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成績卓著的翻譯家、作家，一九〇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農(nóng)歷清光緒三十年（甲辰年）十月十九日，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北門正通順街一個官宦家庭。本姓李，名堯棠，字芾甘，取自《詩經(jīng)·召南·甘棠》：“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惫P名“巴金”，首署于一九二八年在法國時所撰寫的第一部中篇小說，也是其成名作《滅亡》；首見諸報端則是一九二八年九月九日在法國所譯，發(fā)表于一九二八年十月十日《東方雜志》第二十五卷第十九號的托洛茨基（Лев Троцкий/Leon Trotsky）所著《脫落斯基的托爾斯泰論》，簡稱《托爾斯泰論》（Léon Tolstoi）。

巴金母親陳淑芬，知書寬仁，教之以愛：“她教我愛一切的人，不管他們貧或富；她教我?guī)椭切┰诶Э嘀行枰龀值娜?；她教我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婢仆，憐恤他們，不要把自己看得比他們高，動輒將他們打罵。”巴金稱母親為自己“第一個先生”。

父親李道河，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一年任四川廣元知縣。時值巴金五歲，一家人隨父前往，住縣衙內(nèi)。曾見父親坐堂審案，犯人受刑卻叩頭謝恩，深感不解，亦初覺世間之不平等。

父母寬厚，兩年后父親辭官回到成都，巴金自由與“下人”交往，從他們身上看到一種樸素的正義、忠誠與信仰。歷盡社會不公的轎夫老周，“他并不憎恨社會，他還保持著一個堅定的信仰：忠實地生活”，并勸告巴金：“火要空心，人要忠心。”“要好好地做人，對人要真實，不管別人待你怎樣，自己總不要走錯腳步。自己不要騙人，不要虧待人，不要占別人的便宜?！?sup>所謂“忠心”，根據(jù)巴金的理解，也就是“依照自己的所信而活下去”。巴金稱轎夫老周為自己“第二個先生”。

巴金的幼年時光，是在愛的懷抱中度過的。他自問自答說：“是什么東西把我養(yǎng)育大的？我常常拿這個問題問我自己。當我這樣問的時候，最先在我的腦子里浮動的就是一個‘愛’字。父母的愛，骨肉的愛，人間的愛，家庭生活的溫暖，我的確是一個被人愛著的孩子?！?sup>

然而，一九一四年，母親病故；一九一七年，父親病故。那個原本殷實和睦的大家庭，在敏感的巴金眼中，儼然變成了一個“專制的王國”：仇恨的傾軋與爭斗掀開了平靜的外表；勢力代替了公道；看著許多可愛的年輕的生命在虛偽的禮教囚牢里掙扎、受苦、憔悴、呻吟以至于死亡，自己卻無能為力；在自己渴望發(fā)展的青年的靈魂上，磐石般壓制著沉重的陳舊觀念和長輩的威權。于是，“憎恨”的苗在巴金的心上發(fā)芽生葉，緊接著逝去的父母的“愛”，便是一個“恨”字。這一“愛”一“恨”，在巴金心里生根發(fā)芽，最后竟成就了他畢生的盛業(yè)——不過，這是后話了。

從一九一七年起，十三歲的巴金開始跟隨在成都外國語專門學校念書的“香表哥”濮季云，利用晚上時間學習英文。一九一八年秋，巴金曾進成都基督教青年會（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英文補習學校，一個月后因病輟止回家，于是繼續(xù)跟隨表哥學習。從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九年，“每天晚上他到我家里來教我，并不要報酬。這樣繼續(xù)了三年”。

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爆發(fā)后，各種新思潮涌入四川。自此，巴金開始大量接觸到《新青年》《新潮》《每周評論》《星期評論》《少年中國》《少年世界》《北大學生周刊》等各種宣傳新思想的書報雜志。他跟兄弟姊妹們一起，如饑似渴地吸收各種新思想：“每天晚上我們總要抽點時間出來輪流地讀這些書報，連通訊欄也不輕易放過?！?sup>

其中，對巴金具有決定性影響的，是三個譯介而來的東西。一本社會革命宣傳小冊子：俄國克魯泡特金（Пётр Алексéевич Кропóткин/Peter Kropotkin）的《告少年》（法文名：L'Appel à la Jeunesse；英文譯名：An Appeal to the Young）；一個劇本：波蘭廖抗夫（Leopold Kampf）的《夜未央》（法文譯名：Le Grand Soir：Pièce en Trois Actes；英文譯名：On the Eve：A Drama in Three Acts）；一集刊載安那其主義（亦譯作無政府主義）文章的雜志：北京大學安那其主義組織“實社”編輯的《實社自由錄》的第一集。

首先，是《告少年》，譯者署名真民，改寫節(jié)譯本。該文最初于一八八〇年發(fā)表在克魯泡特金本人主編的法文報紙《反抗者》（La Revolte）上，不久便作為宣傳小冊子L'Appel à la Jeunesse單獨出版。這份宣揚安那其主義社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的戰(zhàn)斗檄文，很快被翻譯成了多種文字，其中英文本即名為An Appeal to the Young（譯者H·M·海因德曼〔H.M.Hyndman〕）。中文本在一九四九年前有三個譯本，一個就是真民譯本，一個是旅東譯本，另一個則為巴金本人一九三五年四月所翻譯（譯名《告青年》）。

在《告少年》中，針對那些學得一門技藝剛出師或剛從學校畢業(yè)，正要步入現(xiàn)實生活的年輕人，置問道：“我去做什么事呢？”繼而又問：“怎么樣可以使你們底意想變成了事實？”

作者設想受眾為兩種人，一類受過良好教育，一類為沒受過什么教育的貧寒子弟。前者列舉醫(yī)生、科學家、法律工作者、工程師、教員、作家及藝術家，以生動的事例、強有力的熱烈語言，分析論證對于一個有真正良知、關注普通民眾疾苦的人，一切因循傳統(tǒng)道路的做法都毫無助益，唯一只能“入了那社會黨，同著他們?nèi)ジ母镞@腐敗的社會”，“向那窮人群里去”，為大眾“求真理，求公道，求平等”，才是出路。

接著，作者又口鋒一轉，向遭受不義的壓迫、處于社會底層的勞動階級青年男女擺事實講道理，呼吁他們一道參與革命事業(yè)，因為“惟有這個法子可以勝那奴隸主義，破除一切舊習，開通一條新路，成了社會上的真平等，真自由，眾人合力去工作，眾人同享幸福，這才是正當?shù)娜松?！?sup>

真民在譯后附言中說：“克氏此篇文章，語語足以動人，不待智者而后知也”、“無政府主義即純極正之人道”，并最后以亦見于他翻譯的《夜未央》的兩行詩作結：

漫天撒下自由種

佇看將來爆發(fā)時

《告少年》的一大特色是文筆簡練樸實，感情真誠熱烈，舉例切近每類目標受眾真實生活，生動而有說服力，因而感動了世界眾多國家的青年，以及反抗統(tǒng)治階級奴役、企盼革命、追求平等自由的所有人。

巴金本人就有過這樣的激動：

我想不到世界上有這樣的書！這里面全是我想說而沒法說清楚的話，它們是多么明顯，多么合理，多么雄辯，而且那種帶煽動性的筆調(diào)簡直要把一個十五歲的孩子的心燒成灰了。我把這本小冊子放在床頭，每夜都拿出來，讀了流淚，流過淚又笑。

其次，是廖抗夫的《夜未央》，譯者署名李煜瀛，改寫編譯本。巴金在讀過令自己熱血沸騰的《告少年》后不久，“看見上海報紙上載有贈送《夜未央》的廣告，便寄了郵票去。在我的記憶還不曾淡去時，書來了，是一個劇本”。

《夜未央》以一九〇五年的沙皇俄國為背景，劇中人物樺西里、昂東、昂東的妻子蘇斐亞、黨大樂、馬霞、安娥等俄國民粹派革命者與沙皇警察、憲兵斗智斗勇，為推翻專制黑暗的沙皇統(tǒng)治，不惜犧牲愛情、家庭、個人自由，不惜以自己生命敲響革命的“血鐘”，以“喚醒那一個個的同胞”。戲劇最后在激昂的“我輩向前進！我輩猛向前進！”的呼聲中落幕。

劇本的《序一》只簡單的一句話，很具煽動性，分作兩行：

天下第一樂事

莫過于雪夜閉門讀禁書

——虛無黨語

一九二〇年，費哲民在為該譯作所寫《導言》中稱，“‘漫天撒下自由種，佇看將來爆發(fā)時’，這兩句話，便是平民的鐘聲，未來的福音”，并引用托爾斯泰（Leo Tolstoy）的話說：“自由非贈品啊，自由的代價，曰血與淚?！?sup>這出戲劇在當時流傳甚廣，影響甚遠，據(jù)費哲民說，在“法、英、美、德、瑞、俄、波……等國都有出演過的，其中在巴黎演的次數(shù)最多，一次竟連演過四十天?！?sup>

《夜未央》譯介到中國后，在中國讀者中也產(chǎn)生了極大影響，典型如巴金：

我形容不出這本書給我的激動。它給我打開了一個新的眼界。我第一次在另一個國家的青年為人民爭自由謀幸福的斗爭里找到了我的夢景中的英雄，找到了我的終身的事業(yè)。

在《信仰與活動》一文里，巴金對《夜未央》和《告少年》還有過如此的評價：

我相信在五四運動以后的幾年間，這兩本小書不知感動了多少的中國青年。我和幾個朋友當時甚至把它們一字一字地抄錄下來。《夜未央》是劇本，我們還把它排演過。

從《告少年》里我得到了愛人類愛世界的理想，得到了一個小孩子的幻夢，相信萬人享樂的社會就會和明天的太陽同升起來，一切的罪惡都會馬上消滅。在《夜未央》里，我看見了在另一個國度里一代青年為人民爭自由謀幸福的斗爭之大悲劇，我一次找到了我的夢景中的英雄，我找到了我的終身事業(yè)，而這事業(yè)又是與我在仆人轎夫身上發(fā)見的原始的正義的信仰相合的。

過后不久，巴金又意外得到北京大學安那其主義團體實社編輯的《實社自由錄》的第一集，從中讀到高德曼（Emma Goldman）關于安那其主義思想的三篇文章：《愛國主義》（Patriotism）（超海譯）、《無政府主義》（Anarchy）（霜譯）和《結婚與戀愛》（Marriage and Love）（震瀛譯）。

《實社自由錄》專注于研究各種社會主義思潮，尤其是克魯泡特金和高德曼的思想。它雖然只出過兩期，卻影響深遠。據(jù)其創(chuàng)辦者之一袁振英說，青年毛澤東在北京大學任圖書館助理員時，曾讀過《實社自由錄》，并深受其思想的影響。另據(jù)毛澤東本人講，他當時讀過一些安那其主義小冊子，還常常與一位叫朱謙之的同學“討論無政府主義和它在中國的前景”，并說“在那個時候，我贊同許多無政府主義的主張”。

《實社自由錄》第一集刊印于一九一七年七月。就翻譯方法而言，里面高德曼的三篇文章都可算作是編譯，不過主要思想傳達得卻很清楚?！稅蹏髁x》以事實數(shù)據(jù)證明，所謂愛國主義，無非“奸猾者之護符”，“殺人之制造場”，“其野蠻卑劣之手段，則較宗教為甚”，“實則所謂愛國主義者，乃作偽、自私、自驕之代名詞也”。呼吁一旦時機成熟，必定將現(xiàn)有社會改造為一個真正自由的社會。

《無政府主義》則宣稱，安那其主義的目的和主張就是要改造惡劣的現(xiàn)實社會，要消除一切階級劃分和人與人之間的高低貴賤之別，并界定說：

無政府主義者，根據(jù)自由之原則，以討求新社會秩序之哲學，不受人為律之束縛；世界各種政體，悉根據(jù)于不正當之習慣而成立；無政府主義，認為謬誤有害，當然屬于廢除之列。

第三篇《結婚與戀愛》，探討傳統(tǒng)婚姻制度給婦女帶來的不公和造成的不幸，宣揚婦女解放，主張戀愛自由。高德曼認為：

婚姻制度，使女子為寄生蟲，為極端之依賴，滅其能力于競存之方，絕其社會上之感情，杜絕其希望，欺罔其正當之保護?；橐稣?，不過一陷阱耳。而于人類性情觀之，亦若沐猴而冠而已。

這三篇文章，繼《告少年》和《夜未央》，可謂來得恰如其時。用巴金自己的話來說：“那里面高德曼的文章把我完全征服了。不，應該是說把我的模糊的眼睛洗刷干凈了。在這時候我才有了明確的信仰?！?sup>并且稱高德曼“我的精神上的母親”，說“她是第一個使我窺見了安那其主義的美麗的人”。

在讀過高德曼文章的大約兩個月后，巴金在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日刊發(fā)的成都《半月》第十四號上看到《適社的旨趣和大綱》，并深為所動，于是寫信給《半月》編輯部要求加入，先是作為《半月》同人，進而做了該刊編輯。五月，巴金與《半月》編輯部成員一道組織成立具有安那其主義傾向的秘密團體“均社”，發(fā)表《均社宣言》，并自此自稱為“安那其主義者”。

一九二一年七月十五日《半月》第二十四號因發(fā)表文章反對軍閥政府禁止女子剪發(fā)而遭禁，巴金與其同仁轉而參與《警群》編輯工作。但因與《警群》原創(chuàng)辦者意見不合，只出過一期，原《半月》八位同人便集體發(fā)表聲明脫離該刊。半年后，巴金再參與創(chuàng)辦由成都安那其主義聯(lián)盟主辦的《平民之聲》周刊，由巴金主持編輯事務，通訊處也設在巴金家里。盡管從第一期就遭到警察的干涉和限制，《平民之聲》還是刊出了十期。這些經(jīng)歷，也為他將來人生中的編輯出版工作以至創(chuàng)作活動，積累下了初步經(jīng)驗。

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三年上半年離開成都期間，巴金創(chuàng)作發(fā)表過幾組小詩和一篇散文，但比較重要的是幾篇體現(xiàn)和宣揚其安那其理想的文章：《怎樣建設真正自由平等的社會》《五一紀念感言》《世界語（Esperanto）之特點》《I.W.W.與中國勞動者》《愛國主義與中國人到幸福的路》等。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巴金翻譯生涯的第一篇譯作《旗號》（The Signal），是一個短篇小說，從英譯本轉譯，作者俄國迦爾洵（Всéволод Михáйлович Гаршин/Vsevolod Garshin），羅蘭·史密斯（Rowland Smith）英譯。該譯作發(fā)表于一九二三年《草堂》第二期，譯者署名佩竿。故事講述飽受社會不公、有著反抗精神的瓦西里，出于報復，撬開鐵軌。同事西孟為救同在車上的眾多無辜者，拿刀子戳穿左臂，用自己的鮮血染紅從帽子上撕下來的一塊棉布，然后將布塊像紅旗一樣系在一根桿子上，向火車司機發(fā)出信號。西孟因失血過多昏厥倒下，但旗子并未因此倒下，因為瓦西里本人接了過來高舉在手里?；疖嚱K于及時停了下來。瓦西里勇于擔當，說：“縛住我。我拆開了這段鐵軌！”

小說中有兩句瓦西里教訓西孟的話，很能說明問題：“在這地球上沒有更比人類還兇惡的野獸了。狼并不吃狼，但是人卻欣然地吃人呢！”“把一切不幸的事委之于上帝，自己卻坐著，忍受著，兄弟，這不是人，不過是一個禽獸罷了?！?sup>

從巴金當時的安那其革命激情來看，他之所以選擇翻譯這篇小說，主要應是看中了這一控訴專制、勇于反抗的戰(zhàn)斗精神。這種戰(zhàn)斗精神，在巴金后來的翻譯生涯中，幾乎可以說也是其主色調(diào)。不過，這小說里還包含著另一種主題，那就是人道精神與擔當。

同時，從這里也可看出，巴金翻譯活動的選擇性和明確目的性。這一點在他后來六十載的翻譯生涯中，表現(xiàn)得尤為不含糊。凡不合于他人生與社會理想，不能為他的奮斗目標服務的，無論文學成就多高，幾乎也難以進入他選擇的視野。他曾說：“現(xiàn)在文科學生都知道說但丁、莎士比亞、歌德等等如何偉大，然而，對于這幾位文豪我卻沒有好感。”而對于同一個作家，如普希金（Алексáндр Сергéевич Пyшкин/Alexander Pushkin），巴金曾翻譯他的《寄西伯利亞的音信》（Посπанuе в Сuбuрb/Message to Siberia），卻甚至不曾提及他最為知名的詩體小說《葉甫蓋尼·奧涅金》（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Yevgeny Onegin）。

一九八一年十月，在瑞士蘇黎世大學接受哈羅·封·塞恩爾（Harro von Senger）采訪時，當被問及其翻譯方面的情況時，巴金說：“我翻譯的作品都是我喜愛的?！?sup>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二日，在為《巴金譯文選集》寫的序言里，巴金又說：“我翻譯外國前輩的作品，也不過是借別人的口講自己的心里話。所以我只介紹我喜歡的文章。”他進一步又說：

我記得有一位外國記者問過我：作家一般只搞創(chuàng)作，為什么我和我的一些前輩卻花費不少時間做翻譯工作。我回答說，我寫作只是為了戰(zhàn)斗，當初我向一切腐朽、落后的東西進攻，跟封建、專制、壓迫、迷信戰(zhàn)斗，我需要使用各式各樣的武器，也可以向更多的武術教師學習。我用自己的武器，也用揀來的別人的武器戰(zhàn)斗了一生。

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九日，巴金在為《巴金譯文全集》第一卷寫的代跋里，也有過類似的表述，并說：“我做翻譯工作，只是為了借用別人制造的武器?！?sup>也是在這個意義上，理想主義戰(zhàn)士的巴金反復強調(diào)自己不是翻譯家：

我常說我不是文學家，這并非違心之論。同樣，我也不是翻譯家。我寫文章，發(fā)表作品，因為我有話要說，我希望我的筆對我生活在其中的社會起一點作用。

最后，再把話題轉到少年巴金的人生路途上來。巴金接觸到對其理想人生影響深遠的三份出版物之際，正值在成都外國語專門學校學習。據(jù)他講，祖父去世后不到半年，“在一九二〇年暑假我和三哥就考進了外國語專門學校，從補習班讀到預科、本科，在那里接連念了兩年半的書”。

但由于巴金沒有中學畢業(yè)證，在學校被改為了旁聽生，自然也就拿不到畢業(yè)文憑。不過盡管如此，收獲還是不小。一九四八年五月三十一日，在給法國明興禮（J.Monsterleet）博士的信中，他這樣寫道：“從十四到十八歲，我已經(jīng)讀了很多的從歐美翻譯的小說［……］從十九歲時，我已開始讀用英文寫的外國小說了。”而在一九五八年四月的另一篇談自己創(chuàng)作的文章中，他又特別提到兩部作品：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大衛(wèi)·考柏菲爾》（David Copperfield〔現(xiàn)今較通用譯名：《大衛(wèi)·科波菲爾》〕）和司蒂芬孫（Robert Louis Stevenson〔現(xiàn)今較通用譯名：史蒂文森〕）的《寶島》（Treasure Island〔現(xiàn)今較通用譯名：《金銀島》〕），并說：“我十幾歲學英文的時候念熟了它們。而且《寶島》這本書還是一個英國教員教我念完的?！?sup>這兩本書并且成了巴金創(chuàng)作中一人稱敘事手法運用的“啟蒙老師”。

巴金在成都外國語專門學校令人沮喪的遭遇，某種程度上，反倒成了一件或可說促成其理想人生的好事：“這件事情竟然幫助我打動了繼母和大哥的心，使他們同意我拋棄了學業(yè)同三哥一路到上海去?！?sup>

一九二三年五月（農(nóng)歷四月初），十九歲的巴金同三哥李堯林乘船離開故土成都，經(jīng)由重慶而至上海。此后八十多年，少有再回成都。

巴金在《家庭的環(huán)境》一文中記述了自己“像甩掉一個可怕的陰影”地離開“舊家庭”、離開家鄉(xiāng)時的心情：

一個理想在前面向我招手，我的眼前是一片光明。我懷著大的勇氣離開了我住過十七年的成都。

那時候我已經(jīng)受了新文化運動的洗禮，而且參加了社會運動，創(chuàng)辦了新的刊物，并且在刊物上寫了下面的兩個短句作為我的生活的目標了：

奮斗就是生活，

人生只有前進。

是的，懷揣著那份崇高的夢想，期盼一個美好的世界就要隨明天的太陽一同升起的巴金，幾乎是沒有多余留戀地將代表封建專制的“家”拋在身后，乘風破浪，從成都到上海，從上海到法國小城沙多-吉里（Chateau-Thierry）；從翻譯到創(chuàng)作，從翻譯創(chuàng)作到編輯出版；從民主革命到抗日救亡，從沉郁的“舊”社會走向烈焰滾滾的“新”社會；從追求萬人的幸福到自身難保，從追求獨立自由到十年為“奴”，到再變回為“人”，而重拾理想，重新拿起那支控訴與批判的翻譯家與作家的筆，在《往事與隨想》（My Past and Thoughts）和《隨想錄》中，再度走向生命的輝煌……

1. 《托爾斯泰論》，德文本原名：Trotzkis Würdigung Leo Tolstois，發(fā)表于1908年9月15日《新時代》（Neue Zeit）；法文本譯名：Léon Tolstoi，1928年9月1日發(fā)表于《世界報》（Monde），譯者馬賽爾·奧利維爾（Marcel Ollivier）。巴金的譯文系根據(jù)法文本翻譯。
2. 巴金：《我的幾個先生》，《短簡》，上海、重慶：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年4月，第19頁。
3. 巴金：《最初的回憶》，《憶》，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8月初版、1938年10月五版，第64頁。
4. 巴金：《我的幾個先生》，《短簡》，上海、重慶：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年4月，第22—23頁。
5. 同上，第22頁。
6. 巴金：《我的幼年》，同上書，第5—6頁。
7. 巴金：《我的幼年》，《短簡》，上海、重慶：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年4月，第6—7頁。
8. 巴金：《家庭的環(huán)境》，《憶》，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8月初版、1938年10月五版，第105—106頁。
9. 巴金：《信仰與活動》，同上書，第117頁。
10. 真民，即李煜瀛（1881—1973），字石曾，筆名真民、石僧等，晚年自號擴武，晚清重臣李鴻藻第三子，中國教育家，故宮博物院創(chuàng)建人之一，早年曾發(fā)起和組織赴法勤工儉學運動。
11. 克魯泡特金：《告少年》，真民譯，上海：人道學社，1907年初版、1921年翻印，第1頁。
12. 同上。
13. 同上書，第11頁。
14. 同上書，第14頁。
15. 同上書，第17頁。
16. 克魯泡特金：《告少年》，真民譯，上海：人道學社，1907年初版、1921年翻印，第18頁。
17. 巴金：《我的幼年》，《短簡》，上海、重慶：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年4月，第8頁。
18. 同上書，第9頁。
19. 廖抗夫：《夜未央》，李煜瀛譯，上海：新文化圖書館，1908年初版、1920年再版，第40頁。
20. 同上書，第173頁。
21. 廖抗夫：《夜未央》，李煜瀛譯，上海：新文化圖書館，1908年初版、1920年再版，第2頁。
22. 同上書，第3頁。
23. 同上書，第6頁。
24. 巴金：《我的幼年》，《短簡》，上海、重慶：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年4月，第9—10頁。
25. 巴金：《信仰與活動》，《憶》，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8月初版、1938年10月五版，第116頁。
26. 巴金：《信仰與活動》，《憶》，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8月初版、1938年10月五版，第118頁。
27. 李繼峰等：《袁振英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9年7月，第30頁。
28. 朱謙之（1899—1972），中國當代著名哲學家、歷史學家，早年曾信奉無政府主義。1919年“五四”運動興起之際，正值就讀于北京大學哲學系，曾參與當時影響廣遠的無政府主義雜志《北京大學學生周刊》和《奮斗》的編輯工作。
29. 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董樂山譯，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79年12月，第128頁。
30. 高曼：《愛國主義》，超海譯，《實社自由錄》（第一集），1917年7月，第1頁。
31. 高德曼：《無政府主義》，霜譯，《實社自由錄》（第一集），1917年7月，第7頁。
32. 高曼：《結婚與戀愛》，震瀛譯，同上書，第33頁。
33. 巴金：《我的幼年》，《短簡》，上海、重慶：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年4月，第10頁。
34. 巴金：《信仰與活動》，《憶》，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8月初版、1938年10月五版，第114頁。
35. 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年4月版《短簡·我的幼年》（第12頁），巴金措詞為“我被人稱作‘安那其主義者’”，而在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版《巴金全集》第十三卷（第10頁），則直接說“我自稱為‘安那其主義者’”。
36. 巴金：《小小的經(jīng)驗》，《憶》，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8月初版、1938年10月五版，第125頁。
37. 迦爾洵：《旗號》，佩竿譯，《草堂》1923年第2期，第53頁。
38. 同上，第43頁。
39. 同上。
40. 巴金：《片段的紀錄》，《憶》，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8月初版、1938年10月五版，第172—173頁。
41. 巴金：《答瑞士蘇黎世電臺記者問》，《巴金全集》第十九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第609頁。
42. 巴金：《〈巴金譯文選集〉序》，《巴金譯文選集》（上），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1年12月，第1頁。
43. 巴金：《〈巴金譯文選集〉序》，《巴金譯文選集》（上），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1年12月，第2頁。
44. 巴金：《〈巴金譯文全集〉（第一卷）代跋》，《巴金譯文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6月，第509頁。
45. 巴金：《〈巴金譯文選集〉序》，《巴金譯文選集》（上），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1年12月，第1頁。
46. 巴金祖父李鏞，生年不詳，卒于一九二〇年二月十九日（農(nóng)歷己未年十二月三十日）。曾為官多年，自印有《秋棠山館詩抄》。
47. 巴金：《家庭的環(huán)境》，《憶》，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0年5月，第72—73頁。（1938年10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版《憶》里所收《家庭的環(huán)境》中相應內(nèi)容較為簡略。）
48. “［……］”標識為本作筆者省略。下同。
49. 此處“十九歲”之說估計比實際晚了一些，據(jù)李存光教授的推斷，“巴金直接讀英文小說應在十八九歲時（按實際年齡應是十七八歲）”。——引自2012年6月4日（20：41）李存光教授致筆者郵件。
50. 明興禮：《巴金的生活和著作》，王繼文譯，上海：文風出版社，1950年5月初版；上海：上海書店，1986年12月影印，第51頁。（該信亦見安必諾：《巴金沒有完整發(fā)表過的兩封信》，陳思和、李存光主編：《生命的花開——巴金研究集刊卷一》，上海：文匯出版社，2005年5月，第322—323頁。）
51. 巴金：《談我的“散文”》，《巴金論創(chuàng)作》，李小林、李國煣編，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年2月，第322頁。
52. 巴金：《家庭的環(huán)境》，《憶》，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0年5月，第73頁。
53. 同上。
54. 巴金：《家庭的環(huán)境》，《憶》，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0年5月，第7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