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萬言上書 擊奸倡政

按照慣例，考中狀元者要授予正九品京官丞事郎，差遣為簽書某州（軍）節(jié)度判官廳公事。三年后下一科進士發(fā)榜，再改授秘書省正字。文天祥回鄉(xiāng)為父守喪三年，到開慶元年（1259）五月服孝期滿，方由朝廷補授丞事郎、簽書寧海軍節(jié)度判官廳公事。弟文璧也于這一年考中進士，被授予迪功郎、臨安府司戶參軍的官職，管理戶籍和財務。

文天祥在官場上甫一亮相，就把自己推到了懸崖的邊上。

九月，文天祥從家鄉(xiāng)廬陵出發(fā)，由贛江乘船入鄱陽湖，出湖口入長江，經(jīng)真州（江蘇儀征）、京口（江蘇鎮(zhèn)江）前往臨安赴任。

這是文天祥于當年第二次赴京。正月，文天祥曾陪著文璧到臨安參加殿試，五月發(fā)榜后，兄弟倆先后被授官，因文天祥要求補行門謝禮后再赴任，便回鄉(xiāng)等候廷旨。在京的那幾個月，和此次進京后，他與弟文璧朝夕相處，下棋和詩，情意篤深，兩年后文璧二十四歲生日時，還寫詩感懷這一段歲月：“夏中與仲秋，兄弟客京華。椒柏同歡賀，萍蓬可嘆嗟?！?/p>

陪文璧參加殿試期間，文天祥與同年及朝野友人多有交往，對守喪三年間的國政邊情有了全面真切的了解。

在此期間，蒙軍仗著西征縱橫的霸氣，于寶祐六年（1258）再度向南宋發(fā)起全線進攻。蒙軍兵分三路，一路由號稱“上帝之鞭”的蒙哥大汗親自率領(lǐng)進攻四川，一路由宗王塔察兒率領(lǐng)進攻京湖，再一路命大將兀良合臺自云南入廣西北上。蒙哥計劃以主力奪取四川，控制長江上游，繼而順江而下，與另兩路大軍在京湖會師，然后一舉搗毀南宋的心臟——臨安。

蒙哥率領(lǐng)的主力所向披靡，連克苦竹隘、長寧山城、青居山城，招降龍州、閬州大獲城、運山城、大良山城等要地，自開慶元年（1259）二月起接連數(shù)月圍攻宋軍堅守的釣魚城。而就在文天祥前往臨安途中，忽必烈替代塔察兒統(tǒng)領(lǐng)的蒙軍，正從黃州（湖北黃岡）沙武口突過長江天塹，對鄂州（湖北武昌）發(fā)起了攻勢。

危急的邊情重重地壓在文天祥心上。從湖口駛?cè)腴L江時，他站立船頭，洶涌奔流的長江波濤，驚魂不定的南飛雁，廬山暮色，曠野上行人的疏落和駁雜野草，攝入眼簾的一切都使他感到疼痛和激憤，他不禁低吟長嘯，賦詩一首：

長江幾千里，萬折必歸東。

南浦驚新雁，廬山隔晚風。

人行荒樹外，秋在斷蕪中。

何日洗兵馬，車書四海同。

詩的調(diào)子閃爍著凄冷的秋霜，卻韌持著一種信念的力量：大江東去不可阻遏，收復河山必有來日。此詩名為《題黃岡寺次吳履齋韻》，和吳潛詩韻，也有向吳潛抒發(fā)的意思。吳潛號履齋，是寧宗嘉定十年（1217）的科考狀元，曾任理宗的右丞相兼樞密使，干了一年便罷相。父親文儀安葬時，文天祥曾請他為父親的墓銘篆蓋，兩人素有交情。吳潛剛直不阿，忠義愛國，早在與丞相史彌遠論政事時便直言：治國的當務之急是“一格君心，二節(jié)奉給，三振恤都民，四用老成廉潔之人，五用良將以御外患，六革吏弊以新治道”。文天祥對他極為欽佩，視他為志同道合的忘年交。

長江歷來被南宋視為抵御北兵的天險屏障，蒙軍鐵騎突破長江，烽煙滾滾，皇城朝野一片驚亂。而把持朝政的丁大全仍想隱瞞軍情，把理宗蒙在鼓里。時任醴泉觀使兼侍讀的吳潛忍無可忍，向理宗具報前線實情，激憤地指出：“今鄂渚被兵，湖南擾動，推原禍根，良由近年奸臣士設(shè)為虛議，迷國誤軍，其禍一二年愈酷。附和逢迎，媕阿諂媚，積至于大不靖?！彼M而坦陳對朝政的強烈不滿：“蓋自近年公道晦蝕，私意橫流，仁賢空虛，名節(jié)喪敗，忠嘉絕響，諛佞成風，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兵戈之禍，積為宗社之憂。章監(jiān)、高鑄嘗與丁大全同官，傾心附麗，躐躋要途。蕭泰來等群小噂沓，國事日非，浸淫至于今日。陛下稍垂日月之明，勿使小人翕聚，以貽善類之禍?！奔槌籍?shù)?，朝臣都忙于巴結(jié)攀附，把國家的安危早拋在了腦后，是國運日下的禍根，扭轉(zhuǎn)此局面刻不容緩。

此時，理宗寵妃賈氏的兄弟、樞密使賈似道為把丁大全搞下去，趁機奪取大權(quán)，也將鄂州軍情捅給了理宗。

丁大全為人險詐，貪財好色，為兒子聘妻，見其貌美竟撬為己有的丑事，理宗也聽說過一耳朵，但沒想到他竟敢糊弄自己，如此天大的邊關(guān)危情竟也敢隱瞞不報。理宗知情后龍顏大怒，把藍臉丞相丁大全罷免，同時下“罪己詔”安穩(wěn)人心，任命賈似道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督師援鄂，并再次起用吳潛出任左丞相兼樞密使。

本來文天祥對此次赴京城履職，是抱著有也可無也可的心態(tài)的。為亡父守孝三年，實則二十五個月即可除服，去年八月就有人勸他給丁大全寫信求官，他只淡淡地說了一句，何必要急著做官呢？吉州知府也曾想出面代他申請，也被他謝絕。他曾對吉州通判陳卨說，自己自幼努力學習，參加科舉考試，并非為了升官發(fā)財，只想切切實實為國家做些事情，自命“以孝悌忠信為實地，以功名富貴為飄風”。在他看來，如今官場在丁大全這些人的把持下臟濁腐朽，如何能施展自己的抱負？弄不好反玷污了自身清名，還不如在家讀書，求得個內(nèi)心清靜的好。

文天祥到達臨安，得知吳潛再任左丞相兼樞密使，頓時喜出望外，情懷大開。他馬上給吳潛寫了一封賀信，信中說：“以進士為名臣，兩朝倚重；以儒宗為宰相，四海具瞻。天啟圣衷，國有生氣?！倍〈笕@樣的奸佞擅權(quán)多年，而今以你吳潛這樣的人出掌樞要，讓人頓生揭開烏云陰霾，見到青天白日的清新舒暢。文天祥以“瞻依有素，慕戀惟深”的感情寫道：你吳潛“光大而直方”，人們“皆知其清明”，你上任“舉海內(nèi)望其風采”，“公卿大夫，交笏相慶；兒童走卒，舉手歡呼。顧中外不謀同辭，在古今未始多見”。這與其說是恭維的溢美之辭，不如說是文天祥痛快地說出了內(nèi)心的真實感受。

恭賀之余，文天祥也提出了希望：“今言路之不通，最為天下之大弊?？N紳以開口為諱事，城闕以游談為危機。如人一家，情睽離而眾侮起；如人四體，氣壅底而百病生。多故之由，一類諸此。枰更子改，柁轉(zhuǎn)舟移。惟從眾謀，可以合天心；惟廣忠益，可以布公道。盡解群疑眾難之會，克有榮名成功之休，其惟我公，望在今日?！睆谋娭\，廣忠益，推行公道直道，開一代朝政新風，增強民族凝聚力，文天祥對此滿懷熱切的期待。

“喜當風云際會之秋，得囿天日照臨之下”，此時文天祥信心十足，躍躍欲試，補行了門謝禮，向皇帝上了《門謝表》，“自揆讀書，非為平生溫飽之計；愿言竭節(jié)，用副上心忠孝之期”。表示要以自己的一貫志向和一己之力為國效勞。

尚未上任，文天祥便進入了角色，他針對抗擊蒙軍的時局，開始醞釀起草一份有關(guān)改革的奏疏，準備上奏給理宗皇帝。但就在即將上任的當口，文天祥又做了一件危及自身仕途，甚至身家性命的事。

忽必烈進擊鄂州的消息傳到京城，宋軍匆忙組織義勇，招募新兵，在臨安外圍的要地增筑城堡。大禍將至的恐慌感蔓延朝野，宦官董宋臣一向?qū)M跋扈，此時卻膽小如鼠，他極力慫恿理宗遷都四明（浙江寧波），以避兵鋒，說四明臨海，一旦蒙軍逼近可乘船避之，當年高宗皇帝就是從四明下海，避過金兀術(shù)追殺的。董宋臣的逃跑主張在朝中知情的大臣中遭到一片反對聲。軍器大監(jiān)何子舉對丞相吳潛說：“若上行幸，則京師百萬生靈，何所依賴？”御史朱貔孫也說：“鑾輿一動，則三邊之將士瓦解，而四方之盜賊蜂起，必不可?！币坏┻w都，百姓遭殃，軍心瓦解。但誰都知道董宋臣是皇帝的心腹，雖是議論鼎沸，而皇帝卻是木然不知，或充耳不聞。

按董宋臣的主張去做會是個什么后果，文天祥有自己的判斷；董宋臣是個什么樣的人，他也非常清楚，民間盛傳的一個段子最能體現(xiàn)民意，“一日，內(nèi)宴雜劇，一人專打鑼，一人撲之曰：‘今日排檔，不奏他樂，丁丁董董不已，何也？’曰：‘方今事皆于丁董，吾安得不丁董？’”董宋臣與丁大全是一路貨色，是狼狽為奸的一對，人稱“董閻羅”。文天祥也知道，董宋臣“一時聲焰，真足動搖山岳，回天而駐日也”，要是公開反對他，尤其是到皇帝跟前同他理論會有一個什么下場，是明擺著的事。早有監(jiān)察御史洪天賜要求罷免董宋臣，上奏說：現(xiàn)在上下窮苦，遠近怨疾，唯獨貴戚和大宦官得享富貴，舉天下窮且怨，陛下能和這些人共天下嗎？理宗非但不準，反倒罷抑了洪天賜。還有侍郎牟子才，他看到皇上召妓進宮，不敢直說皇上，便上疏道：這都是董宋臣在引誘陛下。并呈上一幅《高力士脫靴圖》，以啟上悟。董宋臣見之大怒，向理宗哭訴說：牟子才把陛下比作唐明皇，閻妃比楊貴妃，而把臣比作了高力士，他牟子才卻以李白自居。理宗從此冷落了牟子才。

而文天祥更知道，現(xiàn)今外患壓頂，國難深重，其最大內(nèi)憂是奸邪當?shù)?，言路不通，不破此黑幕鐵幕萬事皆休，任何舉措都成空話。

置內(nèi)憂外患而罔顧，為士大夫的良知所不齒！

文天祥決心不顧個人仕途，甚至是被殺頭的危險，奮而冒死一諫。正如他后來寫給同僚吳西林的信中所說，自己不揣愚昧，放膽上書直諫，如果能有助于危在旦夕的宗社解難，自己得禍與否全可不計。

由于尚未就任所授官職，文天祥便以“敕賜進士及第”的身份，借奉詔獻書的機會，向理宗上了一道奏章——《己未上皇帝書》。

此奏章也是一篇萬字文。在奏章中，文天祥指出：皇上下了“罪己詔”，雖對弊政有所悔悟，但因未知病根而并沒有掌握治理的良方。病根在哪里？就在于奸人當國，排擠能言直士，致陛下言路全被堵斷。近幾年中外怨叛，蒙軍入侵，國家受害，追究其失，都是陛下的親寵造成的。此人竊弄威權(quán)，累及圣德，兇焰威惡，蠹國害民，使陛下失民失土，貽宗社不測之憂，罪惡極大。若不是此人貪贓枉法，胡作非為，則奸佞丁大全就不能竊取相位，上下官衙就不會相互勾結(jié)搜空民財，正直的士大夫就不會被陷害加罪，民心必無變，宗社必無危，則朝廷清一，言路光明。

那么此邪惡之人何以如此囂張呢？以至陛下何以不知民間疾苦，不知人心叛離，不知蒙軍入侵的實情呢？文天祥指出：那都是因為他倚仗陛下的恩寵，一手遮天，蒙蔽天聽，把陛下置于幽昧之中，“故顛倒宇宙，濁亂世界，而得已無忌憚，使陛下今日訟過于天地，負愧于祖宗，結(jié)怨于人民，受侮于夷狄”。

至當今國勢艱危，人心不安，文天祥披肝瀝膽地疾呼：“陛下為中國王，則當守中國；為百姓父母，則當衛(wèi)百姓！”指出，憑著三江五湖不利于蒙古鐵騎的險要地勢，憑著六軍百將接連挫敵斗志高漲的雄風，若“陛下臥薪以勵其勤，斫案以奮其勇，天意悔禍，人心敵愾，寇逆死且在旦夕！”但即使是到了這個時候，這個人還想阻礙陛下抗敵意志，誤導陛下遷都，如讓其得逞，則“六師一動，變生無方，臣恐京畿為血為肉者，今已不可勝計矣！”

“小人誤國之心，可勝誅哉？臣愚以為今日之事急矣！”小人是誰？奸邪是誰？寫到此，文天祥再也遏制不住滿腔的激憤，直點其名擊之：

不斬董宋臣以謝宗廟神靈，以解中外怨怒，以明陛下悔悟之實，則中書之政必有所撓而不得行，賢者之車必有所忌而不敢至！都人之異議，何從而消？敵人之心膽，何從而破？將士忠義之氣，何自激昂？軍民感泣之淚，何自奮發(fā)？禍難之來，未有卒平之日也！

文天祥力勸理宗為保國大計而割私愛，勉從公議，對董宋臣明正典刑，傳首以告三軍。說如此將天下震動，人心喜悅，將士思奮，虜寇駭退。文天祥引用諸葛亮《出師表》中的話作為理論依據(jù)：“社稷安危之權(quán)，國家存亡之故，不在于境外侵迫之寇，而內(nèi)之陰邪，常執(zhí)其機牙?！睋?jù)此反復強調(diào)處斬董宋臣的必要性。

如今天下之大弊，是言路不通，若除掉董宋臣，言路大開，其他事情就可為了。于此，文天祥為抗蒙的當務之急提出四點主張：

一是“簡立法以立事”。文天祥認為：當前烽煙四起，國難當頭，朝中議事必須摒棄等級森嚴的繁文縟節(jié)，實行“馬上治”的戰(zhàn)時體制。為此，他建議：其一，“莫若稍復古初，脫去邊幅，于禁中擇一去處，聚兩府大臣，日與議軍國大事”；其二，“宜仿唐諫官隨宰相入閣故事，令給舍臺諫從兩府大臣，日入禁中聚議”；其三，“移尚書省六房隸之六部，如吏部得受丞相除授之旨而行省札，兵部得稟樞密調(diào)遣之命而發(fā)符移。其他事權(quán)，一仿諸此”。如此一可提高效率，二可集思廣益。

二是“仿方鎮(zhèn)以建守”。他認為今日地方抗敵力弱，在于宋初為防止唐末五代方鎮(zhèn)割據(jù)擅權(quán)之禍，把兵權(quán)和財權(quán)全部收歸中央所致?！敖袢罩?，惟有略仿方鎮(zhèn)遺規(guī)，分地立守，為可以紓禍?！彼e江南西路軍力布局為例，指出蒙軍已攻入湖南腹心地區(qū)，江西諸州不能不改變現(xiàn)狀，否則將被棄實擊虛，逐縣攻破。為此他建議：可在吉州、袁州（江西宜春）建立方鎮(zhèn)，各轄幾個州，選用知兵而有名望的人統(tǒng)領(lǐng)，許以財政和統(tǒng)兵之權(quán)，氣勢便可大增。江東和廣東各地也可仿此而行。如能實現(xiàn)，旬月之間，天下必“雷動云合，響應影從，驅(qū)寇出境外，雖以得志中原可也，尚何惴惴宗社之憂哉”。

三是“就團結(jié)以抽兵”。若按現(xiàn)行方法征兵，“其分也散而不一，其合也多而不精”，徒有增兵之名，而無拒寇之實。文天祥建言：若以方鎮(zhèn)統(tǒng)一征兵，每二十家抽一兵，每州以二十萬戶計算，就可得一萬精兵，一鎮(zhèn)有兩三個州，就有兵兩三萬。東南各路都建立方鎮(zhèn)，就能增兵十多萬，州郡現(xiàn)存的糧食和財力也能保障供給。“為帥者，教習以致其精，鼓舞以出其銳。山川其便捷也，人情其稔熟也，出入死生其之相為命也，鋒鏑之交，貌相識而聲相應也。如此兵者，一鎮(zhèn)得二三萬人，當凜凜然不下一敵國?！?/p>

四是“破資格以用人”。朝廷用人專重資格，而且“薦引之法，浸弊于私”，使“有才者以無資而不得遷，不肖者常以不礙資格法而至于大用”。為改變這種狀況，他提出的辦法是：“明詔有司，俾稍解繩墨，以進英豪于資格之外，重之以其任，而輕授以官，俟其有功，則漸加其官，而無易其位?！闭嬲娜瞬牌聘褚杂茫擦x甲和壯丁中的豪武特達之士，都可以選拔為將帥，甚至是“山巖之氓，市井之靡，刑余之流，盜賊之屬”，但有一技之長，均可選來替國效力，并在實踐中根據(jù)其功績提高待遇。

這又是一篇近萬言書，洋洋灑灑，雄健透辟，其中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搏動著泣血憂國的赤誠之心。

文天祥深知自己人微言輕，為了能引起理宗重視，或奢望能讓理宗有所采納，也為了抑制董宋臣的報復，在呈上萬言書后，即登門拜訪了左丞相吳潛，力爭求得他的支持。

文天祥對吳潛說，自己奉詔上書，冒死進言，是為了鏟除朝政腐敗的病根，若病根不除，國家真的是沒有希望了。他知道自闖紅線，自惹禍端，可能會招致的后果，說，今日之事急矣，說不定什么時候自己就會大禍臨頭，死于非命，但若能開朝政清明，雖九死而無悔。他懇求吳潛能秉持公道之心，給自己以大力支持。

讓文天祥頗感失望的是，與往常不同，他講了一大通，吳潛只是用同情和理解的眼光看著自己，苦笑，點頭，或搖頭，卻始終沉默不語。

他哪里知道，此時吳潛心頭正籠罩著重重的烏云。此前，他也曾像董宋臣一樣力倡遷都，并因此遭到了皇上的猜忌。

呈上萬言書后，文天祥就憂心忡忡地等待著理宗的裁決。

其結(jié)果是，理宗皇帝既沒有采納董宋臣的倡議遷都，也沒有如文天祥所愿處斬董宋臣。

沒有同意遷都，也并非是采納文天祥的意見。相反，文天祥的主張，反倒被一些朝臣指斥為迂闊之論。如他們說，宋太祖當初為防止藩鎮(zhèn)割據(jù)重演，把兵權(quán)和財權(quán)收歸中央，這種情況到南宋已得到改變，自紹興十一年（1141）高宗解除韓世忠、張俊和岳飛的兵權(quán)后，各地屯駐大軍的兵權(quán)已握在各都統(tǒng)制手中，加上當?shù)匕矒崾购椭浦檬故种械谋鴻?quán)，地方軍力規(guī)模已大為擴張。但他們?nèi)詻]有正視南宋恪守以文制武的原則，從骨子里仍然對將帥嚴加防范，導致兵權(quán)掣肘，戰(zhàn)斗力薄弱仍然是事實。

理宗之所以沒有同意遷都，一是謝皇后也同意何子舉、朱貔孫等諸大臣的勸諫，認為一旦遷都，將喪失軍心民心，四方民亂蜂起，家國不保。此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對左丞相吳潛的猜忌。

當理宗就蒙軍進圍鄂州問計于吳潛時，吳潛考慮到理宗的安全，回答說只有遷都暫避。理宗又問：那你怎么辦？吳潛慷慨激昂地說：臣當死守臨安御敵！豈料理宗為之一震，當即掉著眼淚詰問：難道卿家想做張邦昌嗎？聽得此話，吳潛頓感挨了一悶棍。張邦昌是何人？張邦昌是北宋靖康年間的少宰，汴京陷落時降金，被冊封為偽楚帝，其名聲比秦檜更臭，在南宋是人人唾罵的漢奸。理宗說他想做張邦昌，表明對他的高度不信任，更是對他的極大侮辱。

理宗如此疑心吳潛，是因為理宗無子，想立胞弟之子忠王趙禥為太子，吳潛不同意，密奏道：“臣無彌遠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边@句話深深刺痛了理宗借助史彌遠篡奪皇位的心結(jié)，使他十分惱怒。丁大全的余黨便趁機造謠說，吳潛不同意立忠王為太子，是企圖為濟王立嗣，然后立濟王嗣子為太子。又因吳潛之弟吳淵為政嚴苛，有“蜈蚣”之號，便編造童謠四處散布，什么“大蜈蚣、小蜈蚣，盡是人間業(yè)毒蟲。夤緣攀附有百尺，若使飛天能食龍”。這些話自然要傳到理宗耳朵里。朝中質(zhì)疑自己宗位的潛流一直沒有停息，有人圖謀篡位不是沒有可能。想起吳潛八年前第一次任相時就與自己有隙，干了一年便被罷免，便心生再次將他罷免的念頭。

理宗的冷酷無情令人心寒，吳潛再也無語。文天祥上門求援時他也只能苦笑。

至于董宋臣，沉溺于聲色犬馬的理宗皇帝是片刻也離不開的，朝中議論紛紛都不濟事，豈能因你文天祥的一個奏章就能舍棄的？

文天祥冒死直諫，以期“萬一陛下察臣之忠，行臣之言，以幸宗社，則臣與國家同享其休榮”，同時又說自己“干犯天誅，罪在不赦；且使幸赦之不誅，則左右之人，仇疾臣言，亦將不免”。就是說他并不幼稚，希望只在“萬一”，罹禍卻在“一萬”，他是“事寧無成，而不敢隱忍以諱言；言寧不用，而不能觀望以全身；身寧終廢，而不欲玩愒以充位”，所以上奏后，就以“有倉促等死之慮，無毫發(fā)近名之心”，等待著生死裁決。

但他既沒有等來“萬一”，也沒有等來“一萬”。理宗也并沒有懲罰他。之所以這樣，是因為前有宋祖宗不殺上諫士大夫的祖法，后有自己下“罪己詔”要求臣下上書直言。還有一個原因，即“理宗無君人之才，而猶有君人之度”，有的時候，理宗也容得下批評，哪怕是言辭激烈的批評。

至于董宋臣，他從此對文天祥恨之入骨，必欲置文天祥于死地才解氣，沒有立即下手，實是要等待一個時機。

上奏沒有結(jié)果，甚至連打擊報復的反響都沒有，讓文天祥極度失望。什么寧海軍節(jié)度判官廳公事，什么“第名前列者不十年而至公輔”，在如此昏聵的皇帝眼皮底下還能做什么事，在如此黑暗的官場上還能有什么前途？罷了，罷了！不如回家鄉(xiāng)讀圣賢書去。

就在文天祥棄官離開臨安的當口，閏十一月，忽從前線傳來鄂州解圍的捷報。

這可是冰天雪地里的一聲春雷，朝野頓時一片歡騰。理宗更是興奮異常，即下詔改下一年為景定元年。

可悲南宋！殊不知鄂州解圍一事中埋藏著賈似道編造的一個大騙局，這個騙局將成為蒙軍手中一個加速南宋走向滅亡的重磅籌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