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東北流亡作家”以一個飽含美學意義的特有名詞，享譽現(xiàn)當代中外文壇；以“最早投身抗戰(zhàn)文學的一個群體”，昭示一種不容現(xiàn)代文學史忽視的客觀存在；以文學與時代的雙重審美，成就了近一個世紀經(jīng)典的文學傳統(tǒng)，這支形成于20世紀30年代的特別的作家群體，在民族危亡之際以筆為旗揮領人民、以文為劍守家衛(wèi)國的歷程，已然成為歷史上熾灼的光榮與夢想，而穆木天作為東北流亡作家重要的代表人物，無疑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令人慰藉的精神豐碑。作為今天任何生于斯長于斯寫于斯的東北作者，東北流亡作家所賦予后人的，已然不僅僅是曾經(jīng)客觀發(fā)生的一切，而是一種更為神秘的、近乎血脈深處的疼痛與沖撞、安謐與流轉，是仿佛更深刻的一種秘密召喚。也許只因為身體里流動著一樣的北方的血，也唯有如此，才得以于東北流亡作家的浩浩作品中，獲取寶貴的閱讀與審美體驗。

東北流亡作家指的是九一八事變之后，一群從東北流亡到關內(nèi)的文學青年在左翼文學運動推動下共同自發(fā)地開始文學創(chuàng)作的群體。他們的作品反映了處于日寇鐵蹄下的東北人民的悲慘遭遇，表達了對侵略者的仇恨、對父老鄉(xiāng)親的懷念及早日收回國土的強烈愿望。其作品具有粗獷宏大的風格，寫出了東北的風俗民情，顯示了濃郁的地方色彩，呈現(xiàn)了東北大野上的深沉熱烈的愛恨情仇。提到東北流亡作家，大家都會想到蕭軍、蕭紅、端木蕻良等幾位代表人物，而有一個名字絕不該被輕視或遺忘，因為他稱得上這一群體的第一人、東北流亡作家的文化先驅與革命勇士：穆木天。

穆木天是中國新文學史上毋庸置疑的最有影響力的中國象征派詩歌理論的奠基者、革命詩歌運動的先驅者之一，同時也是著名的翻譯家和教育家。穆木天1900年3月26日生于吉林省伊通縣靠山鎮(zhèn)護山村的一個富足家庭，原名穆敬熙。在他祖父的時代，穆家是縣里數(shù)一數(shù)二的富戶，后來后人不著正務，導致家境黯淡敗落。他們這一支，幸有親人鄰里幫襯，得以再次把家業(yè)興盛起來。正是從這時候起，得益于較好的生活境遇，穆木天開始了彌足珍貴的啟蒙教育。1909年他入讀私塾開始學習，他年紀小，卻仿佛知曉自己的使命，格外用功研讀，1914年畢業(yè)于伊通縣立第一小學，1915年入吉林省立中學，后轉入天津南開中學，并于1916年加入由周恩來發(fā)起成立的“敬業(yè)樂群會”，做了該會學報的編輯。1919年他留學日本，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特別預科，次年在《新潮》第3卷第1期上發(fā)表處女作《薔薇花》。1921年在京都參加進步文學團體“創(chuàng)造社”，成為發(fā)起人之一。1923年4月，穆木天以優(yōu)異成績考入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攻讀法國文學，這也是他日后成為象征主義詩人的藝術啟蒙。1921年他開始詩歌創(chuàng)作，早期詩風深受法國象征派影響。象征主義肇始于19世紀的法國，其理論和創(chuàng)作對我國新詩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有極大影響。被中國學者公認為象征主義鼻祖的波德萊爾，更是在頹廢的情感基調(diào)、應和的詩歌理論，以及現(xiàn)代的詩歌題材等方面對中國現(xiàn)代新詩的創(chuàng)作與研究產(chǎn)生很深刻的影響。中國詩歌的象征詩派內(nèi)部顯然有著更為豐富多元化的結構，不一致性是其始終存在的內(nèi)在符號之一。波德萊爾作為法國象征主義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作為其理論的創(chuàng)建者，對20世紀初中國詩壇的象征主義詩歌創(chuàng)作有重大影響。穆木天留學日本期間學習法國文學，對法國象征主義有著自己獨特深入的認知，其詩歌創(chuàng)作和理論成就，都對中國現(xiàn)代新詩的發(fā)展提供了寶貴的研究可能。其間他熟讀法國象征派詩歌及英國唯美派王爾德的作品，并翻譯出版了王爾德的《自私的巨人》《王爾德童話》等譯著，創(chuàng)作了《水聲》《雨后》《雨絲》《蒼白的鐘聲》等極具象征主義特質的詩歌作品，受法國象征派詩歌影響，他的詩歌格外注重律動與內(nèi)容、情調(diào)的統(tǒng)一，基調(diào)憂郁而感傷。關于象征主義，他提出了“純粹詩歌”的概念，他認為詩應該運用一種象征性的形象和意象來表現(xiàn)自己微妙復雜的內(nèi)心世界，直至作者幽暗的潛意識深處，從而傳遞出對外部世界的繁復認知。這一點在他1926年1月《譚詩——寄沫若的一封信》中，他的表述最為清晰而堅定，他堅持“詩不是說明的，詩是表現(xiàn)的”“詩的世界是潛在意識的世界，詩是要有大的暗示性”等觀點，也因此奠定了他的中國象征主義代表詩人，以及象征主義詩歌理論奠基人之一的地位。

1926年穆木天從東京帝國大學畢業(yè)回國，先后執(zhí)教廣州中山大學、北京孔德學院等學校。1929年他毅然回到家鄉(xiāng)，在剛剛創(chuàng)建不久的吉林大學任教。歷史的車輪此刻正行駛在一個悲壯的節(jié)點，九一八事變前夕，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活動正在變本加厲地進行，軍閥的統(tǒng)治腐朽枯敗，一派搖搖欲墜的危急態(tài)勢。此時的穆木天以一個文人的良知與勇氣，堅持向學生介紹世界進步文學作品，宣揚新思想，勇敢抨擊腐朽的時政，主講名著選讀等課程，更加側重對學生創(chuàng)作的指導，并寫下了《在自由的天地中歡呼吧》《十月之歌》等詩，卻終于遺憾落敗于政治的粗暴與黑暗，于1930年年底被校方解聘。1931年，穆木天輾轉來到上海，經(jīng)過對時政的審視考量，他加入了左翼作家聯(lián)盟，負責詩歌組的工作。當時的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簡稱“左聯(lián)”，旗幟人物是魯迅，1930年在中國共產(chǎn)黨促進下，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在上海成立。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此文學組織的目的是與國民黨爭取宣傳陣地，吸引廣大民眾支持其思想，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創(chuàng)辦的刊物有《萌芽月刊》《拓荒者》等。1932年9月，穆木天與任鈞、楊騷等共同發(fā)起成立了“中國詩歌會”，提倡詩歌的民族化、大眾化，并于1933年2月創(chuàng)辦了《新詩歌》雜志。這一時期，穆木天寫出了《在哈拉巴嶺上》《守堤者》《掃射》等反映東北人民苦難生活和英勇斗爭的全新風格的詩歌，并因為表達技術上的改變，被后人認為是其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的起點。戰(zhàn)火烽煙的1937年，穆木天因參加抗日救亡工作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在輿論的壓力下，于同年9月被釋放。上海八一三事變后，他撤退到武漢，與杜談、柳倩、蔣錫金等人成立了時調(diào)社，主編詩刊《時調(diào)》和《五月》，到群眾中開展各種文化活動，繼續(xù)為實現(xiàn)中國詩歌會的宗旨而揮動旗幟，并于時代的風云中堅持書寫，創(chuàng)作了一些關于詩歌理論的文章，以及十余篇宣傳抗日的大鼓詞。1938年后，穆木天參與籌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xié)會，任理事和《抗戰(zhàn)文藝》編委。次年到中山大學，因抗議學校當局迫害進步學生，于1942年憤然辭去教職，到桂林任桂林文藝界抗敵協(xié)會理事，不久到桂林師范學院任教。其間所創(chuàng)作的《為死難文化戰(zhàn)士靜默》《二十七年了》等詩歌，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派的黑暗統(tǒng)治，因此受到國民黨特務的威脅，被迫離開桂林城，到上海同濟大學任教，同時致力于進步文化工作。此間穆木天一直堅持文學創(chuàng)作，并著有《旅心》（1927）、《流亡者之歌》（1937）、《新的旅途》（1942）等詩集，這些作品記錄了作者的思想歷程與對生命的不息探求，也傳遞出時代與歷史的律動。1949年9月，穆木天回到長春，在東北師范大學任教，1952年調(diào)往北京師范大學，任外國文學和兒童文學教研室主任，在此期間，他對這兩個學科進行深入細致的思考、大膽嚴謹?shù)膶嵺`，對這兩個學科的教學體系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穆木天于195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xié)會，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文革”中受到迫害，于1971年10月含冤病故。

穆木天的文學活動涉獵范圍很廣，他著有《譚詩——寄沫若的一封信》《怎樣學習詩歌》《法國文學史》《穆木天詩選》《穆木天文學評論選集》《徐志摩論》《什么是象征主義》《維尼及其詩歌》《詩歌朗讀與詩歌大眾化》等詩論文章，同時創(chuàng)作了《江雪》《水聲》《雨后》《落花》《蘇武》《七年的流亡》等一批在現(xiàn)代新詩史上有一定影響力的詩歌作品。他的詩論代表作《譚詩——寄沫若的一封信》是許多現(xiàn)代詩論的選本所無法回避的經(jīng)典，已經(jīng)廣為人知并為學界所推崇。他的翻譯作品，更是今天的經(jīng)典譯本，當時的譯作有《青年燒炭黨》《初戀》《青銅騎士》《歐貞尼·葛郎代》（今通譯《歐也妮·葛朗臺》）《從妹貝德》《巴爾扎克短篇集》，他同時通曉法語、日語、俄語等多國語言，一生翻譯的文學作品共近一百二十種，其中包括王爾德、普希金、雨果、巴爾扎克等世界文學名家的名篇，他翻譯的《歐貞尼·葛郎代》、《勾利尤老頭子》（今通譯《高老頭》）是最早的漢譯本，至今仍為珍品。事實上，由于種種原因，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這樣一位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先驅，一直以來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中未得到充分的重視，與同時代的其他作家相比較，學界甚至對他生平及他文學創(chuàng)作活動的史料搜集和整理都有很多欠缺，尤其是關于他早年活動的一些材料更是所知寥寥，這不能不說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深切遺憾。他不只是新文學時期著名的詩人、卓越的詩歌活動家以及文學翻譯家，更是我國文學史上杰出的詩歌理論批評家，這在文學史上絕不是泛泛可見的現(xiàn)象，他的詩集《旅心》被讀者與學界公認為中國象征主義詩歌的先驅，作為早期象征詩派的代表人物，他的《旅心》《流亡者之歌》《新的旅途》等詩歌至今仍廣泛流傳。穆木天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較早出現(xiàn)的深有影響、極有貢獻的詩人、翻譯家和教育家，他畢生對祖國和人民滿懷情感，對文學藝術滿懷熾愛，而對腐朽的統(tǒng)治者、對卑劣的侵略者滿懷刻骨仇恨，并以手中的筆為劍、心中的思想為旗，最終成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的不朽先驅。

潘頌德在《穆木天詩論與中國新詩發(fā)展方向》中說：“穆木天不但是著名的詩人、詩歌活動家和翻譯家，同時又是杰出的詩歌理論批評家。他自1924年起就開始詩歌理論批評活動，1939年以后大體上不再從事詩歌理論批評。在這長達十五六年的時間里，他大約撰寫了六十多篇詩歌理論批評文章。1938年9月，他還曾由生活書店出版過專著《怎樣學習詩歌》。他的詩歌理論批評文章緊密結合新詩創(chuàng)作的實際，既能從宏觀上把握詩壇現(xiàn)狀，又能從微觀上闡明新詩創(chuàng)作的具體美學問題。因此，他在新中國成立前每一歷史時期的詩論，都能高瞻遠矚，為我國新詩發(fā)展指明方向?！?sup>[1]

1926年3月出版的《創(chuàng)造月刊》第1卷第1期上發(fā)表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是創(chuàng)造社重要成員穆木天寫給郭沫若的一封關于詩歌的通信《譚詩——寄沫若的一封信》（以下簡稱《譚詩》），這是為今天的讀者與學界所甚為熟知的穆木天的代表作之一，是穆木天留學日本期間，將自己的思考與西方現(xiàn)代詩歌理念進行充分融會的深度的詩學思考。以當時而言，穆木天寫這封信的初衷，也許僅是談談“對詩近來的看法”，而其運筆的姿態(tài)也只是“雜亂談我的感想”，可未曾想到若干年后，這篇雜感卻成為研究穆木天詩學理論最為關鍵與核心的理論依照。穆木天作為中國象征詩學理論王國的奠基者之一，長期以來卻奇異地消失于中國文學史的視野之中，應該說，在今天深入探究穆木天的詩學理論主張和詩歌創(chuàng)作，重新審視穆木天于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的價值與意義，同樣極具意義與價值?！蹲T詩》是穆木天首次將西方象征主義中的“純詩”概念引進了中國詩壇，也因此被后人稱作“反駁詩歌‘散文化’的利器”。穆木天以西方象征主義詩歌理論為參照，縝密系統(tǒng)而又自由灑脫地提出了自己的新的象征主義詩學觀，無愧為中國早期象征詩派理論的文學先驅。

《譚詩》是以“純詩”為理論核心并從“純詩理論提出的現(xiàn)實動因”“純詩定義”“實現(xiàn)‘純詩’理想的要求”等幾個主要方面衍生的一個詩學思考體系。今天看來，《譚詩》在理論建構上尚有些許不足之處，而在當時的時代及文學背景下，穆木天以它對當時詩壇現(xiàn)狀所做出的最初的深刻思考，是有著不可超越的文學史的美學意義的?！凹冊姟笔桥c西方象征主義一貫堅持的藝術自主性、強調(diào)詩歌語言的暗示性及音樂性息息相通的，并帶有超驗主義色彩的概念，它基本上貫穿西方象征主義文學興起發(fā)展的全部歷程。穆木天以獨到的視野與勇氣，以一個人文主義者的超然思想，從異域文化的象征主義的理念出發(fā)，對自己認知中的現(xiàn)代新詩做以深刻的闡釋，表現(xiàn)對文學藝術的一種非凡的探索精神，思維縝密、真摯、懇切而又自由有力。

他大力倡導詩歌的純粹性，力求呈現(xiàn)“自然的并非是純粹的”等系列藝術理想，同時借鑒了一些象征主義理論家關于“詩歌世界”和“散文世界”本質相區(qū)別的理論探討的諸多成果，尤其是這些作品中共同指向的，對于詩歌意義之外的表現(xiàn)樣式的精神關照。

北京大學教授孫玉石說過：“《譚詩》以論題的新穎和見解的精辟成為中國現(xiàn)代詩論史上的重要文獻。由于這一論文以及作者當時的其他文字，穆木天也當之無愧地成了中國象征派詩歌理論的奠基者?！弊铍y能可貴的是，在其文本的具體論述中，穆木天事實上有著巧妙的表達技術。因為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他在行文中其實一直在以微妙的敘述邏輯，或抹去或移除了象征主義中過于符號化的超驗主義色彩，這是更為大膽而自信的，后來的研究者一致傾向這來源于辰野隆對他的啟示，而其實這也許正是表現(xiàn)了穆木天一直堅定地試圖建構中國“純詩”詩歌理論的構想與決心。因為當時社會精神的現(xiàn)實需要，以及傳統(tǒng)文化的基因、個人精神秉性的原因，他在接受西方理念過程中總會有自己下意識的甄選，因而事實上與西方象征派相比較而言，他的中西結合后的新的象征理論，無疑具有獨特的顯著的民族精神思想基因，這樣的接受過程中西方理念的變異，本身就具有一種美學意義。

他完全不會想到，正是因為自己的這一舉動，應該說直接引導了中國化的“純詩”理論與西方象征主義的鮮明的區(qū)分，就此意義而言，《譚詩》無疑具有了中國象征詩理論建構的價值指向，穆木天以法國象征詩派為梳理基點而發(fā)出的既聯(lián)系又獨立的對“純詩”的思考，儼然具有了寶貴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根本變化的意義，甚至是對中國幾千年詩歌觀念的深度探索。或者說，一種全新的詩歌價值觀因此而走向形成，甚至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一度成為衡量新詩的標尺，正如穆木天精神結構的豐富性和復雜性一樣，因為富有強大的感染力，而如此不容置疑。

[1] 潘頌德。穆木天詩論與中國新詩發(fā)展方向［J］. 東疆學刊（哲學社會科學版），19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