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共同的罪與孽

在庫朗日和格爾茨看來，歷史從來不是一種自我沉溺或主觀妄揣，而應當是曾經(jīng)事件的本然再現(xiàn)（representation）或事實還原。一旦描述者、評注者滲入了自身的情感、價值，就會背離歷史的本相甚至改寫歷史，陷入過度闡釋（over interpretation）和不足闡釋（under interpretation）的雙重誤區(qū)。最終，歷史既非經(jīng)驗的再現(xiàn)，亦非理性的表征，要么成為自說自話的夢囈譫語，要么成為扭曲放大的零碎片段。

魏忠賢無疑就是這種“過猶不及”的犧牲品，成為歷史話語權人黏貼標簽的被動個體。

晚明以來，基于特定的政治需求，魏忠賢成為正反雙方一力攻擊的共同目標：清朝統(tǒng)治者為尋求自我統(tǒng)治的正當性論證，抹黑了天啟皇帝、魏忠賢、客巴巴的政治三角；而漢族精英有感于江山易主，也將道德長戟投向魏忠賢及其背后的天啟皇帝和客巴巴。雙方共同的結論是：一個孱弱無能、酷愛木工活的工科男，一個淫蕩不堪、作威作福的保姆，一個無惡不作、暴虐無道的太監(jiān)，主導帝國的政治走向，帝國之舟的覆亡勢不可綰。

一個小男人，一個老女人，一個不男不女的大太監(jiān)，這是清代主流意識形態(tài)和此后知識階層對晚明帝國政治的經(jīng)典布景和角色賦予。陰暗的背景、殘虐的人性、離奇的情節(jié)，伴隨著崇禎皇帝的悲號和隨風旋轉的尸體，催生了魏忠賢的個人前臺和情景模擬。

但這種歷史定格卻忽略了一個至關重要的細節(jié)：魏忠賢為什么會成其為魏忠賢？

從歷史的角度解讀歷史，我們可以找到兩個角度：

一是皇權的至高無上催生了魏忠賢。天啟皇帝的無限寵眷和信任，客巴巴的無“私”力挺、推舉是魏忠賢飛升九天的最強勁動力。

這是歷史的本相，無可置疑。

二是黨爭的反向促成。按照法律和“故事”，魏忠賢絕不可能暴得大位，權傾天下。

最值得反思的問題是：天啟皇帝為什么非要將魏忠賢拔擢幽微？魏忠賢的成功得力于東林黨和其他黨派的門戶之爭。

“門戶”，是妓女招徠客人的場域，是一個恥辱性隱喻。但晚明以來的黨爭各派無一不是穿著道德鎧甲、手握道德長戟。鎧甲，用于自我保護；長戟，用于攻擊他人。認人不認理，干架不干事，吐沫橫飛，是非顛倒，黑白不分，知識分子官員眼中、心中有的是個人和群體的利益利害，缺乏的是原則大義。更可怕的是，努爾哈赤的步步緊逼不僅沒有促成朝官的內(nèi)部團結，反而滋生了新的利益紛爭。

黨爭深度介入遼東戰(zhàn)局，直接導致了帝國的覆亡。無論是東林黨、閹黨抑或其他各黨，都是大明帝國的歷史罪人，沒有例外。

為個人或群體利益置國家安全、民族危亡而不顧，無論占位什么樣的道德立場，都得承受共同的罪與孽。

狗咬狗引來了狼群，這是我對黨爭的結論。

天啟皇帝絕非低能平庸之輩，他超拔魏忠賢，其目的就是為了抑制黨爭，找一個能干事、敢干事的人。但他永遠想不到，魏忠賢也被拖進黨爭，被卷進了歷史漩渦的底層，還順帶搭上了大明王朝。

但歷史書寫者的偏執(zhí)立場無疑放大了魏忠賢的罪與孽，而選擇性地忽略、減輕了閹黨之外黨派的罪與孽。

這無疑印證了勒龐關于“烏合之眾”的判斷：文明的動力永遠不是理性，而是各種感情。最終，歷史場景和角色的固化通過暗示、模糊記憶、非真實描述、感性直覺等方式誘發(fā)了集體幻覺，征服了理解力，窒息了判斷力。

所以，有些時候，我們看到的不是歷史全景，而是別人希望我們看到的歷史碎片。

這些碎片經(jīng)過道德濾鏡修飾、綴接、轉換，導致了本相掩蔽，真相流失，成為道德版動漫游戲。

如此而已？如此而已。

是為序。

劉云生
小谷圍島·排云軒

2018年1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