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初元循規(guī) 盛世余暉

正統(tǒng)初政 君臣守成

依照大明朝的慣例，“正旦”即正月初一不僅是尋常百姓對新年美好期盼的開啟之日，也是帝國朝廷舉行喜慶大典迎賀新年的特殊節(jié)日?？尚率辏?435）正月初一的這一天，北京明皇宮內(nèi)卻有著另外一番景象：除了常規(guī)性地掛出一些象征迎新年的紅燈籠外，一切大型慶賀活動皆被告知暫停，就連正旦百官朝賀皇帝之慣例也被取消，改由眾臣前往宮中文華殿朝見8歲的娃娃皇太子朱祁鎮(zhèn)。（《明宣宗實錄》卷115）

“當今圣上到底怎么啦，連新年慶典也不能出來見見大臣？”

“據(jù)說皇上十分辛勞，內(nèi)廷傳言他病得不輕?。　?/p>

“圣上得了什么??？莫非如人們所傳的那樣：皇帝的性生活過于頻繁了？”

“色欲是要人命的??！”

……

眾大臣在聽到內(nèi)廷宦官傳達宣德皇帝免朝的最新指示后竊竊私語著。

風流天子：自信皇帝與不自信的遺囑

要說宣德皇帝的私生活——性生活過度之事在大明朝廷上下早已不是什么新鮮事，或者說是公開的秘密。好久了，人們一直暗中議論著：宣德帝派內(nèi)官鄭和、王景弘等下西洋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為了搞些海外春藥，也有人說朝廷不斷地派遣內(nèi)使出沒于帝國各地，也是為了尋找民間房事秘方。房事、性生活……這些在許許多多普通人看來只不過為了傳宗接代而不得不完成的“使命”外，平日里較少有人能從中得到快樂和享受，可在明宣宗那里卻不是這樣的。

從小就在無恥享樂和極度淫穢的皇爺爺朱棣一手調(diào)教下長大的朱瞻基閱女無數(shù)，加上自身體內(nèi)的荷爾蒙特別發(fā)達，每當臨幸美女時，那長得在漢族男人中罕見的絡腮大胡子扎得“妹妹”嗷嗷叫所帶來的男性自傲感促使他極度自信，進而沉溺于色欲孽?！K于有一天發(fā)現(xiàn)自己“儲備不足”，身體嚴重透支?！睹鲗嶄洝酚涊d：宣德九年（1434）十二月甲子日，“上（指宣德皇帝）不豫”。37歲的朱瞻基這次病倒的時間還比較長，3天后的丁卯日“文武群臣詣左順門問安”；5天后的己巳日，“文武群臣詣左順門問安”，一直到了第8天的壬申日，還沒有起床，那天剛好立春，按例要舉辦新年賀禮的，結(jié)果因為皇帝病了沒起床而“免賀禮，文武群臣詣左順門問安”（《明宣宗實錄》卷115）；第11天也就是宣德十年（1435）正月初一，“上不豫，免正旦賀禮，命百官朝皇太子于文華殿”（《明宣宗實錄》卷115）；第12天即正月初二，宣德皇帝降敕給北京行在工部和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太監(jiān)王景弘以及南京工部，對于相關(guān)事宜做了交待；第13天他降敕給遼東總兵官都督僉事巫凱及掌遼東都司都督僉事王真和鎮(zhèn)守太監(jiān)王彥、阮堯民等，囑咐“用心撫恤軍士，嚴加操練，備御邊疆”；第14天即正月初三日，37歲的宣德皇帝歸天，臨終遺言：“朕疾今不復起，蓋天命也。其命長子皇太子祁鎮(zhèn)嗣位，諸王宗室悉遵祖訓，謹守藩國。嗣君年幼，惟望圣母皇太后朝夕教訓，爾文武大臣盡心輔導；家國重務必須上稟皇太后、皇后然后行。喪禮以日易月?！保ā睹餍趯嶄洝肪?15）

從病倒到最后駕崩，朱瞻基的死可不像他的父皇明仁宗朱高熾那樣，連遺囑都來不及立，而是持續(xù)了半個月，從從容容地留下了敕諭、遺愿和遺囑。而從遺囑的核心內(nèi)容來看，可能意識到自己馬上就要升仙了，一輩子極度自信的朱瞻基此時對身后有可能出現(xiàn)的皇權(quán)弱化或“真空”而充滿了焦慮或言牽掛。為此，他做出如下補救：

第一，“其命長子皇太子祁鎮(zhèn)嗣位?！奔凑f大明皇統(tǒng)由宣德帝欽定的皇太子朱祁鎮(zhèn)繼承，這樣就排除了兄終弟及等其他皇位繼承的可能。

第二，“諸王宗室悉遵祖訓，謹守藩國?！边@是告誡大明皇室悉遵祖訓，規(guī)規(guī)矩矩，毋得覬覦明宮大位。想起當年大明帝室年輕的堂伯伯建文帝之大位被自家爺爺篡奪了，朱瞻基一身冷汗；又想起自家親叔叔也曾東施效顰，卻落得個家破人亡的結(jié)局，奄奄一息的明宣宗臉上露出了一絲寬慰的笑容。以自身的天資，以簡明的筆調(diào)，再次提醒一下皇室成員要自重！

第三，對于8歲沖齡天子而言何以能乾綱獨斷，肩負起天下之大任？臨終前的朱瞻基說：“嗣君年幼，惟望圣母皇太后朝夕教訓，爾文武大臣盡心輔導；家國重務必須上稟皇太后、皇后然后行?！边@里面講了三個方面的關(guān)鍵人物：小皇帝太小了，由“圣母皇太后朝夕教訓”；文武大臣應當盡心輔導沖齡天子，遇到國家大事上報給太皇太后、皇太后，由她們決斷后再進行處置。（《明宣宗實錄》卷115）

看到這里，細心的讀者朋友可能會覺得，這怎么可能？不是說明朝自開國皇帝朱元璋起就實行君主極端專制主義，且規(guī)定后宮不得干涉政事？明宣宗在遺囑中做出這樣的規(guī)定豈不違背祖宗的規(guī)制？

其實在明宣宗和他的皇父明仁宗及皇祖明成祖執(zhí)政的30多年時間內(nèi)，明朝政制已由洪武朝高度的“三權(quán)合一”逐漸演變成了“三權(quán)分立”（特注：絕非西方的“三權(quán)分立”），我們在《大明帝國》系列⑨《洪熙、宣德帝卷上》中的第5章中已經(jīng)做了詳盡的分析，為了照顧本書的敘述方便與內(nèi)容體系關(guān)系，在此不妨再做個簡單的回顧：

“成祖即位，特簡解縉、胡廣、楊榮等直文淵閣，參預機務。閣臣之預務自此始。然其時，入內(nèi)閣者皆編、檢、講讀之官，不置官屬，不得專制諸司。諸司奏事，亦不得相關(guān)白?！保ā睹魇贰ぢ毠僖弧肪?2）因此，許多人認為：永樂時代的內(nèi)閣可視作皇帝顧問班子翰林院的一個延伸機構(gòu)——“（翰林）學士，掌制誥、史冊、文翰之事，以考議制度，詳正文書，備天子顧問?！保ā睹魇贰ぢ毠俣肪?3）

而這一切到了仁宣時代就有了進一步的發(fā)展和變化。明仁宗朱高熾自登基起便開始不斷地提升閣臣的品秩、地位與權(quán)力。他先后命內(nèi)閣閣臣楊榮升為工部尚書，楊士奇升為兵部尚書，金幼孜升為禮部尚書，黃淮升為戶部尚書，楊溥升為太常寺卿……原本大明中央官僚機構(gòu)中最有地位與權(quán)勢的官銜即為六部尚書，也就是六部的長官，現(xiàn)在讓內(nèi)閣閣臣給兼任了。這不僅表明明仁宗對內(nèi)閣閣臣越來越信任與重用，而且也意味著內(nèi)閣的地位與權(quán)勢已開始漸漸地超過了六部；更有一個很大的潛在影響，那就是內(nèi)閣閣臣兼任六部長官，在不設內(nèi)閣官屬即在不破壞“祖制”的前提下，內(nèi)閣取得了參與國家大事的決策權(quán)即參政議政的合法權(quán)力。換言之，內(nèi)閣的參政權(quán)或言決策權(quán)日趨常規(guī)化與制度化。

對于皇祖、皇考的這番機構(gòu)與權(quán)力設計，從小就在大明皇宮里長大的朱瞻基還是頗為心領(lǐng)神會的。繼位登基之后，在承襲了父皇朱高熾時代內(nèi)閣構(gòu)建的基礎上，明宣宗稍做部分調(diào)整。因此到了宣德中期，大明內(nèi)閣閣臣有著很大的參與國家政務要事的決策權(quán)、議政權(quán)、人事權(quán)或言人事推薦權(quán)、任免權(quán)、考試權(quán)、詔令起草權(quán)、規(guī)諫權(quán)、封駁權(quán)和一定的司法權(quán)等，其最常見的為票擬權(quán)。

不過對于這樣的票擬權(quán)，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黃宗羲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內(nèi)閣票擬之責就在于幫助皇帝批答章疏——先拿個傾向性的處理意見來，這在很大程度上就好比是皇帝的書記員或言秘書。因此說，內(nèi)閣票擬是根據(jù)皇帝授意而行的，沒有閣臣的絕對獨立之意志（【明】黃宗羲：《明夷待訪錄·置相》）。即使事先沒有皇帝之授意，內(nèi)閣票擬好了，還要呈交給皇帝定奪，這就是明代政治制度中的批紅權(quán)。

批紅原本是指皇帝在臣下上呈的奏疏上用紅墨批寫如何執(zhí)行的最高指示，具有絕對的權(quán)威與最高的法律效率，因此說批紅是皇帝的“天職”。但明代第五帝、那位出身于溫柔鄉(xiāng)的大明皇家少爺公子哥兒朱瞻基卻極度懂得“勞逸結(jié)合”，深嫻領(lǐng)導干部的示范之道，對于本來應該全部由他親自御批的章疏只是象征性地批幾本，剩下的就交給身邊的“文化太監(jiān)”最高層領(lǐng)導司禮監(jiān)掌印太監(jiān)與秉筆隨堂太監(jiān)去代勞了。

這樣一來，在進入“仁宣之治”時，大明朝廷政制演繹出了內(nèi)閣票擬制與內(nèi)監(jiān)批紅制，我們不妨將自此以后大明帝國中央朝廷的政務運行做個大致的情形描述：假如以諸司衙門和老百姓上呈奏疏、上書作為開始的話，這些章疏首先都要密封后才能遞交給通政司，通政司將其送達內(nèi)廷的協(xié)和門，在那里由太監(jiān)接納，再轉(zhuǎn)呈給皇帝或交由內(nèi)閣。這時內(nèi)閣閣臣就可“密揭”，即向皇帝秘密進言論事，也就是前文所說的閣臣參政議政，或由皇帝召集重臣廷議，或由閣臣之間商議，形成初步的意向，由閣臣中的首輔或言皇帝最為信任的閣臣起草，即為票擬；再報呈給皇帝檢閱批紅，皇帝御批幾本，其余就交由司禮監(jiān)掌印太監(jiān)或秉筆隨堂太監(jiān)代行朱批。完成后再由六科給事中核對，要是正確無誤了，就下發(fā)給中央各部院衙門去直接執(zhí)行，見下圖：

宣德始大明帝國中央朝廷政務運行——“三權(quán)分合”示意圖

從上面示意圖中我們可以出，明初在宰相制廢除的情況下，由皇帝拍板決策和各部院衙門執(zhí)行所組成的權(quán)力板塊，經(jīng)過仁、宣兩帝尤其是明宣宗的改造，逐漸演化為三大權(quán)力板塊，即內(nèi)閣擁有票擬權(quán)，皇帝握有批紅權(quán)（后來通常由司禮監(jiān)代行）以及各部院衙門執(zhí)掌執(zhí)行權(quán)，我們姑且稱之為明代版的中央“三權(quán)分立”。

在這樣的“三權(quán)分立”架構(gòu)下，大明朝廷政務進入了有條不紊的運作狀態(tài)。一旦有重大事情要上報或重要政務要奏請，首先歸口到通政司去，通政司將其轉(zhuǎn)入內(nèi)閣，或由內(nèi)閣閣臣討論，或由皇帝召請大臣密議，或廷議，只要不觸犯皇權(quán)和皇帝的尊嚴，大家可以各抒己見。這就是某些人津津樂道的中央朝廷集體領(lǐng)導或言中國特色的“民主制”。

至于各人的意見怎么統(tǒng)一和采納，這就要看誰的權(quán)威勢能高和他所主張的合不合情理章法了。通常情況下，在場的皇帝有某個傾向性意見，那么他的意見往往成為“民主”討論的決定性結(jié)論，余下的就是內(nèi)閣票擬了。在皇帝倦于政事或不在場或尚未完全拿定主意的情況下，內(nèi)閣首輔的主張往往成為主導性的意見，但在票擬過程中別的內(nèi)閣閣臣也可提出不同的建議，只要是合情合理又合法，有時這樣的建議還能被采納且付諸實施。宣德元年（1426）是否出兵趙王府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案例。由于最先受到昔日東宮老師陳山提出的建議之影響，明宣宗在與“首位”內(nèi)閣閣臣楊榮的密議中已有了傾向性的意見——出兵彰德，將趙王一窩端了。但在起草檄文與敕令的過程中，閣臣楊士奇提出了更合情理和更有利于宣德朝“安定團結(jié)”的建議，并最終被明宣宗所采納，從而避免了一項錯誤的決策和一場錯誤的戰(zhàn)爭。由此我們還不能不說，這樣的中國特色“民主制”具有一定的合理價值。（參見《明宣宗實錄》卷21；【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高煦之叛》卷27）

從心理學角度來講，明宣宗時代逐漸形成的這種“民主”決策過程，既突破了皇帝一人決策拍板的局限性，又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小范圍群體決策中的合群思維和盲從思維所帶來的不良后果。因此我們也不能不正視宣德以后中央朝廷政務“三權(quán)分立”運行的合理性，但同樣我們也不能太高估了這個決策過程的“民主”性。

可以這么說，仁宣時期大明政制的變化絕不是明宣宗君臣具有超時代民主意識萌芽的創(chuàng)新結(jié)果；恰恰相反，宣德朝開始的大明中央朝廷在“三權(quán)分立”的政制運行下皇帝抽身于繁重政務而又能最終統(tǒng)攬到了絕對專制大權(quán)。具體地說：

第一，閣臣或朝廷重臣到底由誰來參與議政最終取決于皇帝。譬如宣德二年（1427）在最初密議是否從交阯撤兵問題上，朱瞻基就不找主張反對撤兵的蹇義與夏原吉商議，而是先向楊士奇、楊榮作些暗示，在取得意見基本一致后再拿出來由大臣們討論，實際上這是宣德皇帝的個人意志，哪是群臣討論的結(jié)果呀！（《明宣宗實錄》卷16）

第二，內(nèi)閣票擬的意見與主張能否實施到位最終也取決于皇帝。朱瞻基在當皇太孫時，由皇爺爺做主，原配第一夫人為胡氏，“二奶”為孫氏等。等到他自己登基即位后，這位大明第一人越看越覺得“大奶”不如“二奶”，于是就動了改立后宮的念頭，他最先召閣臣楊士奇等人密議，但沒想到遭到了楊大臣等人的激烈反對，幾經(jīng)周折，宣德皇帝就是不改初衷，最后楊士奇等還是按照明宣宗的意志起草了改立“二奶”孫氏為皇后的詔令。（《明史·楊榮傳》卷148；【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仁宣致治》卷28）

第三，內(nèi)閣票擬取決于皇帝批紅，批紅由司禮監(jiān)代行，內(nèi)閣受制于皇帝的奴才太監(jiān)。

明宣宗時期太監(jiān)“領(lǐng)頭羊”范弘、金英等都是比較謹慎、守法之人，司禮監(jiān)的工作有條不紊，朝政運行得十分有效。但一旦司禮監(jiān)頭面太監(jiān)是心術(shù)不正的大奸大惡的話，那么他（們）就會利用手中的批紅權(quán)，否定內(nèi)閣票擬的意見，根據(jù)自身利益和意見另行決策政務，甚至會置祖宗成法而不顧，紊亂朝綱。明中期的“大腕”宦官王振、汪直、劉瑾和后期的魏忠賢等，無一不口含天憲，利用皇帝幼小無知或倦于政事或昏庸無能，隨心所欲地應用司禮監(jiān)的這個特殊權(quán)力為非作歹、荼毒天下。曾有有識之士一針見血地指出：“一代弊政，實宣廟（明宣宗）啟之也?！保ā厩濉坎樯餍校骸度撕Ｓ洝废拢┚瓦B當年的朝鮮《李朝實錄》也說：“（宣德始，大明）朝廷政令不由朝官，皆出自司禮監(jiān)。”（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上編卷5，《世宗莊憲大王實錄》2，中華書局1980年版）

可惜的是明宣宗在世時卻沒有預見到日后宦官為害之隱患，他所津津樂道的是，大明中央朝廷政務的運行由形式上的“三權(quán)分立”最終又走上了實際意義的“三權(quán)合一”，即皇帝既解除繁雜政務的羈絆又能實行高度的君主專制集權(quán)，這也正是宣德年間明宣宗放心政治、嬉戲玩樂的奧秘所在。（詳見筆者：《大明帝國》系列之⑨《洪熙、宣德帝卷上》第5章，東南大學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

現(xiàn)在朱瞻基要走了，要離開這個令他欲罷又不能的愛欲世界，能想到的和能做的都做了。這對于一個極度自信的皇帝來說，身后皇權(quán)的掌控已做了制度性的規(guī)范，似乎也就沒有必要過多的擔憂，唯獨有個不放心的，就是皇權(quán)的操作與執(zhí)行靠誰來替代或輔佐一個少不更事的兒童天子呢？朱瞻基想到了自己的母親皇太后張氏、曾經(jīng)與自己耳鬢廝磨又心心相印的艷后孫氏和內(nèi)閣閣臣為首的文武大臣三大角色。

正統(tǒng)初元，明廷核心權(quán)力暫寄歷經(jīng)風雨的老祖宗張皇太后手中

明宣宗的這番思路與算計還是有著較為充分的合理依據(jù)的。

先說說明宣宗的“另一半”——艷后孫氏。孫氏是朱瞻基姥姥彭城伯夫人的家鄉(xiāng)人，這個彭城伯夫人就是當年明仁宗朱高熾的丈母娘，誠孝皇后張氏的老媽。因為女兒當時為皇太子妃，老太太有事沒事經(jīng)常往女兒那里跑。盡管女婿不得他自家老爺子永樂皇帝的喜歡，但彭城伯夫人的女兒張氏卻很讓魔鬼皇帝朱棣刮目相看。因此老太太來到大明宮中時，很多時候朱棣還是知道的，甚至有時心情好他還會與親家說上幾句。老太太彭城伯夫人每次到宮中都要瞎扯一些張家長李家短的事情，見到大明宮中美女如云，她就說起自己老家山東永城縣主簿孫忠家生了一個美如天仙的小女孩孫氏。起初人們以為老太太嘮叨，也沒當回事，但說多了，大家都有好奇心，就讓老太太將那美如天仙的小女孩孫氏帶來看看。等帶來看了以后，沒人不說這女孩長得不好的，且人還十分機靈，嘴巴也甜。永樂皇帝聽說后決定將小女孩孫氏留在宮中，由彭城伯夫人的女兒皇太子妃張氏撫養(yǎng)，那時孫氏10多歲。10多歲的小女孩再過幾年就懂得人世間的那些事了，從后來宣德皇帝同母親張?zhí)笾g親密的母子關(guān)系來看，青少年時代的朱瞻基與老媽皇太子妃張氏之間的走動與聯(lián)系肯定也少不了；而張氏身邊偏偏有個人見人愛的美人胚子孫氏，加上她伶俐又有心機，想必當時的少年朱瞻基早就被她勾魂攝魄或與她初試云雨了，這樣的事情在明清宮中是不稀奇的。問題是在永樂十五年（1417）冊立皇太孫妃嬪時，朱瞻基做不了主，只能由大家長皇爺爺拍板，可能當時朱棣考慮到“美女是禍水”的古訓，也可能考慮到自己使用胡榮的大女兒蠻稱心的，同時也顧及愛孫的個人喜愛，最終定局：將大臣胡榮的三女兒胡善祥定為皇太孫妃，即人們俗稱的“大奶”，而將美艷孫氏定為皇太孫嬪，即“二奶”。（《明史·后妃一·宣宗孝恭孫皇后傳》卷113）

轉(zhuǎn)眼間幾年過去了，皇爺爺朱棣作古，父皇朱高熾也匆匆走了，當年的皇太孫朱瞻基即位稱帝，而皇太孫妃胡氏也由此升格為皇后，皇太孫嬪孫氏升格為貴妃。貴妃與皇后只相差一級，但對于自小天生麗質(zhì)又一直受到皇太孫老公寵愛的孫氏來說，無論如何也接受不了。是自己不如人家皇后胡氏漂亮還是侍候老公不如她周到？每想到這些，孫氏就憤懣不已，但又不敢也不宜公開地表露出來。人們常說漂亮女人多草包，其實不然，不是還有一種說法：美女蛇。不過將孫氏說成美女蛇似乎太過了頭，但她確實十分精明，還工于心計。心想：要說男人么，你要是硬向他要什么，他還不一定會心甘情愿地給你，他所貪圖的就是我們女人的美色，我們何不好好地利用這資源與契機來實現(xiàn)自己的宏愿！孫氏打定主意，就從自己的皇帝老公朱瞻基身上下工夫。每當老公需求什么，她就滿足他什么，從不讓他不高興；即使要表達自己心里委屈時還得要哭成淚美人似的，讓男人好不憐愛，這時發(fā)話，男人沒有不繳械的。宣德元年（1426），在孫貴妃孫美女的授意下皇帝朱瞻基猶如不明事理的孩子，向母親皇太后“索要金寶”；而后的宣德三年（1428），與孫美女惺惺相惜的皇帝丈夫又導演了一出無故廢皇后立艷妃的活丑鬧劇。（《明史·后妃一·宣宗孝恭孫皇后傳》卷113）

人們常說：兒時的朋友最可靠，而對于小時候青梅竹馬的男女來說又何嘗不是？從貴妃到皇后，這一路走來，孫美人的心路歷程朱瞻基再清楚不過了，如今愿望全部實現(xiàn)了，她還有什么其他祈求？爬到更高的位置——皇帝大位？自古以來除了那個讓人永世詛咒的武則天外，還沒有其他女人當皇帝的，更何況當下要即位的小皇帝還是孫美女花了“大力氣”“好工夫”才得來的。所以說，別人都可以不信，自己的美妻還是很讓奄奄一息的朱瞻基放心的！

不過從當時的情勢來看，大明宮中女主人孫皇后上面還有一個更高級別的“女主子”，她就是朱瞻基的親生母親皇太后張氏。皇太后張氏是明仁宗朱高熾的正妻，山東永城人。父親張麒是當?shù)氐囊粋€普通農(nóng)民，他生有兩男一女。一女即后來貴及皇太后的張氏，張氏有兩個哥哥，大哥叫張昶、小哥叫張昇。洪武二十年張氏被聘為燕世子妃，即朱高熾的“大奶”。由此，張氏父親張麒也被授予兵馬副指揮官銜。永樂初年朱高熾升為皇太子，老丈人張麒上南京升任衛(wèi)指揮使?？衫限r(nóng)民出身的張麒卻沒有福分，當上衛(wèi)指揮使官沒多久就死了。一轉(zhuǎn)眼就是朱高熾登基當皇帝了，他追封老丈人張麒為彭城伯。與父親張麒薄命相比，大兒子張昶和二兒子張昇可謂福壽雙全。張昶“從成祖起兵取大寧，戰(zhàn)鄭村壩，俱有功，授義勇中衛(wèi)指揮同知……還佐世子守北平。永樂初，累官錦衣衛(wèi)指揮使……仁宗立，擢中軍都督府左都督，俄封彭城伯，子孫世襲。洪熙改元，命掌五軍右哨軍馬”。（《明史·外戚傳》卷300）張昇“成祖起兵，以舍人守北平有功，授千戶，歷官府軍衛(wèi)指揮僉事。永樂十二年從北征。仁宗即位，拜后府都督同知。宣德初，進左都督掌左府事”。（《明史·外戚傳》卷300）

張氏兄弟之所以能官運亨通，除了其參與朱棣“靖難”、立有軍功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倆很大程度上沾了貴為大明皇家未來第一女主人的好妹妹張氏之光。不過與歷代皇家女眷及外戚迅速顯貴相比，張氏倒不是那種為了家族利益而做什么都要急吼吼的貪婪女人。相反，她自進入燕王府起，就以其身上留有的山東農(nóng)村人之淳樸與賢惠一步又一步地走了過來。

洪武晚期，作為燕世子妃的張氏耳聞目睹了大明政治的兇險。建文時期，公公朱棣陰謀起兵“靖難”，丈夫和自己娘家兩哥哥都被卷入了深不可測的造反漩渦之中。政治博弈的危險性與相互殘殺戰(zhàn)爭的殘酷性讓張氏充分領(lǐng)悟到了夫君家皇位來之不易的道理。

永樂時，張氏“始為太子妃，操婦道至謹，雅得成祖及仁孝皇后歡。太子（朱高熾）數(shù)為漢、趙二王所間，體肥碩不能騎射。成祖恚，至減太子宮膳，瀕易者屢矣，卒以后故得不廢”（《明史·后妃一·仁宗誠孝張皇后傳》卷113）。

當然朱高熾皇太子之位最終沒被廢黜的原因還有許多，但當時的皇太子妃張氏的作用絕不容小覷，或者換一種說法，朱高熾在一定程度上沾了自己老婆的光。放在時下某些女強人的眼里，這樣的男人似乎很無能，讓人瞧不起?？僧斈甑膹埵蠀s沒有這樣，一如既往地與丈夫朱高熾同舟共濟，最終修得了正果。正因為有著這樣的看似平凡卻實為非常的人生經(jīng)歷，仁宣之際的張氏即時稱張皇后“中外政事莫不周知”，但她又不干涉皇帝丈夫處理國家政事，十分珍惜“天下清平”的好日子。可這樣的好日子剛來沒多久，她突然遭遇了喪夫之痛。洪熙元年（1425）五月，登基才10個月的皇帝丈夫明仁宗朱高熾突然“走了”，一直與自己丈夫較勁爭奪皇位的皇家二叔朱高煦卻在蠢蠢欲動。面對帝國上下謠言四起和“中外洶洶”（【明】夏原吉：《忠靖集附錄·夏忠靖公遺事》；【明】楊榮：《文敏集附錄·楊榮行實》）的險惡形勢，張皇后臨危不亂，理性地采取果斷措施，讓皇太子朱瞻基順利登基，穩(wěn)定政局，化解了一場政治危機。一代賢后和杰出女政治家的風范在人們不經(jīng)意間展示于世間。

張氏張皇后盡管不是名門出身，但自從進入魔鬼皇帝家門以后可算是見了大世面了，她目擊了大明朝的驚濤駭浪，靠著自己的賢惠與聰明以及恰逢時勢地生了一個“有出息”的兒子，幫助丈夫最終贏得了皇位，而后又為“出息”兒子朱瞻基的登基盡了她所有的力。這是一個歷經(jīng)風雨的老太太，也是一個有著遠大眼光且把握得住大局的老祖宗。

宣德初年，不得不“榮升”為皇太后的張氏“軍國大議多稟聽裁決”。之所以要這樣，恐怕還是應了一句老話：“知子莫若父！”不，現(xiàn)在朱瞻基的父親不在了，知子就由他的母親了。其實這些年在魔鬼的天才皇帝朱棣調(diào)教下，朱瞻基到底成了什么樣，別人不清楚，作為孩子的母親張氏還是知道的。朱瞻基天資聰明，能文又能武，但由于生在大明“第一人家”，又在不可一世的皇爺爺?shù)拈L期熏陶下，他的自我感覺和自我意識特別好，凡事不達目的決不罷休。想當年10多歲時，他常來宮中看望自己，就被長得比狐仙還要美麗的孫氏孫美女勾去了魂魄，后來皇爺爺成全了他們。可如此做法助長了這小子的唯我獨尊意識，而作為一國之君恰恰又不能忘乎所以，于是宣德年間張氏張?zhí)缶筒荒懿弧败妵笞h多稟聽裁決”（《明史·后妃一·仁宗誠孝張皇后傳》卷113）。

好在皇帝小子腦子還算拎得清，“是時海內(nèi)寧泰，（宣德）帝入奉起居，出奉游宴，四方貢獻，雖微物必先上皇太后。兩宮慈孝聞天下。（宣德）三年，太后游西苑，皇后皇妃侍，帝親掖輿登萬歲山，奉觴上壽，獻詩頒德”（《明史·后妃一·仁宗誠孝張皇后傳》卷113）。張?zhí)箅m說很高興地接過兒子皇帝敬上的酒杯，可口中還是不停地告誡道：“今天下無事，吾母子得同此樂，皆天與祖宗之賜也。天下百姓皆天與祖宗之赤子。為人君但在保安百姓，使不至于饑寒，則吾母子斯樂可永遠矣”（《明宣宗實錄》卷36）。宣德五年（1430）二月，張?zhí)笈c明宣宗等前往北京天壽山拜謁長陵與獻陵。見到陵下跪地歡迎的當?shù)匕傩?，太后張氏不失時機地教育皇兒明宣宗：“百姓愛戴君上，以能安之。古帝王保有天下，垂裕子孫，令聞長世，千載之下，人猶仰慕，亦惟能安民耳。國家恒輕徭薄賦，以存恤為務，庶幾為民父母之道?！眲傉f完，張?zhí)笥窒轮迹荷下放缘陌傩占依锶タ纯?，詢問詢問他們的生活，親口品嘗農(nóng)婦所獻的“蔬食酒漿”，并要皇兒明宣宗也吃點。明宣宗吃了沒有呢？史料未載，想必從小生活在錦衣玉食的溫柔鄉(xiāng)中的宣德帝是吃不下如此粗劣飯菜的。不過好在他的悟性不錯，領(lǐng)會了皇太后母親要求他體悟百姓甘苦、推行與民休息和實行長治久安政策的深刻用意。當時一路伴駕隨行的還有大明朝廷重臣英國公張輔、尚書蹇義及大學士“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等，按照朝廷禮儀，他們前來拜見張?zhí)?。張?zhí)笠灰姷剿麄兙皖H為感慨地說道：“你們幾位都是前朝的老臣，今天我們還能相聚也是福分啊。如今雖說大明天下國泰民安，可皇帝還很年輕，你們應該要好好地輔佐他?。　保ā睹餍趯嶄洝肪?3；《明史·后妃一·仁宗誠孝張皇后傳》卷113）

宣德皇帝當時也在場，多年后的一天，他跟大學士楊士奇如此說道：“楊愛卿，你還記得那年我們一起上天壽山謁陵的回來路上，皇太后她老人家講過的那番話？”楊士奇微微頓了一下，然后回答道：“臣不敢忘！”朱瞻基說：“未忘就好，那天皇太后老人家與你們說完后繼續(xù)跟朕說：‘你們幾位都是熟識朝廷大體、行事穩(wěn)重的老臣。張輔雖說是個武臣，但能懂大義；吏部尚書蹇義持重謹慎，就少了點果斷；你楊愛卿持正能諫，一旦說起來就不管忤逆不忤逆君上。為此先帝曾有幾次不快樂，但最終還是接受了您的諫言，因而也就沒廢政事。不過還是在三件事上留下了遺憾，直后悔當初沒聽您的。’”（《明史·后妃一·仁宗誠孝張皇后傳》卷113）

或許正是受了母親張?zhí)蟮挠绊?，宣德年間朱瞻基在楊士奇、楊榮、楊溥等老臣輔佐下，選賢任能，厘清吏治，強化監(jiān)察，整飭風紀，謹選守令，重農(nóng)固本，寬刑慎罰，清整刑獄……由此將皇父朱高熾肇啟轉(zhuǎn)型的大明“和平之列”駛?cè)敕€(wěn)定發(fā)展的軌道，開創(chuàng)了大明帝國歷史上最為輝煌的時期——“仁宣之治”。

或許正是看到朱瞻基“恪遵成憲”“敷宣德意”，治國理政抓大治有條不紊，本來就生性恬靜且能識大體懂大局的張?zhí)?，對于自己的皇帝兒子的個人喜好并不太在意。

宣德登基不久，為了使得從小就與自己心有靈犀一點通的孫美眉能擁有一枚貴妃金印，朱瞻基采取軟磨硬泡的策略不斷地向上請示。而在張皇太后看來，這小子的如此招數(shù)不就是為了給心愛女人掙一枚金印么，算了，只要他不過分瞎來，就由他去吧！于是孫貴妃盼望已久的金?。ㄒ裁饘殻┰趶妱堇瞎牟僮飨率州p松地來到了自己的手中。大明朝貴妃有金寶之制自此而始。（《明史·后妃一·宣宗孝恭孫皇后傳》卷113）

至此，誰都懂得，獲取金寶、取得了幾乎與皇后地位不相上下的宣德皇帝心愛美眉只要再努力一把——生個皇子，就可輕而易舉地奪得皇后寶座?？闪钊藳]想到的是，不論朱瞻基與孫美女在床上怎么努力，再怎么加班加點，來個革命加拼命，就是不見龍種皇子從那貴妃地里冒出來。不過這也不太妨礙事，已經(jīng)嘗到算計得來的甜頭的孫貴妃有的是主意，她“陰取宮人子為己子，即英宗也，由是眷寵益重”。剛好大明天子的正宮胡皇后也無子，還“身弱多病”，宣德帝就讓她上表辭位，退居長安宮，當個“靜慈仙師”（《明史·后妃一·宣宗恭讓胡皇后傳》卷113）。宣德三年（1428）三月，風流天子朱瞻基正式廢黜皇后胡氏，改立孫貴妃為皇后，由此也開創(chuàng)了有明一代變亂宮壸——廢后立妃之先河。

不過對于這種潛在的不良后果，宣德時期的張?zhí)蟛]有表現(xiàn)出過于強烈的反應。盡管自己十分同情廢后胡氏，“常召居清寧宮。內(nèi)廷朝宴，命居孫（皇）后上”（《明史·后妃一·宣宗恭讓胡皇后傳》卷113），但她似乎更看重的是兒子明宣宗治理下的大明“吏稱其職，政得其平，綱紀修明，倉庾充羨，閭閻樂業(yè)，歲不能災……蒸然有治平之象矣”（《明史·宣宗本紀》卷9）。

正是張?zhí)蟮倪@種客觀縱容，使得明宣宗愛其所愛和恣意縱欲。終于在宣德十年（1435）新年開啟，還沒步入不惑之年、年僅37歲的明宣宗命喪美女色欲。當時皇太子朱祁鎮(zhèn)年僅8周歲，一個只知道吃喝玩樂的娃娃怎么能擔當起治國理政之重任？臨終前的宣德皇帝也想到了這一層，所以他在遺囑中特別明確規(guī)定：“文武大臣盡心輔導（大明沖齡天子），家國重務必須上稟皇太后、皇后然后行”（《明宣宗實錄》卷115）。我們將這段遺囑換一種說法：明宣宗謝世后大明帝國皇權(quán)出現(xiàn)了真空或言弱化，就由宣德帝的母親張?zhí)箢I(lǐng)銜暫時代理運行。不過有著過人之識的張?zhí)笤诨蕛哄崛蝗ナ?、大明皇位承繼再度發(fā)生危機之時，更多地從“國有長君，社稷之福”的角度考慮，打算遠召長沙的襄王即明宣宗的同胞小弟弟、皇太子朱祁鎮(zhèn)的親叔叔朱瞻墡來京繼承大統(tǒng)（【明】陸容：《菽園雜記》卷8）。但這個建議迅速遭到了楊榮、楊士奇等老臣的反對，老臣們堅決主張恪守傳統(tǒng)的嫡長子皇位繼承法，立宣德皇帝的皇太子朱祁鎮(zhèn)為帝。出于安定團結(jié)的大局考慮，張?zhí)蟛]有固執(zhí)己見，相反，她毅然決然地遵循明宣宗的遺詔，立朱祁鎮(zhèn)為帝。不僅如此，張“太后（還）趣召諸大臣至乾清宮，指太子泣曰：‘此新天子也?！撼己羧f歲，浮言乃息”（《明史·后妃一·仁宗誠孝張皇后傳》卷113）。

張?zhí)笾栽陉P(guān)鍵時刻做出讓步，除了上述講到她從維穩(wěn)角度考慮問題和擁有寬闊的胸懷外，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她恪守“毋壞祖宗法”之信條。朱祁鎮(zhèn)即位之初，朝中有大臣上請張?zhí)蟪鰜泶购熉犝?，她明確回答道：“祖宗定的規(guī)矩，我們怎能隨意將它給毀壞了呢？！”她不僅堅決拒絕自己垂簾聽政，還嚴格恪守祖宗成憲，裁抑宮中宦官勢力，整肅宮闈，約束外戚。

前文說過，張?zhí)笥袃蓚€哥哥，老大張昶襲封彭城伯，老二張昇官為左軍都督府左都督。但從《明太宗實錄》記載來看，這兩兄弟之外還有個小弟弟叫張旭，此人“居鄉(xiāng)驕橫”，依仗自家是大明皇親國戚而在鄉(xiāng)里橫行不法。當時的永樂皇帝聽說后，曾跟張家大家長張昶這般說道：“皇親最當守法，不守法罪比常人有加。開平王、永成侯、德慶侯之家特外戚生事壞法，皆取滅亡。前鑒不遠，汝今富貴，但常不忘貧賤時，自然驕逸不生，若溺富貴而忘貧賤，奢傲放恣，以凌虐人，有英明之君在上，必不恕爾！”聽到皇帝的這番訓誡，張昶早就嚇得魂飛魄散。好在那天永樂皇帝尚未完全失控，也顧及了兒媳婦張氏的面子，看到跪在地上死命磕頭謝恩的張昶，他當場下令賜鈔60錠，不過同時又不無深意地說道：“此賜非多，爾能守法保富貴，何啻萬倍于此？”（《明太宗實錄》卷143）

打一巴掌揉一揉，大明天子的這等招數(shù)還十分管用，加上張家大家長張昶本身性格淳樸、處事謹慎，終永樂、洪熙、宣德和正統(tǒng)四朝，張?zhí)蟮哪锛胰硕急容^守法。即使這樣，張?zhí)筮€經(jīng)常告誡兩兄長：“以恭儉毖，飭保家族，不許預議國事?！泵饔⒆诩次恢?，大學士楊士奇等朝臣上言太皇太后：“都督張昇平日存心公正，非其余可比。令議國事，誠出公論。況昇歷事列圣，皆知其賢，每有巡幸，必命留守。伏惟太皇太后無以親兄弟為嫌，仍令與議軍國重事?！保ā睹饔⒆趯嶄洝肪?；【清】毛奇齡：《勝朝彤史拾遺記》卷2）可張皇太后聽后一臉的不高興，從國家大局和家族安穩(wěn)的長遠角度考慮，她非但拒絕了朝臣們的上請，反而還讓楊士奇起草了《太皇太后諭二兄書》，其中寫道：“吾起于寒微，叼蒙國恩，榮及祖宗，顯受褒寵。諸兄嗣膺重爵厚祿，闔門富貴，與功臣等。此皆列圣天地之賜也，顧豈常有汗馬之勞哉？……今長孫皇帝以幼沖嗣大寶，內(nèi)間保持輔翼，實系于吾……二兄同氣至親，可不體吾之此心哉？尚其循禮度修恭儉，以率子孫家人，俾咸慎蹈，毋作忒過……二兄自今惟朝朔望公朝，有政議悉勿預聞?！保ā久鳌織钍科妫骸稏|里別集》卷1）

張?zhí)蟮倪@番話語就是告誡娘家人：自始至終都要謹慎處事，安分守己，恪守外戚不能干政等大明皇家祖宗成憲。這也是正統(tǒng)初年大明朝廷對于內(nèi)廷及其相關(guān)之人的要求與訓誡，那么對于外朝又將是如何？明朝人記載說：“英宗初立，張?zhí)笈R朝委政楊士奇、楊榮、楊溥，政治清明，民間亦厭苦兵革。故自宣德以來，務休息生養(yǎng)，為國朝太平之極盛?！保ā久鳌扛哚罚骸而欓噤洝ぜ核忍斪儭肪?0，P123）清初學者也說：“初，宣宗崩，上（指明英宗）沖年踐祚，事皆白太后然后行。委用三楊，政歸臺閣?！保ā厩濉抗葢骸睹魇芳o事本末·王振用事》卷29）《明史》載：正統(tǒng)初年在天子少不更事的情勢下，張皇太后下達懿旨：“第悉罷一切不急務，時時勖帝向?qū)W，委任股肱……”（《明史·后妃一·仁宗誠孝張皇后傳》卷113）

正統(tǒng)初元朝政的實際操盤手：屢經(jīng)風雨的輔政五大臣：“三楊”、張輔、胡濙

“第悉罷一切不急務”就是要停罷一切不急之務，與民休息；“時時勖帝向?qū)W”就要加強對沖齡天子朱祁鎮(zhèn)的教育輔導，將他培養(yǎng)成一代圣主明君；而“委任股肱”即要將大明軍國重任交予歷經(jīng)永樂、洪熙、宣德三朝風風雨雨的老臣去打理，這也是明宣宗遺詔精神所規(guī)定和要求做到的。我們不妨將上述這話再說透一點，即遵循后宮不得干政的祖宗規(guī)制，正統(tǒng)初年的張皇太后委政于內(nèi)閣閣臣“三楊”和張輔、胡濙為代表的數(shù)朝老臣。

久經(jīng)考驗的內(nèi)閣“三楊”成了正統(tǒng)時期首選的輔政大臣

內(nèi)閣是仁宣時期的智囊決策機構(gòu)，內(nèi)閣閣臣楊士奇、楊榮、楊溥（時號“三楊”）都是歷經(jīng)明初政治風浪的朝中元老。三楊原本都是平民或言草根出身，通過科舉考試、薦舉而逐漸躋身于大明高級公務員的行列，他們熟悉社會底層生活與百姓疾苦，有著豐富的社會閱歷，又屢經(jīng)政治風浪，因而在錯綜復雜的政治形勢下都能保持著清醒的頭腦，把握住正確的大方向。（《明英宗實錄》卷143）

在“三楊”中楊士奇盡管學歷文憑最低，他自學成才，但他識大體、懂大局，擅長行政工作，性直又有雅量，能容忍別人之過，被人美譽為“賢相”。明代官史記載說：“（楊）士奇處心公正，論事存大體，在上（皇帝）前有德者必扶，有過者必掩；取人必先德行而后才能，且博詢于眾論，故所薦皆名士?！保ā睹饔⒆趯嶄洝肪?14）《明史》也說楊士奇“雅善知人，好推轂寒士，所薦達有初未識面者。而于謙、周忱、況鐘之屬，皆用士奇薦，居官至一二十年，廉能冠天下，為世名臣云”（《明史·楊士奇?zhèn)鳌肪?48）。

“三楊”中的楊榮是永宣時期最為機敏、最有謀略的朝廷決策大臣。他精明果敢，能謀善斷，尤其是在臨時決策和軍事方面有著杰出的才能，因而深得永樂皇帝的器重與厚愛，朱棣每次北征都要將他給帶上。在永樂朝那個人人自危的歲月里，唯獨楊榮自始至終都能繞過政治場上的驚濤駭浪而得以保全?！睹魇贰氛f楊榮“歷事（永樂、洪熙、宣德和正統(tǒng)）四朝……老成持重……論事激發(fā)，不能容人過。然遇人觸帝怒致不測，往往以微言道帝意，輒得解。夏原吉、李時勉之不死，都御史劉觀之免戍邊，皆賴其力”。因為為人機靈，說話得體，又能料事正確無誤，楊榮的官宦生涯順風順水，“恩遇亦始終無間……先后（受）賜賚，不可勝計”。不但如此，他還“性喜賓客，雖貴盛無稍崖岸，士多歸心焉?；蛑^（楊）榮處國家大事，不愧唐姚崇，而不拘小節(jié)，亦頗類之”。（《明史·楊榮傳》卷148；《明英宗實錄》卷69）

“三楊”中的楊溥是永宣時期皇帝所親近的大臣中較為特殊的一個，他為人正派，但性格很內(nèi)向，寧靜淡泊。雖說他與楊榮同為建文二年（1400）的進士，同時被授予翰林院編修，但在隨后的人生道路上，這“兩楊”卻有著很大的不同。永樂初年楊溥被任命為太子洗馬即東宮老師，與黃淮等一起伺候皇太子朱高熾讀書。永樂十二年（1414），“東宮（指皇太子朱高熾）遣使迎（永樂）帝遲，帝怒。黃淮逮至北京系獄。及金問至，帝益怒曰：‘問何人，得侍太子！’下法司鞫，連（楊）溥，逮系錦衣衛(wèi)獄。家人供食數(shù)絕。而帝意不可測，旦夕且死。溥益奮，讀書不輟。系十年，讀經(jīng)史諸子數(shù)周”（《明史·楊溥傳》卷148）。

楊溥坐了十年的冤枉監(jiān)獄，直到朱棣死，皇太子朱高熾上臺后才將他給放了出來。正因為有著這段非同尋常的經(jīng)歷，朱高熾夫婦在掌握了大權(quán)后對楊溥等人充滿了感激與憐憫之情。楊溥一出獄，朱高熾就任命他為翰林學士。洪熙元年（1425），明仁宗特建弘文閣，讓楊溥執(zhí)掌閣事，實際上是另立了一個內(nèi)閣班子。不久又晉升他為太常寺卿。至此，楊溥已經(jīng)位列于楊士奇、楊榮等重臣的行列，加上他性格恬靜，淡泊名位，嚴謹操守，處事公平，故而深得朝中同僚甚至皇帝的尊敬。宣德初年，楊溥主動提出，撤銷弘文閣。明宣宗接受了他的建議，將他召入內(nèi)閣，與楊士奇、楊榮、金幼孜等同埒。宣德九年（1434）楊溥被提升為禮部尚書，仍兼任內(nèi)閣大學士。史書曾說“（楊）溥質(zhì)直廉靜，無城府。性恭謹，每入朝，循墻而走。諸大臣論事爭可否，或至違言。溥平心處之，諸大臣皆嘆服”。（《明史·楊溥傳》卷148；《明英宗實錄》卷143）

楊溥、楊榮、楊士奇都姓楊，為了加以區(qū)別，人們在他們的各自姓氏前冠上出生地名，楊士奇被呼為“泰和楊”（他出生于江西泰和縣），楊榮被叫做“建安楊”（他出生于江西建安縣），楊溥被稱為“石首楊”（他出生于湖北石首縣）。不過隨后人們覺得這樣的稱呼還是不便，于是就以他們居住的府第方位來加以區(qū)別。在當時的京城里，楊士奇的府第在西邊，故人稱其為“西楊”；楊榮的府第在東邊，人稱其為“東楊”；而楊溥因常將自己的郡望寫成“南郡”，故人稱其為“南楊”。正統(tǒng)初年“天下清平，朝無失政，中外臣民翕然稱‘三楊’”。（《明史·楊溥傳》卷148）三楊“各有所長，士奇有學行，榮有才識，溥有雅操，天下引領(lǐng)望焉”（《明英宗實錄》卷143）。

不一般的“軍二代”、杰出的軍事天才英國公張輔堪任正統(tǒng)朝輔政大臣

“三楊”之外，永宣以來大明朝廷中還有一位重量級的大臣，他就是因“三定交阯”而“威名聞海外”的英國公張輔。張輔是朱棣當年“靖難”造反時兩大得力干將之一張玉之長子，用今天話來說，他是個“官二代”或稱“軍二代”；不過張輔這個“官二代”與現(xiàn)代某些“官二代”還不一樣，他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著自己的真本領(lǐng)而取得高位的。

建文帝即位之初，他的“好叔叔”朱棣就在北平起兵造反。當時張輔還是個小桿子，父親張玉跟隨燕王“靖難”，東征西討，立有軍功，被授予蔚州衛(wèi)指揮同知。建文二年（1400）十一月，朱棣“靖難軍”南竄進入東昌時，遭受到了盛庸率領(lǐng)的建文帝朝廷軍的重重包圍。眼看自己的主子朱棣就要被圍死了，張玉不顧一切地沖入重圍救主，不料就在這次戰(zhàn)斗中死于戰(zhàn)陣。東昌之戰(zhàn)結(jié)束時，曾經(jīng)不可一世的朱棣不無痛惜地說道：“勝負固兵家常事……所恨者，失張玉耳！艱難之際，喪此良輔，吾至今寢不帖席，食不下咽也！”說著說著他就“流涕不止”（《明太宗實錄》卷7）。

正因為對有著救命之恩的張玉充滿了感激之情，朱棣后來不僅娶了他的女兒為妃，而且還讓他的兒子張輔繼襲了父親的職位，出任都指揮同知。（《明英宗實錄》卷181）不過張輔本人也很有能耐，“靖難”戰(zhàn)爭后期，他“從戰(zhàn)夾河、藁城、彰德、靈璧，皆有功”，所以當朱棣沒臉沒皮地搶得皇位后，就晉封他為信安伯，食祿千石，享有免死鐵券，由此張輔進入了由“靖難英雄”所組成的永樂朝統(tǒng)治集團中心。不過在永樂初年大封大賞打內(nèi)戰(zhàn)的“靖難英雄”背景下，張輔及父張玉兩代的玩命拼搏卻只得了個侯爵，在有些人看來，實在有點不相稱。這時，同為父輩“靖難”老“英雄”的丘福、朱能等人出來說話了：“張玉父子功勞都很大，皇帝陛下，您不能因為娶了他們家的一個小女子，怕人說閑話而不敢重賞厚賜張輔呀！”魔鬼的天才皇帝朱棣當然聽得懂這話里話外之音，隨后他不僅一再厚賜了昔日玩命于“靖難”戰(zhàn)場的老哥兒們，而且還不斷地升賞自己的小美眉張妃之兄張輔，“永樂三年進封新城侯，加祿三百石”。（《明史·張輔傳》卷154）

永樂五年（1407），朱棣命令張輔接替朱能出任征夷大將軍，發(fā)動了對交阯的平亂戰(zhàn)爭。（《明英宗實錄》卷181；《明史·成祖本紀二》卷6）自此起至永樂中后期，張輔率領(lǐng)大明軍“三定交阯”，令敵人聞風喪膽，就當時的情勢而言，“交人所畏惟（張）輔”。為了表彰大舅子的卓越功勛，妹夫皇帝朱棣在永樂六年（1408）時就進封張輔為英國公，“歲祿三千石，予世券”。（《明史·張輔傳》卷154）

永樂十五年（1417），第三次交阯之亂平定后，張輔被調(diào)回了京城。沒想到張輔一走，交阯之亂又起，永樂帝“累遣將討之，無功。至宣德時，柳升敗沒，王通與賊盟，倉卒引還。廷議棄交阯，（張）輔爭之不能得也”（《明史·張輔傳》卷154）。

自調(diào)回京城起，國舅爺張輔由聲震海內(nèi)外的軍事巨擘迅速地被皇帝妹夫安排成為大明朝廷的高檔軍事擺飾。第四次交阯平亂戰(zhàn)爭異?？崃?，可永樂朝廷卻沒讓他這位絕對一流的軍事天才領(lǐng)袖去統(tǒng)兵主持；朱棣數(shù)次北征蒙古也沒讓他領(lǐng)頭掛帥，張輔遽然在熱鬧非凡的大明軍事戰(zhàn)爭舞臺上變得忽隱忽現(xiàn)了，乍看起來，好不奇怪！

其實之所以出現(xiàn)這樣的奇怪現(xiàn)象，在筆者看來不外乎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第一，張輔第一次平定交阯之亂后就被晉升為英國公，位近人主。如果再讓張輔一直領(lǐng)兵作戰(zhàn)下去，頻頻取勝，永樂皇帝將在朝中如何安排這位位高權(quán)重的國舅爺?shù)奈恢?？第二，自古以來中國政治場上流傳這樣的一句誡言：功高會蓋主。永樂帝如果讓已經(jīng)數(shù)次立有平亂之功且名震海內(nèi)外的張輔一再統(tǒng)兵作戰(zhàn)下去，那么他的功勞豈不是越來越大。功勞越大就越能蓋主，功勞越大者又握有重兵，一旦反目，其后果不堪設想。通過起兵造反進而奪得天下的永樂皇帝十分清楚這里邊的利害關(guān)系，他當然不愿看到那不堪的一幕，當然更不愿意等到那不堪的一天。第三，張輔的妹妹是永樂帝的妃子，位近大明“國母”；她的哥哥張輔成了國舅爺，手中又握有百萬的兵力，萬一之萬一，兄妹聯(lián)合，永樂朝廷豈不危矣！這一切對于自小就疑神疑鬼的朱棣來說是絕對不能容忍的，于是在永樂十五年（1417）他就將張輔召回京城，從根本上入手，解除了國舅爺手中近百萬軍隊的實際領(lǐng)導權(quán)與指揮權(quán)，讓他參與中央朝廷的軍事工作，協(xié)助永樂帝自己統(tǒng)帥的數(shù)十萬大明軍遠征漠北。（《明太宗實錄》卷239；《明太宗實錄》卷246、272）

對于父皇的這般良苦用心，后來即位的洪熙帝朱高熾心領(lǐng)神會。他一上臺就以慰勞追隨先皇帝北征有功為名，對舅舅張輔等軍中將領(lǐng)大加賞賜，明確他執(zhí)掌中軍都督府之事，并晉升他為太師，讓他享有兩份俸祿（《明仁宗實錄》卷1）。唯恐不周，沒過幾天，明仁宗又下令：張輔的太師職位俸祿由北京官倉支付！“時百官俸米皆給于南京，此蓋特恩云?！笨梢赃@么說，洪熙時張輔享有皇帝賜予的特別厚恩，位極人臣之巔（《明仁宗實錄》卷4）。

不過，對于這樣的榮耀與恩遇，性格端重靜默的張輔非但沒有一點點的沾沾自喜，反而更加謹慎行事。當時永樂帝死了沒多久，按照規(guī)制，大喪27日后大明君臣均可脫下喪服，換上常服?？僧敃r的新皇帝朱高熾為了表達對君父的仁孝，卻堅持遵照古例，仍然穿著喪服臨朝，而上朝的大臣中只有大學士楊士奇和張輔也如此?？吹匠蒙洗┲滓掳酌钡囊晃囊晃鋬纱蟪迹魅首陬H為感慨地說道：“張輔本是武臣，卻能遵循儒家古例堅持為君主超時服孝，他的知書達理要遠遠超過朝中六卿??！”自那時起，朱高熾更加看重舅舅張輔，任命他為知經(jīng)筵事，監(jiān)修《明太宗實錄》。（《明仁宗實錄》卷10；《明史·張輔傳》卷154）

宣德元年（1426），漢王朱高煦密謀造反，派出手下人前往北京活動，想以當年與他一起參與“靖難”的朝中武臣作為他謀反的內(nèi)應。張輔既是當年的“靖難”英雄，又是朱高熾和朱高煦兄弟的舅舅，莽夫朱高煦誤以為這個舅舅會跟自己一條心，于是就派人乘著夜間天黑潛入英國公府游說。沒想到說客剛一開口，張輔就令人將他給綁了起來，開始對他進行審問，隨后便將獲得的漢王陰謀造反的機密信息火速上報給了明仁宗朱高熾的皇位繼承者、新皇帝朱瞻基，催促明宣宗火速出兵山東，平亂高煦之亂。（【明】李賢：《古穰雜錄摘抄》）宣德元年（1426）八月辛未日，一直含而不露的朱瞻基“以高煦之罪，告天地宗廟社稷山川百神”，統(tǒng)率大營五軍將士從北京啟程，向山東樂安（漢王藩?。┓较蜻M發(fā)，宣德朝皇帝親征由此開啟。（【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高煦之叛》卷27）

張輔受命扈行，在高煦之亂平定后，明宣宗為了表彰他的功勞，給他加祿三百石。由此，英國公張輔“威名益盛”（《明史·張輔傳》卷154）。

古人云：“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保ā緷h】劉安：《淮南子·道應訓》）目睹了明初風風雨雨的大明老臣、都察院都御史顧佐出于帝國長治久安角度的考慮，在宣德四年（1429）向明宣宗作了提醒，以保全功臣的名義，明確解除大明軍事第一人才張輔的兵權(quán)。（【明】李賢：《古穰雜錄摘抄》）朱瞻基馬上接受了建議，隨即以關(guān)愛德高望重的老干部老功臣作為說辭，讓張輔辭去大明中央軍事領(lǐng)導職務，“朝夕侍（明宣宗）左右，謀畫軍國重事”，并“進階光祿大夫、左柱國，朝朔望”（《明史·張輔傳》卷154）。此時的張輔早已沒有威風八面的大將軍雄姿，更多展現(xiàn)在人們視野里的是個溫文爾雅的“碩學鴻儒”，“宣德中（張輔）監(jiān)修（永樂、洪熙）兩朝實錄，日與館閣儒臣商訂去取，無所偏徇”（《明英宗實錄》卷181）。

張輔的角色轉(zhuǎn)變固然是由當時的政治大背景所決定——大明永樂、洪熙和宣德三朝對帝國軍事領(lǐng)導人的暗中猜忌與鉗制，但也有他自身的個性和修養(yǎng)等方面的因素。史書說：“（張）輔器度弘偉，端重靜默，臨事嚴毅而心實寬厚，治家有禮，尤禮敬士大夫。”（《明英宗實錄》卷181）這說明張輔是個既有杰出軍事天賦又有傳統(tǒng)文化底蘊和政治眼光的“儒將”，也正因為如此，他歷事永樂、洪熙和宣德數(shù)朝，“連姻帝室，而小心敬慎”，與“三楊”、蹇義、夏原吉和胡濙等久經(jīng)考驗的老臣“同心輔政”20多年，將大明帝國推向了全盛。曾有史家較為中肯地評述張輔道：從洪熙經(jīng)宣德到正統(tǒng)初元，國家承平，“海內(nèi)宴然，輔有力焉”（《明史·張輔傳》卷154）。

被人誤讀的明初數(shù)朝老臣胡濙升為與“三楊”、張輔同埒的輔政大臣

除了張輔和“三楊”，在后永宣時代還有一位屢經(jīng)風浪的忠誠老臣，他就是正統(tǒng)初元被張皇太后指定為輔政大臣之一的胡濙。

胡濙，江蘇武進人。此人生下來時很怪，滿頭的白發(fā)，一直到了滿月時頭上才逐漸長出黑發(fā)。他原本是建文二年（1400）的進士，最初被建文朝授予兵科給事中。朱棣“靖難軍”攻入南京時，胡濙與茹瑺、解縉、楊士奇、楊榮等人一同歸降了。在建文朝大臣壓倒性多數(shù)選擇不合作的情勢下，胡濙等人的“識時務”讓魔鬼朱棣撈到了一把政治救命稻草。當然朱棣也沒有虧待他們，永樂元年（1403），胡濙升為戶科都給事中。當時南京城內(nèi)外謠言不絕如縷，“惠帝（指建文帝，作者注）之崩于火，或言遁去，諸舊臣多從者，帝（指朱棣）疑之。（永樂）五年遣（胡）濙頒御制諸書，并訪仙人張邋遢，遍行天下州郡鄉(xiāng)邑，隱察建文帝安在。濙以故在外最久，至十四年乃還。所至，亦間以民隱聞。母喪乞歸，不許，擢禮部左侍郎。十七年復出巡江、浙、湖、湘諸府。二十一年還朝，馳謁帝于宣府。帝已就寢，聞濙至，急起召入。濙悉以所聞對，漏下四鼓乃出。先濙未至，傳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內(nèi)臣鄭和數(shù)輩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釋”（《明史·胡濙傳》卷169）。

上引的這段史料出自清代人編撰的《明史》，而清代人又是從哪兒得到它的？筆者也曾懷疑這段史料的可靠性與真實性。不過后來在閱讀明人所撰的《國朝獻征錄》中有篇李賢寫的《禮部尚書致仕贈太保謚忠安胡公濙神道碑銘》引起了筆者的注意，隨即將其與《明史·胡濙傳》做了對比，結(jié)果發(fā)現(xiàn)兩者幾乎完全相同。那么李賢是什么人？他寫的東西可靠嗎？李賢是明朝中期有名的內(nèi)閣“首輔”，又是個正人君子，宣德八年（1433）進士出身，歷時宣德、正統(tǒng)、景泰、天順和成化五朝，“自以受知人主，所言無不盡”（《明史·李賢傳》卷176），且與胡濙同朝為官一二十年。由此而言，李賢寫的《禮部尚書致仕贈太保謚忠安胡公濙神道碑銘》之內(nèi)容還應該是可信的。換言之，當年明成祖朱棣派遣胡濙秘密出行尋找的就是建文帝的下落。那么胡濙找到了嗎？李賢記載道：“向所疑慮者，至是皆釋。比退，漏下四鼓?！保ā久鳌坷钯t：《禮部尚書致仕贈太保謚忠安胡公濙神道碑銘》；《國朝獻征錄·禮部一·尚書一》卷33）

胡濙在外出秘密巡訪時，皇帝朱棣還讓他“順便”上南京去留意觀察在那里監(jiān)國理政的皇太子朱高熾。胡濙遵旨行事，向朱棣“密疏馳上（皇太子）監(jiān)國七事，言誠敬孝謹無他，（永樂）帝悅”?；蛟S朱高熾的表現(xiàn)確實不錯，或許心思縝密的胡濙特會處事，在那個風云莫測的年代里，胡濙不僅沒被政治大浪所淹沒，反而能步步高升。

明仁宗即位后下令將胡濙召為近臣，任命他為行在禮部侍郎。而有著非同尋常眼力的胡濙也適時給出了“回音”，向新皇帝朱高熾上陳十事，“力言建都北京非便，請還南都，省南北轉(zhuǎn)運供億之煩。（洪熙）帝皆嘉納”（《明史·胡濙傳》卷169）。

從當時的情勢來看，胡濙在永樂朝受命暗察皇太子與上呈密疏之事還不為人知。但隨后不久，明仁宗不知從哪里得到了消息，由此對胡濙的印象大打折扣，將他的官職改為太子賓客，兼南京國子祭酒。不過好在隨后登基即位的明宣宗很快就弄清了當年胡濙秘密上疏的內(nèi)容，為了感謝他昔日對父皇的保護之恩，朱瞻基在自己即位后的兩個月左右就恢復了胡濙的禮部左侍郎之職。（《明史·胡濙傳》卷169；《明宣宗實錄》卷5）

宣德元年（1426），胡濙來京朝見新天子，明宣宗當即將他留下，讓他出任行在（北京）禮部侍郎，沒多時又提拔他為禮部尚書。隨后便是漢王朱高煦密謀造反之事案發(fā)，皇帝朱瞻基獲悉后決定親征，胡濙與楊榮等大臣力贊之，并一路伴駕。平亂后宣德皇帝對文武大臣進行了厚賞，賚予胡濙甚厚。至此，胡濙在宣德朝沐浴大明天子的無限隆恩還僅僅是開了個頭。宣德二年（1427），明宣宗下令賜予胡濙四枚銀章，讓他有事隨時上呈密疏，還賜第北京長安右門外，且配備兩個宦官供他使喚。據(jù)說每年胡濙的生日，宣德皇帝總要下令給“光祿（寺）賜宴于其第”（《明英宗實錄》卷356）。這樣優(yōu)渥的待遇在當時的大臣中還真不多見，事情到此還沒有打住。宣德四年（1429），明宣宗命胡濙兼理詹事府事，即兼職負責輔導皇太子的事務。宣德六年（1431），大明戶部尚書張本病卒，朱瞻基又令胡濙兼任戶部尚書。戶部相當于后世的財政部，屬于朝廷的重要衙門。胡濙兼任戶部尚書后發(fā)現(xiàn)了一個奇怪的事情：大明財政開支越來越多，而皇帝針對各地災荒發(fā)出的蠲租免稅之詔令又不斷地下達，如何面對即將出現(xiàn)的入不敷出的財政難題？出生于江南、從小就有靈活經(jīng)濟頭腦的胡濙往往有選擇性地將對一些災荒并不嚴重地區(qū)發(fā)出的皇帝蠲免詔令暫時擱置起來或拖著不執(zhí)行，雖說這樣做弄得明宣宗一時很為惱火，但從維護大明帝國財政收支平衡和保護經(jīng)濟良性循環(huán)角度來講還是大有好處的。由此，時間一長，皇帝朱瞻基對胡濙依然“眷遇不少替”。有一次明宣宗舉行小范圍宴會，宴請楊士奇、夏原吉、蹇義和胡濙等幾位親近大臣。宴席上宣德帝頗為感慨地說道：“海內(nèi)無虞，卿等四人力也?！保ā睹魇贰ず鷿鮽鳌肪?69；《明英宗實錄》卷256）

明宣宗的這番話表明，宣德中期的胡濙已經(jīng)位列“三楊”與“蹇夏”等大明朝廷重臣的行列。之所以如此，一方面由于胡濙本人具有良好的政治與文化素養(yǎng)，明代官史說他“為人節(jié)儉寬和，喜怒不形于色，待人溫恭有禮，時以德量稱然”（《明英宗實錄》卷356）。這樣的人在一個正能量占據(jù)優(yōu)勢的王朝上升時期理所當然要受到重用了；另一方面由于胡濙對永樂、洪熙和宣德三代皇帝忠心耿耿，是個久經(jīng)考驗的大明忠臣。

對此，不僅明宣宗朱瞻基，就連他的母親張皇太后都一直銘記于心，感念不忘。宣德十年（1435）正月，宣德皇帝遽然逝去，張皇太后將胡濙視為與三楊、張輔一般的股肱大臣。有一天她在宮中接見剛剛登基的沖齡天子，8歲的明英宗恭恭敬敬地面西站在她的身邊。張皇太后下達懿旨，迅速召請英國公張輔、內(nèi)閣閣臣“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和禮部尚書胡濙入殿。不多一會兒，五位大臣都到齊了，張皇太后見了他們頗為感傷地說道：“先帝不幸遠去，嗣君年幼，你們幾位都是歷經(jīng)數(shù)朝的老臣，今日我們在此特別見面，我希望你們幾位同心協(xié)力，共保我大明江山長治久安，此乃社稷之福??！”隨后她轉(zhuǎn)過頭去，跟孫兒皇帝明英宗說：“此五臣，三朝簡任，俾輔后人?；实廴f幾，宜與五臣共計。”（《明史·楊溥傳》卷148）

張皇太后的這番話翻譯成現(xiàn)代漢語，大致是說：“皇孫兒啊，你眼前的這五位大臣都是在前朝屢經(jīng)大風大浪、接受過無數(shù)考驗且值得信賴的。之所以我今天特地將他們召到這里來，是想讓他們以后好好地輔助你。大明這么大的一個帝國，政務叢脞，你要多向這五位大臣請教，多與他們商議商議后再作定奪?！?周歲的娃娃懂得治國理政？這樣的問題是不難回答的。張皇太后的如此做法就是為了確立五大臣輔政格局，以此來解決由于新君初立少不更事和遵循后宮不能干政之祖制所造成的大明皇權(quán)之虛化或言弱化這一大難題，進而保障帝國秩序正常運行。這與明宣宗的遺囑精神也是一脈相承的。

由此我們不難看到，正統(tǒng)初元，在五大臣的輔助下，大明帝國并沒有因朱瞻基的溘然離世而突然中止了“仁宣之治”，而是循著原有的軌道繼續(xù)前行了一段時間。

正統(tǒng)“循規(guī)” “盛世”余暉

我們不妨將上面的話再說透一點，除了先帝離世與幼君新立外，大明的山還是那山，大明的水還是那水，大明朝廷整體上還是那個朝廷，所不同的是帝國這艘航母的主要掌舵人暫時轉(zhuǎn)為皇帝的祖母張皇太后。雖然從名義上來講，大明的重大事務要由張皇太后來決斷和拍板，但實際上她委政于內(nèi)閣“三楊”和張輔、胡濙等輔政大臣。內(nèi)閣制那時更加成熟，而大明朝廷對于政務的最初處理是由內(nèi)閣票擬開始的，票擬好了的奏疏要送到?jīng)_齡天子那里去“批紅”，但那時的娃娃皇帝朱祁鎮(zhèn)只不過象征性地履行一下天子的職責與義務，更多的章疏可能是由內(nèi)廷司禮監(jiān)太監(jiān)代批。而正統(tǒng)之初的司禮監(jiān)主要還是由宣德時代的老太監(jiān)掌控，他們還算老實，后來漸漸由臭名昭著的大珰“王先生”王振負責，但那時的“王先生”鑒于太皇太后張氏的威勢還不敢發(fā)橫，因此從大明朝廷政務的實際掌控角度來講，起著主導性作用的就是“仁宣之治”的老臣，即內(nèi)閣“三楊”和張輔、胡濙等輔政大臣。這些老臣在張皇太后的支持下，以明英宗的名義下發(fā)敕諭，果斷地采取措施，革除弊政，糾偏補漏，使得正統(tǒng)之初的大明帝國依然閃爍著“仁宣之治”的余暉，用明代官史上的話來講，即“正統(tǒng)更新”（《明英宗實錄》卷1）。

內(nèi)外除弊 正統(tǒng)更新

宣德十年（1435）正月初三，嗜好床笫之歡的明宣宗終于命喪女色，撒手人寰。7天后的壬午日，沖齡皇太子朱祁鎮(zhèn)登基即位，或許是出于閣臣楊士奇之手、又體現(xiàn)了張?zhí)侍笱墶叭市巍本竦拿饔⒆诩次辉t書隨之頒示天下。該詔書覆蓋了朝廷內(nèi)外的軍事、民政、財稅、田賦、徭役、屯田、蠲免、開豁、恤孤、教育、匠作和土貢等各個方面，總計38款（詳見《明英宗實錄》卷1），是明朝開國以來篇幅最大的皇帝登基即位詔書。

在明朝前期列帝中，明太祖朱元璋即位詔書278字（詳見《明太祖實錄》卷29），朱允炆即位詔書180字（詳見談遷：《國榷》卷11，太祖洪武三十一年，P789；朱鷺：《建文書法擬》前編七）明成祖朱棣即位詔書2000多字（詳見《明太宗實錄》卷10），明仁宗朱高熾即位詔書2230多字（詳見《明仁宗實錄》卷1上），明宣宗朱瞻基即位詔書1600多字（《明宣宗實錄》卷1），明英宗朱祁鎮(zhèn)即位詔書2833字（詳見《明英宗實錄》卷1）。除文字表達方式因素之外，新皇帝即位詔書的字數(shù)在某種程度上與他所面臨的和所要解決的問題存在著很大的關(guān)聯(lián)。而在明朝前期6帝中，明英宗的即位詔書字數(shù)最多，接近3000字。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經(jīng)歷近70年的風雨旅程之后大明帝國所面臨和亟須解決的問題越來越多?；蛟S正如由楊士奇捉刀的明英宗即位詔書中所明確講道的：“予眇躬祗，奉遺命于宣德十年正月初十日即皇帝位，付畀攸重兢惕惟深允，惟神天之典，惟敬斯承生民之眾，惟仁斯保阜成之績，惟勤惟儉，乃克有成，顧予涼薄勉懷永圖，尚賴親王宗室，益修藩屏。中外文武群臣宣力效忱，以副委任，以惠我蒼生，用臻富庶，躋于泰和。其以明年為正統(tǒng)元年（1436），與天下更新?！保ā睹饔⒆趯嶄洝肪?）

“與天下更新”就是要革除前朝所遺留下來的歷史積弊，對照明英宗即位詔書中38款“革弊”舉措，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其涉及了大明朝廷里里外外各個方面和各個階層，確有“與天下更新”之勢。那究竟落實得怎么樣？有的落實到位了，有的差強人意，有的根本就沒執(zhí)行下去。綜觀明英宗即位之初的“革弊更新”實際，人們看到正統(tǒng)之初大明君臣更多地在下列諸方面做出了實際的貢獻：

節(jié)省開支 裁抑冗費

宣德十年（1435）正月己亥日，也就是朱祁鎮(zhèn)登基即位沒過幾天，“三楊”等輔政大臣在張?zhí)侍蟮闹С窒乱悦饔⒆诘拿x下令給內(nèi)廷各監(jiān)局，命其清理內(nèi)府各種財物賬本，“將遞年收受用度及見貯者，具數(shù)以聞，敢有纖毫隱瞞透漏，必罪不貸”（《明英宗實錄》卷1）。由此揭開了正統(tǒng)之初大明節(jié)省開支裁抑冗費活動的序幕。

數(shù)日后的正月戊辰日，行在禮部尚書胡濙等上請：“欽天監(jiān)歷日五十萬九千七百余本，省為十一萬九千五百余本；太醫(yī)院藥材九萬八千一百余斤，省為五萬五千四百余斤；光祿寺糖蜜果品減舊數(shù)三分之二，其添造腌臘雞鵝豬羊二萬七千只，子鵝二千只，酥油四千斤，盡行革罷；廚役六千四百余名，揀選老疾者悉皆放回；湖廣、江西等處薦新茶芽七千五百余斤，省為四千斤；在京各寺法王、國師、喇嘛六百九十余名減數(shù)存留，余者令回原寺住坐；放回云南呵吒力朵兮薄五十余名；取回木邦等處催辦金銀內(nèi)官；革去會同館辦事官；南北兩監(jiān)監(jiān)生入監(jiān)年淺者放回，依親讀書；歲貢生員自正統(tǒng)元年為始，府學一年一貢，州學二年一貢，縣學三年一貢?！保ā睹饔⒆趯嶄洝肪?）

時隔兩天后的辛未日，行在戶部也上言：“在京牛羊等房供用浩繁，命減去各房牛三千余只，令軍民領(lǐng)養(yǎng)耕種；羊二千余只聽光祿寺取用。及歲貢蠟綿、朱茶等物，俱減其半，以省冗費?！保ā睹饔⒆趯嶄洝肪?）

宣德十年（1435）三月甲申日，行在光祿寺上奏請求，在繼前減省歲用廚料糖蜜諸物之外，再“歲凡減粳米三萬一千石，糯米一萬一千石，粟米四萬余石，粟、稻、谷各一萬一百石，他物各減有差”（《明英宗實錄》卷3）。

宣德十年（1435）五月丙子日，遵循英宗朝廷的諭旨，留守南京的“襄城伯李隆等計議，減省內(nèi)官監(jiān)米秫谷草，供用庫麻、米、茶、蠟；御馬監(jiān)豆、粟、谷、草，凡十二萬三千有奇；光祿寺酒籮、麻索、木檐、人夫盡行革罷，其余巡視官員在官夫役等項，悉皆減省”（《明英宗實錄》卷5）。

除了減省宮廷與衙門的物用開支外，正統(tǒng)之初的明廷還充分注意裁減皇室服務者人數(shù)與皇家工程建設規(guī)模。宣德十年（1435）三月戊寅日，英宗朝廷下令：兩京教坊司樂工過多，虛費月糧，何益于事，其擇堪承應者量留應用。凡老病及不堪者，悉發(fā)為民。一次釋放教坊司樂工3800多人。（《明英宗實錄》卷3）

同月辛巳日，巡撫河南行在兵部右侍郎于謙上奏說：“工部以營建山陵起取河南人夫一萬七千名，緣河南連歲災傷，人民艱食，乞減半取之?！庇⒆诔⒔幼嗪蟆耙陨搅陮⑼?，河南人夫至亦不及事矣”為由，“令速止之”。（《明英宗實錄》卷3。按《明史》說“罷山陵夫役七千人”，這個說法不正確，此“乃罷征未役之山陵夫役，非罷現(xiàn)役之山陵夫役也”。見黃云眉：《明史考證》第1冊，P106，中華書局1979年9月第1版）

同年三月，北京順天府府尹李庸上奏：“所屬州縣人民乏食逃移者眾，見在人戶應當諸處夫役數(shù)多，乞與分豁?！庇蓷钍科娴乳w臣票擬、以正統(tǒng)皇帝名義下發(fā)的朝廷答復為“命行在戶部量減其數(shù)，以休民力”，隨即疏放了順天府所僉天財庫諸處夫役2640人。（《明英宗實錄》卷3）

正統(tǒng)元年（1436）八月，行在戶部官上奏說：“近年來由于各種原因，有雕蟲小技者、有為各王公主守莊守墓者、有四夷降附老弱者……人數(shù)眾多，這些人皆掛在了錦衣衛(wèi)名下，享用錦衣衛(wèi)官校的俸祿，說穿了就是坐吃我大明子民之血汗，朝廷應該予以裁汰?！眱?nèi)閣閣臣票擬答復：“有一技之長者讓他們自食其力，為皇室藩王與公主家守墳的也設法讓他們自理，只有那些歸附的四夷戎狄暫時‘就食于南京’?！保ā睹饔⒆趯嶄洝肪?1）

這樣大幅度地裁抑還體現(xiàn)在對大明光祿寺廚役和太醫(yī)院醫(yī)士人數(shù)的減省上。

熟悉中國歷史的讀者朋友都知道：自元朝起中國君主專制主義進入了惡性發(fā)展與腐朽僵化時期，皇權(quán)絕對至上之論調(diào)滲透到了帝國每個角落和每個臣民的神經(jīng)細胞里。與皇帝的絕對至尊相比，大一統(tǒng)帝國上下那些與皇帝沒有直接關(guān)聯(lián)的，無論何等事情就顯得無關(guān)緊要了。這樣的絕對皇權(quán)主義惡性發(fā)展，催化和加劇了以皇帝為首的帝國朝廷的急劇腐化。我們不妨以專門負責和管理大明皇家飲食的光祿寺之規(guī)模來說事：朱元璋開國的洪武年間，大明光祿寺廚役約為800名，到了荒淫無恥的永樂皇帝時就一下子增加到了3000名，再到由魔鬼朱棣一手調(diào)教出來的“好皇孫”朱瞻基登基即位后，光祿寺廚役猛增至9000多名。而明宣宗晚年、英宗即位之初，實際光祿寺廚役人數(shù)已達10000名。（《明英宗實錄》卷8）起自社會底層通過科舉考試上來的“三楊”和胡濙等輔政大臣當然明白，擁有這么龐大的皇家廚子隊伍所帶來的隱患是什么，在取得張皇太后的支持后，宣德十年（1435）八月丙午日，他們以英宗皇帝的名義一次性裁減光祿寺廚役4700多人，即將原來的廚役人數(shù)幾乎縮減了50％（《明英宗實錄》卷8）。

其實做皇帝的不僅在吃穿等生活起居方面有著極度的講究，就連給他看病的醫(yī)生也必須要有超一流的醫(yī)術(shù)和超級規(guī)模的人數(shù)。最常見的做法是，朝廷總要將全國最好的醫(yī)生“一網(wǎng)打盡”，集中于宮廷附近太醫(yī)院內(nèi)，隨時提供“義診”服務，哪怕是皇帝老爺與美眉們做愛做累了，帝國皇家太醫(yī)院的醫(yī)生們也得無條件地上門診療，最好能來個妙手回春和扁鵲再世。正因為如此，社會各個階層的人們只要與醫(yī)術(shù)略微沾點邊的，都有可能被人上告為醫(yī)術(shù)高明的“當代華佗”，進而讓他們來到杳無歸期的帝國太醫(yī)院開始“義診”服務。宣德末年大明各地被發(fā)現(xiàn)的這類高手“醫(yī)生”多達276名。見此，行在禮部尚書胡濙于宣德十年（1435）十一月上奏說：“太醫(yī)院見存醫(yī)士六百余名，足備差役。其有行取未到醫(yī)士二百七十六名，多系挾仇妄報之數(shù)，宜用減省?！保ā睹饔⒆趯嶄洝肪?1）英宗朝廷接奏后，當即予以允準。

其實正統(tǒng)初年英宗朝輔政大臣采取節(jié)省開支，裁抑冗費的舉措并不限于當時朝廷宮室。

正統(tǒng)元年八月甲申日，浙江右布政使石執(zhí)中等上書說：“近年來日本等國來我大明朝貢的大為減少，‘其市舶提舉司官吏人等冗曠，乞裁減三之二’?！陛o政大臣隨即以正統(tǒng)皇帝名義批準了石執(zhí)中的精兵簡政之請求。（《明英宗實錄》卷21）

與浙江市舶提舉司的冗員有所不同的是福建市舶提舉司存在著冗費問題。正統(tǒng)四年（1439）八月，巡按福建監(jiān)察御史成規(guī)上言朝廷，說：“琉球國（近代被日本侵占吞并，今為沖繩）來朝貢的使臣往往在福州停住，由我大明官方提供給他們的費用開支本來就不貲。近年來官方翻譯林惠等常常要帶上200多名琉球人在我福州館驛里除了海吃海喝外，還索要‘零花錢’，而這‘零花錢’不能是大明寶鈔，必須得換上銅錢。按照過去的習慣做法，他們的吃喝拉撒實際上是由民間里甲來買單的，但這些人在索要‘零花錢’時又嫌我大明寶鈔貶值，不值錢，要老百姓全給換上銅錢，這下可苦了小民們了。今年半年不到，已經(jīng)花去了銅錢796900，有些小民家里實在窮困得交不出來或交上來晚了一點，林惠等人非打即罵。雖說我大明朝歷來奉行徳懷四夷之國策，小臣等也深知：對于蠻夷之人不必計較，但借著官差的名義肆意詈毆蒼生小民之惡習風氣不可長?。「辛只莸热怂饕~錢之無理要求斷不可縱容、滿足，今上書乞請朝廷：‘止日給廩米，凡一切之費，宜悉罷之，其通事（即翻譯）人員不行禁戢，請治其罪?！庇⒆诔⒔幼嗪螅傲钜莆慕渲I之，如果不悛，必治不宥！”（《明英宗實錄》卷58）

正統(tǒng)元年（1436）九月辛丑日，鎮(zhèn)守陜西的左副都御史陳鎰上奏朝廷，說：“陜西用兵供費鉅萬，人民艱苦。各部又坐派歲用雜物，乞為停免?！庇⒆诔⑾铝?，讓兵部等相關(guān)部門好好核實后再上奏，最后批準了左副都御史陳鎰的請求。

以上這類舉措固然能減輕平頭百姓的痛苦與負擔，但在生產(chǎn)力與科技水平相對有限的中世紀，小民們時不時要經(jīng)受的生死折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突發(fā)其來的自然災害。在傳統(tǒng)社會中，小農(nóng)經(jīng)濟十分脆弱，經(jīng)不起折騰，一旦遇上霜凍、水旱、蝗災等自然災害，人們往往會食不充饑、衣不蔽體甚至流離失所。而朱祁鎮(zhèn)即位之際恰恰是太陽黑子活動猖獗、自然災害頻仍時期。對此，以楊士奇為首的輔政大臣沿襲“仁宣之治”的做法，常常以明英宗的名義不斷地下發(fā)敕諭，蠲免賦役、賑濟饑荒，關(guān)注民生。

蠲免賦役 賑濟饑荒

宣德十年（1435）正月丁亥日，（北）直隸真定、大名、保定三府所屬州縣各奏：“去年旱旸水澇，田禾薄收，逃移人戶負欠糧草，乞暫停征?！庇⒆诔敿从枰詰?。（《明英宗實錄》卷1）

同月戊子日，（南）直隸松江府并徽州府祁門、黟縣，湖廣岳州府臨湘縣，福建福州府福安縣各奏：“去歲兇歉，民多缺食，已將預備倉糧給散賑濟，俟秋成償官?！庇⒆诔⒔幼嗪笸瑯佑枰栽蕼?。（《明英宗實錄》卷1）

也是該月的庚寅日，貴州地區(qū)的各衛(wèi)上奏說：“其屯所山多田少，地瘠水冷，刀耕火種，子粒秕細，鮮有收獲，乞減其稅。”英宗朝廷接奏后將該事項交予巡按御史和貴州三司官復核，最終批準了貴州諸衛(wèi)的請求，減免其三分之一的稅糧。（《明英宗實錄》卷1）

宣德十年（1435）三月癸酉日，山西平陽府解州芮城縣上奏：“本縣兩年荒歉，民拾草子自給，逃移戶多，租稅無從辦納。”英宗朝廷命令行在戶部遣官前往山西，驗視賑濟，并蠲免了芮城災民的租稅。（《明英宗實錄》卷3）

同為三月乙酉日，巡按廣東監(jiān)察御史楊翰等上奏：“廣東肇慶、雷州二府去年春旱，田苗枯槁，秋田又被颶風涌潮渰沒，禾稼無收，人民饑窘，已驗實開倉賑濟，謹具以聞。”（《明英宗實錄》卷3）

同月己丑日，北京順天府順義香河、永清諸縣各奏：“去歲水澇，人多缺食，所在倉糧賑濟不敷?！庇⒆诔⒚性趹舨壳补購钠渌Z多的州縣官倉里調(diào)撥糧食，實施賑濟。（《明英宗實錄》卷3）

同日，河南彰德府磁州涉縣奏：“本縣自去歲正月以來旱澇相仍，禾稼傷損，人民艱食?！闭y(tǒng)朝廷命行在戶部免其負欠稅糧。（《明英宗實錄》卷3）

宣德十年（1435）五月甲戌日，有人奏報：“直隸揚州府、徐州、滁州并屬邑旱傷尤甚，人民乏食者億萬計?！比币律偈痴叨噙_億萬，可見當時江淮地區(qū)的災荒也相當嚴重。英宗朝廷聞訊后毫不猶豫地下令：“巡撫侍郎曹弘等督有司賑之。”（《明英宗實錄》卷5）

宣德十年（1435）五月行在戶部上奏：“浙江等布政司并直隸蘇松等府州縣自永樂十九年至宣德八年，有全家充軍并絕戶拋荒官民田地，俱準民田起科及古額官田照例減除，共減稅糧二百七十七萬七千三百余石，其中慮有不實，朝廷供給歲用攸系，請移文各處委官重加審核?！庇⒆诔⒉煌?，說：“減除田租，正欲以蘇民困。今若又令所司核實，恐其復虛增額，重遺民患。”（《明英宗實錄》卷5；《明史·英宗前紀》卷10）

兩年后的正統(tǒng)二年（1437）九月，又是江淮地區(qū)的直隸鳳陽、揚州、淮安、廣平等府以及湖廣漢陽府所屬州縣各奏：“五月以來，淫雨連綿，洪水泛濫，二麥渰沒，人民流移，當征糧草無由辦納?！庇⒆诔⑾铝钚性趹舨壳补俑矊?，隨即予以蠲免。（《明英宗實錄》卷34）

正統(tǒng)二年（1437）河南發(fā)生大災荒，“所轄各府州縣今年春旱傷麥，五月淫雨河溢，田禾盡損，民饑特甚”。為此，河南左參議吳杰上奏：“乞?qū)⒃ū静颊酒疬\并兌軍糧米二十九萬八千五百石存留，以備賑濟?！庇⒆诔⒉粌H允準了吳杰的請求，而且遣官敕諭巡撫侍郎于謙及巡按監(jiān)察御史等官，讓他們親臨“各府州縣，核實被災田畝，奏免稅糧缺食者，發(fā)廩賑恤，明春仍給谷種，毋致流移失所。其非軍需事務，悉皆停止，以寬小民”（《明英宗實錄》卷36）。

正統(tǒng)三年（1438）五月丙午日，巡撫山東兩淮行在刑部右侍郎曹弘上奏：“去年直隸淮安、揚州二府所屬州縣發(fā)生了嚴重的水災，百姓饑饉。遵循朝廷的指示精神，本巡撫已對其實施了賑濟。其間發(fā)現(xiàn)有很多農(nóng)戶的田地長期泡在水里，且又沒有耕牛等農(nóng)耕工具，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根本沒法恢復，眼望著今年夏稅征收時間快要到了，如果按照常規(guī)對這些小民們實行征稅，這勢必要將他們逼跑了。今小臣上奏，乞請朝廷派遣官員前來山東調(diào)查核實，要是受災之地真是沒有耕種的，請求蠲免其稅糧；要是有三分、五分收成的，也請暫停征稅，等到來年豐收了再補征，為時還不晚?！庇⒆诔敿从枰栽蕼?。（《明英宗實錄》卷42）

正統(tǒng)四年（1439）七月，北京行在戶部官上言：“順天府薊州及遵化縣、直隸保定府易州、淶水縣等地方官近來不斷上奏說，他們管轄的地域內(nèi)莊稼遭受了嚴重的蝗災，如果不及時加以遏制，今年的收成恐怕就要無望了?！庇⒆诔@悉后，“馳文令巡按監(jiān)察御史嚴督軍民衙門撲捕”（《明英宗實錄》卷57）。

同是正統(tǒng)四年（1439）七月，南方直隸宿州衛(wèi)、宿州、徐州并浙江蕭山縣等也不斷上奏說，那里發(fā)生了可怕的蝗災。英宗朝廷聞訊后“命行在戶部移文巡按御史，嚴督軍民官司撲滅盡絕以聞”（《明英宗實錄》卷57）。半年后的正統(tǒng)五年正月，正統(tǒng)朝廷又敕諭北京行在戶部，讓他們告誡全國各地，再接再厲，清除蝗災遺患：“去歲畿甸及山東、山西、河南蝗，今恐遺種復生為患，卿等速移文，令所司設法捕滅，毋致滋蔓?！保ā睹饔⒆趯嶄洝肪?3）

正統(tǒng)四年（1439）八月壬午日，直隸順德府南和縣上奏說：“我縣發(fā)生水災，水澇民饑，本想開倉賑濟，但就是不敢擅自做主，今上請朝廷恩準?！庇⒆诔⒋饛停骸袄习傩锗秽淮?，賑濟災民難道可遲緩嗎？”隨即命令行在戶部馬上下文到南和縣，令其迅速救濟災民。（《明英宗實錄》卷58）

同為正統(tǒng)四年（1439）八月，巡按直隸監(jiān)察御史蕭鑾上奏說：“順天等六府水澇民饑，今雖賑濟，恐官糧不敷。乞遣官設法勸借，以備冬春接濟。”英宗朝廷接奏后命令行在戶部立即下文，讓相關(guān)官員設法從當?shù)馗粦裟抢锵刃薪栀J，以解燃眉之急。（《明英宗實錄》卷58）

賑濟饑荒用句通俗的話來說，就是救急如救火，可有時這樣的政府救急也會遭遇尷尬，譬如一些地方連年發(fā)生災荒，或地方官管理不善或征收無度，造成了當?shù)毓俜骄葷鸁o法及時兌現(xiàn)。在這樣的情勢下，朝廷官方就得啟動特別應急機制，譬如向地方富戶暫時借貸救急。不過，說事容易做起來卻沒有那么簡單了，官方出面向富戶借貸，可誰都明白：官方來借的東西猴年馬月能歸還？而在官本至上的中國社會里，公然違抗官府命令往往會招致無盡的隱患和麻煩，甚至是毀滅。所以一般來說，中國人都不會公然得罪官府，即使對其不滿或者怨恨，也會采取曲意的方式來加以巧妙地回避或應付。于是，拖延借貸者有之，裝貧哭窮者有之……本來一項細致入微的恤民政策，在具體執(zhí)行的過程中往往大打折扣。

對此，行在刑科給事中年富向朝廷上奏說：“朝廷下詔蠲免災傷地區(qū)的稅糧，其收益的大多是擁有很多田產(chǎn)的富戶，小民細戶往往靠租佃富戶之家的田地為生，因而也就無法享受朝廷的蠲免惠政。在此小臣懇請朝廷‘命被災之處富人田租如例蠲免’，而對于受災地區(qū)官府沒有現(xiàn)糧用來及時賑濟、大戶富室有盈余卻又‘多閉糶增價，以規(guī)厚利’的尷尬情勢，我朝廷應該下詔規(guī)定：自今以后一旦遇上災荒歉收，官府出面與受災貧民立下書券，向富戶借貸救急，等到來年豐收時再償還。同時為了調(diào)動富戶們的賑災積極性，朝廷應該免去他們的雜役，以此作為支付給他們的借貸利息?！庇⒆诔⒖吹搅四旮蛔嗍璧目少F之處，隨即下令推行實施。（《明英宗實錄》卷5）

綜合正統(tǒng)時期大明朝廷開展的蠲免賦稅、賑濟饑荒活動，我們將其做個整理，見下表：

仔細觀察上表中的數(shù)據(jù)，筆者發(fā)現(xiàn)其有兩大特征：

第一，正統(tǒng)初元（大約以張皇太后駕崩為時間點）大明官方蠲免賦稅、賑濟饑荒的具體數(shù)額比較大，一般都在數(shù)十萬石以上，其中最大的一次蠲賑是正統(tǒng)五年（1440）十一月，蠲賑糧食為1346550石（《明英宗實錄》卷73）；相對而言，正統(tǒng)后期蠲賑數(shù)額就比較小，一般都是數(shù)萬石，數(shù)十萬石蠲賑的并不多；第二，正統(tǒng)前期很多時候大明官方蠲免賦稅、賑濟饑荒都有具體的精確數(shù)據(jù)，譬如正統(tǒng)二年（1437）八月針對山東等地的災荒，朝廷蠲賑了339097石糧食（《明英宗實錄》卷33），正統(tǒng)五年（1440）六月針對順天八府的災荒，朝廷蠲賑了396171石糧食。（《明英宗實錄》卷68）但這樣的情況到正統(tǒng)后期幾乎見不到了，明英宗親政后的每次蠲賑差不多都是10的倍數(shù)。那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樣的前后差異、變化？我想主要還是因為正統(tǒng)前期“三楊”等輔政大臣的工作細致、務實，而正統(tǒng)后期隨著張皇太后與“三楊”等人的相繼謝世，這種幾乎看不見又摸不著的細微惠民工作逐漸為人所輕視了，大明“仁宣之治”已日薄西山。

除此之外，正統(tǒng)之初在張皇太后與“三楊”等輔政大臣的合力作用下，英宗朝廷還推行了一項繼承“仁宣之治”恤民精神的“仁政”舉措，即針對難民與流民，政府拿出官糧燒粥、燒飯，實行現(xiàn)場直接救濟。據(jù)史所載，這項舉措的“發(fā)明者”就是首席輔政大臣楊士奇。

正統(tǒng)四年（1439）十二月戊子日，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上言：“近來畿內(nèi)被災缺食小民不斷地涌入京城，在京城內(nèi)外行乞索食。而京城人家大多生活也艱難，沒法滿足上門索食者的乞討，加之近期連日寒凍，凍死和餓死的很多。懇請皇帝陛下下令，讓戶部官員在京城各城門內(nèi)或?qū)拸V的空地上搭建臨時棚戶，拿出一些官糧，燒成米飯或粥，隨時接濟饑餒者；與此同時，命令監(jiān)察御史分巡提督，一旦發(fā)現(xiàn)夜間無處停宿的饑民，及時將他們收容到官方的巡警鋪內(nèi)安歇；倘若發(fā)現(xiàn)路上有餓死的或凍死的，馬上叫人將他們給埋了。只有這樣，小民們無論生死都會感激皇帝陛下您的大恩大德！”據(jù)說13歲的明英宗聽完楊士奇的奏言后，馬上下令給有關(guān)部門“速行之”（《明英宗實錄》卷62）。

其實小民們常常命懸生死一線，固然與自然災害密切相關(guān)，但帝國統(tǒng)治者的搜刮無度也是加劇小民苦難的一個重要因素。對此，平民出身的“三楊”等輔政大臣在張皇太后的支持下還曾推行了一些與蠲免賦稅、賑濟饑荒相關(guān)的善政，如蠲免雜役和歲辦以及革除各地歲貢積弊。

明英宗即位后半年左右的宣德十年（1435）七月己卯日，巡撫江西行在吏部右侍郎趙新上奏說：“南昌府所屬地區(qū)連年水旱，人民饑困，已蒙賑濟。其買辦諸色物料，亦應蠲免。”“三楊”等輔政的英宗朝廷接奏后，命令相關(guān)部門暫時停辦南昌等地的雜役（《明英宗實錄》卷7）。

宣德十年（1435）九月癸未日，英宗朝廷敕行在工部曰：“洪武永樂間，各處府縣歲貢彩緞，工部驗中方送內(nèi)庫，且無賄囑及包攬之弊，故皆精密鮮明，足稱朝廷賞賚，亦不虛費百姓財力。近年以來，徒見糜費民財，而緞匹多不堪用，此皆有司通同工匠侵盜易換。且聽人包攬解納，及至京，該部該庫官吏人等，又從而求取賄賂，一得其利，遂不辨美惡，悉送內(nèi)庫。此積年之弊也。今特命司禮監(jiān)取洪武、永樂間纻絲紗羅綾絹之類，與爾工部及各布政司府縣，務以此為式成造。其起送至京，令監(jiān)察御史同爾工部官辨驗，仍委司禮監(jiān)官參視，敢有漫不知省仍蹈前弊者，通治以重罪不宥。爾工部其榜諭各處，使咸知之?！保ā睹饔⒆趯嶄洝肪?）

正統(tǒng)元年（1436）閏六月，有人上奏：“直隸河間府靜?？h四月蝗蝻遍野，田禾被傷，民拾草子充食，而府官征索如故?！庇⒆诔⒙犝f后很為生氣，當即下令行在戶部移文當?shù)氐难矒峁俸脱舶垂伲屗麄冇H臨受災地區(qū)撫慰災民，蠲免當?shù)氐亩惣Z物料等所有事項，“以蘇民困”（《明英宗實錄》卷19）。

半年后的正統(tǒng)二年（1437）二月，又有人上報說：“南直隸揚州府興化縣近來多次遭受災荒，百姓饑饉?！庇⒆诔⑼瑯酉铝睿獬d化當?shù)氐乃幉臍q貢。（《明英宗實錄》卷27）

糾偏補漏 關(guān)愛民生 恢復生產(chǎn) 發(fā)展經(jīng)濟

蠲免雜役、叫停歲辦和革除各地歲貢積弊以及減免賦稅和賑濟饑荒等，固然能舒緩受災地區(qū)百姓的生存壓力，但這類舉措說到底都帶有臨時性和應急性。如何通過制度修復與長效機制來解決國計民生大事？正統(tǒng)初元英宗朝廷為此做出了如下努力：

開展全國性的整修備荒之政工作

正統(tǒng)五年（1440）七月，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等上奏說：“自古圣賢之君，皆有預備之政。我太祖高皇帝惓惓以生民為心，置倉積谷，以備饑荒，浚陂筑堤，以備旱澇，皆有成法。自后有司不能修舉，每遇兇荒，民輒流徙，請敕該部移文諸司，舉行洪武舊典，其有隳廢者，聽風憲官糾舉?！睋?jù)說當時明英宗相當高興地接受了楊士奇的建議，隨即“命行在刑部右侍郎何文淵往順天并直隸永平等八府，行在戶部主事鄒來學往直隸揚州等七府州，行在刑部署郎中劉廣衡往浙江，監(jiān)察御史薛希璉往江西，行在刑部郎中王瑄往山東，行在戶部郎中王綸、行在禮部員外郎王士華往湖廣，其應天并直隸鎮(zhèn)江等十府命巡撫侍郎周忱，山西、河南命巡撫侍郎于謙，陜西命鎮(zhèn)守副都御史陳鎰分理其事，四川、兩廣、云南、貴州、福建則命布、按二司正官理之”（《明英宗實錄》卷69）。

在何文淵一行出發(fā)前，明英宗明確指出了這些巡視地方備荒之政的朝廷專員的職責：“今特分命爾等往修預備之政，仍精選各府州縣官廉公才干者，委之專理，務在得人。爾等往來提督，凡事所當行者并以便宜施行，汝等尚精白一心，以副委任。”為此，朝廷還專門開列了“修備荒之政”15條：

第1條：見今官司收貯諸色課程并贓罰等項鈔貫雜物可以貨賣者，不拘稻谷、米粟二麥之類貿(mào)易儲積，并須照依時直，不許虧官損民。凡州縣所積預備谷粟，須計民多寡，約量足以備用，如本處官庫見儲鈔物不敷于本府官庫，或本布政司官庫支買如又不敷，移文戶部奏聞處置。

第2條：凡丁多田廣及富實良善之家情愿出谷粟于官以備賑貸者，悉與收受，仍具姓名、數(shù)目奏聞。

第3條：糴糧在倉須立簿、籍二扇備書，所積之數(shù)用州、縣印鈐記。一在州縣收掌，一付看倉之人，但遇饑荒百姓艱窘即便賑貸，并須州縣官一員躬親監(jiān)支，不許看倉之人擅放。二處簿籍放支之后并將實數(shù)具申戶部。所差看倉須選有行檢老人、富戶就兼，收支不許濫設。

第4條：洪武年間所置預備倉，糧多由州縣不得其人，視為泛常，全不留意，以致土豪奸民盜用谷粟，捏作死絕逃亡人戶借用，虛寫簿籍為照，是以倉無顆粒之儲，甚至拆毀倉屋。間遇饑荒，民無所賴，深負祖宗仁民之心。爾等于所屬府州縣并須親歷查勘前項官倉糧儲原數(shù)，實在幾何，百姓借用未還虧拆幾何，務要根究的實著落。前后經(jīng)手人戶供報追償，不許聽其譎詐指扳死絕逃亡人戶搪塞遮掩，追完之后，令照例納米贖罪；若限外不完者，毋論赦前后，械赴京師，發(fā)戍遼東邊衛(wèi)。

第5條：比先所建預備倉廒或為豪民所據(jù)，責令還官；或年深毀壞，量加修葺，其倒塌不存者，官為起蓋；如本處有空閑官房，許令拆用并須完固，可以經(jīng)久。

第6條：洪武年間于各州縣開浚陂塘，以防水旱，蓋永遠之利，亦因后來有司不得其人，視農(nóng)事如等閑，委而不問，以致土豪奸民掩為己有，或堙塞為田。爾等須一一親歷踏勘，如有前弊，責令自備工力；如舊修筑堅固，還官悉免其罪；如隱占不還及違限不即修筑者，亦械赴京，發(fā)戍遼東邊衛(wèi)。

第7條：凡各處閘壩、陂堰、圩田、濱江近河堤岸有損壞當修筑者，先計工程多寡，于農(nóng)隙之時量起人夫用工。工程多者，先修要緊之處，其余以次；用工不許迫急，其起集人夫，務在受利之處驗其丁力，均平差遣，勿容徇私作弊。凡所作工程，務要堅固經(jīng)久，不許茍且；府縣正佐官時常巡視，毋致?lián)p壞。

第8條：各處陂塘、圩岸果有實利及眾，比先有司失于開報，許令開陳利民之實，踏勘明白畫圖貼說，具申工部定奪；如利不及眾，不許虛費人力。

第9條：但遇近經(jīng)水旱災傷去處，預備之事并暫停止，待豐年有收依例整理。

第10條：所過州縣倉廩谷粟充實、陂塘堤岸完整者，必其正佐之官得人；若有空虛廢壞等項，其正佐之官必不得人，悉具名奏聞。如或貪酷虐民，驗有實跡，就便挐（拿）問。

第11條：今后府州縣官考滿赴吏部者，并須開報預備官倉所儲實數(shù)及修筑過陂塘堤岸等項，吏部行該部查考虛實，以憑黜陟。

第12條：爾等所至有布政、按察二司官者，須與協(xié)心計議，共成其事，俱勿偏執(zhí)己長，有所妨誤。

第13條：爾等所至，凡有訴訟，干系倉糧水利者，即與理斷；非干倉糧水利者，悉付有司，爾等不必預之。

第14條：本為恤民，選擇命爾，須先正己，惟廉則公，惟公則明，而所行則當尤須嚴切禁約跟隨吏卒里老人等，不許一毫私下擾害百姓；犯者即便究治。所歷郡縣周遍事，完即便回京，仍將所備谷粟及所修陂塘、圩岸、閘壩備細造冊，具奏以驗成功。

第15條：凡敕諭或該載未盡，爾等所至遇有興利除害之事難于處置者，具奏來聞。（《明英宗實錄》卷69）

由上述內(nèi)容齊全、細致務實的15條，我們不難看出，正統(tǒng)五年（1440）的“修備荒之政”至少在官方規(guī)范方面作出了詳細的要求。而當時的大明天子明英宗只有14虛歲，是一個從小就錦衣玉食、足不出宮的“小桿子”。“小桿子”能發(fā)出這般體恤民情與世情的敕諭，除了“三楊”等顧命大臣竭力輔佐和充當捉刀手外，還能作何解釋呢？

正因為正統(tǒng)前期大明朝廷之政主要由來自民間的“三楊”等賢臣輔弼著，所以當時有許多關(guān)愛民生、發(fā)展經(jīng)濟的便民、恤民之政如綿綿春雨一般不斷地滋潤著帝國各地。

靈活變通賦稅征收形式，允許江南等地上貢之物折換金帛

正統(tǒng)初年，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銓上奏說：“按照祖宗規(guī)制，北京行在各衛(wèi)官員俸糧都由南京支付，朝廷派員專門負責。但近年來大家發(fā)現(xiàn)這里邊的毛病不少，甚至出現(xiàn)了病民、坑民現(xiàn)象。為方便攜運和圖取個人私利，受朝廷之命前去南京辦理俸糧的官員往往將接手到的各官俸米等實物拿到市場上去賣了，再買進一些‘好’東西，回京敷衍了事。這種貴賣賤酬所得的僅為原物價值的十分之一。從國家角度來講，虧大了，虛費廩祿，北京行在各衛(wèi)諸官沒得到實惠，而繳賦納貢小民卻背負了繳納不足之嫌，真是禍害不淺！今小臣上請朝廷，命令兵部核算一下北京各衛(wèi)諸官俸祿的實際數(shù)額，然后下文到浙江、江西、湖廣和南直隸（今江蘇、安徽、上海）等地方衙門，讓他們通知交通運輸不便地方的人們，以后上貢土特產(chǎn)就不用繳納實物，可折換成布、絹、白金等，再以此解送至京城。到京后我朝廷可直接取來支付在京各衛(wèi)官的俸祿。這樣一來，不僅遏制了中間腐敗，還能減少南方諸省百姓的勞頓之苦！”（《明英宗實錄》卷21）

周銓上奏沒多久，巡撫江西侍郎趙新也向朝廷上言：“小臣受命巡撫江西，江西山多，有很多州縣都是僻居深山，不通舟楫。按照我朝的祖宗規(guī)制，這些地方的人們每年就得上貢大米一類的實物。但大家都嫌不便，于是就帶了金、帛或貨幣直接到南京城里去買米上貢。要是碰上南京的米價上漲了，小民們就得趕回江西老家去籌錢再來，真是受苦連連！而今我大明行在官員俸祿大多都于南京支取，其往返勞費就不得實用。在此小臣懇請朝廷恩準江西屬縣量收布絹或白金，由官府統(tǒng)一鑄造銀錠，然后再運輸?shù)奖本?，充作官員俸祿。如此下來，官民兩便！”當時受命負責留守南京行政事務的少保兼戶部尚書老臣黃福也肯定了趙新的建議?？缮倌晏熳用饔⒆诓幻髟斖⒃儐柦檀蟪迹骸拔页孀诳稍@樣做過？”話音剛落，輔政大臣禮部尚書胡濙應對道：“太祖皇帝曾在陜西實行過該方法，當時是這樣換算的：每鈔2貫500文折合米1石，黃金1兩折合米20石，白金1兩折合米4石，絹1匹折合米1石2斗，布1匹折合米1石。各隨所產(chǎn)，民以為便。后來在浙江也實行過該做法，老百姓紛紛稱頌?！甭牭竭@里，明英宗開始接受周銓與趙新的上請建議，下令江南地方實物上貢可以折收金、帛，由此“遠近稱便”，“倉廩（實物）之積（壓）少”，百姓稱好。（《明英宗實錄》卷21）

整頓糧長簽派舊制，減輕細戶小民負擔與痛苦

糧長制是明朝開國時為減輕普通民眾負擔和國家經(jīng)濟開支、本著民收民解精神而建立起來的稅糧委托、代辦的制度，主要實施于浙江、直隸（指南京）、湖廣、江西、福建等省。按照洪武四年的規(guī)定：凡是納糧一萬石或接近一萬石包括數(shù)千石的地方劃為一區(qū)，在這區(qū)內(nèi)由政府指派一個田地最多的大戶充當糧長，一區(qū)只設一個糧長。（《明太祖實錄》卷68）洪武三十年七月，洪武帝朱元璋又下令，各地“更置糧長，每區(qū)設正副糧長三名，以區(qū)內(nèi)丁糧多者為之，編定次序，輪流應役，周而復始”（《明太祖實錄》卷254）。

剛開始實施時，糧長的工作范圍大致是：領(lǐng)取勘合、回鄉(xiāng)催辦春秋糧、解運稅糧、通關(guān)與注銷等。朱元璋原本是想用糧長來取代為非作歹的衙役胥吏，初步施行下來發(fā)現(xiàn)其效果不錯，于是就加大授予糧長的工作范圍：他要求糧長們帶領(lǐng)糧區(qū)內(nèi)的鄉(xiāng)民開荒；參加賦役黃冊與魚鱗圖冊的編制工作（事后朱皇帝會適當給點費用）；利用空閑之際集合鄉(xiāng)里中的“長者”，宣傳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愛民”思想；勸諭豪強富民遵紀守法，行仁義講信用；及時向皇帝報告糧區(qū)內(nèi)的荒地與災情；如實舉報糧區(qū)內(nèi)的抗糧頑民，經(jīng)皇帝批準后，將頑民遷往邊疆地區(qū)；等等（【明】朱元璋：《御制大誥續(xù)編·糧長妄奏水災和議讓納糧》第46、第78）。

糧長的工作范圍越來越大，而且干這些工作幾乎都沒報酬的，干一回兩回人們可能還樂意，要是干長了，有哪個大傻子愿意呢？洪武帝也懂得人們的心思，于是就在利用糧長展開工作的同時給予他們較高的待遇。一方面，大明皇帝給糧長們大官做。浙江烏程有一個糧長叫嚴震直的，被朱元璋看中后，一夜之間由一介布衣擢升為通政司參議，三年后又當上了尚書。（《明史·嚴震直傳》卷151；【明】吳寬：《匏翁家藏集·尚書嚴公流芳錄序》卷43）上海有一個糧長叫夏長文的，也是由平頭百姓擢升為監(jiān)察御史，后在洪武二十三年又超升為左僉都御史（可能相當于今監(jiān)察部副部長）（《明太祖實錄》卷204）。另一方面，皇帝給糧長們發(fā)獎金。洪武十四年（1381年）二月，浙江、江西兩省1325名糧長輸糧到南京，受到了朱皇帝的親切接見，當場“賜鈔為道里費”（《明太祖實錄》卷135）。

明初的糧長們一般來說都能夠潔身自好，在許多地方往往幾十年內(nèi)，糧長固定在某家族的某族長身上或在某一家族里父子兄弟之間“流轉(zhuǎn)”——這就是人們常說的“永充制”（主要是以丁田來計算）。糧長一當便好幾十年，且有子孫相承。如昆山石浦鄉(xiāng)周南家任糧長就達百年（【明】吳寬：《匏翁家藏集》卷62），又如蘇州長洲縣沈孜，他的曾祖、祖、父三代接著當糧長，“世掌田賦于鄉(xiāng)”（【明】吳寬：《匏翁家藏集》卷62、卷63）。但到了永樂皇帝朱棣遷都北京后，糧長“永充制”發(fā)生了異化。

大明國都北遷，稅糧運輸路程大為延長，其全程長達5000余里，江南稅糧運輸成本高達被運稅糧價值的100％，兩項總計高達800萬石，是遷都之前的800％。負擔如此之重，有哪個傻子愿意一直干糧長？再有，洪武中晚期開始，科舉逐漸恢復并成式化，糧長入仕之途逐漸被堵塞；加上永樂以后的官場政治逐漸腐敗，對永充糧長制造成了致命的破壞。譬如編派糧長的主持人一般是地方行政長官和耳目胥吏、里老人等，在洪武年間政治清平的情勢下，無論哪一方，大多都能依法執(zhí)行公務。但隨著明朝政治的逐漸腐化，各階層的人員都能不貪贓枉法？這是應該重重打上問號的。比如洪武十三年就有規(guī)定，只有功臣之家才可免充糧長，而一般官宦家庭卻是不能免役的（《明太祖實錄》卷134）。但實際上多數(shù)地方官都怕得罪豪門巨室，進而也就不將他們編為糧長之列。既然大戶碰不得，那只有碰“小戶”，這樣一來明初洪武時期開啟的一項利國利民的國策逐漸被異化成了害民制度。

宣德十年（1435）五月，即明英宗即位后的半年左右，直隸蘇州府常熟縣知縣郭南上奏說：“如今我大明各地州縣僉派糧長完全背離了當年太祖皇帝的初衷，不按章法行事，奸弊百出，以致天下脫逃稅糧者甚多。在此小臣懇請皇帝陛下下令，自今起天下各地僉派糧長時，地方州縣官必須要親自到場監(jiān)督，一定要遴選家底實力濃厚者充當糧長，不能以收入不高的中小農(nóng)戶來替代。糧長選好以后還必須呈報給上級部門備案，以防作弊。只有這樣，太祖皇帝開啟的這項利國便民制度才會真正發(fā)揮它的正能量。與此相關(guān)，各州縣還應該在鄉(xiāng)村基層組織里甲層面內(nèi)預選家底僅次于糧長者，讓他們配合當?shù)氐募Z長，編造好‘坐提罪囚軍匠等項’冊子，‘編給勘合，以憑次第差解’?！泵饔⒆诮幼嗪蟛恢绾翁幹?，隨即將郭南的奏疏交予行在戶部討論。戶部官一致認為，既然奏疏里講的都是太祖皇帝的規(guī)制，那就應該照著執(zhí)行啊。于是他們上請正統(tǒng)天子，明英宗答復“從之”，即說修復洪武之制！（《明英宗實錄》卷5）。

開放部分官方川澤之禁，招民開荒，鼓勵流民返鄉(xiāng)復業(yè)，恢復和發(fā)展經(jīng)濟

正統(tǒng)元年（1436）八月，巡撫直隸行在工部右侍郎周忱上言：“嘉定縣吳松江（即現(xiàn)在的吳淞江）畔原有沙涂柴蕩一處，約計150多頃，水草茂盛，蟲蜢蟛蜞多生其中。近來因蕩水泛濫，禾苗莊稼被害受損，幾近荒蕪。小臣懇請朝廷恩準，招募小民予以開墾。成熟之余征其租稅，下可以消蟲傷之災，上可以供國家之用?！庇⒆诔⒙動嵑螽敿从枰詼试S。（《明英宗實錄》卷21）

正統(tǒng)二年（1437）七月，直隸淮安、揚州兩府發(fā)生嚴重災荒，官方發(fā)廩賑濟。就此，行在刑部右侍郎何文淵上奏朝廷，說：“倉廩之積是有限的，但江海之利卻是無窮無盡。如今諸府州縣海邊水淺之處出產(chǎn)菱藕、魚蝦和海菜一類，當?shù)鼐用袢≈梢援斪魇澄?。小臣懇請朝廷下令給各處巡檢司、河泊所和巡捕守備官軍，允許各地小民任意采取接濟，毋得阻遏?！焙挝臏Y還說：“兩淮、兩浙鹽運司各鹽場灶丁大多生活貧困，吃了上頓就不知道何時能吃上下頓，許多人家只好四散出去乞討。在此小臣懇請朝廷采取變通辦法：每灶戶名下除了繳納額定的食鹽給官府以外，其余食鹽就由當?shù)氐墓俑}場論價收購，每一小鹽引給予米麥兩斗。這樣一來，估計饑窘的鹽民們就不會再挨餓了。”英宗朝廷接奏后予以了批準，隨即開放了直隸淮安、揚州等府州所屬的川澤之禁。（《明英宗實錄》卷32）

老百姓吃不飽或沒得吃，在官府救濟不力或沒有及時到位的情勢下，他們就得學習大明開國皇帝朱元璋的最初做法——外出流浪乞討，這大概是明朝流民的主要來歷。流民問題在永樂皇帝篡位登基之初就呈現(xiàn)出嚴重之勢，那是由于被某些人歌頌為“千古圣君”的朱棣發(fā)動“靖難”戰(zhàn)爭所導致的。永樂元年（1403）正月，北平布政司上奏說：“轄區(qū)內(nèi)‘諸郡流民復業(yè)者，凡十三萬六百余戶’。”130600戶，按照古代家庭平均每戶5口計算，估計當時僅北平一省的流民就多達650000人。這么多流民雖然在朱棣登基半年后被安置復業(yè)，可永樂帝卻并沒有因此放心，命令“戶部令有司加意綏撫，勿重擾之”（《明太宗實錄》卷16）。

其實除了北平外，永樂時代由于成祖皇帝好大喜功、征戰(zhàn)無度等因素，大明帝國其他各地較大范圍內(nèi)的流民問題都沒能得到很好解決。延及宣德時期，由朱棣一手調(diào)教出來的好皇孫朱瞻基上臺后更多地恪守皇爺爺之成憲，針對各地發(fā)生的自然災害和不斷出現(xiàn)的流民，他一方面命人賑災濟荒，救民水火；另一方面派遣巡撫、巡按出視災區(qū)，招撫流民。因此，從永宣時代總體而言，就同今日消防隊員滅火似的，一旦火大了就用水澆一澆，大明統(tǒng)治者對待流民問題就這樣湊合整治著。

明英宗即位之初，以輔政的“三楊”和胡濙為代表的老臣都歷經(jīng)明初數(shù)朝風雨，嫻熟“仁宣之治”的“恤民之道”。正統(tǒng)四年（1439）閏二月，他們輔弼明英宗“增置北直隸及山東、山西、河南、陜西、湖廣五布政司招撫逃民官六十四員”（《明英宗實錄》卷52），后來又將政策放寬，“蠲其（指流民）逋租，復（免除賦稅徭役，筆者注）之二歲”（《明英宗實錄》卷55）。這樣一來，不少逃民紛紛返鄉(xiāng)復業(yè)。據(jù)正統(tǒng)五年（1440）正月巡撫河南、山西侍郎于謙的奏報，當時撫定河南、山西及南北直隸流民多達34000多戶。（《明英宗實錄》卷63）到該年年底，山西又招撫流民11000多戶（《明英宗實錄》卷71）。招撫流民復業(yè)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圍內(nèi)取得了成功，民生問題也得到了部分性的解決。

除此之外，在恢復和發(fā)展經(jīng)濟方面做出的努力還有：“三楊”輔政的英宗朝廷通過督令有司勸課農(nóng)桑，興修水利。

朱祁鎮(zhèn)即位當年十一月，因副都御史陳勉和巡按監(jiān)察御史李懋之請，正統(tǒng)朝廷敕“命天下布政司、都司嚴督所屬栽種桑棗”（《明英宗實錄》卷11）。

正統(tǒng)二年（1437）七月，英宗朝廷“命直隸并各布政司所屬府州縣官修筑圩岸、疏浚陂塘，以便農(nóng)作”，并要求各官府衙門將興修水利的數(shù)目從實上報，以此作為將來官員考滿時黜陟的一項重要的考核指標。倘若有人消極怠事或苛害百姓，朝廷授命巡視地方的各巡按御史對其嚴厲治罪。（《明英宗實錄》卷32）

正因為新皇帝即位上臺后輔政大臣采取的措施得力，正統(tǒng)之初大明各地相繼展開了興修水利的活動。而在這全國性的整修水利活動中，寧夏地區(qū)的三渠整治可謂是當時最大的水利疏浚工程。正統(tǒng)四年（1439）六月，因參贊寧夏軍務、右僉都御史金濂之請，英宗朝廷下令調(diào)撥40000人力，修復淤塞年久的鳴沙州七星、漢伯、石灰等三渠，渠成后灌溉面積多達1300余頃（《明英宗實錄》卷56）。

重視社會多層面教化，添設提調(diào)學校官員——明清提督學政制度自始而立

恢復和發(fā)展經(jīng)濟，用傳統(tǒng)社會里慣用的說法就是要使小民得以生養(yǎng)，小民有了生養(yǎng)，君主專制帝國才有可能穩(wěn)定。不過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古人說得好：“倉廩實而知禮節(jié)，衣食足而知榮辱?！保ā緷h】司馬遷：《史記·管晏列傳》卷62）其意思是說：糧倉充實了人們就會知道禮節(jié)，吃飽了穿暖了人們自然會懂得榮辱。換一種說法，這就告訴了統(tǒng)治者不僅要使小民得以生養(yǎng)，而且還得要注意進行教化。對于這樣的治國理政之道，從小就接受傳統(tǒng)思想文化教育、通過科舉入仕而步步高升的“三楊”和胡濙等正統(tǒng)朝輔政大臣再熟悉不過了。于是人們看到，明英宗沖齡即位初期，在采取恢復和發(fā)展社會經(jīng)濟舉措的同時，這些輔政大臣們還投入了較大的精力，通過多種渠道和多種途徑，促進社會多層面的教化。

裁抑佛道，再次確立儒教獨尊地位

明朝開國時，明太祖朱元璋對于儒佛道三教的態(tài)度是“諸教并容，隆尊儒術(shù)”。但從明成祖朱棣開始，大明朝廷尤為崇奉西番之教，格外優(yōu)遇番僧。永樂元年（1403）二月乙丑日，朱棣“遣司禮監(jiān)少監(jiān)侯顯赍書幣往烏思藏，征尚師哈立麻。蓋上（指朱棣）在藩邸時素聞其道行卓異，至是遣人征之”（《明太宗實錄》卷17）?！睹魇贰酚涊d：“當成祖時，銳意通四夷……西番則率使侯顯。侯顯者，司禮少監(jiān)。帝聞烏思藏僧尚師哈立麻有道術(shù)，善幻化，欲致一見，因通迤西諸番。乃命顯赍書幣往迓，選壯士健馬護行。元年四月奉使，陸行數(shù)萬里，至四年十二月始與其僧偕來，詔駙馬都尉沐昕迎之。帝延見奉天殿，寵賚優(yōu)渥，儀仗鞍馬什器多以金銀為之，道路烜赫。五年二月建普度大齋于靈谷寺，為高帝、高后薦福。或言卿云、天花、甘露、甘雨、青鳥、青獅、白象、白鶴及舍利祥光，連日畢見，又聞梵唄天樂自空而下。帝益大喜，廷臣表賀，學士胡廣等咸獻《圣孝瑞應歌》詩。乃封哈立麻萬行具足十方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祐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lǐng)天下釋教，給印誥制如諸王，其徒三人亦封灌頂大國師，再宴奉天殿。顯以奉使勞，擢太監(jiān)?！保ā睹魇贰せ鹿僖弧む嵑蛡鳌肪?04）

由于朱棣特別崇釋禮佛，永樂朝起大明宮中佛教信徒驟增，京師廟宇廣立。永樂十七年（1419）九月，“是時中外梵剎開建無數(shù)，內(nèi)官尤篤信，幾于成風”（【清】查繼佐：《罪惟錄·太宗紀》帝紀卷3）?！端挠妖S叢說》也載：“既頒佛曲，瑞應畢至，上（指朱棣）益喜悅，知皇心之與佛孚也。中官因是益重佛禮僧，建立梵剎以祈福者，遍南京城內(nèi)外云?！保ā久鳌亢瘟伎。骸端挠妖S叢說》卷22，萬歷七年刊本）

如等態(tài)勢到了朱棣晚年愈發(fā)嚴重。永樂十九年（1421），剛剛遷都北京、沉浸于無限快樂之中的永樂帝突然遭受天打五雷轟——北京明皇宮三大殿被雷擊，一把天火把它燒了個精光。對此，“無所不能”的明太宗朱棣只得“詔求直言”，翰林侍講鄒緝上疏說：“……今山東、河南、山西、陜西水旱相仍，民至剝樹皮、掘草根以食。老幼流移，顛踣道路，賣妻鬻子以求茍活。而京師聚集僧、道萬余人，日耗廩米百余石，此奪民食以養(yǎng)無用也?！翆m觀禱祠之事，有國者所當深戒。古人有言，淫祀無福。況事無益以害有益，蠹財妄費者乎！”被某些人譽為“盛世之君”的永樂皇帝接奏后居然“不省”（《明史·鄒緝傳》卷164），由此明宮崇佛之勢愈演愈烈。

由“魔鬼”朱棣一手調(diào)教出來的明代第五位皇帝朱瞻基在位時曾“建慈仁寺，為母后作厘，頒名畫百二十軸，皆天堂、地獄變相。大毗盧閣高三十六級，……出總圣門為海棠院，皆僧寮也”（【清】阮葵生：《茶余客話》卷8）。宣德時期還曾建造了一座有影響的寺院——大覺寺，“黑龍?zhí)侗庇质謇镌淮笥X寺，宣德三年（1428）建，寺故名靈泉佛寺，宣宗賜今名，數(shù)臨幸焉，而今圮”（【明】劉侗《帝京景物略·黑龍?zhí)丁肪?）。尤為值得一提的是，當年的好皇孫明宣宗完全繼承了皇爺爺朱棣的衣缽，崇奉藏傳佛教，優(yōu)遇西域番僧。就宣德五年（1430）正月乙丑日，一次恩賜了烏思藏國師領(lǐng)占端竹阿木葛等508人、大國師釋迦也失并大乘法王使臣鎖南領(lǐng)占等542人。（《明宣宗實錄》卷61）宣德九年（1434）六月庚申日，朱瞻基又派“遣成國公朱勇、禮部尚書胡濙持節(jié)，封釋迦也失為‘萬行妙明真如上勝清凈般若弘照普應輔國顯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覺如來自在大圓通佛’”（《明宣宗實錄》卷111）。

永宣時期大崇藏傳佛教雖說對維護大明帝國西部疆域的穩(wěn)定不無裨益，但由此帶來的問題也不容忽視。

永樂朝藏傳佛教僧人來到北京等內(nèi)地后，雖然受到朝廷的優(yōu)待，但一般還得要遣回。到了宣宗時就不這樣做了，外來的和尚會念經(jīng)，那就讓他們留下來多念念經(jīng)吧。當時慈恩、隆善、能仁和寶慶四寺為宣宗朝北京地區(qū)最主要的藏傳佛教寺院。這些西僧久留京師，帶來的直接問題是“耗費益甚”。明宣宗駕崩明英宗剛即位時，大明朝廷禮部官奏請?zhí)蕴姆陀?90人。（《明史·西域傳》卷331）《明英宗實錄》中說的數(shù)字則更大，正統(tǒng)元年（1436）五月丁丑日，英宗朝廷下令“減在京諸寺番僧。先是番僧數(shù)等，曰大慈法王、曰西天佛子、曰大國師、曰國師、曰禪師、曰都剛［綱］、曰剌麻，俱系光祿寺支待。有日支酒饌一次、（二次）、三次，又支廩餼者，有但支廩餼者。上即位之初，敕凡事皆從減省。禮部尚書胡濙等議：‘已減去六百九十一人，相繼回還本處。其余未去者命在正統(tǒng)元年再奏。至是，濙等備疏慈恩、隆善、能仁、寶慶四寺番僧當減去者四百五十人以聞?！希ㄖ该饔⒆冢┟蟠确ㄍ?、西天佛子二等不動，其余愿回者聽，不愿回者其酒饌、廩餼令光祿寺定數(shù)與之”（《明英宗實錄》卷17；《明實錄藏族史料》，P359—359）。

差不多與此同時，十三道監(jiān)察御史李輅等上言十事，其中說道：“京師（這里指當時的北京）寺觀有逃軍、囚匠人等私自簪剃為僧道者，有因不睦六親、棄背父母夫男公然削發(fā)為尼者，又且不守清規(guī)、每遇令節(jié)朔望于寺觀傳經(jīng)說法誘引男婦，動以千計，夜聚曉散，傷風敗俗。乞敕都察院禁約?！泵饔⒆诮幼嗪竺钔⒊技h，最終采納了李輅的建議，禁約僧道不法行為。（《明英宗實錄》卷17）

總之，正統(tǒng)初年大明朝廷的這種裁抑佛道的做法之本身就是恤民“仁政”的一種體現(xiàn)，也與承繼“仁宣之治”的基本精神相通，我們應該予以積極的肯定。

當然，裁抑佛道僅僅是一種手段，從正統(tǒng)的儒教治國理念出發(fā)，強化儒教獨尊地位才是根本。對此，從小就接受傳統(tǒng)教育而后通過科舉入仕上來的“三楊”與胡濙等輔政大臣都不遺余力地隆尊儒教之地位。正統(tǒng)三年（1438）三月，四川重慶府永川縣儒學訓導諸華上言：“按照傳統(tǒng)與祖宗規(guī)制，祭祀孔子在學校，祭祀佛祖在寺廟，祭祀老子在道觀?？扇缃褚恍┧聫R的無知僧人可能是為了吸引更多的世俗人們?nèi)ニ麄兊姆鹛眉腊?，居然在寺廟里頭并列懸掛孔子、老子和佛祖三圣像。我們四川永川縣內(nèi)原有一座寺廟，現(xiàn)在被人改名為‘三圣廟’，他們將佛祖放置在大殿的當中，老子居左，孔子居右，真是褻侮不經(jīng)，荒謬透頂。小臣懇請朝廷下令全國予以改正?！薄叭龡睢焙秃鷿醯容o政大臣接受了諸華的建議，以明英宗的名義命令行在禮部，通令全國各地，禁止在佛堂寺觀中祭祀孔子，以保持儒教獨尊的地位。（《明英宗實錄》卷40）

整治官學教育，實行擴招，重視科舉入仕者素質(zhì)，擴開老國子監(jiān)生出路

當然，保持儒教獨尊地位最有效的途徑可能莫過于整治學校教育和改進科舉制。為此，正統(tǒng)初年以“三楊”為首的輔政大臣也曾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和貢獻，甚至在個別層面還影響了以后的明清歷史。

首先，重申官學教官、教師考核標準，以科舉錄取作為考核的“客觀尺度”。

宣德中期對大明官學中的教官與教師之考核指標進行過一番調(diào)整，將考核指標數(shù)往下調(diào)了一些：“教官考滿以舉人多寡為升降，教授舊例舉人九名為稱職，四名為平常，不及四名為不稱職，今定五名為稱職，三名為平常，不及三名為不稱職；學正舊例六名為稱職，三名為平常，不及三名為不稱職，今定三名為稱職，二名為平常，不及二名為不稱職；教諭舊例三名為稱職，二名為平常，不及二名為不稱職，今定二名為稱職，一名為平常；訓導舊例三名為稱職，二名或一名為平常，今定一名為稱職，不及者皆為不稱。凡稱職者升，平常者職如故，不稱者降?！保ā睹餍趯嶄洝肪?0）正統(tǒng)元年（1436）六月，因監(jiān)察御史陳搏上言，英宗朝廷重申宣德中期的教官九年考滿黜陟標準：“教授五名、學正三名、教諭二名、訓導一名。及數(shù)者為稱職升用，不及數(shù)者為平常本等用，全無者黜降，不通經(jīng)者別用?！保ā睹饔⒆趯嶄洝肪?8）

其次，增加全國各地歲貢生員人數(shù)，加強對犯事官學生員的懲治。

宣德八年（1433）四月，明宣宗“詔天下：州不及二十里者，歲貢生員一人；過二十里者，貢如舊例；縣不及五里者，五歲貢一人；不及十里者，三歲貢一人”（《明宣宗帝實錄》卷101）。正統(tǒng)三年（1438）十一月，英宗朝廷更定州縣歲貢生員例，“令州學三歲貢二人，縣學二歲貢一人”（《明英宗實錄》卷48）。這樣的歲貢人數(shù)標準比起宣德時期略微提高了一些，用句當今國人痛心疾首的時髦話來說，即“高校擴招”。不過那時的擴招絕沒有現(xiàn)在這么爛——除了家境實在貧困等因素之外，現(xiàn)在中國人幾乎人人都成了大學生。正統(tǒng)初期的官學“擴招”相對有限，但由此帶來的問題也不少。

正統(tǒng)四年（1439）閏二月，山東按察司僉事薛瑄上言說：“各地儒學中近來有好多學生干犯校紀國法，肆無忌憚。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不少學生一旦犯事了，就讓家長出面，納米贖罪，然后繼續(xù)留校讀書，據(jù)說這還是遵循了我朝的納米贖罪則例。小臣認為，這萬萬使不得?。∵@些干犯校紀國法的學生就如腐爛之物，一旦繼續(xù)留在學校里，善惡同處，定會影響和腐蝕進取向?qū)W的學生，大不利于我大明官學教育。依照我朝祖宗規(guī)制：科舉考試不中者尚且要被罰做為人不齒的衙門胥吏，而今犯奸作惡者卻只要繳些錢糧就能逍遙法外，且還心安理得地繼續(xù)留校。像這樣的規(guī)章則例是不是有點輕重失宜呢？照這樣下去，我大明還怎么能勸善懲惡？”據(jù)說明英宗接奏后首先肯定了薛瑄的諫言，至于如何處置問題，他一時也拿不準主意，令行在刑部官員集議。當時刑部侍郎何文淵等回復說：“薛瑄所言很有道理，從今以后凡我大明官學學生有干犯校紀國法的，除了無意識或過失犯事可以納米贖罪之外，其他的一律不許。一旦納米贖罪了，該學生的國家伙食補貼要追回；國家額定外的議價生員一旦犯事，發(fā)往附近地區(qū)的軍隊或地方衙門去充當胥吏，以此來羞辱他們，令其改過自新。”英宗朝廷聽到這樣的金點子，當即予以接受，并下令照此執(zhí)行下去。（《明英宗實錄》卷52）

再次，重視科舉入仕者的素質(zhì)和擴開老國子監(jiān)生的出路。

明初國家新定，官僚人才匱乏，一般來說只要在科舉考試中中式的都能當個一官半職。但隨著明王朝的穩(wěn)定發(fā)展，加上科舉成式化，意想不到的問題出現(xiàn)了：不少后生少年應試中式，但又不能勝任官職崗位。為此，自仁宣時期起，明廷開辟多種途徑給予他們出路。明英宗即位后由“三楊”等輔政的大明朝廷繼續(xù)沿襲祖宗的做法。正統(tǒng)四年（1439）閏二月，行在禮部上奏說：“本次會試取中副榜舉人年紀在25歲以上的就有233人，按照慣例，應該將他們送往吏部，除授教職；年紀不到25歲的共有58人，依照祖宗的做法，理應讓他們到國子監(jiān)去或投親靠友，繼續(xù)學習，這樣可以提高未來國家棟梁的素質(zhì)。”英宗朝廷當即予以允準。（《明英宗實錄》卷52）

科舉入仕渠道有限，與科舉出身還差一截的國子監(jiān)生之出路那就更不容樂觀了。如果有人長期處于無望或絕望之中，那么他所干的事情無論如何也好不到哪里去。對此，正統(tǒng)初年的輔政大臣似乎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正統(tǒng)元年（1436）二月，行在吏部言：“各處府州縣典史吏目稅課并河泊倉官多缺員，而我大明國子監(jiān)卻有許多監(jiān)生沒有出路，成為了老監(jiān)生，有的甚至頭發(fā)都白了，還沒有得到朝廷的一官半職。就此，我大明朝廷能不能打破常規(guī)，將那些府州縣典史吏目稅課官和河泊倉官職授予宣德元年（1426）以前入監(jiān)、年齡在45～50歲以上的老監(jiān)生？”英宗朝廷答復：“太學儲育人才，以備任用，而淹滯如此，聽其授職?！保ā睹饔⒆趯嶄洝肪?4）

增設大明提調(diào)學政官，開創(chuàng)官學專業(yè)對口管理制度

盡管正統(tǒng)前期大明朝廷采取了許多舉措，促進教育、教化的深入和發(fā)展，但要說影響最大的莫過于增設大明提督學政官，開創(chuàng)官學專業(yè)對口管理制度。

明朝開國后平民皇帝朱元璋大力發(fā)展教育，在全國地方上普設官學，除京師南京國子監(jiān)招收近萬名學員外，各地府州縣也收納一定數(shù)量的學員，時稱生員?！睹魇贰氛f：“生員入學，初由巡按御史，布、按兩司及府州縣官?！边@是講明初生員入學一類的事宜由巡按御史、地方布政司、按察司和府州縣衙門的官員多頭管理。多頭管理從理論上來講好像是官方很重視，但實際上最不容易管好。就像我們現(xiàn)代城市中的市容市貌，過去一直由工商、稅務、衛(wèi)生和公安等多部門管理，結(jié)果一遇到事情，大家就相互扯皮吧。最近這幾年可好了，全國各地都成立了城管，效果立竿見影，小商小販們見了城管可像老鼠見了貓似的，就連平日里香氣四溢又矜持不茍的女老總見了城管，也不得不低下高昂的小姐頭顱，剎那間石榴裙不翼而飛，城管美美地爽了一回。（2014年4月14日《騰訊網(wǎng)》第2763期的討論話題“女老板為何因戶外廣告牌性賄賂城管？”）由此人們不得不佩服現(xiàn)代公共管理權(quán)力的“偉大”與神奇，也不得不佩服專業(yè)對口管理的魔力。不過可能令諸位讀者失望的是，我們社會中這樣的專業(yè)對口管理魔力早在古代就已經(jīng)被人發(fā)現(xiàn)并加以使用。中國人的聰明勁很多時候都用在制度層面管理設計上，發(fā)現(xiàn)了問題，就設計出另一套方案來對付。多頭管理管不好了，就實行專業(yè)對口管理。我們現(xiàn)在講的明英宗正統(tǒng)時期增設大明提督學政官就是這樣的典型案例。

正統(tǒng)元年（1436）五月，歷經(jīng)明初數(shù)朝風雨的老臣黃福上奏說：“近年以來，各處儒學生員不肯熟讀四書、經(jīng)史，講義理惟記誦舊文，待開科入試，以圖幸中。為此，小臣懇請朝廷下令，從今以后各地布政司、按察司官都得定期半年對轄區(qū)內(nèi)的生員進行一次全方位的統(tǒng)考。只有這樣，我們的官學才能培養(yǎng)出真才實學的人才來啊！”明英宗接奏后交予行在禮部進行討論。大臣們經(jīng)過一番討論后一致認為：多頭管理實際收效確實不大，應該實行專職專業(yè)管理。英宗朝廷接受了大臣們的建議，決定在各省添設按察司官一員，南北直隸各專設御史一員，專門負責管理官學教育以及相關(guān)事宜。（《明史·選舉一》卷69）當時“行在吏部會官舉保兩浙鹽運司同知胡軫為副使，廣西郁林州知州劉虬，監(jiān)察御史薛瑄、高超，工部郎中高志，吏部主事歐陽哲，修撰王鈺，編修彭琉，檢討陳璲、康振，國子監(jiān)學正莊觀俱為僉事，湖廣布政司檢校程富，福建建寧府學教授彭勖為監(jiān)察御史，分行提調(diào)：軫浙江，虬湖廣，瑄山東，超福建，志山西，哲河南，鈺江西，琉廣東，璲廣西，振四川，觀陜西，富北直隸，勖南直隸?！边@些人就是明代歷史上最早的一批提督學政官。（《明英宗實錄》卷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