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進入總統(tǒng)府

就職儀式的當晚，曼德拉住在比勒陀利亞的國賓館，在此后的三個月中，這里將成為他的臨時住所。德克勒克正在從名為“自主神”（Liberatas）的總統(tǒng)官邸中搬出——后來曼德拉將那里重新命名為“新的黎明”（Mahlamba Ndlopfu，聰加語，字面上的原意為“正在洗澡的象群”，因為大象在清晨洗澡）。

在就職儀式的第二天，5月11日上午10點左右，曼德拉在一支護衛(wèi)隊的陪護下到達總統(tǒng)府西翼后門的入口，這支護衛(wèi)隊由尚未整合的南非警察部和民族之矛成員組成。兩位令人敬畏的女士——芭芭拉·馬塞凱拉和杰茜·杜阿爾特，她們位于曼德拉作為非國大總統(tǒng)的行政班子的中心——帶著設立辦公室所需的裝備，盡可能敏捷地跟上總統(tǒng)的步伐。

由于常年處于背陰的原因，走廊的溫度要比室外低一到兩度，使在那里工作的職員和官員著裝略顯保守。早先曼德拉與德克勒克會見時，走廊中經(jīng)?？梢月劦街罂Х鹊奈兜?。如今沒有了這種味道，除了在建筑入口處曼德拉遇見了幾個人之外，這里看起來像是一處被棄置的場所，感受不到任何人類的溫暖。執(zhí)行副總統(tǒng)德克勒克帶走了他個人班子的所有成員，僅留下職能部門和行政部門的人員。

但是，對于曼德拉班子的成員們來說，氣氛是否歡快和服飾是否優(yōu)雅完全不是他們關注的重點。5月11日，他們的主要工作就是要完成民族團結政府的組閣以及各部部長的宣誓就任。這是一個很小的團隊，由精心挑選的專業(yè)人員組成，他們必須提交一份緊急的委任狀。杰茜·杜阿爾特注意到，在選擇工作班子的成員方面，曼德拉并非是被動的。當他考慮將杰克斯·格威爾教授列為總統(tǒng)辦公室主任和內(nèi)閣秘書長的可能人選時，她回憶道，曼德拉“要求了解有關杰克斯的所有情況”。他事先征求了特雷弗［·曼紐爾］的意見……然后才面對面地和杰克斯坐下來說：“如果我們贏得了選舉，你會加入我的辦公室嗎？”他還問了許多解放運動的積極分子，［關于］“格威爾是個什么樣的人，誰……愿意和他一起進入政府共事？”^[1]總統(tǒng)辦公室需要一位能干的主任來彌補60位德克勒克班子成員離開后的空缺。此外，不能指望一個過渡時期執(zhí)行委員會的外交事務分會為新總統(tǒng)辦公室規(guī)劃架構，在做出永久性安排之前只能任命一個臨時小組來協(xié)助新總統(tǒng)渡過難關。在塔博·姆貝基的推動下，一個由外交部官員克里斯·斯特里特（Chris Streeter）博士為首的班子承擔了這項工作，因此，在任命辦公室主任之前，斯特里特成為曼德拉的“幕僚長”。

曼德拉迅速打消了人們認為他將趕走原有雇員的臆測。雖然時間緊張，但曼德拉還是一個不漏地與每一位工作人員握手。時任總統(tǒng)辦公室主任的法尼·比勒陀利烏斯（Fanie Pretorius）回憶了當時的情景：

他從左側起開始挨個與每一個辦公室成員握手，大約到了隊伍四分之一的位置，他走到一位總是板著面孔的女士面前——盡管她是一個友善的人——握著她的手用阿非利卡語說：“Is jy kwaad vir my?”（你在生我的氣嗎？）每個人都笑了起來，僵局被打破了。他繼續(xù)將這樣的信息傳遞給每一個人。再也無需做任何事，每一個人的疑慮都打消了。那一刻，他就是納爾遜·曼德拉，溫暖包容。每一個人都心甘情愿地服從他——在那以后，至少在我看來，辦公室的成員對他再也沒有負面的感覺。^[2]

曼德拉對各個階層人士——從園丁、清潔工、職員和打字員到身居最高職位的那些人——顯示出的個人熱誠無疑是令人感動的。在工作中與他有過交往的這些人將他描述為一個慷慨、低調(diào)、容易相處的人；他知道“如何做一個普通人”，通過“不論是否面對鏡頭都一樣向每個人打招呼”展示他的真誠；“沒有那種他在上你在下的感覺”。^[3]

曼德拉尊重但并不畏懼他所置身的世界。像所有將自己的能力視為理所當然的充滿信心的人一樣，曼德拉毫不猶豫地踏上了他需要選擇的促進南非民主的道路。在他的整個政治生涯中，他從沒有逃避過責任，不論多么危險，他曾在1952年蔑視不公正法令運動（Defiance Campaign Against Unjust Law）^*中擔任志愿者負責人就是證明。在他喜愛的短詩《永不屈服》（‘Invictus’）所包含的精神的激勵下，“數(shù)十年的迫害”已經(jīng)使他變得“無所畏懼”。^[5]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的監(jiān)禁，曼德拉已經(jīng)成為全世界反對各種形式的非正義最知名的象征。他最初并不想成為總統(tǒng)，可能是感到從被釋放到選舉這段激動人心的時光里，他已經(jīng)完成他所被賦予的任務了。

“我被放在南非共和國首位民選總統(tǒng)的位置上，”他寫道，“這是違背我的意見而強加給我的。

“隨著大選日期的迫近，三位非國大的高層領導人通知我，他們已在組織內(nèi)部廣泛征求了意見，一致的決定是，如果我們贏得選舉，我將出任總統(tǒng)。他們說，他們將在議會黨團（parliamentary caucus）的第一次會議上提出這個建議。我對此表示反對，理由是，那一年我就76歲了，明智的做法應該是找一個從監(jiān)獄中獲釋的年輕得多的人，不論男女，去會見國家和政府的首腦，參加世界和區(qū)域組織的會議，能跟得上國內(nèi)和國際的發(fā)展，并能預見發(fā)展的未來方向。

“我指出，我一直崇敬這樣的人：他（她）們用自己的才能服務社會。他（她）的努力和犧牲，贏得了高度的尊敬和熱愛，盡管他（她）們在政府或社會中不擔任任何職位。

“結合了才能與謙遜，能夠自在地同他人打交道，不論對方是窮人還是富人，強大還是弱小，庶民還是貴族，青年還是老人——這種不論種族或家族背景而一視同仁的人，會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崇敬。

“非國大一直匯聚著具有遠見卓識的男性和女性，他們心甘情愿地留在幕后，而將那些充滿希望的年輕人推向臺前，站在聚光燈下承擔重要角色，使他們在政治生涯中更早地面對領導的基本原則和問題，以及如何處理這些問題。這樣的領導在我們很多人的心中留下永遠不可磨滅的印象。西蘇魯同志就是這樣一個人。這也是為什么，無論我們在解放運動或政府中占有何種位置，都始終對他心悅誠服的原因。

“我向三位高層領導請求，我更希望不在組織或政府中擔任任何職務地服務。然而他們中的一個人徹底駁倒了我。

“他提醒我，我一直倡議集體領導的至關重要，只要我們嚴格地遵守這一原則，就絕不會犯錯誤。他尖銳地質問我，現(xiàn)在是否要反對這個我過去一直宣揚的原則。盡管集體領導的原則從未試圖排除一個人為他堅定信仰的東西進行有力辯護的權利，我還是決定接受他們的提議。

“然而我明確表示，我將只干一屆。盡管我的這一表示似乎讓他們出乎意料——他們的回答是，我應將這個問題交給組織考慮——但在這個問題上，我不想有任何不確定。在成為總統(tǒng)后不久，我公開聲明，我將只干一屆，并且不會尋求連任?！?/p>

“在非國大的許多會議中，”曼德拉繼續(xù)道，“我經(jīng)常強調(diào)，我不需要唯唯諾諾的同志或傀儡，僅僅因為我是這個組織的主席就生吞活剝我說的任何話。我呼吁建立一個健康的組織，我們可以以平等的姿態(tài)解決問題，而不是像主人與仆從。每個同志都能自由坦率地表達他或她的觀點，不用害怕成為犧牲品或被邊緣化。

“例如，我的一個引起眾多回響和激烈爭議的建議是，應當將投票年齡降低到14歲，世界上許多國家已經(jīng)采用了這種做法。

“這是因為，事實上在那些國家中，14歲左右的年輕人站在革命斗爭的第一線。正是由于他們所做出的貢獻，贏得勝利的政府將給予投票權作為對他們的獎勵。全國執(zhí)委會的成員們壓倒性地激烈反對我的建議，使我步步敗退?！端黜f托人報》（The Sowetan）在其漫畫欄目中將這個問題夸張地表示為一個包著尿布的嬰兒在投票。這是以一種最形象的方式來嘲笑我的想法。我再也沒有勇氣堅持這一意見了。

“然而也有許多我認為自己沒有被集體領導原則束縛的情況。一個例子是，對于一次政策會議上關于內(nèi)閣應由議會來任命的決定，我立即表示反對。我也反駁了非國大參加與種族隔離政權談判的第一份人員名單，那是盧薩卡的領導班子發(fā)給我們的。在這個11人名單中，有8人來自同一個黑人民族，而且一名女性都沒有。

“總而言之，集體領導的原則，團隊協(xié)作的原則，不是一成不變的教條，不能不論具體情況地機械照搬。它必須永遠在當時的具體情況中進行考慮。但是如果要在我們的同志中加強團結和相互信任，這是一個核心的指導原則。我們只在特殊情況下才偏離這一原則。

“作為非國大的主席和國家總統(tǒng)，我鼓勵非國大的成員、政府內(nèi)閣和議會的成員，在非國大和政府的會議上暢所欲言。但我始終提醒大家，暢所欲言絕不意味著說出具有破壞性和負面影響的話。

“我們絕不應當忘記，不論是在組織內(nèi)還是在組織外，也不論是在政治集會上還是在議會和其他政府機構中，爭論的主要目的是，我們應當通過爭論——不論我們之間的分歧有多么尖銳——變得比之前更加緊密、更加團結和信任。在一個組織內(nèi)部消除分歧和相互猜疑……應當永遠是我們的指導原則。

“當我們盡最大能力去嘗試做到，對于與我們觀點不同的其他同志或其他政治組織的成員，絕不質疑其品質的正直，就會比較容易實現(xiàn)爭論的目的。

“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我發(fā)現(xiàn)在所有社群中，非裔、有色裔、印度裔和白人，以及在所有政治組織中，毫無例外地都有善良的男女，他們熱切地希望繼續(xù)他們的生活，渴望和平與穩(wěn)定，要求有尊嚴的收入，好的住房，送子女到最好的學校上學，他們尊重并想要維系這個社會的組織架構。

“好的領導者充分認識到消除社會緊張——無論是什么性質的——可以營造一個讓懷有愿景的人影響社會的理想環(huán)境，從而讓有創(chuàng)造性的思想家來到舞臺的中心。相反，極端主義者則在緊張和相互猜疑的土壤中旺盛生長。清醒的思考和精心的計劃從來不是他們的武器。”^[6]

非國大——或者更準確地說，曼德拉總統(tǒng)——需要清醒地思考和精心地計劃。沒有這種能力，將很難使從孤立保守的種族隔離政權中承繼下來的舊的、以安全為導向的、官僚化的行政機構，與新的、沒有什么經(jīng)驗的官員整合在一起。一些新人剛剛從海外學成歸來，但只學了一些管理的速成課程和現(xiàn)代經(jīng)濟運營的入門知識。德克勒克的行政管理辦公室中的職員都與他共事多年，而曼德拉和他的副總統(tǒng)姆貝基則必須從頭開始。在公共服務方面唯一對非國大有利的是，在外交和安全——主要是國防和情報——領域，有一批數(shù)量不多但很重要的人，他們參與了大量為整合而進行的聯(lián)合計劃。因此對于曼德拉來說，建立辦公室首先需要請來解放運動的高級干部擔任一些部門的領導或顧問，其次要防止魯莽地改變舊的組織架構或裁撤其中的職員。

杰克斯·格威爾是第一位被任命的高級官員，這賦予了總統(tǒng)幕僚嚴肅認真的象征意義。格威爾也帶來了他廣泛的政治背景，他曾擔任聯(lián)合民主陣線的領導并與流亡時期的非國大交往。作為西開普大學（University of Western Cape）的副校長——他馬上要從這個位置上退休——格威爾領導了轉型，使一所種族隔離大學成為左派知識分子的家園。曼德拉對格威爾教授的任命表明了他對這位教授的高度尊敬。更為值得注意的是，格威爾具有黑人覺醒運動（Black Consciousness Movement）^*傳統(tǒng)的背景，并且不是非國大的正式成員。多年后，曼德拉這樣寫他：

“杰克斯·格威爾教授除了是我總統(tǒng)辦公室的主任之外，也是內(nèi)閣的秘書長，他在這些職位上做出了出色的成績。他現(xiàn)在是納爾遜·曼德拉基金會、人類科學研究理事會（Human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HSRC）、非洲建設性解決爭端中心（African Centre for Constructive Resolution of Disputes，ACCORD）、南非民主選擇研究所（Institute for Democratic Alternatives in South Africa，IDASA）以及正義與和解研究所（Institute for Justice and Reconciliation）的負責人。

“他在私營部門也非?；钴S，是布里姆斯通投資公司（Brimstone Investment Corporation）、非洲國際工程公司（African Engineering International）、埃杜科—納斯帕斯公司（Educor-Naspers）的董事會主席，納斯帕斯公司（Naspers）、耆衛(wèi)保險公司（Old Mutual）、大衛(wèi)·菲利普出版社（David Philip Publisher）、西開普省板球有限公司（Western Province Cricket Pty Ltd）的董事，南非科學院（South African Academy of Science）和另外6家私營組織的成員。他是前大學校長委員會（Committee of University Principals）的主席。在學術方面，他的表現(xiàn)出類拔萃。他取得了文學學士學位、榮譽文學學士學位、文學與哲學博士學位，全部以優(yōu)等成績畢業(yè)。他被國內(nèi)外的大學授予了不少于6個榮譽學位。

“他曾被南非總統(tǒng)授予南非南十字金勛章（South African Order of the Southern Cross, Gold, 1999年），被沙特阿拉伯王儲阿卜杜拉（Abdullah）授予阿卜杜勒阿齊茲國王部長級腰帶（King Abdulaziz Sash, Minister Rank, 1999年），以及被利比亞卡扎菲上校授予卓越行為勛章（Order of Good Deeds, 1999年）。

“他在文學、教育和社會政治方面發(fā)表了大量的專著、評論、散文和論文。他是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無所畏懼的獨立思想家，曾經(jīng)擔任西開普大學的副校長一職，現(xiàn)在是羅德斯大學（University of Rhodes）的校長。

“在人際關系方面，他顯然是一位真正的領導者。他沒有任何偏執(zhí)的傾向，鼓勵有原則的討論。他經(jīng)常引導同志們把注意力放到那些有利于加強而不是削弱人際關系的方面。

“作為我們基金會的主席，他是使我們所有人和諧共事的關鍵，把任何形式的同志之間的內(nèi)斗消解于萌芽階段。

“很少有人知道，他也是一位優(yōu)秀的國際談判者。正是他和沙特阿拉伯駐華盛頓大使班達爾（Bandar）親王殿下，實現(xiàn)了洛克比（Lockerbie）空難案件的突破。^[8]

“只要有具有如此能力和視野的人在，這個世界的和平和穩(wěn)定就將繼續(xù)是國內(nèi)和國際關系的基石?！?sup>[9]

在任命格威爾的那一刻，曼德拉對他所想要的辦公室就已經(jīng)形成了自己的想法。像所有注重秩序的人一樣——曼德拉一度想要在旅館里整理自己的床鋪——他無法在沒有堅實基礎的情況下有效地工作。任命格威爾就是為了實現(xiàn)這個目的。他尊重格威爾并愿意聽取他的建議。馬塞凱拉后來對曼德拉這方面的性格如此評價：

“我認為這需要相當?shù)闹t遜和個人興趣才會想要聽取并接受最好的建議。我想說，他有點兒過分崇敬受過教育的人。他實在是看重學歷那些東西，如果你對有學問的人表現(xiàn)出一些質疑，想說服他是很困難的。”^[10]

沒有人對格威爾教授的任命提出過質疑，就此而言，也沒有人對艾哈邁德·卡特拉達的安排有過質疑，他從一開始就是總統(tǒng)顧問。很久之后，卡特拉達被任命為議會顧問。他是曼德拉長期的朋友和獄友，他回絕了要求他成為內(nèi)閣部長的提議。

“事情是這樣的，”卡特拉達說，“組閣之前發(fā)布的文告中有我的名字。于是我寫信給曼德拉說，盡管我的名字在上面，但我沒有興趣進入內(nèi)閣……幸運的是，當時正在與因卡塔自由黨進行討價還價，他們想要一個安全事務方面的部長位置，而我們不能給他們，因此最容易做的就是把我那個獄政部門的職位給他們。”^[11]

曼德拉的一生都奉獻給了轉型事業(yè)，使一個種族隔離國家轉型為一個沒有種族主義、沒有性別歧視的法治國家。在這個國家中，所有人都享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權利。但是這些抽象的理想只有通過具有才能和奉獻精神的人們的努力才能實現(xiàn)，或變成現(xiàn)實。他的辦公室必須成為為所有成員提供動力的引擎。因此，選擇尼古拉斯·“芬克”·海索姆（Nicolas ‘Fink’ Haysom）作為法律顧問就不足為奇了。與曼德拉辦公室的其他成員一樣，海索姆具有無可挑剔的履歷。作為一位法學教授，10年前海索姆就是與自衛(wèi)組織和政府支持的暴力行為進行斗爭的活躍分子，并在談判中起了核心作用。鑒于南非處于向一個憲政國家演進的過程中，需要建立法律框架從而完成國家轉型并重新進入國際社會（在這種情況下，曼德拉每年要簽署大約800份執(zhí)行法令，平均每天兩份），他的經(jīng)驗是無比寶貴的。^[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