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門第與身份

一位六朝詩人的傳記，理應(yīng)從門第說起。

六朝社會是一種門第社會，雖不能說門第是六朝社會的一切，但差不多可以說六朝社會的一切，都與門第有著或顯或隱的聯(lián)系。

在現(xiàn)實空間中，門第是人們各自占有的一個位格。早于陶淵明的西晉詩人左思即云：“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彼^“地勢”，即是門第。在生命的歷程中，門第是一種帶有先天性的決定。晚于陶淵明的劉宋詩人鮑照亦云：“瀉水置平地，各自東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嘆復(fù)坐愁！”所謂“命”，在當(dāng)時來講，主要也就是門第。生命受氣于天地，就其含生之性來說，本無差別，就像一大盆水中的無窮數(shù)水滴一樣，看不出這一滴與那一滴的差別何在。但造化的巨手將它傾瀉在大地上后，社會這個受容器卻迅速將它們分別開來，給予它們種種的歸宿。但是生命的個體，又并不真的像一滴水那樣純?nèi)槐粍?，于是有改變的愿望，有抗?fàn)幍男睦怼Ｗ笏家埠?，鮑照也好，他們都曾扮演過最活躍、最不安分的“小水滴”的角色，但最后都不約而同地認(rèn)了命，一定程度上放棄了改變和抗?fàn)幍男袆印?/p>

在陶淵明的詩文里面，我們沒有看到他像左思、鮑照那樣，經(jīng)常抒發(fā)寒素不平之懷；但我們也不能確定他像謝靈運那樣確然無疑地屬于高門士族。而事實上，作為一個特立獨行的隱士，一個超越時流的詩人和思想家，他的人生和藝術(shù)，也確實可以看作是對門第社會、門閥文化的一種超越。陶潛的整個造就，使得他最后沒有像當(dāng)時一般的士人那樣，始終以門第為安身立命之處，他可以說是于門第之外別求安身立命之處。所以，門第及門第觀念對陶淵明的影響，不像左、鮑、謝這些人那樣直接。但是，即使是超越，也未嘗不是一種聯(lián)系。尤其是，宏觀上門第作為陶淵明的生存背景而存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布置著陶淵明的人生，影響著他的思想。

在《命子》詩中，陶淵明按照當(dāng)時社會中流行的門閥觀念敘述著家族的歷史，贊揚著他的祖德宗功：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為虞賓，歷世重光。御龍勤夏，豕韋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

紛紛戰(zhàn)國，漠漠衰周，鳳隱于林，幽人在丘。逸虬撓云，奔鯨駭流。天集有漢，眷予愍侯。

於赫愍侯，運當(dāng)攀龍。撫劍風(fēng)邁，顯茲武功。書誓山河，啟土開封。亹亹丞相，允迪前宗。

渾渾長源，郁郁洪柯。群川載導(dǎo)，眾條載羅。時有語默，運因隆窊。在我中晉，業(yè)融長沙。

桓桓長沙，伊勛伊德。天子疇我，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寵不忒。孰謂斯心，而近可得？

肅矣我祖，慎終如始。直方二臺，惠和千里。於穆仁考，淡焉虛止。寄跡風(fēng)云，冥茲慍喜……

堯帝陶唐氏——“虞賓”丹朱……夏御龍氏……商豕韋氏……周司徒陶叔……漢愍侯陶舍——漢丞相陶青……晉長沙公陶侃——祖——考，陶淵明勾連出來的這一條生命之鏈，像一條長河，又像一棵巨樹，“群川載導(dǎo)，眾條載羅”。但是它卻是一條虛虛實實、似斷似連的生命鏈。將氏族追溯到古帝王，是中古士族的慣常作法，目的是要尋一個神圣的始祖，以光耀現(xiàn)實中的門楣，證明家族血統(tǒng)之高貴，而事實上，這樣一種族姓的淵源很可疑。但是，當(dāng)陶淵明鉤沉這一條生命鏈時，與其說是血統(tǒng)的認(rèn)定，還不如說是精神的承續(xù)和呼應(yīng)。他從這條生命鏈上呼喚家族的兩種精神和人格的傳統(tǒng)，一是乘時而起，忠君勤王，建立赫赫功勛。這樣的人物都在陶氏的家族史上炳煥，也在整個青史上留名?！熬遗f事皆青史”，在敘述到這些列祖列宗的勛名德業(yè)時，淵明內(nèi)心的激動無可名狀?！耙蒡皳显疲荐L駭流”，“撫劍風(fēng)邁，顯茲武功”，在那個時代，這是最痛快、最顯明的人生價值的實現(xiàn)。陶公并非縱橫捭闔之人，但他從家族的功勛史上，也深深知道，建功立業(yè)需要機遇：“於赫愍侯，運當(dāng)攀龍”，“時有語默，運因隆窊”。正因為這個“運”字，引出了家族的第二種精神傳統(tǒng)：即時去歸隱，保德全身。凡是這條生命鏈中虛線所藏的先祖，陶淵明都用“隱”的精神去呼應(yīng)他們：“紛紛戰(zhàn)國，漠漠衰周，鳳隱于林，幽人在丘”，“渾渾長源，郁郁洪柯。群川載導(dǎo)，眾條載羅。時有語默，運因隆窊”。在陶淵明看來，留名青史上的家族人物雖足以自豪，但更多的是隱德君子，包括那位“淡焉虛止”“寄跡風(fēng)云”的“仁考”。乘時而起，世衰則隱，淵明這樣概括著自己的家族傳統(tǒng)，也為自己設(shè)定了兩條道路。所以，歷史學(xué)家們也許可以通過他們考證否定這條生命鏈的血脈承續(xù)，但卻否定不了這精神的連續(xù)。

陶淵明可考的直系祖先只有陶侃，及侃父吳揚武將軍陶丹。陶丹為鄱陽人，未知出身，大約憑藉軍功當(dāng)了吳國的一員將領(lǐng)。所以陶家作為軍功貴族的歷史，照理說應(yīng)該從陶丹算起，但西晉滅吳，使陶丹為這個家族奠立的微薄基業(yè)成為泡影。所以淵明的曾祖陶侃早年只能過著孤貧的生活，一切從頭開始，但作為一個亡國將領(lǐng)的后裔，在西晉這樣一個排斥南方人士、壓制舊吳剩余勢力的政權(quán)中，時勢對他是很不利的。但無論是陶侃的母親湛氏還是陶侃本人，都是那樣地追求著振興家族的事業(yè)。《世說新語》中就記載著這樣一個可歌可泣的故事：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貧，與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知名，舉孝廉，投侃宿。于時冰雪積日，侃室如懸磬，而逵馬仆甚多。侃母湛氏語侃曰：“汝但出外留客，吾自為計?！闭款^發(fā)委地，下為二髲，賣得數(shù)斛米，斫諸屋柱，悉割半為薪，剉諸薦以為馬草。日夕，遂設(shè)精食，從者皆無所乏。逵既嘆其才辯，又深愧其厚意。明旦去，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許。逵曰：“路已遠(yuǎn)，君宜還?！辟┆q不返，逵曰：“卿可去矣！至洛陽，當(dāng)相為美談。”侃乃返。逵及洛，遂稱之于羊晫、顧榮諸人，大獲美譽。

陶侃黽勉從公，忠勤于吏事，并且也盡可能按照當(dāng)時士族的要求塑造自己。上文范逵“嘆其才辯”，可窺知這位以尚實行著稱的東晉名臣，在青年時為取重士林，也學(xué)習(xí)過談辯。通過這些不懈的努力，陶侃終于走進了士林，但有時還不免被中朝名士輕蔑。他被當(dāng)?shù)靥嘏e孝廉，來到洛陽，去謁見張華，這位向來喜歡提攜寒素人物的士林領(lǐng)袖，開始卻并沒有太理他，“初以遠(yuǎn)人不甚接遇”。但陶侃畢竟是陶侃，在這方面，他是有韌性的，甚至可以說是謙卑自處的，他多次去拜謁，“每往，神無忤色”，終于使張華與他長談，并改變了對他的印象。但有一次他與羊晫同車去訪東吳名士領(lǐng)袖顧榮，被吏部郞溫雅看到，竟諷刺羊晫說：“奈何與小人同載？”可見陶侃作為東吳舊地的一個寒素之士，在中朝士林中地位很低。魏晉之際確有不少寒素之士，憑著吏能或文史實學(xué)走上仕途，有些還能取高位。但在西晉末年，這條道路差不多被堵死了，所以盡管有常人所沒有的堅毅，陶侃在中朝活動的實績?nèi)匀皇俏⒛?。但是一個“逸虬撓云，奔鯨駭流”的時勢到了，陶侃當(dāng)西晉滅亡之時，乘上建立東晉王朝這條船，成為陶氏家族功勛史上的頂峰人物：“在我中晉，業(yè)融長沙。”

在組建和維護東晉政權(quán)的一系列活動中，陶侃成了位重兵強的人物，太寧三年（325），他任都督荊、雍、益、梁諸州軍事，領(lǐng)護南蠻校尉，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后又封太尉、長沙郡公，并加都督交、廣、寧七州軍事。這就是陶淵明所說的“天子疇我，專征南國”。但是，陶侃作為南方寒素而因軍功置身顯要之位，與當(dāng)時處于政權(quán)中軸和文化優(yōu)越位置上的門閥士族始終是隔膜的。首先，他們似乎并不想改變從前對陶侃的那種印象，沒有真正尊重他的人格?！妒勒f新語·容止》中記載這樣一件事：蘇峻據(jù)石頭城作亂，天子被逼遷，溫嶠和庾亮投奔陶侃。陶侃認(rèn)為蘇峻之亂都是由庾家兄弟外戚專權(quán)引起的，揚言“誅其兄弟，不足以謝天下”。庾亮于是害怕去見陶侃，但溫嶠勸庾亮但去無妨，對庾說：“溪狗我所悉，卿但見之，必?zé)o憂也?！苯Y(jié)果是：“庾風(fēng)姿神貌，陶一見便改觀。談宴竟日，愛重頓至。”因為他是潯陽一帶溪蠻聚居區(qū)的人，所以溫嶠在背后呼他“溪狗”。在當(dāng)時，恐怕不只有溫嶠這樣稱他。其次，陶侃的功業(yè)尤其是手握兵權(quán)，對當(dāng)時的門閥政權(quán)來講是一個威脅，引起他們的猜忌，于是有“夢生八翼”，“潛有窺窬之志”這樣的謠傳流行，而侃也不得不表示“滿盈自懼”（《晉書·陶侃傳》），臨終前辭歸長沙封地。陶淵明也深知他曾祖當(dāng)年的處境，所以在贊述陶侃時，是勛業(yè)與德行并提的，“桓桓長沙，伊勛伊德”，而作為證明曾祖德行的最重要的證據(jù)，則是“功遂辭歸，臨寵不忒”。他帶有幾分負(fù)氣地說：“孰謂斯心，而近可得?！边@時他一定想起那些加于其曾祖身上的流言了。陶侃與當(dāng)時門閥名士們的隔膜，還在于他作為一個以吏能進入仕途、并以軍功致身高位的寒素出身的人物，提倡實干精神，重力行而不尚清談玄遠(yuǎn)?！疤展詸z厲，勤于事”，“侃練核庶事，勤務(wù)稼穡，雖戎陳武士，皆勸厲之”，“侃勤而整，自強不息。又好督勸于人，常云：‘民生在勤，大禹圣人，猶惜寸陰，至于凡俗，當(dāng)惜分陰。豈可游逸，生無益于時，死無聞于后，是自棄也。又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而不敢行。君子當(dāng)正其衣冠，攝以威儀，何有亂頭養(yǎng)望，自謂宏達(dá)邪！’”（《晉書·陶侃傳》）西晉末虛無放誕以養(yǎng)望的風(fēng)氣大盛，經(jīng)歷亂世后略有收斂，但門閥士族仍然不放棄老莊浮華之風(fēng)，被奉為中興名臣的王導(dǎo)、庾亮、溫嶠之流，也多以玄雅風(fēng)流自任。當(dāng)時的權(quán)要人物，都得給士林一種自然與名教兼綜的形象。玄言詩人孫綽《贈溫嶠》詩云：“既綜幽紀(jì)，亦理俗羅。神濯無浪，形渾俗波。”所說的正是士林中推崇的那種名卿巨公的形象。陶侃從來就不符合這一標(biāo)準(zhǔn)，始終只是門閥士群的圈外人。同樣，陶氏家族也始終沒有進入門閥階層之中。

陶侃生前沒有使其家族進入門閥階層，他去世后，家族的地位、聲望有減無增。就實際權(quán)力來說，他剛剛?cè)ナ?，都督江、荊、豫、益、梁、雍諸軍事的位置就被庾亮取代，陶侃的爵位繼承人陶夏，也因殺害與其爭奪爵位的弟弟陶斌而被庾亮放黜。陶侃的另一個兒子陶稱，史書說他“虓勇不倫，與諸弟不協(xié)”。他曾經(jīng)率領(lǐng)二百人到武昌見庾亮，“亮大會吏佐，責(zé)稱前后罪惡，稱拜謝，因罷出。亮使人于閣道外收之，棄市”。庾亮殺害了陶稱后，上疏朝廷，數(shù)落他的罪責(zé)，說他“父亡不居喪位，荒耽于酒，昧利偷榮”等等，并說自己本來看在陶侃勤勞王室的分上，“依違容掩”，“思欲有以匡救”。無奈陶稱“豺狼愈甚，發(fā)言激切，不忠不孝，莫此為甚”，因此為社稷考慮，不能不讓他伏法。不管陶夏、陶稱他們本人是否真正該黜該殺，庾亮這樣做的目的，最主要是為了迅速取消陶氏家族的實力。所以陶侃本人雖曾位高兵重，甚至決定過政局，但他始終沒有真正進入門閥政治的中軸，他的家族更是這樣。就聲望而言，侃諸子除陶范外，都沒有太好的名聲，給人的總體印象是強悍武勇的。連陶范也并沒有為士林所重，《世說新語·方正》篇記載這樣一個故事：

王修齡嘗在東山，甚貧乏。陶胡奴（范小字）送一船米遺之，卻不肯取。直答語：“王修齡若饑，自當(dāng)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p>

對于這件事的性質(zhì)，余嘉錫作了頗為精辟的分析：

侃別傳及今《晉書》均言范最知名，不知其人以何事得罪清議，致修齡拒之如此其甚。疑因陶氏本出寒門，士行雖立大功，而王謝家兒不免猶以老兵視之。其子夏、斌復(fù)不肖，同室操戈，以取大戮。故修齡羞與范為伍。于此固見晉人流品之嚴(yán)，而寒士欲立門戶為士大夫亦至不易矣⁽¹⁾。

由此可見，陶氏家族在當(dāng)時嚴(yán)分流品的門閥社會里，是始終夠不上士族資格的。陶侃以寒素尚實之士造成這樣顯赫的勛業(yè)，是時勢所致，卻非門閥名士們所心悅誠服，因此生前有對他猜忌的流言，死后也是盡可能消除他的影響，甚至完全無視他的功業(yè)。《世說新語·文學(xué)》所記的袁宏作賦的事，就能見出當(dāng)時名流對陶侃的態(tài)度：

袁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胡奴誘之狹室中，臨以白刃。曰：“先公勛業(yè)如是！君作《東征賦》，云何相忽略？”宏窘蹙無計，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無？”因誦曰：“精金百煉，在割能斷。功則治人，職思靖亂。長沙之勛，為史所贊。”⁽²⁾

袁宏這種態(tài)度，最能見出當(dāng)時整個士林對陶侃及其家族的輕忽，余嘉錫在這里又作了這樣的分析：

陶侃為庾亮所忌，于其身后奏廢其子夏，又殺其子稱，由是陶氏不顯于晉。當(dāng)袁宏作賦時，陶氏式微已甚。其孫雖嗣爵，而名宦不達(dá)。陶范雖存，復(fù)不為名氏所與。觀《方正》篇王修齡卻陶胡奴送米，厭惡之情可見。非必胡奴之為人果得罪于清議也，直以其家出身寒門，擯之不以為氣類，以示流品之嚴(yán)而已。宏之不道陶公，亦猶是耳⁽³⁾。

陶氏家族暴興而又迅速衰落，表面上看是因為陶侃諸子陶夏、陶稱、陶斌的不肖，實際卻是當(dāng)時門閥政治的情勢決定的，是門閥壓抑寒素的最典型例子，也最能說明門閥士族及門閥政治的性質(zhì)。陶淵明的祖父是夏、稱等人的兄弟行，有人說是陶茂，又有人說是陶岱。陶淵明在《命子》中盛贊祖德，說他“直方二臺，惠和千里”，正是一位賢太守?？墒堑搅怂母赣H，就沒有仕履可敘了。這也可見陶氏家族衰落之快，其原因正是門閥的壓抑。陶淵明說他父親“寄跡風(fēng)云，冥茲慍喜”，這幾個字值得玩味。作為元勛之孫，賢太守之子，并且還是名士孟嘉的女婿，淵明的父親卻只能寄跡風(fēng)云，身名翳如，這在當(dāng)時并不是公正的待遇，陶淵明的父親只有以淡泊自持，不向社會流露喜慍之請。并且走隱逸道路，的確是當(dāng)時陶氏家族部分成員的選擇?！稌x書·隱逸傳》所記載的陶淡，淵明本人，以及淵明的從弟陶敬德，都是一些“寄跡風(fēng)云”、“淡焉虛止”的人物。這里面的原因，仍然是作為很快衰落的軍功貴族后裔，在無法進入高門士族的情況下，只好選擇了隱逸與業(yè)文的發(fā)展道路。

照余嘉錫的說法，袁宏作賦時，“陶氏式微已甚”，到了淵明的時候，真正只能算是寒微門第了，與王謝一流，已是云泥之隔。但是陶氏家族卻并不愿意自承是寒素門第，于是就有溯姓陶唐，并援漢司徒陶舍、丞相陶斌為遠(yuǎn)祖的舉措。這一譜牒，可能在陶侃生前就已撰成，陶淵明作《命子》詩時，只是據(jù)譜牒承述而已。但家族實際的寒微出身，陶公不是不知道的。

在東晉南朝時代，決定一個人的出身的，最關(guān)鍵是父祖兩輩?！稌x書·隱逸傳》稱：“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未載其父名諱官職。譜牒所載，有稱淵明父為陶逸（又作陶敏），曾任安城太守（一作姿城太守）⁽⁴⁾。但陶淵明本人所作的《命子詩》中沒有寫到他父親的這一履歷?！睹釉姟穼懙剿赣H時說：

於穆仁考，淡焉虛止。寄跡風(fēng)云，冥茲慍喜⁽⁵⁾。

門第社會中，最重父祖兩輩的官職。對于淵明父的官位，不但《晉書》、《宋書》諸史不載，而且淵明自己也不交代。如果淵明父親真是先官后隱，那在當(dāng)時算是高尚之事，淵明不會一句都不提?？梢姕Y明父親，很可能是未曾出仕。淵明祖為太守，父為隱士，擁有這樣的父、祖履歷，按晉宋時代的門第標(biāo)準(zhǔn)，就算陶氏家族已經(jīng)獲得南方士族一員的門第身份，他最多也只能算是寒素士人。

從淵明的自敘中，可以看出其對自己寒素之士的身份是十分明確的：

自余為人，逢運之貧。簞瓢屢罄，絺綌冬陳。含歡谷汲，行歌負(fù)薪。翳翳柴門，事我蕭晨。春秋代謝，有務(wù)中園。載耘載耔，乃育乃繁。欣以素牘，和以七弦。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余勞，心有常閑。樂天委分，以至百年。（《自祭文》）

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游走。（《與子儼等疏》）

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缾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shù)。親故多勸余為長吏，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諸侯以惠愛為德，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于小邑。（《歸去來兮辭并序》）

不管其家族原本的政治地位如何，到淵明自己的身上，完全是以寒庶士人自居了，其之所以自愿過在一般的士族看來是小人之事的躬耕生活，也與他的這一身份認(rèn)定分不開。他自敘家貧而求仕，并且當(dāng)“四方有事”的亂局倉促出仕，這種情況與他曾祖陶侃當(dāng)年仕于州縣的情形是一樣的。漢晉時代，州縣官吏多由本郡有家世背景的寒庶士人擔(dān)任。陶侃與陶淵明，都屬于這種身份，他們的家族雖然在中朝沒有蔭襲的特權(quán)，缺乏門閥士族那種起家清貴、平流進取的資格，但不等于他們就是普通的老百姓，而是往往有地方政治資源和家族背景。淵明所憑借的正是這種地方門閥的資格，但在上層的士林，就只能算是寒庶了。我們再看他的《雜詩十二首》其八：

代耕本非望，所業(yè)在田桑。躬親未曾替，寒餒常糟糠。豈其過滿腹，但愿飽粳糧。御冬足大布，粗絺以應(yīng)陽。正爾不能得，哀哉亦可傷！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方。理也可奈何，且為陶一觴。

《孟子·萬章》：“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耕者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nóng)夫食九人?！睖Y明用“代耕”稱其為官的實質(zhì)，正說明其是以“下士”甚至“庶人”自居的，以耕種為本分，正是庶人的生涯?！豆锩畾q始春懷古田舍》云“長吟掩柴門，聊為隴畝民”，直以“隴畝民”自居，也是自認(rèn)跡近庶民之流。顏延之《陶征士誄》贊頌淵明平生行跡，有這樣一段話：

豈若夫子，因心違事。畏榮好古，薄身厚志。世霸虛禮，州壤推風(fēng)。孝唯義養(yǎng)，道必懷邦。人之秉彝，不隘不恭。爵同下士，祿等上農(nóng)。

顏氏“爵同下士，祿等上農(nóng)”，與陶詩“代耕”之語一樣，都出自上引《孟子·萬章》。顏氏這里雖然是以贊美的口吻說淵明保持了逸隱之志，“蔑彼名級”（《陶征士誄》），但也客觀地記錄了淵明在當(dāng)時處于“下士”與“上農(nóng)”之間的社會身份。所謂“下士”，在晉宋社會，就算是“士人之末”了?！端螘ざ鱾唫鳌贩Q宋孝武帝時擔(dān)任中書通事舍人的巢尚之時說：“魯郡巢尚之，人士之末?！笨梢姕Y明在當(dāng)時雖然以隱逸得高尚之名，但實際所處的社會階層卻是士庶之間的地位。

當(dāng)然，淵明是一位習(xí)儒修道的士人，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庶民。淵明對自身的基本體認(rèn)，是一種貧士的身份，即《感士不遇賦》、《詠貧士》等作品中所展現(xiàn)的這一類貧寒不得志之士。“我實幽居士”（《答龐參軍》），“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擬古》其五），“鴻雁乘風(fēng)飛，去去當(dāng)何極。念彼窮居士，如何不嘆息”（《聯(lián)句》），可見他的基本身份還是屬于衣冠士人。但在淵明看來，“士”的職志在于習(xí)詩書禮義，行道以濟世拯人。當(dāng)他以這種標(biāo)準(zhǔn)來看待士的內(nèi)涵時，他又覺得自己實際上不夠“士”的資格。其《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云：“先師有遺訓(xùn)，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zhuǎn)欲志長勤?！奔热徊荒苄械?，甚至連“憂道”都做不到，就只能做一個自食其力的人，其所憂也就不在道，而在貧。這樣的行為，當(dāng)然算不上是真正的士人了。這也是他說“聊為隴畝民”的真意所在。在傳統(tǒng)的觀念中，“士”是不需要從事田耕等體力方面的勞動的，《勸農(nóng)》云：“孔耽道德，樊須是鄙。董樂琴書，田園弗履。若能超然，投跡高軌。敢不斂衽，敬贊德美。”這一番話，是為因從事習(xí)儒行道而不能躬耕的那些士人說的，認(rèn)為只有他們可以不自食其力。從這里也可以看出來，淵明自己甘心從事農(nóng)耕勞動，是在意識上自覺地從世俗理念中的那種不自食其力的“士”的身份中退下來，甘愿承認(rèn)自己的庶民地位。在日常的詩文中，淵明也是每每自述“貧賤”，如“良才不隱世，江湖多賤貧”（《與殷晉安別》），“駟馬無貰患，貧賤有交娛”（《贈羊長史》），“重華去我久，貧士世相尋”（《詠貧士》其三），“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好爵吾不縈，厚饋吾不酬”（《詠貧士》其四）。如果說“貧”是指經(jīng)濟方面，“賤”即涉及身份的性質(zhì)，淵明所說的賤正是指無當(dāng)世的高名顯爵，差不多淪于庶民之流的社會處境。在門閥社會的評價標(biāo)準(zhǔn)里，庶族士人與庶民被視為“小人”，含有人格歧視的意味。《世說新語·方正》：“劉真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肴案甚盛。真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真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這里所說的“小人”，是指不具士大夫身份的人，不是指其實際的道德修養(yǎng)與財富地位。淵明自認(rèn)為“隴畝民”，已經(jīng)超越這種以身份論貴賤的門閥社會的標(biāo)準(zhǔn)了。左思《詠史》其六借詠荊軻、高漸離表達(dá)其蔑視豪右、以人格自重的情懷：“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陳。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淵明雖然沒有這樣激憤之語，但其“蔑彼名級”的觀念里，正包含這種輕視豪右、以寒庶自重的思想。為此，他尋找古代高尚道德的貧士、隱士的傳統(tǒng)，確立一種“固窮守節(jié)”的貧士的行為準(zhǔn)則，并且為被一般的士流輕視的農(nóng)耕勞動找到了高尚的甚至是合乎道的依據(jù)：

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樸含真。智巧既萌，資待靡因。誰其贍之，實賴哲人。

哲人伊何，時惟后稷。贍之伊何？實曰播植。舜既躬耕，禹亦稼穡，遠(yuǎn)若周典，八政始食。（《勸農(nóng)》）

這無疑是庶民階級以勞作為高尚的宣言，其實是針對當(dāng)時士族社會蔑視庶民、貶之為小人的階級歧視。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淵明在思想意識上與門閥士族是有著根本的差異的。其對躬耕行為和對田園生活的審美行為的達(dá)到，正是植立于這種覺醒了的庶民階級的道德觀。

淵明還具有很深的“孤介”、“孤寒”意識。其自敘孤介之志，每形于筆端：“總發(fā)抱孤介，淹出四十年?！?span >（《戊申歲六月中遇火》）“疇昔苦長饑，投耒去學(xué)仕。將養(yǎng)不得節(jié)，凍餒固纏己。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里?！?span >（《飲酒》其十九）“此士胡獨然，實由罕所同。介焉安其業(yè)，所樂非窮通?！?span >（《詠貧士·仲蔚蓬蒿宅》）顏延之《陶征士誄》也強調(diào)淵明的“孤介”情操：“物尚孤生，人固介立?！边@種“孤介”的意識及心態(tài)的形成，雖然與其性格志趣有關(guān)，但是從社會的一方面來看，與其處于士族社會邊緣、遭到門閥士族排斥的社會經(jīng)歷是分不開的。淵明與當(dāng)時以門閥名士為主角的士族社會關(guān)系究竟如何，我們現(xiàn)在難以盡知。淵明本人由于其文學(xué)與操行，在當(dāng)時的社會上應(yīng)該也是屬于名士之流的。我們甚至可以說，淵明是陶氏家族的第一個名士。他早年曾在王凝之擔(dān)任太守時的江州做州祭酒。晚年也曾與王弘、謝瞻等交往，永初二年，王弘為江州刺史，餞送謝瞻、庾登之于湓口，淵明也應(yīng)邀在座⁽⁶⁾，并作《于王撫軍座送客》詩。但是淵明與當(dāng)時的高門名士之間，是有一種隔閡的心理的，因隔閡而取自動疏遠(yuǎn)的態(tài)度?！稊M古九首》其六這首詩，可能是暗寓這種情形的：

蒼蒼谷中樹，冬夏常如茲。年年見霜雪，誰謂不知時？厭聞世上語，結(jié)友到臨淄。稷下多談士，指彼決吾疑。裝束既有日，已與家人辭。行行停出門，還坐更自思。不怨道里長，但畏人我欺。萬一不合意，永為世笑之。伊懷難具道，為君作此詩。

關(guān)于這首詩所指之事，有多種說法。逯欽立先生引湯漢的注，認(rèn)為是說不入白蓮社的事情⁽⁷⁾。袁行霈先生注：“稷下談士所論皆治亂之事、治國之術(shù)，如以稷下談士比喻白蓮社所信仰之佛教，不倫不類，湯說非是?！?sup >(8)此說甚是。詩中說“稷下多談士，指彼決吾疑”，可見他想去加入其中的，是一個學(xué)術(shù)性的名流圈子，這個學(xué)術(shù)性的名流圈子，我認(rèn)為是隱指當(dāng)時門閥名士清談集團，換言之，即當(dāng)時的名士圈。淵明在思想上受到玄學(xué)的影響，是毫無疑問的，所以這種玄學(xué)名士集團對他還是有吸引力。何況上面我們說過，淵明可能是陶氏家族中第一位在當(dāng)時取得名士資格的人。從本人的愿望來看，進一步加強與當(dāng)時名士們的交往，無論對于他個人還是他的家族在士林中的地位的提高，都是有益的。他將要出門而又罷行的主要原因，即詩中所說的“但畏人我欺”、“萬一不合意”，這正表現(xiàn)出他作為一位家族地位始終未曾上升到文化士族地位之寒庶士人的實際心理。作為一位文學(xué)和操行都知名于時的高士，淵明是有可能躋身當(dāng)時的名士圈中的，但他也深知這個名士圈的勢利情形，尤其是高門士族王、謝之流骨子里的優(yōu)越感。這是他始終與他們保持著距離，最終沒有進入名士社交圈的主要原因。這一切，都與他因為家世的原因而被置于士族社會邊緣的處境有關(guān)。當(dāng)然，對于這種被置于邊緣的處境，陶淵明是不會完全被動地接受的，而是要積極地作出回應(yīng)，其結(jié)果是造成世既棄我、我亦棄世的心態(tài)，主動地與當(dāng)時那個由高門士族主宰的紛華炫眼的士族社會保持疏遠(yuǎn)：“寢跡衡門下，邈與世相絕。顧盼莫誰知，荊扉晝常閉”（《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yuǎn)》）；“草廬寄窮巷，甘以辭華軒”（《戊申歲六月中遇火》）；“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為誰歟？田父有好懷。壺漿遠(yuǎn)見候，疑我與時乖。縷茅檐下，未足為高棲。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xué)，違己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span >（《飲酒》其九）“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軒冕之非榮，豈缊袍之為恥。誠謬會以取拙，且欣然而歸止。擁孤襟以畢歲，謝良價于朝市?！?span >（《感士不遇賦》）由此可見，淵明的歸隱田園，甘以“隴畝民”自處，還是有很具體的社會原因的。

淵明的文學(xué)，具有濃厚的寒素抒情的色彩。最典型的是《感士不遇賦》、《詠貧士》等作品，就是寒素抒情的傳統(tǒng)題材。其所創(chuàng)造的意象，多具有象征寒素的意義，其中最明顯的就是《詠貧士》其一中的“孤云”意象：

萬族皆有托，孤云獨無依。曖曖空中滅，何時見余暉。朝霞開宿霧，眾鳥相與飛。遲遲出林翮，未夕復(fù)來歸。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饑。知音茍不存，已矣何所悲。

西晉“寒素后門之士”郭泰機的《答傅咸詩》，塑造寒女形象以寄托寒素之悲，稍后的左思《詠史》詩，以“郁郁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這樣的形象對比，來突出寒素之士對門閥制度的不平之感。這兩位詩人創(chuàng)作的象征寒素的意象，久為學(xué)者所熟知。陶淵明這首詠“孤云”詩，人們一直只是簡單地理解為個人寄托，而沒有抉發(fā)出其中的社會內(nèi)容。這里表現(xiàn)出來的深度的孤獨情緒，正反映了門閥社會中寒素之士的身世之感。除了“孤云”之外，《飲酒》其四中的“失群鳥”、“孤生松”，《飲酒》其八中的“青松”，乃至于《歸鳥》詩中的“歸鳥”，也都可理解為寒素守節(jié)之士的象征。尤其是“失群鳥”與“孤生松”，表現(xiàn)出具有淵明特點的孤貞的寒素情懷：

棲棲失群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zhuǎn)悲。厲響思清晨，遠(yuǎn)去何所依。因值孤生松，斂翮遙來歸。勁風(fēng)無榮木，此蔭獨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

從“失群鳥”這樣的意象來看，陶淵明選擇辭官歸隱、離群索居，不完全像我們以往理解的那樣完全是他的主動選擇，這里面其實有社會的排斥。另一方面，從帶有被動遭遇的“失群”，到尋找到了“孤生松”這一歸宿，并且表達(dá)了“千載不相違”的志愿，則是從被動到主動，是寒素在遭遇社會排斥之后人格上的自我植立，這正是陶淵明這一位寒素士人的自覺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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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上海古籍1993年，第327頁。

(2) 《世說新語箋疏》，第273-274頁。

(3) 《世說新語箋疏》，第274頁。

(4) 參看龔斌《陶淵明集校箋》附錄三《陶氏宗譜中的問題》一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5) 本文所引陶淵明詩文，均用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為避煩瑣，不一一加注。

(6)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附錄二《陶淵明事跡詩文系年》，第287頁。

(7) 《陶淵明集》，第112頁。

(8)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中華書局，2003年，第33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