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學

在文化古城時期，除國立、公立的學校外，其他學校，大多冠以“私立”二字，以示區(qū)別，而私立學校，都要在政府教育機構立案，才承認其資格，文憑才有效。大學要在南京教育部立案，中學、小學要在市教育局立案。中國大學據(jù)一九二九年《教育年鑒》記載，還只有文、法兩科，不具備“三個學院才能成立大學”的條件，因而當時只叫“中國學院”，直到三十年代中后期，才逐步辦起理科，這樣才具備了“三個學院”的條件，立案稱為大學。因為據(jù)一九三五年資料記載，還是叫“私立中國學院”，校長王正廷，校址西單二龍坑。于此亦可見，當時對大學的法定要求還是比較嚴格的。

再有同樣是私立學校，又有兩種不同情況，一種是外國教會辦的，社會上習慣叫作“教會學校”；一種是中國名人自己辦的，是真正私人辦的私立學校，因而雖然同叫“私立”，卻大不相同。即前者經(jīng)費有來源，所屬教會每年會撥專款給學校。有錢便可建校舍，請好教員，不濫招學生，能保證質量，學校就越辦越好。后者無固定經(jīng)費，蓋不起校舍，買不起好儀器，請不起名教授，學校只靠學生的學費來維持。劉半農(nóng)氏在《輔仁大學的現(xiàn)在和將來》一文中曾經(jīng)說到這種情況道：

平市有幾個私立大學，并無固定經(jīng)費，辦學人希望多多益善，因為學生的學費，關系學校的生命。輔大則不然，每學期所收全體學生的學費，不過學校開支的十分之一。

中國大學就是這樣無固定經(jīng)費的學校，其簡單歷史是：創(chuàng)辦于民國元年冬季，租前門外一清末停辦之學校為校址，初名“國民大學”，宋教仁、黃興先后任校長；民國四年，與上海吳淞中國公學合并，稱中國公學大學部，民國五年改名中國大學；民國十年，校長姚憾辭職，王正廷繼任；十一年設募集基金委員會；十四年購得鄭王府為新校址；十八年呈準國民政府，按月輔助萬元，王正廷更向中比庚款委員會及各界募款，擴充校舍，建理化大樓及圖書館，計款十五萬元。

劉氏的簡短的話，正說明輔仁大學和中國大學雖然同樣是私立學校，卻是有原則差別的，前者有教會經(jīng)費，可以“賠”，而且準備“賠”，所以能保證學生質量。后者卻不然，“希望多多益善”，就是越多越好，人多錢多，這樣錄取學生的標準就很低了，多收一個學生，就多一份學費，學生多一些，經(jīng)費足些，好歹還像個學校。中國大學的政治經(jīng)濟系，人數(shù)多的班級，有二三百人一班，在王府的大殿中上課，是當時文化古城中最大的課堂。用現(xiàn)在的說法，這就叫“上大課”。不過它有“大”無小，不分班，一直到底。這還算好的，因為還能招得進這些學生，另外當時還有幾所招不進多少學生的私立大學，那就更慘。甚至可以隨時報名，隨時交費入學，入學考試也不必舉行，考也是走走形式，這就是專門收學費、賣文憑的“學店”了。

學生來源，本來是高中畢業(yè)生，但有不少高中畢不了業(yè)的學生，有北平當?shù)氐模灿胁簧偻獾貋淼?，而家里有錢，還想混張大學文憑，如果是名門閨秀呢，有張大學文憑作“嫁妝”，結婚時面子也好看些。也還有鄉(xiāng)下土財主家的子弟，弄個“大學生”的身份，騙家長的錢，在北平花天酒地過都市生活，混日子……各種各樣的學生，比國立大學、教會大學，就更要復雜多了。

文化古城時期，校長名義上是王正廷，但人在南方，校務由副校長周龍光、教務長方宗鰲負責。其時中國學院只有文、法兩院，有中文系、哲學系，法學院有法律系、政治經(jīng)濟系，后來又陸續(xù)增設了商學系，又添設了物理、數(shù)學、化學、生物等系，不過這已是淪陷之后了。

我在志成中學讀初一時，每天上學都要經(jīng)過中國學院大門口，那三大間高高的王府正門，正中在梁上掛著白地黑字大匾，“中國大學”，署款“王正廷”，是很規(guī)矩挺拔的歐陽率更的字體。門口還有“請愿警”站著（“請愿警”是一個專名詞，現(xiàn)在已很少人明白它的意思了。就是他的編制是警察局的警察名額，而其工資則由擔任警衛(wèi)的單位開支。這樣警察分局把他的月餉就入了局長的私囊了，只是發(fā)給他制服而已。本人在學校門前站崗守衛(wèi)，比在馬路上站崗清閑，而且薪水還可多兩元，校長、教授、闊學生逢年過節(jié)還給門房、警衛(wèi)室一些賞錢。收入較局中一般警察為多。當時各大學、著名中學，甚至闊人住宅門口，都可以向所在分局申請派“請愿警”來站崗），十分氣派。在校門口西面，路旁有個大土堆，實際是煤球灰、垃圾等堆成的，比圍墻還高，里面正是操場，我和其他小同學們，放學回來，經(jīng)過此處，總愛走到土堆上，向里面眺望，有時遇到賽球，便在上面看賽球，其他路人也走來立觀，這樣這里便成為一個“土堆看臺”了。我們總是看的十分起勁，除去球賽而外，還看到里面的房舍，東面一大排、一大排的綠色琉璃瓦的宮殿建筑，隔開操場，還有亭子、一角假山、回廊，西北角上還有一座沒有完工的紅磚西式三層樓……在印象中，覺得站在這個土堆上看這所學校，真大！后來，有一次，跟著所在中學高中部的籃球隊進去，我和另一個小同學，沒有看球賽，卻在里面亂轉起來，把這個學院跑了個遍，一直跑到這個停了工的西式三層樓上，放眼一望，才似乎得到了最大的滿足。

當時只知道中國學院的校舍是清代的“鄭王府”，而對于這個著名王府的知識，卻是后來才知道的。清末王闿運《湘綺樓日記》同治十年（一八七一）三月六日記云：

六日……同車入城，至二龍坑劈柴胡同，見豫庭二兒，一曰征善，出繼故鄭王端華；二曰承善，年十八，甚英發(fā)。園亭荒蕪，竹樹猶茂，臺傾池平，為之悵然。

這則日記中“豫庭”說的是誰呢？那真是提起此人，大大有名，就是咸豐臨死時，托附八個顧命大臣之一、后來被那拉氏殺頭的肅順。他哥哥鄭王端華是被賜死的，也是顧命大臣之一。中國學院校址就是買的端華的府邸。端華是鄭親王烏爾恭阿的兒子，襲爵，肅順是第六子，本字“雨亭”，從“風調雨順”的“順”字起的，日記寫作“豫庭”，本可諧音，也似有忌諱意。鄭王府在當時是名府，花園特別出名，在錢泳《履園叢話》中就記載道：

惠園在京師宣武門內(nèi)西單牌樓鄭親王府，引池疊石，饒有幽致，相傳是園為國初李笠翁手筆。園后為雛鳳樓，樓前有一池水甚清洌，碧梧垂柳掩映于新花老樹之間，其后即內(nèi)宮門也。嘉慶己未三月，主人嘗招法時帆祭酒、王鐵夫國博與余同游，樓后有瀑布一條，高丈余，其聲瑯然，尤妙。

惠園很著名，在當年遠比后來的恭王府花園名氣大，不過在百年之前已荒蕪，到了中國學院時代，什么“引池疊石”等，只剩下一點殘跡，大面積園林，都已改作大操場了。

文化古城時期，同學方紹慈的父親方宗鰲氏在中國學院做教務長，他的母親方政英氏在學院教日文。方氏廣東人，其夫人則日本籍，住在宣武門外方壺齋。當時學院中著名教授并不多，但在幾所中國私人辦的大學中，還是比較著名的。

一九九○年二期《燕都》載有趙乃基先生《鄭王府與中國大學》一文，詳記向鄭王后人紹勛買王府的事。其契約云：

立和解契約人：天主堂

紹　勛

中國大學

今因紹勛欠天主堂債款本利十九萬余元，前因追訴執(zhí)行，茲由中人調停，將坐落二龍坑鄭王府，由紹勛賣與中國大學，以現(xiàn)洋十五萬五千元，抵償紹勛欠天主堂債款全額，當日交清，從此天主堂與紹勛債務清結。該府第有任何糾葛，以及審判廳大理院等等，均不與天主堂相干。所有雙方訴訟費用，各自負擔。同中將紹勛作押房契交出。關于紹勛借券，尚在法庭，俟領出再行交付。恐口無憑，立字為證。

做個文抄公，錄下這份文書，用存掌故吧。

“七七事變”，北平淪陷后，除一些教會學校外，其他私立大學都辦不成了。而中國學院卻繼續(xù)辦了下來，而且不再叫“學院”，直接叫“大學”了。西北軍時代曾一度擔任過北平市長的何其鞏氏擔任校長。原教務長方宗鰲氏出任日偽教育總署署長（按，日偽編制，“總署”最高長官名督辦，相當于部長，副職為署長，有二，相當于次長，一為方宗鰲氏，另一為張心沛）。這樣中國大學在何其鞏氏主持之下，靠學生學費維持，因為人多，雖然困難，但也維持下去了。有不少不愿到日偽學校任教，又一時去不了抗戰(zhàn)大后方的名教授都到中國大學來任教了。俞平伯先生原在清華，淪陷時，擔任了中國大學中文系主任。待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燕京大學被封門，有些名教授也到了中國大學，如著名的張東蓀先生、歷史家齊思和先生，還有鄧以蟄先生（著名原子物理學家鄧稼先之父）、孫人和先生等位，一時都往來于二龍坑路上了。

尚有一件小事，值得一提，校門斜對著，一家在后墻上開門的小飯館“有緣居”，專門做中國大學學生的生意，黃公酒壚，今天還能引起誰的回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