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毒文章不掩工——也談黃秋岳

報人金雄白在《江山人物》一書中說：“本世紀之初，福建籍人士中有過兩位馳譽全國的文士，黃秋岳（濬）以文著，梁眾異（鴻志）則以詩名，而兩人均為‘學而優(yōu)則仕’一念之所誤，浮沉宦海，不得善終，但論其學識之精深淵博，似尚不應因政治上之功過，以人廢言?！苯艘粤骸ⅫS二人既屬同門，運命亦相近，又是姻親（案：梁鴻志之侄女嫁給黃秋岳之弟），故多并稱之。其實二人在處事、詩風等方面亦不盡相同。秋岳詩力追宋人，近于鄭海藏（孝胥），得勁峭之旨；眾異則力求平淡，得力唐人，功力較深湛。秋岳以文人自命，所存《花隨人圣庵摭憶》一書，已足傳其人。而眾異卻不安于做一個詩客，一心想做政壇魁首，終致賣國取辱，自傷其身。盡管如此，兩人最終均以漢奸罪名，被判處死刑而伏法。丁亥（1947）十月，汪國垣（辟疆）《題梁鴻志〈爰居閣詩續(xù)〉卷首》稱：“又程穆庵語余云：乙丙之間，眾異游杭州，秋岳亦來。一日，集湖濱樓外樓，談笑甚洽。眾異忽熟視秋岳曰：‘君定不免。’黃雖驚，然以為戲言。眾異更申言者再。座客忽詰之曰：‘君既精相法，盍自言其休咎乎？’梁對鏡久之，嘆曰：‘我亦不免?！丝箲?zhàn)前一二年事，穆庵所親見親聞者。不謂逾年黃果以通敵死國法，又十一年梁亦被極刑。姑布子卿之術果足征乎？亦異事也?！?/p>

黃秋岳（1891—1937），名濬，號哲維，室名“花隨人圣庵”。出身于書香門第，其祖父黃玉柱是清咸豐年間舉人，其父黃彥鴻，字蕓淑，本籍臺灣新竹人，光緒十四年（1888）戊子科舉人，十六年（1890）庚寅科進士，簽分戶部主事，供職北京。光緒二十一年（1895）乙未臺灣淪日后，遂久居都下，把籍貫改為福建侯官（今福州）人。黃秋岳自幼隨外祖父讀書，四歲識字，七歲能詩，九歲便可懸腕做擘窠大字，因而自幼乃有“神童”之譽。一九〇三年，年僅十五歲的黃秋岳來到北京，就讀于京師譯學館（今北京大學前身），因其年少聰慧，頗為在京的陳寶琛、嚴復、林紓等福建同鄉(xiāng)父執(zhí)所賞識。其后，他又以才名曾受知于當時的政界巨擘梁啟超，乃至與詩壇領袖樊增祥、陳三立、傅增湘、羅癭公等人過從甚密，并隨之與當時國內名盛一時的書畫俊彥、文人學士、詩詞名流、顯宦子弟如楊度、陳師曾、張大千、徐志摩、況周頤等過從甚密。他與梁鴻志均為陳衍（石遺）得意弟子，“才氣橫溢，詩工尤深”，知名當世，早歲即有結集《聆風簃詩》。甲午舉人冒廣生（鶴亭）一九二八年有《閱黃秋岳聆風簃詩遂至達旦輒題其耑》，極贊其詩。陳衍《石遺室詩話》及《續(xù)編》屢論其詩，“平日朋好，每謂其詩患才多”。夏敬觀《題聆風簃詩集》詩有曰：“秋岳性情正，濟以學養(yǎng)素，贍辭工且速，記問入镕鑄?！睍r人常以女性美比擬當世三十二家詩人，曰“黃秋岳如凝妝中婦，儀態(tài)萬方”。錢仲聯(lián)撰《近代詩壇點將錄》，仍列黃氏于其中，猶未因人廢詩。黃氏又擅駢文，陳衍常譽為“集有清以來之大成”。

黃秋岳年稍長，即到京師譯學館就讀。在這期間他對京劇產生了極大的興趣，課余常去聽戲、看戲、品戲，他結合佛經《維摩詰所說經》中的傳說故事，編寫了京劇《天女散花》的本子，后經梅蘭芳修改、編整，成為以歌舞見長的古裝戲之一，于一九一六年在北京吉祥大戲院公演。在這以后，黃秋岳又赴東瀛，在早稻田大學就讀。在日期間，他不但精曉日語，還熟悉了日本的風土民情，崇尚日本的心理逐步形成?；貒?，先居上海，后居北京。與同鄉(xiāng)、學友林白水同在《新社會日報》（后改為《社會日報》）供職，林白水任社長，黃秋岳任副總編輯。北洋政府時代，他曾先后在陸軍部、交通部、財政部等處任秘書、僉事、參事及國務院參議；北洋軍閥覆滅后，他蟄居京華，一度出任《京報》主筆。后又轉到南京政府任職，一九三一年，國民黨元老林森任國民政府主席，他也是福建閩侯人，十分賞識黃秋岳的才學，遂調他任行政院秘書主任。一九三二年，汪精衛(wèi)擔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行政院長等要職，崇尚日本、精通日文的黃秋岳為汪所賞識，薦至地位僅次于秘書長之簡任級機要秘書，得與聞密勿。汪精衛(wèi)還將黃秋岳的長子黃晟（字濟良，畢業(yè)于燕京大學）調至外交部任副科長。

三十年代前后，黃秋岳以其在掌故考據(jù)方面的厚實學養(yǎng)，曾在《中央時事周報》雜志上，連載了其筆記體文章，續(xù)刊于《學?！?，起訖于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七年間。積時既久，匯成巨帙。后成《花隨人圣庵摭憶》一書?！痘S人圣庵摭憶》一書，輯事四百二十三則，四十五萬言，是黃秋岳多年的心血結晶。該書對晚清以迄民國近百年間的諸多大事，如甲午戰(zhàn)爭、戊戌變法、洋務運動、洪憲稱帝、張勛復辟均有涉及。內容不僅廣征博引，雜采時人文集、筆記、日記、書札、公牘、密電，因其身份的特殊亦多自身經歷，耳聞目睹，議論識見不凡，加之文筆優(yōu)美，讀之有味，被認為是民國筆記中罕能有此功力者。因此，頗受史家陳寅恪的青睞；其后旅美學人楊聯(lián)陞、房兆楹亦極力推薦，咸認為此書不但史料價值極高，而且是近五十年來我國人士使用文言文所寫筆記的第一流著作。掌故學家“瞿兌之推重該書謂‘與夫交游蹤跡，盛衰離合，議論酬答，性情好尚，而一時政教風俗之輪廓，亦顯然如繪畫之畢呈’，倫比洪邁之《容齋隨筆》，確非諛詞”。學者趙益說：“《摭憶》一書，不僅能于晚清掌故一網殆盡，尤能知其人、同其情，因此述事或不盡然，議論則往往中的。特別是對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的分析，細致如發(fā)，一些論斷如曾、左皆不勾結宮廷，而李鴻章則好結內援，曾、左本非為世受清恩而戰(zhàn)等等，均能直切肯綮而成為一種定論?！罱馊饲槿绱?，非‘同情’者不能得。黃氏能做到這一點，一半是本人博聞強識、深明故實之學識使然，另一半則是與其平生遭遇相關。黃氏早年入京師學堂時，變故尚未發(fā)生，猶能親睹舊清之貌；鼎革之后，又以少年雋才見賞于梁啟超（任公）、樊增祥（樊山）、易順鼎（實甫）、俞明震（恪士）、陳衍（石遺）等老輩，……瞿兌之嘗謂掌故學者，既必須學識過人，又得深受老輩熏陶，并能夠眼見許多舊時代的產物。所有這些，黃氏可以說都已具備。見聞既富，體會并深，左右逢源，遂能深造自得。”

黃氏文筆極佳，《摭憶》一書文字以簡易清秀為宗，但頗有駢文華麗之風，同時又不傷于綺靡。作家周黎庵曾說文壇前輩包天笑“他到我處來閑談，見到案頭一本新書，他一見書名便如獲至寶，愛不釋手，此書是黃秋岳的《花隨人圣庵摭憶》，黃雖是個罪該萬死的大壞蛋，但書是喧騰人口的，北方在他死后五年出版，但銷到上海來只有區(qū)區(qū)二十本，而且不公開出售，我輾轉托友人搶到了一部，還不曾翻閱，便先給包老先生看到，連聲說要借給他先睹為快。我心里老大不愿意，但礙于這位老前輩的面子，不好當面打回票，只好說自己尚未看過，要借，必須限期歸還，他便夾著書走了。誰知一借幾個月不還，半載一年也音信渺然，我多次寫信到金神父路金谷村他的寓所索取，連回信也不給一封。后來實在忍不住了，便登門去求索。那時已是一九四五年抗戰(zhàn)勝利之后，不料金谷村已是金屋樓空，詢問鄰居，說包先生早已遷居臺灣了。此事我真是耿耿在懷，一直要到八十年代上海書店重印此書，公開發(fā)售，才消了心頭之恨”?？梢娫摃敃r還真的是一書難求。

一九三二年，黃秋岳在南京政府任行政院機要秘書時，出身于上海同文書院及東京帝大的“中國通”的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須磨彌吉郎，在日本外交界一向以靠攏軍部、強調對華執(zhí)武力威脅的強硬態(tài)度而著名。須磨為了刺探國府機密，最初以請教漢詩為名，接近黃秋岳。他見黃秋岳以名士自居，經常出入夫子廟為歌女捧場，入不敷出，乃以小恩小惠加以收買，使其按時提供行政院會議有關情報。后來，須磨因故被調回國內，仍由南京總領事館派人與黃秋岳保持聯(lián)絡。龔德柏在他的回憶錄中說：“他（黃秋岳）有寡人之疾，在北京時，就有小老婆，其中一個叫‘黑牡丹’，由其名即可知系青樓出身?！S濬有這樣的姨太太，且不止一個，當然花費很多。當時的北京政府，窮困異常，常欠薪水，而北京政府的薪水，又較后來南京國民政府之薪水為低，當然須靠不可告人之外快收入，以維持其腐爛生活?！也孪胨诒本┱畷r代，或已經當了日本間諜。因為那時以新聞記者而兼間諜者大有其人，如上?！渡陥蟆否v北京特派員秦墨哂，就是其中的最著者?！饼彽掳赜謴男姓汉喨蚊貢男剿普撜f：“這時簡任二級薪為六百元?？鄢h費等，可得五百七十余元，若敘三級，則實際收入只四百九十三元五角。在我這安分守己的人，不常赴上海者，亦不過勉強維持，并無很多剩余。但黃濬每星期六必赴上海，星期一上午七時回南京，一次上海就可花掉五六百元，而況每月有四個或五個星期，當然不敷開支。而況黃濬在上海又有一妾，亦青樓出身，更須花錢。所以黃濬除薪水外，必另有法外收入，毫無疑問?！睋?jù)查黃秋岳的簡任二級俸為月薪五百六十元，又查出他在北平政委會，有一參議名義，每月又可領干薪二百元；此外，北平市長袁良也送給參議和顧問名義月領干薪一百元；貴州省政府曹經沅代主席時給他名義干薪二百元；所以他合計每月有法幣一千零六十元的收入，在當時雇個人力車夫每月不過十元，請個女傭不過數(shù)元，他月有千元，實在太富裕太好過了。壞就壞在他上海的寵妾是個交際花，天天和一幫上海亨字輩的妻妾們打牌，一擲千金，因此黃秋岳還常常向人嘆窮。

文史作家莊練（蘇同炳）在《近世學者與文人群像》一書中，認為黃秋岳早年供職于北洋政府，以文學方面的才華見知于當時的權要人物。及至北伐成功，全國統(tǒng)一，以其文才而仍能供職行政院，擔任簡任級的秘書，已屬不易。然黃秋岳卻自嘆懷才不遇而心生不滿，常常對當時的權要人物做惡意的攻訐。莊練根據(jù)抗戰(zhàn)前在平津一帶行醫(yī)而與黃秋岳有相當不錯交誼的日本醫(yī)生矢原謙吉的《謙廬隨筆》說：“據(jù)《謙廬隨筆》記載黃濬所告之言，黃濬在上海南京兩地都有寓所，每逢周末便到上海度假。他在上海的寓所，恰好與財政部長某公相鄰，由于部長公館中傭仆車夫的言談而得知部長夫婦的極多私生活資料，再由黃濬轉告矢原，其中便有極多難聽的穢聞；對于其他政壇人物，黃濬亦常作不客氣的譏評。如當時在軍事委員會中擔任副委員長的馮玉祥將軍，便是其中一例。據(jù)矢原的記述，黃濬曾以惡意譏評的方式，譏刺馮玉祥之所以號作‘煥章’，正是因為他的上代乃是麻將專家與星象專家，預知此公將來必以倒戈叛變起家，有如麻將中之換張易牌，愈換愈好，所以名之為‘煥章’，以諧音‘換張’之意，云。由此一例，可知黃濬與矢原閑談中所攻訐的其他政府高級官員，大概亦此之類?！倍S濬是一個自命豪放而揮霍成性的風流才子型人物。秘書一職，月入幾何？更造成他對政府的不滿。因此終于走上勾通敵人，甘心做賊的漢奸道路。

孫曜東在回憶錄《浮世萬象》中也說：“據(jù)說黃秋岳和日本人搞在一起主要是為了錢。他有兩房妻妾，妾叫梁翠芬，是北京八大胡同的第一名妓。試想有如此大美人纏在身邊，那錢是無論如何也不夠花了?！髞砭箟櫬涞较蚱涑鲑u情報。他們見面的地點是在南京的一家飯館里，見面卻不講話，各自吃飯，吃完飯，便把對方掛在衣帽鉤上的帽子拿走。黃秋岳的情報就藏在帽子的內檐里。這是后來黃的姨太太梁翠芬親口告訴我的。梁翠芬長相類似孟小冬，身段比孟小冬還要好，在某種意義上說，黃秋岳是為她送了命?！?/p>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七日，當國民政府海軍部長陳紹寬奉命在行政院會議上提出報告，要求有關各部隊采取配合行動，擬將長江吳淞口封死，然后集中陸地炮火，要將日寇在長江中的幾十艘軍艦全部擊沉。命令下達后，次日即將行動前，卻見原本在長江的日艦，全部逃往吳淞口外的內海，功虧一簣，這顯然是有人走漏消息，但參與會議者除汪精衛(wèi)、白崇禧、程潛、何應欽、黃紹竑、劉為章及俞濟時等人外，就只有行政院機要秘書黃秋岳了，蔣介石嚴令戴笠徹底追查此事，戴笠通過各種途徑調查，根據(jù)國民政府軍統(tǒng)局第一處處長鮑志鴻的說法，在逮捕黃秋岳之前，國民黨方面也曾經對黃秋岳做過多次跟蹤。發(fā)現(xiàn)黃秋岳在下班后，每次獨自一人到玄武湖散步。黃愛吃紙包“巧克力糖”。他從不將包糖的紙隨便扔在地上。在玄武湖濱一棵有較大的空洞的樹，黃去時便把一包“糖紙”放進樹洞內，不久就發(fā)現(xiàn)被兩個化裝的日本浪人取走。又有幾次發(fā)現(xiàn)黃秋岳常到南京新街口一個小咖啡店去喝咖啡。每次均在一定的掛衣帽處放衣帽，就與日本特務趁掛放衣帽之時交換衣帽。情報即存放在衣帽之內。暗探跟蹤取情報的日本浪人，見他們都走進中山東路逸仙橋南一家日本人開的“私人醫(yī)院”去了。而那家“私人醫(yī)院”便是日本特務機關所在之處。封鎖江陰案被泄露后，黃秋岳即被警備司令兼憲兵司令谷正倫扣押。審問時黃秋岳尚強辯，乃以前之證據(jù)示之，始俯首承認是和日本同盟社通訊，供給消息好幾次，每次由他口述，由他的兒子黃晟寫成報告秘密交付。黃秋岳自認圖的是金錢，每次所得，視消息的重要性而定，最高的一次為法幣六百元。最后南京軍委會開軍法會審，黃秋岳父子于同年八月二十六日，以叛國罪被判處死刑，執(zhí)行槍決。與黃秋岳父子同日槍斃的共有十八人，其他十六人都非與黃秋岳同一案件。龔德柏說：“警備部槍斃這十八個間諜，足證平日他們早已獲悉一切，唯為顧慮日本瞎搗亂，故不發(fā)動?！艘蝗_戰(zhàn)后，遂一網而獲之，一一審問，同日槍斃，可見黃濬即無江陰封鎖，亦必被殺，而況又有該重要案件呢？且一日殺十八人，在國際上殆無先例，故予世人之沖動亦非常厲害。谷正倫破獲這許多間諜案，而其難能可貴者，每案均述其案情，并舉出證據(jù)，并非以疑似故入人罪，所以輿論對之頗為贊美。”

對于此事，顯而易見，黃秋岳漢奸案罪行充分，案情確鑿，在當時或事后似乎都別無異議，且早已為史家所采信，幾成定論。然而，名記者、名作家曹聚仁卻依事論理，直陳己見地寫了《也談黃秋岳》的時評，他認為“黃秋岳父子，以文士的散漫習氣，終于替日本方面做情報工作，那是事實。但做情報工作，乃是他做中央政治會議的秘書時期，他實在也很懶，只是把政治會議的決議案原封不動交給日本使館而已。這樣，日本方面所公布有關國民政府的政治會議決議案，和南京方面一樣迅速。這就引起了國民政府當局的懷疑。經過了偵察，知道和黃秋岳的秘書工作有關。因此，一九三五年春天，便把黃秋岳從中央政治會議的秘書職位調開，他就失去了參與機密的機會了。邵力子先生也對我說：黃秋岳是不會知道軍事會議的軍事秘密的”。曹聚仁又說：“一九三七年八月間，日方已有在沿海作戰(zhàn)的計劃，因此，把他們在長江的海軍集中到長江下游來。他們的軍艦下駛，比國軍沉船封江早一星期，所以用不著黃秋岳父子來送情報的。到了今天，還說出賣長江封鎖計劃，也就等于說‘九一八’之夕，張學良陪著胡蝶跳舞一樣，不合事實。”學者陳禮榮在《民國“肅奸”的一大疑案》文中，基本肯定曹聚仁的論斷，他認為曹聚仁所做出的結論，絕非為漢奸洗冤，而在于告誡世人要記住“眾惡之必察”的明訓，強調對于史事的考辨須得真實可信。事實的真相正如曹聚仁在文章的結尾肯定地說：“所以，黃秋岳父子是漢奸自不待言，但他們并沒有出賣長江封鎖的機會呢?！标惗Y榮認為如果恰似曹聚仁所言，黃秋岳早在一九三五年春，便被當局從中央政治會議的秘書職位調開了，可為什么一直到事發(fā)兩年之后，才會被當作“向日本出賣我國封鎖江陰重要軍事情報”的間諜被處決呢？這是不是意味著，面對一再失利的軍事敗績，當局為了鼓舞軍心民氣，不得不拉個人出來“祭刀”？假如曹聚仁所說不謬，那么像黃秋岳這樣既有一定社會聲望，且又不傷大雅，早已是個無職無權、沒落政客的末路文人，當局就是殺掉他也根本不算什么！

十年后的一九四七年春，史家陳寅恪偶讀《花隨人圣庵摭憶》，有感而發(fā)，曾寫下一首《丁亥春日閱花隨人圣庵筆記深賞其游暘臺山看杏花詩因題一律》。詩曰：

當年聞禍費疑猜，今日開篇惜此才。

世亂佳人還作賊，劫終殘帙幸余灰。

荒山久絕前游盛，斷句猶牽后死哀。

見說暘臺花又發(fā)，詩魂應悔不多來。

詩畢，意猶未盡，陳寅恪復題短跋于后：“秋岳坐漢奸罪死，世人皆曰可殺。然今日取其書觀之，則援引廣博，論斷精確，近來談清代掌故諸著作中，實稱上品，未可以人廢言也。”陳禮榮認為陳寅恪對于黃秋岳漢奸案的最先反應“聞禍費疑猜”，顯然是有其道理的。尤其是在“世人皆曰可殺”的情勢下，他在詩的結尾處寫下“見說暘臺花又發(fā)，詩魂應悔不多來”之句，應當包含著更多的無奈與悲哀。然而，畢竟是事關民族大義，所以他只能以“未可以人廢言”的忠告來勸勉世人正確看待黃秋岳及其《花隨人圣庵摭憶》。按理而論，假如黃秋岳真像政府當局及新聞傳媒所指控的那樣，陳寅恪斷然不會也不必要對其下場有如此“聞禍費疑猜”的情緒反應。

無獨有偶，錢鍾書早在一九四三年就曾寫有《題新刊〈聆風簃詩集〉》七律一首，《聆風簃詩集》是黃秋岳的作品，錢鍾書詩云：

良家十郡鬼猶雄，頸血難償竟試鋒。

失足真遺千古恨，低頭應愧九原逢。

能高蹤跡常嫌近，性毒文章不掩工。

細與論詩一樽酒，荒阡何處酹無從。

兩位被稱為二十世紀最博雅的學人——陳寅恪、錢鍾書，對黃秋岳的惋惜，卻何等的相似！

黃秋岳工詩文，汪國垣在《光宣詩壇點將錄》評之曰：“秋岳詩工甚深，無論才、學、力皆能相輔而出，有杜韓之骨干兼蘇黃之詼詭。其沉著隱秀之作一時名輩無以易之，近服膺散原，氣體益蒼秀矣?！鼻迥┟癯踔娙岁愌茉凇妒z室詩話》中說：“秋岳年幼劬學，為駢體文，出語驚其長老。從余治說文，時有心得。世亂家貧，舍去治官文書，與同學梁眾異、朱芷青最為莫逆，相率為五七言詩，遍與一時名士唱和。”正是由于有這些詩壇大佬們的稱贊，因此便使得黃秋岳才名遠播。孫曜東在回憶錄中說：“在清末民初，福建出了一批才子，其中一個叫梁鴻志，他誰都看不起，卻獨獨佩服黃秋岳。齊如山也稱其為‘黃老師’，羅癭公視其后生可畏。黃秋岳如此身價，竟愿為一個‘戲子’（案：指梅蘭芳）辦理文墨，只能以英雄見英雄，才人惜才人來解釋了。但是他后來竟墮落到向日本人傳遞情報，最后被蔣介石下令槍斃了。當時福建籍文人落水者較多，如鄭孝胥、梁鴻志、陳箓等?！?/p>

黃秋岳乃一代名士，僅僅為了一紅顏而淪為國賊，實在令人浩嘆！梁鴻志在故交黃秋岳伏法時，曾寫有五言詩悼之云：

青山我獨往，白首君同歸，樂天哀天涯，我亦銜此悲。王涯位宰相，名盛禍亦隨；秘書非達官，何事而誅夷？

他以歪理試圖要為黃秋岳辯駁，奈何事實俱在，鐵證如山。而不久梁鴻志亦附逆，當起“維新政府”的“行政院長”，抗戰(zhàn)勝利后，以漢奸罪名遭槍決。黃、梁二人，其所為詩，未嘗無足觀，而竟先后以通敵而伏誅。這不禁讓人想起汪辟疆在《光宣以來詩壇旁記》稱“聯(lián)圣”方地山在“安福系”潰敗后，曾以梁、黃二人姓字作一聯(lián)曰：

梁苑嗣音稀，眾議方淆，異古所云今世免；

黃庭初寫就，哲人其萎，維子之故我心夷。

巧妙地將“梁眾異”“黃哲維”嵌入詩聯(lián)中，“哲維”是黃的別號，“哲人其萎”，其時距二人伏法尚有十余年，沒想到方地山竟一語成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