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助我也

李明原系陳炯明所部林虎的部下。這名北洋時代的粵將身上有著很重的舊軍閥習氣，且又愛財如命。他的軍需處長徐德吾系司務(wù)長出身，平時也是錙銖必較，慳吝異常。兩個人配合在一起，真是能將屬下的校尉士兵刮到干干凈凈。

“九一八”之后，國民黨軍隊發(fā)“國難餉”，但待遇尚可，每月在可領(lǐng)到的伙食費上，軍官有十二元，士兵有六元，月底還有軍餉。陳誠的十八軍嚴禁克扣伙食費和軍餉，李明和徐德吾不敢克扣，但他們另有生財之道，就是千方百計地拖延發(fā)放，以便將這些公款存入私人銀行獲得重利。

第五十二師出發(fā)前，徐德吾借口來不及點名發(fā)餉，只派軍需在行軍途中每人發(fā)一元錢，就這一元錢還是“借支”。該師士兵對李、徐二人恨之入骨，并且怨憤地說：“借一塊錢，我們就打一塊錢的仗?！?/p>

將有貪心，兵無斗志，第五十二師打仗必敗，早在許多人的意料之中。要命的是，李明所部還是側(cè)敵行軍，其行軍隊伍的南側(cè)就與中央紅軍集結(jié)地點相鄰。

2月27日，第五十二師在大龍坪遭到預(yù)伏紅軍的攔腰猛擊，很快被截成數(shù)段，之后全部被殲。第五十九師隔山聽到槍炮聲，還以為五十二師在進行實彈演習，接著也一頭闖進包圍圈，遭遇了同樣的厄運。

五十二師、五十九師的先后被殲，打亂了陳誠的預(yù)定作戰(zhàn)計劃。他不得已將原有的三個縱隊縮編為兩個縱隊，其中吳奇?zhèn)ブ笓]三個師為前縱隊，羅卓英指揮三個師為后縱隊，前后兩縱隊以重疊行軍的方式繼續(xù)南進，以尋求與紅軍主力決戰(zhàn)。

3月16日，劉伯承接到了相應(yīng)的偵察報告。他在和朱德、周恩來商議后認為，如果能使敵人的前后縱隊拉大距離，紅軍就可以再次集中主力殲其一部。

一支紅軍部隊奉命偽裝成主力，對前縱隊加以引誘。陳誠果然中計，他不僅命令前縱隊加速推進，還將后縱隊的一個師臨時調(diào)撥給了前縱隊。

3月20日夜，根據(jù)曾希圣送來的敵情報告，朱德、劉伯承在指揮部里對新一輪作戰(zhàn)方案進行商討。劉伯承手拿放大鏡，對著鋪在桌上的地圖看過來看過去，同時手指不停地在地圖上量著距離。

從地圖上看，誘敵計劃是成功的，敵后縱隊與前縱隊相隔百里左右，已成孤立突出之勢。后縱隊只剩下兩個師，并且其中的第十一師正位于草臺崗。

看完地圖之后，劉伯承產(chǎn)生了在草臺崗設(shè)置戰(zhàn)場，集中全力打第十一師的想法。

草臺崗的地形與大龍坪相似，山路崎嶇狹窄，兩岸又皆為高山密林，乃設(shè)伏的絕佳地形。同時，第十一師又是陳誠起家的基本部隊，只要消滅了十一師，其他各師必然聞風喪膽，士氣沮喪。

朱德立即采納了劉伯承的建議。正在起草作戰(zhàn)命令，參謀送來了第二個敵情報告，這個報告讓朱、劉很是失望。

原來當天下午，紅軍偵察部隊已在草臺崗與第十一師打過照面，這使后縱隊的指揮官羅卓英心生懷疑。

羅卓英是陳誠的保定同期同學，在“土木系”中坐第二把交椅，為人十分機敏。他認為紅軍僅以小部隊與己保持接觸一定藏有玄機，可能是正在等待主力到來。那樣的話，次日就將有大戰(zhàn)，而如果在草臺崗附近與紅軍作戰(zhàn)的話，就其地形來看，第十一師只有被動挨揍的份兒。

羅卓英當時位于東陂以北的五里牌。他給第十一師打去電話，讓第十一師連夜撤回五里牌，并且表示已將該師的行李輜重留在五里牌。

這一電話被紅軍情報人員偵聽到了，而且還觀察到第十一師的后續(xù)部隊已停止前進。草臺崗與五里牌僅相距二十余里，第十一師只需三個小時就可以撤回五里牌。當然，紅軍也可以改攻東陂，但必須重新部署。

已經(jīng)起草好的作戰(zhàn)命令只得作廢，朱德、劉伯承再次醞釀新的作戰(zhàn)方案。

實際上，只要第十一師得以撤回東陂，紅軍就可能失去戰(zhàn)場的主動權(quán)，羅卓英的算計也正在此處：東陂的第九師補充了很多西北軍的老兵，擅長防守，而且還筑有工事，一旦紅軍攻堅受挫，他就可以下令第十一師出擊；紅軍若是棄攻而退，天亮后，第十一師、第九師可以兜后追擊，那樣也能獲得小勝；要是運氣再好一些，得到前縱隊的協(xié)同，回頭截擊紅軍，則就不是大勝、小勝，而是足可打一個漂亮的殲滅戰(zhàn)。

就在新的作戰(zhàn)方案剛剛形成，開始起草命令之際，第三份敵情報告送到指揮部。看到這份報告，劉伯承忍不住脫口而出：“天助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