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當代事件論文集》序

出于實際的原因，醫(yī)療心理治療必須面對心理的整體。因此，它必定要跟所有因素妥協(xié)，包括社會、思想以及生理因素，因為這些因素對于心理生活有著至關(guān)重要的影響。

我們生活在一個分崩離析的時代：政治熱情在熊熊燃燒，內(nèi)部動蕩把國家拉到混亂邊緣，我們世界觀的根基四分五裂。這些關(guān)鍵事態(tài)對于個體心理生活有著巨大影響，醫(yī)生們必須以不同尋常的關(guān)注度來跟蹤其結(jié)果。暴風驟雨般的事件不僅從外部大世界洶涌地向他們橫掃過來，即使是在安靜的咨詢室和私密的醫(yī)療咨詢中，他們也能感受到這股風暴的狂烈影響。由于他們對病人負有責任，他們不能退縮到不受干擾的科學工作的平靜小島上，而必須不斷跳到世界大事的舞臺上，加入到充滿相互沖突的激情和觀點的戰(zhàn)斗中去。倘若他們對這些騷亂保持淡漠，他們所處時代的災難也會自遠方向他們襲來，而痛苦中的病人將找不到人來傾聽和理解他們。醫(yī)生們將不知如何與他們交談，幫助他們走出孤立狀態(tài)。由于這個原因，心理學家無法避免去應付當代歷史，即便他們自己的心靈想避開那些政治喧囂、充滿謊言的宣傳以及政客們刺耳的演講。至于他們作為市民的職責就更不用提了，這也把同樣的任務擺在了他們面前。作為醫(yī)生，他們在這個方面負有對人類更高的義務。

因此，我不時會覺得有必要跨出我本身職業(yè)的慣常界線。心理學家的經(jīng)驗是一種特殊的經(jīng)驗，我認為一般大眾也許會發(fā)現(xiàn)聽聽心理學家的觀點也不無用處。這絕不是一個牽強的推論，因為哪怕是最天真的普通人，他也必會看到了許多當代人物和事件都迫切尋求心理學闡釋。有什么時候精神病理癥狀比在當代的政治局勢中更昭然若揭的呢？

我從來沒有想過要插手今天的政治問題。但這么多年來我寫了一些文章，表明自己對于目前所發(fā)生事件的反應。這些文章均完成于1936——1946年間，本書就是這些偶然之作的一個集子。我的思想特別專注的自然是德國。它從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以來就一直是我的一個問題。我的表述顯然導致了各種各樣的誤解，這無疑主要是在于在許多人看來我的心理學觀點是新的、陌生的。我不愿進行長篇大論的爭辯，去厘清這些誤解。與其這樣，我認為把我其他作品中針對同一主題的段落收集起來編成一本后記要簡單得多。這樣，讀者們就可以自己從這些事實中獲得一幅清晰的圖像了。

沃旦

德國土地上宗教派別林立

接近幸運的異教信仰

心之囚人回報極少

最終他們會回頭尋找

——諾查丹瑪斯預言，1555年

我們回顧1914年之前時，發(fā)現(xiàn)那時的世界發(fā)生了一些在戰(zhàn)前根本無法想象的事件。那時我們甚至開始把文明國家之間的戰(zhàn)爭視為無稽之談，認為這樣的荒謬之事在我們這樣理性、有國際組織的世界中將越來越不可能發(fā)生。戰(zhàn)爭爆發(fā)之后發(fā)生的事成了不折不扣的群魔會。處處都是瘋狂的革命、版圖劇烈變動、政治后退到中世紀甚至古代原型、獨裁國家吞并鄰國并把關(guān)于專制主義宣稱的理論發(fā)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對基督教徒和猶太人的迫害、大規(guī)模的政治謀殺，最后我們還親歷了對和平的、半文明狀態(tài)民族海盜式的洗劫。

隨著這些事情在大千世界中發(fā)生，在其他領域小規(guī)模地出現(xiàn)同樣令人奇怪的跡象也就不足為奇了。在哲學領域，我們還要等待一段時間才會有人能評估我們到底生活在一個怎樣的年代。不過在宗教領域里，我們馬上就看到發(fā)生了一些非常重大的事情。在俄國，輝煌壯麗的東正教被無神運動取而代之，對此我們絲毫不覺奇怪。實際上，當一個人從燭光林立、迷宮般的東正教教堂走出來，走進一個樸樸素素的清真寺，那里上帝莊嚴而無形的無所不在沒有被冗繁的圣物擠走，這個人真的會大松一口氣。盡管這些“科學”反應毫無品位、愚蠢至極，盡管它們處在一個可悲的、精神低下的層次，19世紀的“科學”啟蒙不可避免會有一天降臨俄國。

但是，令人好奇，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令人興奮的是，沃旦，這個古代風暴和狂暴之神，這個長期以來都保持沉寂的神，會像死火山一樣蘇醒過來，在一個很久以來就被視為脫離了中世紀的文明國家里再次興風作浪。我們在德國青年運動中見到他蘇醒過來，在一開始就用幾只羊的鮮血來慶祝他的復活。人們看見金發(fā)青年，有時候還有女孩，以背包和琉特琴為武器，不眠不休地流蕩在從北岬角到西西里的每條道路上。他們是那個漂泊之神的忠實信徒。后來，在魏瑪共和國晚期，流浪者的角色就被成千上萬的失業(yè)者接過來了，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他們毫無目的地走在旅途上。到1933年，他們不再流浪了，而是以數(shù)萬之眾前進。希特勒的運動實際上是讓整個德國站立起來，下至五歲黃毛上至垂垂老者都卷入其中，創(chuàng)造了一個讓整個國家從一個地方遷徙至另外一個地方的奇觀。流蕩者沃旦開始行動了。我們看見他坐在北德一個屬于某頭腦簡單的派別的人的禮拜堂上，面露愧色，假裝成坐在白馬上的基督。我不清楚這些人是否知道沃旦跟基督和狄俄尼索斯這些人自古以來有什么牽連，但很可能是不知道。

沃旦是一個不知疲倦的流浪者，他時而在這里時而在那里制造動亂，激起紛爭，他還能使魔法。很快，他就被基督教變成惡魔，僅僅作為幽靈般的獵手存活在漸漸淡去的地方神話里。人們看到他的隨扈在暴風雨之夜像鬼火般忽隱忽現(xiàn)。到了中世紀，不知疲倦的流浪者的角色被猶太流浪漢亞哈隨魯接過來了。這不是猶太神話，而是一個基督教神話。沒有接受基督的流浪者母題投射到了猶太人身上，就像我們總在別人身上重新找到自己潛意識中的心理內(nèi)容一樣。不管怎樣，反猶太主義跟沃旦復活的巧合也許是一個值得一提的微妙的心理現(xiàn)象。

用羊作為供品來慶祝這個至點的德國青年并不是最先聽到潛意識的原始森林發(fā)出沙沙聲響的人。尼采、舒勒、施特凡·格奧爾格、路德維格·克拉格斯早就預料到了它們的到來。萊茵蘭（德國萊茵河以西地區(qū)的通稱——中譯者）跟美茵河以南的鄉(xiāng)村文學傳統(tǒng)具有無法輕易消除的古典印記。所有對陶醉和熱情的闡釋都會被追溯到古典模型上，追溯到狄俄尼索斯、永恒的少年、開天辟地的愛神上。毫無疑問，把這些東西解釋成狄俄尼索斯在學者的耳中當然要好聽一些，但沃旦也許是更正確的解釋。他是風暴和狂暴之神，是激情的釋放者和戰(zhàn)爭的欲望。不僅如此，他還是個高超的魔法師和錯覺方面的藝術(shù)大師，精通各種充滿玄機的秘密。

尼采的情況真的是很特殊。他對德國文學一無所知，卻發(fā)現(xiàn)了文化上的“腓力斯人”。他宣布“上帝死了”，讓查拉圖斯特拉與一個無名的神不期而遇。這個神有時像敵人一樣接近他，有時又裝扮成查拉圖斯特拉本人。查拉圖斯特拉自己也是個預言者，是魔法師，是暴風：

我將像風一般在他們中間吹舞，我的精神將帶走他們精神的呼吸；因而我的未來就可為所欲為。

真的，對所有低矮之物來說查拉斯圖拉就是一股勁風。他給仇敵和噴吐之物這個忠告：

“注意不要對著風吐?！?/p>

當查拉圖斯特拉夢到自己是“死神之堡的孤獨的山上”守墳者而想用力把門打開時，突然一陣大風暴撲開了兩扇門葉：它尖銳地呼嘯著，狂刮著，拋給我一個黑棺：

在呼嘯中，在喧鬧中，黑棺自己裂碎了，而吐出了千百個笑。

門徒給查拉圖斯特拉解夢說：

你自己不就是那陣風，銳呼著撲開死神之門嗎？

你自己不就是那個黑棺，充滿著多色的惡與生命之天使的丑臉嗎？

在1863或1864年，尼采在《獻給未知的神》一詩中寫道：

我想要認識你，未知的神，

你曾探索我靈魂的深處，

且像風暴般吹襲我的生命。

你雖不可解，確是我的親人，

我想要認識你，甚至服侍你。

20年后，尼采在《北風頌》中寫道：

北風，你追逐著云，

吹散陰郁，橫掃九天，

掀起暴風，我深愛你！

難道我們不都是來自同一個母體

孕育的頭一批果實？

永遠注定有著同樣的命運？

在被稱為《阿利亞娜的悲嘆》的酒神頌中，尼采完全成為了獵神的犧牲品：

就這樣躺著、弓著腰、扭曲著身體，

一次一次，沒完沒了地受苦痛折磨，

挨你的痛打？

你為何睨視人寰，

對人的痛苦毫不厭倦，

眼里閃著神的兇光？

你不想殺人么，

只是不停地折磨、折磨？

而且為何偏偏要折磨我，

你這存心不良的、未知的神？

這個嚇人的獵神形象并不僅僅是用酒神來做修辭手法，而是基于尼采本人十五歲時在普夫達的一次經(jīng)歷。尼采的妹妹伊麗莎白·福斯特—尼采在一本書中就描述了這件事。那是一個夜晚，尼采正在一片陰暗的林子里閑蕩，突然“附近的瘋?cè)嗽豪飩鱽硪宦暳钊嗣倾と坏募饨小?。沒多久，他就面對面地碰到了一個“面目猙獰”的獵人。獵人“在一個四周都是野灌木的山谷里”把哨子放在嘴邊，“吹出一股尖銳的氣流”，讓尼采失去了意識，不過他又在普夫達醒過來了。這是一個噩夢。有意思的是，尼采實際上是要去路德的艾斯來本市，但他在夢中卻跟獵人談起了去“特茲肯泰爾”（日耳曼人的山谷）的問題。任何耳朵沒問題的人都不會聽錯風暴之神在夜間山林中尖銳的口哨聲。

難道真的只是尼采作為古典語言學家的這部分讓這個神被稱為狄俄尼索斯而不是沃旦？或者這也許是因為他跟瓦格納宿命般的會晤？

在首版于1919年的《沒有空間的帝國》一書中，布魯諾·格茨通過一個非常奇怪的幻象看到了德國即將發(fā)生的事件的秘密。當時我覺得這就是對德國的天氣預報，所以我從來沒有忘記過這本小小的書。它預見了觀點領域和生活之間的沖突，預見了沃旦作為風暴之神和沉思冥想之神具有兩面性的沖突。沃旦的橡樹枝掉了時，他就消失了。當看到基督教的上帝無力阻止基督徒手足相殘時，他又出現(xiàn)了。當羅馬教宗只能在上帝面前無力地悲悼被隔離種族的命運時，單眼的老獵手站在日耳曼森林邊一邊狂笑，一邊給坐騎八腳神馬套上鞍具。

我們一直深信現(xiàn)代世界是個理性的世界，我們的觀點是建立在經(jīng)濟、政治和心理因素之上的。但如果我們可以暫時忘記我們生活在公元1936年，暫時把我們善意的、太過人性的理性放到一邊，如果我們可以把對當代世界的責任放在上帝或諸神身上而非凡人身上，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沃旦很適合來作因果假設。實際上，我要斗膽提出一個離經(jīng)叛道的說法：沃旦性格上的深不可測比所有三個因素加起來更能解釋國家社會主義。這三個因素每一個都無疑解釋了德國所發(fā)生之事的一個側(cè)面，但沃旦解釋得更多。他在解釋那些在德國人之外的人眼中十分奇怪的普遍現(xiàn)象上尤其有啟發(fā)性。這些人即使再冥思苦想也很難理解這些現(xiàn)象的。

我們也許可以把這種普遍現(xiàn)象總結(jié)為Ergriffenheit，即一種中邪或靈魂附體的狀態(tài)。這個詞假定既有Ergriffener（被附體者），也有Ergreifer（附體者）。沃旦是人的附體者。除非有人想要神化希特勒（確實有人這么做），沃旦就真的是唯一的解釋。在這點上沃旦確實跟他的表親狄俄尼索斯一樣，但狄俄尼索斯似乎主要只針對女人施加影響。狂女是一群女突襲兵，她們在神話故事里是非常危險的。沃旦把自己限制在狂戰(zhàn)士中，狂戰(zhàn)士找到的工作是做神話中諸王的黑衣社。

尚屬于幼兒期的心靈會認為諸神是獨立存在的形而上的實體，而別人則會視之為饒有趣味或迷信創(chuàng)造出來的東西。在這兩種觀點中，把沃旦的復活比喻成撼動德國的社會、政治和心理風暴至少也有作為寓言的價值。但由于神無疑是擬人化的心理力量，明確肯定他們形而上的存在就如同聲稱他們可以被創(chuàng)造一樣是一個智力上的假設。盡管我們喜歡把玩意識與心理即為一體的看法，但“心理力量”跟有意識的心靈是沒什么關(guān)系的。這又是一個智力上的假設。與“心理力量”更相關(guān)的是潛意識的領域。我們對理性解釋的狂熱顯然是源于我們對玄學的恐懼，因為這兩者永遠是勢不兩立的兄弟。因此，當有什么意外之物從黑暗領域中向我們靠近時，我們要不就把它視為來自外界因此也是真正的東西，要不就是認為它是幻覺因而不是真實的事物。當代人根本沒有想到真正或真實的東西會不是來自外界。

為了讓大家更好地了解，也為了避免成見，我們當然也可以舍棄“沃旦”這個詞而改用條頓式憤怒。但我們只是用一種不太準確的方式在表示同一個東西而已，因為在這種情況下憤怒只是對沃旦進行了心理化，除了告訴我們德國人處于“憤怒”狀態(tài)中之外就再無別物了。這樣我們就看不見這個現(xiàn)象最奇特的特點，也就是附體者和被附體者戲劇化的一面。德國人現(xiàn)象令人難以忘懷的地方就在于一個顯然是“中了邪”的人傳染了整個國家，以至于把一切都動員起來，轉(zhuǎn)入萬劫不復的道路。

我認為沃旦的假設是直中要害的。顯然，沃旦其實只是在基弗霍伊澤山中沉睡，后來渡鳥們把他叫醒，宣布天破曉了。沃旦是德意志心理的一個根本特征，一個非理性的心理特征。它像處于文明的高壓之下的旋風，把文明吹得無影無蹤。盡管沃旦的崇拜者非常古怪，但他們對事物的判斷似乎比理性的崇拜者還要正確。顯然大家都忘記了沃旦是首個關(guān)于日耳曼人的重要數(shù)據(jù)，他最真實地表達了日耳曼人所獨有的一個根本特征，并且不可超越地將這個特征擬人化。張伯倫的癥狀讓人懷疑其他蒙著面紗的神也許還在其他地方沉睡。強調(diào)日耳曼種族（粗俗的稱法是“雅利安人”）、日耳曼的遺產(chǎn)、血液和土地、瓦格納的歌、《女武神的騎行》、基督是個金發(fā)碧眼的英雄、圣保羅的母親是日耳曼人、魔鬼在所有地方都是裝扮成猶太人或共濟會會員的阿貝里希、北歐的北極光是文明之光、地中海周圍的種族要低人一等，這些都是當時上演的那場戲劇不可或缺的舞臺布景，它們都意味著同一件事：有個神附體在日耳曼人身上，讓他們的房子充滿了一股“摧枯拉朽的勁風”。如果我記得沒錯的話，希特勒掌權(quán)不久之后在《笨拙》雜志上就出現(xiàn)了一幅漫畫，畫上暴烈的狂戰(zhàn)士將他身上的綁帶撕得粉碎，把他釋放出來。德國已經(jīng)爆發(fā)了颶風，但我們依然以為天氣晴好。

盡管不時會從北邊或南邊吹來一縷輕風，但瑞士的情況相較而言還算平靜。有時風會發(fā)出一絲不祥的聲音，有時又只會輕輕地、甚至讓人陶醉地低語，不會引起任何人的驚覺。“睡狗莫惹”，我們用這句諺語的智慧心安理得地過著日子。有人說瑞士人是出奇地不喜歡自惹是非。我必須對這一指控予以反駁：瑞士人確實有自己的問題，但他們決不會說出來，即便是他們看見了風往哪邊吹。因此我們會對德國這個風暴和緊張的時代致敬，但決不會對此品頭論足，這讓我們覺得自己遠比別人高明。

最重要的是，這給了德國人一個機會，也許是千載難逢的一個機會，去審視自己的內(nèi)心，了解靈魂的險境是什么，基督教想拯救人類的又是什么。德國是一片處于精神災難的土地，大自然在那里從未曾與統(tǒng)治世界的理性和平相處。和平的擾亂者是從廣闊的亞洲吹向歐洲的一股風，它大張旗鼓地從色雷斯到巴爾干橫掃過來，把所經(jīng)之國像枯葉般吹散，讓世界為之動搖的思潮受到啟發(fā)而找到根基。它是打破阿波羅和諧秩序的狂暴的狄俄尼索斯。激起這場大風暴的就叫沃旦。我們可以從他在歷史上所引發(fā)的政治動亂和精神動蕩中更好地了解他。然而，要想準確研究他的性格，我們必須回到神話的年代。那時候事物并不是從人和人的能力的角度來解釋，而是尋找心理中更深層次的原因和心理的自發(fā)力量。人類的初期直覺把這些力量擬人化為神，根據(jù)它們各自不同的特征十分謹慎、詳盡地在神話中描述他們。這很容易做到，因為許多民族在潛意識中早就牢牢形成了原始類型和形象，而且這些原始類型和形象對他們也產(chǎn)生了直接影響。由于一個民族行為的具體特征來源于隱含的形象，所以我們可以將原型稱之為“沃旦”。作為一種自發(fā)的心理因素，沃旦對民族的集體生活產(chǎn)生影響，從而也展示了自己的本質(zhì)。沃旦也有著自己獨特的生理特征，跟人的本質(zhì)完全不同。個人只會不時地處于這個潛意識因素不可抗拒的影響之中。當這個因素保持沉寂時，人們就像感覺不到尚未發(fā)作的癲癇一樣注意不到沃旦原型。1914年的成年德國人能預見到他們的今天嗎？這種神奇的轉(zhuǎn)變是風之神所產(chǎn)生的結(jié)果，它“隨著意思吹，你聽見風的響聲，卻不曉得它從哪里來，往哪里去”。它席卷擋在路上的萬物，把所有根基不穩(wěn)的東西連根拔起。當風刮起來的時候，它會撼動一切不牢靠的東西，不管它們是屬于外部還是內(nèi)心。

馬丁·寧克最近發(fā)表了一本專著。這本書極好地補充了我們對于沃旦本質(zhì)的了解。讀者不必擔心這本書是學究氣的科學研究，脫離了主題。它絕對完整地保持了科學的客觀中立，而且以高度謹慎的態(tài)度搜集了素材，不落窠臼地將其清楚地陳述出來。但最重要的是，我們感覺到作者對這個題材具有高度興趣，他在心中與沃旦產(chǎn)生了共鳴。這并非指責之詞。相反，這是本書最主要的一個值得稱贊的地方。若非這種熱忱，這種書很容易就可以淪為干巴巴的流水賬。

寧克確實精彩地描繪了日耳曼原型沃旦的圖像。他用十個章節(jié)對沃旦做了描述，運用了所有可能的來源，包括沃旦作為狂戰(zhàn)士、風暴之神、漫游者、武士、愿望和愛情之神、亡者和英靈殿戰(zhàn)士靈魂之主、秘密知識的掌握者、魔法師、詩人之神。女武神和費爾加都沒有被遺忘，因為她們也構(gòu)成了一部分神話背景和沃旦具有重大影響的部分原因。寧克對名字及其來源的探索尤富教益。他展示出來沃旦不僅是象征著潛意識的本能和感性一面的暴怒和狂暴之神，而且他身上還顯示了直覺性、激發(fā)靈感的一面，因為他懂得神秘符號，能解析命運。

羅馬人把沃旦等同于墨丘利。盡管他們之間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沃旦在性格上其實跟任何羅馬或希臘的神都不對應。比如，他跟墨丘利一樣都是漫游者，又像普魯托和克洛諾斯一樣統(tǒng)治著死者。在情感的狂暴，尤其是善于預言方面，他又跟狄俄尼索斯有關(guān)系。奇怪的是寧克沒有提到赫爾墨斯，即傳達之神，他跟普紐瑪（滲透萬物的精神）和奴斯（理性）一樣都跟風有關(guān)。他可以是聯(lián)系基督教的普紐瑪和圣靈降臨節(jié)神跡的紐帶。作為人的牧者，赫爾墨斯跟沃旦一樣是附體者。寧克正確指出狄俄尼索斯和其他希臘的神總是服從于宙斯的絕對權(quán)威。這揭示出希臘性格和日耳曼性格的本質(zhì)區(qū)別。寧克推斷沃旦跟克洛諾斯之間存在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克洛諾斯的失敗可能是一個信號，表明沃旦原型在史前曾經(jīng)被打倒和分裂。無論怎樣，日耳曼的神代表著一個極其原始層面上的一體性，在這種心理狀況下人的意愿幾乎跟神一致，完全聽從神的擺布。但希臘人的神卻幫助人來抗擊其他神。事實上，眾神之父宙斯自己就幾乎是個理想的慈善而開明的暴君。

沃旦在性格上不會茍延殘喘，顯示行將老去的跡象。當時間與他為敵時，他只會自動消失，一千多年都讓人看不見他，偷偷地、間接地活動。原型就像河床一樣，當河水離它們而去時，河床會干涸，但河水在任何時候都可以找到它們。一個原型就像一條古老的河道，生命之水在河道中流淌了千百年，挖出了一條深深的河渠。河水在河渠里流得越久，就越有可能遲早流回過去的河床。作為社會之一員，尤其是國家一分子的個人，他的生命有可能像運河一樣受到管治，但國家的生命就像奔騰的大河，完全不受人力所控，只掌握在始終比人更強大的老天手中。國際聯(lián)盟應該是具有超國家的權(quán)威，卻被視為需要照顧和保護的孩子，還有人認為它是胎死腹中。因此國家的生命放任自流，沒有人指導，也不知道要走向何處，就像一塊從山邊跌撞滑落的巨石，只能被比巨石更堅硬的障礙物擋住不動。政治事件就像卡在溪谷、小河或沼澤之中的一股洪流，從一個死角流向另外一個死角。當個人卷入到群眾運動中時，人力是無法控制的，這時候原型就開始行動了。當個人處于用熟悉的方式無法解決問題的時候，這種情況也會發(fā)生在個人生活中。但如果我們把視線投向國家的東南西北，我們就可以看清所謂的元首發(fā)動的是怎樣的群眾運動。

主導性原型不會永遠一成不變，這從被翹首以盼的和平統(tǒng)治時期“千秋帝國”所設定的世俗限制就可以看出來。在整個北歐，地中海地區(qū)公正、熱愛秩序、慈愛的統(tǒng)治者的父親原型被打破了，就像今天基督教會所親歷的命運一樣。意大利法西斯和西班牙內(nèi)戰(zhàn)表明南部的浩劫也遠比想象中更為深重。即使是天主教會也再無法承受這種角逐了。

民族主義的上帝對基督教開始了大舉進攻。在俄國他被稱為技術(shù)與科學，在意大利被稱為杜切（意大利語“元首”、“領袖”之意），在德國被稱為“德國信仰”、“德國基督教”，或者國家?！暗聡浇獭痹谥v法上就是個悖論，還不如干脆加入豪爾的“德國信仰運動”。這些都是一些正派而善良的人，他們不諱言自己被靈魂附體，想找到辦法來適應這個無可否認的新情況。他們把這個情況蒙上一件意在和解的歷史外套，讓我們安慰地瞥見到梅斯特·厄克哈這樣既是日耳曼人又被附體的偉人，費盡心思想讓這種情況看起來不是那么令人驚恐。這樣就避免了附體者是誰的問題。附體者永遠都是“上帝”。不過，豪爾越把印歐文化的世界性范疇限制在一般的“北歐”、特別是《埃達詩》（冰島神話詩集————中譯注），這一信仰作為靈魂附體的顯示越屬于“日耳曼”，這一點就越發(fā)清楚和令人痛苦：“德國人”的神是日耳曼人的神。

如果我們將豪爾視為一個有良知的學者，他對發(fā)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一無所知，被附體者聽不見的聲音殘暴地召喚起來，他做出了悲慘但確實是無比英勇的努力，想用自己所有的力量、所有的知識和能力，打造一座溝通生命的黑暗力量和歷史觀念中的光明世界的橋梁，那么我們讀到豪爾的書時不免就感慨萬分了。但是，當今天的人們碰到一個從未聽說過的活生生的、難以理解的部落之神時，來自過去截然不同的各個層次的文化之美對他們來說又意味著什么？他們像被吸入旋風中的枯葉一般，《埃達詩》的韻律跟基督教的神秘文本、日耳曼詩歌和《奧義書》交織在一起，不可分開。豪爾本人就被隱藏在日耳曼語起源的原始單詞的深刻意義附體了，附體的程度當然也是他之前所不知的。這不能歸咎于作為印度學學者的豪爾，也還不能怪《埃達詩》。這只能怪眼下，也就是此時此刻，我們進一步研究就發(fā)現(xiàn)它的名字是沃旦。因此我要建議德國信仰運動把他們所有的顧忌都丟到一邊。聰明的人不會把他們跟殘忍的沃旦崇拜者混為一談，因為后者的信仰僅僅是偽裝而已。德國信仰運動中有明智之士，他們不僅相信而且知道日耳曼人的神是沃旦，而不是基督教的上帝。這是一個悲慘的體驗，但并非恥辱。命運掌握在一個活生生的神的手中總是一件可怕的事。耶和華也不例外，腓力斯人、以東人以及所有并不信仰耶和華的人肯定會非常討厭他。閃米特人信仰真主安拉，這讓整個基督教會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感到極度的痛苦。我們作為局外人可以評判說日耳曼人太過分了，就好像他們是要承擔責任的對象一樣，但把他們也視為受害者可能倒更接近真相。

我承認我的觀點有點特別，但如果持續(xù)地用這種觀點來看的話，我們就被迫會得出這個結(jié)論：假以時日，沃旦除了會暴露性格中不安分、狂野暴躁的一面之外，肯定也會暴露出熱情快樂和善于預言的一面，也就是他性格中完全不同的一面。如果這個結(jié)論正確，國家社會主義就不會是最后的一個詞語。事情必定隱藏在我們當下還無法想象的幕后，但是幾年、幾十年過后它們肯定會出現(xiàn)。沃旦的復蘇是歷史后退的一步。被堤壩圍起來的溪流沖入了過去的河道。障礙是不會永遠都能抵擋得住的。它只不過是“以退為進”，水流總會沖過障礙。這時候我們就會明白沃旦“捧起彌米爾腦袋，慌忙想要商量個短長”是什么意思了。

巨人彌米爾的兒子們，

玩性正濃尋歡又作樂，

孰料厄運來到大禍臨。

海姆達爾急得雙腳跳，

趕緊尋找古老的號角，

報警號角聲響徹云霄。

眾神祇頓時亂成一團，

奧丁捧起彌米爾腦袋，

慌忙想要商量個短長。

伊格拉德西爾皮樹，

站得筆直卻簌簌發(fā)抖，

擎天撐地再支持不住，

枝杈全都在痛苦呻吟。

巨人掙脫笨重的枷鎖，

兇惡殘暴地殘殺無辜。

眾神祇踏上黃泉之路，

全都嚇得魂飛魄又散。

火巨人蘇爾特張大嘴，

一口一個將他們吞噬。

阿西爾神族如今安在？

那些小精靈可有下落？

巨人之國在咆哮吼叫，

阿西爾部落嗚咽呻吟，

侏儒們個個放聲號啕。

他們面對石頭門肅立，

石壁也動容唱起挽歌。

你可曾聽說此事，

或者還知道別的。

惡犬加姆唁唁狂聲吠，

在格尼柏山洞前蹦跳，

粗大的鐵鏈將被掙斷，

歹徒可脫身逃之夭夭。

或睿智聰慧預卜未來，

也能測出今后的久遠，

須知戰(zhàn)無不勝亦枉然，

眾神祇豈能逃脫劫難。

冰霜巨人呂姆自東而來，

手持盾牌防護住他胸前。

那條米德加爾德大蟒蛇，

怒火沖天似狂卻又似癲，

蛇身扭來滾去狂舞翩躚。

惡蟒鬧海掀起濁浪翻天，

巨鷹盤旋發(fā)出凄厲鳴叫，

慘白尖喙剛把尸骸叼起，

納格法船已舉幡來招魂。

有一條大船從東方駛來，

穆斯帕爾部落漂洋過海。

火神洛基為他們掌舵，

乘風破浪航行真自如。

船上個個是兇神惡煞，

殺人不會眨眼的歹徒，

洛基的弟弟比賴斯特，

和他們結(jié)伙狼狽為奸。

災難過后

這是1936年之后我第一次由于德國的命運拿起了筆。當時我寫了一篇關(guān)于“捧起彌米爾腦袋，慌忙想要商量個短長”的沃旦的文章，文章結(jié)尾處引用了《女占卜者的預言》中的詩句。這些詩句預言似的指出了當時即將到來的那場浩劫的本質(zhì)。神話成為事實，大半個歐洲倒在了廢墟之中。

重建工作開始之前，還有很多善后的事情要做，而這其中最重要的是需要反省。各行各業(yè)的人都在詢問這場悲劇的意義。人們甚至向我尋求解釋，我必須竭盡所能當場就回答他們的問題。但口頭的話總是很快便會成為閑聞趣談，所以，雖然不無各種遲疑顧慮，我還是決定再次把想法成結(jié)為文章的形式。我很清楚，“德國”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浩大的問題，一個臨床心理學家的主觀觀點只能觸及這個錯綜糾結(jié)的問題的幾個方面而已。我根本沒有試圖去眺望前面的重建，只希望能對善后的工作有所貢獻就心滿意足了。

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發(fā)現(xiàn)人們依然陷在自己的心理當中不能自拔，而要在這種感情之中達到一種適中和相對平靜的觀點是多么的困難！我們無疑必須保持冷靜和優(yōu)越感，但總體而言，盡管不愿意承認，但我們其實很深地涉入到近期德國所發(fā)生的事情中了。我們也不能心懷同情，因為如果我們心中有著完全不同的感受，這些感受會一開始就表現(xiàn)出來。除了事實上的不可能之外，醫(yī)生或者心理學家都不可能只是保持冷靜。他們跟世界的關(guān)系牽涉到他們及其所有情感，否則他們的關(guān)系就不完整。因為如此，我覺得自己是在腹背受敵的狀況下劃船，一只耳朵要停止傾聽我自身存在的一面，另一只耳朵還要關(guān)注船桅。我必須承認，從道德和人性的角度上來說，沒有任何一篇文章讓我這么痛苦過。我相信有些人也跟我有著同樣的感受。對德國所發(fā)生的事在內(nèi)心的認同或神秘參與讓我重新體驗到集體罪惡感這個心理學概念的范疇是多么廣泛，多么令人痛苦。因此，在處理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在情感上肯定不是冷靜的優(yōu)越感，而是一種公開承認的自卑感。

“罪惡感”這個詞在心理學上的運用不能混同于在法律或道德上的意思。從心理學上講，罪惡感意味的是主觀罪惡感受（或信念）或客觀上的罪責歸咎或部分歸咎的不理性的存在。我們來舉一個后者的例子。假設有個人的家族不幸因為家族中有人犯罪而蒙羞了。顯然這個人無論是從法律上還是道德上來說都沒有責任，但他會從很多方面感受到罪惡的氛圍。家族的名字似乎被玷污了。當聽到家族名字在陌生人的口中散播時，他會覺得痛苦和震驚。只有在法律、道德和智識角度上罪惡感才能只限于犯罪者，但作為一種心理現(xiàn)象它還會擴散到整個社區(qū)。兇殺發(fā)生的房子、家族，甚至整個村莊都會在心理上萌生罪惡感，外界也會讓他們產(chǎn)生這種感覺。如果知道幾天前某個房間里發(fā)生了命案，還會有人愿意住進這個房間嗎？娶一個罪犯的姐妹或女兒有什么值得特別高興的嗎？如果兒子被送進了監(jiān)獄，有哪個父親不會深受傷害？當堂兄堂弟給家族帶來恥辱時，誰不會覺得自己的家族榮譽受到了傷害？溫和地打個比方，如果我們的政府建了一座像梅當奈克那樣的殺人營，我們每一個正直的瑞士人難道不會覺得羞愧嗎？如果我們拿著瑞士護照去國外旅游，聽到有人在邊境上說“這些瑞士豬”時，我們不會吃驚嗎？說真的，瑞士竟然養(yǎng)育了這么多的叛徒，雖然我們都是愛國者，但難道我們對此沒有一點點的羞愧嗎？

因為我們生活在歐洲的中央，我們?nèi)鹗咳诵陌怖淼玫赜X得離德國罪惡沼澤所產(chǎn)生的惡臭還是比較遠的。但是，當我們作為歐洲人踏足另一塊大陸或碰到一個東方人的那一刻，這一切就改變了。如果有個印度人問我們：“你們急于把基督教文化帶給我們，是不是？我能否問一下奧斯維辛集中營跟布痕瓦爾德集中營是不是歐洲文明的例子？”我們該怎么回答？倘若我們急忙安慰他說這些事情并不是發(fā)生在我們生活的地方，而是還要往東好幾百英里，也就是說不是發(fā)生在我們國家而是鄰國，這有用嗎？如果一個印度人憤慨地指出印度的黑點不是在特拉萬科而是在海得拉巴，我們會怎么反應？毫無疑問，我們會說：“可是，印度就是印度??！”同樣地，整個東方的觀點是：“可是，歐洲就是歐洲?。　蔽覀冞@些所謂的無辜的歐洲人一旦跨出歐洲邊境，別人就會讓我們感到某種沉重的集體罪惡感，盡管我們問心無愧（有人也許會問：俄羅斯是不是也太原始了，一方面她也有我們這種“傳染的罪惡感”——集體罪惡感也可以這么稱呼，另一方面又因此而指控我們是法西斯？）。因為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發(fā)生在德國，做出這些事情的人也是德國人，所以歐洲把德國單劃出來，這片土地和這里的人民籠罩在罪惡的烏云之中。同樣地，這個世界也把歐洲視為一個土壤中長出了可恥的集中營的大陸。任何德國人都沒法撇清干系，同樣所有的歐洲人或基督徒都不能否認所有歷史中最駭人聽聞的罪行就是在他們家犯下的?；浇掏摓樽约航掏降淖飷罕硎緫曰?，撕裂自己的外衣。教徒罪惡感的陰影不僅落到了惡魔之母歐洲的身上，也同樣落到了教廷的身上。正如德國必須對歐洲有個交代一樣，歐洲必須對全世界有個交代。就好像德國人不能通過抗議說自己并不知情而去掉集體罪惡感一樣，歐洲人也不能通過聲稱德國不關(guān)自己的事、他對這個國家一無所知而說服印度人。如果這樣，這個人僅僅是用潛意識的罪惡加重了自己的集體罪惡感而已。

心理上的集體潛意識是一種悲劇命運。不管公平還是不公平，這種悲劇命運會擊中靠近恐怖事情發(fā)生之地的每一個人。自然，任何有理性、有良知的人都不會隨意把集體罪惡轉(zhuǎn)化成個體罪惡，不給個人任何聽證就認為他要負責。有理性和良知的人可以很清楚地將個體的罪惡跟僅僅是屬于集體的罪惡區(qū)分開來。但是又有多少人有理性或有良知呢？又有多少人愿意花這樣的工夫？在這個方面我并不十分樂觀。盡管集體罪惡感從遠古和原始層面看是一種神奇的不潔狀態(tài)，但正是由于一般大眾的不理性，它成了一個極為真實的事實，任何歐洲之外的歐洲人和德國之外的德國人都無法置之度外。如果德國人想要跟歐洲和睦相處，他們就必須清楚自己在歐洲人的眼中是有罪之人。作為德國人，他們背叛了歐洲文明及其所有價值，他們給歐洲大家庭帶來了羞愧和恥辱，讓人們聽到自己被稱為歐洲人就要臉紅。他們像食肉動物一樣撲向自己的歐洲兄弟，折磨他們，殺戮他們。德國人不能期望其他歐洲人會這么精細，每一步都會詢問罪犯的名字是穆勒還是邁爾。人們也不會覺得他們配得上紳士的待遇，除非他們能夠證明自己。不幸的是，整整12年以來，事情已經(jīng)清清楚楚地表明：公開場合的德國人并不是紳士。

倘若德國人準備在全世界面前承認自己道德上的自卑感是集體罪惡感，不試圖弱化，不試圖用蹩腳的理由來進行辯解，那么他們還有比較合理的機會在一段時間之后被別人當作大致正派的人，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在別人的眼中去掉他們的集體罪惡。

有人可能會反駁說心理上的集體罪惡這整個概念就是偏見，是一種不分青紅皂白的不公正的譴責。它當然是，不過正是這一點構(gòu)成了集體罪惡的非理性本質(zhì)：它不在乎公正與否，是從尚未救贖的罪行所發(fā)生的地方所升起的烏云。它是一種心理現(xiàn)象，因此說德國人作為一個集體是有罪的并非是對他們的譴責，而只是對事實的陳述而已。不過，如果我們更深入地研究這種現(xiàn)象的心理，我們很快便可以發(fā)現(xiàn)集體罪惡的問題不僅有著僅僅作為一種集體審判的一面，而且還有著另外一個更讓人產(chǎn)生疑竇的一面。

沒有人像活在殼里的蝸牛一樣生活在自己的心理范疇中，跟別人完全隔離。相反，人們通過潛意識中的人性跟別人息息相關(guān)。因此，任何犯罪都不會是像我們意識中所顯示的那樣：是一件孤立的心理事件。事實上，罪行的發(fā)生總是有一個寬廣的半徑范圍。一件罪行所引起的刺激、人們對追查兇犯的濃厚興趣、跟蹤法庭程序的迫切心情，等等等等，所有這些都證明了罪行對于所有人所產(chǎn)生的興奮作用，只要這個人不是不正常或太過淡漠，情況都是如此。人人都會參與進來，親身去感受罪行，試圖去了解和解釋罪行。罪行所點燃的邪惡之火又點燃了某種東西。柏拉圖不是意識到看到丑陋之物會讓人在心靈中產(chǎn)生丑陋之物嗎？人們義憤填膺，憤怒的“正義”呼聲緊咬著兇殺。我們心靈中所燃起的邪惡之火燒得越猛，這種呼聲就越是高亢、越是激烈、越是充滿了恨意。這是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他人的邪惡變成了我們自身的邪惡，因為它點燃了我們自己心中某種邪惡的東西。人人都承受了謀殺，人人又都施行了謀殺。在邪惡無法抵擋的吸引力的誘惑之下，我們所有人讓這集體的心理謀殺成為可能。離謀殺越近，看得越清楚，我們的罪惡感就越強烈。這樣，不論我們意識中的態(tài)度如何，我們不可避免地被拖到了邪惡的不潔之中。沒有人能夠逃脫，因為我們都是人類社會的一分子，任何罪行都會喚起易變的人心中某個角落產(chǎn)生隱秘的滿足感。沒錯，對于那些道德情操極高的人來說，這種反應可能會在心理某個鄰近的區(qū)域產(chǎn)生與之相反的感覺。但是，崇高的道德情操是比較罕見的。因此，當犯罪增加時，人們的義憤可能很容易就會過于高昂，邪惡因而成為家常便飯。就像人人都有自己獨有的瘋子或圣人一樣，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統(tǒng)計學上的犯人”。由于人類在構(gòu)造上的這種基本特征，與之相應的暗示性，或者說對感染的敏感性，是無處不在。尤其是我們所處的時代，也就是過去的半個世紀，為犯罪鋪平了道路。譬如，難道沒有人想到驚悚片的流行具有相當可疑的一面嗎？

1933年之前很久，空氣中就有了燒焦的味道，人們殫精竭慮想找到大火燃燒的確切地點，追查出縱火犯。當看到德國上空聚攏著密密的濃煙，看到德國國會大廈被焚所發(fā)出的信號，人們覺得總算是找到了縱火犯——真正的邪惡——在哪里。盡管這一發(fā)現(xiàn)讓大家很驚恐，但一段時間過后卻又讓人們松了一口氣：現(xiàn)在我們確切知道了所有不義之人在哪里，而我們自己很安全地牢牢站在對立的陣營中，身邊都是可敬之人。一旦對面顯露出任何新的罪行，我們可以相信這些有德之士的義憤會越來越高亢。甚至于大規(guī)模屠殺的呼聲也不會讓正義之士的耳朵聽不下去了，對德國城市的密集轟炸被視為是上帝的審判。恨找到了體面的動機，不再是藏著掖著的個人癖好。而自始至終受人尊重的大眾卻絲毫也沒有想到自己離邪惡是如此之近。

任何人一刻也不要想象有人可以逃過這種對立面的游戲。即便是圣人也必須永不停息地為希特勒和希姆萊、蓋世太保和黨衛(wèi)軍祈禱，這樣才能及時修補自己靈魂所受到的傷害。看到邪惡就能點燃靈魂中的邪惡——這是一個無從逃避的事實。遭受痛苦的不僅只有受害者，犯罪地點附近的每個人，包括兇手，都跟受害者一起痛苦。來自世界某個深不可測的幽冥角落的什么東西滋擾著我們，把我們呼吸的空氣變成毒氣，用令人作嘔的臭血玷污純潔之水。沒錯，我們是無辜的，我們是受害者，我們遭到搶劫和背叛，我們很憤怒。但是盡管如此，或者說正是因為如此，我們在義憤之中便會燃起邪惡的火焰。情況必須如此，因為必須有人覺得義憤，必須有人讓自己成為命運所揮舞的審判之劍。邪惡需要懲罰，否則邪惡之人會毀滅整個世界，或者好人會在自己無從發(fā)泄的憤怒之中窒息，而這兩者都不會產(chǎn)生什么好結(jié)果。

當邪惡在某個點闖入有序世界中時，我們整個心理保護圈都被打破了。壓迫導致反抗，從破壞性來說，反抗跟犯罪是一樣的糟糕，因為邪惡必須要連根拔除才行。為了避免邪惡的傳染，我們需要一個合適的退出儀式，由法官、劊子手以及大眾莊嚴宣布罪行，最后行刑。

發(fā)生在德國的可怕事情以及一個“擁有8000萬人口”的國家在道德上的淪喪是對所有歐洲人的一個打擊（我們過去總能把這種事情貶到“亞洲”頭上）。歐洲大家庭的一員會淪落到集中營的水平，這一事實讓其他所有成員都處于被質(zhì)疑的目光之中。我們有誰可以想象“這里不會發(fā)生這樣的事”呢？我們只要把瑞士的人口增加20倍，成為一個擁有8000萬人口的國家。這樣，當大群人口聚居在一起而產(chǎn)生摧毀性道德后果和心理后果的時候，公眾的智識和道德可以自動分成20份。這種狀況為集體犯罪提供了基礎。倘若沒有犯罪，那真是奇跡了！難道我們真的相信自己是本可以免疫的嗎？中間混雜著如此多叛徒和變態(tài)政客的我們？一想到人可以做出什么樣的事情來，我們不禁不寒而栗，而我們自己也是有可能做出所有這些事的。從此，對于人性、對于自身一種可怕的疑慮開始噬咬我們的心。

盡管如此，大家必須清楚，這種墮落狀態(tài)只有在特定條件下才能出現(xiàn)。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城市化、工業(yè)化人口的聚集。這些人脫離了土地，從事片面工作，缺乏所有健康的本能，甚至沒有自我保護的本能。自我保護本能的喪失可以根據(jù)對國家的依賴程度來衡量，而這種依賴本身就是不好的癥狀，它意味著每個人都依賴于所有其他人（國家），而不是自己。人人都緊緊抓住身邊的人，他們產(chǎn)生的安全感也是錯誤的，因為即便一個人是跟一萬個人懸在一起他也是懸在空中。唯一的差別在于這個人再也看不到自己的不安全。對國家日益增強的依賴完全是不健康的癥狀。它意味著整個國家很有可能成為羊群，一直要依賴牧羊人把它們趕到好牧場去。牧羊人的手下很快便成為鐵棒，牧羊人自己則成了惡狼。當一個變態(tài)的自大狂宣稱“我負全責”時，德國上上下下都松了一口氣。這一幕是多么令人痛苦！任何依然具備自我保護本能的人都十分清楚只有騙子才會提出要為他負責，因為正常的人是絕不會夢想為他人的存在負責的。滿口承諾的人必定一事無成。為了實現(xiàn)自己的承諾，承諾過多的人就有可能不擇手段。從某個角度來說，福利國家的穩(wěn)步發(fā)展無疑是件大好事。但換個角度來說，是福是禍也是未知的，因為它剝奪了人們個體的責任，把他們變成了嬰兒和綿羊。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危險是像德國所大規(guī)模發(fā)生的那樣，有能力的人會受到不負責任的人的利用。不管付出怎樣的代價，民眾的自我保護本能必須捍衛(wèi)，因為一個人一旦脫離本能的滋養(yǎng)根基就會變成隨風飄舞的墻頭草。這時候他就無異于一只病獸，意志消沉，道德墮落，倘如沒有大災大難就無法恢復健康。

我承認，講這些話我覺得自己就像約瑟夫口中的那個先知。在羅馬人兵臨耶路撒冷城下的時候，他對這個城市的命運大聲哀嘆。但這對耶路撒冷毫無用處，羅馬弩炮射出的一塊石頭就結(jié)束了他的生命。

我們擁有世界上最好的東西，但無法在地球上建一座天堂。即便可以，我們很快又會全方位地墮落。我們會樂此不疲地去毀滅自己的天堂，同樣還會愚不可及地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津津樂道。不僅如此，倘若我們湊巧是一個“擁有8000萬人口的國家”，我們就會堅信錯的都是“別人”，我們的自信心會處于一個低潮，以至于讓我們不會去考慮承擔責任，也不會為任何事情負責。

這是一種病理性的、意志消沉的非正常心理狀態(tài)：我們的一面做出另一面（正派的那面）想要忽略的事情。這一面處于一種永不停息地抵御著各種或真或假的指控的狀態(tài)。事實上，最主要的指控者并不是外界，而是我們心中的那個判官。由于這是老天試圖在進行治療，因此我們最好是不要過于堅持地去刮德國人的鼻子，這種事情人人都是很憎恨的，否則我們就會淹沒他們心中那個判官的聲音，也淹沒我們自己和盟軍心中的那個判官的聲音。倘若人們能夠意識到發(fā)現(xiàn)自身的罪惡是一種多大的豐富、能產(chǎn)生怎樣的榮譽感和精神尊嚴就好了！但是，似乎任何地方都看不到這樣的遠見在閃爍。相反，我們只會聽到有人企圖把責任推到別人身上——“沒有人會承認自己曾經(jīng)是個納粹”。對于自己給外部世界造成的印象，德國人從未坦然接受。他們憎恨別人不贊同自己，甚至討厭受到批評。自卑感讓人變得易怒，讓他們采取補償性的努力來改變別人的看法。因此，德國人要大出風頭，試圖贏得好感。他們無比沉著地展示了“德國效率”，以至于導致了恐怖統(tǒng)治和人質(zhì)殺戮。德國人不再把這些事情視為謀殺，因為他們已經(jīng)沉浸在對自身聲望的考慮當中。自卑感通常是卑劣情感的信號，這不僅僅是一種文字游戲。在全球取得的智力成果和科技成果無法彌補感覺上的自卑。用來裝扮這種自卑感的偽科學種族理論無法讓人們更能接受對猶太人的滅絕，對歷史的篡改也無法讓錯誤的政策顯得更值得信任。

這種現(xiàn)象讓人回想起尼采所說的“蒼白的罪犯”，這種稱謂是很貼切的?！吧n白的罪犯”在現(xiàn)實中顯示出了癔癥的所有跡象。他就是不承認也無法承認自己的本來面目。就像無法控制自己不去引發(fā)罪惡一樣，他也無法忍受自己的罪惡。只要能避免見到自己，他可以屈從于任何一種自我欺騙的方式。這種現(xiàn)象確實到處都有，但沒有哪個地方像德國一樣似乎成了國民性。我絕不是第一個驚詫于德國人的自卑感的人。歌德、海涅、尼采對于自己的同胞會怎么說呢？自卑的感覺決不意味著是不公正。只不過自卑指的并不是人格中可以看得見自卑的那一面或者那個功能，而是盡管只是遭到些許懷疑但確實存在的那種自卑。這種狀況很輕易就可以導致人格的癔癥性分離，從根本上來說這就是一面不知道另一面在做什么，只想跳過自己的陰影，尋找他人身上所有黑暗、卑劣和有罪的東西。因此癔癥病人總是抱怨自己周圍都是不懂得欣賞自己的人，他們做任何事的動機都是不可告人的。他們抱怨身邊都是一幫卑劣的搬弄是非之徒，這群下等人應該斬草除根，這樣超人就可以按自己高尚的完美水平來生活了。他們的想法和感覺會沿這樣的線路發(fā)展，這一事實就明證了其行動上的卑劣。因此，所有的癔癥患者都會被迫去折磨他人，因為他們不愿承認自己的自卑而傷害自己。但是，由于沒有人可以從自己的皮囊中跳出來，擺脫自己，他們總是跟自己的邪惡靈魂肩并肩地站在一起——這就是我們所稱的癔癥性神經(jīng)癥。

所有這些病理特征：完全不了解自己的性格、自淫式的自我欣賞和自我辯護、對同胞的貶低和恐怖化（希特勒在談起自己人的時候是多么不屑一顧）、對陰影的投射、撒謊、篡改事實、不擇手段贏得別人欽佩的決心、虛張聲勢、兩面三刀，這些都集中在一個在臨床上被診斷為癔癥患者的身上，而奇怪的命運選中這個人做了德國政治、道德和宗教的發(fā)言人，并長達12年之久。這純粹是偶然嗎？

對希特勒的狀況更為準確的診斷應該是幻想性謊言癥。這種癔癥形式的特征是患者具有一種相信自己謊言的特異稟賦。這樣的人在短時間內(nèi)通常會取得令人震驚的成功，正因為此他們具有社會危害性。最具說服力的莫過于人們自己編造又深信不疑的謊言，或者是正義性被視為不言而喻的邪惡舉動或意圖。不管怎樣，他們本身的說服力比好人好事，甚至比壞人和純粹的壞事要大得多。在所有外國人（除了幾個令人難以置信的特例之外）的眼中，希特勒戲劇化、明顯是歇斯底里的手勢根本就是可笑的。當我親眼見到他時，他讓我想起具有特異功能的稻草人（把掃帚當作伸長的胳膊），而不是一個人。他的演講吵吵嚷嚷，聲調(diào)尖厲刺耳，有如婦人，真是難以理解為什么會讓人印象如此深刻。但是，如果這個人不是反射了德國集體性癔癥的一個形象，德國人是決不會這么徹底地陶醉和受其吸引的。人們斗膽把“精神病態(tài)性人格卑劣”這樣的標簽貼在一整個國家的人身上，這并非沒有深深的顧慮。但是，老天知道，只有這種說法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這個稻草人對廣大群眾所造成的影響。令人惋惜的缺乏教育、接近于癲狂的自負、十分平庸的智力水平，再加上癔癥患者的狡獪和成人的權(quán)力幻想，所有這些都寫在這個煽動家的臉上。他所有的手勢都是做戲，是一個滿門心思只想給別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癔癥患者所設計的。在公眾面前，他表現(xiàn)得就像是生活在自己傳記中的人一樣，是暢銷小說中那個陰沉的、半人半神似的“鋼鐵人”，是一群對世界的了解來源于爛片中神化英雄的幼稚大眾眼中的完美形象。這些親身觀察讓我在當時（1937年）就斷定：當災難最終來臨時，它會比我之前想象的要嚴重得多，也血腥得多。理由是這個戲劇化的癔癥患者和一眼就可以看穿的騙子并不是在一個小舞臺上橫行，而是驅(qū)使著德意志國防軍的武裝部隊，他后面有德國整個重工業(yè)的支撐。德國內(nèi)部只碰到了非常弱小、最終也毫無意義的反對之聲。這個有著8000萬人口的國家涌進了馬戲團，觀看著自己的毀滅。

在希特勒的最親密的助手當中，戈培爾和戈林并駕齊驅(qū)，都非常突出。戈林像個好人，是那種享受生活型的騙子，他那歡樂的令人生敬的氣質(zhì)總能讓頭腦簡單的人傾倒。戈培爾的邪惡也不在戈林之下，是個危險的人物，是典型的咖啡館詩人和老千，身負殘疾，天生就打下了烙印。哪怕只有這個罪惡的三人組中的任意一個作為伙伴，都足以讓所有本能沒有扭曲的人在自己身上畫三個記號了。但事實怎樣呢？希特勒被捧到了天上，甚至有神學家把他視為救世主。戈林因為性情軟弱而受到歡迎，沒有幾個人相信他會犯罪。許多人認為撒謊跟成功是不可分的，成者王侯敗者寇，所以大家也忍受了戈培爾。同時期出現(xiàn)這樣的三個人真的是極限了，人們不禁要問這樣的惡魔是如何能夠上臺的。但是，我們不要忘記自己是站在今天的角度來進行審判的，而現(xiàn)在我們已經(jīng)了解到了導致浩劫的那些事件。倘若缺乏1933年或1934年的信息，我們的判斷肯定會大相徑庭。當時，在意大利和德國，許多事情看上去都很有道理，似乎都傳達了有利于納粹政權(quán)的信息。其中一個不可否認的證據(jù)就是失業(yè)者的消失，之前他們都是成千上萬地在德國的公路上流浪。經(jīng)過戰(zhàn)后的停滯和衰敗之后，從這兩個國家吹來的清新之風成了誘人的希望信號。與此同時，整個歐洲對這個奇觀的看法都跟張伯倫先生一樣，認為最壞的打算也就是一場大陣雨。不過這種極端的貌似有理正是幻想性謊言癥的一個獨特本事，墨索里尼也有點這樣（不過當他兄弟阿爾納多還活著的時候得到了克制）?；孟胄灾e言癥會用全世界最純潔無瑕的方式推出自己的計劃，找到最合適的詞語和最可信的證據(jù)，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表明其用意從一開始就是壞的。他們的用意甚至有可能是好的，真正的好。比如墨索里尼哪是白哪是黑，人們就可能很難在他身上畫一條明確的界線。只要謊言癥存在，人們就無法確知欺騙的用意是否是主要動機。往往是“偉大計劃”起到主導作用，只有當碰到把計劃付諸實現(xiàn)這個棘手問題的時候，所有的機會才會受到榨用，任何手段都沒有問題，原則就是“只要目的得當，可以不擇手段”。換言之，只有當大眾開始認真對待病態(tài)的說謊者時，事情才會變得危險。比如說浮士德，他注定會跟魔鬼訂下協(xié)議，因而脫離正道。希特勒甚至很有可能也是大致如此——讓我們給予他受到質(zhì)疑的權(quán)力！不過他臭名昭著的書一旦剝?nèi)ナ嫱哔e有名的夸夸其談之后，就讓人懷疑，讓人不禁想問他是否早在上臺之前就被惡魔控制了。1936年左右，許多德國人都在問自己這個問題。對于元首有可能成了“邪惡影響”的犧牲品，他用“黑魔法”說了太多的胡言亂語等等，人們表達了擔心。顯然，這些疑慮來得太遲了。但盡管如此，我們依然可以想象希特勒本人的用意可能一開始是好的，只是在發(fā)展過程中用錯了手段，或者說錯用了手段。

不過我要強調(diào)：總而言之，顯得可信是病態(tài)說謊者性格中的基本成分。因為人們要形成自己的觀點并非易事，甚至經(jīng)驗老到的人也是如此，尤其是當計劃還顯然處于理想階段的時候更是如此。因此人們幾乎不可能預測到事情將如何發(fā)展，張伯倫先生“讓它試試”的態(tài)度似乎成了唯一可行的政策。絕大部分的德國人跟外國人一樣被蒙在鼓中，因此很自然地立刻為希特勒的演講所傾倒，因為這些演講都巧妙地迎合了德國人（也不僅僅是德國人）的品位。

我們或許可以明白為什么德國人一開始會被誤導，但仍然難以理解為什么會幾乎完全不存在任何反應。難道沒有可以命令部隊做任何他們想做之事的軍隊指揮官嗎？那么為什么他們會完全沒有反應？我只能把這解釋為一種獨特心理狀態(tài)的結(jié)果，解釋為個體身上一種暫時或慢性的性情，我們稱之為癔癥。

因為我不能理所當然地認為普通人會確切知道“癔癥”的意思，所以我要這么解釋：“癔癥”性情構(gòu)成了所謂的“精神病態(tài)性人格卑劣”的一個分支。這個詞絕不是暗指個人或民族在各個方面都“卑劣”，只是僅僅指存在一個獨立于所有其他性格的地方，這里反抗最少，具有獨特的不穩(wěn)定性。癔癥性情是說所有心理中與生俱來的對立面，尤其是那些影響性格的對立面，都比一般人要更加分散。這種更大的距離產(chǎn)生了更大的能量張力，這就是為什么德國人具有不可否認的精力和干勁的原因。另一方面，對立面之間存在的更大距離也產(chǎn)生了內(nèi)心的矛盾、良知的沖突以及性格的不和諧——總之，出現(xiàn)了我們在歌德的浮士德身上所看到的一切。這個人物在本質(zhì)上是如此貼近德國人，只有德國人才有可能創(chuàng)造出這樣的一個人物形象。在浮士德身上，我們看到了同樣的產(chǎn)生于內(nèi)心矛盾和分裂的“對無限的渴求”，同樣的對于偉大成就世界末日式的期待。在他身上，我們體驗了心靈最崇高的翱翔，也體驗了心靈墜入到罪惡和黑暗深淵的過程。更為嚴重的是，我們體驗到了一個沉重的下跌，由于浮士德跟魔鬼訂下的協(xié)議，他淪落為一個江湖騙子和血跡斑斑的兇手。同樣，浮士德也是分裂的，他將“邪惡”以梅非斯托的外形放在自己的身外，在必要的時候作為不在場的證據(jù)。他一樣地“對于所發(fā)生的事情一無所知”，即不了解魔鬼對腓利門和波息司所做的事情。我們從未覺得他具有真知灼見，沒看到他真正在懺悔。他對成功所公開或未公開宣稱的崇拜自始至終擋住了任何的道德反思，阻礙了道德沖突，從而讓人難以捉摸浮士德的道德人格。他從未獲得現(xiàn)實的性格：他不是一個真正的人，也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的人（至少在這個世界不可能）。他始終是德國人想法中的人，因此也就是德國一般民眾的一個意象——只不過有點夸張和扭曲而已。

癔癥的本質(zhì)是一種系統(tǒng)性分離，是正常狀態(tài)下緊緊綁在一起的對立面松散開來了。這種情況甚至會發(fā)展到人格分裂的程度。在這種狀態(tài)下，左手實際上都不知道右手在做什么。通常，癔癥患者會讓人吃驚地無視陰影的存在，只注意到自己良好的動機。當不良動機無法再抵賴時，他們就成了喪失道德的超人和強人，幻想自己因偉大的目標而變得崇高。

對自己另一面的無知會讓人產(chǎn)生內(nèi)心的不安全感。這個人不知道自己實際上是個怎樣的人，他覺得有什么地方不如人，但又不想知道到底是哪里不如人，結(jié)果是過去的自卑上又添新的自卑。這種不安全感是癔癥患者威信心理的根源。他們必須讓人印象深刻、賣弄并堅持自己的優(yōu)點，他們對于承認、仰慕、吹捧和被愛具有無法滿足的渴求，這一切的根源就是這種不安全感。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有些德國人在國內(nèi)像狗一樣俯首帖耳，但一到國外就高聲喧嘩、傲慢自大、粗魯無禮、言行不得體。這些都為德國人在海外造成了很壞的名聲。不安全感也是德國人可悲地缺乏公民勇氣的原因，這一點曾受到俾斯麥的批判（我們只要回憶一下德國將軍們所扮演的可憐角色就知道了）。

浮士德身上極為突出的現(xiàn)實缺失在德國人身上產(chǎn)生了相應的現(xiàn)實主義的缺失。他只是夸夸其談，吹耀著自己“冰冷的”現(xiàn)實主義，這本身就充分暴露出他患上了癔癥。他的現(xiàn)實主義只不過是個姿態(tài)，是舞臺上的現(xiàn)實主義。他不過是在扮演一個具有現(xiàn)實感的角色。但他實際上想干什么？他想要不惜一切地征服整個世界。當然，他也不知道要怎樣才能做到。但至少他可能明白這件事之前有過一次失敗。不幸的是，一個能通過謊言解釋失敗的似乎可信的原因馬上就創(chuàng)造出來了，而且立即得到人們的相信。有多少德國人相信了1918年“匕首偷襲”的神話？今天又有多少“匕首偷襲”的神話在流傳？在愿望成為謊言之父時相信自己的謊言，這是癔癥一個眾所周知的癥狀，也是自卑感的一個明顯標志。人們會以為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大屠殺已經(jīng)夠了，但卻還差得遠。光榮、征服和嗜殺就像德國人腦海中的煙幕，完全遮住了本來就模模糊糊的現(xiàn)實。在個體身上，我們將這種事情稱之為癔癥性朦朧狀態(tài)。當整個民族處于這種狀態(tài)之中時，她就會帶著夢游者的自信跟隨通靈的元首爬上屋頂，最后是摔到街上，腰背折斷。

假設我們?nèi)鹗咳税l(fā)動了這樣一場戰(zhàn)爭，像德國人一樣把我們的經(jīng)驗、所有警告和對世界的了解都盲目地拋到風中，最終走到在我們國家建立原版的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的地步。倘如有外國人聲稱瑞士人都一樣，全都瘋了，我們無疑會覺得十分不快，非常訝異。對于這樣的裁定凡是有理性的人都不會覺得奇怪，但我們能否這么說德國人？我不知道德國人自己是怎么想的。我所知道的是，在瑞士處于新聞審查的年代時，我們是不允許大聲談論這些事情的。現(xiàn)在德國人被貶得這么低，似乎出于對德國人的考慮我們也不能說。我想問一問，到底要到什么時候人們才能斗膽形成自己的觀點？依我之見，過去12年的歷史就是一個癔癥病人的病例表。真相不應該向病人隱瞞，因為大夫在做診斷的時候是想要找到療法，而不是想傷害、貶低或侮辱病痛者。神經(jīng)癥或神經(jīng)癥性情并非恥辱，而是一種殘疾，有時候僅僅是一種講話方式而已。它并非致命的疾病，不過如果病人決意要視之而不見的話它就會惡化。當我說德國人在精神上有病時，這肯定要比說他們都是罪犯要好。我無意去刺激癔癥患者那有名的敏感神經(jīng)，但總有一個時候我們再也無法承受去粉飾令人痛苦的癥狀，去幫助病人忘卻所發(fā)生的事情，而目的僅僅是為了不打擾他們的病理性狀態(tài)。我不想挑釁心理健康、正直的德國人，懷疑他們是懦夫，躲避自己的形象。我們應當尊重他們，把他們視為一個人，把真相告訴他們，跟他們說他們國家所發(fā)生的和德國人在歐洲所干的可怕事情深深地刺痛了我們的心，而不要隱瞞。我們受到了傷害，我們氣憤，我們沒有任何愛憐的感覺，而且任何的決心和意志力也無法將這些情緒轉(zhuǎn)變?yōu)榛酵降摹皩︵徣说膼邸?。為了心理健康、正直的德國人，我們不應當這么做。比起讓人屈辱的忍耐，他們肯定更希望面對真相。

蒙蔽真相永遠不能治愈癔癥，不管是民族還是個人都是如此。不過我們能不能說整個民族都歇斯底里？我們可以像形容個人一樣形容一個民族或多或少地患上了癔癥。即便是最瘋狂的人也并非徹底地瘋了，他有一部分的功能還是正常的，甚至還有可能有些時候他也是相當正常。癔癥更是如此，它一方面是夸大其詞和放肆越軌，另一方面是軟弱和正常功能的暫時性癱瘓，除此之外真的就沒有任何不對勁的地方了。盡管癔癥患者處于病態(tài)之中，但他們幾乎是很正常的。因此，雖然我們可以將整體畫面描述為歇斯底里，但也可以預期這個心理的政治實體有許多部位都是完全正常的。

雖然日耳曼人具有所有人類的許多人的特征，但毫無疑問他們有著自己獨特的心理，因此而與其鄰國區(qū)分開來。難道他們沒有向全世界展示他們自認為是優(yōu)等種族、有權(quán)擯棄人類所有顧忌嗎？他們給其他民族貼上了劣等的標簽，不遺余力地去清除他們。

鑒于這些恐怖的事實，以下這些也就是小事一樁了：讓優(yōu)等種族轉(zhuǎn)勝為敗，把劣等的分析運用到謀殺者而不是被殺者的身上。與此同時，人們要始終清楚自己在傷害著所有那些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民族在遭受磨難的德國人。傷害別人確實讓人痛心。但是，作為歐洲人，作為德國人的兄弟手足，我們受到了傷害。如果我們反過來傷害別人，我們的用意不在于折磨，而是像我之前所說的那樣是要挖掘真相。就像集體犯罪的案例一樣，對這種心理狀況的分析延伸到了整個民族，并且實際上也延伸到了整個歐洲，因為歐洲的心理狀況在過去的一段時間里也決非正常。不管喜歡與否，我們必須要問這個問題：我們的藝術(shù)，這一最能纖細入微地反映民族心理的方式，到底出了什么問題？我們要如何解釋現(xiàn)代繪畫中那些顯而易見的病態(tài)因素？無調(diào)性音樂？喬伊斯晦澀難懂的《尤利西斯》的深遠影響？在這些地方，我們早就有了在后來成為德國政治現(xiàn)實的萌芽。

歐洲人，或者說所有白人，幾乎都不適合對自己的心理狀態(tài)進行判斷。他們都涉入太深。我一直想通過其他人的眼睛來看歐洲人。最終經(jīng)過多次的旅途之后，我得以跟歐洲之外的人建立了十分親密的關(guān)系，可以通過他們的眼睛來看歐洲人。白人都緊張兮兮、坐立不安，老是匆匆忙忙、不穩(wěn)定，而且（在非歐洲人的眼中）雖然他們具有讓自己產(chǎn)生無限優(yōu)越感的精力和天賦，他們充滿了各種瘋狂的想法。白人對有色人種所犯下的罪行罄竹難書，盡管很顯然這不能成為再犯任何新罪行的借口，就好像一個人身處一大幫壞人之間并不能讓他成為好人一樣。土著害怕歐洲人目光炯炯的凝視，在他們看來那就像魔鬼的眼睛。一個普韋布羅的酋長有次向我吐露心聲說他認為所有美國人（這是他唯一知道的白人）都是瘋子，他對此給出的理由聽起來就像在描述中了邪的人。嗯，也許我們都是中了邪。有史以來我們第一次成功地全盤吞沒了原始人的萬物有靈論，并隨之消滅了讓自然具有生氣的靈魂。不僅諸神從他們的星球上被拽下來、改造成冥府惡魔，而且在科學啟蒙的影響之下即便是這一群惡魔也淪為可憐的殘渣，最終完全消失。而在帕拉塞爾蘇斯時代他們還在山林、河流和人類的棲息地快樂嬉戲。自遠古以來，自然界就總是充滿了魂靈?，F(xiàn)在，我們第一次生活在一個剝奪了神、沒有了生命的自然之中。沒有人可以否認化身為“神”的人類心靈的力量在過去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啟蒙的這一動作或許毀滅了自然界的精靈，但沒有摧毀與之相應的心理因素，比如受暗示性、缺乏批判、恐懼、對迷信和歧視的傾向，總而言之就是所有那些讓中邪變得可能的特征。盡管去除了自然的心理，但滋生魔鬼的心理條件依然像以前一樣活躍。惡魔并未真正消失，僅僅是換了一種形式：他們成了潛意識的心理力量。再次同化的過程跟自我的日益膨脹攜手并進，這在16世紀之后更是日趨彰顯。最后我們甚至開始關(guān)注心理，如同歷史所示，潛意識的發(fā)現(xiàn)是一段極為痛苦的經(jīng)歷。正當人們慶祝自己廢除了所有怪力亂神之際，結(jié)果這些鬼神雖然不再在閣樓或廢墟中游蕩，但卻在看上去很正常的歐洲人的頭腦中穿梭。到處都是殘暴、讓人著迷和麻痹的想法跟謬論，人們開始相信那些荒誕不經(jīng)的事，就像中了邪一樣。

我們在德國所見到的現(xiàn)象就是傳染性瘋狂的首次爆發(fā)，是潛意識闖入了一個表面上秩序井然、寬容的世界。整個日耳曼民族以及不計其數(shù)的隸屬其他民族的民眾都席卷到了那場滅絕戰(zhàn)爭的血腥瘋狂之中。沒有人知道發(fā)生了什么事，德國人更是尤甚，他們允許自己像被催眠的綿羊一樣被頭號精神變態(tài)者趕到了屠宰場。也許德國人是命中注定有此一劫，因為他們對于威脅到每個歐洲人的精神傳染表現(xiàn)出最為無力的抵抗。不過，德國人的天賦或許也能讓他們成為從尼采先知式的例子中得出有益結(jié)論的人。尼采在骨髓中是個德國人，甚至在其癲狂中深奧莫測的象征主義上他都是德國人。正是精神變態(tài)者的脆弱促使他把玩“金發(fā)野獸”和“超人”。導致這些病態(tài)幻想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勝利境地的自然不是日耳曼民族當中的健康因素。日耳曼性格中的脆弱，比如尼采的脆弱，證明就是歇斯底里的幻想所滋生的沃土，盡管我們必須記住尼采本人不僅天馬行空般地撻伐過日耳曼的庸人，而且他自己也歡迎各方的抨擊。又一次，德國人在這里有了一個自我了解的寶貴機會，但又讓它溜走了。如果他們沒有向牛油與糖漿式的瓦格納學習就好了！

盡管如此，隨著1871年德意志帝國災難性的建立，魔鬼對日耳曼人先發(fā)制人了，用權(quán)力、擴張、民族傲慢這些迷人的誘餌吊著他們的胃口。這樣，德國人開始熟悉自己的先知，他們并不明白先知們的話，卻視之字字珠璣。因此，德國人讓自己受到這些災難性幻想的蒙騙，臣服于撒旦古老的誘惑，而沒有運用自己豐富的精神潛能。由于他們內(nèi)心對立面之間存在著比別人更大的張力，這些潛能本來是可以讓他們立于不敗之地的。但是，他們忘卻了自己的基督教信仰，把靈魂賣給了技術(shù)，將道德跟犬儒主義相交換，把最高抱負奉獻給毀滅的力量。當然其他人都是大致如此，但盡管如此確實是有些人被命運選中，他們沒有權(quán)力做這些事情，因為他們應當為獲取更崇高的寶藏而奮斗。不管怎樣，日耳曼人并不是可以享受權(quán)力和財富而無須承擔責任的民族。我們想一想反猶太主義對日耳曼人來說意味著什么：他們是想利用別人作為自己所犯下的最大錯誤的替罪羔羊！這一個癥狀就本應讓日耳曼人知道自己走上了一條錯誤的不歸之路。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jié)束之后，世界本應開始反思，尤其是作為歐洲神經(jīng)中樞的德國。但人們的精神變得很消極，忽略了決定性的問題，而通過自我否定來尋求答案。宗教改革的時候是何其不同！之后德國的精神英勇地面對了基督教徒的需求，盡管其答案有點過于極端，這也是我們可以從德國人對立面的張力之中所能預期到的。但至少這股精神沒有在問題面前退縮。歌德也是一位先知，他在國人面前舉出了浮士德跟魔鬼簽訂協(xié)議并謀殺了腓利門和波息司的例子。倘若如布克哈特所說浮士德觸動了每個德國人靈魂中的那根弦的話，那么這根弦必然一直都在回響。我們在尼采的超人身上聽到了回音。他不分是非道德地崇拜著本能，他的上帝死了，他認為自己就是上帝，或者更準確地說是“離善惡六千英尺”的魔鬼。尼采身上女性的那一面，即靈魂，消失到哪里去了？海倫在冥王哈得斯那里消失，尤麗狄斯永不回歸。我們已經(jīng)目睹了受到拒絕的基督所注定遭受的嘲弄：罹病的先知自己成了被釘在十字架上的人，更往前追溯的話就是被遺忘的酒神狄俄尼索斯—札格列歐斯。癲狂的先知讓我們回到了早已遺忘的過去：他在獵人尖銳的哨聲中聽到了命運的呼叫，這個獵人也就是沙沙作響的森林之神，是醉醺醺的狂喜之神，是被荒野動物的魂靈附體的狂暴戰(zhàn)士之神。

當尼采用思考先知式的方法回應著基督教世界的分裂之時，他在精神上的兄弟，理查德·瓦格納也用音樂在做著同樣的事情。日耳曼民族的史前時代以電閃雷鳴之式令人驚駭?shù)赜楷F(xiàn)了，填補著教會令人瞠目的缺口。瓦格納用《帕西法爾》來撫慰自己的良心（為此尼采永遠不會原諒他），但圣杯城堡消失在一片未知之地。人們沒有聽到這個信號，預兆沒有被注意到。只有放縱的瘋狂流行起來，像傳染病一樣傳播。風暴之神沃旦大獲全勝。恩尼斯·榮格爾清晰地感覺到了這一點：在他的小說《在大理石懸崖上》中，一個瘋狂的獵人來到這片土地，帶來了人們即便在中世紀也前所未聞的一股中邪波濤。沒有任何地方像德國那樣讓歐洲精神得到最為直白的表達，也沒有任何地方讓歐洲精神像在德國那樣受到最為悲慘的誤解。

如今，德國嘗到了與魔鬼簽訂協(xié)議的后果，她體驗了瘋狂，像酒神札格列歐斯一樣被肢解，被自己的神沃旦的狂暴戰(zhàn)士強暴，為了黃金和控制世界而被騙走靈魂，任由來自最底層的渣滓褻瀆。

德國人必須明白為什么整個世界都如此怒不可遏，因為我們的期望是如此不同。人人都眾口一詞地承認他們的天賦和效率，沒有人懷疑他們有成就大業(yè)的能力，正因為此人們的失望之情才越發(fā)濃烈。然而，德國的命運不能誤導歐洲人，讓他們產(chǎn)生一種整個世界的邪惡都集中在德國的錯覺。他們必須認識到：德國的浩劫只不過是歐洲普遍性的疾病當中產(chǎn)生的一個危機而已。在希特勒上臺很早之前，事實上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前，歐洲就出現(xiàn)了精神嬗變的癥狀。世界的中世紀圖景化為碎片，統(tǒng)治世界的形而上的權(quán)威迅速消亡，最后在人類的身上重現(xiàn)。尼采不是宣稱上帝已死、他的繼承者就是超人——那個在劫難逃的走鋼絲的傻瓜嗎？預言在結(jié)束時總會回歸起源，這是一條亙古不變的心理法則。因此，當有人突然拋出上帝已死或根本就不存在這樣的奇思怪想時，作為精神結(jié)構(gòu)一個動態(tài)部分的心靈的上帝形象就找回了主體，創(chuàng)造了產(chǎn)生“萬能上帝”的一個條件，也就是說所有那些獨屬于傻瓜和瘋子的特征，因而導致災禍。

因此，整個基督教面臨著這個重大問題：曾經(jīng)扎根于玄學的善和正義如今在哪里能找到許可？難道決定一切的真的只是野蠻力量嗎？不管誰掌權(quán)他的意志就是最高權(quán)威嗎？如果德國戰(zhàn)勝，人們也許差點就會相信這就是最后的結(jié)局。但是，由于殘暴野蠻、聲名狼藉的“千秋帝國”只持續(xù)了幾年便灰飛煙滅，我們也許可以學到這樣的一課：世界上存在其他同樣威力無窮的力量，它們最終會摧毀所有暴力和不公之事，因此把根基扎在錯誤的道德原則上是得不償失的。但不幸的是，如同歷史所顯示的那樣，在我們這個世界上，萬事的發(fā)展并不總是這么有理性的。

“全能的上帝”不會讓人變得神圣，只會讓人充滿傲慢，激起人身上所有的邪惡之物。他把人創(chuàng)造成邪惡的滑稽形象，讓人無法忍受這樣非人的面具，戴著這樣的面具近乎折磨，于是人去折磨他人。人本身就是分裂的，容易陷入無法解釋的矛盾當中。在這里我們看到了歇斯底里的心理狀態(tài)，看到了尼采“蒼白的罪犯”。命運讓每個德國人都直面自己內(nèi)心的對應面：浮士德與梅非斯托正面相對，他再也無法說“這就是暴君的本質(zhì)”了。相反浮士德必須承認：“那是我的另一面，是我的另一個我，是我很容易就能察覺的陰影，這無法再否認了。”

這不單單是德國的命運，而是整個歐洲的命運。我們所有人都必須睜開眼睛，看到隱現(xiàn)在當代人身后的陰影。我們不必在德國人面前舉起魔鬼的面具。事實的語言再直白不過，如果還有人不明白的話，那他真是無可救藥了。至于說要怎么處理這個令人恐懼的幽靈，人人都必須自己想辦法。要了解一個人自身的罪衍和邪惡的確絕非小事，忽略自己的陰影肯定也不會有任何裨益。當我們意識到自己的罪惡時，我們就站在了一個更為有利的位置——至少可以希望去改變和改善自己。我們都知道，任何處于潛意識中的東西都是無法改正的：心理矯治只能在意識當中才可進行。因此，對罪惡的意識可以成為強大的道德刺激。在治療每一位神經(jīng)癥患者的時候，都必須要發(fā)現(xiàn)陰影，否則什么都不會改變。在這個方面，我依賴于德國政治實體中那些依然健全的部分，從事實得出結(jié)論。不幸的是，假如沒有罪惡，就不會有心靈的成熟，精神境界也無法拓寬。梅斯特·厄克哈不是說了嗎：“因為此原因，上帝愿承受罪惡的沖擊，對其視而不見，將其大部發(fā)至天賦大任的人之身上?？?！有誰比其追隨者更讓我主珍視、跟我主更親近？但他們統(tǒng)統(tǒng)犯下滔天大罪，都是不可寬恕的罪人?！?/p>

只要罪衍顯得很多，“恩典就顯得更多”。這種經(jīng)驗帶來內(nèi)心的改造，這也遠比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革更為重要，后者在那些無法與自己和諧相處的人的手中都是毫無價值。這一事實總是被我們忘記，因為我們的視線總被周圍的情況所吸引，集中在它們身上，而沒有反省自己的真心和良知。每個煽動者大聲嚷嚷地指出外部世界有哪些東西不對勁時，他們都是在利用人的這一弱點。但這個世界最主要和實際上唯一不對勁的東西就是人。

如果說今天德國人在外面日子不好過，那么命運至少給了他們一個獨一無二的機會，讓他們可以將視線轉(zhuǎn)向內(nèi)心的人。這樣，他們或許可以彌補我們整個文明都犯下了的疏忽之罪。外部世界已經(jīng)做到了所有可能的事情：科學已經(jīng)精進到令人無法想象的地步，技術(shù)成就幾乎達到了難以解釋的完美程度。但理應合理利用這些進步的人怎么樣呢？人被理所當然地視為沒有問題。沒有人停下來想一想人在道德上和心理上其實都沒有完全適應這些變化。像大自然所有無憂無慮的孩子一樣，人開始把玩這些危險的玩具，完全沒有察覺到潛伏在身后的陰影。他們打算貪婪地抓住這些玩具，用它們來對付仍處于幼稚狀態(tài)和潛意識中的人性。跟那些陷入其他德國人毒手中的德國人比起來，又有誰更能直接地感受到陷入黑暗力量中的無助感和被遺棄感呢？

如果集體罪惡能得到理解和接受，那么我們就向前跨出了一大步。但是，單單靠理解是治不好神經(jīng)癥患者。同樣，只有理解和接受還不能稱其為療法。問題依然存在：我要怎樣跟這個陰影共處？不管有怎樣的邪惡我都要能生活下去，這需要什么樣的態(tài)度？為了找到這些問題的合理答案，必須徹底重建精神。而這是無法免費施舍的，每個人都必須自己努力去實現(xiàn)。過去曾經(jīng)有效的老辦法再也不能奏效了。永恒真理是無法機械傳播的，每個時代它們都必須從人類心靈中重生。

與影子的搏斗

過去10年所發(fā)生的令人難以啟齒的變故讓人懷疑一個可能的導因是某種特異的心理障礙。倘如你們問一個精神病學家如何看到這些事情，大家自然是期望從他的獨特觀點中得到一個答案。盡管如此，作為科學家，精神病學家是不會自稱無所不知的，因為他會認為要找到全面的解釋是一項極其復雜的工作，他的觀點只能對此略盡綿力而已。

當人們采用精神病理學的觀點時，要跟聽眾進行溝通并不容易，因為其中有些人對這個艱深的專業(yè)還一無所知。但是大家應當牢記一條簡單的規(guī)律：群體的精神病理是根植于個體的精神病理的。這一類的心理現(xiàn)象可以通過個體進行探究。只有當人們成功地認識到許多不同的個體都具有某些現(xiàn)象或癥狀時，人們才能開始考查類似的群體現(xiàn)象。

大家也許早已知道，我既研究意識的心理學，又研究潛意識的心理學，其中包括對夢的探究。夢是潛意識心理活動的自然產(chǎn)物。很久以來，我們就知道潛意識過程跟意識心理活動之間存在一種生物關(guān)系。對這種關(guān)系最好的描述就是補償，它意味著意識的任何缺陷——比如夸大、片面或是功能缺失——都可以由某個潛意識過程得到適當彌補。

早在1918年，我就注意到了我的德國病人在潛意識當中有一些特殊的障礙，而這些障礙又無法歸因于其個人心理。這些非個人現(xiàn)象總是在夢中以在全世界都可以找到的傳說和神話故事中的神話母題的形式出現(xiàn)。我把這些神話母題稱為原型：也就是讓這些集體現(xiàn)象得以體驗的典型方式或形式。我發(fā)現(xiàn)每一個德國病人的身上都出現(xiàn)了集體潛意識的障礙。我們也可以用因果關(guān)系來解釋這種紊亂，但這樣的解釋不能讓人滿意，因為通過目的去理解原型要比通過因果關(guān)系去理解更為容易。我所觀察到的原型表現(xiàn)出原始性、暴力性和殘酷性。這樣的案例見多了之后，我開始將注意力轉(zhuǎn)向當時在德國占主導地位的獨特心理狀態(tài)。我看到的只是壓抑的信號和一種強烈的躁動不安，但這并沒有減輕我的疑慮。當時我發(fā)表了一篇文章，提出“金發(fā)野獸”正從不安穩(wěn)的睡眠中蠢蠢欲動，其爆發(fā)并非不可能。

這種情況絕非是只屬于日耳曼人的現(xiàn)象，這一點在接下來的幾年中也顯現(xiàn)出來了。唯一的區(qū)別在于德國人本身的心態(tài)。事實證明，由于德國人很明顯地具有產(chǎn)生群體心理的傾向，他們更加容易受到影響。不僅如此，戰(zhàn)敗和社會災難也加固了德國的群體本能，因此德國變得愈加可能成為西方國家中的頭號犧牲品，也就是群體運動的犧牲品。這種群體運動因為蟄伏在潛意識中的力量發(fā)生動蕩而產(chǎn)生，隨時準備沖破所有的道德障礙。根據(jù)我所提到的規(guī)律，這些力量就是用來作為補償?shù)?。倘若潛意識這樣的補償舉動沒有融入個體的意識之中，那么就會導致神經(jīng)癥，甚至導致精神病。同樣的情況也適用于集體。顯然，要讓這樣的補償舉動成為可能，意識態(tài)度必須有什么不對勁的地方。肯定是有什么東西缺失或被夸大了，因為只有具有缺陷的意識才能喚起潛意識進行應對。當然，大家都知道，不對勁的東西是不計其數(shù)的，關(guān)于它們的觀點也是南轅北轍。觀點的正確與否只能通過結(jié)果才能知道。也就是說，只有通過觀察從潛意識中激發(fā)了何種反應，我們才能發(fā)現(xiàn)我們這個時代的意識有怎樣的缺陷。

我告訴過大家，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潛意識中涌現(xiàn)的潮汐在個體的夢中折射出來了，形式是表現(xiàn)為原始、暴力、殘酷的集體神話象征，總而言之就是所有的黑暗力量。當這些象征出現(xiàn)在大量個體的身上而又得不到理解時，它們會開始把這些個體吸引到一起，就好像有什么磁力一樣，這樣就形成了暴民。其中那個抵抗力最小、責任感最弱、權(quán)力欲最強的人很快便會成為暴民領袖。他會松手讓所有蓄勢待發(fā)的事物爆發(fā)，而暴民則將以不可抵擋的雪崩之勢跟隨著其領袖的步伐。

我以個體為試管觀察了德國革命。可以說，當這些人聚集起來的時候，我完全清楚其中的巨大危險。不過，當時我并不知道他們的人數(shù)在德國是否夠多，是否足以引起一場不可避免的大爆發(fā)。但是，我還是跟蹤了不少案例，看到了黑暗力量的逆流是如何在個體的試管中興風作浪。我看到這些力量沖破了個體的道德自控和智識自控，看到它們沖進了個體的意識世界。其中往往會有極大的痛苦和毀滅，但是當個體能堅持一絲理性、能保留人際關(guān)系的紐帶時，意識心理的喧囂混亂就能在潛意識中產(chǎn)生某種新的補償，而這種補償又可以融入意識之中。然后便會出現(xiàn)新的象征，其本質(zhì)是集體性的，但這一次反映的是秩序的力量。這些象征具有尺寸、比例和對稱的排列，這些都表現(xiàn)在它們獨特的數(shù)學和幾何結(jié)構(gòu)中。它們代表著一種名為曼陀羅的軸向系統(tǒng)。在此我恐怕無法細述這些技術(shù)性很高的事物，但不管它們聽起來是多么晦澀難懂，我都必須順便說上兩句，因為它們代表著一線希望，而在這個分崩離析和混亂無序的時代中我們又急切地需要希望。

世界范圍的混亂和無序反映出個體心理中同樣存在這種情況，但這種方向感的缺失卻由秩序原型在潛意識中得到了補償。在此我必須再次指出：倘若這些秩序象征未能融入意識之中，它們所表現(xiàn)的力量將積聚到一個相當危險的程度，就好像25年前的毀滅力量和無序力量一樣。潛意識內(nèi)容的融入是個體一種認識、理解和道德評估的舉動。這是一項至為艱巨的工作，需要高度的倫理責任感。相對來說只有極少數(shù)的個體才能夠完成這樣的工作，而他們并非政治人物，而是人類的道德領袖。文明的維護和繼續(xù)發(fā)展有賴于這些個體，因為不言而喻群眾的意識自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以來未曾有任何進步。只有某些善于思考的心靈得到了豐富，由于認識到邪惡力量的巨大和無法抗拒性，認識到人類可以作為邪惡力量的一個工具，他們的道德境界和智識境界都得到了極大擴充。但一般人依然跟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一樣。因此，很顯然地，絕大多數(shù)的人是無法融合秩序力量的。恰恰相反，這些力量甚至有可能侵犯意識，違背我們的意愿用暴力突襲意識。我們到處可以看到一些初始的癥狀：極權(quán)主義跟國家奴隸制。個體的價值和重要性急劇滑落，個體的聲音被聽到的機會則是日漸消卻。

這個退化過程將漫長而痛苦，但我認為這恐怕是不可避免的。不過從長遠來看，事實將證明這是人類令人扼腕的潛意識、幼稚氣和個體的軟弱可以被未來的人所替代的唯一方式。未來的人知道自己是命運的制造者，國家是其仆人而非主人。然而，只有當人類通過潛意識認識到自己已經(jīng)輸光了基本人權(quán)時，人才能達到這個水平。對于我們所討論的這種心理發(fā)展，德國就提供了一個最有教育意義的例子。在德國，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讓隱藏的邪惡力量跑出來了，而戰(zhàn)爭本身也是由于群體的無意識及其盲目的欲望而脫韁的。所謂的“和平皇帝”就是第一個犧牲品。跟希特勒不同，他說出了這些沒有法理、混亂無章的欲望，并因此受到引導走向戰(zhàn)爭，從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災難。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同樣是這個心理過程的一個重復，只不過在程度上要遠遠大得多而已。

我之前說過，群體本能的逆流是潛意識補償舉動的癥狀。這一舉動之所以可能，是因為人們的意識狀態(tài)已經(jīng)疏離了人類存在的自然法則。由于工業(yè)化的發(fā)展，大量的人口離開了土地，集中居住在大的中心地區(qū)。由于其群體性心理以及在社會上對市場和工資波動的依賴，這種新型的存在方式產(chǎn)生了不穩(wěn)定、不安全、易受暗示的個體。他們清楚自己的生活取決于董事會和業(yè)界巨頭，推想著這些人大部分都受經(jīng)濟利益的驅(qū)使，不過這種推想有可能是對也有可能是錯。他們知道，不管自己怎樣兢兢業(yè)業(yè)地勞作，一旦出現(xiàn)完全不由他們控制的經(jīng)濟變動，他們就會被擊倒。那時他們將一無所靠。另外，當時德國的主流道德教育和政治教育都不遺余力地向每個人灌輸絕對順從的精神，讓他們相信任何好的東西都必須來自上層，來自那些根據(jù)神諭凌駕于守法公民之上的人，而守法公民的個人責任感都要受到僵化的使命感的否認。因此，雖然德國決不是唯一一個受到群體心理威脅的國家，但正是德國倒在了這一毒菌之下，這也是不足為奇的。群體心理的影響在四處傳播。

這樣，個體的脆弱感，實際上也是不存在感，通過前所未有的權(quán)力欲望的爆發(fā)得到了補償。這是無權(quán)者的反抗，是“貧窮者”無法滿足的貪欲。通過這種欺詐方式，潛意識迫使人開始產(chǎn)生自我意識。不幸的是，當反應到達意識中時，個體的意識心理中沒有價值觀可以讓人理解并融合這種反應。最高智識權(quán)威鼓吹的只有物質(zhì)主義。對這一新情況教會顯然是無能為力。他們只能進行抗議，但這于事無補。這樣雪崩就在德國繼續(xù)向前滾，他們產(chǎn)生了一個領袖，領袖被選來作為完成民族毀滅的工具。但他原本有什么意圖？他夢想建立一個“新秩序”。如果我們推斷他并非真心想要創(chuàng)建某種國際秩序的話，我們就大錯特錯了。正好相反，在他內(nèi)心深處，他是由秩序的力量所驅(qū)動。從渴望和貪欲完全控制了他的意識心理的那一刻開始，這些力量就開始在他身上活動了。希特勒是“新秩序”的鼓吹者，這就是為什么在現(xiàn)實中每個德國人都為他傾倒的真正原因。德國人想要秩序，但他們犯下了一個致命的錯誤，即選擇了無序的頭號犧牲品，又對自己的領袖有著毫無約束的貪心。他們的個人態(tài)度依然未變：就好像對于權(quán)力的貪婪一樣，他們對秩序也有著貪婪。像全世界一樣，他們不明白希特勒的意義何在，不明白他象征著每個個體身上的某些東西。他是人類所有卑劣性的偉大化身。他完全是一個無能、格格不入、不負責任的精神變態(tài)人格，充滿了空洞幼稚的幻想，但又有著老鼠或流浪兒般的敏銳直覺，并深受其害。他代表著陰影，代表著每個人人格中卑劣的部分，只不過在程度上極大而已，而這也是人們?yōu)樗麅A倒的另一個原因。

然而，他們又能如何呢？在希特勒身上，每個德國人都應當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也就是自己最大的危險。意識并了解如何應對影子是攤到每個人頭上的命運。但當全世界都沒有人知道這個簡單道理的時候，我們又怎能期待德國人能明白呢？只有當這個真理得到普遍認知時，世界才會實現(xiàn)有序的狀態(tài)。與此同時，盡管我們十分清楚最終的情況大多取決于我們處理它們的方式，但我們還是提出各種各樣的外部原因和次要原因來解釋為什么這一狀態(tài)尚未實現(xiàn)，這也不過是自我消遣罷了。比如，倘若法國的瑞士人推斷說所有德國瑞士人都是魔鬼，那么我們在瑞士的人馬上就會掀起一場聲勢浩大的內(nèi)戰(zhàn)，而且我們還會找到最有說服力的經(jīng)濟理由，來證明為什么這場戰(zhàn)爭勢不可免。當然，這不會發(fā)生，因為400多年前我們已經(jīng)得到了教訓。我們得出了這樣的結(jié)論：最好還是避免對外戰(zhàn)爭，好讓我們回家在內(nèi)部把問題解決掉。在瑞士，我們建立了“完美的民主”，我們的戰(zhàn)爭本能可以通過美其名曰“政治生活”的國內(nèi)爭執(zhí)得到消耗。我們在法律和憲法的范圍內(nèi)彼此攻擊，我們傾向于把民主視為緩和內(nèi)戰(zhàn)的長期狀態(tài)。我們還遠遠沒有取得內(nèi)心的平靜。相反，因為成功地將戰(zhàn)爭內(nèi)化，我們彼此厭惡，相互攻擊。對外我們舉止平和，這只不過是用來防御國外侵略者對我們國內(nèi)爭端的可能干預。到目前為止我們是成功的，但要實現(xiàn)最終目標，道路還很漫長。我們的敵人仍然真實存在，我們尚未成功地內(nèi)化政治上的不和諧。我們依然在這種不健康的錯覺下努力，以為應當追求內(nèi)心平靜。但是，假如人人都看見了自己的影子，開始進行真正有價值的斗爭：抵御陰影不可一世的權(quán)力欲望，那么即便是我們國內(nèi)的緩和戰(zhàn)爭狀態(tài)也行將終結(jié)。在瑞士，因為人們互相攻擊，所以我們擁有一個可以容忍的社會秩序。如果人人都將自己的侵略性引向內(nèi)心，引入自己的心理，那么我們將實現(xiàn)完美的秩序。不幸的是，我們的宗教教育錯誤地承諾可以立即讓人們實現(xiàn)內(nèi)心平靜，因此我們無法做到這一點。平靜或許終究會到來，但只能在勝敗已喪失其意義之后。當我主說“我來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動刀兵”時，他是什么意思？

我們建立了真正的民主，也就是從集體或個體角度來說有條件的內(nèi)部斗爭。就這一點來說，我們實現(xiàn)了秩序的要素，或者說讓它們成為了現(xiàn)實，因為如此一來我們就勢必要生活在有序的環(huán)境中才行。在民主政體中，人們絕對不能讓外部干擾讓事情變得復雜，變得令人不安。在外國侵襲之下如何能真正開展內(nèi)戰(zhàn)？另一方面，當你跟自己發(fā)生嚴重分歧時，你就會歡迎其他人來同情你所為之奮斗的目標，這樣你就會變得友善、熱情。但是，你要婉拒那些想要幫助你解除困境的人。在長期痛苦的經(jīng)驗中，我們心理學家知道了這一點：當你幫助一個人去消除他的某些情結(jié)時，你就讓這個人喪失了他最好的資源。你只能幫他清楚地意識到這些情結(jié)，讓他開始在自己內(nèi)心產(chǎn)生有意識的沖突。這樣，這些情結(jié)就會成為生活的重心。一個人心理量表中所消失的東西會偽裝成有惡意的鄰居出現(xiàn)，這個鄰居總是會激起這個人的憤怒，令他變得咄咄逼人。讓一個人知道自己最大的敵人就在自己的內(nèi)心，這肯定是有好處的。人類的戰(zhàn)爭本能無法根除，因此一種完美的和平狀態(tài)也是不可想象的。不僅如此，和平也是詭譎的，因為它孵化著戰(zhàn)爭。真正的民主政體是高度與心理相關(guān)的機構(gòu)，它顧忌到人性的本來面目，允許在自己的疆土之內(nèi)產(chǎn)生必要的沖突。

如果大家拿德國人目前的心態(tài)跟我的論述做比較，你們就能領會世界所面臨的艱巨任務。盡管這些心理事實的含意很簡單，但我們也不能期望意志消沉的德國群眾能夠明白。有些戰(zhàn)爭總是給人誘惑，讓人相信外部的敵人，相信取得內(nèi)心平靜是難能可貴的。但只要西方偉大的民主政體抵御住這些戰(zhàn)爭，它們就會擁有更好的機會。西方民主政體對內(nèi)部分歧有著一種顯著傾好，正是這一點可以讓它們走向一條更有希望的道路。但我還是擔心這種希望會因某些力量而被延緩，因為這些力量依然相信截然相反的那個過程，相信個體會毀滅，相信我們所稱之為國家的虛構(gòu)之物會強盛。心理學家堅信個體是心靈和生命的唯一載體。社會和國家的特征來自個體的心理情況，因為它們是由個體和個體的組織方式所組成。盡管事實是如此明顯，但它尚未充分滲透到集體觀點中，人們還沒有放棄使用“國家”這個詞，就好像它指的是一種擁有無窮力量和無上謀略的超級個體一樣。如今大家都寄期望于國家去完成沒人會期望一個個體會實現(xiàn)的成就。導致群體心理的危險斜坡之所以形成，就是由于許許多多的人都有這種貌似有理的想法。他們認為組織必須強大，個人則萎縮成一個個簡單的密碼。任何超出人的某個尺寸規(guī)模的東西都會在人的潛意識中喚起同樣大小的非人力量。極權(quán)的惡魔被喚醒，而人們不會意識到真正能成就的只是個人德行向前移動細微的一步。武器的毀滅威力已經(jīng)得到無以復加的提升，這迫使人類要面對這個心理問題：對于那些決定使用這些武器的人，他們的精神狀態(tài)跟道德狀態(tài)是否能夠理解潛在后果的嚴重性？

《當代事件論文集》后記

德國給全世界造成了一個巨大的問題，這個問題必須從多個角度進行考慮。心理方面只是這個問題許多側(cè)面中的一個而已。作為一個心理學家，我自己傾向于認為這是很重要的一面，但這一點我必須讓讀者自己去決定。有些東西還隱藏在意識之外，但已初具雛形，我對潛意識心理的專業(yè)關(guān)注往往能把這些東西揭示出來。在個體還遠遠不了解自己的心理中藏著什么東西之前，這些內(nèi)容就準備要闖入意識之中了。因為治過一些德國病人，我大概在30年前就約莫知道了潛意識在醞釀著什么。早在1918年我就寫道：

由于基督教的世界觀失去其權(quán)威，“金發(fā)野獸”的聲音聽起來將更令人驚恐。它在地牢中不安地走來走去，隨時準備破牢而出，為非作歹。

我們不需要俄狄浦斯來猜想“金發(fā)野獸”指的是什么。不過，我認為這只“金發(fā)野獸”不僅限于德國，它也代表著所有原始的歐洲人。由于群眾組織日益擴增，他們漸漸浮出水面。在同一篇文章中我繼續(xù)寫道：

原始人不信任鄰近的部落。由于我們的全球化，我們以為自己早已不再如此了。但是在這場戰(zhàn)爭中，這種不信任又卷土重來，而且還膨脹到無以復加的程度。這已經(jīng)不是把鄰村燒光的事，也不是砍幾顆人頭的事了：現(xiàn)在一個個國家淪為焦土，數(shù)百萬人慘遭屠殺。敵國的體面蕩然無存，我們自己的過錯出現(xiàn)在他人身上，而且還被無限放大。今天，具有反省能力的高尚心靈何處可尋？即使他們存在，也無人會留意：相反地，現(xiàn)在有一種普遍的胡作非為現(xiàn)象，普遍存在一種難以抗拒的宿命心理，讓個體無力保護自己不受其影響。但是，這種集體現(xiàn)象也是個體的責任，因為國家是由個體組成。因此，個體必須去思考自己如何可以抵抗這種暴行。我們的理性態(tài)度讓我們相信，只要有國際性組織、法律以及其他善意的工具，我們就可以創(chuàng)造奇跡。但是事實上，只有改變個人的態(tài)度，國家精神方能復興。一切始于個體。

有些想法很好的神學家和人道主義者想要破除權(quán)力信條——他人身上的權(quán)力信條。我們首先必須先破除自己的這種信條，才會讓人信服。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如火如荼之際，我寫了一篇文章，先是用法文發(fā)表，后來又加以擴充，并與1928年在德國出版成書。其中除了談到其他題材之外，我還談到了群體心理的問題：

作為一個整體，社會的道德與其大小成反比，這是一個有名的事實。越多的個體聚集在一起，個體因素就越會遭到抹殺，道德也隨之如此，因為道德完全依賴于個體的道德感及其所必需的自由。因此，從某個意義上說，當一個人處于社會之中時，他在潛意識上就比他獨處時要壞。由于受到社會的推動，因此他被解除了個人責任。大公司即使由受人尊崇的個人構(gòu)成，但這些公司在道德上和智識上卻相當于笨拙、愚蠢和殘暴的動物。組織越大，就越難避免道德的淪喪和盲目的愚蠢行徑（元老院是野獸，議員們是好人）。社會不由自主地強調(diào)其個體代表身上的集體特征，對庸碌無為推波助瀾，助長任何可以用一種慵懶、不負責任的方式打發(fā)過去的事情。個人主義不可避免將被逼到墻角。……沒有自由就不會有道德。一旦我們認識到奇跡的另一面：人身上所有原始的東西大量地積聚和突顯，為了個個在本質(zhì)上都是畸形怪胎的大組織，個人主義無法避免地遭到摧殘，這時我們對大組織的推崇就會熄滅。通過對其潛意識的分析，我們很容易就可以證明：盡管現(xiàn)在的人自身并未受到這一情況的困擾，但他們或多或少地都跟集體的理想人物相類似，他們讓自己的內(nèi)心變成了謀殺者的巢穴。只要他們正常地適應了其環(huán)境，只要他們的同類堅信自己的社會組織在道德上是高尚的，那么哪怕是他們的群體犯下了彌天大罪，他們也確實不會感到不安。

在同一篇文章中，我說出了一條幾乎已是陳詞濫調(diào)的真理：“最好的事物，正因為它是最好的，也含有邪惡的種子，同時也沒有什么東西是壞到一無是處。”我要特別強調(diào)這句話，因為當我必須就潛意識任何特別的表現(xiàn)做出判斷時，這句話總能讓我小心翼翼。當出現(xiàn)心理上的群體現(xiàn)象時，我們總會關(guān)注集體潛意識的內(nèi)容，而它們往往是兩極的：即都有積極和消極的一面。只要某個原型出現(xiàn)，事情就會變得難以捉摸，讓人不可能預測到其發(fā)展方向。一般來說，這在于意識對情況的反應方式。在原型集體性地顯現(xiàn)時，總會產(chǎn)生群眾運動的巨大危險。只有當足夠多的大多數(shù)人攔截并同化掉原型的影響時，災難才能避免?；蛘咧辽僖惨幸恍┤四軌蜃寗e人感受到他們的影響力。

1933年我在科隆和埃森的演講中說：

雪崩已經(jīng)爆發(fā)，沒有什么可以阻擋它。集體的人威脅要掐死個體的人，而人類一切有價值的東西最終都依賴于個體人的責任感。嚴格說來，群眾總是沒有名字的，也總是不負責任的。所謂的領袖是群眾運動無法避免的癥狀。人類真正的領袖一直都是那些能夠進行自我反省的人，他們不顧自己的重擔去解除群體的重載，有意識地遠離運動中群體的盲目勢頭。

然而，在人人都緊握別人、人人都抓住別人不放的時候，又有誰能夠抗拒這種能吞噬一切的吸引力呢？只有那些不僅緊緊扎根于外部世界同時也緊緊扎根于內(nèi)心世界的人才可以。

通往內(nèi)心的門很小，又是隱蔽的，入口處封上了不計其數(shù)的偏見、錯誤的假設和各種各樣的恐懼。人們總是想聽到宏偉的政治計劃和經(jīng)濟計劃，而正是這些東西讓各個民族陷入泥沼。因此，如果有人說起什么隱蔽的門啊、夢啊、內(nèi)心世界啊，人們聽起來就會覺得很荒謬。這種枯燥的理想主義跟浩大的經(jīng)濟項目有什么關(guān)系？跟所謂的現(xiàn)實問題又有什么關(guān)系？

不過我的談話針對的并非民族，而僅僅是少數(shù)的個體，因為不言而喻文化價值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餡餅，而是由個體的雙手創(chuàng)造而來。如果世界有什么不對勁的地方，那么這是因為個體出現(xiàn)了不對勁的地方，因為我出現(xiàn)了不對勁的地方。因此，如果我是個有理智的人，我就應當首先糾正我自己。為此，由于外界的權(quán)威對我來說已是毫無意義，我需要去了解讓我存在的最內(nèi)心深處的根基，這樣我才能堅定地把人類心理的永恒事實作為出發(fā)點。

1937年，我在耶魯大學做的特里講座系列中說：

我們決不能確保我們自己或鄰人的心不會被新的想法所虜獲。從古代和現(xiàn)代歷史中，我們知道這些想法往往十分奇特，甚至怪誕到悍然置理性于不顧的地步。這一類的想法幾乎毫不例外都帶有極大的吸引力，讓人瘋狂地著迷，結(jié)果是所有的持異見者都被活活燒死，被砍頭，或者被現(xiàn)代化機槍集中處決，而他們多么有道理或者本意有多好是不管的。我們甚至不能安慰自己說這些東西都屬于遙遠的過去。不幸的是，他們似乎不僅屬于現(xiàn)在，而且肯定也屬于將來。“人對人如豺狼”聽起來很悲慘，但永遠都是自明之理。人的確有足夠多的理由去擔心潛伏在潛意識中的非人力量。因為這些力量從來沒有，或者說幾乎沒有在我們的個人關(guān)系中或正常情況下出現(xiàn)，所以我們很幸福地沒有意識到它們的存在。但是，倘若人們?nèi)壕鄣揭黄?，形成暴民，那么集體人的活力就會被釋放，也就是蟄伏在每個人心底的野獸或魔鬼會被釋放，直到這個人成為暴民的一分子。群體中的人會無意識地沉淪到一個低劣的道德和智識水平。這個水平一直都是存在的，處于意識的界線之下，一旦由于群體形成而受到激化就準備脫韁而出……

集體力量的激涌能給性格帶來難以置信的改變。明理的謙謙君子可以變成狂熱分子或兇殘的野獸。人們總是想怪罪于外部形勢，但如果這些東西不是早已存在的話就不會在我們心中爆發(fā)。事實上，我們一直都生活在火山口。火山一旦爆發(fā)便會毀滅所能觸及到的任何人。據(jù)我們所知，沒有任何方法可以防止火山的潛在爆發(fā)。宣揚理性跟常識自然是件好事，但如果你給處于集體癲狂中的宣揚對象或人群提供了避難所會怎樣呢？這兩者之間并無多大差異，因為瘋子和暴民都是被非人的巨大力量所驅(qū)動……

現(xiàn)在，我們看到了這驚人的一幕：國家接手了神權(quán)政體古老的極權(quán)主義宣稱，這不可避免地是伴隨著對自由言論的壓制。我們再一次看到人們?yōu)榱酥С衷诘厍蛏辖⑻焯玫挠字衫碚摱韵鄽垰ⅰＲ郧摆じ牧α?，更別說地獄的力量了，都大致成功地被拴在一座龐大的精神大廈中，起到某些作用?，F(xiàn)在不難看出：這些力量在創(chuàng)建，或試圖在創(chuàng)建一個國家奴隸政體和國家監(jiān)獄，它沒有任何的心理上或精神上的吸引力。如今不少人都堅信單單靠人的理性是無法完成限制火山爆發(fā)的重任的……

看一看發(fā)生在我們所謂的文明世界中的殘暴行徑是多么令人難以置信：所有的一切都是源自人及其心理狀態(tài)！看看魔鬼般的毀滅機器！發(fā)明它們的都是毫無惡意的紳士，是我們?nèi)巳讼胍蔀榈哪欠N受人尊重的理性公民。但是當所有一切都被炸毀時，當無法形容的毀滅地獄開啟之時，好像又沒有人來負責。事情就是發(fā)生了，但又都是人為的。不過，由于每個人都盲目地相信自己只不過是那個默默無聞、無足輕重的意識中的自我，勤勉地履行著自己的職責，過著中不溜秋的生活，所以沒有人注意到：驅(qū)動我們所謂的國家或民族這種完全靠理性組成的集合體的是貌似非人但及其可怖的力量，而且它不受任何人或任何東西的遏制。這種恐怖力量常常被解釋為對鄰國的擔心，人們認為鄰國被心懷惡意的魔鬼附體了。由于沒有人能夠認識到自己在哪里著了魔、著魔有多嚴重，自己其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因此人們就簡單地把自己的情況投射到鄰國身上，這樣擁有最大的槍炮和最毒的毒氣就成為他們的神圣職責了。最糟的情況就是他們想的沒錯。就像他們一樣，他們所有的鄰國也都處于某種無法控制的恐懼當中。在瘋?cè)嗽捍蠹叶贾溃阂蚩植蓝偟牟∪艘纫驊嵟虺鸷薅偟牟∪宋ｋU得多。

早在1940的“假戰(zhàn)”期間，我就把這些演講稿翻譯成德文出版了。這本書適時地在德國發(fā)表了，但很快便由于以上引用的那些段落遭到查禁，我本人也上了納粹的黑名單，成了“嫌疑分子”。侵占法國之后，蓋世太保們把他們所能找到的我的法文版著作都給毀滅了。

許多方面的人都責怪我去談什么德國人的“精神變態(tài)”。我的觀點是，過去也一直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政治群眾運動都是心理上的流行病，換而言之，是群體性精神病。正如伴隨它們的那些非人事件所顯示的那樣，它們是不正常的精神現(xiàn)象。我拒絕把這些東西視為正常，拒絕面對某些人將其洗刷為可以原諒的無心之過而不發(fā)一語。謀殺就是謀殺，整個日耳曼民族舉其全力投入這場歷史上最駭人聽聞的侵略戰(zhàn)爭，這是任何東西永遠也無法抹殺的罪行。的確有不少人是反對這場戰(zhàn)爭的，但他們畢竟是極少數(shù)?？傮w而言德國人的行為都是不正常的。若非如此，我們應當早就習慣了把這種戰(zhàn)爭形式視為事物的正常狀態(tài)了。

自然，就跟一般的謀殺一樣，將德國人引向戰(zhàn)爭的原因也很多，其中包括政治原因、社會原因以及經(jīng)濟原因。任何一個謀殺者都有足夠的動機來刺激自己，否則他們也決不會犯罪。但是，除此之外還需要有特別的心理傾向讓事情走到這樣的一步。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才有了犯罪心理學。德國具有群體性精神病，它注定會導向犯罪。但任何的精神病都不是憑空冒出來的，它們一直都是由長期的容易患上我們所說的精神病態(tài)性人格卑劣的傾向所導致而成。民族有其自身的獨特心理，同樣也有其特殊的心理病態(tài)。這種心理病態(tài)在于大量異常特征的積聚，其中最明顯的就是一種能影響整個民族的易受暗示性。毫無疑問這種情況也是有其特殊原因的，否則它就不會存在。但原因的存在并不能結(jié)束這種行為或消除行為的特征。罪行和瘋狂的形成也有大量原因，但我們不能因此就把犯人和瘋子都送到海邊去康復。

有一點我要指出來：我并不是在1945年5月之后突然產(chǎn)生要探討群體性精神病的想法的，早在此前很久我就有了這個想法，我向世人警告了這一巨大的危險，而且不是一次，而是許多次。早在1916年，那時候美國還沒有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我就寫道：

現(xiàn)在的這場戰(zhàn)爭是否果真是一場經(jīng)濟之戰(zhàn)？這是美國人一種“就事論事”的中立觀點，它沒有考慮到其中的斑斑血淚、古今未見的滔天罪行和巨大悲傷，它完全忽略了這一事實：即這場戰(zhàn)爭實為流行性癲狂。

當潛意識中出現(xiàn)這種〔非理性狀態(tài)的〕功能時，它就會永不停息地制造浩劫，就好像一種無法醫(yī)治的疾病，因為找不到病灶，所以無法根除。這樣，個人和民族都會在各自的生活中被迫處于沒有理性的狀態(tài)之中，甚至把自己的崇高理想和最高智慧都用于尋找最完美的形式去表達這種非理性狀態(tài)的癲狂。

1919年，我在英國心理研究會做演講時說：

倘若〔集體潛意識〕這種活躍是由于所有意識希望和期盼的徹底破滅，那么就會出現(xiàn)潛意識取代意識現(xiàn)實的危險可能。這是一種病態(tài)狀況。我們在現(xiàn)在的俄國人和德國人的心理中實際上就能看到這種情況的一些表現(xiàn)。人口中低級階層暴力欲望和不可能的幻想的迸發(fā)就類似于一個人低級階層的潛意識的迸發(fā)。

1927年我這樣表達了觀點：

過去宗教的象征或令人贊嘆、或滑稽可笑、或友善、或殘暴，但它們都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由人類的心靈衍生，同時又棲身在我們心中。所有這些象征以其原始形式活在我們心中，它們?nèi)魏螘r候都有可能會偽裝成個人無法抵御的群體暗示，以萬鈞之勢向我們發(fā)動突襲。讓我們害怕的諸神只不過是改了個名字：現(xiàn)在它們的結(jié)尾都是主義。難道有人敢聲稱世界大戰(zhàn)或布爾什維克主義是新鮮的創(chuàng)新嗎？在外，我們所生活的世界里整個大陸可能頃刻之間就會沉沒，或?qū)α⒚姘l(fā)生改變，或瘟疫爆發(fā)。同樣地，在內(nèi)我們所生活的世界隨時也會發(fā)生同樣的事情，只不過是其形式表現(xiàn)為想法，但其危險性和不可靠性并不在前者之下。如果沒有適應這個內(nèi)心世界，就會導致疏忽，而這種疏忽所引起的后果跟外部世界的無知和無能一樣嚴重。這些自稱為“富于修養(yǎng)”的人大部分是生活在那個伸入大西洋的人煙稀少的亞洲半島之上。畢竟，他們只是人類的極小部分，因為缺乏所有跟自然的接觸，他們突發(fā)奇想地認為宗教是一種特殊的精神障礙，而其意圖是無法發(fā)現(xiàn)的。從足夠遠的地方看去，比如中非或西藏，人們肯定會認為這一小部分人把自己潛意識的精神錯亂投射到仍然具有健康本能的人們身上了。

1928年我寫道：“正常人……從社會和政治角度把自己的心理障礙表現(xiàn)出來，其形式就是群體性精神病，比如戰(zhàn)爭和革命?！币荒旰螅腋l(wèi)禮賢合做出版了一本書，書中我寫道：

這樣，這個殘缺的系統(tǒng)就被投射出來了，一個危險的境地就被創(chuàng)造出來了，因為令人不安的影響現(xiàn)在已經(jīng)歸因到我們身外的某個邪惡意志身上，這個邪惡意志自然不可能是別人，只可能是河對岸的鄰人。這讓人們產(chǎn)生了集體錯覺，產(chǎn)生了戰(zhàn)爭和革命的煽動，總而言之，就是產(chǎn)生了毀滅性群體精神病。

1932年，德國的命運已定。同年11月我在位于維也納的奧地利文化協(xié)會做了一場演講?，F(xiàn)在我想引述其中的以下片段：

今天威脅著我們的巨大災難并非某種現(xiàn)實秩序或生理秩序的要素式事件，而是心理性的事件。戰(zhàn)爭和革命對我們的威脅已經(jīng)到了令人驚恐的程度，而它們就是心理性的流行病。頃刻之間數(shù)百萬人就有可能陷入某種新的瘋狂之中，然后我們就會又一次看到世界大戰(zhàn)或摧枯拉朽的革命。現(xiàn)代人不再任由野獸、地震、山塌和洪水的處置了，而是受到自己心理中的基本力量的摧殘。這是遠勝于地球上所有其他力量的世界之力。啟蒙運動時期去除了諸神的自然機構(gòu)和人的機構(gòu)，也忽略了棲身在人類心靈中恐怖之神。應該說，對面心理壓倒一切、至高無上的地位，產(chǎn)生對神的恐懼也是情有可原的。

然而這一切都太抽象了。人人都知道才智超群的人、聰明而傲慢的人都可以用他們所喜歡的這樣或那樣的方式來表達這一點。如果心理是一個客觀存在，堅如磐石重如灌鉛，作為一種內(nèi)心體驗出現(xiàn)在一個人的面前，清楚地對他說“事情將會如此，也必會如此”，那么情況就完全不同了。這時這個人就會覺得自己受到了召喚，就像戰(zhàn)爭中、革命中，或其他癲狂狀態(tài)時群體所感受到的一樣。我們這個時代迫切需要救贖主人格并非是毫無原因的，我們迫切需要有人能把自己從集體的控制中釋放出來，至少挽救自己的靈魂，給別人點亮希望的燈塔，表明至少有一個人成功地擺脫了災難性的對群體心理的認同。由于其潛意識，群體并沒有選擇的自由，因此心理活動就像某種失控的自然力量一樣在群體中不斷盤旋。這樣就啟動了一個只有在災難中才會停止下來的連鎖反應。當感覺到心理力量的危險時，人們總是渴望出現(xiàn)英雄人物，出現(xiàn)屠龍勇士，因此也出現(xiàn)對人格的呼喚。

我沒有必要做更多的引述來增加讀者的負擔了。當然，我從未想過這些觀察會產(chǎn)生廣泛的影響，但我肯定也沒有想到過有一天有人會指責我說：在1945年前，也就是我發(fā)表《災難過后》之前，我對這些事情未發(fā)只言片語。希特勒掌權(quán)后，我就很清楚某種群體性精神病正在德國發(fā)酵。但我忍不住還是跟自己說：這畢竟是德國，是一個有道德感、有自制力的歐洲文明國家。因此，雖然知道這毫無疑問是一場群眾運動，但我當時還不是很確定運動的最終結(jié)果會怎樣。同樣地，元首這個人物起初給我的印象也僅僅是好壞參半而已。的確，1933年7月我在柏林做了一系列的演講，當時我對納粹黨和戈培爾本人的印象都十分差。但我并不想一開始就斷定這些就是決定性的癥狀，因為我知道還有一些不容置疑地堅持理想主義的人，他們竭力跟我證明說：這些事情在任何偉大的革命中都是司空見慣，是不可避免的弊病。當時要一個外國人作一個清晰的判斷確實不容易。像很多同時代的人一樣，我有著自己的疑慮。

作為一個精神病學家，我習慣了治療那些有可能被潛意識內(nèi)容擊倒的病人。我知道從治療的角度來說，至關(guān)重要的是要盡可能地強化病人的意識地位和理解力，這樣就有東西可以攔截并同化闖入意識之中的內(nèi)容。這些內(nèi)容本身可能并不具毀滅性，但都可好可壞。它們是禍還是福，這完全在于攔截它們的意識如何構(gòu)成。

國家社會主義就是心理上的群體現(xiàn)象之一，它是集體潛意識的一種爆發(fā)，關(guān)于這一點我已經(jīng)講了近20年了。心理性群眾運動的驅(qū)動力從本質(zhì)上來說都與原型有關(guān)。任何原型都有低級高級、有好有壞，因此能產(chǎn)生截然對立的結(jié)果。所以，要一開始就了解一個原型是正面還是負面是不可能的。我對這些事物的醫(yī)學態(tài)度讓我傾向于等待，因為這種態(tài)度不允許我倉促做出結(jié)論，它并不總是一開始就知道什么更好，所以愿意給予事物“公正的審判”。這種態(tài)度根本不想給處于困境中的意識以致命一擊，而是極力想通過洞察力加強其抵抗力量，這樣潛藏在所有原型中的邪惡就無從控制個體、把他拖向毀滅了。無論如何原型中那些活生生的有價值的正面特質(zhì)遲早都會融入意識當中，而治療學家的目的是把它們化為現(xiàn)實，同時盡可能地阻擋原型的破壞性傾向和有害性傾向。醫(yī)生的一個專業(yè)本領就是即使在最不可能的情況下也要能喚起一些希望，要以拯救還有可能拯救的東西為目標。即便這意味著置自身于危險之中，他們也不能讓自己太感慨于這種事實上或看上去毫無希望的形勢。不僅如此，大家不要忘記，直到國家社會主義時期為止，德國都是全世界最具差異化的高度文明的國家，而且對我們?nèi)鹗咳藖碚f，德國也是跟我們有著血肉、語言和友誼紐帶的精神信仰背景。我想要盡我所有的微薄之力去阻止這一文化紐帶發(fā)生斷裂，因為文化是我們抵御危險可怕的群體思維的唯一武器。

如果原型沒有在意識中變?yōu)楝F(xiàn)實，那我們就無法保證它會以最令人滿意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相反，很有可能會出現(xiàn)毀滅性的倒退。心理之所以被賦予了意識，就好像它的目的就是為了防止出現(xiàn)這樣毀滅性的可能性。

現(xiàn)在回到關(guān)于“德國精神變態(tài)”的問題，我跟以前一樣確信：國家社會主義就是我講了這么多年的群體性精神病。依我之見，德國所發(fā)生的事情只能解釋為存在一種不正常的心理狀態(tài)。不過，如果有人可以證明國家社會主義的現(xiàn)象學也屬于心理的正常范疇，那么我也是歡迎的。在意大利，群體性精神病的形式要稍微溫和一些。俄國可以辯稱革命爆發(fā)前人們的教育水平低下來做借口?？墒堑聡且粋€高度文明的國家，那里卻造成了全世界前所未有的恐怖。因此我依然認為：德國人具有非常獨特的深度，與其之前所取得的高度成就形成了最為鮮明的反差。這種情況在精神病理學上叫做分離，習慣性的分離就是精神變態(tài)傾向的一個標志。

我知道，“精神變態(tài)”這個詞在一般人耳朵里聽起是非常刺耳的，它讓人想起各種各樣的恐怖之物，比如瘋?cè)嗽褐?。在解釋過程中我必須說明：只有極少數(shù)的所謂的精神變態(tài)者住在瘋?cè)嗽豪?。而絕大部分都構(gòu)成了所謂的“正?！比?。“正?！边@個概念是一種理想的構(gòu)造。在心理學上，我們會說“正常范疇”，也就是含蓄地承認正常的概念在某些限制內(nèi)擺動，因此無法旗幟鮮明地界定。擺動稍微大一點，心理過程就進入了不正常的范圍。只要不導致實際的病癥，就沒有人會留意這些偏離“正?！钡那闆r，而這其實比比皆是。不過，如果出現(xiàn)確定的、毫無疑問的癥狀，明顯到即便是一般人也能看出來，那么這種情況很清楚就是“精神變態(tài)”（精神的“痛苦”）。最常見的是比較溫和的精神變態(tài)形式，非常嚴重的病例是比較罕見的。這樣或那樣稍稍僭越正常范疇的人可以說不計其數(shù)，有些是暫時性的，有些是慢性的。如果大量這樣的人聚集起來，就好像所有的人群那樣，那么就會出現(xiàn)異?，F(xiàn)象。只要讀一下勒龐對于“群體心理學”所講的話，大家就能明白我的意思了：人作為群體的一分子在心理上是不正常的。對這個事實的無知并不能對它形成防御。

所以，如果有人的耳朵因為“精神變態(tài)”這個詞而受到侮辱，那么他們可以提議用一個柔和的、令人感到安慰和舒適的詞來替代，不過要能準確反應滋生了國家社會主義的心理狀態(tài)。我的目的根本不是要激怒德國人民，而是如我所說，我想剖析根源于其精神并導致其敗亡的痛苦。再也沒有什么東西能讓我相信納粹主義是共濟會、猶太人或邪惡的英國人強加到德國人身上的了，這也太過于幼稚了。這種話我在瘋?cè)嗽豪锫牭锰嗔恕?/p>

如果有人想要細致入微地了解精神病態(tài)性人格卑劣是如何運作的，他們只要去研究一下有責任感的德國人、也就是受過教育的階級就可以了，看看他們對于那些臭名昭著的行徑是怎樣的反應。顯然，大量的德國人都對戰(zhàn)敗感到非常生氣?？吹秸碱I部隊的政權(quán)在各地這么粗暴、不公甚至殘暴，他們中有許多人都大吃一驚，“反正現(xiàn)在戰(zhàn)爭都結(jié)束了”。他們拒絕傾聽人們描述德國在波希米亞（捷克西部地區(qū)——中譯者）、波蘭、俄國、希臘、荷蘭、比利時、挪威和法國那些令人發(fā)指的行為?！爱斎唬前l(fā)生了各種令人遺憾的事情，但那是在戰(zhàn)爭期間”。稍微多的一些人承認集中營和波蘭等地的“壞行為”，但同時又開始列舉英國人的暴行，一直從布爾戰(zhàn)爭開始談起，當然他們不會提起自己另一個精神變態(tài)威廉二世。他們似乎根本就沒有想到這一點：別人的罪惡并不能成為他們自己犯罪的借口，而他們指摘別人只會凸顯他們自己自制力的缺乏而已。

最后，我們要談到少數(shù)的那部分人——這個民族中的好人，他們懺悔道：父親，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對于蔓延到整個世界的憂傷，我們難辭其咎。這是一場恣意妄為、以犯罪精神為開端的戰(zhàn)爭，我們知道自己必須承擔戰(zhàn)爭的后果，我們不會想去試圖逃脫自己沉重的命運，甚至不會想去怨天尤人、指摘別人?！边@樣的懺悔只能用布道者的話來回答：“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來給他穿，把戒指戴到他指頭上，把鞋穿到他腳上，把那肥牛犢牽來宰了，我們可以吃喝快樂。因為我這個兒子，是死而復活，失而復得的”。罪人的追悔莫及讓我們覺得重新從老天那里得到了一些歡愉，也感受到99個正人君子的困惑。

但是，接下來進入我們眼簾的是什么句子？“盡管如此，作為公開宣稱自己是虔誠的基督徒的人民，我們應當而且必須……同樣重點指出：根據(jù)《福音書》，對于那些心安理得地自認為清白無辜而去審判和譴責他人的人，沒有人比他們處于更危險的境地……我們不能，實際上也不應當默默忽略這個事實：即外國政客及其政府在第一次歐洲浩劫中也扮演了決定性角色，那就是通過他們在1918年左右對政治的玩弄，這同樣是基于不公正的強權(quán)政治。因此，他們也要為通貨膨脹和經(jīng)濟危機負部分責任，也要為日耳曼民族的貧窮負部分責任，所以說，他們?yōu)榉N下長出國家社會主義的龍牙提供了沃土?！?/p>

在第一段話中，我們看到?jīng)]有人想要指責他人，但第二段指責就來了。沒有人注意到這個矛盾。如果懺悔和悔過之后就是極力的辯護，那么人們會懷疑這種悔過是否出自真心。要說這個文件的作者是有意破壞人們進行懺悔的效果，那是沒有道理的，所以我們只能判斷說：這些人在潛意識中有一個令人震驚的致命印象，那就是必須要形成這樣的態(tài)度，而不幸的是這在不計其數(shù)的情況下都是如此，人們總會提出類似的辯解。

并且我還要問一個問題：如果德國現(xiàn)在“審判并譴責”他人，那德國是否已公開承認她意識到了自己的罪惡？文件的作者們似乎沒有注意到：歐洲有許許多多的人都有能力形成自己的判斷，這種毫無意識的幼稚言語是騙不了他們的。因此，這份文件就成了謹小慎微的獨白，完全符合臨床的特征。父母、老師、法官和精神病學家都非常熟悉這種既有悔恨又貪求報復的復雜心情，這種沒有改變的對于自己所造成的災難印象的無意識和淡漠，沒有改變的以自我為中心的對其他人的漠視。這樣的態(tài)度挫敗了其目的：原本是想讓人產(chǎn)生他們在悔過的印象，但下一分鐘就發(fā)動襲擊來自我辯護。這種伎倆只會讓懺悔變得不誠，讓辯護變得無力。它毫無意識，不能達到任何目的，完全沒有改造，也無法滿足現(xiàn)實的需求。有句老話說：“適應不足就是患病?！眲倓偯枋龅倪@種適應即無道德價值又無智識價值，這是一種卑劣的適應，是精神病態(tài)性的卑劣。

我說這些的意圖并非要去指控或譴責。我之所以不得不提到這些，完全是因為我的診斷受到了懷疑。醫(yī)學診斷不是指責，疾病也并非恥辱，而是不幸。早在1936年，我就呼吁在判斷德國人的心理時要懷悲憫之心。即便是現(xiàn)在我也是持治療學者的觀點，因此，為病人著想，我一定要強調(diào)他們必須達到徹底的自知，不附加任何減輕罪責的條件。對自己的情況只形成一知半解、用錯誤觀念來掩蓋另一個自我，這對他們毫無益處，這些錯誤觀點已經(jīng)讓他們體驗到了最可怕的巨大危險了。我深深地同情德國人的命運，但我痛苦地發(fā)現(xiàn)我能夠給予他們幫助的機會是何其渺茫。我只能希望并且祈禱，但愿除了經(jīng)濟困窘之外，現(xiàn)在威脅著德國的這個最大危險也能很快結(jié)束，她在精神上的孤立也會很快終結(jié)。德國的困擾是民族孤立加上群體心理和集權(quán)。她要完成的并非是一項政治任務，而是精神任務，而實際上她擁有獨一無二的天賦來完成這個任務。因此，我們應當竭盡全力對她這一面的天性給予幫助和支持。

在結(jié)束這篇后記之前，我不得不簡述一下未來的前景。從未有過任何民族像德國人一樣跌得這么重，也從未有過任何民族像他們這樣在自己身上留下這么深的烙印，讓他們幾代人也無法洗刷干凈。但是，當針擺如此猛烈地擺向一個方向時，它就可以同樣用力地擺向另一個方向——只要我們愿意把這個比方用到一個民族的心理上就可以。我不知道這從民族心理學的角度來說是否有道理。我只知道，如果個體在心理上具有分離傾向，那么就會產(chǎn)生劇烈的搖擺，結(jié)果就是一個極端必定導致這個極端的對立面。不管怎樣，只要一個人仍然擁有他所有那些人性特征，因而也就擁有無異于常人的價值觀，那么我就傾向于認為加減能持衡。換言之，我相信德國人擁有再生的稟賦，或許他們能夠找到答案，消除過去這12年來明顯存在于對立面之間的嚴重緊張局面。在這一努力過程中，德國不會覺得孤立，因為所有作用于整個文明世界的積極精神力量都跟她站在一起，為她的努力提供支撐。光明與黑暗之間的斗爭在四面八方爆發(fā)。裂縫穿越整個地球，放眼望去滿眼都是讓德國燃燒起來的大火在冒煙，在忽明忽暗。德國爆發(fā)的熊熊烈火是普遍性的心理狀況所產(chǎn)生的結(jié)果。真正的危險信號并非懸在德國上空的烈火跡象，而是原子能的釋放，這讓人類擁有了徹底自我毀滅的能力。這種情況就好像把一個炸藥包送給一個6歲小孩作為生日禮物。他保證說不會造成什么災禍，但我們不能百分之百地相信。人能否放棄把玩掀起另一場戰(zhàn)爭的想法？我們最終能否明白：任何由熱血澎湃的愛國者組成的政府一旦簽出動員令，他們就應當立即予以盡數(shù)處決？

沒有人可以把炸藥包從小孩的手中拿走，我們要如何讓小孩不受危害？人文精神從未受過這樣的挑戰(zhàn)。我們再也不能蒙蔽事實或粉飾事實了。了解到這一點能否讓我們受到啟發(fā)，而讓心靈實現(xiàn)偉大的內(nèi)變，讓我們獲得更加高級、更加成熟的意識和責任感呢？

現(xiàn)在是時候、也早就是時候讓文明人來關(guān)注基本事物了?，F(xiàn)在的問題是存在還是不存在的問題，這個問題肯定是要經(jīng)受刨根究底般的調(diào)查和探討。因為，現(xiàn)在迫及我們的危險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歐洲剛剛過去的這場浩劫似乎只是拉開了帷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