢竟是王莽，他的所作所為有其非同一般的特點。“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焉，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于眾庶”。顯然，王莽的政治手段較其他人要更為隱蔽狠毒，他的權(quán)術(shù)手段較其他人也要更加陰險狡詐。當一切安排妥當之后，王莽便向著一個更高的目標挺進了！這樣，在西漢末年的歷史舞臺上，遂上演了王莽代漢的三部曲：

第一部曲，晉位安漢公，宰衡，加九錫

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王莽示意益州塞外的夷族自稱越裳氏，重譯到漢廷獻白雉。那么，為何要搞這種名堂呢？原來《尚書大傳》里講，交趾的南面有一個越裳國，當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太平之后，他們曾騎著大象，帶著幾重的翻譯，到周朝來獻白雉，以歌頌周朝出了圣人。這就是所謂的周成白雉之瑞。而今，祥瑞重新出現(xiàn)，那王莽就是活脫脫的周公了。周公托號于“周”，王莽也當托號于“漢”，于是乎擁莽的群臣強烈要求太后給有定國安漢大功的王莽賜號“安漢公”，以順民心。王莽假惺惺地推讓一番之后，便堂而皇之地當上了安漢公。

居位安漢公后，王莽的權(quán)力欲并未就此滿足。元始四年，他又耍了一些手段讓自己的女兒做了皇后，以強化其權(quán)勢。這時，太保王舜等向太后奏言，稱贊王莽是至德大賢之人，生當有大賞，死當為宗臣（配享太廟），應(yīng)該像殷的伊尹稱阿衡、周的周公稱太宰那樣，有更高的尊號才對。民眾中附和者八千多人，也紛紛上書強烈要求這么做。太后迫于輿論的壓力，只好從“阿衡”和“太宰”中各摘取一字，賜王莽以“宰衡”的稱號，以表示他更崇高的地位。同時，又加增了他在新野的封地。王莽接受了宰衡的稱號，卻推辭了增加的封地。不料這么一來，又讓他扮演了一回周文王卻虞、芮之訟的角色。原來傳說周文王多行善事，諸侯之間有了不能解決的事情就請他評判。一次，虞國和芮國的人發(fā)生了官司糾紛，便來找周文王決平。誰知他們一進周的國界，只見“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盡管還沒有見著文王，自己就先慚愧起來，彼此說道：“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為，只取辱耳！”如此，這糾紛也就解決了。王莽辭封地之后，果真就有蜀郡男子路建等撤銷訴訟自稱慚怍而退的事情發(fā)生。王舜等又趕緊上奏，著實把王莽大加吹捧了一番。

那時候，為王莽不受新野田地之事而先后給朝廷上書訴不平的“吏民”多達487572人（請注意：史書記載的就這么精確），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者也都叩頭進言，紛紛要求加大對安漢公賞賜的力度。而王莽呢，卻是一個勁兒地苦苦辭謝。太后一看這架勢，只好拿出一個兩全其美的解決辦法：一方面暫且聽從王莽“不受賞”的意見，另一方面讓群臣議“九錫”的典禮 [9]，以便在適當?shù)臅r候把這種相傳的古代最高賞賜授給他。很快，以張純?yōu)槭椎?02位大臣便根據(jù)《周官》《禮記》的有關(guān)記載，議定了“九錫”之禮，王莽也就順順當當?shù)亟邮芰诉@項特殊的恩寵。

第二部曲，居攝，稱假皇帝

元始五年，漢平帝已經(jīng)14歲。隨著平帝年齡的增加，王莽心里越來越不是滋味。盡管一年多以前，他不惜以犧牲自己的親兒子王宇為代價，鏟除了平帝生母衛(wèi)姬的家族勢力，阻止了朝中一些大臣策劃歸政衛(wèi)氏的企圖，但是眼看著一天天長大的平帝，他似乎總有一種無可名狀的恐懼，于是決定加快代漢的步伐。

是年冬天，平帝生病了，王莽認為除掉這顆眼中釘?shù)臋C會到了。他一面故作姿態(tài)，以周公為榜樣，依樣畫葫蘆地請命于泰畤，聲言愿代平帝而死，并將策文藏于前殿，有意命令大臣們不得向平帝走漏消息；另一方面卻利用臘月“上椒酒”祝壽的機會，“置藥酒中”，毒死了平帝。事后，他又大賣關(guān)子，宣布全國實行大赦，命令凡六百石以上的官吏都要服喪三年。當時元帝的嫡嗣至平帝已斷絕，而宣帝的曾孫封王并健在的有5人，封為列侯的尚有48人。王莽見他們均已成人，難以駕馭，于是打出“兄弟不得相為后”的旗號，將他們統(tǒng)統(tǒng)排斥在外，卻從玄孫輩中挑選了年僅2歲的廣戚侯子嬰為平帝的繼承人，借口是這個孩子的“卜相最吉”。

就在這時，前輝光郡（當時京師轄地分為前輝光、后承烈二郡）郡守謝囂上書，說武功（今屬陜西）縣長孟通挖浚水井時，挖出了一塊上圓下方的白石，上面有一行丹書，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王莽讓大臣們趕快把此事上報給太后。不料太后聽罷立刻表態(tài)說：“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王舜見勢不妙，連忙勸諫道：“事已如此，無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止；又莽非敢有它，但欲稱攝以重其權(quán)，填服天下耳。”太后一聽這話，也意識到自己侄兒的羽翼已豐，想阻止他是不可能的了，只好“聽許”。在王舜等的催促下，太后降詔：“其令安漢公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睘榱俗詧A其說，又特別把武功縣“白石”上的“為皇帝”解釋為“攝行皇帝之事也”。這樣，王莽便開始名正言順地代表漢天子臨朝聽政，做了“假（代理）皇帝”——臣民則稱之“攝皇帝”，并改年號為“居攝”，而把子嬰立為皇太子，號曰孺子。

第三部曲，即真，建立“新”朝

王莽做了假皇帝后，總感覺這個“假”字特別別扭，一心想要盡快當“真”皇帝。西漢后期盛行圖讖、符命，王莽在當假皇帝前所做的武功縣丹書白石，使他嘗到了玩弄這類把戲的甜頭，于是乎“符命之起，自此始矣”。居攝三年（公元8年），又出現(xiàn)了幾宗符瑞。一是廣饒侯劉京所言齊郡新井。原來齊郡臨淄縣有個名叫辛當?shù)牟d亭長，一夜里幾次做夢，夢見一個人向他說：“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為真?！床恍盼?，此亭中當有新井?！钡诙焱らL起來，果然發(fā)現(xiàn)亭中有口新井，深且百尺。二是車騎將軍千人扈云報告的巴郡發(fā)現(xiàn)了石牛。三是太保屬臧鴻奏報的扶風雍地（今陜西寶雞境內(nèi)）的石文。而且石牛、石文都被送到了長安，王莽、王舜等去看時，忽然狂風大作，對面不見人，待風停，石前竟有一幅銅符帛畫，上面寫著：“天告帝符，獻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蓖趺Я⒓磳⒋耸律献嘟o太后，大講所謂漢的“三七之厄” [10]，天命不可不畏。從此，這位攝皇帝便去掉了那個“攝”字，并改“居攝”三年為“始初”元年 [11]。

當王莽為如何進一步去掉頭上的“假”字煞費苦心的時候，正在長安游學的廣漢郡梓潼（今屬四川）人哀章，見有機可乘，便精心偽造了一個銅柜，內(nèi)放兩個書簡：其一寫著“天帝行璽金匱圖”，表示是上帝的命令；另一寫著“赤帝行璽某傳予黃帝金策書”，這里的“某”指漢高帝的名字，書謂高皇帝劉邦授意應(yīng)該把帝位讓給真命天子王莽，皇太后應(yīng)該順應(yīng)天命轉(zhuǎn)移國祚。圖書上還寫明八個在位大臣和哀章本人以及杜撰的王興、王盛等11人的官爵，作為新的真命天子的輔佐。這位哀章盡管品行差勁好吹牛皮，但卻極善于揣測王莽的心理。他聽到“齊井、石牛事下”，遂于當天黃昏時候，身穿黃色衣服來至高廟，把所帶的銅柜交給了那里的負責人。王莽聞訊如獲至寶，第二天便迫不及待地親臨高廟拜受這上天賜予的金匱策書。他以應(yīng)天承命為名，逼使太后交出了傳國玉璽，終于登上了真皇帝的寶座。其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年號為始建國。然而，直到這時王莽仍不失其一貫的風度，他親切地拉著被廢的孺子嬰的手，淚流滿面地說道：“昔周公攝位，終得復(fù)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人意！”其表演情真意切，令在場的“百僚”“莫不感動”。

至此，王莽總算借投機家哀章一手炮制的上天符命，完成了他代漢的三部曲。

二、失敗的托古改制

王莽登上新朝皇帝寶座后，面對長期以來積累而成的天下洶洶、民怨鼎沸的社會現(xiàn)狀，為證明新朝政權(quán)是承天受命、順應(yīng)民心的合法政權(quán)，他本人是能解民于倒懸的真命天子，遂發(fā)起了一場規(guī)?？涨暗耐泄鸥闹苹顒?。

為了最大限度地獲得民眾的支持和擁護，王莽決然從當時社會最為關(guān)注但又最為棘手的土地和奴婢問題著手，宣布實行所謂的“王田”“私屬”制。這是新莽改制中最主要也最重要的一項改革措施，其大致包括以下內(nèi)容：

1.全國田地均歸國家所有，不得買賣，稱作“王田”。

2.凡一家有8個男丁者，可有田一井，即900畝。

3.原有田地超過規(guī)定畝數(shù)的，即一家男丁不夠8人而田超過900畝者，將超過部分分給宗族或鄉(xiāng)鄰無田而應(yīng)受田者。

4.無田之家，應(yīng)按有關(guān)規(guī)定從政府受田。

5.奴婢不得買賣，改稱為“私屬”。

6.凡攻擊井田制度、煽動他人破壞法令者，流放至邊境。

大凡對漢代歷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西漢后期土地兼并嚴重，大批農(nóng)民淪為奴隸，民眾的反抗斗爭此起彼伏。哀帝朝以大司馬師丹為代表的一批官僚，曾提出一個“限田限奴”的建議，以緩和社會矛盾，卻未能實行。王莽的“王田”“私屬”制，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或可視為當年師丹建議的延伸和擴展。據(jù)著名秦漢史專家陳直教授考證，王莽的“王田”制曾部分實行過。然而，由于大地主和中小地主的聯(lián)合抵制，此制無法進一步推廣，并引起“自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的廣泛反對。這是因為：首先，以土地買賣為杠桿的土地私有制，自戰(zhàn)國后期以來一直是社會經(jīng)濟運作的主旋律，至秦漢時期已經(jīng)深入人心、不可動搖，與當時社會生產(chǎn)力發(fā)展也基本相適應(yīng)，絕不是任何個人的一紙空文能夠取消得了的。其次，農(nóng)民既是土地私有制的受益者，也是土地兼并的受害者；他們受土地買賣天公地道時代觀念的束縛，從來也沒有正式向土地私有制發(fā)起過挑戰(zhàn)；農(nóng)民對土地的渴望，集中反映在其自身對土地的擁有上，而不是要取消土地私有制。第三，王莽推行土地改革目的在于保證政府的土地稅征收，以維系帝國龐大的財政開支，從來也沒有真正顧及農(nóng)民的利益。所以新莽的王田措施不僅無法扭轉(zhuǎn)歷史，反而空自招來地主們的不滿與反抗，加之希望落空的農(nóng)民的怨恨，也很自然地把王莽逼入兩面夾攻的絕境。始建國四年（公元12年），當中郎區(qū)博進諫痛陳利害后，王莽不得不被迫宣布：“諸名食王田，皆得賣之，勿拘以法；犯私買賣庶人者，且一切勿治?！敝链耍趺Ц闹频闹仡^戲“王田”“私屬”制正式宣告破產(chǎn)。

除土地、奴婢方面的改革外，幣制改革是王莽托古改制的另一重要方面。早在新朝建立之前，王莽為打擊貨幣持有者，增加政府財政收入，便曾推行過幣制改革。居攝二年（公元7年），他以“周錢有子母相權(quán)”為理由，下令新增“一直（值）五千”的“錯刀”，“一直（值）五百”的“契刀”和“一直（值）五十”的“大錢”三種錢，與西漢原有的五銖錢一塊兒在市場上流通。由于新發(fā)行的貨幣質(zhì)量低劣，遠不足所定之值，而政府又用這種劣質(zhì)錢兌取百姓手中的五銖錢，從中漁利，結(jié)果不但使流通秩序混亂，而且造成了民眾對新貨幣的不信任。人們拒絕使用新貨幣，王莽就用嚴刑酷法強制推行，以致出現(xiàn)令“民人涕泣于道”的情景。

新朝建立后，在以往貨幣改革所造成的嚴峻事實面前，王莽不但絲毫沒有醒悟，反而突發(fā)奇想，硬是要給經(jīng)濟現(xiàn)象賦予一種想當然的政治內(nèi)涵，企圖通過改變幣制，抹去漢朝劉氏天下留在人們腦海中的印記。繁體“劉”字，由卯、金、刀三部分構(gòu)成，這與貨幣本是風馬牛不相及的，然而在王莽的眼里，卻具有了特殊的意義。他認為，金、刀就是當時流通的五銖錢、大錢、契刀、錯刀等貨幣的代稱，如果大家不再使用它們，不就等于抹去了人們頭腦中漢朝劉家的印記嗎？于是乎在始建國元年、二年（公元9年、10年），王莽又進行兩次幣制改革，頒行“寶貨五品”，把貨幣分為五物、六名、二十八品。五物是指金、銀、銅、龜、貝五種不同的幣材；六名是六類貨幣的名稱，即黃金、銀貨、龜幣、貝幣、布、泉；二十八品為28種貨幣的交換比值。如此混亂的幣制，同時在市場上運作，連王莽自己也搞不清楚該怎么折算。因此時過不久，王莽就不得不宣布取消龜、貝、布之類的貨幣，只準流行“小錢直（值）一”和“大泉五十”兩種。天鳳元年（公元14年），王莽又進行第四次貨幣改革，重申金、銀、龜、貝幣可用（價值有所增減），廢除大小錢，以重五銖值一錢的貨泉和重二十五銖值二十五錢的貨布兩種并行。王莽多次的幣制改革，使社會經(jīng)濟陷入極度的混亂之中，“農(nóng)商失業(yè)，食貨俱廢”。這樣的結(jié)果，顯然是他所始料不及的。

經(jīng)濟方面的改革措施還有五均賒貸和“六筦”。王莽為了控制國家的經(jīng)濟運行秩序，采納國師公劉歆的建議，于始建國二年（公元9年）下詔，聲稱根據(jù)《周禮》有賒貸、《樂語》有五均的記載，以及《周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的原則，特推行這一改革措施。

五均為平抑物價，其主要內(nèi)容是：

1.在長安及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等“五都”，設(shè)五均官。具體做法是，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五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師”。

2.長安“東市稱京，西市稱畿，洛陽稱中，余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為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

3.工商各業(yè)，按其經(jīng)營情況向市中申報，錢府“順時氣而取之”，即按時向他們征稅。

4.各地五均官在每季度的“中月”即第二個月，評定出各種貨物的標準價格，稱作“市平”。物價高于“市平”，政府就把所控制的物資平價出售，以平抑物價；物價低于“市平”，則聽任自由交易。人們?nèi)缬匈u不出的五谷布帛等物，司市可按法定價收買之。

賒貸即向民眾貸款。其規(guī)定貧民遇有喪葬、祭祀或欲經(jīng)營工商業(yè)而無資金者，可向錢府丞借貸。祭祀貸款限十天歸還，喪紀限三個月歸還，均不收利息。工商貸款，收取1/10的年息或3%的月息。

六筦指由國家管理的六種經(jīng)濟事業(yè)，具體是：國家專賣鹽、鐵、酒，政府鑄錢，官家管理山澤，再加五均賒貸。

眾所周知，漢武帝時期曾經(jīng)實行鹽鐵官營和均輸平準政策，用以強化國家對經(jīng)濟運行秩序的控制。王莽搞的五均賒貸及六筦，和當年漢武帝的舉措存在某些相類似的地方。這種看起來確乎是造福于民眾的措施，但由于其本身的空想性與實際操作過程中的失當——特別是用人不當，反而使其變?yōu)榇笊倘?、富豪掠奪財富的新手段，到頭來吃虧的還是人民大眾。所以，當王莽垮臺的前一年，即地皇三年（公元22年），便不得不下令廢除這些政策。

王莽在進行上述經(jīng)濟改革的同時，還進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這之中，最重要的是官爵制度的變更。

從前文所述可知，王莽是學禮出身，所以他言必稱三代，事必據(jù)《周禮》。他總企圖給臣民以唐虞再世的新印象，于是煞費苦心地以《周禮》為藍本，來改革典章制度。他在西漢典制的基礎(chǔ)之上，根據(jù)“五德”、符命和杜撰出來的古史系統(tǒng)，采用一改變二增減的辦法，即改變原西漢的大批官名和秩祿之號，同時增減許多官職，從而建立起新朝的官爵體系。

王莽初即位時，曾依照哀章所偽造的符命，封拜輔臣11人，即“四輔”“三公”“四將”，合稱十一公，形成最初的政府班底，以后又發(fā)展為所謂的“新室十四公”。此外，王莽又封黃帝、少昊、顓頊、帝嚳、堯、舜、夏、商、周及皋陶、伊尹、周公、孔子之后為公、侯。還根據(jù)《王制》及《周官》等典籍，改定秩祿之號：三公、卿、大夫和士。大夫又分上、中、下；士則有元士、命士、中士、下士、庶士。如此共計10種。始建國四年（公元12年），王莽在長安南郊的明堂信誓旦旦地宣布，要依周制對諸侯授茅土裂地分封?？墒聦嵣?，他連分封的圖冊都沒有準備好，根本無法實際分封土地。于是被封的2000多人，只得暫住京城，每月每人給幾千錢花銷。在物價飛漲的長安，幾千錢根本不敷用度，害得這批受封者“皆困乏，至有庸作者”。

新莽變易漢官制分兩種情況：其一是增加新官職，如在中央政府中增設(shè)大司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五威司命等官；地方則設(shè)州牧副、部監(jiān)副等。其二是改易漢官名，如將中央官大司農(nóng)改為羲和再改為納言，把大理（即廷尉）改為作士，改中尉為軍正等；地方官太守改稱大尹，又名卒正或連卒，縣令、長則改叫宰，等等。

王莽還對州郡縣名稱和區(qū)劃，首都、宮殿以及城門名稱，均做了較大的變動，如改長安為常安、長樂宮為常樂宮等。不僅如此，他對匈奴及西南少數(shù)民族首領(lǐng)的名稱和官號、璽印也進行了更變，如把匈奴單于改稱“降奴服于”之類。這一輕率的帶有侮辱性的舉動，招致雙方兵戎相見。

上述王莽的托古改制，可以說沒有一項是成功的。他煞費苦心設(shè)計的改革措施，換來的卻是國家在政治、經(jīng)濟、外交、軍事等各個方面的紛亂如麻。這里，歷史和王莽開了一個特大的玩笑，他“本來要到這個房間，結(jié)果卻走進了另一個房間”。

三、綠林、赤眉起義軍

王莽代漢，不管人們?nèi)绾渭右再H斥，其獲得了成功，總歸是事實。然而他的改制，不論人們?nèi)绾螢橹q解，其遭到徹底的失敗，同樣也是事實。歷史是最無情的。它不會像自然科學試驗?zāi)菢?，給你失敗了再重來的機會。就在王莽改制的陣陣失敗聲中，他一手建立起來的“新”朝，也迅速走向滅亡。而奮起推翻新莽王朝的主力軍，正是生活在社會最底層、受改制之苦最深重的農(nóng)民大眾。

天鳳四年（公元17年），就在王莽“復(fù)明六筦之令”，“置羲和命士，以督五均、六筦”，試圖把他的不成功的改制繼續(xù)堅持下去之際，直接發(fā)端于農(nóng)民階級的反新莽武裝斗爭便拉開了帷幕。這之中，起事最早者為瓜田儀、呂母及王匡、王鳳領(lǐng)導(dǎo)的綠林軍。

有關(guān)瓜田儀的情況，文獻記載十分簡略：“臨淮瓜田儀等為盜賊，依阻會稽長州”。這里的“盜賊”，是統(tǒng)治者對造反民眾的誣蔑之辭。西漢臨淮郡，其地在今蘇北洪澤湖一帶，郡治徐縣位于今江蘇泗洪南。古代注家認為瓜田儀“姓瓜田，名儀”。從此人以“瓜田”為姓，不難推知其非上層人物。會稽郡包括今蘇南、浙江及福建一帶；據(jù)顏師古注：“長州，即枚乘所云長州之苑”。如果把上述內(nèi)容聯(lián)系起來，大體可以看出，瓜田儀這支農(nóng)民義軍自臨淮起事后便向南發(fā)展，在會稽的長州之苑與新莽政權(quán)抗爭。

呂母的文獻記載，相對要多一些，不少地方還頗具故事情節(jié)。天鳳元年（公元14年），瑯邪郡海曲縣（今山東日照西）有一被稱作呂母的人，她的兒子育任職縣吏（或說為游徼），犯了小罪，結(jié)果被縣宰殺掉。呂母十分怨恨縣宰，于是秘密聚集賓客，一心謀劃要為兒子報仇。呂母家一向較富有，“貲產(chǎn)數(shù)百萬”。她大量釀造醇酒，購買刀劍衣服。凡青壯少年來買酒的，都賒賬給他；對于那些看起來貧窮有困難的，立即借給衣裳，從來也不問多少。數(shù)年之后，呂母財用稍盡，那些領(lǐng)受過她的好處的少年紛紛還賬給她。呂母滿面泣淚說道：“所以厚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縣宰不道，枉殺吾子，欲為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們認為呂母的意向非常偉壯，平常又都受過她的恩惠，所以便一致許諾。其中賓客徐次子等勇士還自號“猛虎”。這樣一下子就聚集了數(shù)百人，他們與呂母一塊兒入海招合那些準備造反的人眾，很快隊伍便擴大至數(shù)千人。呂母自稱“將軍”，率兵還攻海曲，破城后活捉了縣宰。當時縣中諸吏，紛紛叩頭為縣宰求情。呂母拒絕道：“吾子犯小罪，不當死，而為宰所殺。殺人當死，又何請乎！”于是斬殺了縣宰，并用其首級在自己兒子的墳?zāi)股吓e行了祭祀典禮。事后，呂母帶著她的人馬，又回到了海中。

關(guān)于呂母這支人馬的性質(zhì)，史學界頗有爭議。學者爭論的焦點在于：像呂母這樣一位“貲產(chǎn)數(shù)百萬”的人，能否算作農(nóng)民？而僅僅出于為子報仇之目的聚眾造反，能否算作農(nóng)民起義？誠然，如果從形式邏輯的角度來看，回答都應(yīng)該是否定的。不過，對于復(fù)雜的歷史現(xiàn)象，顯然還不能只用形式邏輯的方法去進行簡單的推斷。這里，我們需要把歷史行為放在該時代發(fā)展的長河中做全方位的辯證考察。一個人雖然出身有產(chǎn)階級，但只要他的行為符合了他所在時代農(nóng)民的利益和需要，并確有所貢獻，他理所當然地就應(yīng)該成為農(nóng)民階級的代表和領(lǐng)袖。那種形而上的唯成分論，是不對的。歷史上那些被稱作革命的偉大事件，追溯其最早的起因，都是非常具體的，有些甚至是極其瑣碎的，而并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樣神圣。如果我們持這樣的史觀來看待呂母領(lǐng)導(dǎo)的造反活動，可能就不會存在那么多的爭議了。實際上，呂母事件開啟了今山東地區(qū)人民群眾反對新莽統(tǒng)治斗爭的先河。日后的赤眉農(nóng)民起義軍，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或可視為呂母抗暴斗爭的繼續(xù)和擴展。對此，后文將進一步做出論述。

如果說以上的兩支武裝力量的農(nóng)民起義性質(zhì)，或多或少還需要加以辯證分析方可明了的話，那么王匡、王鳳領(lǐng)導(dǎo)的綠林軍，其農(nóng)民起義的色彩則是不需任何分辨即可看得清清楚楚的。據(jù)《后漢書·劉玄傳》載，王莽末年，南方鬧饑荒，老百姓一群一群地跑到野澤中，采掘野生植物充饑，人多性雜，不免發(fā)生沖突。在此過程中，新市（今湖北京山東北）人王匡、王鳳為大家平理爭訟，享有很高的威信，遂被推舉為首領(lǐng)，拉起了一支數(shù)百人的起義隊伍。于是原本準備造反的馬武、王常、成丹等人也前來加盟。他們共同攻打四周的鄉(xiāng)聚，平時藏身于綠林山中，數(shù)月之間，便發(fā)展到七八千人。地皇二年（公元21年），荊州牧調(diào)集大軍兩萬人進剿義軍。王匡等率眾迎戰(zhàn)于云杜（今湖北京山），結(jié)果大破官兵，殺敵數(shù)千人，盡獲其輜重，并進而攻克竟陵（今湖北天門）。接著義軍轉(zhuǎn)擊云杜、安陸（今湖北云夢），多有收獲，然后還入綠林山中。這時義軍已增至五萬余眾，新莽地方政權(quán)對其已經(jīng)無可奈何。與王匡等同時起義的還有南郡（郡治江陵，今屬湖北）的張霸、江夏（郡治西陵，今湖北新洲西）的羊牧等，他們各擁眾萬人左右。王莽派遣“使者”去赦免義軍（統(tǒng)治者認為是所謂“盜賊”），使者回來匯報說：“盜賊解輒復(fù)合。問其故，皆曰：‘愁法禁煩苛，不得舉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給貢稅；閉門自守，又坐鄰伍鑄錢挾銅，奸吏因以愁民?！窀F，悉起為盜賊?！蓖趺勓源笈?，立即把這位匯報者免官。使者中的一些善于察言觀色、見風使舵的，則順著王莽的心思大講“民驕黠當誅”，或言“時運適然，且滅不久”，王莽聽了便非常高興，立刻就給這些人升官。

綜上可知，綠林軍是地地道道的一群饑民。他們棲身的綠林山，位于今湖北宜城東南，其被稱為綠林軍，系以山為名。王莽所遣“使者”轉(zhuǎn)述的那段起義農(nóng)民的話恰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狀況，也是民眾之所以造反的原因。

史載，就在前述呂母起義后不久，接著又發(fā)生了赤眉軍起義 [12]。其首領(lǐng)樊崇，字細君，也是瑯邪郡人，最初起兵于家鄉(xiāng)莒縣（今屬山東），有眾百余人，后轉(zhuǎn)入太山，自號三老。當時青州、徐州一帶鬧饑荒，老百姓被迫鋌而走險，紛紛起來造反，大伙兒認為樊崇勇猛善戰(zhàn)，都歸附于他，一年的工夫義軍就發(fā)展到萬余人。樊崇同郡東莞（今山東沂水）人逄安（字少子），東?？づR沂（今山東臨沂北）人徐宣（字驕耭）、謝祿（字子奇），以及該郡的楊音，亦各自起兵，合計總兵力達數(shù)萬人。他們也都歸從了樊崇。義軍進攻莒縣，沒有攻下，轉(zhuǎn)而北至姑幕（今山東安丘南），同王莽的探湯侯田況進行了一場惡戰(zhàn)，大獲全勝，殺敵萬余人。此后，義軍便北入轉(zhuǎn)戰(zhàn)青州地區(qū)。其后義軍還至太山，留屯南城。起初，樊崇等因為困窮而造反，并沒有什么攻城徇地的計劃。直至隊伍發(fā)展壯大后，才制定了“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chuàng)”的規(guī)矩。他們“以言辭為約束，無文書、旌旗、部曲、號令”?！捌渲凶钭鹫咛柸希螐氖?，次卒史，泛相稱曰巨人”。王莽派遣平均公廉丹、太師王匡前往鎮(zhèn)壓，樊崇等積極迎戰(zhàn)。為了防止自己弟兄與莽兵混淆，義軍“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雙方交戰(zhàn)的結(jié)果，赤眉軍殺敵萬余，大獲全勝，直追擊至無鹽（今山東東平東），廉丹戰(zhàn)死，王匡逃走。樊崇又率義軍十余萬，回師包圍了莒縣，達數(shù)月之久。有人勸樊崇道：“莒，父母之國，奈何攻之？”于是義軍解圍而去。這時呂母病死，其部眾分別并入赤眉、青犢、銅馬義軍之中。此后赤眉軍轉(zhuǎn)戰(zhàn)東?？ひ粠?，在同王莽沂平大尹的戰(zhàn)斗中失利，死亡數(shù)千人。義軍只好退去，經(jīng)楚、沛、汝南、潁川等地，還入陳留郡，接著攻克魯城（今山東曲阜），復(fù)轉(zhuǎn)至濮陽（今河南濮陽南）。

赤眉軍的領(lǐng)袖樊崇與呂母同為瑯邪郡人。漢代瑯邪在今山東東南沿海一帶，郡治東武即今諸城。這里的民眾反抗斗爭，由于呂母已開其端，故而具有一定的基礎(chǔ)。從赤眉軍的組織情況可以清楚地看出，這支軍隊依舊保持著農(nóng)民樸素的本色。出于斗爭的需要，他們制定了雖然簡單原始但卻相當實用的紀律，而他們“皆朱其眉”以與敵人相區(qū)別的做法，應(yīng)該說是農(nóng)民階級的一項創(chuàng)造。值得注意的是，當呂母死后，其余眾分頭歸入赤眉等義軍，這從一個側(cè)面反映了呂母義軍和其他義軍之間的某種天然聯(lián)系。前文我們講赤眉軍是呂母抗暴斗爭的繼續(xù)和擴展，也正是基于這種史實。

新莽末年，不堪忍受王莽折磨的廣大農(nóng)民群眾，自發(fā)起來進行反抗斗爭。這之中，綠林軍與赤眉軍是最主要和最重要同時也是最有希望的兩支武裝力量。

四、讖文令他終下決心結(jié)約反莽

其實，早在農(nóng)民階級起來反抗新莽政權(quán)之前，以反對王莽篡漢為號召的武裝反莽斗爭幾乎就沒有間斷過。

公元6年，也就是王莽居攝元年，安眾侯劉崇與其相張紹謀劃，認為：“安漢公莽專制朝政，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者，乃莫敢先舉，此宗室恥也。吾帥宗族為先，海內(nèi)必和?！庇谑锹时姲儆嗳诉M攻宛城（今河南南陽），盡管很快就失敗了，但卻打響了武裝反莽的第一槍。

翌年，東郡太守翟義利用都試兵馬的機會 [13]，發(fā)動了反王莽的武裝起義。翟義擁立嚴鄉(xiāng)侯劉信為天子，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傳檄各地，揭露王莽“毒殺平帝，攝天子位，欲絕漢室”的丑惡嘴臉，號召“共行天罰誅莽”。很快，反莽軍擁眾十余萬人，聲勢頗為浩大。如果說劉崇率百余人攻宛，雖令王莽大吃一驚卻是驚而無險的話，那么這次翟義的起事倒著實讓王莽深感危機的嚴重了。他“惶懼不能食，晝夜抱孺子告禱郊廟”，一方面急調(diào)大軍予以鎮(zhèn)壓，另一方面則仿照《尚書·大誥》作了一道策文頒行天下，“諭以攝位當反（返）政孺子之意”。

三輔地區(qū) [14]聽說翟義起事，槐里（今陜西興平東南）男子趙明、霍鴻立即響應(yīng)。一時間，東起茂陵（今陜西興平東北），西至汧縣（今陜西隴縣），共有23個縣的人幾乎同時并起。趙、霍自稱將軍，“攻燒官寺，殺右輔都尉及斄令”，聚眾達十余萬人。他們趁長安空虛，直逼京師，“火見未央宮前殿”。當時，長安城中風聲鶴唳，一片混亂。

是年冬末，翟義軍失敗。轉(zhuǎn)年春天，趙明與霍鴻也戰(zhàn)敗身亡。王莽眼看著度過了危機，頗為得意，除了對叛逆首領(lǐng)施行掘祖墳、誅種嗣、滅三族的嚴懲之外，又下令把所有參與起事的三輔吏民的尸體，分別堆放在濮陽、無鹽、圉（今河南杞縣南）、槐里、盩厔（今陜西周至東）五地的通衢大道旁，立木表，上書“反虜逆賊鳣鯢”六字，以威嚇天下。然而，就在這種情況下，又發(fā)生了朝中期門郎張充等六人試圖密謀劫持王莽、擁立楚王劉行為帝的事件。此事雖因計劃不周，被扼殺于萌芽之中，但卻表明人們并未被王莽的高壓政策所嚇倒。

王莽即位之后，武力反莽的斗爭依然沒有停止。就在新朝建立當年的初夏，徐鄉(xiāng)侯劉快結(jié)黨數(shù)千人，在自己的封地起兵反莽。劉快率眾進攻即墨（今山東平度東），還很有些聲勢。這年冬天，真定的劉都等又密謀舉兵反莽未遂。由于接二連三發(fā)生此類反叛的事件，結(jié)果搞得新莽政治上極不穩(wěn)定，甚至一些狂悖之人也借題發(fā)揮。如當時長安城里有一名叫“碧”的“狂女子”，立于大道之中，呼喊什么“高皇帝大怒，趣歸我國；不者，九月必殺汝”之類。始建國二年十一月，新莽立國將軍孫建奏言中所陳述的兩件事，更生動地反映了那時社會的真實情形。其一是轉(zhuǎn)呈西域?qū)⒌珰J上報的一則消息：“九月辛巳，戊己校尉史陳良、終帶共賊殺校尉刁護，劫略吏士，自稱廢漢大將軍，亡入匈奴?！逼涠閷O建本人的親身經(jīng)歷：“今月癸酉，不知何一男子遮臣建車前，自稱‘漢氏劉子輿，成帝下妻子也；劉氏當復(fù)，趣空宮！’收系男子，即常安姓武字仲?！币陨纤v的一起邊防軍官反莽叛逃事件，和另一起京師人冒充漢帝兒子的詐騙案，充分說明當時反莽的情緒十分高漲，而且反莽的活動已經(jīng)蔓延得相當廣泛。盡管它和之后的綠林、赤眉這類農(nóng)民起義存在著本質(zhì)的區(qū)別，但在反對新莽這一點上，還是有其共同目標的。

這里應(yīng)當看到的是，上述頻繁的武裝反莽斗爭基本都是由劉氏宗族或者官宦上層人物發(fā)動的。像首舉武裝反莽義旗的劉崇，乃長沙定王的后裔，說起來與本書的主人公劉秀還是同宗呢！再如反莽聲勢、影響最大的翟義，系成帝朝名相翟方進的兒子。他們的反莽，主要是出于一種政治目的。特別是劉氏皇族，由于王莽代漢對他們的打擊最為沉重，故而他們也就必然成為反莽的急先鋒。當然，問題也不是絕對的。劉氏宗族中亦不乏擁護王莽的，有人甚至還充當了王莽陣營中的核心人物。像本章上一節(jié)所講的改名為劉秀的劉歆，便是一個適例。本節(jié)前文所說的那位向王莽報告齊郡新井的廣饒侯劉京，也同樣堪稱典型。還有兄弟倆一個為漢一個為莽的。前述之徐鄉(xiāng)侯劉快，系膠東恭王子，其兄劉殷為漢膠東王，新朝稱扶崇公?？炱鸨疵Ш螅阆蛞笏诘哪z東國都即墨城進攻。殷則站在新莽的立場上，緊閉城門堅決抵抗，并“自系獄”以表白忠心。王莽對劉殷的做法，大加贊賞，夸他“知大命”，不僅沒有加罪，相反倒給予重賞：“益其國滿萬戶，地方百里”。這類的實例雖屬個別，但也足以說明當時社會構(gòu)成的復(fù)雜性。

在上述社會大背景下生活著的具有劉漢皇族血統(tǒng)的劉秀，對于劉、王兩姓的政治消長，具有特殊的興趣；對于時局的發(fā)展變化，也必然地要給予了一種特別的關(guān)注。前文已經(jīng)說過，劉秀自長安返鄉(xiāng)后，即避吏新野，并經(jīng)常來往于新野與宛城之間，做販賣糧食的生意。表面看起來，他在政治上毫無作為，甚至當姐夫鄧晨用話激他促其表態(tài)時，也只是笑而不答。實際上，他心里什么都明白，不過沒有外露而已。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還需要繼續(xù)尋找一種合適的足以支持自己踏上新征程的精神力量。然而就在這時候，有一個名叫李通的人以圖讖來游說劉秀了。

李通字次元，南陽宛人。家里世代經(jīng)營工商業(yè)致富，為當?shù)氐闹铡Ｆ涓咐钍?，身高九尺，容貌絕異，為人嚴毅，即使在家里也和在官府一樣絲毫不茍。他起初跟隨劉歆，喜好天文歷法讖記，后官拜新莽宗卿師。因為父親這層關(guān)系，李通也做了五威將軍從事，不久又外放為巫縣（今重慶巫山北）縣丞，以能干而著稱。新莽末年，老百姓愁怨不已，紛紛造反。李通經(jīng)常聽父親講圖讖時提到“劉氏復(fù)興，李氏為輔”這句話，便把它牢牢記在了心中，希望有朝一日變?yōu)楝F(xiàn)實。由于家境富逸，雄居地方之首，所以他對于做那么一個小小的縣丞并不感興趣，于是就自求免職回到家鄉(xiāng)。當時，由綠林農(nóng)民軍分散而形成的下江兵、新市兵、平林兵 [15]，正向四周擴展，南陽亦屢有騷動。面對這樣的局勢，李通的從弟、“素好事”的李軼提議說：“今四方擾亂，新室且亡，漢當更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泛愛容眾，可與謀大事。”李通聽后，笑著答道：“吾意也！”意思是說，這也正是我的想法。剛好這時劉秀避吏逗留在新野、宛城一帶，李通得知此訊后，立即讓李軼去請劉秀。而劉秀也早就耳聞李通是一個堂堂正正的士君子，十分傾慕。照理說雙方相見應(yīng)該是不成問題的，但由于一件不愉快的往事的干擾，卻使劉秀處于既想相見又不愿相見的尷尬境地。原來李通有個同母弟申徒臣（或曰同母兄公孫臣），會醫(yī)術(shù)，也有點小名氣。一次，劉秀的哥哥伯升去請他，不料他卻百般刁難。前文曾經(jīng)介紹過，伯升性急暴躁，一怒之下竟將對方殺了。劉秀心里總惦記著這件事，擔心李通伺機報復(fù)，所以便把前來相請的李軼拒之門外。誰知李軼這人還真有耐心，一而再、再而三地去請。無奈之下，劉秀只得勉強與之相見。李向劉轉(zhuǎn)達了李通的仰慕之意和相邀之情，劉也表示了同意前往拜會李通并相互交結(jié)的意愿。這樣一來，雙方算是有了初步的溝通。不過劉秀的心里總感到不太踏實，于是便買了把刀藏在懷里，作為防備措施。

劉秀應(yīng)邀如期來到李通家，李非常高興，連忙迎上去緊緊握住劉的手，不想劉藏在懷里的刀卻露了出來。李見狀即對劉說：“一何武也！”意謂多么好武呀！劉很不好意思地搪塞道：“蒼卒時以備不虞耳！”“蒼卒”即今“倉促”之意，即是說遇到突發(fā)事件以備不測。如此一個開場，反而把雙方原有的距離大大縮短了。彼此交談之后，都大有相見恨晚之感，“共語移日，握手極歡”。李通乘勢把“劉氏復(fù)興，李氏為輔”的讖文講了出來，言下之意是說，復(fù)興的劉氏就當應(yīng)驗在你劉秀身上，而為輔的李氏自然便是我李家了。初聽之后，劉秀顯出一副很不在意的樣子，不敢把自己去比作讖文里的劉氏。當時李通的父親李守在長安，劉秀遂用試探的口氣問李通道：“即如此，當如宗卿師何？”也就是問對于宗卿師應(yīng)該怎么辦。李通回答說：“已自有度矣?！边@里的“度”，是“計度”的意思。緊接著李通把他的打算與安排，向劉秀做了詳細介紹。劉秀既然了解到李通的真正意圖，也就不再遮遮掩掩，“遂相約結(jié)，定謀議”。他們計劃仿效當年翟義利用都試起兵反莽的做法，約定在立秋都試騎士那天，劫持前隊大夫（即南陽太守）甄阜及屬正梁丘賜，因以號令大眾，發(fā)動反莽的武裝起義。確定計劃后，劉秀與李軼立即動身回舂陵，在那里組織人馬，“舉兵以相應(yīng)”；同時，李通派遣“從兄子”李季趕赴長安，將此計劃向父親李守匯報。就這樣，又一場武裝反莽的斗爭，在緊鼓密鑼地籌備著。

看到這里，讀者自然會有疑問，以往劉秀對于反莽之事始終不露聲色，甚至姐夫鄧晨逼問他時也只是笑而不答，為什么與李通僅僅相見一面，便相互約結(jié)了起兵反莽這等冒殺頭風險的大事？此中的奧秘究竟何在？誠然，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讖文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卻是最不容忽視的。為了清楚說明這一點，有必要把有關(guān)“讖”的問題再做一些簡單介紹——

所謂的“讖”，即預(yù)言。古人喜歡發(fā)表預(yù)言，也最肯信預(yù)言。據(jù)說有一種預(yù)言，是上帝傳給人們的，便稱作讖。據(jù)《史記·趙世家》記載，一次趙簡子患病，五日不省人事，名醫(yī)扁鵲診視后說：過去秦穆公也曾如此，不省人事七日才醒過來。蘇醒之日，穆公告訴公孫支和子輿說：“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后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惫珜O支把這些話記下并藏起來，于是就出現(xiàn)了所謂的“秦讖”。日后晉獻公之亂、晉文公之霸，以及晉襄公敗秦師于崤，歸國后放縱淫樂，便應(yīng)驗了穆公所聽到的這些話。現(xiàn)在主君的病與當年秦穆公的病完全相同，不出三日病必定會好，那時他也必定會有話要講。扁鵲說罷這話后兩天半，趙簡子果然醒了過來，他說：“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cè)，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于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動，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臣下把這些話記下并藏起來，當然就成為所謂的“趙讖”了。后來趙簡子滅晉世卿范氏和中行氏，應(yīng)驗了夢中射死一熊一羆之事；他的兒子襄子滅代國，則應(yīng)驗了賜翟犬的夢兆。上述“帝”告訴給秦穆公和趙簡子的變相隱語，就是讖。此外，還有一種和讖的含義差不多，但較晚出現(xiàn)的“緯”。原來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之后，經(jīng)學大盛，許多方士化的儒生按照自己的意圖附會儒家經(jīng)典，從而產(chǎn)生了許多解經(jīng)的著作，便叫作緯。此類緯書和讖一樣，都是變相的隱語，可由人做出各式各樣的解釋。人們一般把讖與緯連稱作“讖緯”。由于讖緯一類的書籍，有圖有書有讖有緯，故其名稱亦多種多樣，或曰“圖書”，或曰“圖讖”，或曰“讖記”，或曰“緯書”；又由于《尚書緯》中有數(shù)十種名為《中候》，故又稱作“緯候”。

據(jù)前引《趙世家》，秦讖最早出現(xiàn)于秦穆公時。及秦代，讖一類的預(yù)言已經(jīng)很常見了。前215年，秦始皇派燕方士盧生入海求神仙，盧生歸來后，“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這圖書便是讖。前211年，有使者從關(guān)東來，晚上經(jīng)過華陰，“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滈池君?！蜓栽唬骸衲曜纨埶馈！拐邌柶涔剩蚝霾灰?，置其璧去。”使者把此事奏上，經(jīng)查考，那塊璧竟是八年前秦始皇渡江時沉入江里的。此處的“今年祖龍死”，同樣也是讖言。后來，人們把“亡秦者胡也”的“胡”，同二世胡亥聯(lián)系起來，把“祖龍死”同秦始皇病死沙丘（今河北平鄉(xiāng)）相聯(lián)系，以證明讖言的應(yīng)驗。用今天的眼光去看，這自然是不足為信的；那些披著神秘外衣出現(xiàn)的讖言，實際上正是各種反秦力量所發(fā)起的反抗活動。不過，時人普遍相信這種東西，所以它也就成為當時的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以致像陳勝、吳廣發(fā)動農(nóng)民起義，也需要在魚腹中塞進書有“陳勝王”的帛書，顯示讖言效應(yīng)，以樹立陳勝在起義群眾中的領(lǐng)導(dǎo)地位。

西漢初，讖仍然流行。賈誼《鵩鳥賦》所云“發(fā)書占之兮，讖言其度”，是其例證。武帝時，董仲舒把儒學陰陽五行化，構(gòu)成系統(tǒng)的理論，為讖緯的發(fā)展提供了很好的客觀條件。武帝之后，隨著西漢各種社會矛盾的加劇，讖緯較前又有了更為顯著的發(fā)展。昭帝時，泰山下的一塊臥石忽然站起，上林苑的枯柳亦忽然重生，眭弘就說這意味著將有新天子從匹夫中突起。成帝時，齊人甘忠可稱上帝派赤精子下凡，傳給他一部《包元太平經(jīng)》，供給漢室再受明之用。這部書，時人即稱為“讖書”。特別是西漢末年，王莽出于篡漢奪權(quán)的政治需要，有意利用讖緯制造輿論，遂使讖緯大肆泛濫。前文介紹王莽時所述的那些符命、瑞應(yīng)，皆屬讖緯一類的把戲。生活在如此大環(huán)境下的劉秀，自然不可能不受時代的影響，他篤信讖緯，而且還是真心實意的。細心的讀者一定會記得，前文說到劉秀等同蔡少公宴飲閑談，少公提到“劉秀當為天子”的讖言而有人認為是指國師公劉秀（劉歆）后，劉秀當即反詰“何用知非仆邪”的細節(jié)。這表明蔡少公所講的讖言確乎已經(jīng)使劉秀動了心，不過兩個劉秀并存的現(xiàn)實卻使他不得不繼續(xù)尋求精神力量，以支持自己走上新的征程。而李通所講的讖文，正符合了劉秀的這一要求，所以二者方能一拍即合。這就是為什么劉秀與李通僅僅相見一面，便能夠結(jié)約起兵反莽的最重要的原因之所在。圖讖在此顯示了其巨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