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科甲巷到祠堂街

我是成都人，十七歲以前沒有離開過家鄉(xiāng)。但如果問到成都的掌故，我知道的卻很少。只能說過去我最喜歡的兩條街：一條是科甲巷，一條是祠堂街。

一、對科甲巷的懷念

提到科甲巷，我好像又回到童年時代，心里充滿喜悅和激動。當時成都有的街道，多數(shù)商店都賣一種商品。例如，紗帽街主要賣帽子，純陽觀街則多是賣鞋的。如果要買鞋或帽子，必須跟著母親到這兩條街去，很希望“速戰(zhàn)速決”，生怕母親挑來挑去，枯燥無味。只有到科甲巷大不一樣，常常是自己要求去，去了就不想走；即使僅買一兩樣小東西，看都要看半天。原來，整個科甲巷幾乎都是玩具店，滿街掛著玩具，多吸引人??！

可惜當時不懂得社會調(diào)查，沒有把賣什么玩具一一記下。至今記得，打仗用的多是古代的武器，如關(guān)刀、矛子、寶劍、弓箭，拿在手上連人都顯得威武。過年的時候，可以買到各種戲臉殼和笑頭和尚，用香在面具眼睛上燒兩個洞，然后再戴在頭上，別人就認不出你是誰了。買上幾個皮燈影兒，回家去把板凳翻過來，糊上一張白紙，點支蠟燭，自編自演，可以吸引一大批小朋友。紙燈的種類很多，有提在手上的金魚燈，有用繩子拖著在地上走的兔子燈，……晚上插支小蠟燭在燈里面，許多孩子在一起，就像燈會似的。但誰都不愿多買燈籠，因為過了正月十五，家里就要動員燒掉?，F(xiàn)在看來，可能是怕火災，但當時卻拿迷信嚇人，說過了十五不燒燈籠，就要害眼病。春天一到，各式各樣、大大小小的風箏都有：王字風箏最簡單；稍好一些的有金魚風箏、鲇巴郎（即鲇魚——編者注）風箏、小蝴蝶風箏，這些要用細麻繩才能放；還有大蝴蝶風箏、蜈蚣風箏、鳳凰風箏，這類風箏不僅壯觀，還有能轉(zhuǎn)動的眼睛，有些小孩不敢自己放，要大人幫助。至于洋娃娃、竹子編的小籃子，各種染了不同顏色的白果（抓“子兒”用的），則是女孩子的玩具，男娃娃不感興趣。有的玩具很貴，如大型紙馬，里面有結(jié)實的木架，人可以騎上去，要賣一塊銀圓。真像天上的月亮，可望而不可即。好在多數(shù)不貴，去一次總可以買一兩樣。

孩子能不喜歡科甲巷嗎？

四十年前，作為孩子，我喜歡科甲巷，完全是為了好玩。以后上了中學，讀魯迅的《野草》，才懂得玩具對孩子的特殊意義。魯迅說他向來不愛風箏，以為“這是沒有出息孩子所做的玩意”，甚至不許他的小兄弟放風箏。有一天，魯迅忽然發(fā)現(xiàn)他的小兄弟躲著他在做風箏，盛怒之下，“即刻伸手折斷了蝴蝶的一支翅骨，又將風輪擲在地下，踏扁了”。許多年以后，魯迅偶爾讀了一本有關(guān)兒童的書，“知道游戲是兒童最正當?shù)男袨?，玩具是兒童的天使”。嚴于解剖自己的魯迅，想到過去毀壞小兄弟的風箏，感到這是屬于“精神虐殺”，自悔“少年時代的糊涂”，并希望得到“寬恕”?？墒牵钡浇裉?，有多少人是這樣看待兒童玩具的意義的呢？

說“玩具是兒童的天使”，是因為對兒童進行教育，要適合兒童的特點。孩子喜歡玩，通過玩玩具可以“長身體、長知識”。除了引導孩子讀書和勞動以外，還要善于寓教育于玩具和游戲之中。過去在“左”的思想影響下，曾把研究兒童的特點當成資產(chǎn)階級教育思想來批判，這完全是錯誤的。同時，有的人則把兒童的特點神秘化了。其實，每個成人都當過孩子，真的一點都不懂兒童特點嗎？魯迅說過記性不佳是“有害于子孫的”，他建議“各人去買一本notebook來，將自己現(xiàn)在的思想舉動都記上，作為將來年齡和地位都改變了之后參考。假如憎惡孩子要到公園去的時候，取來一翻，看見上面有一條道，‘我想到中央公園去’，那就即刻心平氣和了”。這實在是一個好辦法。

新中國成立后，兒童玩具的品種、制作都有很大進步，但供應點少，價廉物美的不太多。當我給孩子（以后又給外孫）買玩具時，總感到不滿足，于是對科甲巷的懷念就加深了。我并不要求恢復科甲巷一條街都賣玩具的傳統(tǒng)，我只希望有人在兒童玩具上下功夫，生產(chǎn)出更多有意義、價廉物美的玩具，給新中國的孩子增添更多的歡樂。可能是上年紀了，我實在喜歡看男孩子們拿著木槍打游擊的神氣，也同樣喜歡看小姑娘抱著布娃娃那種認真的樣子。

二、祠堂街留給我的記憶

從喜歡科甲巷到喜歡祠堂街，這表明我的少年兒童時期已經(jīng)宣告結(jié)束。因為新中國成立前的成都，科甲巷主要是玩具店，而祠堂街開設的則多是書店。

對書店有興趣先得愛讀書。我是從上高琦初中時開始讀課外書籍的，先是讀文藝書，后來擴大到社會科學書。這里，我得感謝楊邦杰先生，他是我們的國文教員，雖不善言辭，但有新思想，愿意和學生接近。我常到他寢室去玩。有一天，他從書架上取出一本《新青年》的合訂本，從頭到尾給我讀了魯迅的《狂人日記》。我坐著安靜地聽，生怕漏掉一個字，但心里卻像點燃了火，激動得發(fā)抖。當他讀完最后一節(jié)“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救救孩子……”時，我感到眼前出現(xiàn)光明：原來幾千年來的歷史，滿本都寫著“吃人”兩個字，而時代的先驅(qū)者——魯迅是那樣勇敢地舉起了投槍！

從此，我渴求進步書籍。

讀書的興趣有了，問題在于找書困難。學校圖書館藏書貧乏，一片荒蕪。親友中能借到一些，但不多。于是便跑書店。當時，成都的書店大多在三條街：一是春熙路，有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一是西玉龍街，多是賣線裝書的古舊書店；一是祠堂街，這條街書店多，能買到進步書刊。我們的興趣主要在祠堂街。

祠堂街至少有十幾家書店，有進步的，也有國民黨辦的（如正中書局），我最常去的是聯(lián)營書店，它有明顯的進步傾向。位于現(xiàn)在的四川電影院對門，只有一間鋪面。店內(nèi)靠墻的地方都是書架，屋子中間有一個大書攤，擺滿新到的書籍和雜志。到書店去的，可以隨便取書翻閱，買到自己滿意的書；如果不買書，也可以站在書架或書攤前看上一兩個小時。店員不多，但忠于職守，有業(yè)務知識。你詢問一本什么書，他總是主動地幫助尋找，絕不會說“你自己看嘛”；更不會不理顧客，坐在那兒閑聊或打毛線、吃瓜子兒。遇到年紀大一點的店員，還能告訴你某一本書已經(jīng)出過幾版，每一個版本有什么特色。其他好的書店（如開明書店）也大抵如此。

我從這時候起，養(yǎng)成了有空就跑書店的習慣?；蚴琴I書，或是看書，或是打聽新書刊的消息，簡直成了一種癖好、一種享受。科甲巷的什么關(guān)刀、寶劍，什么風箏、皮燈影兒，都被丟到九霄云外去了。日子一久，幾個店員對我比較熟悉，常常主動給我留《世界知識》之類的雜志。1945年，我的好友先澤過生日，我想送他一本《辯證唯物論辭典》，跑了幾次沒買到，后來也是店員主動給我留下來的。我當時只不過是一個十五六歲的窮學生，既沒有權(quán)勢，又沒有“后門”，能得到這種友誼，很使我感動。

祠堂街還有一個更吸引我們的地方，那就是共產(chǎn)黨辦的《新華日報》成都分館（現(xiàn)在的人民公園斜對門）。這里除了可訂閱報紙，還出售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和朱德等同志的著作，出售黨辦的刊物《群眾》。我們當時有一個進步學生團體——破曉社，多次組織閱讀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和艾思奇的《大眾哲學》?！洞蟊娬軐W》在聯(lián)營書店可以買到，《新民主主義論》則只有《新華日報》成都分館才有賣的。地下黨員賈姐姐曾告訴我們，經(jīng)常有特務監(jiān)視《新華日報》分館，要我們少去或不要去。我那時年輕，不怕事又好奇，常常閃電似的去買一兩本書就走，自然也不敢像在聯(lián)營書店內(nèi)那樣長時間停留。但是分館同志那種熱情的目光，對青年充滿信任的態(tài)度，卻深深地打動了我的心。這個分館，到1947年2月才被迫撤走。

1981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