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三國兩晉南北朝概貌

王羲之生于西晉末年，主要活動于東晉年間。兩晉與之前的三國及之后的南北朝有著密切的關聯(lián)和共同的特征。研究王羲之所處的時代，應該放在三國兩晉南北朝的大背景下進行分析和探討。

三國兩晉南北朝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十分特殊的時代。這個時代，包含了許多王朝，如三國時代的魏、蜀、吳，之后的西晉、東晉，南朝的宋、齊、梁、陳，當然也必須加上北方前后建立的五胡十六國、北魏及分裂之后建立的東魏、西魏，及再之后的北齊、北周，這還不包括期間建立的一些小國，林林總總三四十個王朝，但后世的歷史研究者們，卻通常把它們歸入一個時代進行整體研究。當然，近年來三國是熱門題材，一些研究者把三國單獨進行研究和論述，但終不是主流。

把三國兩晉南北朝放在一起研究，不只是因為它們共同孕育在我們這片偉大的土地，更是因為這些王朝之間的關系錯綜復雜、犬牙交錯，氣脈相連、難以分隔，由此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表現(xiàn)出許多共同的特點和屬性。研究一個王朝，實在難以不與其前后及同時代的王朝發(fā)生千絲萬縷的關系。特別是從中國歷史全貌來觀察，會發(fā)現(xiàn)這樣一個獨特的現(xiàn)象，中華文明五千年就是一部由亂到治、由治到亂、再由亂到治的過程，這個過程并不是簡單的重復，而是文明形式的不斷發(fā)展。西周、漢、唐、宋以及之后的明、清，可以說是中國傳統(tǒng)封建社會由萌芽到長大，再到強盛、完全成熟的過程。而此之間出現(xiàn)了春秋戰(zhàn)國、三國兩晉南北朝、五代十國等所謂的“亂世”。特別是三國兩晉南北朝，它承接兩漢、開啟隋唐。如果用一個字形容兩漢，我想是“強”，用一個字形容隋唐，我想是“盛”。兩漢的強大，在政治、經濟、文化各領域一方面均表現(xiàn)出旺盛的生命力，像春天的種子，它要發(fā)芽長大，有不可阻擋之勢；但另一方面，也表現(xiàn)出成長中的焦慮、莽撞和粗獷。而隋唐是不同的，它如盛夏的大自然，百花齊放，爭奇斗艷，盡顯華美和燦爛。期間發(fā)生了什么事情，出現(xiàn)了哪些變化，讓這兩個時代如此不同？我們在關注和贊美兩個偉大時代的同時，是不是應該靜下心來研究中間的這個“亂世”？這會給我們帶來多少的啟迪?。?/p>

就本書主題來看，從書法角度講，漢以隸書為代表，唐則書法全面發(fā)展，特別是唐楷基本達到了中國書法的最后圓滿和輝煌。隸書代表了書法的“古”，唐楷代表了書法的“今”。從自然到規(guī)范、從古樸到驚艷、從天真率性到法度形成，從質拙雄渾到盡善盡美，中間難以繞開三國兩晉南北朝這段歷史，期間的許多天才人物不斷涌現(xiàn)，將中國書法帶到了最高峰，靈性畢現(xiàn)，直指人心，窮盡奧妙，暢達天地。特別是以二王為代表的書風，足足影響了之后一千多年中國人的審美情趣，他們留下的作品，成為所有中國人的共同記憶標識。其實不只書法，這個時代的許多政治事件、社會制度、科學文化、人物傳奇，對后世影響之大并不遜于漢、唐，或任何一個偉大的時代。我想，與其說是“亂世”，不如說是黎明前的萌動，盛世前略顯慌亂的忙碌，無數(shù)的生命和活力在此刻涌動、融匯、交集，只等待一個時機迎接“大時代”的到來。

那么，讓我們首先走近這個特殊的時代。

對于三國兩晉南北朝的起訖時間，時間下限基本有所定論，即結束于公元589年，也就是隋朝滅陳，實現(xiàn)中國統(tǒng)一的年份。但對于開始于何時，歷來爭論頗多，有人認為應當從公元184年黃巾起義算起，也有人認為應當始于董卓之死和曹操鎮(zhèn)壓黃巾軍時年，即196年。近現(xiàn)代史學大家陳寅恪、周一良及田余慶等，均認為應當是196年，即漢獻帝建安元年算起，理由是這一年曹操把漢獻帝迎到許昌，從此“挾天子以令諸侯”，漢朝名存實亡。翦伯贊形象地比喻，曹操在這個時候已經“把皇禮袍當作襯衣穿在里面了”。因諸位先生不僅學術上高山仰止，其分析也合情合理，足以明辨視聽，所以目前已為學界共識。從公元196年算起，到公元589年結束，共有393年，這個時間比兩漢的四百年稍短，但比唐(共289年)、宋(南北宋共319年)、明(共276年)、清(包括“后金”也才295年)均要長許多。

這393年，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名副其實的“亂世”。其間，沒有戰(zhàn)爭的年份只有70多年，平均5年多才會有一年的太平。而在人們直觀印象最亂的時代——戰(zhàn)國，在254年中打了185仗，平均每3年多就會停下來喘息一下。而這又是一個災難頻發(fā)的時期，據(jù)史料記載，在此期間發(fā)生了水、旱、蝗、疫等各種災害619次。期間王朝更迭頻繁，皇帝成為最高危的“職業(yè)”，被史料記載并可考的皇帝近90位，其他不被后世正史承認或記載的帝王足有上百人之多，而能善終者寥寥無幾?，F(xiàn)代人所羨慕的皇親國戚、王公貴族更如頸上懸刀，被殺或滅門者不計其數(shù)。老百姓更是苦不堪言，流離失所，餓殍遍野，進行著中國歷史上最大規(guī)模，也對后世影響最深遠的移民遷徙，甚至陳寅恪先生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論點，即魏晉南北朝三百多年的大變動，都是由人口的大流動、大遷徙引起的。雞與蛋誰前誰后的問題之后我們再討論，但由此可見人口流動的規(guī)模和影響。

但就是這樣的一個亂世，在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均創(chuàng)造了足令后世驚嘆的輝煌。中華民族實現(xiàn)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大融合，特別是融合的方式不是通過本體民族發(fā)動的戰(zhàn)爭和民族壓迫，而是少數(shù)民族在不少杰出領袖的帶領下主動地、自發(fā)地向漢文化靠近；官僚機制不斷探索完善，封建王朝管理方式得到不斷嘗試和總結，為隋唐國家機器的構建提供了有力保證；制定了一部又一部結構完整、概念明確、文字精練的法典，其精神及體系一直延續(xù)到近代；儒、道、釋三家不斷融合，中國傳統(tǒng)哲學繼春秋戰(zhàn)國后進入第二個大發(fā)展期，并初步形成了中華文化的根梗；科學技術并未因戰(zhàn)亂而停滯，相反在農業(yè)、天文、醫(yī)藥、數(shù)學等方面成果斐然；文學迎來大發(fā)展，以“三曹”為首的“建安風骨”和陶淵明、謝靈運為代表的“田園派”和“山水詩”可以說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幾座高峰；書法繪畫、雕塑造像，更是幾乎達到巔峰水平；期間產生了如“竹林七賢”“清談誤國”“狡兔三窟”等后世耳熟能詳、令人回味的成語和故事，讓人突然會覺得這段歷史如此真實和生動。

下面，我們慢慢揭開它的歷史大幕。

第一節(jié)　歷史回顧

一、三國局面的形成

東漢末年，外戚與宦官交替把持朝政，地方勢力日熏，社會矛盾突出。東漢中平六年(189年)，靈帝死，劉辯繼位為少帝。屠戶出身并在當時執(zhí)政的何太后兄何進在與宦官爭奪權力中，聯(lián)絡了當年控制京師的西園八校尉之一的袁紹(曹操時為其中的典軍校尉)，殺死八校尉統(tǒng)領蹇碩，并密謀盡殺宦官，為壯大勢力，召時任并州牧的董卓入洛陽。后何進被宦官死殺。而袁紹盡死宦官后，董卓漁翁得利，不費吹灰之力獨攬朝政。不僅如此，他廢黜靈帝，另立劉協(xié)為漢獻帝。董卓的專橫激起了東漢朝臣和地方牧守的強烈反對，釀成了東漢末年群雄紛爭的大規(guī)模內戰(zhàn)局面。

東郡太守橋瑁假東漢三公名義，號召各州郡興兵討伐董卓，并推立袁紹為盟主。初平元年(190年)，董卓挾持獻帝西遷長安。關東聯(lián)軍不久也分崩離析，初平三年(192年)長安兵變，董卓被殺，關中混亂不已。經過激烈的混戰(zhàn)后，到建安元年(196年)時，全國形成了許多割據(jù)勢力和區(qū)域，主要有：袁紹占據(jù)青、并、冀三州；曹操占據(jù)兗、豫兩州；韓遂、馬騰占據(jù)涼州；公孫瓚占據(jù)幽州；公孫度占據(jù)遼東；陶謙、劉備、呂布先后占據(jù)徐州；袁術占據(jù)揚州的淮南部分；劉表占據(jù)荊州；劉璋占據(jù)益州；孫策占據(jù)揚州的江東郡部分；士燮占據(jù)交州；張魯以道教的組織形式占據(jù)漢中地區(qū)。其中，勢力最強大的當屬袁紹和曹操。

董卓入洛陽后，曹操逃至陳留(今河南開封東南)，聚兵反抗，并成為關東聯(lián)軍的一支。初平三年(192年)，誘降黃巾軍三十萬人，選其精銳，編為青州兵，后來又陸續(xù)收納一些豪強地主武裝。此時，他表現(xiàn)出與當時群雄不同的戰(zhàn)略眼光和野心。建安元年(196年)，他把漢獻帝迎到許昌，取得了“挾天子以令不臣”之勢，在政治上取得主動。同時屯田積谷，以蓄軍資；不限門第，開門納士。建安五年(200年)，曹操與袁紹兩軍進行了史上著名的以弱勝強的“官渡之戰(zhàn)”，全殲袁軍主力；又利用袁紹二子的矛盾，攻占鄴城，相繼占領青、冀、幽、并四州，統(tǒng)一了中原地區(qū)。建安十二年(207年)，提兵北上，打敗了侵襲北方的烏桓。建安十三年(208年)，南下攻占劉表之子劉琮所據(jù)的荊州。之前依附于荊州的劉備南逃。江東孫策之弟、此時的東吳之主孫權，已看清曹操攻打荊州而實志在東吳的圖謀，派魯肅與劉備會晤，并與受劉備之命的諸葛亮，于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談定結盟之約。在之后的赤壁大戰(zhàn)中，孫劉聯(lián)軍不僅創(chuàng)造了中國歷史上以少勝多的經典之戰(zhàn)，也迫使曹軍退回中原。自此也暫時形成了南北相持的局面。

北歸的曹操，集中精力用兵于關中、隴西，把統(tǒng)一范圍擴展到整個北方。建安十六年(211年)，劉備按照與諸葛亮隆中對時定下戰(zhàn)略，率軍入川，占據(jù)了原屬劉璋的益州。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劉備從曹軍手中奪取漢中。正當劉備實力不斷壯大之際，孫劉聯(lián)盟破裂，孫權派軍襲殺正由荊州向曹軍發(fā)起進攻的劉備大將關羽，占領荊州，隔三峽與劉備軍相持。

漢延康元年(220年)一月，曹操死；十月，其子曹丕稱帝，國號魏，定都洛陽，建元黃初。次年(221年)，劉備稱帝，定都成都，國號漢，世稱蜀，建元章武。孫權一度于221年接受魏國封號，但229年，孫權也稱帝，定都建業(yè)(今南京)，國號吳。同時，蜀、吳恢復結盟，共抗曹魏。之后，南北之間雖然仍常有戰(zhàn)事，但總的來說，力量大體平衡，三足鼎立之勢維持了四十余年之久。三國建立后，政治均較為開明，采取了一系列恢復農業(yè)生產、促進經濟發(fā)展的舉措，國力得到了較大幅度提升，科技文化發(fā)展也比較迅速。

三國時期，魏蜀吳出于增強軍事實力考慮，一方面大力發(fā)展農業(yè)，另一方面加大開疆拓土力度。魏國實行了屯田、租調制，社會秩序趨于穩(wěn)定，生產恢復速度較快，水利、冶鐵、交通、商業(yè)得到不同程度發(fā)展。源于東漢的北方大族得到發(fā)展和加強，“九品中正制”的推行，更是強化了北方士族地位，這些士族在之后的西東晉、五胡十六國、北魏，甚至到隋唐依然發(fā)揮著或大或小的影響，源遠流長，不可絕斷。特別是司馬氏，是東漢以來的世家大族，司馬懿本人在曹魏時代屢立軍功。景初二年(238年)，他率軍平定公孫淵，使遼東歸入魏國。正始十年(249年)，發(fā)動高平陵政變，得以獨攬朝政，之后通過鎮(zhèn)壓毋丘儉和諸葛誕反抗，進一步鞏固了司馬氏的統(tǒng)治。此時，出現(xiàn)了原屬曹魏一派的、以阮籍和嵇康為首的“竹林七賢”等名士，開始由儒入玄，對司馬氏進行了消極反抗，之后他們之中的大部分陸續(xù)歸服于司馬氏，但他們開創(chuàng)的“魏晉名士”風度和玄學之風卻幾乎影響了整個三國兩晉南北朝的政治、文化，甚至對整個中國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

此時的蜀、吳兩國，一個向西南擴展、一個向東南進發(fā)，從中國歷史上看，加強與西南少數(shù)民族融合、開拓東南農業(yè)經濟均起了巨大作用。特別是孫權統(tǒng)治時，江東經濟有顯著發(fā)展，北人南來，山越族出居平地，勞動力增多。長江兩岸均設有屯田區(qū)，會稽郡農業(yè)生產尤其發(fā)達。歷代修建的浙東運河和江南運河在孫吳時發(fā)揮了重大作用。孫吳諸將以私兵隨孫氏累年征戰(zhàn)，孫吳又屢以國家佃客賜給功臣，從而形成了吳國武將世襲領兵的制度。同時，江南也出現(xiàn)了顧、陸、朱、張這樣世居高位的大族。在之后的東晉及南朝歷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在蜀、吳后期，國勢均日趨衰落。

公元263年，司馬氏帥魏軍滅蜀，蜀國歷二帝，共四十三年。兩年后(265年)司馬炎以接受禪讓為名，代魏為晉，史稱西晉。魏國歷五帝，共四十六年。公元280年，晉軍攻占建業(yè)，吳帝投降，吳國亡。吳國歷四帝，共五十二年。司馬氏以晉代魏，雖然為歷代史家文人詬病，但客觀上講，西晉的統(tǒng)一，結束了自東漢初平元年(190年)后出現(xiàn)的全國分裂局面，流離的人民得以安定，動蕩的社會得以喘息，至于誰家稱帝于百姓何干？

二、西晉的短暫統(tǒng)一

晉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平吳，統(tǒng)一南北，全國共有十九個州，一百七十三個郡、國，二百四十余萬戶。經過九十多年的戰(zhàn)亂，人口已不足東漢末年的一半。

西晉的政治、經濟、軍事措施，多沿襲曹魏舊章，雖加以改革，但總體變化不大，官員也多為舊人，故一脈相承，難以割裂，史家常常統(tǒng)稱為魏晉。政治方面，中央最高官職設有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尚書省長官有令、仆射，執(zhí)行皇帝詔命，統(tǒng)領百官，處理政務。令以外有時設總錄一人，或錄尚書六條事若干人。前者地位高于尚書令，后者地位與尚書令大致相當。尚書左丞掌監(jiān)察省內及群官。中書省的監(jiān)、令負責起草詔令。侍中侍從皇帝左右，以備顧問；尚書所奏文案如有不妥，侍中有權即加封駁。御史中丞和司隸校尉，負責糾彈不法和掌斷刑獄。選官用人機制仍沿用九品中正制。西晉官僚體制，對后世影響很大，中書省為歷代封建王朝所沿襲。法制方面，西晉改變了秦漢以來律令不分的狀況，把屬于行政規(guī)章制度的條文獨立成令，為后代所沿用。晉律篇目體系比較完備，而條文大為減少。不少律條的規(guī)定，起到了緩和社會各階級矛盾的作用，鞏固了中央政權?？梢哉f，晉律的影響大大超過了秦漢律法，不僅為之后隋唐至明清的法制起到了重要的參考藍本作用，而且其中的一些法律精神和律法結構體系，一起影響到近代。

晉武帝司馬炎即位后前期采取了寬和節(jié)儉的治國方針，繼續(xù)推行廢止典農官的政策，把曹魏以來的屯田民編入郡縣為自耕農，從而增加納稅人口；全國百姓的賦稅徭役負擔歸于一律，以方便政令的統(tǒng)一和中央集權的統(tǒng)治；同時沿用曹魏之制，丁男之戶交納實物，稱為調。戶依資財貧富為九等，調按戶等收取，九等平均定額，稱為九品混通之制。這種田租、戶調的名稱與方式一直沿用到唐朝。對吳蜀故地，則采取了區(qū)別對待的措施加以安撫，同時也對大族加強了防范。但在晉武帝后期，一反之前儉樸低調作風，反而變得驕侈淫逸，豪門貴族奢靡成風，競相攀比斗富，歷史上著名的石崇和王愷斗富的故事就出現(xiàn)在晉武帝末年。晉武帝不僅不加制止，還旁觀取樂。一時權貴階層強取豪奪、橫征暴斂、貪腐成性。天下百姓苦不堪言。

東漢末年，世家大族社會地位日隆，朝廷通過“征辟”方式選用官員時，世家大族占盡優(yōu)勢。曹操起兵之初，由于其宦官家族的出身，不為當時名士所尊重。世家大族出身的袁紹，在討曹檄文中稱其為“贅閹遺丑”，曹操不得已三發(fā)教令，提出“唯才是舉”的口號，從較低的社會階層中網(wǎng)羅人才。實際上，他對世族名士也是極力爭取。對此本書將另有篇章進行論述。從其子曹丕繼位以后，進一步向世家大族妥協(xié)。特別是在選人用人上，提出了“九品中正制”，士族出身的司馬氏建立西晉后，更加重視大族利益，出現(xiàn)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局面。東漢、三國以來，大族占有處于依附地位的人口，西晉進一步規(guī)定，高官顯爵按照官品高下占有田地，并第一次在全國范圍內以法令形式承認私家依附農民。高官可按照官品高低庇蔭親族，多者蔭九族，少者及三世，免除其租稅徭役負擔。為了耕種所占田地，還允許他們庇蔭勞動人手，作為佃客和衣食客。在占有大量土地和依附人口的基礎上，東漢、曹魏以來的世代高官而且累世襲土封爵的家族，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占據(jù)有特殊優(yōu)勢地位，形成門閥士族。

西晉中后期，社會矛盾日益突出。主要表現(xiàn)在三個方面：一是由于宮廷勢力內斗在選帝繼位方面出現(xiàn)重大問題，皇帝勢弱，皇后賈南風專權，引起“八王之亂”；二是到惠帝時，天災人禍并行，百姓背井離鄉(xiāng)，流離失所。各地方統(tǒng)治者不但不妥善安置，反而迫使他們還鄉(xiāng)，甚至濫加殘害，各地流民不斷反抗，多地發(fā)動起義；三是北方少數(shù)民族勢力不斷壯大，參與到了西晉內戰(zhàn)之中，最終演變化為“五胡亂華”，并最終顛覆西晉政權，西晉于愍帝鄴被殺(316年)后正式滅亡。西晉歷四帝，共41年。建武元年(317年)，司馬睿后稱王，次年即帝位，國號仍為晉，史稱東晉。而北方，陷入五胡十六國的大動亂時期。此處歷史背景，本書將在后面章節(jié)詳細進行論述。

三、東晉的偏安政權

西晉覆滅后，各少數(shù)民族競相建立政權，戰(zhàn)火連年。不少中原漢族人士紛紛南遷。“永嘉之亂”后，北方諸州人口通過幾批共有達九十萬人南渡，約占到當?shù)赝林牧种弧，槴e王司馬睿在大族王氏的策劃下，早在永嘉元年(307年)已出鎮(zhèn)建業(yè)，在長安淪陷后稱帝。

東晉政權在政治、經濟等政策制度上，基本沿襲了西晉的做法。與西晉不同的是，東晉王朝的建立，從一開始就大族緊密相依。從開始王氏大族在東晉建立初期發(fā)揮重要作用形成“王與馬共天下”的局面后，門閥制度已向門閥政治過渡，士族大戶在東晉的政治中發(fā)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王氏、庾氏、謝氏、桓氏相繼成為實際執(zhí)政者。而南方本土氏族，也在整個社會政治、軍事、經濟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一部東晉史，就是僑姓士族之間、僑姓士族與本土士族之間的斗爭及合作史。而北來的流民，在其各自的流民帥的帶領下，對東晉王朝特別在士族之間的爭斗中發(fā)揮著獨特的、微妙的作用和影響。司馬氏的皇權和正朔，隨著士族之間的斗爭和合作而飄搖起伏，但卻一直生死與共。當士族大戶勢微，并被下層族姓人士占據(jù)上風后，東晉的統(tǒng)治也告結束了。下層士族人士劉裕對內鎮(zhèn)壓孫恩、盧循起義，討平桓玄，外北伐滅南燕，西征平座譙縱，滅后秦，公元420年，取代東晉建立王朝，國號宋，史稱“劉宋”。東晉歷十一帝，共103年。在社會矛盾、民族矛盾嚴峻復雜的形勢下，已實屬奇跡。對東晉歷史，本書在后面也將專門論述。

四、混亂的五胡十六國

與東晉偏安江左基本同時期的，是北方的五胡十六國時代。十六國是指自西晉末年到北魏統(tǒng)一北方期間，各民族在北部境內建立的政權。東漢、三國時期，北方少數(shù)民族開始內遷中原，西晉末年，北方少數(shù)民族內遷步伐加快，“八王內亂”中，司馬諸王為加強自身實力，勾結少數(shù)民族勢力加入到他們的內戰(zhàn)之中，使得各少數(shù)民族之間的殺戮和仇恨日益加深，所以周一良等歷史學者曾說，與其說“五胡亂華”，不如說是“華亂五胡”。“八王之亂”中，司馬諸王紛紛被殺，西晉王權日趨凋零，這些參與內戰(zhàn)的少數(shù)民族政權逐漸在北方占據(jù)優(yōu)勢，最終導致了西晉的滅亡。西晉滅亡后，以匈奴、羯、鮮卑、羌、氐為主的少數(shù)民族，也包括留在北方的一些漢族勢力，在不同地域相繼成立了十六個國家，包括：前涼、后涼、南涼、西涼、北涼、前趙、后趙、前秦、后秦、西秦、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夏、成漢。前涼、后涼、南涼、西涼、北涼及西秦、夏，主要活動在西北一帶；前趙、后趙、前秦、后秦主要活動在河北、山西、河南、山東、陜西為主的中原一帶；源于東北鮮卑慕容氏(包括鮮卑化的漢人馮跋)相繼建立了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巴賨人雄在蜀地建立的成漢。其中，匈奴建立的政權有：北涼、前趙、夏。羯建立的政權有：后趙。鮮卑建立的政權有：南涼、西秦、前燕、后燕、南燕、北燕。羌建立的政權有：后秦。氐建立的政權有：后涼、前秦。漢族建立的政權有：前涼、西涼。其實，當時內遷并建立政權的少數(shù)民族還有不止以上所述，因存在時間太短或割據(jù)區(qū)域太小為史家忽略。但由此也可以看到當時北方的混亂和分裂程度。

下面簡要介紹十六國的情況。

前涼：由漢人張寔建立。其父張軌原為涼州刺史。314年張軌病死后，張寔襲位成為割據(jù)政權。345年，其子張駿稱涼王，設都姑臧(今甘肅武威)。統(tǒng)治范圍包括甘肅、寧夏西部及新疆大部，曾極盛一時。376年，前涼為前秦苻堅所滅。

后涼：氐族呂光所建。呂光本為西漢劉邦皇后呂雉的族人，同前秦苻堅是同族、同鄉(xiāng)。384年，受苻堅命討平西域。前秦瓦解后，呂光據(jù)有姑臧，386年稱大將軍，389年改稱三河王。統(tǒng)治范圍包括今甘肅西部和寧夏、青海、新疆一部分。403年被后秦所滅。

南涼：河西鮮卑禿發(fā)烏孤建立的政權。其王室姓拓跋。漢魏時已遷徙至河西。397年在今西寧稱王，后遷都青海樂都。414年降西秦。

西涼：漢族李暠所建。李暠是漢朝名將李廣的后裔，世為涼州大族。400年，自稱涼公，405年遷都酒泉。強盛時控制范圍包括今甘肅西部酒泉、敦煌一帶，西抵新疆蔥嶺。421年北涼所滅。西涼太祖李暠，被后來的唐朝皇室李氏和詩人李白、李商隱尊為先祖。

北涼：由匈奴支系盧水胡族首領沮渠蒙遜建立。也有一說是漢人段業(yè)所建。沮渠蒙遜原為后涼太守段業(yè)部將，后與沮渠男成勸說段業(yè)反涼。397年，段業(yè)自稱大都督、建康公，建都駱駝城(在今甘肅高臺南)，399年改稱涼王。401年沮渠男成謀反殺段業(yè)，412年遷都姑臧(今甘肅武威)。強盛時控制今甘肅、寧夏、新疆、青海一部分，是河西一帶最強大的勢力。439年，降北魏。

西秦：鮮卑乞伏國仁建立。乞伏國仁原為前秦將領。385年，在隴西稱大單于，又被前秦封為苑川王，定都士川(今甘肅榆中)，388年，其弟乞伏干歸立，稱河南王，遷都金城(今甘肅蘭州西)，407年，改稱秦王，又復遷都苑川(今甘肅榆中地區(qū))，控制甘肅西南部、青海部分地區(qū)，對于隴右地區(qū)經濟文化的發(fā)展及各民族融合，具有重要作用。431年，被夏國滅。

前趙：匈奴貴族劉曜所建。因其先祖在西漢時被賜姓劉，故以漢族正統(tǒng)自居。在“八王之亂”中較早地參與了西晉王室爭奪的混戰(zhàn)中，304年，劉淵起兵，自稱漢王，所建政權被稱為漢趙。定都平陽(今山西臨汾西北)，310年，其子劉聰繼位，316年滅西晉。318年，劉聰族弟劉曜自立皇帝，319年，徙都長安，改國號為趙。統(tǒng)治區(qū)域為陜西、山西、甘肅和河南部分。329年，被后趙石勒所滅。

后趙：羯族首領石勒建立。石勒原為劉淵部將，控制著今河北、山東等區(qū)域。319年，脫離前趙，自稱趙王，定都襄國(今河北邢臺)。329年滅前趙后稱帝。十分注意籠絡漢族士人，減輕租賦，發(fā)展農業(yè)，推選儒家教育，社會呈現(xiàn)難得的繁榮豐裕景象。強盛時統(tǒng)治區(qū)域包括今河北、河南、山西、山東、陜西以及江蘇、安徽、甘肅、遼寧部分地區(qū)。其石虎當政時社會矛盾開始尖銳，石虎養(yǎng)孫冉閔盡殺石氏子孫及羯胡，351年，后趙亡。

前秦：氐族人苻堅建立。350年，氏族人苻洪占據(jù)關中，稱三秦王。351年其子苻堅自稱大秦天王。352年，改稱皇帝，定都長安。苻堅在位期間，任用漢人王猛為相，起用許多漢族士人為官，推選儒家理念，勢力逐漸強大，先后消滅前燕、前涼及代國，統(tǒng)一了整個北方地區(qū)。強盛時疆域東至大海，西抵蔥嶺，南控江淮，北極大漠，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tǒng)一北方的少數(shù)民族政權。與東晉的淝水之戰(zhàn)，前秦慘敗，名存實亡。394年被后秦所滅。

后秦：羌族貴族姚萇建立。前秦淝水之戰(zhàn)兵敗后，原降于前秦的姚萇反叛，于384年自稱大將軍、萬年秦王。386年在長安稱帝，國號大秦。姚萇去世后，其子姚興繼位，打敗了前秦殘余勢力，滅前秦后，占領源西燕河東之地，又攻占東晉的洛陽，打敗西秦，攻滅后涼。后東晉劉裕進攻后秦，收復洛陽。后秦宗室開始骨肉相殘。417年，劉裕攻占長安，后秦亡。

前燕：鮮卑首領慕容皝建立。337年，慕容皝在龍城(今遼寧朝陽)稱帝。征服高句麗，消滅東北相關部落，成為當時東北地區(qū)最強大的政權。后遷都于薊(今北京西南)。強盛時統(tǒng)治區(qū)域包括河北、山東、山西、河南、安徽、江蘇、遼寧各地一部分。西接前秦，與東晉淮水為界。370年，前秦軍攻破鄴城，前燕亡。

后燕：也是鮮卑慕容諸燕之一，前燕慕容皝第五子慕容垂建立。前秦在淝水之戰(zhàn)大敗后，投降前秦的前燕首領慕容垂于384年自稱大將軍、燕王。386年，稱帝并定都中山。394年滅西燕，全盛時統(tǒng)治范圍包括河北、山東、山西、河南和遼寧的一部分。397年被北魏所滅。

南燕：鮮卑慕容諸燕之一，由慕容德建立。慕容德原是后燕宗親，后燕被北魏所滅后，后燕被截為南北兩部分。398年，慕容德于滑臺(今河南滑縣)建立，因相對在南故名南燕。400年，于廣固(今山東青州西北)稱帝。強盛時統(tǒng)治山東、河南、江蘇一部分。后被東晉劉裕滅。

北燕：鮮卑化的漢人馮跋建立。407年，馮跋滅后燕，擁立慕容云為天王，定都龍城(今遼寧朝陽)。409年，慕容云被部下所殺后，馮跋平定動亂后稱王。在位期間，注重發(fā)展農業(yè)生產，減輕人民稅賦，設立太學，重視教育，與柔然、契丹、東晉交好，維持了較長時間的穩(wěn)定和發(fā)展?？刂七|寧西南部及河北東北部。436年被北魏所滅。

夏：匈奴鐵弗部赫連勃勃建立。是匈奴人建立的最后一個政權。5世紀初，北方匈奴鐵弗部崛起，進入河套地區(qū)。407年，赫連勃勃稱王，定都統(tǒng)萬城(今陜西靖邊北白城子)，417年在長安稱帝。強盛時統(tǒng)治今寧夏、陜西、山西西南及內蒙古河套地區(qū)。為政殘暴嗜殺，關中人民深受其害。431年，夏國為北魏所滅。

成漢：巴賨族李雄建立。301年，巴賨族領袖李特在蜀地領導西北難民反抗晉朝統(tǒng)治。304年，其子李雄稱成都王。338年李壽改國號為漢，史稱成漢。強盛時控制今四川、云南、貴州一部分。347年東晉桓溫伐蜀時投降。

五、南北朝的對峙

南朝，依次是宋、齊、梁、陳。這中間除梁元帝以江陵作都3年外，其余的時間，南方各朝的京城始終建在建康(今江蘇南京)。劉宋(420—479年)是其中疆域最大、最強、統(tǒng)治年代最長的一個政權，歷4代8帝，共60年。南齊(479—502年)國祚短暫，只有24年，但由于爭殺頻繁，竟歷3代7帝，平均3年一帝，是中國歷史上帝王更換極快的一朝。梁代(502—557年)歷3代4帝，共56年，其中武帝蕭衍個人享國時間最久，幾近半個世紀。陳(557—589年)首尾共33年，歷3代5帝。南朝的歷史是門閥士族由盛而衰的歷史，南朝的皇權比較強大，門閥士族社會地位雖然高貴，卻已不能完全左右政局。隨著江南開發(fā)的不斷深入，土著漢人在政治上逐漸上升，步入官僚行列，為皇帝所倚重。從梁陳之際開始，南方內地的土豪，也成為割據(jù)的一方勢力。南朝各國皇族主要是士族或次級世族，因為在東晉末期之后，軍職大多由士族或次級士族等擔任。由于執(zhí)政者的努力，出現(xiàn)元嘉之治與永明之治等治世，使得國力富盛?；实凼塬@聲譽隆重的主流士族擁護，然而士族只想保有本身政治地位，并非全然支持皇室，皇帝也扶持寒門擔任軍職或次要官職以平衡政治勢力。皇室內部也因為爭奪皇位的斗爭，時常發(fā)生宗室血腥事件。由于戰(zhàn)略運用錯誤與北朝的興起，使得南弱北強，疆域漸漸南移。到南朝梁時為梁武帝改善，北魏六鎮(zhèn)之亂后，使南朝國力逐漸追上北朝。但在他晚年時，過度崇信佛教，國家承平日久，民眾不習戰(zhàn)事，侯景發(fā)動“侯景之亂”后，梁武帝死在臺城，部分蕭氏皇族為爭奪皇位而各自為戰(zhàn)，使南朝實力大減并四分五裂。由南方土著豪族取代。最后到南朝陳的陳文帝方完全統(tǒng)一南朝，但南朝陳國力已衰，只能依長江抵御北朝。

北朝，承繼五胡十六國，為胡漢融合的新興朝代，北朝依次是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北魏皇室多為鮮卑族。而鮮卑皇室也逐漸受到漢文化的熏陶，其中以北魏孝文帝的漢化運動最盛。北魏前期以平城為都，后來孝文帝大舉實行漢化，政治中心也遷徙到中原腹地洛陽。北魏初期，實行宗主督護制，從5世紀下半期開始，其漢化趨勢加快，開創(chuàng)了北魏黃金時代的正是北魏孝文帝元宏。孝文帝實行三長制，頒布均田制，遷都洛陽，推行了一系列改革鮮卑舊俗的措施。遷都后在三年間展開漢化運動，例如全用漢官官制、禁胡服胡語、推廣教育、改姓氏并同漢人世族通婚、禁止歸葬及度量衡采漢制，并頒詔宣布吸收漢族文化。孝文帝企圖通過限制自身文化，來達到與漢族融合的目的。通過孝文帝的一系列改革，使得漢族的先進文化及先進的政治制度完全融入了北魏的統(tǒng)治中，中國的北方已經開始進入了各民族融合的重要時期。然而，雖然南遷的鮮卑人提升了文化素質，但使得暮氣重重的鮮卑貴族趨向奢侈及文弱。而后孝文帝在多次南征南朝皆無功而返。至于留在北方六鎮(zhèn)的鮮卑貴族由于不愿南遷，逐漸不受洛陽朝廷重視而失勢，這使得北魏內部分裂成鮮卑化與漢化兩大集團，成為日后六鎮(zhèn)民變的原因之一。494年太子元恂意圖北返平城，孝文帝得知后廢太子并賜死。保守派穆泰、陸叡于平城擁王兵變，后被鎮(zhèn)壓，孝文帝還親自北巡安撫。孝文帝死后，北魏開始走入下坡。由于北方的柔然牽制北魏，使得北魏難以用全力攻入南朝，直到較親北朝的突厥取代柔然后才較安定。北魏后期政治逐漸敗壞，六鎮(zhèn)民變后國力大衰。最后分裂成東魏及西魏，并分別由北齊及北周取代。北齊的核心主要為六鎮(zhèn)流民及關東世族，其軍力比較強盛。由于其源頭六鎮(zhèn)流民偏向鮮卑化，使得北齊主要提倡鮮卑文化。北周在立國時鮮卑軍不如北齊多，政治地位也不如北齊及南朝梁，所以建立關中本位政策，融合鮮卑及漢文化以消除胡漢隔閡。最后北周形成團結的關隴胡漢集團，得以攻滅因政治混亂而衰退的北齊，而漢族也逐漸成為北周軍隊的主力之一。周武帝去世后，劉昉、鄭譯矯詔以楊堅總知中外兵馬事，入朝輔政。

大定元年(581年)二月，北周靜帝禪讓帝位于楊堅，即隋文帝，建立隋朝。于開皇九年下詔滅南朝陳，南北朝正式退出歷史舞臺。

第二節(jié)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歷史特點

縱觀三國兩晉南北朝近400年的歷史，除了眾所周知的“亂世”外，其特色和個性十分鮮明。

首先，這是一個民族大融合時期。這種融合開始于三國，繼十六國時期后，北魏時期的融合達到巔峰。三國時期，魏、蜀、吳三個國家分別向北、西南、東南縱深發(fā)展，采取了一系列少數(shù)民族政策，和平融合是主流。到十六國時期，十六國在根源上與漢民族及漢族政權大多都緊密相連。像前涼、西涼、后涼、北燕、成漢本身就是漢族所建或與漢族關系密切外，一些少數(shù)民族，南遷較早，受漢文化影響很深，如匈奴劉淵父子、鮮卑慕容氏家族、前秦苻氏、后秦姚氏等，從小接受了完整的儒家教育，本身的漢文化水平很高，建立政權后，學習漢制進行改革，起用了北方士人加入政權管理。后趙石勒，雖然本身漢文化程度不高，但對漢文化卻十分向往和崇拜，為政期間，全面學習漢制，任用漢族士人。留在北方的漢族大戶，在少數(shù)民族政權中也發(fā)揮了重要作用，甚至在東晉玄學興盛的情況下，北方政權中留下了許多儒家烙印，為政更加務實。雖然北方群雄紛爭、戰(zhàn)亂不斷，但一些政權也保持相對強盛，如前趙、后趙、前秦、前燕等。從漢民族的正統(tǒng)地位來講，后世歷代對東晉偏安江南、固守自全的保守政策多有詬病，東晉時對是否北伐也分兩派，特別是本書主人公王羲之在不同時期也存在不同政見。這些主張和觀點，必須放在當時的歷史大背景下進行分析和討論，而不能一概冠之激進派和保守派的帽子。本文對此在后文有專門論述。

特別應當強調的是，當時少數(shù)民族政權與漢族政權，并非中華民族與外族他國的矛盾，而是內部民族之間的矛盾，而且其中的一些斗爭，用民族矛盾是難以概括的。其中的不少政權，很早地已與漢民族融合，參與到了漢民族，特別是西晉諸王之間的權力爭奪之中，一些政權與之后建立的東晉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有合作者，有對抗者，是西晉末年政治權力斗爭的部分延伸。所以說，各政權之間的矛盾，有民族矛盾，有社會矛盾，也有權力之爭。當時戰(zhàn)爭頻仍，社會動蕩，百姓流離，但客觀上講，十六國特別是之后的北魏時期，是中華民族融合最廣泛、最深入的一次，在中國民族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到隋唐時期，這些民族基本已消亡，或依附漢族存在，與漢族緊密不可分離。更有意思的一個現(xiàn)象是，從軍事上說，漢族是戰(zhàn)敗方，已被少數(shù)民族政權驅趕至江淮以南，但其中的一些少數(shù)民族領袖，卻能看清自身不足，克服了內部許多保守派的壓力，主動向漢文化學習，雖然也有歧視漢族士人、實行胡漢分治的制度和行為，但其能夠放下勝利者的優(yōu)勢姿態(tài)和狹隘的民族主義，其胸懷和氣魄是值得我們今人學習和深思的。從另一方面講，當時的漢文化是何其興盛和先進，值得戰(zhàn)爭的勝利者崇拜和學習？！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根本是什么，歸根到底說還是形而上的文化，以及在此前提和背景下的政治制度、經濟政策、軍事戰(zhàn)略等。如果放棄文化這個根本，只在形而下的層面上進行努力，最終還是難以持久和興盛。

在我們注意到胡族漢化的同時，必須應該看到，這也是漢族胡化的一個過程，雖然這是矛盾的次要方面，但五胡的飲食、服飾、建筑、藝術等，特別是尚武精神，對漢民族也產生了很大影響。在兩晉士族重文輕武、崇玄務虛的情況下，少數(shù)民族的尚武精神，無疑是對漢文化的強烈刺激，一定程度上促進中華民族保持了警醒的民族精神，也為之后隋唐的文治武功奠定了堅實基礎，在中華民族的文化中留下了雄渾蒼茫、開闊大氣的印跡。而民族斗爭和交融中碰撞出的火花，也讓這個時代的文化顯得豐富多彩、絢麗多姿，深刻地影響了之后的整個華夏文明。

其次，人口的大規(guī)模流動產生了深遠影響。這個歷史時期，是中國歷史上人口流動規(guī)模最大、最頻繁的一個時期。造成人口流動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北方的長期戰(zhàn)亂和動蕩，大批難民外逃避禍；二是少數(shù)民族統(tǒng)治者為了控制人口，憑借武力強行遷徙。這種大規(guī)模的人口流動，不僅在當時引發(fā)了一系列社會現(xiàn)象，在中國歷史上也產生深遠影響。陳寅恪先生甚至認為，“兩晉南北朝三百年來的大變動，可以說就是由人口的大流動、大遷徙問題引起的”。

從全國范圍來看，當時北方人民避難遷徙的方向主要是：東北、西北、南方。自西晉末年“八王之亂”后，人口便開始流動；而北方人民的大規(guī)模流動，始于劉淵起兵，特別是永嘉七年洛陽陷落之后。流向東北的一支，奔托于鮮卑慕容政權之下；流向西北的一支，歸依于涼州張軌領域；流向南方的一支，寄居于原孫吳的故土。當時流向東北和西北的北方漢族，除庶民百姓外，也有不少士族階層，但以中下士族階層為主。這些流民帶來了充足的人力和技術，五涼及慕容諸燕，從這些人中選拔了很多人才輔佐政權?？梢哉f，流民對東北和西北的漢化與經濟文化的發(fā)展，均起到了重要作用。至于北人南來避難，可以分為兩條路線，一至長江上游，一到長江下游。雖然南來階層也各不相同，但其中卻包含了以西晉皇室及公卿士大夫等上層階級。對北人南來情況本書后文將專門介紹。

少數(shù)民族政權強徙各族人民，也始于永嘉之亂。少數(shù)民族統(tǒng)治者為加強統(tǒng)治、發(fā)展經濟，往往以武力將其統(tǒng)治范圍內的人民，強行遷入政治中心地帶，以便控制和役使，“虛其心腹，以實畿甸”；而當這個少數(shù)民族政權發(fā)生混亂，失去控制力或滅亡后，被遷徙的人民又往往回遷。這里不僅包括漢族人員，也包括了許多少數(shù)民族人民。每次強徙少則幾萬，多則幾十萬、上百萬。其中，在前趙劉聰、后趙石虎、前秦苻堅時期最甚?？陀^上講促進了民族間的了解和融合，但對于各族人民而言，都是一種巨大災難，“道路交錯，互相殺掠，且饑疫死亡，其能達者十有二三”。漢人能逃的都逃難了，不能遠離本土的，大多糾合宗族鄉(xiāng)黨，屯聚堡塢，據(jù)險自守，形成了中國古代特有的塢堡和鄉(xiāng)黨現(xiàn)象。后來在東晉歷史上產生了重大影響的祖逖、蘇峻、庾氏均曾結塢自守；王羲之的岳父、東晉初期重要的歷史人物郗鑒，就是著名嶧山塢的塢主。而陶淵明的名篇《桃花源記》也取材于此。

最后，是各階層社會地位的起伏變化。在一個長期穩(wěn)定的封建王朝，經過多次的權力斗爭，既得利益群體逐步形成，社會階級或階層將漸趨穩(wěn)定，不同等級之間的壁壘將越來越難以打破，這種情況一方面有利于社會的穩(wěn)定，特別是皇權的鞏固，但另一方面也使社會發(fā)展動力減弱，國家制度、思想趨于保守，從而很大程度造成社會的停滯，甚至倒退。而人性的貪婪，注定既得利益群體借助于已有優(yōu)勢進行權力和權利的擴大，從而打破舊有的社會平衡，激起新的社會矛盾，進而出現(xiàn)重組利益格局的社會心理和行為，反抗和暴動必然發(fā)生。

兩漢經過300多年強大王權的統(tǒng)治，在東漢末年外戚和宦官雖然交替把持朝政，但畢竟缺乏根深蒂固的社會勢力，在政權斗爭更迭中煙消云散。而士族大戶卻作為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特有的一個社會形態(tài)成為影響時局變化的重要力量。陳寅恪先生對這一歷史階段的社會階級進行了深入分析和論述。三國時期，本已是草根的劉備披上了皇叔的外衣；孫氏入東吳后馬上與當?shù)睾雷褰Y成聯(lián)盟，而江左豪族也在孫吳政權的庇護下快速發(fā)展，成為東晉時期的重要力量；曹操出身宦官家庭，為當時以袁紹為首的士族大戶所不齒，不得已打出了“唯才是舉”的政治口號，實際上也極力拉攏豪門貴族，到其子曹丕時期，已完全向士族大戶妥協(xié)。兩晉本是大士族出身的司馬氏建立，到東晉時形成了司馬氏與王、謝、庾、桓共有天下的局面，由門閥制度進而發(fā)展為門閥政治，士族地位上升到空前高度。在十六國和北魏代表的北朝時期，雖然是少數(shù)民族建立的政權，但北方漢族大戶因其社會影響、文化傳承、人才儲備方面的優(yōu)勢被當權者所倚重，雖然也有被歧視，甚至幾近被滅門的情況，但他們在北方政權中發(fā)揮的重要作用難以忽視。南朝均是中下士族或出身寒素的人士建立，士族大戶的政治地位已每況愈下，但也均給予了較高優(yōu)待。士族大戶雖然作為上層階級長期存在于三國兩晉南北朝的歷史中，其中的微妙變化應引起我們注意。一是士族之間的斗爭。如東晉時期王、謝、庾、桓之間的權力之爭；如同一時期僑姓氏族與江左原有氏族大戶的權利之爭。二是新舊士族之間的斗爭，如寒素出身的陶侃發(fā)展為上層一流士族后與王、謝、庾、桓的合作和斗爭。三是不同階層之間的斗爭，如曹操早年與袁紹的對抗，如郗鑒、蘇峻等中下士族作為流民帥與上層士族的合作和斗爭，如以劉裕為代表的中下士族對皇權及上層士族的反抗和顛覆。而在少數(shù)民族統(tǒng)治的北方地區(qū)，漢族大戶雖然影響很大，但也只是少數(shù)民族政權的搭配，無法成為權勢的主流。因此到南北朝末年，士族的影響和地位已大大下降，在很大程度上也為隋唐的建立和強盛掃清了掣肘。

縱觀整個三國兩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的“亂世”，近400年的時間里，充滿了殺戮、陰險和動蕩。但同時也是一個南北交流、民族融合、社會階層不斷變化、各類勢力重新整合的大時代。與漢、唐這樣成熟的封建王朝不同的是，這個時代沒有特別強大而長久的政權、沒有官方思想權威的束縛、沒有在封建體制下的刻板和僵化，“非主流”的許多新鮮事物地不斷涌現(xiàn)反而成為時代的主流，一切充滿變數(shù)，一切充滿活力，雖然其中包含了太多的血腥和苦痛，但在中國近三千年的封建統(tǒng)治中，生命的勃勃生機反而讓這個時代更加引人注目。對隋唐，乃至整個中華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作為本書主題，文化發(fā)展在這一時期呈現(xiàn)出的驚人活力和卓越成果值得我們分外關注。

第三節(jié)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化與生活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科學文化史上承前啟后的重要發(fā)展階段。這一時期的文化，繼承了前代的文化成就，又進行了有意義的改革和創(chuàng)新，從而為隋唐文化的繁盛昌明提供了新的發(fā)展基礎。在科學技術領域方面，數(shù)學、天文學、農學、醫(yī)藥學、冶鑄、地理學和機械制造等方面，都出現(xiàn)了許多有突出成就的代表人物，他們的創(chuàng)造和發(fā)明，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哲學、文學、史學、書法、繪畫和雕刻方面，名家輩出，有許多重要作品問世并流傳至今，特別是這一時期的文化藝術內容極其豐富，開啟了歷史性的新風氣。因本書主要圍繞王羲之展開，故在此部分一并介紹一下當時文化生活中的相關事物。

一、科學技術穩(wěn)步發(fā)展

這一時期科學技術領域的成就嚴格講不算太大，這在一定程度上與社會動蕩不安有很大關系。但因為幾個偉大人物的出現(xiàn)，讓后世永遠地記住了這個時代。

數(shù)學、天文歷史方面，有兩個著名人物，一個是劉徽，另一個是祖沖之。三國時的劉徽，撰有《九章算術注》和《海島算經》。他在《九章算術注》中，運用極限理論，提出了計算圓周率的正確方法。其后南朝宋、齊人祖沖之，精確算出圓周率為3.1415926～3.1415927，這一成果比歐洲早近1000年，20世紀50年代，日本數(shù)學家三上義夫建議把圓周率改為“祖率”，著有《綴術》等書，對數(shù)學的發(fā)展做出了杰出的貢獻。《綴術》有六卷。是隋、唐、五代時期研究數(shù)學必讀的著作。在唐代，國家辦的學校設置明算科，《綴術》列為數(shù)學教科書，并規(guī)定四年學完。中世紀的日本和朝鮮，也采用它作教材。這部書是當時數(shù)學領域的最高成就，可惜后來“學官不能究期深奧”，遭到遺棄，在宋朝失傳了。他重編了一本歷法，叫《大明歷》，運用歲差原理，測出一回歸年的時間，與現(xiàn)代科學測定的數(shù)字只差50秒；還以十萬分之一的誤差計算出了“交點月”的數(shù)字；即兩年冬至點之間的時間是365.24281481日。他發(fā)明的“千里船”，據(jù)說能日行百里，據(jù)史載，具有“百屈不回，未嘗移變”“圓不窮而司方如一”的功能，但后來失傳。

農業(yè)科學方面，出現(xiàn)了中國古代最杰出的農學家——北朝賈思勰，他撰寫的《齊民要術》，是我國現(xiàn)存的一部最早最完整的農書，也是世界農學史上的優(yōu)秀著作之一。他在自序中談到，在編寫《齊民要術》時，曾“采捃經傳，爰及歌謠，詢之老成，驗之行時”，廣泛參考前人的有關著作，大量搜集民間流傳的歌謠和諺語，訪問有經驗的老農，自己還親身體會生產實踐。全書近20萬字，內容極為豐富，“起自耕農，終于酰醢，資生之業(yè)，靡不畢書”。它涉及農、林、牧、副、漁的生產經驗，給后世留下極其寶貴的資料?！洱R民要術》在世界生物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如對人工選種、人工雜交、定向培育等原理，作了初步的揭示。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就受過《齊民要術》的啟迪。

地理方面。西晉的裴秀，作為中國古代杰出的地圖學家，他繪制出了《禹貢地域圖》，并提出了繪制地圖的原則。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的《水經注》，是一部歷史、地理、文學價值都很高的綜合性地理著作，文筆雄拔俊秀，既是古代地理名著，又是山水文學的優(yōu)秀作品。

醫(yī)學方面。三國時出了被后世景仰的名醫(yī)華佗。西晉初醫(yī)學家王叔，對當時已失散的東漢名醫(yī)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進行輯集，整理成《金匱要略》和《傷寒論》，使《傷寒雜病論》這部醫(yī)學文獻大部內容都得以保存下來。他的《脈經》十卷，使古代脈學系統(tǒng)化，是我國現(xiàn)存的第一部脈學專著，奠定了中醫(yī)脈學診斷的基礎。東晉的煉丹家和醫(yī)學家葛洪，他寫的《抱樸子》，對醫(yī)藥學、化學的發(fā)展和火藥的發(fā)明，都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說：“整個化學最重要的根源之一(即使不是唯一最重要的根源)，是地地道道從中國傳出去的?！备鸷閷懥瞬簧籴t(yī)書，其中《肘后備急方》最有實用價值，它內容豐富，如對肺結核、恙蟲病均有記載，還作了我國關于天花病及其防治等情況的最早記載。南朝梁時著名醫(yī)藥學家陶弘景，收集藥物730多種，這些藥物的標準分類法，在一千多年內，一直沿用和不斷充實。他又對葛洪寫的《肘后備急方》加以增補，寫了《肘后百一方》，使它更加完備。

二、哲學宗教異彩紛呈

三國兩晉南北朝，是我國歷史上哲學宗教發(fā)展的重要時期，如果說春秋戰(zhàn)國通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完成我國本土哲學思想領域巔峰構建的話，三國兩晉南北朝則開了本土與外來哲學思想交融并存的先河，并最終形成了我國傳統(tǒng)文化中儒、釋、道合一的特質。

儒家之學仍是社會學術主流。自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被漢武帝采納后，儒家學說成為兩漢為政的圭臬，以至于形成了西漢煩瑣章句和東漢讖緯迷信的經學，到三國時已開始衰落。但對儒家經典的研究卻并未中斷。西晉流行鄭玄注，東晉流行王肅注。后代傳習的《左傳》杜預集解、《谷梁傳》范寧集解和《爾雅》郭璞注，均出于晉人之手。荀勖繼承了劉向以來的圖書目錄之學，改變圖書七種分類為經、史、子、集四大類。晉代史學成就顯著，如西晉陳壽的《三國志》、東晉干寶的《晉紀》、孫盛的《晉陽秋》、常璩的《華陽國志》等。值得一提的是，此時的士族大戶，雖然將注意力轉向玄學，但其大多祖輩即是儒家資深門徒，雖口頭上、行為上“玄化”，但骨子里無一不是緊依儒學的封建士大夫。

黃老道家學說開始分化，一支變?yōu)椤靶W”，一支變成中國本土宗教——道教。魏晉時期，一些士大夫為了逃避現(xiàn)實，崇尚空談，標榜虛無玄遠，名為“清談”，用老莊思想解釋儒家易經，奉儒家的《周易》、道家的《老子》《莊子》為經典，稱為“三玄”。出現(xiàn)了以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賢”為代表的清談名家，一時士大夫爭相加入，蔚然成風，甚至許多以儒為本的士族大戶開始“改儒入玄”。道教作為宗教源于東漢，張陵創(chuàng)立，實際上與道家學說關系并不大，而是和求仙求長生不老及民間巫術緊密相關。初時，凡入道者要繳納五斗米，俗稱“五斗米道”，因他的徒弟們尊稱他為天師，故又名“天師道”。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影響很大，許多士大夫也深受其影響，瑯玡王氏也與其很有淵源。東晉葛洪結合儒家思想改造道教，宣揚采藥煉丹，長生不老，道教變成為封建統(tǒng)治服務的宗教。前文所談的葛洪，不僅是一位醫(yī)學家，更是一位道教理論家、煉丹家，蕭梁時，道教經典增多，陶弘景吸收佛教教義和封建等級觀念，豐富了道教教義，建立起道教的神仙體系。

佛教開始盛行。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教義為窮苦百姓找到了一條精神解脫的道路，也適合統(tǒng)治者加強思想控制的需要，因而迅速傳播，當時出現(xiàn)許多名僧，如法顯、佛圖澄、道安、慧遠、僧肇等。在皇室和士族大戶的大力倡導下，佛道在此時廣泛傳播，一時興盛異常。與佛教盛行同步的是反佛潮流和滅佛事件。著名學者范縝在《神滅論》一文中，針對佛教宣揚的形神分離，形亡而神不滅的觀點，提出人的精神和形體是統(tǒng)一的，形體存在，精神就存在，形體死亡，精神也就消失?！渡駵缯摗返姆捶鹚枷?，是對我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的重大發(fā)展。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從加強統(tǒng)治出發(fā)，曾先后兩次滅佛。北周武帝利用滅佛增加勞動人手和財政收入，有利于社會生產的發(fā)展，但焚燒佛經，搗毀佛像，也使佛教文化遭受損失。

因哲學宗教涉及士族群體極大，影響深遠，本書對此將單獨論述。

三、文學藝術大放光彩

魏晉南北朝的文學，具有承上啟下的特點，詩歌完成了古詩從四言、五言，騷體到七言詩的過渡，涌現(xiàn)了一批杰出詩人。以曹操父子為代表的“建安七子”，以所見所聞及親身經歷，寫出的詩賦，史稱“建安文學”，出現(xiàn)了以曹操的《篙里行》、王粲的《七哀詩》和蔡文姬的《悲憤詩》為代表的偉大作品。東晉末年，出現(xiàn)偉大的詩人陶淵明，以《歸園田居》、《桃花源詩》等為代表的詩作清新自然，風格樸實恬淡，成為我國“田園詩”流派的開山之祖。另外，魏晉南北朝時期，山水詩開始興盛，謝靈運的《登池上樓》，是山水文學的代表作；與謝靈運同時代的鮑照的代表作有《擬行路難》等，對后世影響較大。南北朝時期，一種新的樂府詩即民歌大為盛行，南方民歌的代表作有《采桑度》等，北方民歌最有名的是《敕勒歌》《木蘭辭》等。

藝術方面。繪畫藝術成就顯著。魏晉南北朝的繪畫，往往帶有宗教色彩，三國時的曹不興是我國佛像畫的始祖，東晉顧愷之是這一時期最著名的畫家，代表作有《女史箴圖》《洛神賦圖》等。魏晉以后，因佛教廣泛傳播而修造的石窟寺遍布南北各地，山西大同的云岡石窟，河南洛陽的龍門石窟等，后來成為聞名世界的藝術寶庫。音樂與舞蹈藝術方面，直接從西域引進了《龜茲樂》《疏勒樂》《康國樂》，異域傳來的《天竺樂》《扶南樂》《高麗樂》等，也很流行，舞蹈在這一時期帶有明顯的民族融合色彩，有名的舞是《大面》和《城舞》，《大面》又稱《蘭陵王入陣曲》，對后世戲劇的發(fā)展有一定影響。特別需要介紹的是，這一時期書法藝術的形成與發(fā)展。東漢末年，書法成為一種藝術，著名學者蔡邕是當時有名的書法家。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書法顯現(xiàn)三大特點，一是書體漸趨完備，楷、行書正式出現(xiàn)并發(fā)展勢頭迅猛；二是出現(xiàn)了以士族組成的龐大的書法家群體，書法成為名流們競技的重要手段；三是書法真正由實用向藝術轉變，成為士大夫表情達意的文化形式，以“韻”為勝的審美標準影響了之后一千多年的書法發(fā)展走向。特別應該關注的是鐘繇一脈，鐘繇開始把字體由隸書轉化為楷書，這是漢字書法的一種進步。東晉女書法家衛(wèi)鑠，世稱衛(wèi)夫人，她師從鐘繇，得其真?zhèn)?。王羲之曾隨衛(wèi)夫人學習書法，王羲之之妻郗璇，也是一位書法家。當然，這一時期書法史上最大事件就是，出現(xiàn)了本書主人公、東晉大書法家王羲之，世稱“書圣”，代表作有《蘭亭序》《黃庭經》等。其子王獻之書法造詣也極高，與王羲之合稱“二王”。北魏時期，北魏碑志藝術最有代表性，人們習稱這種書體“魏碑”，《龍門二十品》是魏碑書法藝術的精品。關于書法本書在后面章節(jié)將詳細論述。

四、與文化生活相關諸象——“衣食住行”與“文房四寶”

酒及茶。中國歷史上因酒作詩的人無數(shù)，而為酒作賦的人卻不多，但作者文學史上地位卻極高，一是西漢揚雄，二是三國曹植，同作《酒賦》，可見酒在中國文化中的獨特地位。三國兩晉南北朝時，常稱酒為“浮蟻”，《齊民要術》對該酒的釀造方法作了詳細的描述。西晉詩人張協(xié)描繪了一個可以提供該酒的宴會：“乃有荊南烏程，豫北竹葉。浮蟻星沸，飛華萍接。玄石嘗其味，儀氏進其法。傾罍(léi)一朝，可以流湎千日。”陶潛在他的一首《擬挽歌辭》中有以下兩句：“春醪生浮蟻，何時更能嘗?！彼胂笠粋€死者在死后是否仍能喝上一杯酒。張協(xié)賦中的“玄石”，指有名的酒徒劉玄石。有一次劉到酒肆中喝了一杯“千日醉”，一回家就酒醉不醒，家人誤以為他已死，就把他埋葬了。三年后，酒肆的主人去拜會劉玄石，希望看到他已從千日醉中醒來。劉的家人剛把墳墓挖開，劉就醒了，口鼻間仍有酒氣。當時在中國漢地，大多數(shù)酒精飲料是由谷物釀制的。西漢時期的探險家張騫從西域引入葡萄。最早贊美葡萄及葡萄酒的是魏文帝曹丕，他曾作文：“中國珍果甚多，且復為說蒲萄……又釀以為酒，甘于鞠蘗，善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涎咽唾，況親食之邪！他方之果，寧有匹之者。”曹孟德更是詠出了“何以解憂，唯有杜康”的名篇；本文主人公王羲之，若無“流觴曲水”之風流雅集，估計也難出《蘭亭序》這“天下第一行書”。三國兩晉南北朝時，農業(yè)不發(fā)達，糧食供應不足，天災不斷，戰(zhàn)火連天，酒是奢侈品，基本只供士大夫飲樂，特別是在這個時代，酒基本是文化士大夫的專供和標簽，故許多著名的歷史典故、詩歌品作、名士韻民事均與酒相關，這不得不引起我們的關注。茶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開始盛行于南方，名其為“茗”或“荈”(chuǎn)。在朝廷人們把它作為酒的替代物來飲用。茶完全是南方人的飲品，北方人并不飲用。例如東晉時一剛剛南來的北方人，對丞相王導端來的茶感到不知所措。他假裝很精通地問道：“此為茶為茗？”當注意到人們用奇怪的眼神看著他時，他馬上申明說：“問問飲為熱為冷耳?！?/p>

食。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飲食文化與秦漢時期雖然一脈相承，但由于這一時期中國各民族的大交流、大融合，在烹飪飲食上，各民族把自己的飲食習慣、特點都帶到中原地區(qū)，是引入新食物、新烹飪方法的重要時期。上層士族對飲食非常講究，都很善識美味，飲宴取樂已成為士族大戶的日常生活方式。許多文人更是對美食有相當深入的研究，陶潛曾言“好味止園葵”，謝靈運更是將食物的充足與理致的和諧等同起來，“理取足于滿腹”。大畫家顧愷之以食甘蔗時由尾到本的習慣聞名，“人問所以，云：‘漸至佳境。’”顧愷之回答時所用的四字短語精確地把握住了中國傳統(tǒng)飲食觀念的核心。此時，也出現(xiàn)了氐族苻朗這樣的美食家?！洱R民要術》中還專門記載了“魚鲊”等美食的制作方法?？梢哉f，正是從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開始，中國廚藝成為一門精彩的藝術。

家居。這個時期，北方和西方民族的內遷和佛教的普及，都對家具的發(fā)展產生了重大影響。中國建筑從此時開始發(fā)生了最顯著的變化，首先在于起居方式及室內空間方面，即從漢以前席地跪坐，空間相應較為低矮，逐漸改為西域“胡俗”的垂足而坐，高足式家具興起，高型坐具如凳、筌蹄、胡床和椅子等開始出現(xiàn)，室內空間也隨之增高。這一趨勢從魏晉南北朝開始，對以后的影響越來越大。佛教在這一時期漸趨普及，也對家具產生了一定影響，主要體現(xiàn)在如“壸門”的出現(xiàn)和蓮花紋等裝飾紋樣的使用。關于凳子的最早記載，可見《晉書·王羲之傳》：“魏時凌云殿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橙書之。”所謂“橙”就是凳子，因其較高，故稱“懸橙”，可站在上面書寫榜額。當時凳子的形象可見于敦煌莫高窟北魏第257窟壁畫。椅子出現(xiàn)較晚。這一時期僅有極少的信息，一是斯坦因在新疆尼雅遺址發(fā)現(xiàn)的一把木椅，時間大約相當于我國的晉代，其造型和裝飾風格全是犍陀羅式。這是一件商旅帶入我國的家具。另一例是敦煌莫高窟第285窟壁畫“山林仙人”所坐的一把椅子，與佛教活動有關，可說是最早見到的禪椅，仙人在上盤腿結跏趺坐，與垂足坐不同。這個時期仍以席地而坐為主，故憑具仍有發(fā)展。憑幾除大量為直形外，在長江流域的下游又發(fā)展了有較大改進的弧形憑幾，文物考古工作中有相當數(shù)量出土，多陶質，說明在這個區(qū)域相當普遍。安徽馬鞍山三國吳朱然墓出土的褐漆曲形憑幾，是迄今見到的最早一例實用憑具，幾面弧形，三足作獸蹄狀，造型很有代表性。通體褐色，樸素無華，也就是后世所稱之烏皮隱幾。南齊謝脁還寫過一首詠烏皮隱幾的詩?！侗饼R校書圖》繪有一座壸門式大榻，榻座立面有壸門，正面四個、側面兩個或三個。榻上坐四人，并擺放筆、硯、盂和投壺。按榻的面積，還可再多容數(shù)人。這是在漢代榻的基礎上發(fā)展出來的新家具。在大榻上仍是席榻而坐，只在榻邊垂足。唐代仍應用此種大榻，同時將此發(fā)展為大型桌子。從對家具的考證來看，這個時期仍以席地而坐為主，故書法的書寫習慣與唐之后大不相同，特別是在日常手札等的書寫中，仍是采用秦漢左手持卷，右手懸筆而書的姿勢，這在很大程度影響了這個時代迥異于后世的書風。

服飾。漢末以后，頻仍的戰(zhàn)爭使社會財力日顯艱困，兩漢冠服制度已難以維持。以往的冠帽，此時已多用后來文人沿用的幅巾代替。但有官職的男子還是戴小冠子，而冠上加紗帽的稱漆紗籠冠，后傳到民間，且男女通用。這個時代最大特點是少數(shù)民族服飾的“漢化”和漢族特別是下層人民為方便日常生產勞作在服飾上的“胡化”。這里，重點介紹一下此時士族文人的服飾。受“玄學”思想影響日深，開始寬衣大袖、散發(fā)袒胸，以示對禮教束縛的突破；“褒衣博帶”成為魏晉世俗之尚。魯迅先生在其《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一文中提出自己對此獨特的見解，先生認為，魏晉名士多服用“五石散”，此藥吃后全身發(fā)燒，皮膚易于磨破，故不能穿窄衣，非穿寬大的衣服不可，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襪而穿屐。一班名人都吃藥，穿的衣都寬大，于是不吃藥的以為其輕裘緩帶、十分高逸，也跟著名人，把衣服寬大起來了！“所以我們看晉人的畫像和那時的文章，見他衣服寬大，不鞋而屐，以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飄逸的了，其實他心里都是很苦的?！毕壬恼撌雎詭追衷溨C，也算是對與先生同時期“假文人”“假名士”的一種諷喻吧！

語音。三國及西晉時期，中原河南特別是洛陽方言，被稱為“河洛雅言”，是當時官方用語。之后，北方經過了十六國、北魏、東魏、北齊、北周等歷代少數(shù)民族的統(tǒng)治，胡漢雜居，在長期民族交流和融合中，這些少數(shù)民族的語言也被漢化，最終“河洛雅言”取代胡狄語成為北方的共同標準用語。在南方，隨著西晉末年大批北人南渡，也將“河洛雅言”廣布于江淮大地。后經南朝四代吳語的浸染，中原雅言已“南染吳越”，成為一種新雅音，稱為“金陵雅言”或“南方雅言”，有人稱其為“南音”“吳音”。對日本語音影響甚大。梁朝顧野王的《玉篇》之音系，是流傳至今最古老、最完整的雅音體系，故在漢語語音史中均以其作為中國中古語音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東晉初年，由于南遷士庶中皇族和文化士族很多，屬當時中華文化的“正朔”，南方氏族在文化上自卑和謙慬之心甚重，故“河洛雅言”仍是官方用語，無論南北，士族均以使用“河洛雅言”自豪，南方當?shù)卣Z音只是下層人民用語，氏族所不齒。東晉王導為拉攏南方大族，偶用“吳語”，被南方士人所重。

紙。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造紙技術比漢代已有明顯進步。現(xiàn)在對出土漢紙和三國兩晉南北朝紙進行檢驗，漢紙白度差，表面不甚平滑，結構不緊，紙面上纖維束較多，纖維帚化度低，簾紋不顯，紙質粗厚。而三國兩晉南北朝時的紙則白度增加，表面較平滑，結構較緊湊，纖維束較少，有明顯的簾紋，紙質較細薄。有的晉紙纖維帚化度達到70%，已接近機制紙。漢代造紙術發(fā)明后，在書寫紀事材料方面，還是紙與縑帛和簡牘并用，紙還不足以完全取代簡帛。這種情況，到晉時已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由于晉代已能造出大量潔白平滑而又方正的紙，人們不再使用昂貴的縑帛和笨重的簡牘來書寫，而逐步習慣于用紙。最后紙成為占支配地位的書寫材料，徹底淘汰了簡牘。隨著造紙術的進步和推廣，這一時期的南北各地都建立了官私紙坊。北方以洛陽、長安及山西、河北、山東等地為中心；浙江會稽、安徽南部和建業(yè)、揚州、廣州等地則為南方的造紙中心。當時主要生產麻紙、桑皮紙和楮皮紙。浙江嵊縣剡溪沿岸是藤紙中心。由于藤紙質地優(yōu)良，曾名噪一時。但在南方仍以麻紙為大宗。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造紙原料，以麻料為主，此外還采用其他韌皮纖維原料如楮皮、桑皮、藤皮等，有時還將樹皮纖維和麻料混合起來造紙。造紙原料的擴大，與造紙技術的革新是密切相關的。這一時期的造紙，已在漚制脫膠、堿液蒸煮、舂搗、漂洗、打漿、抄紙等工序上更加精細，如舂搗已不止進行一次，并一般以碓代替杵臼，打漿度有顯著增加。為改善紙的性能，晉代已有施膠技術，早期的施膠劑是植物淀粉糊劑，或將其摻入紙漿中，或刷在紙面上，再予以砑光。這樣處理的紙在書寫時就不會發(fā)生走墨、暈染等現(xiàn)象。在設備方面，出現(xiàn)了活動的簾床紙模，即用一個活動的竹簾放在框架上，因而可反復撈取成千上萬張濕紙，并且這種先進的抄紙工具，能抄出緊薄而勻細的紙面。這是造紙技術中一項具有重大意義的革新。另外有了表面涂布技術，即將白色礦物細粉用膠粘劑或淀粉糊刷在紙面上，再予以砑光。這樣，既可增加紙的白度和平滑度，又可減少透光度，使紙面緊密，吸墨性好。對紙張加工的另一技術是所謂的“潢治”之法。賈思勰在《齊民要術》中有專篇敘述染潢法：“凡打紙，欲生則堅厚，特宜入潢。蘗熟后，漉滓搗而煮之，布囊壓訖，復搗煮之，凡三搗三煮，添和純汁者，其省四倍，又彌明凈。寫書經夏然后入潢，縫不綻解。其新寫者，須以熨斗縫縫熨而潢之。不爾，入則零落矣。”這樣一整套入潢法，其目的不僅在于染色，更重要的在于借黃蘗藥力以防蟲蛀。紙加工技術的進步，對書法的影響是空前的。一是紙的供應量充足，日常書寫練習成本大大降低；二是紙張質量不斷提高，更能表現(xiàn)出《書譜》所描述的“一畫之間，變起伏于鋒杪；一點之內，殊衄挫于毫芒”的神采，使書法的表現(xiàn)力大大增強；三是紙的防腐性加強，從而使我們在1700年后有幸見到晉人遺墨風韻。

毛筆。我國制作毛筆的歷史十分久遠。早在新石器時代的彩陶上就留有毛筆描繪的痕跡；東周的簡牘、縑帛上已廣泛使用毛筆來書寫?，F(xiàn)今發(fā)現(xiàn)最早的毛筆是在湖北隨州出土的，大約在兩千多年前春秋時期。春秋戰(zhàn)國時對筆的叫法各地不一，有“筆”“聿”“拂”等名稱。直到秦代才統(tǒng)一稱作“筆”。相傳秦將蒙恬曾在善璉村取羊毫制筆，故在當?shù)丶霸S多書中將其奉為“筆祖”。漢代是我國毛筆的重要發(fā)展時期，據(jù)正史書籍記載，我國著名的宣筆就發(fā)明于漢代。晉時，安徽宣州用兔毛制成的紫毫筆，以筆鋒堅挺而著稱。宣州陳氏之筆深受時人喜愛。自三國以后，毛筆的制作方法逐漸被人們總結出來，《筆方》與《筆經》相繼問世，《筆方》載于《齊民要術》，詳細記述了毛筆的制作工藝；《筆經》相傳為王羲之所作，介紹了筆的另外一種制作方法，雖有假借訛傳之嫌，但也可知當時制筆工藝的成就。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還出現(xiàn)了許多贊美毛筆和制筆的詩賦。如西晉成公綏的《棄故筆賦》和傅玄的《筆賦》，東晉郭璞的《筆贊》等。

墨和硯。墨出現(xiàn)于公元前十四世紀，考古發(fā)現(xiàn)當時的器物上已有墨跡，在湖北云夢縣發(fā)掘出來戰(zhàn)國時的墨塊?！洱R民要術》中最早記述了制墨的方法。史上也有三國時期魏國韋誕“仲將之墨，一點如漆”的記載?？芍谌龂鴥蓵x南北朝時期制作技術的成熟。研與墨的出現(xiàn)幾乎同時，陜西臨潼出土的石硯為五千年前用品，但用于書寫的墨硯，戰(zhàn)國晚期至秦漢才定型。到了三國兩晉南北朝時，包括硯在內的書寫工具更加精良。瓷硯在三國開始流行，其形狀一般是圓盤形，下附三足，足常呈獸蹄形。三國之后，青瓷硯較多。這一時期，陶硯也繼續(xù)存在，材料大多取自各地山上的石灰?guī)r、葉巖、石英石和青石。盛行圓盤三足式，長方形四足式，四方形四足式。已實用性和藝術性并重，帶有突出的地方色彩和民族風格的硯臺開始出現(xiàn)。

歷史像個搗蛋鬼，一方面給我們揭露了政權頻繁更替陰謀不斷、全境戰(zhàn)火連年血流成河、人民流離失所痛苦不堪的“亂世”景象，讓人長吁短嘆，發(fā)出“寧作盛世犬，不作亂世人”的感慨后，一方面又展現(xiàn)出了新觀念和新事物層出不窮、鮮活的文學藝術作品競相涌現(xiàn)、文化生活中充滿生機和趣味的一個文化盛世。在那樣一個可以稱之為黑暗和混亂的年代，是這些文化藝術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才讓這個時代明亮、燦爛起來。在這里，我突然想起朱光潛先生在《談美》中的一句話：“悠悠的過去只是一片漆黑的天空，我們所以還能認識出來這漆黑的天空者，全賴思想家和藝術家散布的幾點星光”，我想，用在此處正是合適不過了。

文化是一個獨特的東西，屬上層建筑，但又不完全屬于上層建筑，與政治、法律等絕不相同。文化常常有其自身獨特的發(fā)展生長方式。政治的大一統(tǒng)、經濟的極度繁榮并不代表文化盛世的必然出現(xiàn)，三國兩晉南北朝就是一個實例。但文化依然有其發(fā)展規(guī)律可循。我們分析這個階段文化繁榮的根源，是否可以總結以下幾點：

首先，思想的撞擊必然產生智慧的火花。三國兩晉南北朝思想產生了激烈的沖突、撞擊和融合。一是漢民族與少數(shù)民族之間。秦漢近四百年的大一統(tǒng)，少數(shù)民族難以染指漢地，雖有交流，但終始漢文化站在高峰之巔難以平等對話，而三國兩晉南北朝時，大量少數(shù)民族政權入主中原，雖然“漢化”是主流，但一方面“胡化”也在悄然進行，同時漢政權作為“失敗者”，在心靈深處對漢文化的堅定難免不有所松動，不知不覺中進行了許多反思和學習。二是南北的交融。戶籍制產生于秦漢，統(tǒng)治者通過控制人口流動的目的有二，發(fā)展農業(yè)生產和鞏固封建政權，這也形成了兩漢三百年的穩(wěn)定。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戰(zhàn)亂引發(fā)了中國歷史上最大規(guī)模的人口流動，在給人民帶來苦難的同時，客觀上也讓南北方，乃至全國各地進行了思想、文化、技術等的一次大交流，眼界更加開闊，桎梏的思維活躍了起來。就連那些士族大戶也“有幸”看盡了大江南北的山山水水，這其中觸動了多少靈感??！三是佛教作為外來宗教對本土儒、道思想的沖擊。佛教一來華夏大地即被人廣為接受，這里有時局動蕩不安、尋求精神依托的原因，更是因為佛教本身也博大精深，許多方面為儒道所不及，后世、甚至今天的許多學者，往往看到前一原因而忽略后面的事實。佛教與其說被人民甚至皇室所接受，不如說是被這個時期的文化大族普遍認可。佛法教旨本與儒道并無本質沖突，甚至多有相輔相成之處。所以通過一些大德高僧的佛法“漢化”，佛教，特別是佛教思想成為中華文化的最重要組成部分之一。佛教“性空”思想，對中國文學藝術影響深遠，幾乎當時及后世每代文化人、藝術家在心靈上、思想上均受其啟發(fā)。

其次，是王權大一統(tǒng)的衰落讓思想多元化成為可能。文化是可以通過政權倡導繁榮的嗎？文化是可以被統(tǒng)治者的權力促進的嗎？文化是因為最高領導者的喜愛而實現(xiàn)真正的繁榮嗎？政治與文化同為上層建筑，但卻有其本質的不同。政治的終極目標是政權的穩(wěn)定存續(xù)，對與一切動蕩和不安本能上是排斥的。文化是什么，是文學作品？是藝術？是大師引領我們多彩的生活？這些只是文化的表現(xiàn)方式，文化最根本的是思想。文化的前提是思想的自由，沒有自由思想的文化毫無生命力，最終可能成為政治的點綴。為了維護政權的穩(wěn)定存續(xù)，一定程度的思想自由是被允許的，特別是在唐、宋這樣清明的時代，但思想的絕對自由是不可能的，即使在現(xiàn)代所謂的民主社會中也不可能。所以，我們看到人類歷史上思想、文化的大發(fā)展期，基本都在“亂世”。漢武帝之后“獨尊儒術”，到東漢時代，思想界用“一潭死水”形容也許過激，但僵化刻板、墨守成規(guī)是事實。從三國時期開展，政權更替頻繁，皇權自顧不暇，主流正統(tǒng)已不存在，長期儒學壓抑后的反彈十分強烈。“玄學”的興起和諸多名士離經叛道的做法即是明證。南遷的文化氏族紛紛“改儒入玄”，一定程度上是思想上輕視甚至對抗皇權的表現(xiàn)。這種形勢，促成了我國歷史上繼春秋戰(zhàn)國之后第二次思想大解放，之后似乎再未出現(xiàn)第三次。由此可見這個時代在中國文化思想史上的重要和偉大。那是一個文化的自覺時代，真正的為文學而文學，為藝術而藝術。

再次，是天才人物生逢亂世的悠游生活。文化藝術的發(fā)展有其規(guī)律性，但也有其意外性，我們的常規(guī)思維，總是被一些“曠世奇才”的出現(xiàn)所打亂。三國兩晉南北朝，是一個天才人物輩出的時代，這里有祖沖之、有曹氏父子、有葛洪、有王弼、有陶淵明、有顧愷之，當然也有羲獻父子，難以計數(shù)。但與其他時代不同的是，他們都生逢亂世但又有悠游生活。一方面，亂世帶給他們巨大的沖擊，不僅耳聞目睹了國家、社會的動蕩不安，家族及個人也如同一葉扁舟，在時代的大潮中不斷起伏，他們對世間、人生意義的看法是迥異常人的；另一方面，這些天才人物大多士族大戶出身或身居高位，身上有“貴族氣”，無論仕途和生計都不需要他們作太多考慮，社會地位崇高，物欲的需求很少，心靈相對自由，這是后世許多文人無法相比的。即便是生活在田園的陶潛，是東晉著名人物陶侃的三世孫，“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根本原因是不屑向寒素出身的督郵低頭。他們的胸懷是大氣寬廣的，心靈是快樂并痛著的，如果說此時無大師出現(xiàn)，真有些辜負了那個時代！

最后，是亂世中依舊對文化的尊重?？慈龂鴥蓵x南北朝的歷史，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是權力和武力對文化的低頭。三國時魏、蜀、吳三國君主禮賢下士的故事人們都耳熟能詳自不必多說。西晉末年大批士族南渡后，面對以南方大多以武力起家的豪強士族，依然保持了文化的自信，而南方氏族也對這些文化士族崇拜禮遇有加。十六國及后來的北魏，大多能放下軍事優(yōu)勝者姿態(tài)向漢文化學習，對北方士族大戶及士人爭相利用。南朝四代，均是中下士族起家，原有的士族大戶早已勢微，但歷代均給予了相當禮遇。這在后世，特別是在今天我們這樣一個物欲橫流、成功至上的時代，是多么不可思議呀！這對我們而言至今也是一個謎。如果試著分析，我想有四個原因。一是這些大戶都是世家大族，社會關系盤根錯節(jié)，家庭實力和社會影響力都很大；二是這些士族大戶基本都是文化大族，代表著文化的“正統(tǒng)”，在靠儒家思想維持的封建社會中，地位不可取代；三是當時教育并不普及，士族的家傳教育十分成熟，經世治國人才大多出于這些大族，歷代帝王不得不用；這一點在唐朝教育普及化后大大改善；四是文化魅力。在當時的時代，以儒學為主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是少數(shù)民族、南方豪族、下層人民所極力向往的，甚至直到近代，文化及文人被歷代帝王所重我想可能也源于此。近代后，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被顛覆，中華民族屬于自身的新思想、新文化還沒有真正建立，中華文化的魅力已遠不如前，文化的高度在降低，文化人的水平在下降，所以才有了今天人們思想和行為的混亂、彷徨、淺薄和功利。

第二章　兩晉大事件

在前面介紹論述了整個三國兩晉南北朝的大背景后，讓我們進一步縮小范圍，重點分析王羲之生活的時代，即西晉末年和東晉前期，可以說，就個階段的許多歷史事件，都與瑯玡王氏有著密切的關系。作為這個大門閥士族的重要成員，幾乎當時的每一個大事件都與王羲之有關，或多或少影響了他性格和思想的形成。為論述的連貫性，文中對其前后歷史事件和人物也將進行簡要的論述。

第一節(jié)　短命的西晉

西晉建于公元265年，正統(tǒng)歷史學家常稱其為“司馬篡魏”。魏晉時期的政策規(guī)章、法律制度基本一脈相承，故史家習慣稱為“魏晉”。西晉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短命的王朝，先后僅僅51年，而且有一半時間都是戰(zhàn)亂和動蕩。一些學者分析西晉短命的原因，常常歸結為“八王之亂”，其實，西晉統(tǒng)治時期，特別是后期內外矛盾均已十分突出。“八王之亂”只是其中的一方面。而從歷史的延續(xù)性看，西晉末年的不少事件和人物，對東晉產生了巨大影響。

一、西晉后期的極度奢靡

中國歷史上很少有像兩晉南北朝時期那樣，皇室及上層士族的驕奢淫逸之風達到了瘋狂的地步，這種瘋狂不僅僅是要滿足物質生活的需求，而是要滿足一種近乎病態(tài)的精神需要。當把揮霍當作瀟灑，把斗富作為地位象征，把暴殄天物為眾人稱頌和追慕，社會已陷入怎樣的深淵！這種極度的奢靡之風，放在當時社會經濟屢受破壞、人民流離所失的大背景下，顯得多么觸目驚心！而奢靡的瘋狂程度與他們表面上所標榜的自然清淡、忠孝仁義的說教，更是形成了鮮明的反差。這種病態(tài)的奢靡之風正是源于西晉。

兩漢時期的整體作風崇尚簡樸，不少帝王皇室表率作用較好。但到了東漢末年，腐敗奢靡之風已比較嚴重。曹操統(tǒng)治時期，“務以儉率人”，他自己也身體力行，史稱他“性節(jié)儉，不好華麗”。這一點，我對陳寅恪先生關于兩個王朝的階級性分析深以為然。前面已經論述，曹操出身不好，為當時士族大戶所不齒。從東漢末年開始，士族的社會地位不斷提高，曹操的崛起可以說是對士族門閥制度的挑戰(zhàn)，但士族的勢力和影響十分強大，因此在曹丕繼位后，一步步向士族大戶妥協(xié)，奢靡之風又隨之而起。

晉武帝司馬炎時期，奢靡之風漸趨瘋狂。在歷史上晉武帝司馬炎是個十分有爭議的人物，褒貶參半。特別是許多人把他作為奢靡之風的始作俑者，認為他奢淫成性、荒淫無度。確實也有實例為證。他下令興建太廟，極盡奢華。當政后第九年，宣布將公卿以下的女子充實后宮，在采擇聘定之前，禁止各級官員家庭嫁女議婚。一時，天下名家大戶的女子都故意破衣穢妝，逃避采擇。平定東吳后，更是將東吳宮中5000多名伎妾收入宮中。后宮佳麗多達上萬。晉武帝的苦惱在于佳人太多不知如何選擇，于是他時常坐上羊車在后宮漫游，羊車停在哪兒就在哪兒就寢，后宮的女子們爭著在門前插竹葉、撒鹽末，吸引羊車，于是出現(xiàn)了著名成語“羊車望幸”。他在晚年還縱容母舅王愷與當時首富石崇斗富。

但總體來看，晉武帝司馬炎還是有所作為的帝王。在位期間，封同姓諸王，以郡為國，置軍士，希望互相維系，拱衛(wèi)中央。采取一系列經濟措施以發(fā)展生產，屢次責令郡縣官勸課農桑，并嚴禁私募佃客。又招募原吳、蜀地區(qū)人民北來，充實北方，并廢屯田制，使屯田民成為州郡編戶。太康元年，頒行戶調式，包括占田制、戶調制和品官占田蔭客制。大力發(fā)展文化事業(yè)，弘揚民族文化，為中華民族古代燦爛的文化做出了一定的貢獻。太康年間出現(xiàn)一片繁榮景象。特別是針對漢末風俗頹廢，生活豪奢的情況，即位當年，就下詔要求“大弘儉約”，“矯以仁儉”，不能自存者賜谷人五斛，免逋債宿負，詔郡國守相巡行屬縣，并能容納直言，還出臺了一系列倡儉之舉。《晉書》記載：“帝宇量弘厚，造次必于仁?。蝗菁{讜正，未嘗失色于人；明達善謀，能斷大事，故得撫寧萬國，綏靜四方。承魏氏奢侈革弊之后，百姓思古之遺風，乃厲以恭儉，敦以寡欲。”后世對其也多有贊譽。特別是唐太宗對其極力推崇：“武皇承基……絕縑絕之貢，去雕琢之飾，制奢俗以變儉約，止?jié)诧L而反淳樸。雅好直言，留心采擢，劉毅、裴楷以質直見容，嵇紹、許奇雖仇讎不棄。仁以御物，寬而得眾，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睍x書中記載，一日，司馬炎問耿直的大臣劉毅：“你看我可以比漢朝的哪一個皇帝？”劉毅回答：“桓帝、靈帝”。并言：“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彼抉R炎干笑不答。后人多將其作為詬病司馬炎的證據(jù)，實際上，劉毅所答是指晉武帝時期，而非本人賣官。從另一個側面，也足以看出司馬炎的胸懷和氣量。

不過，晉武帝司馬炎對奢靡之風盛行也難辭其責。在其后期，國力日益強盛，特別公元280年攻取東吳統(tǒng)一天下后，熱衷于安逸享樂，以致荒淫無度，君臣賽富，出現(xiàn)了“后宮殆將萬人”“日食萬錢”“無下箸處”的情況。前明后暗是對晉武帝最公正的評價。

“上有所好，下必效焉”。王族如此奢靡，世家大族爭相效尤。晉武帝司馬炎女婿王濟，不僅文辭俊茂，才華橫溢，風姿英爽，且愛好弓馬，勇力超人。但生活十分奢侈，麗服玉食，揮金如土。當時洛陽土地昂貴，王濟買地為埒(埒專指馬射場的圍墻)，并且用錢輔地，被當時人稱為“金溝”(一作金埒)。王愷家有一頭牛名叫“八百里駁”，王濟以錢千萬與王愷進行射牛打賭。王愷自以為比王濟箭法好，讓王濟先射，結果王濟一箭將牛射死，并立即命人把牛心挖出，揚長而去。有一次，王濟在家宴請武帝，食器珍貴，蒸肫味道甚美。武帝問，這是怎么做的？他回答說：“以人乳蒸之?！?/p>

晉武帝時的吏部尚書王戎，在晉惠帝時又擔任司徒。而這樣一個“國家棟梁”之臣，不思報國，卻嗜財如命。他的家產不計其數(shù)，莊園遍布全國各地，錢多得連專用倉庫都放不下，有不少已積久生銹，還貪心不足，一有時間就把自己關在賬房里，拿著賬簿啪啪地算個不停。他家種了很多李子，味道好，產量高，每年要賣好多錢。因怕別人買李子傳種，還挖空心思讓人在賣出的李子核上鉆個洞。由此可見其貪婪與鄙俗已令人不齒。

當時，在西晉王朝中這樣貪婪、庸俗、腐化、奢靡的王公大臣比比皆是。他們貪暴恣肆，攀比炫耀，明爭暗斗，已發(fā)展到不知廉恥、毫無顧忌的程度?！笆醵犯弧笔瞧渲凶钔怀龅囊焕?/p>

石崇是將門之后，先后擔任過修武的縣令、荊州刺史、徐州監(jiān)軍等官職，也是個文學家，著有《石崇全集》。受滿朝奢靡之風的熏染，一入仕途就不擇手段為自己牟取私利，聚斂財富。在擔任荊州刺史時，為了暴富，曾帶領手下一幫人喬裝打扮，攔劫富商，還闖入巨豪府第，連偷帶搶地將巨額財物據(jù)為己有，轉眼成為“富翁”。就這樣一個無恥之徒，居然受到朝廷重用，青云直上，位列九卿。石崇暴富后，在河陽金谷建了一座別墅，名之曰“金谷園”，其規(guī)模之龐大、設計之精巧和裝飾之豪華，都登峰造極，蓋世無雙。為了恣肆玩樂，還派人四處搜羅美女，先后納妾100多個，愛妾綠珠，美若天仙，壓倒全國佳麗。他天天帶著這群美女嬌妾在園中宴樂，“春從春游夜轉夜”，渾渾噩噩，不知天高地厚。大富豪石崇請客，席上山珍海味就不必說了，僅他家的廁所就有十多個美艷的婢女排成一列侍候。這些婢女都穿著漂亮的衣服，戴著華麗的首飾，手里各端著托盤，里面放著手巾、香粉(甲煎粉)、香水(沉香汁)、干凈的衣服、熱水等。晉人石崇每次宴客，都要家中美婢倒酒，客人如果不一飲而盡，石崇立刻派人把倒酒的美人拉出去殺了。

王愷是司馬昭的小舅子，晉武帝司馬炎的親舅舅。他對石崇的富很不服氣，一心想勝過他。石崇也瞧不起這種貴戚，老想壓壓他的氣焰。于是兩人便在暗中斗富，互比奢侈。王愷用糖水洗鍋，石崇就用白蠟燒飯；王愷作細紗步障四十里，石崇用絹綢作步障五十里；石崇涂墻用香椒泥，王愷就用赤石脂。司馬炎知道后不僅不制止，不查辦，還暗中支持王愷，賜他一株二尺多高的珊瑚樹。王愷把這個稀世之寶拿到石崇面前夸耀，石崇順手把它打碎，然后叫人拿出三四尺高的珊瑚樹六七株，任他挑選。這下把王愷嚇傻了，不得不服輸。

這種明目張膽、烏煙瘴氣的斗富，在社會上造成極壞影響。大臣傅咸上書說“奢侈之費，甚于天災”，請求王帝制止，但司馬炎無動于衷。于是這股奢靡之風，愈演愈烈，殃及全國。在斗富得勝之后，石崇更加得意忘形，終于成了眾矢之的。趙王司馬倫對石崇的財產早就垂涎三尺。在晉惠帝時的宮廷政變中，借機殺了他全家，綠珠也墜樓自殺。石崇的暴富速亡成為后人譏刺的話題，東晉畫家史道碩曾作《金谷園圖》以諷之。南宋畫家趙伯駒、明朝畫家仇英、清朝畫家華勖、現(xiàn)代畫家黃均等，皆以此題作畫，借以抒發(fā)藝術家對世事的哀悼與諷喻之意。唐朝詩人杜牧曾作詩《金谷園》以悼之。詩曰：繁華事散逐香塵，流水無情草自春。日暮東風怨啼鳥，落花猶似墜樓人。

如此奢靡的風氣，加重了權貴階層對人民的剝削。朝廷大官百般勒索地方官，地方官想方設法搜刮民脂民膏，官場風氣十分腐敗，清白為官甚是艱難。歷史上有名的為《左傳》作注的杜預，也是影響之后歷代法律制度——《晉律》的重要制定者，在其出鎮(zhèn)襄陽都督荊州軍事，積極籌備渡江滅吳時，仍得時常向洛陽的權貴送禮，目的只有一個，防止被人暗算。另一個原來以正直著稱的官員茍晞，外出任刺史時，見朝廷混亂，唯恐災禍臨頭，只得結交權貴以自保，在任上搞到珍稀寶物送到洛陽。為保證送上的珍稀物品保持新鮮，他特意買了一頭千里牛，朝回暮歸。

西晉的奢靡之風并不是偶然的。西晉是由上層士族為主體建立的政權，士族大戶從東漢末年開始日益強大，在政治、經濟上對當世影響甚大，這些大士族通過在朝廷中的顯赫地位和權勢，強占大量土地，擁有大批依附人口，雖然魏晉時期朝廷也出臺政策予以限制，但成效有限。土地和人口是農業(yè)社會的主要生產資料和資源，因此這些士族掌握著社會的巨大財富，兩極分化十分嚴重。這一狀況，到東晉時期雖有所收斂，但本質并未改變。雖然后來的南朝均是下層士族建立，但也受這股奢靡之風習染甚重。當后世的我們遠觀晉人風韻無限贊嘆的同時，也應細細體察在此背后人民的艱辛。不過，從史料來看，鮮有南渡王氏家族極度奢靡的記載，倒是有不少關于王羲之為官期間體恤民情的史實，這在當時的大背景下顯得與眾不同?？傮w來看，到晉武帝末年，貴族士大夫的窮奢極欲引發(fā)了嚴重的社會矛盾，廣大勞動人民，甚至許多下層士族與統(tǒng)治階級的矛盾已十分尖銳。

二、“八王之亂”后皇室的衰落

太熙元年(290年)晉武帝去死。繼位的癡呆低能的兒子司馬衷為晉惠帝。第二年，即發(fā)生了歷時16年之久(291—306年)的“八王之亂”。

司馬氏建晉后恢復古代的分封制有其歷史原因。曹爽當政魏國時，有人指出若不分封宗室諸王，政權可能轉入異姓之手，曹爽不聽。之后，司馬家族奪取了曹氏皇族魏國的政權，這事在司馬家族中很有影響。因此，西晉建國初期，晉武帝封二十七個同姓王，以郡建國。之后不斷擴大宗室諸王的權力。諸王可自行選用國中文武官員，收取封國的租稅。265年(泰始元年)，又制定了王國置軍的制度，后來又讓諸王出任地方都督，賦予了一定行政權力。如此一來，多位王掌握了封國的軍政大權。晉武帝執(zhí)政期間，本人有統(tǒng)治才干，威望較高，所以能把至高無上的權力牢牢握在自己的手中，保持了政局的穩(wěn)定。但他去世后，分封制的弊端立刻顯現(xiàn)出來。

晉武帝重病之時下了詔書，依托汝南王司馬亮及太后楊芷之父楊駿共同輔政晉惠帝。楊駿從中書省借出詔書，看后不歸還。當時的中書監(jiān)華廙恐懼，還親自向楊駿索取詔書，但楊駿始終不還。晉武帝病情加重時，楊駿要求讓他單獨輔政，帝點頭默許。楊駿招來中書監(jiān)華廙、中書令何劭，口宣帝旨作遺詔，讓楊駿單獨輔政。詔成后華廙、何劭二人拿給晉武帝看，帝視而無言，兩日后就駕崩了。晉武帝死后，司馬亮恐怕楊駿要害他，逃亡許昌。楊駿一時位極人臣。而司馬衷的皇后賈南風是開國元老賈充之女，也企圖操縱晉惠帝以把持朝政。

楊駿輔政時期，凡有詔令，晉惠帝過目后交與楊太后；然后直接下發(fā)執(zhí)行。楊駿知賈南風難以控制，為防賈南風礙其擅權，則任命其親信掌管禁軍，此舉引起皇親國戚及一些大臣的不滿。永平元年(291年)，賈南風秘密派人與汝南王司馬亮和楚王司馬瑋聯(lián)絡，要他們帶兵進京，討伐楊駿。楚王司馬瑋從荊州帶兵進了洛陽。291年三月，賈皇后設計讓晉惠帝下詔書，宣稱楊駿謀反，司馬瑋軍火燒其府第，楊駿逃到府中馬廄被殺。賈后又以晉惠帝名義下詔書，廢除楊芷的皇太后位置，貶為平民，囚禁在洛陽郊外的金墉城(楊太后因沒有食物八天后餓死)。又誅滅楊駿三族，株連而死的共有數(shù)千人，至此楊駿政治勢力被消滅。楊駿被殺后，朝政大權由司馬亮與衛(wèi)瓘共同執(zhí)掌。賈南風對未能獨攬政權不滿意，當年六月，串通司馬瑋殺了司馬亮及衛(wèi)瓘。司馬瑋殺了司馬亮及衛(wèi)瓘后，司馬瑋友人岐盛勸其乘機擴大權力，司馬瑋猶豫不決。

賈南風認為司馬瑋的權力太大，在殺了司馬亮的第二天，她依張華之計，派人到司馬瑋處宣布司馬瑋偽造手詔。司馬瑋的部下聞詔后多放下武器散去，司馬瑋束手就擒。賈南風至此并不罷手，他以司馬瑋偽造手詔害死司馬亮、衛(wèi)瓘的罪名，將其處死。由此朝政大權被皇后賈南風掌控，她的親戚黨羽多被委以重任。例如其族兄賈模、內侄賈謐，母舅郭彰這些親黨。賈皇后還起用當時名士張華為司空，世族裴頠為尚書仆射，裴楷為中書令，王戎為司徒。賈南風把持朝政達九年之久。國勢也相對安穩(wěn)。

太子司馬遹乃謝才人謝玫所生，與賈南風一向不和。299年，賈南風設計廢除太子司馬遹，讓晉惠帝下詔廢除司馬遹的太子地位，囚禁于洛陽郊外金墉城，不久被殺。司馬倫、孫秀等人偽造晉惠帝的詔書，以殺太子的罪名，發(fā)兵收捕賈皇后及其黨羽，廢賈皇后為庶人，囚禁在建始殿。張華、裴頠等人當時被殺，很多官員都被罷免。賈南風后來被送到金墉城，司馬倫又以偽詔書讓賈南風喝下金屑酒而死。事后司馬倫假詔書自封相國，孫秀等人都被封大郡，握有兵權。司馬倫一黨掌握了朝政大權。司馬倫一黨道德低下，也無治國之能。黨羽之間鉤心斗角，在政治上并無建樹。301年，趙王司馬倫自立為皇帝，晉惠帝被廢，軟禁于金墉城。司馬倫眼睛不好，人稱“瞎兒”。真是“瞎兒”奪了“傻兒”的皇位。

司馬倫篡位后，駐守許昌的齊王司馬冏起兵討倫，成都王司馬穎與鎮(zhèn)守關中的河間王司馬颙舉兵響應。洛陽城中的禁軍將領王輿也起兵反倫，迎惠帝復位，殺死趙王司馬倫。齊王司馬冏以大司馬入京輔政。太安元年(302年)底，河間王司馬颙又從關中起兵討司馬冏，洛陽城中的長沙王司馬乂也舉兵入宮殺齊王司馬冏，政權落入司馬乂之手。太安二年，河間王司馬颙、成都王司馬穎合兵討長沙王司馬乂。司馬颙命都督張方率精兵7萬，自函谷關向洛陽推進；司馬穎調動大軍20余萬，也渡河南向洛陽。二王的聯(lián)軍屢次為長沙王司馬乂所敗。次年正月，洛陽城里的東海王司馬越與部分禁軍合謀，擒長沙王司馬乂，將其交給河間王司馬颙的部將張方，被張方燒死。成都王司馬穎入洛陽為丞相，但仍回根據(jù)地鄴城，以皇太弟身份專政，政治中心一時移到鄴城。東海王司馬越對成都王司馬穎的專政不滿，率領禁軍挾惠帝北上進攻鄴城。蕩陰(今河南湯陰)一戰(zhàn)，被成都王司馬穎擊敗，惠帝被俘入鄴，東海王司馬越逃往自己的封國(今山東郯城北)。與此同時，河間王司馬颙派張方率軍占領洛陽，接著并州刺史司馬騰(司馬越弟)與幽州刺史王浚聯(lián)兵攻破鄴城，成都王司馬穎與惠帝投奔洛陽，轉赴長安。永興二年(305年)，東海王司馬越又從山東起兵進攻關中，擊敗河間王司馬颙。光熙元年(306年)，東海王司馬越迎惠帝回洛陽，成都王司馬穎、河間王司馬颙相繼為其所殺，大權落入司馬越手中，“八王之亂”到此終結。

后人多將“八王之亂”嫁禍于賈南風頭上。這位賈南風皇后確實是中國歷史上的“奇葩”。史書上對其極盡貶斥。記載賈南風身材矮小(約1.4米)，面目黑青，鼻孔朝天，眉后還有一大塊胎記，可謂丑陋之極；而且嫉妒心強，心狠手辣，曾手刃嬪妃。為什么這樣一個人能成為皇后？原因在于賈南風是西晉的開國元勛賈充之女。賈充在曹魏時任大將軍司馬昭的軍中司馬、長史等職，后為廷尉，爵封宣陽鄉(xiāng)侯。他能言善辯，為人巧慧，很得親信。魏主曹髦深知司馬氏久有篡位之心，曾說“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賈充作為司馬昭心腹，也積極地為其搖旗吶喊。后來，賈充奉命帶兵殺死曹髦，并勸司馬昭取代曹氏另立朝廷。司馬昭做晉王后，曾想立次子司馬攸為世子。賈充勸阻說：“長子司馬炎聰明神武，膽識過人，身材魁梧，有超世之才，又寬仁孝慈，有人君之德，能歸附人心，應立長子為世子。”這樣司馬炎得以世子身份繼承晉王爵位。司馬昭臨死前，拉著司馬炎的手，諄諄囑咐他說：“真正知你者，是賈公閭呀！你不要辜負于他?！辟Z充因此很得司馬炎的倚重，不久被拜為晉國衛(wèi)將軍、儀同三司、給事中，封臨潁侯。司馬炎受禪稱帝后，賈充因功被加爵魯郡公，拜車騎將軍、散騎常侍、尚書仆射，后又拜為侍中、尚書令之職，參與樞密機要，一時朝野側目。賈南風成為皇后，還得到了當時一些晉武帝親近權貴大臣的極力推薦。雖然后世對賈南風詬病甚多，但有一點是不容忽視的，就是在這場宮廷斗爭之中，她都表現(xiàn)出了相當高的政治智慧；特別是她當政的九年間，西晉政局還是難得的平穩(wěn)，“數(shù)年之中，朝野寧靜”“海內晏然”。她任用的賈模，史稱“以才望居之”，重用的張華、裴頠，均是史上名臣，阮籍曾說張華有“王佐之才”。這期間，幾乎每年都有全國性自然災害，朝廷采取減賦、減稅、賑災等一系列措施應對。將“八王之亂”歸罪于賈南風確實不公。從史實來看，恰恰是趙王司馬倫發(fā)動政變殺死賈南風后，形勢才進一步惡化。不過，我們從這場宮廷內斗中，卻可以看到另一點，即司馬家族的衰退，司馬諸王在其中表現(xiàn)出的貪婪、怯懦、猶豫，以及兄弟間的殘忍、才略的缺乏、斗爭手段的卑劣，難以與三國時的群英薈萃相比，真是應了阮籍一句：“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

這場戰(zhàn)爭的影響是深遠的，由大及小、由遠到近表現(xiàn)為：

一是為后世君主專制政治制度提供了血的經驗教訓，分封制退出中國歷史舞臺。在中國古代封建社會，通常有兩種治國模式，即分封制和郡縣制。分封制與宗法制相聯(lián)系，是以血緣關系為基礎，諸侯王位世襲，并擁有封地，擁有世襲統(tǒng)治權，擁有一定的地方獨立性?？たh制是在國家大一統(tǒng)的條件下實現(xiàn)的，是按照地域劃分，郡縣長官由皇帝任免調遷，郡縣是地方行政機構，官位不得世襲，官吏只有俸祿沒有封地。西周曾實行分封制，在當時對穩(wěn)定時局、維護西周統(tǒng)治發(fā)揮了積極作用。分封制容易形成地方割據(jù)勢力，不利于封建大一統(tǒng)，其危害性在漢代尤其突出。西晉時，實行裂土分封，給予了諸侯在封國內的行政權、人事權，造成了藩國林立，各封國獨立自處的體系，特別是在裁撤中央在地方駐軍的同時，居然給司馬諸王配備軍隊，使得藩王的軍事實力在地方上具有了相對優(yōu)勢；不僅如此，西晉統(tǒng)治者還授予了一些藩王都督某些地方軍事的權力，如反對趙王司馬倫的三王，都是出鎮(zhèn)地方的都督，具有相當?shù)能娛聦嵙?。從春秋?zhàn)國開始，歷代君主在選擇治理模式時，均慎之又慎。即使實行分封制，大多數(shù)情況下分封的諸侯也只能享受封國的賦稅收入，不得干預封國的行政，尤其不能擁有及涉足軍事武裝。司馬氏實行分封制，一是親眼看到曹魏懷疑同姓不予分封，很快為其所禪代的殘酷現(xiàn)實，一是出于士族本身的狹隘性和局限性。士族的根本是宗法，家族利益是其最終目的，這一點在兩晉時表現(xiàn)得十分突出，不僅司馬氏，許多士族大戶往往都是家族利益至上，常常將家族利益置于民族國家利益之上。但歷史的諷刺在于，在搶奪王位時宗親們表現(xiàn)出的“六親不認”讓人心驚，如果晉武帝地下有知，不知做何感想？王夫子在《讀能鑒論》中指出，曹魏懷疑同姓，西晉懷疑天下，無論分封還是郡縣，只要是出于這種懷疑心理的制度，都必定導致“亂亡之禍”。認識可謂深刻。從西晉之后，分封制基本退出了中國政治舞臺，郡縣制成為主流。換個角度說，這也是西晉“八王之亂”的一大“貢獻”吧！

二是司馬家族進一步衰落，進而形成了東晉時期的“門閥政治”?！鞍送踔畞y”基本讓司馬一族喪失殆盡，且大多“死相”極慘。司馬瑋、司馬亮及太子司馬遹被賈南風設計殺死。司馬冏、司馬颙、司馬穎起兵討伐司馬倫，死者近十萬人，司馬倫后來被囚禁于金墉城，被賜金屑酒而死。司馬冏一黨被司馬乂所滅，斬殺俘虜了六萬多人。司馬颙不甘司馬乂獨攬政權，與司馬穎共同興兵討伐司馬乂，司馬乂獲勝。朝廷任職的東海王司馬越乘司馬乂軍疲憊，夜捕獲司馬乂，司馬乂被活活燒死。司馬越操縱下的晉惠帝又下令追捕司馬穎，司馬穎兵敗后被捕殺。晉懷帝剛登基，就下詔書要以司馬颙為司徒，司馬颙不疑有他，就乘車上路，被南陽王司馬模所派遣的將領梁臣掐死在車內，他的三個兒子也被殺死，司馬颙就此絕后。就連在“八王之亂”中最終獲勝的司馬越，在繼還洛陽后，四海皆知其不臣之跡，加之當時經濟破壞嚴重，動亂迭起，上下分崩離析，后憂懼成疾，不久去世。其部下欲下葬東海，石勒追上后，“焚其柩”，還盡殺三萬余人。從此，司馬氏一族已所剩寥寥，倒是司馬睿這個遠親，因地位太低、遠居山東瑯玡一隅、親戚關系太疏，反而和“八王之亂”沒有扯上太多關系，居然成為碩果僅存中的“極品”，這也算是“魚蚌相爭，漁翁得利”。歷史總是在必然中充滿偶然性，讓后人讀史時一面唏噓不止，一面又啞然失笑。但在司馬睿稱帝東晉后，由于司馬氏一族基本凋滅，使得王、謝、庾、桓等大族得以長期把持政局，形成士族大戶與司馬“共天下”的局面。東晉時期的“門閥政治”由此而起。

三是導致“五胡亂華”和“永嘉之變”，西晉走向滅亡。

三、“五胡亂華”和“永嘉之變”的巨大影響

“八王之亂”的16年中，參戰(zhàn)諸王多相繼敗亡，人民被殺害者眾多，社會經濟嚴重破壞，西晉的力量消耗殆盡，隱伏著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爆發(fā)，西晉進入人們常說的“五胡亂華”時期。

匈奴左賢王劉宣等私議：“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興邦復業(yè)，此其時矣。”而存有這種心思的并非劉宣一人，元康六年(296年)八月，秦(今甘肅天水、秦安一帶)、雍(今陜西關中及甘肅東部)的氐、羌推氐帥齊萬年為“皇帝”；永康二年(301年)，散騎常侍張軌求為涼州刺史，“陰有保據(jù)河西之志”，而自316年晉愍帝降漢國、西晉亡后，當時的前涼勢力統(tǒng)治者張寔保據(jù)涼州河西之地，雖向晉王司馬保、東晉稱臣(正式冊封要遲至東晉咸和八年)，但其半獨立的態(tài)勢，實際割據(jù)涼州的野心立場不容否定；太安二年(303年)正月，蠻人張昌據(jù)江夏(今湖北安陸)擁立丘沈(后改名劉尼)為天子，建國號“漢”；永興元年(304年)，氐人李雄在成都稱王，建國號為“成”，并于兩年后稱帝；也是在這一年，匈奴族劉淵在左國城(今山西離石東北)稱王，建國號為“漢”，并于308年稱帝；永興二年(305年)，右將軍陳敏據(jù)江東叛，自稱楚王?！拔搴敝感倥Ⅴr卑、羯、羌、氐五個胡人的游牧部落聯(lián)盟。百余年間，北方各族及漢人在華北地區(qū)建立數(shù)十個強弱不等、大小各異的國家，史稱“五胡亂華”。

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兩漢以來，不斷與西北外族作戰(zhàn)，戰(zhàn)后基于“柔遠人也”的觀念，把投降的部落遷入塞內，與漢族雜居，且以降服的胡人為兵，保衛(wèi)疆土。魏晉政府亦繼承這“用胡”政策，曹操用氐族兵、晉武帝以匈奴人劉淵為北部都尉、惠帝更以劉淵為五部大都督。后來建立“前趙”的匈奴人、建立“后趙”的羯人、開“前燕”之基的鮮卑人等，都曾卷到“八王之亂”中，都經過這場戰(zhàn)亂的鍛煉，不斷成長壯大起來?！鞍送踔畞y”中，司馬越一黨曾以鮮卑、烏桓為先驅，是司馬越的重要力量。而司馬穎則聯(lián)合匈奴人劉淵及其部屬石勒。這一格局一直持續(xù)到東晉，因東晉的建立與司馬越有直接的關系，故東晉后來與劉、石的對抗，一定程度是“八王之亂”對抗形勢的延續(xù)。

“永嘉之亂”是指永嘉五年(311年)匈奴攻陷洛陽、擄走懷帝的亂事。光熙元年(306年)，晉惠帝死，司馬熾嗣位，是為懷帝，改元永嘉。劉淵遣石勒等大舉南侵，屢破晉軍，勢力日益強大。永嘉二年，劉淵正式稱帝，四年劉淵死，子劉聰繼位。次年，劉聰遣石勒、王彌、劉曜等率軍攻晉，在平城(今河南鹿邑西南)殲滅十萬晉軍，又殺太尉王衍及諸王公。旋攻入京師洛陽，俘獲懷帝，縱兵燒掠，殺王公士民三萬余人。永嘉五年，西晉攝政兼最高軍事統(tǒng)帥東海王司馬越病死，王衍等人竟扔下晉懷帝率十幾萬大軍公開逃跑。結果他們被石勒全殲。七月，洛陽失守。建興四年(316年)長安失守，西晉滅亡。

可以說，“五胡亂華”是導致西晉滅亡的直接原因?！坝兰沃畞y”在中國歷史上影響深遠，史家也稱其為“中原陸沉”“神州陸沉”“中原淪陷”等。晉武帝太康三年(282年)，全國三百七二七萬戶，約一千八百八十五萬人?！鞍送踔畞y”和緊接著的“五胡亂華”，導致華北地區(qū)人口消失90%，所謂“十室九空”如是。東晉建立后中原人民為躲避戰(zhàn)火紛紛大量南遷，一共有六次南遷高潮，累計遷入百萬。漢趙劉聰時，漢趙控制地區(qū)的戶口大約有六十三萬戶，人口約有三百一十五萬人。估計此時的華北地區(qū)人口僅余七百萬，而到后趙滅亡時(351年)，華北地區(qū)漢族只有不到三百萬人。這一時期，歷史學家普遍認為是大漢民族的一場災難，幾近亡種滅族。史料記載，公元304年，慕容鮮卑大掠中原，搶劫了無數(shù)財富，還擄掠了數(shù)萬名漢族少女?；貛熗局幸宦飞洗笏良橐?，同時把這些漢族少女充作軍糧，宰殺烹食。走到河北易水時，吃得只剩下八千名少女了，慕容鮮卑一時吃不掉，又不想放掉，于是將八千名少女全部淹死，易水為之斷流。至于羯族就簡直可以稱之為“食人惡魔”。史書記載羯族軍隊行軍作戰(zhàn)從不攜帶糧草，擄掠漢族女子作為軍糧，羯族稱之為“雙腳羊”，意思是用兩只腳走路像綿羊一樣驅趕的性奴隸和牲畜，夜間供士兵奸淫，白天則宰殺烹食。到冉閔滅羯趙的時候，在鄴都一次解救被擄掠的漢族女子就達二十萬。后來冉閔被慕容鮮卑擊敗，鄴城被占。有未能及時逃離的五萬名少女又全部落入慕容鮮卑的手中，一個冬天就吃了個干凈，鄴城城外這五萬名少女的碎骨殘骸堆成了小山。

在這里，不得不提起一個幾乎被后世所忘的人物——冉閔。冉閔的父親冉瞻出身于當時名震天下的乞活義軍。乞活義軍是西晉末至東普活躍于黃河南北的流民武裝集團的一支，抗擊胡族，為生存而戰(zhàn)。冉瞻在一次作戰(zhàn)時為羯趙俘虜，因傷勢過重沒幾天就去世了，羯趙國主石勒欣賞勇冠三軍的冉瞻，見當時十一二歲的冉閔聰明伶俐，石勒就將小冉閔認作干孫子，為他改名叫石閔，并一手將他帶大。仇人的強大使冉閔只有將仇恨深埋心底，強忍內心悲痛討石勒歡心。成年后的冉閔驍勇善戰(zhàn)，在羯趙與鮮卑的戰(zhàn)斗中屢立戰(zhàn)功，逐漸成為羯趙帝國的高級將領。公元350年正月，石閔宣布復姓冉閔，殺死羯趙皇帝石鑒，同時殺死石虎的38個孫子，盡滅石氏，一舉滅掉了殘暴不可一世的羯趙帝國。其后冉閔即皇帝位，年號永興，國號大魏，史稱冉魏。頒下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殺胡令》。一時間，鄴都城內漢人紛紛拿起武器追殺胡族，冉閔親自帶兵擊殺鄴城周圍的胡人，三日內斬首二十余萬，尸橫遍野，同時冉閔還揚言要六胡退出中原，“各還本土”。面對胡族聯(lián)軍的瘋狂反撲冉閔沉著應戰(zhàn)，首戰(zhàn)以漢騎三千夜破兇奴營，殺敵將數(shù)名，逐百里，斬兇奴首三萬；再戰(zhàn)以五千漢騎大破胡騎七萬；三戰(zhàn)以漢軍七萬加四萬乞活義軍破眾胡聯(lián)軍三十余萬；四戰(zhàn)先敗后勝以萬人斬胡首四萬；五戰(zhàn)以漢軍六萬幾乎全殲羌氐聯(lián)軍十余萬；六戰(zhàn)于鄴城以一兩千剛組織的漢騎將遠至而來的胡軍七萬打得潰不成軍。各地漢人紛紛起義響應，開始對入侵中原的數(shù)百萬胡族展開大屠殺，史載“無月不戰(zhàn)，互為相攻”，一舉光復山東、山西、河南、河北、陜西、甘肅、寧夏。冉閔后來在鄴城屠殺羯族二十幾萬，加上全國各省各地的復仇屠殺，羯族與匈奴在血腥的民族報復中被基本殺絕。五胡中的四胡在種族仇殺中都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而統(tǒng)治今天的蒙古國和我國內蒙古，以及中國北部的鮮卑卻進入極盛時期。公元352年，冉閔將城中的軍糧分給百姓，獨自帶領一萬人馬去今天的河北定州征糧。鮮卑族得到這一消息，急調二十萬鮮卑騎兵南下，想乘機消滅因剛掃清中原而元氣未復的冉魏政權。冉閔在常山被鮮卑的十四萬先頭騎兵部隊包圍，最終冉閔被俘，后被殺害。史書記載，冉閔死后：“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蟲大起，從五月到十二月，天上滴雨未降。慕容俊大驚，派人前往祭祀，追封冉閔為武悼天王，當日天降大雪，過人雙膝?！?/p>

303年，王羲之出生，用“生于亂世”形容再合適不過了。而他所在的瑯玡王氏也正是在這個亂世中登上了歷史舞臺。

我們用很長的篇幅來回顧這段似乎與本書無關的歷史，是想基本真實地再現(xiàn)一下當年的場景。我們總是喜歡表面的美麗和繁榮，常常忽視了其后的血淚和苦難；我們總是贊嘆晉人的風度和氣韻，常常忘了他們在亂世中的茍安和殘喘；我們總是自豪于中華民族的源遠流長和偉大成就，常常不愿提起形成這個民族的艱難，更不愿看到我們民族性中殘忍、狡詐和貪婪。每當我翻開這個階段留下的不朽遺墨和偉大詩篇，看到后世文人常常提起的魏晉風度和名士典故，眼前總是出現(xiàn)這樣的畫面：在一風景勝地，清風徐來，水波不驚，柳搖花開，幾簇亭臺樓閣處，滿座高人雅士，周圍僮仆無數(shù)，美人相伴，宴上美酒佳肴，器皿精致；名士們寬衣博帶，高談闊論，應答有致，妙語連珠。這是怎樣令無數(shù)后世文人傾慕的景象??！但當我再近觀這段歷史中無數(shù)的陰謀、連年的戰(zhàn)火、滿地的尸首，我常常在想，當時以權貴士族為主的文人雅士，內心到底是怎樣的心境和感受。是無關于己的麻木和不仁？是深感命運之舟如滄海一葉后的沉淪和放縱？是祼衣裎行千杯買醉的無奈和逃避？是對人生無常的感嘆和失落？是觀盡人世沉浮之后的解脫和超越？是對天下蒼生百姓壓抑著的同情和悲憫？是暗下決心愿做中流一擊的慷慨和豪氣？

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我總是覺得兩晉時代的文人缺了點什么，肯定不是才華和風度，他們留下的太多的作品和故事足以為證。他們缺的是精神和英氣，是文人身上最應有的責任和擔當。我們稱頌的嵇康，不愿仕晉的原因是他是曹氏的姻親；我們羨慕的王、謝名流，大多為家族的利益相互傾軋，還不惜損害國家利益；我們追捧的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的原因是不屑與寒素出身的上級為伍。當然我們不應責備求全，超越歷史給當時的文人士大夫提出過高的要求。但我們必須注意的是，當一個以文人為主的精英群體在精神上集體“陽痿”時，當心中只有個人和家族的“小我”而忽視民族和國家的“大義”時，當知識分子不再“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不愿與他的國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運時，他所在的時代必然是一個黑暗的時代，他個人的任何成就在歷史的長河中都幾乎微不足道，留下的“偉大”作品也終是“小道”而已。而作為士族大戶子弟的王羲之，從其一生的從政經歷和留下的書文來看，不時流露出憂國憂民、體恤民情的作風和思想，特別是在對待王庾之爭和北伐的態(tài)度上，始終能以國家利益為本，這在當時實在有難能可貴之處。這在后面章節(jié)也將專門論述。

第二節(jié)　東晉的偏安之政

一、司馬睿的崛起和建鄴稱帝

司馬睿，咸寧二年(276年)生于洛陽。司馬懿曾孫，司馬覲之子。太熙元年(290年)司馬覲死，年僅十五歲的司馬睿依例襲瑯玡王爵，這時正值晉武帝司馬炎去世，“八王之亂”開始。在動蕩險惡的政治環(huán)境中，處于帝室疏族地位的司馬睿無兵無權，為避殺身之禍，他采取恭儉退讓的方針，盡量避免卷入斗爭的旋渦。在洛陽，司馬睿交結密切的朋友只有王導兄弟。

永興元年(304年)七月，“八王之亂”進入高潮。東海王司馬越挾持晉惠帝司馬衷親征鄴城。當時，坐鎮(zhèn)鄴城的將軍是皇太弟成都王司馬穎。前不久，司馬穎擊殺了執(zhí)政的長沙王司馬伷，強迫惠帝封他為皇位繼承人。在取得了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等職務之后，司馬穎將皇帝的乘輿服御盡數(shù)劫入老巢，并以鄴城遙制洛陽。司馬穎的橫暴和專權，引起了另外一些實力派人物的不滿。尚書令司馬越乘機以惠帝的名義發(fā)布檄書，征召四方軍隊討伐司馬穎。時任左將軍的司馬睿奉命參加了討鄴戰(zhàn)爭，年二十九歲。司馬穎與司馬越兩軍在蕩陰(今河南湯陰)展開激戰(zhàn)。結果司馬越兵敗，遁回封國東海?；莸奂半S軍大臣被司馬穎劫掠入鄴，司馬睿也在其中。不久司馬睿的叔父東安王司馬繇因得罪司馬穎而遭殺害。司馬睿害怕禍事殃及自己，潛逃出鄴。在奔往洛陽的途中，他行至黃河岸邊曾被津吏捕獲，險遭不幸。司馬睿到達洛陽，馬上將家眷接出奔赴瑯玡(今山東膠南縣)去了。

司馬越經過一年的休養(yǎng)生息，實力開始復原。由于惠帝已被河間王司馬伷劫持至關中，司馬越無法操縱朝政，永興二年(305年)七月，遂以西迎天子為借口，聯(lián)絡山東各方鎮(zhèn)討伐長安。臨行前，他以司馬睿為平東將軍、監(jiān)徐州諸軍事之職鎮(zhèn)守下邳(今江蘇睢寧西北)，為他看守后方。司馬睿引王導作司馬，凡“軍謀密策”皆聽由王導規(guī)劃。永嘉元年(307年)七月，司馬越改任司馬睿為安東將軍、假節(jié)、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等職，負責鎮(zhèn)守建鄴(今江蘇南京市)。司馬睿到達建鄴半年之久，沒有任何當?shù)卮笞逯鲃拥叵蛩繑n，表示親近。在司馬睿建立江東雛形割據(jù)政權的過程中，在王導、王敦輔助下，優(yōu)禮當?shù)睾缽娛孔?，壓平叛亂，慘淡經營，始得在江南立足。關于永嘉南渡，王氏一門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在后面章節(jié)將詳細論述。

永嘉六年(312年)二月，石勒在葛陂修堰筑壘，課農造舟，有由此渡淮入江，奪取建鄴的打算。司馬睿采取了相應的防范措施，將主力部隊全部集中在壽春，任命熟悉水勢的南士紀瞻為揚威將軍，都督京口以南至蕪湖諸軍事。由于連降三個月的大雨，石勒的軍隊饑疾并臻。石勒聽從謀士張賓的建議，取消南下計劃，撤軍北上。紀瞻乘勢追擊一百余里，江東形勢才化險為夷。自此，基本形成了南北劃江自守的形勢。

永嘉七年(313年)二月，劉聰將俘獲的晉懷帝司馬熾殺死。當年四月，兇信傳到長安。已經占據(jù)長安的秦王司馬鄴開始稱帝，這就是晉愍帝。晉愍帝即位后改永嘉為建興，并任命司馬睿為左丞相、大都督，負責都督陜東諸軍事；以秦州刺史南陽王司馬保為右丞相、大都督，負責都督陜西諸軍事。這是愍帝借用歷史上周公召公“分陜而治，挾輔天子”的典故，對司馬睿等人實行的重封。次年二月，弘農太守宋哲逃至建康。宋哲帶來了愍帝臨降前所寫的詔書。詔書同意司馬睿代他“統(tǒng)攝萬機”，從這時起，偏居江南一隅的司馬睿政權已成為晉王朝的唯一代表。

晉愍帝司馬鄴是西晉的第四任皇帝，也是西晉的最后一任皇帝。313年晉懷帝于平陽遇害之后，司馬鄴于長安即帝位，改元建興。但這時的皇室、世族已紛紛遷至江南，西晉王朝已經名存實亡。《晉書》記載，此時“天下崩離，長安城中戶不盈百，墻宇頹毀，蒿棘成林。朝廷無車馬章服，唯桑版署號而已。眾唯一旅，公私有車四乘，器械多闕，運饋不繼?！苯ㄅd五年(316年)八月，劉曜率軍圍攻長安。十月，“京師饑甚，米斗金二兩，人相食，死者太半。”十一月，城內糧盡，無法據(jù)守。愍帝只得赤露左臂，口含玉璧，乘坐羊車，帶著棺木，出城往劉漢軍營求降，群臣圍住羊車號哭，有的爬上車拉住他手臂，不讓他出城。愍帝悲不自勝，又無可奈何，只好推開臣下，驅車出城投降。劉漢軍將他押到平陽，封為光祿大夫、懷安侯。西晉至此宣告滅亡。劉聰曾對愍帝百般羞辱。出獵時，命令他行車騎將軍，全身披掛，手執(zhí)長戟，作為前導。晉朝的百姓見了，圍觀痛哭。建興五年十二月，劉聰在光極殿宴會群臣，也像對待懷帝那樣，命令愍帝穿上青衣，替大家斟酒、洗杯，甚至在自己如廁時，命令愍帝替他持傘蓋。陪伴愍帝同來長安的晉朝尚書郎辛賓見皇上如此受辱，失聲大哭，為劉聰所害。建興六年(317年)十二月，劉聰派人殺死了愍帝，時年十八歲。

晉愍帝投降后，劉琨等180名北方將領懷著各樣的目的聯(lián)名上書給司馬睿，進行勸進。司馬睿拒而不受，一則由于愍帝未死，二是愍帝的附加的北伐條件對他有很大的壓力。恰巧這時，祖逖在收復大片北方領土之后，又在譙縣(今安徽亳縣)打敗石勒大軍。建興六年(317年)，司馬睿借勢傳檄天下，聲稱要派遣其子司馬裒統(tǒng)率三萬大軍、水路四道，增援祖逖。然而隊伍尚未出發(fā)，司馬裒旋即被召回建康。再一次表明司馬睿的所謂北伐仍是在故作姿態(tài)。這年年底，劉聰將備受羞辱的晉愍帝殺死。愍帝之死，使司馬睿的稱帝不再存有任何障礙。司馬睿一面斬缞居廬，表示對愍帝的哀悼，一面積極籌劃即位前的事宜。這時，南渡的北方大族周嵩上疏，勸說司馬睿不要忙于稱帝。他認為，司馬睿當務之急是出師北伐，“雪社稷大恥”。實際上，他是在要求司馬睿履行愍帝詔書的附加條件。上疏后，周嵩很快遭到報復，先是被貶出朝廷改任新安太守，后又以“大不敬”之罪幾乎被殺。

太興元年(318年)三月丙辰日，司馬睿名正言順地坐上了皇帝的寶座，東晉王朝正式建立。

二、“王與馬，共天下”

“永嘉之亂”后，以王導為首的瑯玡王氏士族集團輔佐司馬睿，王導的堂兄弟、王羲之的親生父親王曠認為：當時北方夷族太多，建議司馬睿南渡，把首都定在南京，實施戰(zhàn)略轉移，而此前，王導、王曠已經南下“開辟”了根據(jù)地。

“永嘉之亂”后，發(fā)生了歷史上著名的永嘉南渡，整個中原地區(qū)的北方名門望族和精英，以及政府機構、官員甚至士族家中的傭人和雞鴨牛馬都被帶過了長江。這次以門閥士族為主要力量的大遷徙共有90多萬人，瑯玡王氏是其中最重要一支。王氏一門出身中原著名士族，王導、王曠、王敦都是老練的政治家，是東晉朝的實際創(chuàng)造者。司馬睿向來缺少才能和聲望，在晉室中又是疏屬，他能夠取得帝位，主要靠王氏家族的支持。司馬睿因此把王導比作自己的“蕭何”。

司馬睿移鎮(zhèn)建業(yè)后，三吳的大族豪強都不肯依附，士大夫們都不來拜謁。王導十分憂慮。正在這時，王敦來到建業(yè)，王導與其商量說：“瑯玡王雖有很高的仁德，但是知名度不高。兄的威風遠揚，應該予以匡助！”三月三日這天，王導利用司馬睿要去水邊觀禊的機會，精心準備了一副肩輿，讓司馬睿高高坐在上面，派人抬著，兩旁排列儀仗，自己與王敦等名流騎著駿馬緊緊跟隨，前呼后擁，好不威風。三吳大族中的代表人物紀瞻、顧榮等人目睹此狀，又驚又懼，一齊拜倒道旁。王導趁機向司馬睿獻計：“顧榮、賀循在本地最有名望，應該引薦他們出來做官，以結納人心。這倆人來了，其他人就沒有不來的了?！彼抉R睿立即派王導親自拜訪顧榮、賀循，二人皆應命而至。于是，以賀循為吳國內史，以顧榮為軍司馬、加散騎常侍，凡軍府中的大事，都與他們商量。果不出王導所料，顧榮、賀循出仕后，三吳的大族豪強紛紛投靠司馬睿。王導又帶頭與江東士族聯(lián)姻。他曾向陸玩請婚，陸玩卻說：“小地方長不出大松柏，香的熏草和臭的蕕草不能放在一個容器里。我陸玩雖然不才，也決不首先做亂倫的事?！蓖鯇е缓米髁T。陸玩拒絕與王氏聯(lián)姻，也許是三吳習俗所致，也許是對這批亡國失守之士的藐視和戒備，或者兼而有之，反正王導這次碰了個軟釘子。但王導并不灰心，仍堅持與陸玩往來。一次，陸玩到王導家做客，王家用北方人愛吃的酪漿招待客人，陸玩吃得稍微多了些，回去后就病倒了。第二天，陸玩致書王導，信中說：“仆雖吳人，幾為傖鬼?！薄皞帷薄皞岣浮薄皞峁怼笔悄先藢Ρ比说拿锓Q，陸玩之言頗為幽默，也未必認真，但卻不無輕鄙之意。王導是中原人士，不通三吳方言，為了加強與江東人士的感情聯(lián)絡，常常自學吳語。名士劉惔第一次見王導，時值盛暑，只見王導在自家客廳里光著膀子，用腹部在彈棋盤上熨來熨去，自言自語地說：“何乃渹！”“何乃渹”是三吳方言，意思是“真涼快！”劉惔訪問歸來，有人問：“王公這人怎么樣？”劉惔風趣地回答：“沒有別的不同，只聽到他在講吳語。”在王導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江東士族的思想感情也逐漸轉變過來，成為支持司馬氏政權的一支重要力量。

永嘉五年(311年)六月，漢國大將劉曜、王彌攻破洛陽，俘晉懷帝，殺王公以下士民三萬余人，北方陷入空前的戰(zhàn)亂之中。為了躲避戰(zhàn)亂，中原士民渡江而南的占十分之六七，王導勸司馬睿從中收羅有道德才能的人，與他們共圖大事。司馬睿聽從了王導的建議，一次就辟舉掾屬一百多人，時人稱之“百六掾”。刁協(xié)、王承、卞壺、諸葛恢、陳頵、庾亮等人都是這次被辟舉的，后來在東晉政治舞臺上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當時南方戰(zhàn)亂較少，社會相對安定，荊揚二州，戶口殷實；但形勢異常復雜，政局不穩(wěn)，流民問題嚴重，王導為政務在清靜，每每規(guī)勸司馬睿要“克己勵節(jié)，匡主寧邦”。司馬睿初鎮(zhèn)建業(yè)時，嗜酒廢事，王導勸他不要喝了，司馬睿請求再喝一次，喝完后，把酒杯翻過來往桌上一扣，從此戒了酒，以示勵精圖治。王導又提出四條重要建議：“接納士人要謙虛，日常開銷需節(jié)儉，為政要力求清靜，南北之人應安撫?！彼抉R睿把這四條作為施政方針，從而逐漸贏得了南北士族的共同擁戴。王導的威望越來越高，朝野人士無不傾心，都尊稱他為“仲父”?；敢统踹^江時，見司馬睿力量微弱，曾說：“因為中原戰(zhàn)亂，我來這里是想找條活路，想不到這等寡弱，將來怎能成就大事！”于是終日憂懼，心中悶悶不樂。后來，桓彝去看望王導，倆人暢談世事，回來后高興地對周顗說：“剛才見了管夷吾(管仲)，再也不用發(fā)愁了！”南渡的北方士族，每到空閑日子，便相邀出城登新亭游宴，新亭臨江，風景秀麗，周顗觸景生情，感慨萬千，長吁短嘆地說：“風景不同啊！舉目有江、河之異。”眾人一聽，相對無言，潸然淚下。王導臉色一變，厲聲地說：“應當并力扶助王室，克復神州，怎能作楚囚相對而泣！”大家只好收住眼淚，齊聲道歉。司馬睿有了王導作輔，可謂如魚得水。一次，他對王導說：“你真是我的蕭何?。　蓖鯇Щ卮鹫f：“過去秦皇無道，老百姓討厭亂政，以致農民暴動，諸侯并起。漢代與民休息，倡導‘無為’政治，故能由亂到治。自曹魏以來，直至太康之際，公卿世族，比豪斗富，政治敗壞，不遵法度；上自王公，下至士人，無不貪于安樂，遂使奸邪之人有隙可乘。大王正要建立不世功勛，如同齊桓公那樣，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必有管仲、樂毅之類的賢相、猛將存在，豈是小小的王國臣僚所能事前揣測議論的。愿大王深謀遠慮，廣擇賢能。顧榮、賀循、紀瞻、周顗都是江南的杰出人物，愿待以優(yōu)厚禮遇，江東就安定了?！?/p>

司馬睿稱晉王，以王導為丞相軍諮祭酒。不久，又拜右將軍、揚州刺史，監(jiān)江南諸軍；隨后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書監(jiān)、錄尚書事。王導以大將軍王敦已經統(tǒng)領六州軍事，故辭去了中外都督。其時，司馬睿忙于削平江南割據(jù)勢力和鎮(zhèn)壓流民起義，征戰(zhàn)不息，學校未立，王導上表稱：“夫風化之本在于正人倫，人倫之正存乎設庠序。庠序設，五教明，德禮洽通，彝倫攸敘，而有恥且格，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義固矣。自頃皇綱失統(tǒng)，頌聲不興，于今將二紀矣?！冗M忘揖讓之容，后生唯金鼓是聞，干戈日尋，俎豆不設，先王之道彌遠，華偽之俗遂滋，非所以端本靖末之謂也。殿下以命世之資，屬陽九之運，禮樂征伐，翼成中興。誠能經綸稽古，建明學業(yè)，以訓后生，漸之教義，使文武之道墜而復興，俎豆之儀幽而更彰。……今若事遵前典，興復道教，擇朝之子弟并入于學，選明博修禮之士而為之師，化成俗定，莫尚于斯?！彼抉R睿采納了這一建議。

司馬睿登基那天，鳴鐘擊玉，百官陪列，大典隆重。元帝命王導升御床共坐，王導堅決不答應，再三推辭說：“如果太陽與地上的萬物等同，老百姓怎能得到陽光的普照！”司馬睿只好作罷。元帝自出鎮(zhèn)江左以來，王敦、王導同心擁戴，出力最多；元帝也推誠相見，委以重任，讓王敦總征討，掌管全國軍事；讓王導總機要，總管朝政；王氏子弟布滿朝廷，顯耀無比。當時人形容這種局面說：“王與馬，共天下。”

三、“王敦之亂”及對王氏宗族的影響

東晉建立后，司馬睿希望減弱瑯玡王氏的影響力，于是提拔劉隗、刁協(xié)等其他士族人士，用以制衡王氏勢力。司馬睿亦忌憚掌握軍事大權的王敦，亦疏遠了曾經極力扶持自己的王導。同時，王敦亦漸見專擅，如自行選置屬下州郡官員，自行加任割據(jù)險處的何欽為將軍，更意圖安插親信任州刺史。后司馬睿漸漸重用劉隗，同時疏遠一開始扶持他而名聲似乎比皇族更高的瑯玡王氏士族，王敦因而上疏為王導抱不平。太興三年(320年)，司馬睿任命湘州刺史甘卓改任梁州刺史，王敦要求以從事中郎陳頒代替甘卓擔任原本湘州刺史的位置，但遭拒絕，司馬睿更派譙王司馬承移鎮(zhèn)湘州。王敦見此，上表陳說古今被皇帝猜疑的忠臣和小人如何離間忠臣和皇帝的關系，想要感動司馬睿。后王敦寫信勸劉隗與他修好，劉隗亦拒絕。司馬睿見奏表后更為忌憚王敦，表面上增加他的屬官和尊貴待遇，但同時又任命劉隗和戴淵領兵到外，表面上是要抵抗北方胡族政權的入侵，實際上是要防備王敦。這都令王敦十分憤怒。太興四年(321年)豫州刺史祖逖病逝，令王敦以為再無人可以在軍事上威脅他，最終決意舉兵動亂。

永昌元年(322年)，王敦上奏劉隗的罪狀，并以誅劉隗為名舉兵向建康進發(fā)。王敦部屬沈充亦在吳興舉兵響應王敦。王敦到蕪湖時又上奏另一位寵臣刁協(xié)的罪狀。司馬睿對王敦的行為十分憤怒，于是決意與他決戰(zhàn)，要親率六軍與王敦對抗，并召命劉隗和戴淵回建康準備防衛(wèi)王敦的進攻，又下令斬殺王敦就可封為五千戶侯。在朝中任光祿勛的王敦兄長王含見此偷偷乘船投奔王敦。

被召還建康防守的劉隗入宮后與刁協(xié)要求司馬睿因王敦叛亂而盡誅王氏，但遭到拒絕，劉隗因而有懼色。同時王導亦率宗族子弟二十多人請罪，亦被司馬睿原諒，并任王導為前鋒大都督，戴淵任驃騎將軍，周札為右將軍、都督石頭諸軍事。又命王廙勸止王敦，但王敦不聽，更留下王廙自行任用。王敦逼近建康時，劉隗被指派守金城，周札守石頭城，司馬睿親自領軍在城郊準備迎戰(zhàn)。王敦兵臨石頭城，周札開城門投降。王敦因而占據(jù)石頭城。司馬睿于是命劉隗、戴淵、刁協(xié)、王導、周顗、郭逸和虞潭等率軍進攻石頭城，但都被王敦軍打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