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言　巴金翻譯思想概述

巴金，中國安那其主義（亦名無政府主義）運動史上繞不開的人物。他以文字的形式，以翻譯家、作家、編輯出版家——尤其是以翻譯家的身份，投身于安那其主義運動之中。

作為作家，巴金撰寫有表現(xiàn)、反映和宣揚安那其主義革命者的作品，如《滅亡》《新生》《愛情的三部曲》等；作為編輯與出版家，主要在文化生活出版社時期，與其他理想主義者一起，以幾乎不領取任何酬勞的方式傳播文化，投身于所信仰理想之實踐；而作為翻譯家，其譯作則是最完整、最深入地展現(xiàn)出巴金一生中對安那其主義近四分之三個世紀的不懈追求，及其理想隨黨派政治環(huán)境的變化而起伏沉落與嬗變的過程。這一翻譯文化現(xiàn)象與案例，在中國安那其主義譯介史上，以及一般的翻譯歷史上，都是極其罕見，甚至是絕無僅有的。

本作即是從翻譯的角度，對巴金安那其主義理想的生發(fā)與激進、消沉與掙扎、潛隱與道德化嬗變、失聲與重拾的過程，進行多方位、多側(cè)面的解讀。這里，筆者將對巴金的翻譯思想及相應翻譯活動，做一個綜述性介紹。

一、為理想守候

論及巴金的翻譯思想，并非單指他對翻譯問題的意見和看法，而首先，翻譯于他，是承載與傳播理想的一種手段和“戰(zhàn)斗的武器”。巴金對于翻譯的根本態(tài)度也在于此。至于散見其譯作前言后語中的他關于翻譯具體技術(shù)性問題的看法和意見，或曰翻譯理念，均奠基于此。

因此，要了解巴金的翻譯思想，這兩個方面缺一不可。而且，其中又以其翻譯的“戰(zhàn)斗”觀為根本，否則可能會偏離巴金的本旨。

1．翻譯家巴金的安那其主義理想

巴金對于安那其主義理想的追求，在其翻譯生涯和相應人生中，可以分為多個不同階段。其中，從大的層面看，又可歸納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一九二〇年代到大體上一九四九年，可以歸納為一種社會政治革命的追求；第二階段，從一九四九年，漸漸脫離其政治內(nèi)涵，而轉(zhuǎn)向為一種道德性的訴求，轉(zhuǎn)化為一種道德理想，在現(xiàn)有政治框架下的一種反專制、反壓迫，追求自由平等的政治道德愿望。

下面，將從這兩個方面予以簡要討論，并順便言及穿插于其理想主義者翻譯生涯中的一個大事件——反法西斯主義；一個重要現(xiàn)象——世界語作品的翻譯。

（1）作為社會政治理想的安那其主義

巴金第一篇見諸報刊的譯作是迦爾洵的《旗號》（譯者署名：佩竿），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日發(fā)表于《草堂》第二期。而他的第一篇關于安那其主義的譯文，則是一九二四年五月發(fā)表在《春雷》第三期上的《東京安那其主義者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五日的報告》（作者署名：東京安那其主義者；譯者署名：芾甘）。自此，巴金開始正式走上安那其主義及相關革命作品的譯介道路。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巴金獨立出版第一部譯著《面包略取》（上海自由書店出版）。這是一部安那其主義理論著作，作者克魯泡特金，是國際上著名的安那其主義理論家、革命家。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二月付印的《獄中二十年》（作者：妃格念爾；出版社：文化生活出版社），巴金共出版譯著五十余種（包括合譯、修訂本），其中包括安那其主義理論著作、革命者傳記、小說、戲劇、詩歌、童話、畫冊等；發(fā)表各類報刊翻譯文章更是多達二百八十多篇，涉及源語作者八十余位，涵蓋英、法、日、德、俄、西、世界語等語言，譯文字數(shù)達三百萬字左右（之所以暫時沒一個確切數(shù)據(jù)，是因為巴金不僅翻譯題材廣，涉及作者作品多，刊印、刊發(fā)的出版社、報刊廣布海內(nèi)外，更還有部分由于種種原因翻譯后未曾發(fā)表出版）。

巴金這一時期的安那其主義文獻的譯介，如果細分，又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七年年初，為熱情噴發(fā)、傾力投入期；第二階段為抗戰(zhàn)時期，由于民族存亡問題擺在面前，注意力有所轉(zhuǎn)移和分散；第三階段為國共內(nèi)戰(zhàn)時期，安那其主義運動愈加式微，政治局勢也更加不利于巴金的社會政治理想，因此這方面的譯介更趨稀少。

不過，總的來說，這一時期的“戰(zhàn)斗”性譯介——無論是安那其主義理論文獻，安那其主義革命者傳記，還是巴金視之為與安那其主義者為同一陣營，同樣是為反專制、反壓迫、追求自由平等而奮斗的俄國民粹主義革命者傳記，或者反映（或寄托了巴金）安那其主義理想的小說、戲劇、詩歌等文學作品——都是有著其安那其主義理想之政治目的和訴求的。包括抗戰(zhàn)爆發(fā)后，巴金所翻譯“西班牙問題小叢書”六冊，一方面是在反映西班牙人民不畏國內(nèi)外法西斯分子的暴虐，為爭取自由獨立而戰(zhàn)斗，以求鼓舞當時中國國內(nèi)民眾抗日的斗志；另一方面，這六冊書卻都是描寫西班牙以及國際安那其主義者艱苦卓絕斗爭，以及西班牙安那其工團主義的工會全國勞工聯(lián)盟（C.N.T.）和伊比利亞安那其主義者聯(lián)合會（F.A.I.）聯(lián)合其他政治組織和黨派領導人民進行斗爭的事實。

巴金不諱言自己是一位安那其主義者，這在當時也廣為人知。如一九三六年八月，徐懋庸寫信“規(guī)勸”魯迅不應將巴金、黃源等納入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不應與他們這樣的分子為伍，魯迅憤然公開回復說：“巴金是一個有熱情的有進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數(shù)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他固然有‘安那其主義者’之稱，但他并沒有反對我們的運動，還曾經(jīng)列名于文藝工作者聯(lián)名的戰(zhàn)斗的宣言?！?sup>

綜而言之，巴金這一時期對于安那其主義理論，對于反專制壓迫、爭取自由民主的革命者傳記的譯介，其根本目的即在于希望建立起一個自己所夢寐的安那其主義理想王國和大同世界。

（2）作為道德理想的安那其主義

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敗北，國內(nèi)局勢愈加明朗，作為政治訴求的安那其主義運動的革命前途基本上斷絕，加之對新政權(quán)的隔膜和擔憂，除了一九四八年翻譯完稿、一九四九年二月出版的妃格念爾的自傳《獄中二十年》，和一九四六年開始翻譯、一九四九年八月完稿并于九月出版的安那其主義者洛克爾追索人生意義的《六人》，從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譯、十二月出版的屠格涅夫《蒲寧與巴布林》（《普寧與巴布林》）開始，巴金的翻譯選材轉(zhuǎn)上了一條順應或中立的道路，偶爾有些透露些許曾經(jīng)理想的消息，也說得非常隱含。但即便如此，這種隱含的理想要求也失去了過去“戰(zhàn)斗”的精神，而更多成為一種對為政者的自由平等的政治道德愿望。

很典型的如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作者赫爾岑被譽為十九世紀歐洲安那其主義運動的領袖。一九四〇年八月，巴金先是出版了一個節(jié)選譯本《家庭的戲劇》（《一個家庭的戲劇》）。這無疑是巴金宣揚與追求安那其主義理想的一個組成部分。隨后，一九五四年六月，該譯作修訂出版，巴金在兩份序言里都引用《蘇維埃歷書》里的話代替自己對赫爾岑直接的評價，包括說“反對封建制度和沙皇官僚政治的暴政”“找尋把俄國和人類引到社會主義的道路上的努力”等。而實際上，赫爾岑反封建暴政，在當時的巴金看來，自然是為實現(xiàn)安那其主義社會而來的；所謂“社會主義”，在那時，實則為自由社會主義，即安那其主義。不過，這同樣的政治術(shù)語，卻被賦予了另一番含義，而巴金卻既不刻意申明，也不做多余說明，徒留給后人去遐想。

“文革”后期，巴金從頭翻譯《往事與隨想》。其翻譯過程的某些心理活動，在“文革”之后，終于可以袒露。他說，“四人幫”“在上海創(chuàng)造一個尼古拉一世統(tǒng)治那樣的黑暗、恐怖、專制的時代，這是絕對辦不到的”，“我每天翻譯幾百字，我仿佛同赫爾岑一起在十九世紀俄羅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爾岑詛咒尼古拉一世的統(tǒng)治那樣咒罵‘四人幫’的法西斯專政”。

后來，在受《往事與隨想》啟發(fā)和影響的《隨想錄》之續(xù)本《再思錄》里，巴金更寫下了《沒有神》這樣力透紙背的短章，里面說：“我明明記得我曾經(jīng)由人變獸”，“我不會忘記自己是一個人，也下定決心不再變?yōu)楂F”，“沒有神，也就沒有獸。大家都是人”。

從這里看得出來，如果說巴金在一九五〇年代初還隱約其辭，訴說著自己曾經(jīng)的理想；那么一九七〇年代后期，這便純粹演變?yōu)橐环N對當政者的政治道德愿望了；進而，又從人格上，升華或曰泛化為一種個人道德理想：精神與人格的自由獨立。

2．翻譯家巴金與反法西斯主義

論及理想主義者巴金的翻譯，還有兩點值得一說：一是他的反法西斯主義翻譯活動，二是他的世界語情結(jié)。首先，來看第一個問題。

巴金所追求的安那其主義理想，實則是反對政府機構(gòu)，對所謂“愛國主義”也不屑一顧的。那么，當日本法西斯入侵中國之際，他又為何“放下”自己的理想，轉(zhuǎn)而“愛國”了呢？其實，巴金所反感和批判的，是政權(quán)集團所販賣和煽動的為自己集團利益的虛假愛國主義，因為它是對民眾感情的一種欺騙和利用。而對于生養(yǎng)自己的鄉(xiāng)土和同胞，巴金卻深懷眷念。如一九二七年一月在前往法國的船上，巴金深情地呼喚：“再見罷，我不幸的鄉(xiāng)土喲！”在巴金那里，國與統(tǒng)治階級利益集團和他們的政權(quán)機構(gòu)并非同一概念。

因此，國難當頭、民族存亡之際，巴金依然參與到抗日救亡的運動之中。他一方面創(chuàng)作抗日作品，另一方面作為翻譯家，迅速投入到抗擊法西斯主義作品的譯介中來，以鼓舞民眾的抗日意志。從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九年，他譯介推出“西班牙問題小叢書”系列作品六部；譯介畫冊《西班牙的血》《西班牙的苦難》《西班牙的黎明》《西班牙的曙光》等。

不過，要注意的一點是，巴金在這些反法西斯題材作品的選擇上，也別有心思。他所選取的，基本上描寫的都是安那其主義革命者如何英勇抗擊法西斯主義者，或是以安那其主義者為主體，聯(lián)合其他組織共同抗擊法西斯的革命活動。因此，要說巴金的理想，其實并沒真的“放下”。

3．翻譯家巴金的世界語情結(jié)

其次，是關于巴金翻譯中的世界語文本問題。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以世界大同為理想，追求平等博愛的世界語，隨同安那其主義，一起傳入中國。一九二一年五月，巴金撰文《世界語（Esperanto）之特點》，發(fā)表于《半月》第二十號，署名芾甘，為世界語主義熱情謳歌：“世界語主義就是在使不同語言的民族，可以互相通達情意，而融化國家、種族的界限，以建設一個大同的世界?！?sup>

巴金還曾在上海世界語學會函授學校任教，并當選學會理事及常務理事。他不僅有世界語創(chuàng)作，如En la Malluma Nokto（《在黑暗中》）等，并且翻譯了將近三十萬字的世界語作品。巴金較先見諸報刊的從世界語翻譯成漢語的作品，有發(fā)表于一九二九年三月《自由月刊》第一卷第三期的俄國民歌《凡爾加，凡爾加》等。除詩歌外，巴金還翻譯有散文、小說、戲劇等，其中尤以戲?。ㄈ缜锾镉耆浮恩俭t的跳舞》、阿·托爾斯泰《丹東之死》等）和小說（尤利·巴基《秋天里的春天》等）為主。除此之外，巴金還一直希望自己有作品能被翻譯成世界語。后來他的小說《家》的世界語譯本終于出來，他曾說：“我知道魏以達同志把我的《家》譯成了世界語后十分高興。三十年代中我曾經(jīng)想望我的長篇小說有一個世界語譯本，我甚至打算自己動手試一下?！?sup>

巴金通過世界語翻譯，主要就是要傳遞一種信息，一種理想——一九四九年之前的安那其主義政治理想，那之后至晚年的道德理想。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在給上海世界語協(xié)會成立大會的致函中，巴金說：

我一直把世界語看作溝通人類思想感情的良好工具。我熱愛世界語六七十年如一日。我所以熱愛世界語，不僅是因為它科學、完美、易學、易懂，更由于許多立志學好世界語的人都有美好的理想、高尚的情操、正直的心。

二、翻譯理念

巴金翻譯思想的另一面，即是他對翻譯問題本身的看法和觀念。巴金并無對翻譯問題的專論著述，他的翻譯思想主要散見于其譯著的前言后語，以及與他人的交鋒之中。

1．“我只介紹我喜歡的文章”

這是貫穿于巴金整個翻譯生涯，實踐其社會政治與道德理想的最重要的一條原則。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二日，在《巴金譯文選集》序言里，巴金回顧總結(jié)自己的翻譯人生說，自己寫作是因為自己有話要說，希望自己的筆能對社會起一些作用?！拔曳g外國前輩的作品，也不過是借別人的口講自己的心里話。所以我只介紹我喜歡的文章?！薄皠e人的文章打動了我的心，我也想用我的譯文打動更多人的心?！薄拔抑幌Ｍ褎e人的作品變成我的武器?！薄拔蚁襁M行創(chuàng)作那樣把我的感情傾注在這些作品上面?！薄拔矣米约旱奈淦鳎灿脪淼膭e人的武器戰(zhàn)斗了一生?！?sup>

也即是說，巴金選擇翻譯的對象，首先是要打動了自己，能拿來作為武器的。因此，安那其主義理論上，他翻譯克魯泡特金、柏克曼等；革命者事跡上，他選取了凡宰地、克魯泡特金、柏克曼、妃格念爾等。后來，從政治理想嬗變?yōu)橐环N道德理想，并成就他翻譯人生最后高地的，則是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

巴金的翻譯，處處都彰顯著他特定的目的，而且這種目的幾乎都是與他特定的理想緊密相連的。當然，例外也有，如“戰(zhàn)斗”之余的，體現(xiàn)了德國作家斯托姆的“清麗的文筆，簡單的結(jié)構(gòu)，純真的感情”的《遲開的薔薇》；如挫折境況下的迷茫與沉思之洛克爾的《六人》；如作為“藝術(shù)”與“文化史料”價值的《回憶布羅克》等；以及巴西作家喬治·亞瑪多的《在保衛(wèi)和平斗爭中拉丁美洲的作家和藝術(shù)家》。以上這些，或許并不直接為巴金的理想主義服務，不與他的理想主義合拍，但至少（估計除了最后一篇）是他喜歡的。

2．譯本里“有一個譯者自己”

巴金認為，翻譯是一種創(chuàng)造性的活動，也是一種創(chuàng)作。在克魯泡特金《我的自傳》（《我底自傳》）一書的譯后記里，他說：

我始終以為翻譯不是一種機械的工作，所謂翻譯并不是單把一個一個的西文字改寫為華文而已，翻譯里面也必須含著創(chuàng)作的成分，所以一種著作的幾種譯本決不會相同。每種譯本里面所含的除了原著者外，還應該有一個譯者自己。

這當然是事實。首先，從一種文字到另一種文字，并非簡單的“轉(zhuǎn)換”，而是“轉(zhuǎn)化”。以為將一個個“西文字”換為“華文”就算翻譯，那就可以不要具有創(chuàng)造性思維的人來完成了。翻譯是需要“化”的。這“化”，無論留痕跡或不留痕跡，都要恰到好處，既不要逆了源文本本意，又不要忤了譯文讀者的接受可能性。兩種文字語言本身的差異，及其所承載的文化、文學、思維等差異信息，不是一般的換個文字拼寫形式就可以擺平的，因此常常需要譯者創(chuàng)造性的參與。其次，就閱讀與接受本身來說，任何對一個文本的解讀，都必然要受到讀者自身身心狀況、知識結(jié)構(gòu)、素養(yǎng)興趣等的影響和制約。讀解的結(jié)果，必然便是如闡釋學所謂的源文本與讀者“視域的融合”。因此，譯者既然首先是一個文本的讀者，然后又是重寫者，這譯本里有一個“譯者自己”更毋庸置疑。

不過，在筆者看來，巴金所謂譯本里“還應該有一個譯者自己”，亦可進一步理解為：原作為原作者為著安那其主義理想而著；譯者翻譯，也是將自己的理想與情感融貫在了譯本之中。尤其以巴金這樣熱烈的理想主義者和翻譯者，如此解讀也似未嘗不可。

3．譯者的責任

巴金在翻譯完克魯泡特金《倫理學的起原和發(fā)展》后說：“譯者相信翻譯本書時所負的責任，是在忠實地解釋我們的大師的思想?！?sup>那么，說譯本中“有一個譯者自己”，與巴金推崇的“忠實”標準相矛盾么？其實并不見得就不相容。首先，忠實只是一個相對概念，不存在絕對的忠實。唯一可能忠實的辦法，就是不轉(zhuǎn)述，不翻譯。其次，忠實主要在于兩個層面：一是語言信息準確，二是行文風格基本接近。所以，巴金才說，譯者要“忠實”地“解釋”原作者的“思想”。

還有一個事件，也足以證明巴金對于“忠實”的重視程度。一九三四年，巴金在《文學季刊》第一卷第四期上發(fā)表《關于翻譯》，祝賀《譯文》創(chuàng)刊，說：“最使我感動的就是那幾個負責者的嚴肅的，忠實的態(tài)度。我希望它能夠在這惡草叢生的翻譯界中灑播一點新的花種。”并順便對王了一所翻譯左拉的《屠槌》《共和歷第七月》等譯名提出批評。然后，一九三五年六月，《文學季刊》第二卷第二期刊登了王了一對巴金批評的回復，以及巴金的再回復。巴金以文本內(nèi)外的具體事實闡明，《屠槌》（通常譯名《小酒店》）與《共和歷第七月》（通常譯名《萌芽》）兩個譯名都系譯者胡解錯譯，“犯了絕大的錯誤”，質(zhì)問王了一“翻譯的技巧不夠”，“為什么又毫不慚愧地大量出產(chǎn)”。

姑且不去判定誰是誰非，但巴金對翻譯忠實的態(tài)度和嚴謹?shù)囊?，從這里面卻可見一斑。

此外，巴金因害怕自己翻譯不到位，無論翻譯屠格涅夫《處女地》《散文詩》，王爾德《快樂王子集》，洛克爾《六人》，還是高爾基《回憶布羅克》等，都以“試譯”自居。尤其是屠格涅夫的《散文詩》，巴金說，原文是散文詩，“可是經(jīng)我譯出卻成了笨拙的短文，詩的情味已經(jīng)被我丟光了。我無顏妄稱翻譯，只敢在這里用‘試譯’二字”。并且在譯作的封面上，也明確寫明“巴金試譯”。

直至晚年編輯《巴金譯文選集》，巴金在序言里仍這樣說：“我并不滿意自己的譯文，常常稱它們?yōu)椤囎g’，因為嚴格地說它們不符合‘信、達、雅’的條件，不是合格的翻譯?！?sup>這當是怎樣一種自我要求和胸襟呢！

1. 巴金：《〈巴金譯文選集〉序》，《巴金譯文選集》（上），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1年12月，第2頁。
2. 魯迅：《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問題》，《魯迅全集·且介亭雜文末編》（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12月，第542頁。
3. 巴金：《亞歷山大·赫爾岑》，《家庭的戲劇》，赫爾岑著，巴金譯，上海：平明出版社，1954年6月，第2頁。
4. 巴金：《〈過去與思想〉和〈家庭的戲劇〉》，同上書，第1頁。（注：《過去與思想》也即后來的《往事與隨想》。）
5. 巴金：《一封信》，《巴金近作》，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8年8月第一版、1979年8月印，第6頁。
6. 巴金：《再思錄》，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4月，第85頁。
7. 芾甘：《愛國主義與中國人到幸福的路》，《警群》第一號，1921年9月?，F(xiàn)文引自巴金：《巴金全集》（第十八卷）（《集外編》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第14—17頁。
8. 巴金：《再見罷，我不幸的鄉(xiāng)土喲》，《海行雜記》，上海：新中國書局，1932年12月，第7頁。
9. 芾甘：《世界語（Esperanto）之特點》，《半月》1921年5月第二十號?，F(xiàn)文引自巴金：《巴金全集》（第十八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第9頁。
10. 巴金：《一篇序文》，《隨想錄·病中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12月第1版、1986年12月印，第13頁。
11. 巴金：《致上海市世界語協(xié)會成立大會》，《佚簡新編》，巴金著，李存光整理，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11月，第260頁。
12. 巴金：《〈巴金譯文選集〉序》，《巴金譯文選集》（上、下），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1年12月，第1—5頁。
13. 巴金：《后記》，《回憶布洛克》，高爾基著，上海：平明出版社，1950年7月，第39頁。
14. 巴金：《后記》，《我底自傳》（后部），克魯泡特金著，巴金譯，上海：啟明書店，1930年4月，第1頁。
15. 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征》（上、下卷），洪漢鼎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年4月，第393頁。
16. 巴金：《后記》，《倫理學的起原和發(fā)展》，克魯泡特金著，巴金譯，上海：平明書店，1941年6月，第547頁。
17. 巴金：《關于翻譯》，《文學季刊》1934年第一卷第四期，第54頁。
18. 王了一、巴金：《關于翻譯》，《文學季刊》1935年第二卷第二期，第622—625頁。
19. 巴金：《譯后記》，《散文詩》，屠格涅夫著，巴金譯，上海、重慶：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年1月四版，第115頁。
20. 巴金：《〈巴金譯文選集〉序》，《巴金譯文選集》（上），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1年12月，第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