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征夷大將軍”

1863年1月17日發(fā)生的一件事生動地展現(xiàn)天皇和將軍之間關(guān)系的變化。這天，天皇的敕使三條實美（1837—1891）和副使姊小路公知（1839—1863）來到江戶城，呈送天皇給將軍的一封信。信中孝明簡要地重申了自己要將每個外國人都驅(qū)逐出去的堅定信念，敦促幕府制定一份攘夷的具體計劃，并立刻將計劃轉(zhuǎn)給各藩藩主。經(jīng)過眾議后確定良策，從而完全掃除這些丑惡的外國人。信的內(nèi)容沒有任何異常，只不過重申了孝明一直以來的觀點，反常的是敕使將信交給將軍時的態(tài)度。

按照慣例，敕使謁見將軍時，將軍會坐在議事廳的上房接待他。敕使匍匐在下房的地上，由傳令官大聲念出他的官銜和名字。將軍點頭之后，使者跪著走到上房，深深地鞠一躬，并傳達天皇的諭旨。結(jié)束之后，跪著退下。三條實美認為這個做法不符合宮廷的地位，甚至在侮辱宮廷，于是向京都守護松平容保傳達這一想法，希望幕府對敕使表現(xiàn)得尊重一點。

盡管幕府可能經(jīng)過了一番討論，但三條的抗議得到了認真對待。這一次，使者直接走到上房，反而是將軍一開始坐在中房，必須等待使者指示后才能走到上房，接受天皇的諭旨。很難想象還有比這更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它說明幕府與宮廷之間的關(guān)系發(fā)生了變化，而且這絕不是唯一一次幕府對天皇表現(xiàn)出新的誠惶誠恐。

幕府現(xiàn)在進退兩難。它顯然希望增進與宮廷的關(guān)系，可那樣就必須遵從孝明的攘夷命令，但是幕府中的聰明人士——例如德川慶喜（1837—1913）和松平慶永（1828—1890）——都知道開國無法避免。將軍最后可能別無他法，只好在回答孝明時安慰他說，自己全心全意打算執(zhí)行攘夷政策。

各藩藩主很快就注意到天皇和將軍相對地位的變化，許多大名認為有必要造訪一下京都。幕府曾經(jīng)嚴令禁止他們進入京都，日本西部的大名前往江戶的路線通常也都會避開它，然而如今這條禁令已經(jīng)失效，大名們開始經(jīng)常造訪京都。事實上，政治中心已經(jīng)從江戶轉(zhuǎn)移到了京都。宮廷利用其突然增加的重要地位，利用來訪大名的影響力，說服幕府改變了一些自己反感的慣例舊行。五百多年來天皇首次擁有這樣的政治權(quán)力。不過，宮廷政治活動的主要目的并不是為天皇爭取更大的權(quán)力，而是為了實現(xiàn)攘夷。

這種變化也影響著一眾公卿。在這以前，他們一直都與國家的政治毫不相干，在政治上的擔(dān)憂僅限于宮廷和那些儀式。然而，現(xiàn)在他們開始積極參與政治，邁出王政復(fù)古的第一步。

1863年將軍訪問京都，再次強調(diào)了天皇的新地位。這是兩百多年來首次有將軍訪問京都。家茂希望表達自己對宮廷的敬意以及實現(xiàn)公武合體的強烈愿望。2月27日，家茂最重要的顧問德川慶喜在他之前已經(jīng)訪問京都，并受到天皇的接見。三天之后，慶喜參觀了學(xué)習(xí)院，這是孝明的父親為培養(yǎng)公卿子弟而創(chuàng)辦的學(xué)校。慶喜趁著這個機會，提議廢除皇室年輕成員出家的規(guī)定，稱呼他們?yōu)橛H王（意為皇室的血親），并允許他們繼續(xù)過世俗的生活。慶喜還提議，多年來一直幽閉于御所的天皇，應(yīng)該模仿古代的君主，春秋兩季到全國巡視。最后，他建議允許朝彥親王（安政大獄中被判處永久幽禁）還俗。德川慶喜（和將軍）的這三條建議明顯是為了討好天皇。

最后一條很快就實施了：3月18日，天皇頒布圣旨，命令朝彥親王蓄發(fā)。不久，中川宮親王（朝彥親王現(xiàn)在的名字）就成為天皇的密友和宮中最信任的人。奇怪的是，中川宮親王很少引起現(xiàn)代學(xué)者的注意，但他不僅是天皇的幕后謀士，還是一位對時局有重要影響力的人。中川宮親王的一生跌宕起伏，從他頻繁地更換名字這一點便可看出。他在青蓮院為僧期間，尤其是19世紀60年代初期，吸引了全國各地的愛國人士來訪。

將軍的來訪證實了京都政治上的重要性加強，但這卻未能平息那些極端主義者心中的怒氣，他們依然痛恨每個涉嫌勾結(jié)幕府的人。又一波恐怖活動席卷京都。他們殺害了一些人，并對其他人發(fā)出死亡威脅。1863年3月10日，四名刺客暗殺了儒醫(yī)池內(nèi)大學(xué)（1811—1863）。殺手按照這類暗殺事件的慣例，留下了一張紙條，解釋刺殺池內(nèi)的原因：

此者，向來蒙高貴之人恩顧，戊午之時（1858年），從正義之士，行種種周旋。然遂反覆，相通奸吏，致諸藩誠忠之士幾多斃命，彼竟自免，其罪不容天地。依之，加誅戮令梟首也。

池田曾與梅田云濱、梁川星巖和賴三樹三郎一起，被認為是攘夷派的四雄。安政大獄期間，幕府認為池田是個危險人物，曾追捕過他。最后池內(nèi)自首，但卻沒有被處死，而是在短暫羈押之后被釋放，這使人們懷疑他與幕府合作。

刺客們不甘心只把池田殺死。他們把他的耳朵割下來，一只送給了中山忠能，另一只送給了正親町三條實愛，并附上紙條，警告說除非他們辭職，否則將會有同樣的下場。他們指責(zé)這兩名公卿是兩面派——在公開場合支持正義行動，私下里卻喜歡妥協(xié)和假情假意的措施。刺客們還稱，這兩人收受了賄賂，為公武合體的目標(biāo)奔波，而這就是他們讓人仇恨的原因。中山忠能被無中生有的指控氣得發(fā)瘋，但是最后他和正親町三條都被死亡威脅嚇退，雙雙以健康為由辭職。中山忠能照看睦仁親王一職由三條實美代替。

1863年，暴力和恐嚇事件倍增，武士和浪人醉心于攘夷的信條而大肆殺戮。他們散播謠言，使整個京都籠罩著一股緊張的氣氛。那一年發(fā)生了七十余起謀殺、縱火和恐嚇案件，寫有理由的“斬奸狀”被放在遇害者的腦袋旁、“天誅預(yù)告書”被貼在墻上。幕府當(dāng)局無力平息暴亂，把問題留給了宮廷——暴徒們正是以它的名義制造出這些駭人聽聞的事件——讓宮廷去規(guī)勸這些無法無天的“愛國者”。天皇支持幕府的態(tài)度從未動搖，他將駐扎在京都的十六個藩國的武士集中到學(xué)習(xí)院，命令他們不得干預(yù)政治，特別是以向公卿家投擲匿名信的方式干涉。如果要投訴，應(yīng)該向負責(zé)的官員寄送署名信件。天皇還將十六個藩國的大名召來，令關(guān)白傳達他們自己對攘夷的一貫看法。天皇鼓勵大名隨時參觀學(xué)習(xí)院，發(fā)表他們的看法，特別是與國防事務(wù)有關(guān)的。

并非只有活人才是暴力的犧牲品。3月11日，九個人沖進等持院的大殿，將供奉在那里的前三代足利幕府將軍的木像梟首，并將砍下的頭顱帶到三條大橋示眾，同時留下告示，解釋每個人的罪行。這個行為被認為是對德川幕府的秘密攻擊，幕府在京都的代表迅速做出反應(yīng)，抓捕肇事者，但關(guān)于該對他們施以什么刑罰引起了廣泛的討論。

4月21日，德川家茂將軍帶領(lǐng)三千多名家臣來到首都。他住進了幕府在京都的行轅二條城。這次來訪有潛在的危險。城里到處都是尊王攘夷派的黨羽，其中任何一人都有可能對將軍進行自殺式襲擊。第二天，家茂派德川慶喜到御所為自己上任以來無能力管理國家而向天皇表示歉意。然而他要求天皇遵循由來已久的傳統(tǒng)，重新授予自己統(tǒng)治權(quán)。家茂的要求得到了滿足。

4月24日，家茂親自來到皇宮，覲見天皇。天皇親切地接見了將軍，并禮節(jié)性地賜給他一杯清酒。后來，天皇把家茂請到御學(xué)問所，在那里聊天。天皇對將軍很有禮貌，但是并不恭敬：宮廷將將軍位次列在內(nèi)大臣之后，處于第六。

家茂懇求天皇一旦發(fā)現(xiàn)幕府的做法有任何不當(dāng)，一定要不吝賜教。這種尊敬態(tài)度和上一次（1634年）德川家光進京時的傲慢形成了鮮明對比。那時德川家族的權(quán)力達到了頂峰，將軍的位置也在關(guān)白之前，而這次的會面則明顯由天皇主導(dǎo)。

會面時，孝明像平時那樣，要求家茂貫徹已經(jīng)宣布的攘夷政策。會面結(jié)束后，家茂參觀了睦仁親王的住處，并留下了豐盛的禮物，包括一把精美的大刀、五百件銀器、二十件金器、兩幅畫、一個花瓶，和幾匹錦緞。第二天，天皇派使者到二條城，向家茂回贈了自己和睦仁的禮物。

正式的儀式一結(jié)束，國土上頻繁出現(xiàn)的外國人又使天皇感到焦慮和憤怒。4月28日，孝明有生以來第一次主動地離開御所，到上賀茂神社和下鴨神社祭拜，祈禱攘夷成功。陪同他的有關(guān)白、右大臣和許多次一級的公卿。將軍也率德川慶喜、各大名和禮儀專家出席。那天下著雨，然而當(dāng)天皇的乘輿經(jīng)過家茂等人時，他們?nèi)紡鸟R上跳下來，扔掉雨傘，跪在路旁。大批的京都市民涌向街頭，難得地一睹天皇，或者說他的乘輿的風(fēng)采。據(jù)說那天將軍經(jīng)過時，長州的攘夷派極端分子高杉晉作（1839—1867）高喊“征夷大將軍！”，諷刺將軍辜負了這個稱號。

家茂的來訪對孝明天皇而言是一次極大的成功。他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中，不愿客人離開。然而4月7日，已經(jīng)在京都滯留過久的家茂（他原本只計劃停留十天），宣布將啟程返回江戶。朝臣們非常失望。當(dāng)時的宮廷分為兩大派：一派希望實現(xiàn)公武合體，一派認為家茂待在京都，為他們提供了一個為難他，甚至最終推翻幕府的機會。這兩派人的理由并不相同，不過都希望家茂留下，以達到他們的目標(biāo)；但是幕府急切地希望家茂回到江戶，處理前年秋天發(fā)生的一件事的善后工作。

在一個名叫生麥的地方，英國人查爾斯·理查遜（Charles Richardson）和三名同伴騎馬經(jīng)過薩摩大名島津久光的隊伍時，據(jù)說因為沒有表示出應(yīng)有的尊敬，導(dǎo)致理查遜當(dāng)場被殺。這就是所謂的“生麥?zhǔn)录薄Ｓ竽桓退_摩藩賠償，幕府最終同意了英國人的要求，但將軍上京時這件事情還沒有處理，幕府迫切需要他回江戶磋商。

家茂請求天皇同意自己離開，但天皇說，如果家茂回江戶，自己將難掩凄涼。他懇求家茂再停留一段時間，以使自己安心。被這些話深深打動的家茂同意了天皇的請求。天皇滿心感激地送了家茂很多禮物，而陪伴父親的睦仁親王也第一次見到了將軍。

5月28日，孝明來到石清水八幡宮，祈禱國家免于外患。按原計劃孝明一個星期前就該出發(fā)，天皇還命令將軍陪自己前往，但這一計劃被中止。中山忠能的第七子中山忠光（1845—1864）突然以生病為由辭職，并離開京都。據(jù)說忠光和一些長州的浪人計劃攔截去石清水的隊伍并刺殺將軍。5月17日，天皇聽說了這個陰謀，下令推遲參拜。德川慶喜建議完全取消這個行程，天皇本人也越來越不想去，然而迫于極端主義者的壓力，不得不遵守原先的計劃。

5月29日，孝明在寫給中川宮親王的信中說已決定再次延期，因為他頭暈的老毛病又犯了，很害怕長途旅行。關(guān)白鷹司輔熙說，盡管這種情況下延期非常合理，然而計劃卻難以改變，因此建議天皇還是堅持去比較好。不久，三條實美請求覲見天皇，看看天皇是否真的不舒服。三條拒絕聽任何延期的話，請求天皇不管天氣如何，也不管是否生病都立刻啟程。后來，其他官員也加入了討論，一些人說天皇是假生病，另一些人甚至說要到內(nèi)宮將他拽出來塞進乘輿。天皇害怕得渾身發(fā)抖，只好從命。關(guān)白對發(fā)生的事感到很失望，然而他也無力改變這種狀況。天皇和關(guān)白都不是這些“血氣之公卿”的對手。孝明要中川宮親王請島津久光幫忙勸勸這些不顧后果的公卿，要是再這么鬧下去的話，可能就是“國亂之基”。

德川慶喜

根據(jù)其他文獻，在沿途天皇可能休息的地方都做了準(zhǔn)備，以防他突然發(fā)病。天皇確實不太舒服。在石清水的正殿祭拜時，他被絆倒，要別人幫忙才能站起來，在參拜十五個配殿時，全程都有隨從攙扶。

諷刺的是，孝明的反對者，那些尊王攘夷派的成員，都曾向天皇宣誓效忠，然而他們卻公然無視他的意愿，甚至說如果天皇拒絕來石清水，他們將使用武力。他們隨時準(zhǔn)備為他赴死，但前提是滿足自己的條件。

公卿們本來計劃家茂和天皇一起去石清水，并由天皇賜給他一把“節(jié)刀”，這是一種裝飾用的劍，標(biāo)志著佩戴者為天皇的代表。收下這把劍將使將軍處于兩難之地，他將不得不執(zhí)行天皇的攘夷政策，而這是幕府不愿意看到的。家茂似乎已經(jīng)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于是稱病不去，并派德川慶喜代替自己出席，然而當(dāng)詔書宣德川慶喜到神社接受節(jié)刀時，他卻以急病為由，拒絕離開住所。我們可以想象，兩次被拒的孝明心情是多么的沮喪。他自己的病也許是心理作用引起的。這種本能的恐懼心理非常好理解，對他而言這不僅是一次長途旅行，還可能半路被劫持甚至謀殺。

那些威脅天皇的人并不是刺客，也不是粗野的武士，而是上層社會的公卿大家。在人們的印象中，他們往往頹廢懦弱，而不是血氣方剛。另一方面孝明尋求幫助的人既不是廷臣，也不是將軍，而是薩摩藩的實際領(lǐng)導(dǎo)者、也許可以用魯莽一詞來形容的島津久光。島津去年曾派兵到京都鎮(zhèn)壓寺田屋事件中的激進效忠者。天皇在石清水八幡宮為攘夷事業(yè)祈禱時，可能同時也在祈禱可以擺脫這些喊叫著支持自己的“尊攘”派（尊王攘夷派現(xiàn)在的稱呼）。

沒有證據(jù)顯示睦仁親王對這些事知道多少。他只有十一歲，可能還沒有和父親討論過政治事件。孝明出發(fā)去石清水，親王（和皇后）目送他離開，并迎接他回來，然而他可能并未意識到石清水之行對父親是個多么大的考驗。不過，關(guān)于年輕的舅舅中山忠光的事，他可能知道一些。

1858年，十三歲的中山忠光被任命為侍從，主要任務(wù)顯然是擔(dān)任比自己年輕七歲的外甥睦仁的玩伴。同一年，他參加了反對幕府與外國簽訂通商和約的八十八公卿廷參事件。小小年紀的他，便在武市瑞山（1829—1865）、久坂玄瑞（1840—1864）和吉村寅太郎（1837—1863）等愛國者的影響下成了一名攘夷派，而上述三人后來在幕末的戰(zhàn)斗中都犧牲了。

在中山忠光成長為一名愛國者的過程中，田中河內(nèi)介（1815—1862）起著重要的作用。田中是中山家的家臣，從孩提時代起便認識忠光。田中跟忠光的其他老師一樣，也參加了寺田屋事件。他被薩摩的軍隊逮捕，在被送往監(jiān)獄的船上和養(yǎng)子一起遇害，尸體被拋入瀨戶內(nèi)海。也許田中給中山忠光的主要教導(dǎo)就是，諸藩藩士應(yīng)該忠于藩主，但更正確的應(yīng)該是忠于國體，即以天皇為象征的日本國。

1862年9月30日，中山忠光來到武市瑞山家。他告訴武市自己要暗殺巖倉具視，并需要武市的幫助。忠光并沒有說為什么要殺死巖倉，但武市的日記里提到忠光認為巖倉計劃毒死天皇，或者至少要詛咒天皇。武市要他放棄計劃，但忠光回答說，他已經(jīng)下定決心，在事業(yè)完成之前無法停下來。武市不知道如何才能說服忠光這樣過度狂熱的人，于是答應(yīng)將和同伴討論一下計劃。其中一人是公卿中的極端主義者姊小路公知，姊小路說他聽聞忠光常常有狂熱的行為，但不確定其是否真的是一名憂慮時局的“正義家”。

武市將這個暗殺計劃告訴了三條實美，后者可能告訴了中山忠能。那天晚上忠光來到武市家，說暗殺計劃不得不取消。顯然忠能不允許忠光參加這個陰謀行動。忠光以自殺相威脅，忠能回答道：“你如此一意孤行，那么不管我說什么都沒用了。但是直接殺死巖倉太過于魯莽。你應(yīng)該首先向有關(guān)官員正式起訴他，如果那個官員拒絕調(diào)查，再按自己的方式處理。如果你不肯聽從勸告，那么先殺了我吧！”

在父親的堅決反對下，忠光只好放棄了計劃。但是第二天，11月2日，他把武市叫來并對他說，經(jīng)過快速考慮，他還是決定殺死那幫奸黨，并要求武市向薩摩、長州和土佐等藩尋求幫助。武市恭敬地聽完忠光的話，然后跑去警告關(guān)白，說除非將巖倉等人放逐到其他地方，否則忠光將伙同三個藩國的人對他們實施“天誅”。兩天后，三名公卿——巖倉具視、久我建通和千種有文——的家里被扔了恐嚇信，警告他們?nèi)绻辉趦商靸?nèi)離開京都，他們的頭顱將會在鴨川的河床上示眾，整個家族也將受到懲罰。他們的威脅和朝廷中占優(yōu)勢的攘夷氣氛起了作用：13日，巖倉落發(fā)，幾個星期后在京都北部的巖倉村歸隱。不過，這未能阻止忠光殺死巖倉的執(zhí)念，他一再指責(zé)巖倉是每一件令自己不快的事件的罪魁禍?zhǔn)住?/p>

忠光不顧父親的反對，似乎也不在乎父子關(guān)系斷絕，在成功趕走巖倉之后仍繼續(xù)著那些狂熱魯莽的行為。不用說，忠能非常擔(dān)心自己的任性兒子，他根本不知道兒子的行蹤。1863年4月，忠能請求朝廷解除忠光的職務(wù)，他說自己擔(dān)心太過于憂國憂民的忠光可能已經(jīng)失去了理智。他會繼續(xù)尋找兒子，判斷他是否已經(jīng)瘋了。

忠光有一段時間躲在長州，時隱時現(xiàn)的他自然不會是受歡迎的客人，不過他與皇室的關(guān)系對攘夷事業(yè)非常有利。1863年5月22日，一封從長州發(fā)出的信中寫道，忠光看到攘夷最積極的長州藩購買的外國船只和武器時怒不可遏。他反對在如此神圣的事業(yè)中使用外國武器，要求大名銷毀它們。他們無法接受這個建議，忠光一怒之下騎馬去了下關(guān)。

1863年9月，吉村寅太郎等人一起成立了以忠光為核心的天誅組。這些狂熱的效忠者以大和國為中心，焚燒政府辦公場所，殺害官員。一開始他們獲得了一些成功，然而很快就被鎮(zhèn)壓了。1864年，長州藩派出一群殺手暗殺了忠光。

睦仁親王還太年輕，無法理解攘夷運動的細節(jié)，但他也許知道一些忠光的事跡，可能還知道他秉持的信條。明治十五歲登基時，人們幾乎不了解他的政治觀點，但他看起來并不像父親那樣尊崇幕府的制度。也許忠光幫助年輕的親王形成了統(tǒng)治者在日本應(yīng)有的概念。忠光的行為如此反復(fù)無常，很難想象他會系統(tǒng)地向明治灌輸什么政治理念，但是一名年輕的公卿不顧父親的反對和傳統(tǒng)的壓力，冒著生命危險試圖推翻自己所痛恨的體制，也許觸動了這名不久之后將成為天皇的小男孩的心弦。

信的原文（漢文）見《孝明天皇紀》第四卷，第195頁。日語的意譯見《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12頁。

議事廳（大広間）為三進。下房（下段）是普通的榻榻米；中房（中段）有兩層榻榻米高；上房（上段）有三層榻榻米高。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12頁。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20—321頁。亦可見《孝明天皇紀》第四卷，第353—354頁。

中川宮（1824—1891）是伏見宮邦家親王的兒子。他少年時代就有幾個名字，1831年被送到本能寺當(dāng)侍僧后名字就更多了。1836年他轉(zhuǎn)到一乘院，任奈良興福寺的塔頭，并在叔叔（寺廟住持）的指導(dǎo)下學(xué)習(xí)（這時他用的是另外一個名字）。同年，十二歲的他被仁孝天皇收養(yǎng)為義子，并代叔叔出任住持，盡管直到1838年他才正式剃度出家。1852年，他依照圣旨轉(zhuǎn)到京都天臺宗的重要寺廟青蓮院，被稱為青蓮院宮尊融親王，這是他最常見于德川時代末期文獻里的名字（他還因為寺廟的所在地而被稱為粟田宮）。那些聚集在他周圍的人包括梅田云濱、池內(nèi)大學(xué)、真木和泉、橋本左內(nèi)、佐久間象山以及許多在安世大獄中遭到殺害或者肅清的人。從那些追隨者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們不僅為親王的攘夷主張所吸引，還為他的高貴品格所感召。他在“志士”中的號召力沒有逃過幕府的注意，安世大獄期間，被判在相國寺永久蟄居。他在一間狹小破敗的屋子里度過了兩年多時間（ōnishi Gen’ichi, “Ishin kaiten no kōbo to Kuni-no-miya Asahiko Shinnō,” p.79）。親王的遭遇令志士們憤慨不已，為他爭取自由成了他們的首要目標(biāo)（第86頁）。一些人甚至提出讓親王擔(dān)任“征夷大將軍”，率領(lǐng)軍隊推翻幕府，盡管親王至死都是“公武合體”的支持者（第82頁）。為了除去幕府官員，并掃除所有的外國人，這些人提出了各種血腥的方案，希望親王能夠領(lǐng)導(dǎo)他們的行動（第87頁）。1862年，由于和宮和將軍大婚，朝廷宣布大赦，親王獲得了自由，并被允許還俗（第98頁）。到這時他才被稱為中川宮。明治維新之后，政敵仍敵視親王，以一個莫須有的罪名將其流放到廣島。死前幾年他擔(dān)任伊勢大神宮的祭主。在興福寺期間，親王學(xué)習(xí)了文學(xué)和武術(shù)，尤其是使用長槍。在奈良時，他結(jié)識了致力于開國的幕府重臣川路圣謨，不過親王一直都是“攘夷”運動的支持者。

藤田覺稱親王為“孝明天皇的右臂”（《幕末の天皇》，第219頁）。

栗原隆一，《斬奸狀》，第107頁。

對足利幕府將軍的控訴書原文見栗原隆一，《斬奸狀》第115頁。對此事件的極佳的英文描述，請見Anne Walthall, “Off with Their Heads! The Hirata Disciples and the Ashikaga Shoguns,” Monumenta Nipponica, 58:2, Summer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