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還在清華國學院尚未復建之前，我和陳來兄就貓在家里，大致設想了未來的“三大講座”，也就是將要設在清華園里的“梁啟超紀念講座”“王國維紀念講座”和“陳寅恪紀念講座”，它們將分別處理“思想與宗教”，“美學、比較文學與漢學”和“邊疆民族史”的不同課題。

也是早在那時，我們就已經(jīng)清晰地意識到，這種工作將是接著梁啟超，特別是接著他所創(chuàng)建的“講學社”來做的。正因為這樣，我在本院所接受的第一次訪談中，就已經(jīng)非常明確地這樣提出：“這種講座形式本身，就是對本院傳統(tǒng)的一種繼承。不知你是否了解，中國現(xiàn)代史上幾次最著名的來華學術交流，就是由梁啟超組織的講學社所發(fā)起的，該團體曾經(jīng)每年一個，先后請來了美國哲學家杜威、英國哲學家羅素、德國哲學家杜里舒和印度大詩人泰戈爾，到中國來進行較為長期的學術交流，不僅在當年轟動一時，而且對于此后的文化也是影響久遠?！?/p>

嗣后，幸賴學校與社會各界襄助，新的清華國學院甫一成立，我們的紀念講座也就同時啟動了。迄今為止，我們已經(jīng)從美國邀來了德里克教授、梅維恒教授和包華石教授，從英國邀來了麥克法蘭教授，從法國邀來了巴斯蒂教授，又從日本邀來了狹間直樹教授，——算起來已是累積了六次，而每次都為清華同學帶來了精心設計的八周課程。

當然，在這么個“學術全球化”的時代，我們的對話意識也變得更強。正因為這樣，我的每次開場白都要開宗明義：盡管請來的都屬于名重一時的學者，但他們卻并不是來照本宣科的，否則就跟又翻譯了他們的哪本書沒有什么本質的不同了。相反，他們被如此鄭重其事地邀來，就是要到氣氛活躍的課堂上，跟中國學者各抒己見地進行交流，甚至來跟學生們唇槍舌劍地交鋒。而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還專門進行了制度設計，同時請來專業(yè)對口的中國學者來充任各個講座的對話者，以便讓同學們能從中看到，問題意識從來都是有“前理解”的，而知識生產(chǎn)也從來都是方生方成的。因此，真正會讀書的讀者和真正會聽講的聽眾，都不會只從一位作者那里，或者只從一位講演者那里，就指望找到不可撼動的、足以當作信仰來膜拜的“絕對真理”；相反，那“真理”就算還確實存在，也從來只是隱隱約約地，閃現(xiàn)在互不相讓的學術對話中，——從而在我們精心設計的講座中，體現(xiàn)為增長著的文化間性！

如此熱鬧的“三大紀念講座”，當然還是要堅持開辦下去。不過與此同時，我們還有另一個愿望要還，因為就在上述的那次訪談中，我還曾透露了計劃的另一半：“作為計劃的一部分，這種講座一旦完成，馬上就會進行翻譯、整理與修訂，以便盡快在一套新創(chuàng)的‘清華國學講演叢書’中，公布給全社會！我們希望，諸如此類的深度學術交流，會為當代文化交鋒留下一個活生生的樣本，也向后人提供一個研究比較文學和學術交流的鮮活案例?！笔聦嵣希M管尚未來得及奉獻給社會，這項工作卻一直在積極進行，包括整理、翻譯和修改講稿，包括組織中國學者的評議，也包括跟出版社商討各種相關事宜。

而今，終于到了把它端出的時候了，免不了又要發(fā)筆再寫篇序言，來交代一下整個項目的來龍去脈。也差不多恰逢此時，原藏于南長街54號的任公手稿，也非常搶眼地出現(xiàn)在自己面前，——而無巧不巧的是，其中恰有一份以往不為人知的、梁啟超親筆手書的“講學社簡章”，其中的內容是這樣的：

一、本社因欲將現(xiàn)代高尚精粹之學說隨時介紹于國中，使國民思想發(fā)揚健實，擬遞年延聘各國最著名之專門學者巡回講演。

二、每年聘請一人，若基金充裕時再圖擴充。

三、所聘請者先注重于當代大思想家，其各分科之專門學者，俟擴充后以次續(xù)聘。

四、本社設董事若干人，計畫事業(yè)之進行，其每年所聘之人由董事議定。

五、本社設管理基金員若干人，專司募集基金且保管之。

六、關于講演事務，隨時與國中各學校、各團體接洽。

能夠讀到任公的這通手稿，心里真是說不出的高興，而它的復制件也一直掛在辦公室的門口！不要小看這份簡單的章程，這對澄清圍繞晚期梁啟超的誤解，具有相當關鍵的意義。正如我隨即就此撰文指出的，“自從梁啟超寫出《歐游心影錄》之后，無論在中國還是在外國，就總有人誤以為他走向了守舊與落伍。然而，正在這個起草中的‘講學社簡章’，才證明任公仍然著眼于中西會通，——只不過，這位眼界更加開闊的思想弄潮兒，所渴望的卻須是更加深入的會通，而為了達到這一點，就既要學術性地回歸中國傳統(tǒng)，也要傾聽最高深的西學話語，更要鼓勵兩者間持續(xù)而激烈的對話?！?/p>

由此就更加想到，如果我們現(xiàn)在開展的工作，能被梁啟超從地下得知，那他一定會樂觀其成的。因為，這正是他在構想“講學社”時，原本想要完成，卻惜乎未克全功的思想事業(yè)。想到這一點，我們也就獲得了新的靈感，把原擬稱作“清華國學講演”的這套叢書，索性命名為“講學社叢書”。因為，我們正在進行的“三大紀念講座”，正是接著講學社的計劃，接著任公的未竟事業(yè)來講的?！踔廖疫€建議，就連這套叢書的裝幀設計，也一定要凸顯任公的筆跡，使讀者能從斑駁的底色中，看出學術歷史的堅持、強韌與堅忍來。

考慮到這一點，最后就要把一層意思再講一遍，以回應晚近民間勃興的“梁啟超熱”。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對于任公來說實屬不幸的是，他當年折沖于中西兩端，想在其間執(zhí)兩用中的想法，對于彼時由于災難深重因而急不可耐的中國來說，或許是顯得太前衛(wèi)、太先鋒了，故而難以得到人們的理解。不過，從歷史傳承的角度來看，對于我們來說又堪稱幸運的是，他這種大大超前的文化抉擇，也正好成為了本院主張的先聲，使我們的“三大紀念講座”從一開始，就是“接著梁啟超來講”的，就是“接著講學社來講”的，——當然，因此也就是有“悠久歷史傳統(tǒng)”可繼承的。

劉東

2013年4月8日于清華園立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