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天生的設計師
藝術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它們總是在忙于制作。它們的目的就是要制作東西——繪畫、雕塑、建筑、裝置。藝術似乎在從事手工藝和技術,它們總是與勞作和建構密不可分,即使是表演藝術——像音樂和舞蹈——在實踐中也總是密切聯(lián)系著。音樂家使用樂器就如手藝人使用工具,舞蹈家和歌唱家的功夫、技巧常常令我們嘆為觀止。難道畫家和雕塑家是一種特別的手工藝人或技術工匠嗎?藝術與精湛的技術、手工藝、表演之間有什么聯(lián)系?這與藝術作為組織實踐又有什么關系?很多藝術家就像叮叮當當?shù)男扪a匠,或是瘋狂的科學家,或許像運動員和馬戲團小丑,就是一點兒也不像哲學家。這樣的描述未免有失藝術高傲的身份,但事實的確如此。可是藝術起源于一種創(chuàng)作的沖動,這又該作何解釋?現(xiàn)在就讓我們從這類問題入手。
這里有一個簡短的并不完全的答案:藝術與組織活動之間有一種密切的聯(lián)系。大致說來,工具(比如錘子或電腦)是組織活動的核心。技術不是簡單的東西,它是我們用以實現(xiàn)組織活動的工具。技術組織了我們;確切地說,它們是不斷發(fā)展的組織模式。一旦清楚地認識到這一聯(lián)系——技術是組織模式——我們就可以理解,哺乳實際上是一種原始的技術;同樣,跳舞也是一種技術活動。所謂發(fā)達的技術實際就是指我們以更為復雜的方式來組織自己,但基本的組織原則都是一樣的。
藝術不僅僅是一種技術實踐,就如舞蹈也不僅僅是一種跳舞方式,但是,藝術要以技術為前提,只有在此背景下我們才能讀懂藝術。舞蹈關注的是“跳舞組織了我們”,而繪畫(比方說)則是在對“圖畫(或者說圖畫制作和圖畫使用的技術)組織了我們”這一事實作出反應。圖畫,從根本上來講,是一種技術,而圖畫制作和圖畫使用是組織活動。因此,它們都是藝術的原始素材。畫家可能會作畫(盡管從是否描繪什么、是否準確、是否逼真的意義來講,并非所有的繪畫作品都是圖畫),但這并不代表他的職責就是要畫更漂亮的圖畫;同樣,舞蹈家的職責也不是跳舞。有時,畫家和舞蹈家的藝術恰恰是在畫家不能畫畫、舞蹈家不能像一般舞者那樣動作時得到了展現(xiàn)。失敗是藝術最為重要的研究渠道之一,而如果藝術家只是技師,只是工匠,那么失敗就毫無意義。
要讓這觀點更加清晰、更有說服力,我還需要列舉更多的事例。本章我將進一步探討技術的本質;在第4章里,我再詳細論述我的根本論點;然后,在第三部分中,我會讓大家看到這一論述如何幫助我們解讀繪畫藝術和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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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技術,有一件事引人矚目,即技術于我們是天性。雖然這個觀點已不再新鮮,但它值得我們再重復一遍。就如蜜蜂要筑巢、鳥兒要搭窩一樣,人類天生就會使用工具。我們是天生的設計師,這個結論在考古記錄中得到了強有力的支持。在超過上百萬年的時間里,我們的祖先在技術上并沒有重大突破。有證據(jù)表明,他們使用簡單的石頭工具鑿鑿砍砍,但幾十萬年過去了,找不到證據(jù)顯示這些簡單的技術有任何改進或提高。在5萬至7.5萬年前,人類使用工具的能力出現(xiàn)了革命性的大爆發(fā)。此時我們發(fā)現(xiàn)了具有特殊功能的高度改良的工具的遺跡,甚至有制作工具的工具。同一時期,人類開始穿上衣服并使用圖形技術(著名的洞穴巖畫)。也許正是此時,我們人類開始像現(xiàn)在這樣講話。
現(xiàn)代人類,在行為上和認識上的智人,大約出現(xiàn)于5萬年前,這一事件恰好與技術發(fā)展的大爆發(fā)時間吻合。
這種創(chuàng)造能力的異常爆發(fā)與變革社會的創(chuàng)新該作何解釋?有一種可能是我們變聰明了。有人說,這時出現(xiàn)了大腦的突變。但至少有一個理由讓我們對此持懷疑態(tài)度:我們缺乏創(chuàng)造力的祖先在生理上似乎與我們沒有什么差別,至少我們從他們的遺骸中可以這樣判斷。我們都知道,解剖結構學意義上的現(xiàn)代人在這種技術大飛躍至少10萬年之前就已存在了。
還有另一種解釋:人口的變化可能會幫助我們了解當時發(fā)生的事情。也許我們一直都是聰明的發(fā)明者,或至少在我們的創(chuàng)新開始很久之前我們原本就很聰明。但由于我們各自生活在孤立的小群落里,或許我們的發(fā)明沒有一件能夠傳播開來或得到傳承,結果,沒有人能繼續(xù)累加我們的成就?;蛟S我的子孫沒能學會或者我們的群落里沒有子孫能學會我會做的事??傊绻覀儽仨毱S诒济沂诸^只有自己生產(chǎn)的資源,那么我們的創(chuàng)造力將受到極大局限。人口密度的小幅度增加就會改變游戲的規(guī)則。群體變大、與其他部落的接觸增多,使貿易和分工的出現(xiàn)成為可能。如果你能供給我需要的東西,我就可以把更多的時間投入到改進工具上。而如果我周圍有足夠多的人,其中某個人就可能成為我的學徒,學會我的技藝,并繼續(xù)加以改進。事實上,有證據(jù)表明,在這一時期,相對較遠的部落之間產(chǎn)生了貿易。
所有這些都只是推測,值得深思的是這些推測背后的幾點深刻意義。首先,不要以為我們使用技術是因為我們變聰明了,或許讓我們集體變聰明的正是新的社會組織形式。顯然,這是一個非常微妙的問題。有人說,我們使用工具畢竟與動物有所不同,哪怕是筑巢的動物。神經(jīng)學家約翰·克拉克爾(John Krakauer)在一次交談中曾對我講到,把人的手接到大猩猩身上,它仍然不能用手完成我們能完成的事。明白這一點,你就能理解這種觀點了。我們不單單使用工具,我們還思考問題,而其他動物能否做同樣的事,我們并不了解。
然后,這些新型的社會組織,共同生活、共同工作的群居方式,形成了一個游戲場,在此,新技術得到培育和發(fā)展。如此說來,如我早先提出的,技術可以被看作是不斷發(fā)展的組織形式。
這很容易理解。設想一件工具,如門把手。只有以整個生活方式作背景,我們才能理解這樣一種工具。門把手只有對居住在房子里的人才有用,他們需要用門來抵御寒冷,阻擋陌生人和野獸的闖入,用門來保障夜間安全和保護財產(chǎn)。再進一步說,很顯然,門把手有一個先決條件:我們要有這種特別構造的身體,有能夠使用門把手的手,我們的身材能夠夠著門把手且有足夠的力量來推動門本身的質量。
要讓門把手這樣的發(fā)明粉墨登場,首先需要搭建一個文化和生物學舞臺。但是,門把手一旦出現(xiàn),使用門把手這一事實本身就退到了我們生活的后臺背景中。我們基本不需要停下來思考有關門把手的問題。除非我們是設計師,否則我們無需經(jīng)常想起它。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在進出房間上,集中在我們要做的事和要去的地方上。使用門把手開門關門成了第二天性。事實上,門把手成為我們在自己建造的房子里和居住的地方來回進出這一整套小小組織活動的核心。我們由門把手組織起來,自然而然地伸手,恰好握住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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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里我們忍不住會想,人的問題及需要是有限度的,只不過用來搞定事情的工具和設置因時而變罷了??墒沁@種想法錯在哪兒呢?設想一下,你正在飛越大西洋的半途中。當然,在某種意義上,你所做的事也是早在人類歷史之初人們就開始做的事:從一個地方旅行到另一個地方。從這一視角來看,飛機與火車、汽車、馬車,與我們自己的腳并無區(qū)別。它只不過是一種把我們從A點帶到B點的工具。但我們也需要知道,我們是在地球上方5英里(約8.05千米)的高空中飛行,我們是在做一件全新的事。沒有技術,我們根本無法做到。重點是,剔除了技術——飛機以及支撐商業(yè)飛行的復雜的信息合成數(shù)字系統(tǒng)——你看到的不是以不同方式飛行的人類,而是根本不會飛行的人類。既然我們是飛行的人類,既然這種出行方式和彼此聯(lián)系于我們已經(jīng)必不可少,那么,鑒于我們的經(jīng)濟和我們的通信方式,離開了飛行所必須的技術,我們將不復是我們。我們的生存方式——我們生活的組織方式——可以說,是由技術構成的。將技術剔除之后,剩下的不是我們,而頂多只是我們的“遠房表親”。
再設想另外一個例子,現(xiàn)代公司辦公環(huán)境。電話讓不同地方的同事之間可以談話,電子郵件也使得通信更為便捷。不僅單人與單人之間,單人與多人、多人與多人之間也都能方便地交流。如今的辦公通信系統(tǒng)——比如戶內社交網(wǎng)絡軟件——使公司能夠獲得一整套全新的組織形式。臉書(Facebook)讓人們建立了與他人的聯(lián)系,不斷更新的狀態(tài)吸引著人們的關注。而戶內社交網(wǎng)絡系統(tǒng),如吱吱喳喳(Chatter)使得社交網(wǎng)絡不僅可以以個人為主,還可以以話題為主得到組織。話題不僅穿越了辦公空間和項目團隊的界限,還把公司間互不相干的群體聯(lián)系起來。現(xiàn)在設想你在一個有著上萬員工的大公司里正努力解決一個問題,你可以查找有關此話題的歷史聊天記錄,基本可以獲得整個公司的信息。如果仍有問題,你可以明確地知道該與誰聯(lián)系,這人可能你從未謀面,也可能他在世界的另一端。
現(xiàn)在,除去組織公司業(yè)務的軟件技術,你再來設想一下這家公司。你想象不出,去掉了組織技術的公司將是一個完全不同的組織。
技術不僅僅是滿足我們原先已有的需求,也不僅僅靠擴大我們所能做的事來滿足我們的需求;它是讓我們做一些全新的事情——不僅解決舊的問題,同時也形成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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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思考產(chǎn)生了一個深刻且令人激動的觀點——恕我一再重復——技術本身就是不斷發(fā)展的組織形式。技術組織了我們,也因此使我們成為我們這樣的人類。
“技術”一詞源于希臘語technē,意為技能和手藝。想起技術,我們常常會想起工具、器械、建成的網(wǎng)絡、基礎設施,等等,我們會想起硅谷和生物工程。但是,追根溯源,技術是一種技術活動,是專門技能、聰明才智、融會貫通和深思熟慮的代名詞。
在哺乳這種最原始的組織活動里也存在技術。我們已經(jīng)看到那種從開始嘗試去做、努力做好到后來熟練掌握、流暢進行的轉換過程。再回想一下我們學習第二語言的經(jīng)歷,先是痛苦的詞匯記憶和語法學習,我們要花大量的精力去思考單詞、語法、發(fā)音和習慣用法,但達到一定程度之后,所有這些都淡化了,我們發(fā)現(xiàn)自己只是在使用這種語言,不必再去思考是怎么用的。此時,語言不再是一種協(xié)調我們與他人、與周圍世界關系的中間媒介,而成了我們與他人、與周圍事件取得溝通的直接方式。
這種見解讓我們體會到技術是天生的,也就是說是基本的。技術是由技能組織的活動。哺乳、談話、跳舞,以及第2章講到的組織活動,以這種方式來看,都是技術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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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試過在電話里跟小孩子講話嗎?小孩子不會打電話。打電話之所以對小孩有困難,是因為它與面對面交流不同:你說話必須更清楚,而且必須要敏感地知道對話的性質不同。當然,你還必須注意要以不同的方式向對方傳遞信息,因為你們互相看不到對方,不像在同一空間里那樣注意力指向同一件東西、同一篇文章或同一件事。
但還有一個更深層的、更令人信服的理由。小于10歲(比方說)的孩子不會以我們成年人的方式進行交談。交談是一種表現(xiàn)親密和分享自我的方式,就像跳舞、擁抱或辯論;它不只是為了分享信息和解決問題。盡管有的小孩善于擁抱,當然也會欣賞音樂并隨之舞動,但他們通常不懂得怎樣像大人一樣與人共舞,也不懂得怎樣交談。相比之下,青少年就不同了,他們自主與他人培養(yǎng)感情的需要來得非常強烈。對他們來說——至少我年少時是這樣——電話非常重要,而花一整個晚上與人漫無邊際、天馬行空地海聊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
我想用這一例子說明,技術也就等同于我們是誰,我們是什么,以及我們知道哪些事該怎么去做。
技術是我們做事的組織方式。但是,這種等同有一驚人的結果,我們早先已經(jīng)注意到了:技術擔負著深重的認知意義。技術使得我們能做許多離開了技術則根本無法完成的事情——飛行,現(xiàn)代職場里工作;它也使我們產(chǎn)生了許多若離開技術則根本無從想象,也無從理解的觀念和思想。
無論從保守還是激進角度來看,事實都是如此。保守地說,技術給我們提供了問題的解決方法,同時也產(chǎn)生了需要解決的新問題。我們需要更先進的捕鼠裝置;內燃機在不斷改進;電腦操作系統(tǒng)的更新永無止境;甚至是一個不起眼的門把手。技術不是靜止的,它歡迎也鼓勵改良和提高。在當下做名工程師就是直接跳進發(fā)展進程的中間,接過先人留下的擔子。工程師,無論是軟件工程師還是修路建橋的工程師,都無需思考他們所做事情的發(fā)展歷史,但是他們思考的每一件事——引起他們興趣的、重要的問題——都是由歷史決定的。這種思考有著非常深刻的意義。技術拋出的問題實際是關于如何生存的問題——如何更高效地去做我們本來在做的事(飛行、駕駛、使用電腦,等等)。但是,如果我們不是早已身處技術的海洋中,我們根本不會想到這些問題。生活的長河不斷流淌,我們總是處于河中游,總是在生活之河的半道上。
技術讓我們產(chǎn)生新的思考,還有一層更為激進的意義。我會進行復雜的計算——解二次方程、算出我該繳多少稅、在餐館買單時算算我們每人該付多少錢——可這都要歸功于我知道怎樣使用數(shù)學運算符號。算術符號是我進行數(shù)學思考的工具,離開它們,(至少是)我根本無法計算。
最初,算術符號的產(chǎn)生是為了記錄。為了記住自己擁有多少只羊,我們先是在包里放等量的石子,然后學會了在木頭上刻下道道,或在地上畫下記號。可是一旦我們有了算術符號,使用符號來思考新的算術問題就成為可能。現(xiàn)在我們學校里教的數(shù)學就是這樣。我們先是學習怎樣寫數(shù)字,然后利用這些書面符號進行簡單的運算,最終解決復雜的問題。
沒有符號也能進行基本的數(shù)學推算,嬰兒和動物在此方面都表現(xiàn)了良好的才能。但是,如果沒有書面符號和圖形,你能想象實數(shù)、素數(shù)、超限數(shù)、群、拓撲學等這些概念嗎?不能。但是,在此我們必須當心,因為這種表述往往會導致低級的誤解。數(shù)學運算需要用到符號并不意味著數(shù)學家要研究符號體系(盡管的確有專門研究它的數(shù)學分科)。我們計算的時候不再去考慮數(shù)字,就像要數(shù)清自己有多少只羊我們不會去想這是些石子一樣。我們用石子和數(shù)字來思考我們擁有多少只羊。
這一觀點不只局限于符號,我們可以將其擴展至語言本身。思考事情有一種方式是盯住它看、關注它、把它拿在手上仔細觀察。但是,如果一件事情在空間、時間上都天遙地遠,你怎么去思考它?你怎么去想象裘利斯·凱撒?未來七天的早餐你要吃些什么?太陽系的引力中心在哪里?宇宙大爆炸是什么?你尚未出世的后人會過怎樣的生活?我們需要以某種方式在思想上抵達這些問題。我們使用語言、文字。
現(xiàn)在,思考這一問題:你的思想發(fā)生在哪里?你會說,它不僅發(fā)生在大腦里,還發(fā)生在手上、在紙上或在鍵盤上。因為即便你像許多認知科學家一樣,相信我們進行算術運算的能力要依賴我們大腦思考數(shù)值、進行推理等諸如此類的能力,很顯然,它同樣要依賴我們使用外在符號的能力,就是我們寫在紙上或黑板上的那類符號。
這樣,我們就能理解為什么說技術不僅擴展了我們能做的事,還擴展了我們是怎樣的人。我們的思想流出我們的大腦,流在紙上,流進世界。哲學家安迪·克拉克(Andy Clark)(愛丁堡大學)和戴維·查莫斯(David Chalmers)(紐約大學)提出一個問題:我們在哪止步?余下的世界又從哪里開始?似乎沒有理由認為我們大腦里的東西要比我們寫在紙上的東西更為優(yōu)越。對于我們的思想來說,對于那些讓我們感興趣的思考和問題來說,兩者都是必不可少的。
思考更像是架橋或跳舞,而不像消化食物。我們從根本上而言徹頭徹尾就是技術的生物。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思想,如同跳舞、旅行、談話一樣,是一種組織活動,而技術是不斷發(fā)展的組織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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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xiàn)在,回到我們的主要論題:我們是有組織的,但是,在紛繁復雜、天羅地網(wǎng)般的組織模式里,我們往往會迷失自己。我以為,藝術,正是由此獲得了它的原動力。藝術,以及哲學,同樣都是研究我們組織模式的實踐,或者說是研究我們以不同方式參與不同組織模式的實踐。藝術決不只是更多的組織。
明白了這一事實,明白了技術在我們生活中的地位是根本的、生物的、不可或缺的,那么,藝術總是關注著制作東西——繪畫、雕塑、建筑等——就不足為奇了。作為藝術的繪畫,以及雕塑、建筑等恰恰是要研究我們的生活是怎樣被制作圖畫的技術以及其他相關的制造技術組織起來的。藝術產(chǎn)生在描繪與制造的領域,并非因為藝術家對制作更好的捕鼠器或畫出更逼真的圖畫感興趣,而是因為描繪、制作等從深層來講都是重要的組織活動,也因此是我們經(jīng)過了文化陶冶的人類天性里非常重要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