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敘兩則弁于年譜之前

我自謂負有溝通中外古今學術(shù)思想的歷史使命，心心念念唯在寫出《人心與人生》、《東方學術(shù)概觀》等書，今者——一九七六年四月——《人心與人生》等著作基本完成，則清理一生經(jīng)歷是亦余年可以著手之事乎。爰在年譜編訂之前，自撰敘言兩則如下：

（甲）

我以清光緒十九年（西歷一八九三年）九月九日生于北京，父母為命名煥鼎，字壽銘，其后通用名號為漱溟二字。早從曾祖父香初公（諱寶書）由桂林來北京會試得中，游宦北方以來，流寓北京良鄉(xiāng)等處，未得南歸。先祖父稚香公（諱承光）、先父巨川公（諱濟）均以桂林籍得中順天鄉(xiāng)試，因而至我一輩人猶沿用桂林籍貫，參加廣西旅京同鄉(xiāng)會，而實際則在北京生長，生活上多染北方習慣，說話悉從北京口音，殆無異乎北京本地人。此從吾父以來即如是矣。

然從另一方面言之，祖父童年始離桂林北來，嫡祖母劉則貴州畢節(jié)人，吾父生母陳則桂林人，親戚故舊大抵桂林人，或其他南省人，社會生活環(huán)境自有所不同。及至我先母張來歸則又原籍云南大理，蓋外祖父張公士銓始從大理北來者。我生長如是家庭中，一切習俗風尚介聯(lián)著中國的西南方與北京這一大都會，一面若有拘守，一面又通達無固陋。在清季，吾父警覺世界變化，真摯地傾向變法維新，卻未接近爾時維新黨人；我十幾歲關心國事，傾向革命，夫豈偶然哉!

先祖母劉幼通書史，既寡居清苦，嘗設蒙館于家，招收兒童，為之課讀。先母亦復通習文墨，清季女學初興，北京有女學傳習所之設，曾受聘任教其中。如所周知，中國舊社會絕大多數(shù)婦女不識字者，不可以例吾家。

我兄弟姊妹四人。長兄煥鼐字凱銘，清季留學日本明治大學商科畢業(yè)，竟以通習日語，當日寇侵占華北、華東期間，受敵偽任用為天津統(tǒng)稅局長。雖在日寇失敗之前，自動辭職且身故，猶言之可恥。大妹新銘，二妹謹銘均在清季女子師范學堂畢業(yè)。新銘適吳縣鄒應莪，不幸早寡，去世亦已多年。謹銘常齋禮佛者十年，卒于家。四人存于今者獨我一人耳。

（乙）

老來回憶此一生多有非自己早年意料之事。例如少年時向往事功，視學問若不足尚，尤厭棄哲學玄談，而今結(jié)果恰得其反。兒時既未曾誦習儒書舊籍，比及少壯且視中國文化如無物，信有如《思親記》中自己所說“語及人生大道必歸宗天竺，策數(shù)世間治理則矜尚遠西”者，乃不料中年而后卒有《中國文化要義》之作，深入淺出，精辟而周詳，為學術(shù)界此一研究奠基開端。再如我年未及冠，志切出世，決定一身清凈矣，未料年近三十，竟爾娶婦生子。臣喪偶之后，又續(xù)婚焉。乍看起來，一若忽彼忽此，率爾行動者，而不知沉思熟慮是吾生性，其審決于衷者固非外人想象所及也。而今追憶往事，只有嘆息命運播弄人耳。吾先世累代宦游北方，我自幼隨父母住家北京，曾無一日嘗過農(nóng)村生活味道，然竟投身農(nóng)村運動，茹苦自甘，號召國人以為創(chuàng)建社會主義復興民族之惟一途徑，矻矻十年，徒以日寇入侵未竟其志。其初吾標名曰鄉(xiāng)治，志在培植鄉(xiāng)村自治體，實為目標遠大之一政治運動，其志正在建造新中國。當時雖悟及必須有方針、有計劃地發(fā)達社會生產(chǎn)以為其根本，顧尚未認識其入手乃在實施社會教育，其重點更在成人。最后寫出“社會本位的教育系統(tǒng)草案”，遂為此一生從少壯而中年思索解決中國問題幾經(jīng)曲折轉(zhuǎn)變臻于成熟的具體規(guī)劃，總結(jié)主張，卻遠非當初感觸問題一念興起時所及料矣。我在人生實踐中認真不茍，其步步發(fā)展變化固當如是耶。

梁漱溟

一九七六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