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還原歷史真相·是非留與人說

當代學者朱大可說：“在中國語境下治史的學人，都會面對一種奇怪的‘老花效應’（Presbyopia Effect）——距離今天越近，歷史被模糊、歪曲和謊化的程度就越高。基于這種原因，近代史和民國史，始終是民族記憶的難點，因為它被大量的政治謊語所包圍。有良知的當代學人，近年來共同發(fā)起民族記憶修復運動，旨在重新展開歷史敘事，以剝除謊言和逼近真相。”

民國史雖說是距離我們最近的，但某種程度上卻也是最為隱晦不明的。因為有太多的迷霧，有太多的人為刻意的遮蔽存于其間，以致讓人感覺是雖近卻又實遠，朦朦朧朧看不清。因此，如何掃除這些迷霧，還原其歷史真相，是重要而刻不容緩之事。

在抗日戰(zhàn)爭中，日本喊出“大東亞共榮圈”的口號。學者李文卿認為，“大東亞共榮”思想的發(fā)展，除了明治維新運動中的“近代國家”之轉型因素外，另一個建構關鍵在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后日本“帝國主義”的興盛。在帝國主義勢力的高漲下，日本除了自身占有兩個殖民地（中國臺灣、朝鮮）外，在為拓展帝國勢力以取得與西方勢力抗衡之前提下屢對中國采取武力侵略態(tài)勢，想一舉進入世界的帝國之林。它的“大東亞共榮”，實際上卻是復制了歐美的帝國主義思考模式，它是以日本為盟主地位的東亞思考。它以“八纮一宇”為其思想支柱?！鞍死€一宇”一詞，出于日本最早的編年體古書《日本書紀》中“兼六合以開都，掩八纮而為宇”之句。傳說是古代神武天皇發(fā)布的詔令，意思是合天下為一家，而其家長則為萬世一系的天皇。學者余杰更進一步指出，所謂“大東亞共榮圈”，就是以“文明”的日本為“盟主”，治理“非文明的支那”乃至其他亞洲國家，建立以日本為殖民者的亞洲新殖民大帝國。亞洲各國將成為日本政治上之附庸、經濟上之原料供應地、文化上之仆從。在此思想下，日本軍國主義者將侵略他國的戰(zhàn)爭，美其名曰“大東亞圣戰(zhàn)”。企圖營造一個以日本為主的新東亞共同體，借以主導東亞對抗歐美勢力。以“八纮一宇”的觀念，透過“萬世一系”“東亞一家”的倡導，借以建立一個以天皇為中心的大東亞帝國。

一九三七年南京大屠殺的策劃者和實施者之一的松井石根在給家人的信中說：“中日之間的戰(zhàn)爭，一直是‘亞洲家庭’之間的兄弟鬩墻。這些天來，我始終相信，這種斗爭是讓中國人反躬自省的方法。我們這樣做不是因為恨他們，相反是因為我們太愛他們。就好像在家里，一般來說，做哥哥的必須忍受弟弟所有的壞行為，但是，為了讓弟弟行為得當，做哥哥的有時也要懲罰弟弟。”可見野獸般的日本兵對南京手無寸鐵的老百姓慘絕人寰的屠殺，在六個星期中殺害三十多萬人，強奸婦女三萬多起的暴行，其根源就是來自以“大東亞共榮圈”為核心的強盜邏輯和戰(zhàn)爭哲學。

其實早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之前，日本帝國主義在滿洲的特務機關所支配的浪人，即預先勾結了許多中國的失意軍閥、政客及土匪流氓，利用這些或明或暗的所謂“漢奸”，到處刺探軍政消息，挑撥、離間、造謠，使東北軍內哄。如張作霖之被炸及東北軍新舊派之分裂和傾軋，很多地方都有日本利用漢奸在作亂。這是初次出現(xiàn)大批漢奸的時候。后來東北淪陷以后，大批漢奸就公開地做起偽滿洲國的官吏，而不顧一切廉恥地粉墨登場了。當時上自溥儀、鄭孝胥，下至偽滿洲國的警察、包探，沒有一個不是受日本軍隊及特務機關指揮和監(jiān)督的。所以，我們可以說：東北的漢奸，根本就是日本帝國主義統(tǒng)治東北的爪牙和走狗。一個極鮮明的殖民地被侵略者統(tǒng)治著的典型特征，就是利用那里的敗類出來欺騙和監(jiān)視自己的同胞。

繼東北失陷造出大批漢奸的，便是一九三三年“四一二”熱河血戰(zhàn)的結果，簽訂《塘沽協(xié)定》以后，許多新漢奸便利用《塘沽協(xié)定》的屈辱條件及“戰(zhàn)區(qū)”的畸形組織，大肆活動。冀東偽組織下的殷汝耕、池宗墨等大批漢奸，便是這樣發(fā)展起來的。同樣的情形，察北方面的德王、李守信、王英等大批漢奸，也是在同等條件之下，利用充當中日戰(zhàn)區(qū)的緩沖地帶而轉變?yōu)闈h奸的。

繼冀東偽組織而起的“冀察政務委員會”，原是“中央”衡量當地情形，適應“特殊”環(huán)境而設立的政權。更明白地說，“冀察政務委員會”的設立，在中國官方的立場上，是一方面維持地方秩序，加強華北國防；一方面應付日本在華北的侵略行為，企圖消滅冀東的非法偽組織的。然而事實上卻發(fā)生相反的結果：日本侵略者認為冀察政權的設立，是“華北特殊化”的初步機構。因而，日方屢次以“華北、日、滿一元化”的要求，在政治、經濟、文化上逼迫冀察當局。日方同時就引用陳覺生出來做北寧鐵路局長，請出齊燮元之類的老牌漢奸，趕走蕭振瀛等。甚而重新提拔張自忠，勾引張等組織“赴日考察團”，以便與張秘密訂立華北政變的陰謀。據說，日方曾經與張自忠商定：由張出來代替宋哲元的軍長及冀察政務委員長，由張負責使華北特殊化，接受日方完全開發(fā)華北和控制華北的軍事政治經濟權；接受“共同防共”與“取締抗日”救國的一切勢力。這種陰謀，實際上是日方感到宋哲元年來未能接受引誘的直接反映。華北戰(zhàn)爭爆發(fā)以后，證實了漢奸勢力在平津方面的浩大，是早已形成的局勢。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落后，日軍為打擊國民黨抗戰(zhàn)意志，指令王克敏立即成立偽臨時政府。王克敏曾任北洋政府財政總長，在冀察政務委員會中是有名的親日分子，深得日方青睞。翌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匆忙粉墨登場，并發(fā)表宣言，以五色旗為“國旗”，以《卿云歌》為“國歌”，“定都”北平，并改北平為北京。轄河北、山東、山西、河南四個省公署和北平、天津兩個市政府。

一九三八年日本要在華中建立親日政權，指定陸軍特務部負責籌措，華中日軍特務機關長原田熊吉原本看上了唐紹儀，但不久唐紹儀被刺身亡，只好另覓對象。此時梁鴻志主動找上門來。原田熊吉很重視梁鴻志在北洋時期的政治經歷和他與“華北臨時政府”漢奸的歷史關系，認為他是“進行新政權機構建設的最合適人選”。同年三月二十八日，“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在南京成立。梁鴻志任“行政院長”，溫宗堯任“立法院長”，陳群任“內政部長”，陳箓任“外交部長”。下轄蘇、浙、皖三個省政府和南京、上海兩個特別市政府。

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汪精衛(wèi)將北平、南京的傀儡政權合于一體，在南京成立偽“國民政府”，自任代理主席兼“行政院”院長。汪精衛(wèi)在就職典禮上稱，要還都南京，“全國以內只有此唯一的合法中央政府”。盡管表面上華北、華中偽政權同時宣告解散，但由于得到華北日軍的支援，華北偽政權更名為“華北政務委員會”后，實際上自成一體，根本不認同汪偽中央。汪偽政權建立后，一方面實行與日本所謂“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原則，瘋狂劫掠淪陷區(qū)經濟資源，協(xié)助“大東亞圣戰(zhàn)”；另一方面積極在敵占區(qū)建立各級偽政權，組建偽軍，以“和平反共建國”為口號，破壞抗戰(zhàn)，配合日軍對抗日根據地進行“清鄉(xiāng)”和“掃蕩”，殘酷殺害淪陷區(qū)人民。

早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國民政府就公布了《懲治漢奸條例》，作為戰(zhàn)時懲處通敵行為的法律依據。其中對漢奸做出說明：“什么叫做漢奸？凡是中國人，不論直接或間接給敵人做走狗，用種種方法來擾亂我們的軍事，破壞我們的策略，泄漏我們的機密，慘（殘）害我們的同胞的都是?！?/p>

在抗日戰(zhàn)爭中，其實有一群文化人，他們或為詩人、文人、報人、小說家、政論家、翻譯家、編輯家，按理說他們在他們各自的領域上都卓然有成，奈何他們附逆了，大節(jié)一虧，遂半生成就付之東流。加之大家都“因人廢言”，因此有關他們的種種，都被刻意遮蔽了，只留下被扭曲或謾罵的材料。筆者認為對于他們的附逆，我們不應回避不談，也用不著為其翻案，事實上他們絕大多數都已遭國法審判，得其應有之罪責。但我們也不應“因人廢言”，而將他們的成就全盤抹殺。我們要透過他們的作品，檔案資料、回憶錄、口述歷史、當年的報刊等文獻，試圖去還原歷史的真相。本書是對這群所謂“附逆文人”的梳理，其中前人談論已經很多的，如周作人等，就不再列入。當然還有相當多的人，如文載道、瞿兌之、周作人等，因篇幅所限，則留待日后再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