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萬界六合與認識論

四維空間，還有上下。這是我個人的認識論。

——饒宗頤

施議對：先生學藝兼修，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所做學問，包羅萬象，樣樣都有自己的建樹，都在最前沿；而百科中的任何一科，又不能概括所有，很難找到一個term，就是一個合適的術(shù)語加以歸納。所以網(wǎng)絡上有文章，稱先生“無家可歸”。如果用先生自己的話講，所有這些，乃探究中國精神史的一種學問。精神史，包括范圍相當廣泛，不知能不能代表先生所做的學問？

依據(jù)《選堂集林》體例，先生的著述，除史林、文林外，已另有藝林諸輯出版，但這一定還只是其中的幾個方面，而非全部。計十四卷二十冊的《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shù)文集》（此集于2003年10月由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09年9月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洋洋大觀，當然亦非全部。

先生的學問，已是一個整體。既有自己的觀念（idea）、方法（method）與模式（model），又有自己的語匯系統(tǒng)（system of vocabulary）。試圖了解先生的學問，進入其殿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饒宗頤：與一般人相比，我做學問大概不太一樣。不過，也有一樣的地方。那就是，做學問的方法問題。因為一個人的學問，無論做得多大、多高深，都是積累起來的。譬如大家常說的一句話，萬丈高樓平地起，需要一層一層往上蓋。這當中，必有其共通之處。這一共通之處，說到底，就是對于方法的把握與運用。

一、掌握材料：搜集、熟悉與了解

施議對：先生文學史論集，題稱《文轍》。謂：“讀者視為國史上文學演變之陳跡也可，視為吾個人余力學文經(jīng)歷途轍之自白亦無不可?！闭f明國史上之軌跡，亦即前人軌跡，與個人軌跡一樣，都可加以追尋。用一句現(xiàn)成的話講，“摸著石頭過河”，或者羚羊掛角，看似頗隨意，實際上應當還是有所依傍的。只要肯追尋，就可探知其來龍去脈。依先生的體驗，這種追尋，應從何處入手？

饒宗頤：主要是一個text。一個本，也可以說是一個源。就小的范圍看，是本文，或者文本；就大的范圍看，是本源。一定要追溯到那個源。這是我做學問的目標。譬如一個概念，這概念是怎么來的？后來怎么發(fā)展，發(fā)展中又有什么變化？是因為時代變化而變化，還是因為類別變化而變化？時代變化，與人事相關(guān)；類別變化，與科目相關(guān)。這就有個源與流的問題。所有牽連，都應當弄得一清二楚。

（一）分期與分類

施議對：兩個方面，各有源與流的問題。簡單地說，必須懂得分期與分類。既看其跟隨時代變化所產(chǎn)生的變化，又看其與相關(guān)科目間相互限制與關(guān)系。

饒宗頤：探尋源與流的問題，可由此入手。

施議對：分期、分類，時間、空間。這是對于研究對象，即材料的了解。按照一般人的看法，本文—流—源，三者好像同在一條直線上；而用先生所說的一個text加以貫穿，就變成三個圓。如下圖：

這是三個相互交叉的圓。由此，似可得到這么一個啟示：所謂鉤沉探賾，原始要終，不能只是停留在一條直線上，往一個方向追尋，而當注意其相互關(guān)系，于發(fā)展、變化當中，因流而溯源，或者因本文而溯源，然后再由源而及于流。這么一來，也就順當?shù)枚嗔恕?/p>

因此，依循這一藍圖，相信過得了河，可到達目標。但是，這對于學問根底不夠深厚、問學悟性不怎么聰敏之吾輩，說起來卻仍然顯得十分遙遠。

饒宗頤：其實，這也并不那么深奧，那么高不可攀。主要看材料搜集情況以及對于材料的了解程度。我的這個text，是非常具體的。

（二）本本與主意

施議對：有些材料，別人沒掌握，自己掌握，或者別人不留意，自己留意，用以論學，往往占據(jù)優(yōu)勢。而且，猶如過河的石頭，或者掛角的樹枝，掌握得好，亦可探知其緣由。

饒宗頤：不論做什么題目，都要材料。這是個基礎(chǔ)。

施議對：記得先生說過這么一個故事：某氏曾當著先生的面發(fā)表高論。謂：乾隆皇帝的詩寫得不好。走到哪里，寫到哪里，沒有一首好詩。先生問：你是否讀過乾隆詩篇？某氏答：未曾讀過。先生謂：上萬詩篇，我倒是看了一遍。某氏聽后，未敢再有言語?？梢姴牧鲜忠o。

饒宗頤：我自己平時念書，了解某些問題，每每感到大家對同一材料，理解可能不大一樣。即使是同一個人，同一材料，不同時間，不同地點，理解也可能不大一樣。我們研究問題，其實也還是在念書當中。書是念不完的，所以問題也就層出不窮。

過去以為，想到的東西，碰到新的材料，就會發(fā)生新的疑問，或者新的解釋。其實，舊的材料，也能發(fā)生新的疑問，或新的解釋。

將材料當text看待。每個text，常常不止看一次?？戳擞挚矗蛘吒粢欢螘r間再看。每看一次，都有新的認識。這是我的經(jīng)驗。

施議對：也許，這就是一種“笨”的功夫。業(yè)師夏承燾教授曾說：“笨”，從本。這是做學問的根本。夏先生說，十三經(jīng)除《爾雅》外，都曾背誦。先生亦注重這一功夫。

饒宗頤：有的人不愿意這么做，對材料的了解，常常不夠深入。

西洋人講結(jié)構(gòu)主義，也注意本文，但對于本文，也只是一次過解決問題。我有許多次，次次都不一樣。做學問，對于這個text就要反復，反復地下功夫。第一次不了解或者了解得不深、不透，第二、第三次繼續(xù)了解。有時需要十次，或者十次以上。了解這text，并非易事。

施議對：看來先生還是一位本本主義者。掌握好文本，有了本本，尤其是最善本，才有立足之地。有本本，才有主意，而非主義。依先生看，這種主意，應當也是一種新的疑問，或新的解釋。

饒宗頤：材料的采用，尤其是經(jīng)典材料，必須謹慎。對于原文語義上的了解，力求妥當，盡量避免誤解。像引《尚書》《左傳》上的文字，每拈一義，必求其在上下文里得到貫串，經(jīng)過多次反復斟酌，才確定它的含義。因此，有許多說明和看法都和過去不同。這不單是個下功夫的問題，還有個態(tài)度問題。過去一些學人，往往有斷章取義的毛病。這是不可取的。

（三）記古與自重

施議對：先生《論古史的重建》稱：

有些未來主義者，著眼于將來，熱情去追求他所虛構(gòu)的理想。其實，如果對過去沒有充分清楚的認識，所得到的，徒然是空中樓閣。“未來”必須建筑在“過去”歷史的基礎(chǔ)之上，否則，所有的虛構(gòu)假設，其目標與方向，往往是不正確的誤導。

這段話說明：兩種本本，地上與地下，兩相印證，才能真正了解自己的過去。

饒宗頤：馮友蘭的《新理學》，開頭就說：本書“是‘接著’宋明以來底理學講底，而不是‘照著’宋明以來底理學講底”。其實先秦各家，“接著講”和“照著講”二者都有之，很不容易分別得清楚。莊子自稱“重言十七”，許多是“照著講”的?！痘茨献印氛f：“世俗之人多尊古?！保ā缎迍沼枴罚┧?，借古以自重，有些問題，照著講并無不妥。

這里，有個古義問題。什么叫古義呢？那就是過去的人所給的定義，表示一種公認的意見。我們今天講古代的事物，不能隨便用現(xiàn)代的東西，必須按照過去的，了解過去是怎么樣講的，然后我們今天再行修正，或者補充。疑古是可以的，但不能輕易否定，這才是科學的態(tài)度。記得我在弱冠前后，在中山大學廣東通志館之時，深受顧頡剛先生影響，發(fā)奮潛心，研究古史上的地理問題。顧先生把我?guī)нM古史研究領(lǐng)域，讓我參加《古史辨》的編輯工作。古史記載出于后代許多增飾附會，王仲任謂之“虛增”，是應該加以廓清的，這無疑是《古史辨》工作的最大貢獻。但把古代文明過于低估（如說湘水流域漢初文化尚低之類），將古代空間縮得太小，反而離開史實。所以，我決定放棄第八冊的重編工作，原因即在于此。而今，《古史辨》僅留下原有七冊，而沒有第八冊，這是我的罪過。

施議對：人類的知識是互相承接的。沒有過去，也就沒有未來。創(chuàng)造未來，必須以過去為基礎(chǔ)?！罢罩v”，在一定意義上講，應當就是“述而不作”。這是“接著講”的出發(fā)點，或者基礎(chǔ)。中國讀書人恪守古訓，兩千年，就是這么走過來的。

饒宗頤：許多人喜歡別出心裁，重視創(chuàng)見，不肯去“接著講”。其實文化是一長流，沒有間斷。洋務運動以后，提倡西化，無異要把它切斷。然而“抽刀斷水水更流”，時至今日，仍舊要接著去講?；貧w到炎黃的文化，西來的東西，只是旁流的匯集，并沒有把主流放棄掉。我的講法是下面的方式：

施議對：人文科學須與其他先進科學接軌，與世界先進文化接軌。一方面，信史問題，要有自己的主張；另一方面，與其他地區(qū)比較，也有個先后問題。因此，先生提出：

中國人感覺到有另外一個地下的中國——一個歷史古文化充滿新鮮感、富有刺激性的古國。事實上，中國已成為世界國家的一個環(huán)節(jié)，在全球性的總的考察之下，中國的考古、古文明研究的事業(yè)，亦和世界分不開。如果自己不做，亦有人家為之越俎代庖。所以，我們不能不急起直追。

既要做好自己，又得考慮自己以外的事情。這應當是參著講的進一步推廣。

饒宗頤：我以為，治中國文化，包括中國古代哲學，宜除開二障。一是西方框框之障，二是疑古過甚之障。東方思想的源泉，由本土茁長而生，有自己的pattern，不必套取西方的模式。

中國文化自19世紀受到西方文化的沖擊，卷起洋務運動的熱潮，對自己舊文化的真義，完全失去了信心。20世紀的新文化運動，提倡民主、科學兩個要素，于是有所謂本位文化與全盤西化不同主張的爭論，影響至今尚未完全結(jié)束。近半個世紀以來，由于考古學的發(fā)展，地下的寶物，不斷出土，簡帛上先秦經(jīng)典的早期寫本大量面世，使古文獻記錄的可信性大大增加。許多佚籍的出現(xiàn)，開拓古代學術(shù)史的新視野，使人們對古書形成的書寫及編纂的過程有新穎的認識。

施議對：先生提倡以三重史料，進行古史的重建，比王國維多出一重。謂：

1. 盡量運用出土文物上的文字記錄，作為三重證據(jù)的主要依據(jù)；

2. 充分利用各地區(qū)新出土的文物，詳細考察其歷史背景，作深入的研究；

3. 在可能范圍內(nèi)，使用同時代的其他古國的同時期事物，進行比較研究，經(jīng)過互相比勘，取得對于同樣事物在不同空間的一種新的認識與理解。

地上、地下，互相印證。先生的倡議，避免極端，是一種推動。自己也這么做了。

饒宗頤：現(xiàn)在，我們的視野擴大了。不再像以前，只是局促在本國的閫閾內(nèi)，作“同室操戈”式的無謂爭論。

但是，出土的文物，如果沒有文獻作為媒介說明的根據(jù)，直接的報道，只是考古上的資料。這和當時的人地關(guān)系無法取得某歷史事件的聯(lián)系與說明。僅有“物”的意義，沒有“史”的證實。許多人輕視紙上記載。我認為二者要互相提攜，殊途而必同歸，百慮務須一致，才是可靠可信的史學方法。

至于三重證據(jù)法，還有另一種講法。楊向奎曾指出：“民族學的材料，更可以補文獻、考古之不足，所以古史研究中的三重證，代替了過去的雙重證。”他所著《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一書，正好代表其成就。但我認為，民族學的材料只可幫助說明問題，從比較推理取得一種相關(guān)的理解，而不是直接記錄的正面證據(jù)，僅可以作為輔佐資料。不過，如加入這么一個項目，并包括異邦古史資料，那就成為五重證。見下圖：

施議對：新舊世紀之交，先生在北京大學百年紀念論壇發(fā)言，提出新經(jīng)學，充滿信心地預期：21世紀將是我們國家踏上一個文藝復興的時代。

步入新世紀，先生為《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shù)文集》撰寫小引，說：

20世紀為中國學術(shù)史之飛躍時代，亦為反哺時代。何以言之？飛躍者，謂地下出土文物之富及紙上與田野調(diào)查史料之大量增加。由于考古學之推進，可征信而無文獻記錄之歷史年代，已可增至七八千年之久。反哺者，謂經(jīng)典舊書古寫本之重籀，奇字奧旨，新義紛披，開前古未有之局。

這段描述，充滿生機，更是令人為之振奮。

饒宗頤：近期公布的湖北荊門郭店的楚簡，引起世界學人的矚目。在北京甚至有人說道：對國際漢學界而言，1998年之夏，熱的不是世界杯，而是郭店楚簡。

為迎接21世紀的來臨，新寫本不斷出土，將另有新境界之開拓，新校讎學之誕生，更有助于這一新事業(yè)。古典重溫，新義滋起，或可能導致未來之文藝復興，謹拭目以俟之。

二、處理材料：聯(lián)想、貫通與排列

施議對：在材料問題上，除了搜集、熟悉與了解，對于材料的處理，先生亦花了許多功夫。

為解決史學史上一個觀念問題——幾千年來糾葛不清的正統(tǒng)論，先生經(jīng)過網(wǎng)羅、索閱，足履三洲，經(jīng)過五年時間，所撰《中國史學上之正統(tǒng)論》，就是一個范例。

這部專著由兩個部分組成：通論部分，考訂、探討正統(tǒng)觀念發(fā)生、衍化以及有關(guān)爭論之歷史真相。十三篇，計六萬言。資料部分，照錄原文，說明出處，間附按語及同時代學者評語，為歷代正統(tǒng)論史料之匯編。兩個組成部分，兩大系列，二十二萬言。通論部分，以原始材料為依據(jù)，所有論證，無一字無來處；資料部分，將原始材料系統(tǒng)化，令論證更有支持。

兩個組成部分，兩大系列的安排，既可使著作者之立論，達至牢不可破、堅不可摧的效果，又可為讀者進一步研究，提供完整的文本。這種安排，同樣也須花費一番功夫。

饒宗頤：這就是一種系統(tǒng)化，乃做學問之必經(jīng)階段。

（一）聯(lián)想與貫通

施議對：古人說“散錢歸索”，需要“串”的功夫，應當就是一種系統(tǒng)化。就今天看，這是十分要緊的。因為只是將材料作類書般的堆積，恐非電腦對手。一部電子版《四庫全書》在手，鍵盤一按，要什么，有什么，十分方便。

饒宗頤：不過，也不能過于依賴電腦，人的靈性才不會喪失。

20世紀科學發(fā)達，文明進步，尤其是現(xiàn)在，進入數(shù)碼時代，所有東西都上網(wǎng)，大家不單沒有意識到“誤落塵網(wǎng)中”，反而千方百計去自投羅網(wǎng)，作為網(wǎng)中人，這就更加容易變成數(shù)碼的俘虜。所以，依我之見，電腦未必就贏得過人腦，更加不能替代人腦。

施議對：20世紀80年代中，到上海拜訪冒鶴亭的公子冒效魯。一見面，冒即興致勃勃地說，剛剛寫了一首詩。謂：中國當今學界有兩座昆侖，一為王昆侖，一為錢昆侖。王，確有其人；錢則用以比喻。冒并講了個故事。謂：有一回，錢鍾書見葉恭綽。錢二十余，頭角初露；葉五十余，聲名滿天下。葉謂：君與乃父，學問都做得很大，只可惜“散錢失串”。錢頗不快，答曰：吾非某大部長，何來那么多失串的錢。當時，葉為交通部長，錢僅是一介書生。二人應對，不知有無機鋒隱藏其中。這是幾十年前的事。幾十年后，據(jù)說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一位年輕學者，對錢很崇拜，也曾提出類似問題。謂：您老的《管錐編》，包羅萬象，博大精深。如能建造一個體系，那就更加完好。如此這般，說明時至今日，對于錢學昆侖，可能尚須進一步加以體認。

看起來，所謂“串”，或者貫通，首先應當有個綱領(lǐng)（提綱）拿出來，才知道究竟將說些什么。

饒宗頤：要有個提綱不容易，要知道我的提綱也不容易。

施議對：前輩學者在這一方面，有的較為忽略，但也有做得好的。杜甫詩序以及王國維對于三個境界的概括，都是很好的提示。

饒宗頤：“串”的功夫，是一個“動”的過程，而非靜止。材料是死的，要將其弄活。這就需要一個“動”的過程。發(fā)生、發(fā)展是“動”，歸納、排比也是“動”。具體地說，這一過程，應當包括由聯(lián)想、貫通到鋪陳、排列的過程。這就是我的方法。

施議對：詩六義中的賦、比、興，這是先儒總結(jié)出來的經(jīng)驗。“以彼物比此物也”，或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應是一種聯(lián)想。而“敷陳其事而直言之”，可能偏重于排列?？雌饋砗芎唵?，實際上有許多學問在里頭。

就先生的經(jīng)驗看，由聯(lián)想到排列，既是個過程，可能也是個結(jié)果。在這一過程中，貫通應當有著較大的作用。《文轍》小引及《文化之旅》小引，都說及這一話題。以為“以治史之法處理之”，上下求索，而力圖其貫通。這一切之展開，不知有何憑借？

饒宗頤：“以治史之法處理之”，必須從縱橫兩個方向加以理解。一個是時間，一個是空間。時間與空間不能分割。一般來講，政治文化史，只是注重時間的演變，忽略空間，這是個缺陷。

施議對：空間的概念，代表一種視野。學問做得好與不好，與此頗有牽連。

饒宗頤：空間是什么呢？是東西南北四方，還包括天地，也就是六合。許多人知道前面，不知道后面；看到四方，忘記天地。我的認識論是，站在高山上，從高處向下看?！段幕谩沸∫袃删湓?，國內(nèi)版將其摘錄出來，放在封面上。說明他們注意到了這一問題。我那小引很短，說空間。從高處向下看，這么一來，視野就擴大了。否則，只是微觀，就看不到大問題。弄明白這一點，入門就不困難。

施議對：空間講六合，時間講三段，所觀照的范圍就相當寬廣。

饒宗頤：六合和三段，既分又合，不能只是從一個角度看問題。

施議對：先生所著《文化之旅》小引稱：

我一向觀世如史，保持著“超于象外”的心態(tài)，從高處向下看，不局促于一草一木，四維空間，還有上下。這是我個人的認識論。將觀世與治學聯(lián)系在一起，所須貫通也就較為容易理解。

饒宗頤：貫通上下古今，貫通萬界萬物，才能大徹大悟。

施議對：劉勰《文心雕龍》論知音，標舉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謂：“斯術(shù)既形，則優(yōu)劣見矣?！?/p>

先生說六合，說貫通萬界，應當也是這一意思。

饒宗頤：主要是考慮落想。如果只有四方，沒有上下，落想就不高。

（二）異同與繁簡

施議對：除了時間與空間，在思維方式上，先生所講求，可能也與別人不太一樣。

饒宗頤：那就是一種比較，或比勘，因為上下古今、萬界萬物，都是互相牽連的。

在這一點上，我與別人不一樣。例如，古代、近代，中國的小說與外國的小說，有相同的地方，可以聯(lián)想、比較，這是其合的一面，可以從中帶出許多問題來，而我不但求同，而且求異。經(jīng)過多次推敲，既進一步看，又退一步看，就比較深入。有些東西，表面上看是相同的，但同中有異，不能輕易放過。

施議對：說明不能孤立地看問題。最少需要兩種東西，此物與彼物，才談得上比。

記得與諸生說詩，以為詩與非詩，其區(qū)別，主要看能不能聯(lián)想。如雪花，一片二片三四片，三片四片五六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一直數(shù)下去，永遠稱不上詩，但加上一句——飛入梨花都不見，就不一樣。有雪花，有梨花，可供聯(lián)想，就是詩。

饒宗頤：雪花、梨花，可供聯(lián)想。中外古今，或者雅與俗，亦可作如是觀。既用外國講中國，也用中國講外國；既用古講今，也用今講古；既用俗講雅，也用雅講俗。兩個方面都顧及。說明，講清楚一個問題并不太容易。

施議對：禪宗講兩邊，凡事都作兩面觀。六祖慧能曾舉三科法門，動用三十六對，以教導弟子。即將世間萬物，分作三大類三十六對。一一對舉。既對立，又統(tǒng)一。以為語出雙關(guān)，可立于不敗之地。

所謂不二法，就是一種相對論。乍一看，講一點，不講一點，講過等于沒講過，似乎并不實際。

饒宗頤：我的經(jīng)驗是：不但求同，而且主要的還在于求異。天下事十分繁復，進一步看相同，退一步看就不同。這種相對論，對于我們的認識，還是有所幫助的。主要是一種思辨能力的鍛煉。

施議對：求同存異或求異存同，這是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兩個方向進行分析比較，才可能有新的發(fā)現(xiàn)。而這種分析比較，不知如何入手？

饒宗頤：如果說，在熟悉材料的基礎(chǔ)上，通過聯(lián)想將視野打開，使之與萬界、萬物相連接，這是從簡到繁的展現(xiàn)，那么，要有真切的認識，還得有從繁到簡的展現(xiàn)，才能走回頭。

施議對：這就是，既從簡到繁又從繁到簡，才把握得到。這一問題，似可以先生對于杜甫的把握加以說明。

在《論杜甫夔州詩》中，先生論杜公，古往今來，諸多征引，并就黃山谷（庭堅）所言，進一步加以發(fā)揮。謂：“山谷以老杜夔州以后詩教人，正在使格律漸至自然，由有法而臻于無法，由無規(guī)模而自立規(guī)模，由有意為詩而達到無意為詩，以至無不可為詩。”說得十分周全。是可謂繁。而最后，卻以“蔚跂”“波瀾”四個字，加以概括，以為杜公要訣，正在于此。是可謂簡。

“蔚跂”“波瀾”四個字，這是杜甫在夔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所作詩序中語。先生指出：蔚謂風姿之茂密，跂謂骨力之高騫。劍器乃健舞。若以詩論，公詩亦“健”詩也，與劍舞如出一轍。并指出：波瀾，即杜所謂“掣鯨魚于碧海中”者。乃于舞法悟出作詩之理。

由簡到繁，由繁到簡，有根有據(jù)，把握得相當準確。

饒宗頤：分析、比較，看起來并不很容易。譬如幾種妙景，合在一起，構(gòu)成畫面，而能體現(xiàn)出一個意境來，就并非個個都辦得到。做學問亦如此。所謂天地四方，無所不有，并不是東搞搞、西搞搞，一堆大雜燴。天下的學問是無邊無際的。我也只有一個腦袋、兩只手，不是三頭六臂，不可能什么都做到。我有自己的目標。但是，我將自己的求索，局限于精神史的探究。

施議對：從哲學角度講，先生的方法，從一到多的推理與演繹，從多到一的歸納與概括，已經(jīng)體現(xiàn)出嚴謹?shù)倪壿?。所以，可包容許多。即使考古新發(fā)現(xiàn)，也能馬上吸收，為我所用。所有這一切，龔自珍稱之為天地四方之學，是否可用以概括先生所做學問。

饒宗頤：我的天地與龔自珍不同。有中國的、印度的，還有西亞的。近東、遠東，合起來一起做，而非只是一方天地。

（三）鋪陳與排列

施議對：就全局而言，先生所做的學問，既已是一個整體，自然有一個體系。我覺得，好多人因為認識不到這一點，還不明白先生的意圖，不知道這些學問到底要干什么。因此，這一體系，如果以一個公式或者大綱的形式加以表述，猶如自然科學中的定律、公理一般，可能更加方便傳播。

饒宗頤：和上文所說對于材料的搜集一樣，這也并不那么不可理喻。拆開包裝，則只是個排列問題。

施議對：先生《文轍》小引謂：“平生為學，喜以文化史方法，鉤沉探賾，原始要終。上下求索，而力圖其貫通；即文學方面，賞鑒評騭之余，亦以治史之法處理之?！倍潭處拙湓挘瑢嶋H上已將全部奧秘，揭示出來。

第一，關(guān)于文化史方法，也就是治史之法，先生將其概括為一條十六字法。曰：

鉤沉探賾，原始要終。上下求索，力圖貫通。

這可以看作先生做學問的目標或綱領(lǐng)。

第二，具體事例之排列示范。這是《文轍》六十篇文章所構(gòu)成的系列。其組合方式，大致有二：

1. 年代次序；2. 類別依歸。

這是國史上的軌跡，也是個人軌跡。一個一個排下去。從無蹤跡可循，到有一定軌跡；是史的描述，也是理論架構(gòu)。

這可以看作先生做學問的方法或途徑。

由太史公的“通”（通古今而觀之），到先生的“轍”（從無跡到有跡），五十年所作，統(tǒng)歸以“轍”，作為文藝學及精神史，其體系也就清楚顯現(xiàn)。

饒宗頤：這是事例自身所固有的邏輯聯(lián)系，而排列也正是為了凸顯這一聯(lián)系。

施議對：《澄心論萃》將先生論著中精要之語，摘錄出來，重新進行編排，頗具“千匯萬狀之美”。當有助于傳播。但重新編排，計一百七十八則，近三十萬言，似已另外構(gòu)成一個體系。

饒宗頤：這當也是一種排列。把我的東西拆開來，依照自己的理解，重新進行的一種排列。不過，這已經(jīng)不是我原來的意思。效果如何，當由事實自身加以說明。

三、正果呈現(xiàn)：解悟、棒喝與提示

施議對：在《中國古代文學之比較研究》中，先生論及五個問題：

1. 名號與文字；

2. 組盟與文學；

3. 史詩與講唱；

4. 詩詞與禪悟；

5. 文評與釋典。

這是個演講記錄，牽涉范圍相當廣泛。于全篇結(jié)尾處，有這么一段話：

以上五次講論，從名號說到境界，相去九萬八千里，拉扯得很遠，未敢說在旁通、橫通做過一點功夫，只是黏著一邊，更談不到“得其環(huán)中”。禪林有偈云：“百年鉆故紙，何日出頭時?！笨勺靼艉?。我只希望在文學解悟上，和大家一同找出“向上”一路。

這是《文轍》開卷之第一篇，包括文學發(fā)展史、文學批評史乃至整個精神史。很有氣派。由此導入，必定可以進入先生所建造的藝術(shù)殿堂。

饒宗頤：我的目的，主要在于解悟，并非以此自限，亦非限人。希望和大家一起，共同探討。

（一）棒喝與啟悟

施議對：“不立文字，教外別傳”，這是禪宗宗旨。說明文字自身，未必完全能夠達意，如能通過棒喝，與所契合，為所啟悟，當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情。

饒宗頤：這是在日本的講演，但日本人并不太明白。因為對中國不怎么了解。主要是思維方法問題。中國人講會意，強調(diào)解悟。只是看彼此的聯(lián)系。由此及彼，或者由彼及此。有時候可以跳得很遠、很遠。當中有許多佛學或禪學的東西。

施議對：禪學西行，日本人走在前頭。早在1893年，釋宗演就曾在美國芝加哥召開的世界宗教會議上，向西方人推介禪宗。而其弟子鈴木大拙，旅居美國，更以英語轉(zhuǎn)譯大量禪宗文獻。日本人對于禪學，還是很有心得的。

饒宗頤：日本人雖然亦很懂佛學，整天講禪，但因其似乎比較滿足于明治維新，思想糾纏其中，非?？粗貙嵶C，比較死板。

中國人講究舉一反三，舉一隅，以三反。日本人一定要四隅都來，看齊了，才能滿足。可能我跳得太快，不容易掌握。所以，不明白。

在臺灣出版，亦不見反響，似乎毫無感覺。應有點遺憾。

施議對：這可能也是一種機緣。既要看開導學人之藝術(shù)，又要看學人之有無悟性。只是用力一擊，便能獲得認識上的飛越，并非人人都做得到。

就先生的經(jīng)驗看，禪宗的方法論，對于做學問，可能發(fā)揮相當大的作用。

饒宗頤：我讀過內(nèi)典，喜歡釋氏之學，但我主張入神。《滄浪詩話》說：“詩之極致有一，曰入神?！薄墩撜Z》中，孔子說志道、據(jù)德、依仁、游藝，這四句偈已在郭店出土的楚簡出現(xiàn)?！坝巍?，如果看作神游，是多么逍遙的愉悅和享受。

（二）假設與求證

施議對：20世紀推行現(xiàn)代化，引進西方的概念、方法與模式，學界發(fā)生許多變化。胡適提倡“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影響了幾代人。先生對此，有何觀感？

饒宗頤：我們要避免使用某一套外來的不切實際的理論去堆砌主觀架構(gòu)，來強行套入，做出未能愜心饜理的解說，這是懶惰學究的陳腐方法。我們亦要避免使用舊的口號，像“大膽假設”之類，先入為主地去花一些無的放矢的功夫，這是一種浪費。

我的方法，如與胡適相比，亦有所不同。胡適用杜威那一套，找一個東西做實驗。建立實驗的環(huán)境，運用工具，進行假設，而后加以求證。我不做假設，不落套。我所說鋪陳與排列，靠的是事實（材料），但也注意點破，在要害處，點出一條大道來。我的缺點是不能淺。

施議對：有關(guān)做學問的虛與實的問題，先生曾以明代經(jīng)學為例，進行過一番論辯。謂明代經(jīng)學，一向被目為空疏之學，這是從清人考據(jù)學的立場看問題。實際上，明人的做法，亦無可厚非?？紦?jù)學目的在求真，著力于文字訓詁上詮釋，明人則反是。明人治經(jīng)盡量避開名句本身的糾纏，而以大義為先，從義理上力求心得，爭取切身受用之處。表面看似蹈虛，往往收到行動上預期不到的效果。

明人治經(jīng)，在方法上的啟示，諸如史外傳心，文外見旨，應從何處著手？

饒宗頤：我們今天研究古東西，可以說有三派：一派是文字學為首的，一派哲學家，一派歷史學家。三派，三大分支。實際上都應該合一。大家合在一起來看問題。一個道理要能講得通，講得沒有太多的矛盾。我們研究史學，一切都要真實，要實物，要實證。但是，有時候太實了，反而不能令人相信。還得從虛講到虛。

學問淵微之處，正在史外傳心，文外見旨，所以“要求之通旨”，不能膠著事相。經(jīng)文不同于機械的畫筆，故與徒記事的史文不同。這是治經(jīng)頓悟的終南捷徑。其所謂通旨的方法，如用今語來說，即以宏觀為重要，從大、從正入手，而不大重視微觀。這是非常了不起的。

施議對：三代斷代工程，自王國維以來，幾十年間，已有重大推進。就現(xiàn)在看，主要的工作應擺在何處？先生的古史重建，是怎么提出來的？

饒宗頤：近時三代斷代工程的公布，引起國內(nèi)外許多關(guān)心古史學人的熱烈討論。國外且有人以狹隘的民族主義立場，加以不必要的責難。但是，在當前大量出土文物和戰(zhàn)國楚簡新資料顯示，虞、夏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簡帛史料告知我們，許多古籍時代都應該提前，不能像過去，囫圇吞棗地說是漢人所編造。重要的新發(fā)現(xiàn)，像王家臺秦簡的《歸藏》繇詞，不少可與《山經(jīng)》《穆傳》相印證。出土簡帛，大體證明古籍的古史記錄，都有其來歷，最少是秦以前口耳流傳的事實，不是出于漢后人的捏造。過去不少被認為偽書，現(xiàn)在可得到公正的平反。

我們的歷史是世界上文化持續(xù)沒有間斷和轉(zhuǎn)換的，在外人代我們操筆政所寫的歷史，認為我們的信史，只能從商代講起，似乎很有問題。郭店楚簡中顯示的虞夏相繼蟬聯(lián)的史實，我們何能加以抹殺？所以，我們的古代史有由我們自己重寫的必要。

（三）飛躍與反哺

施議對：從文學史到精神史，說具體一點，應是一種人文精神思考。所謂過去、現(xiàn)在、未來，他鄉(xiāng)與故鄉(xiāng)，瞬間與永恒，牽涉天、地、人三者之間的關(guān)系。所以，落想須高。這是求索、貫通的結(jié)果。但這種結(jié)果，亦即似乎都隱藏在途轍當中。須細加體認，方才悟得。

饒宗頤：當然，方面多了，“串”的功夫，相對說來，難度也就跟著增大。

施議對：先生在20世紀的學術(shù)活動，最少經(jīng)歷了三個“一百”。敦煌石窟一百周年紀念，甲骨文發(fā)現(xiàn)一百周年紀念，北京大學建校一百周年紀念。三個“一百”，先生皆躬逢其盛。三個紀念會，先生既獲授獎項（“敦煌文物保護研究特殊貢獻獎”），又曾發(fā)表演說。

幾十年間所做學問，先生在文集小引中，曾自己作了歸納。曰：

余之生，值1917年，實為王靜安考證殷代先公先王之年。洹水甲骨之面世，至于今歲1999年，恰當期頤大齊之數(shù)，而余年且八十有五矣。當代學術(shù)之顯學，以甲骨、簡帛、敦煌研究之者成就最高，收獲豐富，影響至為深遠，余皆有幸參與其事。他若楚辭與楚學之恢宏、滋大，而垂絕復興之賦學與文選學，余皆曾致力，不無推動之績。至余所開拓之新業(yè)，如潮學，比較史前文字學與悉曇之學，則亦薄著微勞。本書為諸論文之結(jié)集，所以命名為《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shù)文集》者，即以本世紀之新資料新路向為研究主要對象，蓋紀其實也。

只就方法而言，先生所經(jīng)歷，似可以上述“笨”—“串”—“悟”三個字加以概括。步入新世紀，這三個字，對于做學問，相信仍具重要參考價值和啟發(fā)作用。

饒宗頤：這僅僅是一個段落，并非終極，須繼續(xù)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