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供職軍機與“蜚語中傷”

至乾隆二十一年（1756）夏，趙翼擔(dān)任內(nèi)閣中書首尾將近一年，即被選為軍機處行走。此后，幾乎每年都隨駕去木蘭場圍獵。乾隆二十三年（1758）秋，當(dāng)趙翼由木蘭圍場回到京都時，已是農(nóng)歷九月二十二日。此時，其妻劉夫人竟撇下幼弱的女兒，撒手歸西。前不久，汝明死于故鄉(xiāng)，弟媳周氏來依也死于京師。生活就是這樣的無情。

然而，事情還并非僅僅如此，政治上的傾陷又接踵而至。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本來，傅、汪二公對趙翼的特別看顧，已引起了一些人的妒忌。再加上前不久，傅恒擔(dān)心趙翼困于軍機書案，耽誤了前程，想把他提拔為部曹，而趙翼卻想去翰林院供職。這不僅是因為翰林院乃清要之地，更重要的是，在人生價值追求的“立德、立功、立言”上，趙翼更看重的是“立德”與“立言”。他深知，作為一介寒儒，去應(yīng)付繁雜世事，周旋于長官胥吏之間，自己遠遠不能適應(yīng)。他的恩師汪由敦，在官場生活那么多年，為人又和易寬厚，尚且為一點小事曾被罷官，何況“平生性不因人熱”的自身？作為書生，最為穩(wěn)妥的是靠“立言”傳世，以“一編”而“論千秋業(yè)”。而滾滾紅塵，大小官吏成千上萬，“仕宦幾家收局好”？故而，他婉言謝絕了傅公的薦舉。

本來，趙翼與傅恒的交往，完全是出自互相傾慕，情感相投，正如他在詩中所說：“我無私謁偏投契，公不談文乃愛才。”不料，卻招來同輩們的猜忌。此事一旦傳揚開，“同事中諸忌者造蜚語中傷”。他的“被擯輟直”，正在于“眷深起眾忌，媒孽設(shè)險坑”。身處險惡環(huán)境，當(dāng)時只有陳輝祖一人代鳴不平，但無濟于事。至于同僚中“小人”究竟如何中傷，我們從趙翼詩作中，或可發(fā)現(xiàn)一二。他寫道：“豈曾潘鬢老，共謂旭書顛。輟直歸西掖，投閑類左遷?！睋?jù)此可知，可能是一些人指斥他狂妄自大，目中無人，不宜在軍機處供職。傅恒明知中傷者乃別有用心，但為淡化矛盾，還是勸趙翼勿與此類小人理論是非，暫往內(nèi)閣供職。這件事，使趙翼又一次感受到人心之叵測、官場之險惡。

軍機處輟直后，他再次來到汪由敦故宅，未免睹物傷懷，“孑立身如贅，單行步每邅”的孤獨失意之感油然而生，并這樣描繪自己的惡劣處境與郁悶心情：“慧業(yè)空期佛，凡胎孰識仙。贗珍乾鼠璞，魔噪野狐禪。虛焰方熏灼，遙源肯溯沿。蒙頭聊瑟縮，貴耳任轟闐。彌憶援垂手，頻傷企及肩。……師資今已矣，宦跡益孱焉。”大有抱荊山之玉無人得識，望望然哭向南山而去之慨，對自己以后的仕宦生活也充滿了隱憂。他決計凈掃書室，謝絕塵氛，“閉門自有陳編在，不對今人對古人”。

乾隆二十四年（1759），趙翼已是33歲。他既有內(nèi)閣中書任內(nèi)事宜纏身，又想著功名的進取，還時而為家中生計操心。當(dāng)時，他唯一的經(jīng)濟來源，就是自己微薄的薪俸。他在《偶題》一詩中，曾這樣描寫當(dāng)時的生活狀況：“風(fēng)雨寥蕭晝掩廬，一編吟到夜窗虛。廚娘莫聒瓶無粟，我已修成《乞米書》.”越是生活拮據(jù)，越需要善于理家、操持衣食之人。趙翼既不擅長此道，“主中饋”豈能無人？大概就在這年的上半年，他接受了友人的勸告，與同鄉(xiāng)程景伊的外甥女高氏成親?；蛟S因高女之母亡故的緣故，程公撫為如女出嫁。景伊身為侍讀學(xué)士，令甥女續(xù)弦入趙門，大半是看中了趙翼的才學(xué)與人品。高氏過門之后，盡管家庭生活并不寬裕，且上有白發(fā)婆母、下有劉夫人所生女均須照應(yīng)，但她并不嫌棄，和前妻所遺弱女相處得比較好，“后妻前女少參商”。同時，她也比較能理解丈夫“賣文為客賤，乞米向人難”的處境，把家事安排得頗有條理，省去趙翼許多心事。

次年春，趙翼再次參加會試，仍未中。在他看來，自己早年那種“恨不混沌后，吾名猶不滅”的求名心理，顯然是不現(xiàn)實的，對功名有些心灰意冷，深感愧對師友。這一情況，很快引起了軍機大臣傅恒的深切關(guān)注。本來，將趙翼調(diào)出軍機處，傅恒是出于不得已。恰巧，去年秋天，那些隨駕出塞的軍機屬吏，草擬文稿往往出現(xiàn)失誤，使得他更加思念趙翼。于是，在會試揭曉后不久，他便將趙翼復(fù)調(diào)入軍機處。

其實，當(dāng)初將趙翼調(diào)出，不過是個權(quán)宜之計，無非借此以塞眾口。倘若那時把趙翼強行留下，對傅恒來說不過是舉手之勞，但屬吏們會更加嫉妒，客觀上會使趙翼陷入十分孤立的境地。目下，傅恒將趙翼先調(diào)出，后調(diào)入，不僅保護了趙翼，使之不受傷害，而且也提高了他的聲望，可謂是明智之舉。

趙翼先后在軍機處供職幾年，使他對國家大事有了更清楚的了解。從總體上看，國內(nèi)基本上比較安定，然而，邊塞的戰(zhàn)事卻接連不斷。趙翼作為一個文職官員，他渴望“甲兵全消”，天下太平，但更盼望國家領(lǐng)土完整、版圖統(tǒng)一的局面早日出現(xiàn)。而且，對官僚階層的種種不良行為，也有了一定的認(rèn)識，并隱隱約約地有所表露。對那些趨炎附勢之輩，甚為憎惡。廣成死于京，受吊之期為三天，但前兩天竟然無一人來祭奠。其弟傅恒請假回來治喪，最后一天才趕到。結(jié)果，“各部院大小百官無不畢至，雖與廣公絕不相識者，亦以文忠公故致賻而泥首焉。輿馬溢門巷，數(shù)里不得驅(qū)而進，皆步行入”。寥寥數(shù)語，勾畫出京官曲意趨奉之丑態(tài)。這些堂堂的部院百官，把人際間正常往來的天平，定在了是否對己有利上，有利則趨之若鶩，無利則甩手而去，就像木蘭行圍時那些搶占地盤、搶先行路的庸吏一樣，以個人私利為唯一目的，扭曲了正常的人際關(guān)系。如此看來，這些勢利的官吏紛紛跑來，在“死人”前面祭奠，意在讓身后“活人”觀看。這個“活人”，任何其他人都莫能替代，只有手握軍機處大權(quán)的傅恒。人情之冷暖，由此可知。趙翼處在這樣一個人際關(guān)系比較復(fù)雜的上流社會之中，不為庸俗世風(fēng)所干擾，堅持自己的人格追求，確乎難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