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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云突變的時代成就了華君武。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中國，從西洋引進的漫畫藝術仍處于襁褓之中，以摩登上海為代表的大都市為這種快速消費式的藝術提供了媒介載體和消費人群，可從事這一行業(yè)的也不過只有寥寥幾人，畫的也大都是些超脫快活、事不關己的小品式漫畫。在上海期間，華君武大量地向前輩學習，通過學習別人的繪畫技術加入自己的特點，因為“與同時代的許多畫家相比，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長處，我確有許多不如他們的地方……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長處，也有自己的短處。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如果有人要問我的長處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揚長避短?！弊罱K，他決定獨樹一幟地創(chuàng)作大場面的繪畫，上文也提及過他的《一二·九》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得到了別人的肯定，慢慢在漫畫界占有了一席之地。

除了上文提及作品之外，華君武創(chuàng)作的大場面畫還有很多，比如《捉一個偷銅勺的小賊》，畫面中人山人海，而且都是拿著槍的憲警，這未免有些夸張，為了這么一件小事，出動這么大的警力是不是小題大作了呢！當然，我們必須了解此畫創(chuàng)作的時間，那是1935年，這幅畫背后所反映出的是當時在國民黨政府的反動統(tǒng)治下，廣大百姓民不聊生，生活和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證的真實的生活狀態(tài)。

后來，華君武的大場面漫畫一發(fā)而不可收拾。在上海期間，他還陸續(xù)創(chuàng)作了如《看殺頭》、《媽的，擠什么？》、《片段的都市史料》、《黃包車》、《他的車子找不到了》等一系列的大場面漫畫。雖然用他自己的話說是：“瞎貓撞上了死耗子，我卻撞上了藝術需要的創(chuàng)作性?！钡聦嵕褪撬揽看髨雒媛嬯J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他出名了！

1936年夏季，由《時代漫畫》和《上海漫畫》的漫畫家魯少飛、葉淺予、張光宇、張正宇、黃苗子、王敦慶發(fā)起，向全國漫畫界同仁征稿，搞一次全國范圍的漫畫展，還為此成立了一個籌委會，當時年僅21歲的華君武也榮幸接到聘請，與豐子愷等30人一同成為籌委會委員?；I委會先后收到2000多幅作品，最后選定600余件作品參展。漫畫展于1936年11月4日，在上海南京路大新公司四樓正式展出，原定的展出時間也由5天最終變?yōu)?周。

作品后來又陸陸續(xù)續(xù)到南京、蘇州、杭州展出，但第二年到華南展出時，因日軍發(fā)動盧溝橋事變，大部分作品在廣西一個縣流動展覽的途中被日軍飛機炸毀。值得慶幸的是，1936年11月，《漫畫界》曾出版了一期美國展專號，收集了83位作者的201幅作品，其中就有華君武的《男女平等》。

隨著中日關系的日益緊張，在當時上海的虹口日本租界里，日本兵耀武揚威，他們在陸上駐扎軍營，黃浦江里到處?？恐鴴熘案嗨幤臁钡娜毡拒娕?，儼然上海馬上就是他們的天下了。他們常常編造他們的人在中國“失蹤”的謊言，以此當做制造事端的借口。華君武讀小學時曾隨老師參加到日本領事館抗議反對“二十一條”和抵制日貨等的活動中，因此在少年時代就有了愛國主義思想。

1936年，氣憤不過的華君武畫了一幅題為《“報告，我何時失蹤？”》的漫畫，發(fā)表在上?！缎翀蟆飞稀．嬅嫔?，一個胖胖的小兵問挎著日本刀、戴著眼鏡、蓄著典型日本小胡子的軍官：“報告，我何時失蹤？”大家一看便可知這幅漫畫是諷刺日軍的。剛到上海時的華君武思想傾向并不那么明顯，他創(chuàng)作的諸如《學生運動余味錄》、《看殺頭》等都是些反映小市民生活的漫畫作品，幽默而又詼諧地描繪社會的眾生相，為上海報刊的廣大讀者提供茶余飯后的趣聞笑料。但隨著社會局勢的變化，華君武手中的筆也開始了它新的描繪方向。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那隆隆的炮火聲揭開了全國抗日戰(zhàn)爭的序幕。在抗日救亡的旗幟下，漫畫家們迅速行動起來，以中華全國漫畫家協(xié)會為母體，成立了上海漫畫界救亡協(xié)會，創(chuàng)辦了會刊《救亡漫畫》，并莊嚴宣告：準備與日本侵略者做一回殊死的漫畫戰(zhàn)。華君武是《救亡漫畫》的編委之一，他在該刊上發(fā)表了《骨灰瓶作沉默的凱旋》，畫日本入侵中國的結果只能是由許多裝著日本軍人骨灰的“骨灰瓶”打著他們的“膏藥旗”滾回他們的老家去，預示著侵略者必將以失敗告終！

國難當頭，匹夫有責，愛國之情不斷被局勢所激發(fā)。華君武的漫畫，開始涉及政治時事題材，并且極富有戰(zhàn)斗性，逐漸形成了尖銳、辛辣和深刻的風格，在以后的革命戰(zhàn)爭中將發(fā)揮它巨大的宣傳鼓動作用。

華君武在上海求學三年，后又在靜安寺西路一家銀行當了兩年的小職員。銀行經理對職員飛揚跋扈、傲慢無禮，讓他們每天必須工作12個小時，老板丑惡的嘴臉讓華君武心生厭惡，便畫了一幅老板豬頭人身的漫畫在報上發(fā)表。華君武自己說：“我還不能看到社會黑暗的深處，但世態(tài)的炎涼、吃施粥的貧民、高等華人的嘴臉、西崽洋奴的卑劣、達官貴人的無恥，已使我這個青年人感到社會之不公、國家之危急、個人前途之渺茫。”1938年八一三事變后，日本侵占上海，上海淪為孤島，華君武等成了亡國奴，他最終下定決心離開上海，尋找自己的一條新路。這期間，他也看過一些進步書籍，最吸引他的是斯諾的《西行漫記》，這是好友黃嘉音借給他看的。從中他知道了中國有一部分人和軍隊在為推翻舊中國而奮斗，知道在延安，人們過著完全不一樣的新生活。于是，1938年，華君武與銀行的儲蓄部經理大吵一架，發(fā)泄完兩年的壓抑，一甩手，推開門大步走了出去，在別人的幫助下從上海出發(fā)，經香港、廣州、長沙、漢口、重慶、成都、西安，最終到達延安，開始了嶄新的人生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