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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quán)力巔峰與政績

流動的斯文:合肥張家記事 作者:王道 著


權(quán)力巔峰與政績

同治二年(1863),在蘇州任職江蘇巡撫的李鴻章給母親寫了一封信,大致介紹了蘇州太平軍投降的過程,當時守軍納王與李鴻章手下程學(xué)啟談妥,投降保位,遂殺死慕王開門獻城,但結(jié)果是,投降的太平軍八個王全部被誘殺,其后屬黨軍隊砍殺無數(shù),蘇州城血流成河,李鴻章蘇州“殺降事件”在歷史上寫下了不光彩的一筆。但李鴻章對母親自有解釋:“男入城撫視,學(xué)啟(程學(xué)啟)初于云官(納王郜云官)等約為兄弟,至是恐降眾復(fù)叛,力請于男,盡殺云官等八偽王及其黨數(shù)百人。此事雖大不仁,然攸關(guān)大局,不得不為?!?sup>〔32〕

關(guān)鍵時刻,李鴻章敢于出手,且出手夠狠,就連其師曾國藩都佩服他“殊為眼明手辣”。李鴻章有一百個理由可以支持他的“殺降”,但說到底他是力求自保,且自保的原則就是不惜置對方于死地。這一點,是為官場人物必備的“素質(zhì)”,這也可能是他能夠縱橫晚清四十年的原因之一。而以張樹聲的性格看,似乎很難做到這一點。

算起來,從1872年坐定江蘇巡撫實職,到病死在兩廣總督的1884年,十多年的光景,張樹聲幾乎都是在操勞和處理外事糾紛中度過的。

在張樹聲家鄉(xiāng),流傳著一則逸聞,說張老圩子不遠處有個黃小圩,圩主曾跟著淮軍,在大大人(家鄉(xiāng)人稱呼張樹聲)手下當禮炮手,每次出行,要放三響禮炮。有一次出行,放三次,只響了兩聲,大大人以為不吉利,很不高興。一旁師爺說:“三炮兩響,大人要升座兩廣。”大大人氣稍消,低聲罵一句:“媽個×!”師爺又答:“大人要代管山西!”后來果然應(yīng)驗,先做山西巡撫,又升兩廣總督,這個禮炮手被賞賜改圩子安家立業(yè)。〔33〕進入仕途的人沒有不想高升的,張樹聲自然也不例外。

但張樹聲身上的官僚氣很少,更多的是務(wù)實。

“張樹聲是一個辦事認真,關(guān)注國家前途,民族命運,并具有抵抗思想的封建官僚。在他任直隸按察使時,‘直隸訟案積壓萬余件,吏治之疲,民生之困,均由于此’。他從恢復(fù)清朝統(tǒng)治出發(fā),認真籌辦清理辦法,起草《直隸倩訟案限期功過章程》十五條,對能按限結(jié)案的地方官員賞,對拖延不結(jié)案的地方官員罰,實力奉行,不久積案全數(shù)結(jié)清。張樹聲離任后直隸地方官員將清訟案限期功過章程‘奉為成法’。其在直隸‘清理庶獄,勤政愛民,群情拿服?!?sup>〔34〕

據(jù)說當時全省各種積案多達一萬兩千起,這是社會長期動蕩不安所造成的惡果。張樹聲主持的“限期結(jié)案”并明定賞罰,收效明顯。曾國藩就任直隸總督后,對其做法大為贊賞,又推薦他擔任直隸布政使。

張樹聲一生謹慎,老上司的上司曾國藩多多少少對他有些影響。這一點,張家后人也有同感,并覺得曾國藩家書家訓(xùn)比起李鴻章的更為高遠、深邃一些。曾國藩家書常會出現(xiàn)“謹慎”字樣,道光二十九年六月十四日,他在給四位老弟信中寫道:“……足見仕宦者一不自慎,身敗名裂。”

張樹聲成功的性格特點還表現(xiàn)在主動和自省方面,凡事他總比別人多考慮幾步?;窜娫从诤戏蕡F練,要知道當初的團練大大小小不下十幾股,其中以解先亮(諢名解五狗子)官團為最先,“李采臣方伯率西鄉(xiāng)諸圩治民團,實為淮軍之先導(dǎo)”(劉體智《異辭錄》)。李鴻章回鄉(xiāng)召集組軍時,官團與民團之間有宿怨,“患不相容,故莫之從”。李鴻章自然要尋找穩(wěn)重可靠的人選,張樹聲脫穎而出。淮軍征戰(zhàn)多年,解家兩位兄弟戰(zhàn)死,黃桂榮傷廢,又有淮軍第一猛將程學(xué)啟戰(zhàn)死嘉興,年僅三十六歲。后有張樹聲二弟張樹珊陣亡。所謂時勢造英雄,一將功成萬骨枯,張樹聲在戰(zhàn)場上不知道看到多少將士死于非命,能夠活著并不斷得到晉升,他倍加珍惜,越發(fā)謹慎。張樹聲的兒媳婦識修(李鴻章侄女,張充和叔祖母)曾跟著他遠赴廣東,見識了這位兩廣總督的工作場景:“雖然他有位稱職的機要秘書,但他收到由郵驛傳來的公文、信函后,必定一一過目,然后才交與機要秘書,所以他總是忙得不可開交?!?sup>〔35〕他的書信也是同樣嚴謹。

張樹聲復(fù)吳毓芬信件。吳毓芬,字伯華,安徽肥東人,淮軍將領(lǐng)。其曾隨李鴻章打擊太平軍,因字伯華,所部稱為華字營。 同治四年(1865)吳伯華辭官返鄉(xiāng),擇佳地于六家畈杏樹塘北岸,為宅邸園林。據(jù)說他在蘇州時搜集了不少山石,就此造園,稱為“也是園”。張樹聲故居亦有殷家畈勝地。

“張樹聲的工作幾乎占用了他除睡眠之外的所有時間。中國南方的夏季是難熬的,天氣炎熱干燥、蚊蟲成堆。這些蚊蟲隔著薄袍子也能咬人,它們成群結(jié)隊地在人身邊和頭上環(huán)繞。張樹聲一邊閱讀一邊打蚊子,手上常常沾滿鮮血。他還有個特殊習慣,就是工作時一邊吃蘸糖的粽子,一邊用朱筆修改秘書們的草稿。有時候不小心,他會把粽子放進硯臺而不是糖碗里,結(jié)果胡須會被染上一道道的紅色?!?sup>〔36〕張樹聲在官位上,不只是考慮眼前問題,還常常超前和“越位”,早在同治十三年(1874),時任江蘇巡撫的張樹聲得以晉見慈禧太后,曾當面向他提出“停納捐輸”的建議。捐輸是歷史特殊時期的產(chǎn)物,說白了就是花錢買官當,張樹聲以為此舉應(yīng)該立即停止,否則必致官場混亂,于國于民均非好事。

光緒四年(1878),慈禧太后再次召見張樹聲。內(nèi)憂外患,太后先問起了兵事,當時朝廷正在下力氣整頓常備軍“綠營”,挑選精干,仿湘淮軍制進行重訓(xùn),俗稱“練兵”。慈禧問:練兵、養(yǎng)勇,二者孰為妥善?張樹聲回答:“以國家經(jīng)制而論,練兵自為久遠之計?!彼€直指綠營壞習氣所在:“承平日久,綠營習氣日深,加以口糧本不甚優(yōu),有復(fù)逐層扣折,俯仰事蓄,不足自給,于是安分者掛名軍帖,尚以小貿(mào)營生,不安分者,則專以包攬娼妓、窩庇煙賭為事。”〔37〕這樣的軍隊一旦遇到緊急情況被拉出去打仗,肯定潰不成軍,甚至望敵風而逃。張樹聲又引曾國藩治軍實例:“故大學(xué)士曾國藩于咸豐初年粵匪倡亂之時,深知綠營習氣積重難返,決意舍兵用勇,先后招募湘、淮兩軍,酌照明臣戚繼光之法,嚴立束伍,編隊、扎營、挖壕、操練、打仗章程,卒收戡定之效。”〔38〕

談及朝廷要裁減湘淮兵勇時,張樹聲據(jù)理以爭,說現(xiàn)在列強都逼到臥榻了,虎視眈眈,動輒挑釁要挾,幾乎沒有中斷過,這個時候怎么能裁撤善戰(zhàn)的勇兵呢?“假令盡去久征熟練之勇,而用萬不可靠之兵(指綠營),深恐事變之來,無法支拄,所費更巨?!?sup>〔39〕他以為裁兵應(yīng)該有個過程,而且是公平的優(yōu)勝劣汰。當慈禧問起淮軍近況時,他馬上指出,淮軍在李鴻章的調(diào)配下,駐扎各地,將領(lǐng)各自督練,修建炮臺,并配發(fā)西洋新式槍炮,每天操練不斷,時刻保持警惕之心。

當慈禧問及“洋人遇事要挾,各省地方官尚能留心洋務(wù)否”時,張樹聲引用了曾國藩的話“仇不可忘,忐不可懈,釁端不可輕開”,并言明,中國的文明禮樂“高出萬國之上”,但練兵、造船、間器卻不及西人。“中國禮儀政教奉行日久,事事皆成具文,西人富國強兵,精益求精,事事必求實際,此外國所以日強中國所以日弱也。”〔40〕張樹聲所言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引起了太后的關(guān)注,遂追問:“中國諸事皆成具文了? ”張回答:“誠如圣慮,以中國之大,人民之眾,果能懲虛務(wù)實,力矯因循粉飾之弊,一切用人、行政、察吏、治軍不任法而任人,不在科條煩設(shè)而在實力奉行,則內(nèi)治既足自強……”〔41〕此時的張樹聲不過是一個巡撫,卻敢對全局通盤指戳,并陳述解決之道,他以為,“古今人才,其篤實純謹,斤斤自守之士不免墨守舊說,不達權(quán)變,上之人以其迂拘捍格,不堪任事”〔42〕。有人說,張樹聲與曾國藩、李鴻章同樣是倡導(dǎo)洋務(wù)的領(lǐng)軍人物,但與后兩者不同,他尤重改革內(nèi)政。這也是他后期力倡辦學(xué)、改革科舉的背景所在。長期的基層歷練使他深知中國痼疾不在于外變,而在于內(nèi)政,非下“重藥”不可治“頑疾”。

新中國成立后,有人在合肥姥山文峰塔發(fā)現(xiàn)了張樹聲少見的筆跡:“勢如涌出?!彼淖志鶠榭瑫嬗行袝馊?。有書家評論,四個字“布局適宜,出鋒爽利,一氣呵成,大有江河奔流、萬泉競涌之勢”。題字上款書“光緒庚辰孟夏”,即光緒六年(1880)的初夏。當時張樹聲正任兩廣總督,登頂?shù)南M驮谇邦^,表面沉靜、低調(diào)卻絲毫掩飾不住他內(nèi)心的張揚,他有自己獨特的想法,改革而不激進,銳氣而不露鋒芒,不空談,重實務(wù),毫不氣餒,充滿勇氣,那是一種潛藏在謹慎里的擔當,坦蕩蕩,死不改弦。這一性格特征,必然引起他與李鴻章的沖突。

1882年,因母親去世,李鴻章丁憂回鄉(xiāng)。臨走時,他向朝廷推薦張樹聲代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就是在署理任上,出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朝鮮“壬午兵變”。這起兵變本是朝鮮宮廷的內(nèi)部斗爭,按說他國不該干預(yù),但日本一直虎視眈眈,并有趁機出兵的動向。朝鮮與中國形同唇齒,朝鮮又常附于中國,于是求救到保定總督府。張樹聲不敢怠慢,因兵變一方由日本利益參與,并有日本人死亡,他已提前從駐日公使處得知日本出兵可能。他先派淮軍出身的丁汝昌以巡洋為名率船赴朝,觀察動向,繼而派李鴻章的洋務(wù)幕僚、懂外交的留法博士馬建忠趕往協(xié)助,而后召淮軍吳長慶前來議事,并要他率兵連夜赴朝,此時日本的兵船及大隊人馬已經(jīng)入朝。中國軍隊到達后,果斷出手,平定內(nèi)亂,將“肇事”的大院君(國王的父親)逮捕回國,監(jiān)禁(其實是給予款待)于保定府多年。

2000年,東北師范大學(xué)歷史系老師權(quán)赫秀在韓國發(fā)現(xiàn)了張樹聲在“壬午兵變”前夕寫給朝鮮王朝高宗政府領(lǐng)議政李最應(yīng)的密信。李最應(yīng)是國王生父大院君的仲兄,地位相當于中國古代的丞相職。這封書信可以說是當時中朝兩國最高級官員之間商談兩國外交政策內(nèi)容的重要資料。〔43〕張樹聲在信中主要敘述了其暫代直隸總督職務(wù)的緣由,并表達了“希望同李氏本人及朝鮮政府建立良好合作關(guān)系的誠懇善意”,同時分析國際形勢對朝鮮局勢的影響,并表明清政府將全力幫助朝鮮維護穩(wěn)定的決心和動作。權(quán)赫秀說:“根據(jù)后來李最應(yīng)復(fù)函的內(nèi)容來看,這封書信是張樹聲主動地向李最應(yīng)發(fā)出,而且是交由恰好由津回國的朝鮮政府副主事尹泰駿帶回朝鮮的?!泵苄偶由锨逋⑴沙鋈藛T的與之面議,很快與朝鮮達成了一致意見?!耙虼?,由張樹聲主動建立的中朝兩國最高官員之間的這次書信聯(lián)系應(yīng)該說是圓滿地取得了預(yù)期的成果,也可以說是自李鴻章促成《朝美條約》以來清政府對朝鮮政策的又一進展與成果?!睗h城爆發(fā)“壬午兵變”后,張樹聲果斷實施軍事行動,迅速平息,但李最應(yīng)在兵變中被兵變軍人殺害。欣慰的是,吳長慶率淮軍慶字營六營兵力迅速出動朝鮮,并在鎮(zhèn)壓兵變之后繼續(xù)駐扎朝鮮王朝首都漢城,成為當時清政府對朝鮮實施積極干涉政策的重要實力手段。

張樹聲撰寫的“勢如涌出”,蘊含著他隱忍卻力爭上進的性格

位于合肥市肥西縣紫蓬山的張樹聲塑像,已無武氣,而是一派儒雅之風

朝鮮事件圓滿平息,皇帝龍顏大悅,給予張樹聲嘉獎記功,賞賜“太子少?!鳖^銜。

世事難料,張樹聲沒想到,他贏得了這一政績后卻與李鴻章鬧起不快,諸多史料均把矛頭指向張樹聲的長子張華奎(字靄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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