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草橋中學堂的學習生活

一 立德勵志的“學堂樂歌”

長元吳公立高等小學堂學制三年，葉圣陶因?qū)W業(yè)優(yōu)異，讀了一年就于1907春越二級考入新創(chuàng)辦的蘇州公立第一中學堂。顧頡剛也是個“學霸”，且比葉圣陶大一歲半，可他在“公高”讀了兩年，跳一級考入蘇州公立第一中學堂，可見葉圣陶的“霸氣”。葉圣陶非常感激“公高”老師對他的關愛，直到1982年還在回憶章伯寅、朱遂穎兩位先生時說：“我受兩位先生的教育只有一年，可是得益極大，一輩子受用。他們謝世已久，我永遠敬愛他們，忘不了他們?！?/p>

蘇州公立第一中學學堂校址在王廢基（又名皇廢基）北側(cè)，玉帶河草橋南堍路東，所以又叫“草橋中學”。蘇州是“橋鄉(xiāng)”，宋代碑刻《平江圖》上標注的橋有三百座之多，其中就有“草橋”，說明草橋是座已有一千多年歷史的古橋。由于歷代更替中經(jīng)常發(fā)生戰(zhàn)爭，這里的房屋被毀，橋梁倒坍。元末張士誠舉兵抗元，自稱吳王，在“王廢基”那里筑了子城，后來被明太祖朱元璋所滅，子城成了廢墟，人們這才叫它“王廢基”。1906年前后，蘇州一些有識之士在此建公園和體育場，也造了不少民房，人多起來了，通向王廢基北面的小河上的幾座倒塌的橋也重新修建了，其中就有最古的“草橋”，人們還在草橋畔建立了兩所名校，這就是草橋中學和草橋小學。草橋中學現(xiàn)在叫“江蘇省蘇州第一中學”，校名是葉圣陶在20世紀80年代寫的，校內(nèi)立有葉圣陶的塑像，校內(nèi)的大講堂叫“圣陶講堂”，草橋中學與葉圣陶的名字互為輝映。

1908年草橋中學同學合影（自左至右為章君疇、葉圣陶、蔣企鞏、尤軼臣）

草橋中學學制五年。葉圣陶在草橋中學就讀的五年（ 1907—1912），正是由改良主義的“維新運動”過渡到民族革命運動的年代，是“創(chuàng)建中華”最亢奮、最熱烈的年代。在洶涌澎湃的革命浪潮的激蕩下，葉圣陶既接觸了西方的現(xiàn)代文化科學知識，又經(jīng)歷了辛亥革命的洗禮，民主主義思想和愛國主義思想得到了發(fā)展和升華。

草橋中學由清光緒甲午科舉人蔡俊鏞（云笙）等發(fā)起，獲準開辦后，蔡俊鏞任第一任監(jiān)督（校長）。為了辦好這所中學，蔡氏于1906年去日本考察中學教育，回校后在教育制度和課程設置方面參考日本的經(jīng)驗，按現(xiàn)代教育的要求進行改革。開設的課程中，正課有國文、英文、算學（數(shù)學）、博物、經(jīng)學、修身、歷史、地理、化學、體操、樂歌、圖畫等。這些課程，除了經(jīng)學教四書五經(jīng)以外，其他各科和現(xiàn)在中學所開的課程竟沒有多大差別。據(jù)葉圣陶回憶，算學教代數(shù)、幾何、微積分，這在當時是非常難得的。除必修的正課外，學校還開設了球類、國術、軍樂、金石、絲竹、音韻學、度曲、剝制（制作標本）、照相、日語、法語等供選修的“附課”。為了適應現(xiàn)代教育的要求，學校廣招人才，聘程仰蘇主事務（兼授經(jīng)學）、蔡望之任舍監(jiān)（兼授歷史）、朱淵士任舍監(jiān)（兼授數(shù)學）、孫伯南授國文、羅克家授英文、張書紳授地理和博物、吳帙書授植物、安樹敏授圖畫、潘震霄授音樂、洪竹銘授體操，修身則由校長兼任。教師中既有會賢達和資深學者，也有年輕有為、力倡改革的大學畢業(yè)生及軍界名流，草橋中學一時名聲大震。

第二年，蔡俊鏞辭職，監(jiān)督（校長）職務由鐵路學堂監(jiān)督龔子英暫行代理。半年后，蔣韶九到校任監(jiān)督。龔、蔣二人都是改革派（蔣于民國元年被推舉為國會議員）。蔣韶九到任后，聘陸星授英文，聘魏旭東教體操，既放眼域外，又注重民族精神的重塑。

正是出自立德勵志、重塑“民族精神”的定位，草橋中學特別重視“樂歌”，把“學堂歌”視為“第一義”。音樂最能深入人心，李叔同1906年于日本創(chuàng)辦了《音樂小雜志》，他在第一期的《序》中談及音樂發(fā)展的過程以及音樂的作用時說：

繄夫音樂，肇自古初，史家所聞，實祖印度，埃及傳之，稍事制作；逮及希臘，乃有定名，道以著矣。自是而降，代有作者，流派灼彰，新理泉達，瑰偉（瑋）卓絕，突軼前賢。迄于今茲，發(fā)達益烈，云滃水涌，一瀉千里，歐美風靡，亞東景從。蓋琢磨道德，促社會之健全；陶冶性情，感精神之粹美，效用之力，寧有極歟？

“琢磨道德，促社會之健全；陶冶性情，感精神之粹美”，“樂歌”的意義可謂大矣。正是站在這個高度，草橋中學唱“樂歌”蔚然成風，題材或志國恥，或?qū)懶蝿?，或頌禮式，或慨時局，都具有鮮明的現(xiàn)實性和時代感。他們唱得最多的是梁啟超的《愛國歌》《黃帝歌》、楊度的《揚子江歌》、李叔同填詞的《祖國歌》，以及曾志忞的《黃河》等。梁啟超的《愛國歌》氣魄宏大，令人鼓舞。歌云：

泱泱哉！吾中華。最大洲中最大國，廿二行省為一家。物產(chǎn)腴沃甲大地，天府雄國言非夸。君不見，英日區(qū)區(qū)三島尚崛起，況乃堂矞吾中華。結我團體，振我精神；二十世紀新世界，雄飛宇內(nèi)疇與倫?？蓯墼眨∥釃瘢】蓯墼?！吾國民！

蕓蕓哉！吾種族。黃帝之胄盡神明，浸昌浸熾遍大陸。縱橫萬里皆兄弟，一脈同胞古相屬。君不見，地球萬國戶口誰最多，四百兆眾吾種族。結我團體，振我精神；二十世紀新世界，雄飛宇內(nèi)疇與倫。可愛哉！我國民?？蓯墼眨∥覈?。

彬彬哉！吾文明。五千余年歷史古，光焰相屬何繩繩。圣作賢達代繼起，浸濯沈黑揚光晶。君不見，朅來歐北天驕驟進化，寧容久扃吾文明。結我團體，振我精神；二十世紀新世界，雄飛宇內(nèi)疇與倫。可愛哉！我國民?？蓯墼?！我國民。

轟轟哉！我英雄。漢唐鑿孔縣西域，歐亞搏張地天通。每談黃禍詟且栗，百年噩夢駭西戎。君不見，博望定遠芳蹤已千古，時哉后起吾英雄。結我團體，振我精神；二十世紀新世界，雄飛宇內(nèi)疇與倫?？蓯墼?！我國民?？蓯墼?！我國民。

歌詞盛贊我國歷史悠久輝煌，國土遼闊富饒，英雄輩出，對“二十世紀新世界”充滿著美好的憧憬，激勵“國民”“結我團體，振我精神”。

與《愛國歌》一脈相承的還有《黃帝歌》。軒轅黃帝乃我中華“人文初祖”，以統(tǒng)一華夏部落與征服東夷、九黎族而統(tǒng)一中華的偉績載入史冊。歌詞云，作為炎黃子孫，豈能忘了“乃祖之光榮”？豈能不傳承“乃祖之光榮”？豈能不保持“乃祖之光榮”？豈能不“發(fā)揚蹈厲乃祖之光榮”？毋忘“祖名”，繼往開來，成了那個年代炎黃子孫共同的心聲。

楊度的《揚子江歌》旋律豪壯奔放，大有一瀉千里之慨。詩人將源遠流長、奔騰浩瀚的揚子江喻為民族精神的象征，又將揚子江比擬美國的密西西比河，寓意極為深遠。美國人民發(fā)動獨立戰(zhàn)爭，從而掙脫英國的羈絆。中華民族只要革除“陋俗”，洗盡列強凌侮的“國恥”，就能巍然矗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葉圣陶說他們那時唱這支歌時，總喜歡用手在桌子上打拍子，手越拍越用力，歌聲越唱越激昂。曾志忞的《黃河》與楊度的《揚子江歌》互為呼應，曲調(diào)悲壯，但氣勢豪邁，慷慨淋漓。《黃河》寫于1904年，正值俄國屢屢侵吞我國疆土之時，歌中的“思得十萬兵，長驅(qū)西北邊”“誓不戰(zhàn)勝終不還”都是有感而發(fā)的。

最值得一提的還有李叔同填詞的《祖國歌》，其寫于1905年，在滬學會的刊物上發(fā)表后，唱遍大江南北。作者歌頌祖國大地的遼闊豐饒，祖國歷史的文明悠長，民族精神的自強不息，并馳騁美好的想象，祝愿祖國如雄獅振鬣怒吼，擺脫屈辱命運；如黃鶴展翅高飛，翱翔于世。最后，作者充滿期待地提問：誰為我驅(qū)除列強，使我揚眉吐氣？誰為我勵精圖治，使我屹立如山？祖國的囑托、歷史的使命就落在我們這些“大國民”的肩上??！至于怎樣才能稱得上是“大國民”，當年的教科書上是這樣詮釋的：“所謂大國民者，非在領土之廣大也，非在人數(shù)之眾多也，非在服食居處之豪侈也，所謂大國民者，人人各守其職，對于一己，對于家族，對于社會，對于國家，對于世界萬國，無不各盡其道，斯之謂大國民?！薄胺参疑倌辏堄幸鉃榇髧瘛?，其“路徑”有三條：

一曰德育。崇信義，謹禮儀，守節(jié)儉，勤職業(yè)，事親則孝，交友則信，待人則寬厚而篤敬。公益慈善之事則不問國界，不問種界，恒盡力以圖之。此大國民之所有事也。

一曰智育。饑而食，渴而飲，蠢蠢而動，昏昏而睡，其所以異于禽獸者也幾希。故必講求各科學術，窮其原理，究其應用，使政治日益修明，實業(yè)日益發(fā)達，且以學問發(fā)明新理，而圖世界文明之進步。此大國民之所有事也。

一曰體育。衛(wèi)生得其道，運動得其宜，體力既強，自少疾病夭折之患。一旦有事，內(nèi)之可以保國家之權利，外之可以持列邦之和平。此亦大國民所有事也。

凡我少年，茍有意為大國民乎？則亦無恃空言，躬行而實踐之。其不然者，任人蹂躪，任人宰割，則奴隸之民也。不守法律，不盡義務，則狂暴之民也。奴隸之民多，國必弱；狂暴之民多，國必亂。強弱治亂之原，皆吾民所自取也。嗚呼！可不勉哉！

“凡我少年”當為“大國民”，面對列強的蹂躪宰割，當“仗劍揮刀”，為國家和民族的“升平”決戰(zhàn)疆場。我國近代思想啟蒙家們在創(chuàng)作愛國歌曲的同時，還譜寫了《哀希臘》《哀印度》《哀埃及》《哀羅馬》等“域外”題材的歌曲，述說希臘、印度、埃及、羅馬等文明古國，由于不思自強，衰頹殘敝，國寶流失，人民淪為戎狄奴隸的悲劇，希望中華兒女銘記“民不競便亡國”的教訓，發(fā)憤自強。所有這些，都令中華兒女痛心疾首！中華民族的近代史是一部蒙受凌辱的歷史。鴉片戰(zhàn)爭以來，強鄰外寇相繼入侵，國家淪為次殖民地，大好河山，改染異色。有血性的中國人無不痛心疾首，冀圖后報。清末民初風靡一時的“愛國歌”，讓青年葉圣陶這一代年輕學子把個人的命運與“國家”“民族”的興衰緊緊地連在一起！

二 “軍國民教育”的磨煉

“軍國民教育”源自美國，后來為各國所采用。我國近代教育史上的“軍國民教育”，倡始于1902年，由奮翮生和蔣百里率先提出。這一思想的提出，主要是受了列強入侵的刺激。入侵者對我民族肆意譏諷和嘲笑，說中國人是“冷血動物”，沒有勇氣和正義感；說中國人是“東亞病夫”“一盤散沙”，于是“軍國民教育”的呼聲四起?！捌堄袼テ鹑酢?，不可不奉行“軍國民教育”成了時代的共識。其目的和意義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強調(diào)強體衛(wèi)國，糾正學校教育中“輕忽體育”的偏向，使青年“知有必當軍人之義務”，“練身之端”，“自不容不加注重”。二是培訓學生態(tài)度整肅、行動活潑、舉止矯捷的德操，使之“非特能制勝疆場”，亦有益于“工商農(nóng)藝之發(fā)達”。三是養(yǎng)成“服從法律之觀念”和“遵守國家之秩序”的“習慣”，“保證社會之安寧，不致有道德墮落之現(xiàn)象”。四是倡導“團結之精種”，“見義勇為，不存私人利害之見”。倡導者希望通過“軍國民教育”，對青年乃至整個民族進行脫胎換骨般的改造。

在“軍國民教育思潮”的裹挾下，清政府在1906年4月欽定“忠君、尊孔、尚公、尚實、尚武”為“教育宗旨”?！爸揖焙汀白鹂住痹獾接凶R之士的抨擊，“尚公”“尚實”“尚武”則倍受推崇，尤其是“尚武”的思想支配我國教育界的時間甚長。1911年，各省教育總會曾以“欲使全國人民克盡當兵義務，必先于學校趨重尚武主義”的決議呈請學部照辦。1915年，“民國政府”特定尚武為教育宗旨。

“尚公”突出“欲新一國必欲新一國之民”的思想，把公民道德教育放在首位；“尚實”突出世界之事在“財力”的思想，強調(diào)教育為“實業(yè)界”服務，促使教育直接轉(zhuǎn)化為生產(chǎn)力；“尚武”就是突出世界之爭在“武力”的思想，讓學生在“勞其筋骨，凍餓其體膚，困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的歷練中，養(yǎng)成忍苦耐勞、百折不回、遵守紀律、樂于犧牲的美德，養(yǎng)成健全的體魄和團體精神，從而使教育直接與興邦聯(lián)系起來，富國強兵。

生來身體“孱弱”的葉圣陶，在長元吳公立高等小學讀書時受到嚴格的“軍國民教育”，養(yǎng)成了“吃苦耐勞”和“堅持不懈”的意志。章伯寅宣傳“體格健全，筋肉發(fā)達”之重要性，聲稱“沒有健全的體格，決不會產(chǎn)生優(yōu)秀的文化”，“筋肉是意志的器官，品性不過是筋肉的習慣”。為了練就健全的體格，葉圣陶迷上了“體育”。顧頡剛談起葉圣陶在學校里練習爬竿的情景時說：“每觀其緣附竹竿達涼棚顛，若猱升木，恒有愧弗如?！?/p>

高等小學“軍國民教育”的科目主要是“體操”和“遠足”。體操練的是徒手操和器械操?！巴绞植佟本褪且话愕捏w操?！捌餍挡佟庇媚締♀?、鐵啞鈴、棍棒、長桿雙木球（雙木球裝在棒的兩端）之類的器械進行操練?！斑h足”僅限于虎丘、東山、西山等景區(qū)。中學第一年的體操也是徒手操和器械操，第二年上“兵操”，每人一支一響后膛槍，一條皮帶，皮帶上附有兩個子彈匣，一把刺刀掛在左邊。春秋兩季的遠足第一年在蘇州府境內(nèi)，第二年去了常州，第三年去了無錫，第四年去了南京，第五年去了杭州。一路上完全是正規(guī)軍隊的模樣，有“軍法部”，“一隊有隊長，一小隊又有小隊長。步伐聽軍號，歸隊、散隊聽軍號，吃飯聽軍號，早起、夜眠聽軍號……旅行中不但掮槍、束子彈帶，還要向軍營借了糧食袋和水瓶來使用。糧食裝掛在左腰間，水瓶掛在右腰間，里面當然充滿了內(nèi)容物。這就頗有點累贅了，然而我們都歡喜這樣的裝束，恨不得在背上再加一個背包。其時槍也擦得特別干凈，槍管烏烏的，槍柄上不留一點污跡……”顧頡剛回憶說：“遠足旅游時，圣陶唱行軍歌鼓舞士氣：‘哥哥手巾好作旗，弟弟竹竿好作馬，鄰家兄弟拿槍來，去到山中演兵馬。山中處處下大雪，路上無人飛鳥絕，北風吹面似尖刀，黑衣變成白衣色。我等不怕死，哪怕風與雪。山中喇叭嗚嗚吹，山下人家出門看。山下人家你莫驚，我等不是外國兵，也非山中有盜賊，乃是學生放假來演兵。將來替你打勝仗，保我四萬萬人民都安寧！四萬萬人民享太平！’”這是孩童“裁巾為旗，削竹為刀”，模仿革命軍馳騁疆場時唱的歌，葉圣陶以此來激勵同學們勇往直前的堅定信念和不屈不撓的斗志。葉圣陶晚年回憶起中學時代的遠足旅行時，說他還唱過《中國男兒》和《童子軍》。當唱到“中國男兒，中國男兒，要將只手撐天空”（《中國男兒》），“二十世紀天演界，不競爭，安能存！”（《童子軍》）時，“真覺得我身上的血和天地同流了”。

遠足不僅是“軍國民教育”一個很重要的科目，有益于造就精神、健全體魄、改變氣質(zhì)，而且還是革新教育的一大舉措，這種“讀書”與“走路”相結合的樂趣是在狹窄的教室里絕對想象不到的?！斑h足”途中，適逢風和日暖、天澹遠、山靜穆的時候，學生們可以無拘無束、心安意得地去饜飫自然界的風情；遇到風雨雷暴，學生們可以用自己的精神和體魄與之抗爭，感受自然界的雄渾以及勝利者豪邁的喜悅。史地教師對于經(jīng)過的名勝古跡有詳細的說明；理科教師伴學生們采集動植物作標本；國文教師命題作游記；圖畫教師要大家寫生作畫，這種“靈活的教學”既加深了各科之間的聯(lián)系，又增進了師生之間的情誼。

1910年，我國近代革命的先驅(qū)者、同盟會在江蘇省的負責人、著名教育家袁希洛出任草橋中學第四任監(jiān)督（校長）。袁希洛留學日本，他信奉“師不嚴則道不尊”的古訓，推崇“武功”和“實踐”，他的名言是“微小的實踐遠勝于空談”。他抨擊“放逸”，認為我國流于放逸，故國民身體衰弱，精神委頓，辦事敷衍茍且；進而提倡“筋骨堅強、精神奮發(fā)”說，宣傳“上課鐘當為醒世鐘，操場當視為戰(zhàn)場，學生當自認為軍人”的“新思想”，強化“軍國民教育”。學生趙孟軺回憶說：“（袁希洛）先生留學日本，隸同盟會，精神飽滿，辦事果敢。夏日，同學畏操，先生恒在烈日中陪立一小時，行動身先作則，校風為之一變?！鳖欘R剛在《記三十年前與圣陶交誼》中回憶說：“庚戌辛亥間吾校之監(jiān)督為袁俶畬先生希洛，寶山人，學于日本，加入同盟會。歸，以假辮發(fā)綴瓜皮帽上，無客即光頭。先生欲學生從軍勞作，辟地種菜蔬，或以天熱聯(lián)名請罷，先生怒，脫冠立赤日中。同學為之感動，遂鋤地。先生欲以我輩為革命干部，假提倡體育為名，向撫署請領槍枝實習，程撫德全（蘇州巡撫）允之，遂排隊至軍械局，領前膛槍約百枝，學生數(shù)目倍于槍，一槍兩人共之。自是以后，體育教師邵陽魏旭東先生廷暉日率學生至王廢基操練?！比~圣陶1911年5月17日的日記中記：清晨到盤門南園“操野戰(zhàn)”。5月23日記：傍晚“至王廢基操野戰(zhàn)”。6月13日記：“于雨中演習戰(zhàn)攻”，“是時雨甚大，衣盡濕”。7月1日記：“晚膳后再至王廢基，蓋此地實為我校諸同學游息所也。時適營中點名，軍號吹‘哀達來’，此譜為最雄壯而又優(yōu)美者，鼓聲和其節(jié)奏，實無異聽仙樂矣?！鼻迥?，王廢基成了兵營的校場，有軍營和馬廄，軍號嗚嗚，馬蹄聲脆，令葉圣陶為之神往。

魏旭東“軍界出身”，精通武術，擅長單杠和騎術，“蘇州人幾乎全都知道他，課程中有兵操的學校都請他，大伙兒稱他‘魏教習’”，辛亥革命時曾任蘇州商團總司令。葉圣陶在日記中多次寫到這位魏老師率領他們“沖鋒”“野戰(zhàn)”“破城”。軍訓的陣線常常從王廢基延伸到郊野或叢冢間，顧頡剛回憶說：“（王）伯祥以為苦，常避不往，予與圣陶不避也。”葉圣陶1924寫的散文《兩串人》中談到中學時代的軍國民教育時說：“回想從前掮過幾年的槍，什么散兵線和野戰(zhàn)等都操練過，靶子也打過，這真是切實的根基?！庇终f“輕快的槍桿背在肩上，耳聞凄清的軍號聲，使我悠然神往了”。

在袁希洛的感召下，草橋中學的紀律極為嚴明。1910年秋，學校組織旅行到南京旅行，參觀南洋勸業(yè)會，剛到會場正門時忽然來了一陣粗大的急雨，葉圣陶在《掮槍的生活》一文中說：

我們好像沒有這回事一般，立停，成雙行向左轉(zhuǎn)，報數(shù)，搭槍架，然后散開，到各個館去參觀。明天《會場日報》刊登特別記載：

某某中學到來參觀，完全是軍隊模樣，遇到陣雨，隊伍絕不散亂，學生個個精神百倍，如是云云。我們都珍重這一則新聞紀事，認為是這一次旅行的榮譽。

同學趙孟軺在日記中寫到，因紀律嚴明，他們受到江蘇諮議局副議長兼江南高等學堂監(jiān)督蔣季和太史的熱情款待，江寧提學使還給他們每人送了一本“法帖”，以示表彰。

無論是“精神百倍”，“完全是軍隊模樣”，還是諮議局副議長的“款待”和“提學使”的嘉獎，都彰顯了草橋中學嚴明的校風。中學時代，葉圣陶穿操衣，扎繃腿，軍訓時不避苦，課余和同學翻單杠、踢足球、練習騎馬。他在散文《回過頭來》中寫到踢足球時如何奔跑和搶球；在散文《騎馬》中記敘在野外騎馬時控縱馳騁的快樂，策馬“小走”的欣愉。為了壯膽，葉圣陶還和顧頡剛一同到清末刑場“踏血而行”，觀“懸絞樁上”之死囚，看“身首異處”的“盜魁之尸”，有時還特地趕到刑場看“刀下頭落”之“決囚”。

清末民初的“軍國民教育”并未能使國家“振衰而起弱”。但那“頗帶一些浪漫意味”的“掮槍生活”，卻使那一代青年學子們的身心“得到一些潤澤”，夯實了愛國思想，以及律己極嚴的“服從”意識、敢于拼搏的雄武之氣和“不存私利”的團結精神。葉圣陶在日記中經(jīng)常寫到國內(nèi)大事。面對帝國主義列強的入侵和清政府的腐敗，葉圣陶有過立志“從軍”、持槍馳騁沙場的志向，有過與列強帝國“背城一戰(zhàn)”的沖動，這些也可以看作是“軍國民教育”的成效。

三 “放社”與《課馀麗澤》

在我國，結社風氣的淵源是很古遠的，可說是“亙古稱盛，于清末民初為烈”。結社是以文會友，其目的是擇友會文，講究制藝，揣摩風氣，討論如何賦詩作文，以便將來廁身仕途。清朝末年，社會急劇動蕩，革命火焰到處蔓延，“結社”成了改良主義者和革命民主主義者鼓吹“維新”“革命”的一個重要途徑。蘇州和上海原本就是改良主義者和革命民主主義者活動的中心，各種社團競相成立。葉圣陶受了時代風氣的影響，于1908年春在草橋中學組織了詩社，取名放社，這明顯是受到白居易《放言》詩的啟發(fā)，意在放言高歌，抒發(fā)自己的志向。顧頡剛在《〈隔膜〉序》中說：

他（葉圣陶）比我早進一年中學。我進中學時，他正是刻圖章、寫篆字最有興味的當兒。記得那時看見他手里拿的一把大折扇，扇上寫滿了許多小小的篆字，我看了他勻凈工整的字，覺得很是羨慕。后來他極喜歡作詩。當時同學里差不多沒有一個會作詩的，他屢屢教導我們，于是中學里就結合了一個詩會，叫作“放社”。但別的人想象表出，總不能像他那般的深細，作出來的東西總是直率得很，所以我們甘心推他作盟主。

所謂“盟主”，就是“召集人”“帶頭人”。葉圣陶經(jīng)常和王伯祥、顧頡剛在一起吟詩、聯(lián)詩、填詞、嵌字、對對子。

顧頡剛在《記三十年前與圣陶交誼》中說：

（1908年）予亦入中學。是時王君伯祥喜與予及圣陶近，結社作詩鐘，或嵌字，或詠物，恒三數(shù)日輪出一題。圣陶以好飲，自署“醉泥”。社中惟此三人，所作推圣陶最工。又相約急就章，欲馳騖于隸草之間，亦以圣陶為神似……是時予有所戀，而社交未公開，無由自達其意。圣陶能篆刻，曾倩刻三印，曰“隔花人遠天涯近”，曰“想得人心越窄”，均《西廂記》語；曰“網(wǎng)得西施愁煞人”，尤《西堂賦》中語。印篆或遒勁，或蘊藉。時加摩挲，聊可自慰。至圣陶本身，則未聞其有此種煩悶也。

1911年，葉圣陶（右二）與同學顧頡剛（左二）、王伯祥（右一）、王彥龍（左一）參加社會黨后攝

傳統(tǒng)的中國文人推崇文法技術，作文章講虛實字，作詩講對偶，于是學作詩文便從使用虛實字和對對子入手。葉圣陶在私塾讀書時就對“對對子”很感興趣。他把“天對地”“云對風”“白馬對黃?！薄梆┰聦﹂L空”“登高山對望遠海”之類的“對聯(lián)大全”背得很熟；明清筆記小說中“點雨滴肩頭”對“片云生足下”，“愿乘蒼龍上天去”對“偶牽黃犬過街頭”這一類“對對子”的趣聞也知道得很多；對蘇州園林中那些表現(xiàn)了選字遣詞高度藝術技巧的園聯(lián)，如蘇州網(wǎng)師園的“風風雨雨，暖暖寒寒，處處尋尋覓覓；燕燕鶯鶯，花花葉葉，鄉(xiāng)鄉(xiāng)暮暮朝朝”，蘇州拙政園的“北院寺新成，有寒碧千層，遠青一角；東君如舊識，正庭槐垂蔭，梁燕將雛”等園聯(lián)，也熟爛于心。他看得多，記得多，對起對子來自然敏捷工整。

葉圣陶回憶說，為了爭奇斗勝，他們曾對過“拆字對”（如“凍雨灑窗，東兩點，西三點；切瓜分客，上七刀，下八刀”）、“拗字對”（如“三塔寺前三座塔，五臺山上五層臺”）、“無情對”（如“木已半枯休縱斧，果然一點不相干”）。喝酒作“詩鐘”，也是一種高雅的消遣。詩鐘名稱不一，或稱羊角對，或稱雕玉雙聯(lián)，或稱百衲琴，或稱詩唱。古時文人雅士作詩鐘，社規(guī)甚嚴。拈題時綴錢于縷，系香寸許，承以銅盤，香焚縷斷，錢落盤鳴，其聲鏗然，以為構思之限，故名詩鐘。放社作詩鐘，沒有文人雅士那么嚴的社規(guī)?！懊酥鳌保ㄈ~圣陶）要社友作兩句對子，七字句或十四字句，出題有種種花樣，有“命題對”，如以“青蛙”或“雨傘”為題目作一對對子；有“嵌字對”，如以“小紅”或“如意”嵌入上下句作一對對子。最難的是把不相干的字句嵌入上下句中作一對對子，例如上句嵌“天”，下句嵌“花”；上句嵌“初聽起”，下句嵌“暖瓶”，把本來不搭界的字和詞作成七字對或十四字對，難度很大?！懊酥鳌秉c燃一支香，用以計時。這支香燒完了就要交卷，不合格的要罰酒。對對子和作詩鐘，雖屬雕蟲小技，然以之瀹性靈，滌煩躁，亦不失為“藝苑之支流，塵海之逸軌”。對對子也最能顯示中國文字的特征。能對對子才能分辨虛實字、平仄聲。從所對對子的巧拙、華樸、雅俗中，可以看出讀書之多寡、語匯之貧富，以及思想聰慧程度和審美情趣的高下。這種游戲既能練習作詩的基本功，又能激發(fā)同好求知好學的性情。社友各顯其能，妙句出，意蘊生，優(yōu)者雀喜，劣者苦醪，“巧對為歡幽寂破，低吟乘興快詩成”。對對子若有信手拈來，渾然天成的本領，詩一定寫得很雅潔。

1909年11月，柳亞子、高旭、金山、陳去病等組織的南社在蘇州正式成立。南社社員既是愛國志士，又是熱情澎湃的革命詩人。他們不以投身革命為滿足，還要從事文藝活動，以文藝為武器，呼喚“國魂”，匯聚革命力量，從而形成了“登高一呼，四山響應”的盛況。葉圣陶在《追念亞子先生》一詩中說：

南社風流弱歲傾，騷心俠骨柳先生。

中年謦欬獲親接，如飲醇醪仰老成。

曼殊平素春航藝，大筆頒揮耀報章。

多少民初同學輩，傳抄告語興如狂。

“柳先生”就是柳亞子；“曼殊”是蘇曼殊，“平素”意為打破常規(guī)；“春航”是馮春航，是當年上海伶界最有名的旦角，柳亞子曾將當時滬蘇兩地名家稱頌馮春航演藝的詩文和劇評匯編成《春航集》上下兩冊，由廣益書局于1913年出版。葉圣陶傾慕柳亞子，也是“曼殊迷”，是馮春航的“粉絲”。蘇曼殊寫的言情小說《斷鴻零雁記》在《太平洋報》上連載時，葉圣陶逐日抄錄下來，裝訂成冊，反復揣摩玩賞。葉圣陶盛贊馮春航新劇《血淚碑》的劇評就編在《看航集》（下冊）中。

葉圣陶很欽敬蘇曼殊的“平素”，把馮春航譽為“天上麗人”，但最感佩的還是柳亞子的“騷心俠骨”。

受到柳亞子及南社的影響，草橋中學同學紛紛要求加入放社。經(jīng)過認真的籌組，1910年春，草橋中學放社正式成立。除王伯祥、顧頡剛、吳賓若之外，江應千、喬笙亞、章君疇、吳湖帆、張吉如、張禹琳、龐京周、蔣益生、程國任、周錦文、吳旭丹、馮葆和、徐偉士等同學也都成了放社的成員，大家仍推舉葉圣陶為“盟主”。同學少年，風華正茂。這幫以“中華男兒”自勵，“誓將只手擎天空”的學子，在葉圣陶的帶領下，經(jīng)常舉行社集，談作文、作詩詞、作畫、刻印章、習字、吹簫；談國內(nèi)的“水災”“兵荒”“暴動”，談國外的“新事物”，談民族前途。大家隨心所欲，“暢談無禁”，你爭我辯，“往往至數(shù)小時”，這在今天似乎是難以想象的。

清朝末年，革命志士為了喚醒民眾，鼓吹民族革命，爭先辦報。近代革命史上和新聞史上有“橫三民”“豎三民”的佳話?！皺M三民”指的是《民權報》《民國新聞》《中華民報》；“豎三民”指的是于右任創(chuàng)辦的《民呼日報》《民吁日報》《民立報》。1909年5月15日，《民呼日報》創(chuàng)刊于上海，于右任自任社長，范光啟、王無生、龐青城等任主筆。從它問世之日起，就以主要篇幅揭露清政府的專制、腐敗和殘暴，并以不同的形式宣傳同盟會的政治主張，介紹西方資產(chǎn)階級的政治理論。8月2日，上海公共租界公廨應清政府之請逮捕了于右任。于右任在獄中致書同仁，宣稱“寧死不停報館”。但在中外反革命勢力的摧殘下，8月14日，《民呼日報》被迫?？?。9月，出獄不久的于右任又創(chuàng)辦了《民吁日報》，主筆中多了朱葆康和景耀月，《民吁日報》秉承《民呼日報》的宗旨和風格，抨擊腐敗的清政府，為民呼吁。10月14日，清政府下令查封了發(fā)行僅43期的《民吁日報》。1910年10月11日，于右任聯(lián)絡宋教仁又創(chuàng)辦了《民立報》，宣傳武裝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思想。葉圣陶和放社同人受到于右任“寧死不停報館”精神的感動，于1911年5月29日創(chuàng)辦了年級小報《課馀》（后改報名為《課馀麗澤》）。葉圣陶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

晨到校絕早，書玉忽提倡組織一種專講科學之印刷物，以發(fā)行于校中。余遂取名曰《課馀》，因作發(fā)刊詞一首，其他撰稿者則笙亞、書玉、藩室也，而懷蘭專任圖畫。至課畢時共出四張，又畫二張。以后則每日兩張而畫一張也。諸同學皆出紙，定閱幾遍全堂。不過如此做來人有益，而己則苦矣，歸家時已六句鐘。

這里所說的“全堂”指全校，“定閱幾遍全堂”，可見其影響之大。顧頡剛在《記三十年前與圣陶交誼》中介紹說：

在中學時，各級均辦報。圣陶主五年級，報名《課馀》，予主四年級，名《學藝》。報皆鋼筆版油印，同學分任繕寫。中有論說、翻譯、詩文、圖畫諸欄，惟圖畫用真筆版印。今國畫家吳湖帆君，即常為報中作畫者也。時張聿光在上?！稌r事新報》作漫畫，能表見其才氣，湖帆效之，署名“韋光”書草宛若“聿光”字。而圣陶學李叔同魏碑體亦特肖。是時蘇曼殊發(fā)表《斷鴻零雁記》于《太平洋報》，南社諸人若寧太一、景耀月、姚鹓雛、柳亞子常發(fā)表詩文于《民立報》，圣陶恒抄錄集之，以是所作最有時下風。中學英文讀《莎氏樂府本事》及伊爾文《見聞雜記》，圣陶恒以吾國古體譯其中詩詞，載于《課余》，蓋亦仿曼殊之《文學因緣》焉。

“麗澤”，源于《易·兌》，“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王弼注：“麗猶連也。”“兌”，喜悅。意謂兩個沼澤相連滋潤萬物，所以萬物皆悅。葉圣陶用“麗澤”作報名，彰顯“相連”的情誼，激勵自己和同學們相親相愛，互相切磋，砥礪學問，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課馀麗澤》豐富了同學們的學習生活，弘揚了群德。作為主編，葉圣陶不僅組稿，為專欄寫詩、寫詩話、寫理學和哲學方面的論文，還擔任“印刷人”負責印刷。這里抄錄葉圣陶6月3日和4日的兩則日記：

6月3日 午后課畢時預備后日出版之《課馀》，以后日為“課馀”下加“麗澤”兩字之第一日，故格外多出約十馀頁，各科學無不有，且有征文之題目三，其中余所出者一為《佛教為中國教議》，其外余有哲學一則，曰《心學與人類之關系》。令時、笙亞兩人伏案勤寫，寫畢余為印刷人，至夜膳而歸，共印好六張，蓋尚小半也。歸后作詩話幾則，以備登于文學一門中。

6月4日 晨起走至校中，蓋以《課馀麗澤》事，故亦不管星期日也。既而令時、笙亞俱來，于是彼兩人寫，余則待之，寫好而印，至晚始完，共有十六張。復以各頁，依次配成諸份，及完工歸家已燈火燦然矣。

葉圣陶在《雜談我的寫作》一文中說：“升到五年級（前清中學五年畢業(yè)）的時候，和幾個同學發(fā)起一種《課馀麗澤》，自己作稿，自己寫鋼板，自己印發(fā)，每期二張或三張，猶如現(xiàn)在的壁報；我常常寫一些短論或雜稿，這算是發(fā)表文章的開始?！边@也能看出《課馀麗澤》在他的成長史上有重要的意義。

四 文學的“興趣”和“嘗試”

在我國小說史上，晚清是小說最繁榮的時代，僅商務印書館編印的《涵芬樓新書分類目錄》的“文學類”中，截至宣統(tǒng)三年，所收的翻譯小說就將近四百種，創(chuàng)作的約一百二十種。造成小說空前繁榮的局面原因有三個，一是印刷事業(yè)的發(fā)達。二是梁啟超“小說為文學之上乘”，“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的宏論，讓智識階級認識到了小說與“改良群治”（政治）和“新民”（改造國民性）的重要性。三是清室的無能腐敗和社會的黑暗促使有識之士寫小說以事抨擊，提倡維新與愛國。魯迅是清末介紹和翻譯歐洲新文藝的先驅(qū)者。魯迅1902年3月去日本留學，1903年開始翻譯活動。他最初是編譯歷史小說《斯巴達之魂》，從日文轉(zhuǎn)譯法國雨果的短篇《哀塵》和儒勒·凡爾納的科幻小說《月界旅行》等，在熱心從事翻譯外國文學的同時，提出了一些譯學見解，成為清末文學理論拓荒的重要組成部分。魯迅曾經(jīng)將“異域文術新宗”“始入華土”的年代界定在1909年。這年3月，周氏兄弟合譯的《域外小說集》第一集由東京神田印刷所印刷，東京群益書店及上海廣興隆綢緞莊發(fā)售﹔7月，《域外小說集》第二集由友人蔣抑巵出資代墊印行，出書后在上海蔣家開設的廣興隆綢緞莊代售。魯迅是真正意義上的介紹和翻譯歐洲新文藝的第一個人。葉圣陶說他也讀過《域外小說集》，可看得較多的還是英文小說。他在開明版《〈葉圣陶選集〉自序》中回顧創(chuàng)作的歷程時說：

我寫小說，并沒有師承，十幾歲的時候就喜歡自己瞎摸。如果不讀英文，不接觸那些用英文寫的文學作品，我決不會寫什么小說。讀了些英文的文學作品，英文沒有讀通，連淺近的文法都沒有搞清楚，可是文學的興趣起來了。這是意外的收獲。當然，看些翻譯作品也有關系。

這里所說的“英文”，指的是他中學時代學英文時讀的華盛頓·歐文的《見聞錄》，《見聞錄》（又譯《拊掌錄》《見聞雜記》《見聞札記》）是華盛頓·歐文的代表作，包括小說、散文、雜感等共三十余篇，以幽默風趣的筆調(diào)和富于幻想的浪漫色彩描寫了英美兩國古老的風情及善良純樸的舊式人物。葉圣陶最喜歡歐文的《妻》《睡洞》《睡谷》《耶穌圣節(jié)》《圣節(jié)夜宴》《記惠斯夕景》《耶穌生日日》《記惠斯敏司德大寺》。他說：“華盛頓·歐文的文趣（現(xiàn)在想來就是‘風格’了）很打動了我。我曾經(jīng)這樣想過，若用這種文趣寫文字，那多么好呢！這以前，我也看過些舊小說，如《水滸》《三國演義》《紅樓夢》，都曾經(jīng)看過好幾遍；但只是對于故事發(fā)生興趣而已，并不覺得寫作方面有什么好處?！庇终f：“作小說的興趣可以說因中學時代讀華盛頓·歐文的《見聞錄》引起的。那種詩味的描寫，諧趣的風格，似乎不曾在讀過的一些中國文學里接觸過；因此我想，作文要如此才佳妙呢?！薄埃駠┤昊蛩哪?，我的小學教師的位置被人擠掉，在家里閑了半年。其時上海有一種雜志叫《禮拜六》，銷行很廣，我就作了小說去投稿，共有十幾篇，每篇都被刊用。第一篇叫作《窮愁》，描寫一個窮苦的賣燒餅孩子，有意摹仿華盛頓歐文的筆趣；以后幾篇也如此……這是我賣稿的開始?！?/p>

中學畢業(yè)后，葉圣陶曾經(jīng)請過一位英文老師幫助補習英文，用的課本是古德斯密（今譯哥爾斯密）的《威克斐牧師傳》（又譯《姊妹花》《雙鴛侶》）?！锻遂衬翈焸鳌芬詫υ捴哪靶睦砻鑼懙娜肷褚婇L，深得我國文學青年的青睞。葉圣陶翻譯小說看得也很多。林琴南翻譯的《迦茵小傳》（哈葛德著）、《巴黎茶花女遺事》（小仲馬著）、《塊肉余生述》（迭更司著）、《撤克遜劫后英雄略》（司各特著）、《吟邊燕語》（蘭姆著）、《離恨天》（森彼得著）等所謂的“名著”，他讀了還不止一遍。他回憶說：“翻譯作品，在我青年的時代看起來，簡直在經(jīng)史百家以外另有一種境界。我羨慕那種境界，常常想，如果表現(xiàn)得出那種境界，多么好。現(xiàn)在想起來，短篇小說這一類東西，我國絕對沒有固然不能說，但是嚴格地說，確是我國向來沒有的，因而叫我感覺新鮮。感覺新鮮，愿意試一試，那是青年們通常的心情。南方的青年冬天跑到北京，看見許多青年都在北海溜冰，不是急于要搞一雙溜冰鞋，也去試一試嗎？”

“歐美小說”在葉圣陶的小說創(chuàng)作中起了示范的作用。他早期的文言小說生活氣息濃厚，注重田園風情和自然景觀的描繪，文筆樸質(zhì)輕靈，幽默而凄切，這些方面得益于翻譯小說的潤澤。至于“文學是可以轉(zhuǎn)移性情，改造社會”等全新的觀念的確立，也得益于“域外”文學的滋潤。草橋中學堂畢業(yè)后他擴充放社，辛亥革命期間寫詩歌“思念英雄”、寫論文呼吁“革心”，以至在1919年初加入北京大學的新潮社，所有這一切似乎都得益于“歐美小說”的啟蒙。

五 “存古學堂”的誘惑

在如饑似渴地學習外來文化的同時，葉圣陶又熱切地企盼“古學之再昌”。他的這種“二重心態(tài)”，同樣也鐫刻了那個時代最鮮明的印記。

晚清末年，與“變革維新”相對峙的是“保存國粹”。這“保存國粹”又派生出兩大支脈。一是封建復古派王先謙、葉德輝、毛慶藩諸人的“復古運動”，二是一班“新青年”的“保存國粹”運動，其領袖人物是鄧實（秋枚）、黃節(jié)（晦聞）、劉光漢、柳亞子、陳去病、蔡哲夫、高萬吹等。他們看到中國受外力的壓逼，不甘心承認這種外力，于是傾向頌揚固有文化，在上海成立“國學保存會”，創(chuàng)辦“藏書樓”，出版《學報》和“國學叢書”，保存國粹，提倡國學，借學術來鼓吹種族革命并引起民族的自信心。在他們看來，文化之隆替與民族之存亡，關系極為密切。文化發(fā)達，則民族隨之強大；文化衰頹，則民族亦隨之卑微；文化徹底崩潰，則那民族的末日也就來臨了。“立國之真”，在“術藝施之當也，國學淪亡，于國何有？”要拯救“塊肉余生”的中國，必須聯(lián)袂奮起，立社講肄，從復興民族文化做起。我國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歡迎科學，卻又極力推舉中國的“文明”，在《三民主義》里就曾講過很多稱頌中國古文化的話。由此可見，清末一班新青年“假復古之事業(yè)，以寄革命之精神”的“保存國粹”運動，既是針對廢除科舉制度后出現(xiàn)的“古書無用論”的一種“反撥”，也有著“詩書救衰”的良苦用心。

蘇州本是文化中心，舊書版刻最多。它在太平天國戰(zhàn)爭中雖遭浩劫，但遺留下來的舊書版刻也還不少?？勺詮?906年廢除科舉設立學校以后，有人誤認為舊書本再也用不著了，舊書肆的生意一天清淡一天，觀前街的書鋪子一個個由舊轉(zhuǎn)新，洋裝本代替了線裝本，就連專售佛經(jīng)善書的瑪瑙經(jīng)房也經(jīng)營起教科書和新小說了?！靶聦W后生”以吞剝歐西日本文句相夸耀，漢文彩章，掃地無余，“妄人或抱歐語規(guī)則以談漢文，或欲自滅舊文而用新語，謬話叢興”，有識之士“哀群言之穢荒，痛夏聲之將墜”，于是“保存國粹”的呼聲四起。

和同時期所有的急進青年一樣，葉圣陶熱切地希望能認識新的事物，他如醉如癡地閱讀梁啟超創(chuàng)辦的《新民叢報》。梁啟超自稱“中國之新民”，在《新民說》中指出中國舊文化缺乏西方民族的公德、合群、毅力、尚武等許多“美德”；甚至說到中國人缺乏私德，極力推崇西方文明而排斥中國固有文明，其“激情”和“主義”讓葉圣陶為之心動。而受到“保存國粹”呼聲的吸引，葉圣陶又鐘情于鄧實（秋枚）、黃節(jié)（晦聞）等主編的《國粹叢編》，以及沈太侔所編的《國學萃編》。《國粹叢編》創(chuàng)刊于1907年，以重刊佚逸禁毀者為主，其中就有反元反清先烈謝皋羽、鄭思肖、張煌言、張家玉的佚著?！秶鴮W萃編》匯集了陳衍、孫雄、昌廣生等人至可寶貴的作品，以及古人湮沒不傳的著作。葉圣陶從《國粹叢編》（《國粹叢書》）、《國學萃編》中既得到學問的指導，又知曉了“古學復興”“以復古為解放”之意義，對“傳統(tǒng)”和“國粹”也有了一定的認識，覺得羅振玉的“學術并無新舊之分”以及王國維的“學術不分新舊、中西、有用無用”的理論不無道理。

1909年春，江蘇踵湖北之后，由毛慶藩和朱之榛在蘇州創(chuàng)辦存古學堂。存古學堂屬書院性質(zhì)，學科僅史學、經(jīng)學、詞章學三種，目的是“以存國粹，而造通才”，“畢業(yè)可照高等學堂請獎”（《江蘇奏設存古學堂摺》），可得科舉時代進士之稱。據(jù)顧頡剛《記三十年前與圣陶交誼》，學堂“聘曹叔彥元弼為經(jīng)學主教，葉鞠裳昌熾為史學主教，鄒詠春福保為文學主教，三君者皆翰林也。另聘諸生之有學者為助教，孫先生為經(jīng)學助教，沈綏成孔修為史學助教”。孫先生即孫伯南（1868—1934），字宗弼，是葉圣陶的表兄。他和沈綏成都是草橋中學的國文教師，“圣陶”這個號就是沈綏成給起的。關于孫伯南，趙孟軺在《拙齋紀年》中是這樣介紹的：

先生精治經(jīng)學，博通說文，所作篆渾厚古樸，一如其人。曾隨吳郁生蔚若、江標建霞、葉昌熾鞠裳、王同愈勝之四學政觀風四川、湖南、甘肅、湖北，襄助閱卷，見聞至廣，造詣至深，所授課文大都選之史漢，薄桐城、陽湖派文章而認為不屑讀，致我輩眼高手低，取舍從嚴，下筆力求簡斂而未能，辭艱意澀，失之開展。先生賦性真摯，胸無城府，對同學無不愛，同學以其易與也，輒揶揄之、激之使怒，引為趣樂，先生亦不以為忤，逍遙嗜飲，嘻笑自若，而實深于世故。晚歲奉佛，人有所求，力能及無不應。某年除夕，偶聞鄰人刮米缸底作聲，素諗其貪，知其米之罄也，急為糴米數(shù)斗，暗飭棧司擔去，鄰人訝之，初不知付款者為誰，擔米者為肖其狀貌，知為先生，其濟施之不欲人知者類如此。

孫伯南在草橋中學執(zhí)教時，運用評彈藝人術語講解國文，繪形繪色。課后帶學生到園林觀摩楹聯(lián)，邊讀邊講解；到護龍街逛舊書店，敦促學生涉獵群書；還到廟堂寺院搜訪斷碑殘碣。他治經(jīng)學及小篆，深諳金石，精于書法，深受學生愛戴。孫伯南辭去草橋中學教席之后，葉圣陶、顧頡剛、王伯祥等人仰慕其學問，出自“經(jīng)師易得，人師難逢”的心理，常至其臥室中聽談學術掌故，不忍與離。孫伯南就推薦他們報考存古學堂，考題是《尚書·堯典》上的。據(jù)顧頡剛《記三十年前與圣陶交誼》，葉圣陶自我感覺挺好，“惟此校所收，大抵皆三四十歲已有功名人，無十余齡之童子，榜發(fā)皆不取。我輩向往心動，常至彼校，繼續(xù)聽孫先生談。校在滄浪亭可園，滄浪亭及南園一帶遂常印予等足跡矣”。在孫伯南等名家的影響下，葉圣陶和顧頡剛、王伯祥讀古書、寫篆文、治經(jīng)學的熱情經(jīng)久不衰。顧頡剛回憶說：

幼年豪興，常欲集諸秘籍為一書，上攀汲古，下承鐵華，而苦無其財力，時肄業(yè)草橋中學，則集同學者油印《學藝叢刊》，按日書數(shù)葉……

《學藝叢刊》是顧頡剛在草橋中學讀書期間主編的年級小報?！凹彻拧?，指汲古閣，明末毛晉的藏書樓。毛晉，江蘇常熟八，性好聚書，湖州書舶云集于門，有諺曰：“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書于毛氏?！鼻昂蠓e書至八萬四千余冊。毛晉亦愛好抄書，所藏鈔本最精，世稱“毛鈔”。嘉慶庚申黃士禮刊《汲古閣秘本書目》，載毛氏鈔本一百七十種，傳刻鈔寫古書，流布天下?！拌F華”，指清光緒年間蔣鳳藻刻行的《鐵華館叢書》，共六種四十五卷，此叢書所收多據(jù)善本鐫刻。蔣風藻字香生，江蘇長洲人，當過福建知府。明季以來，江浙藏書家之多，為天下冠。近三百年間，中國學術文化，重心便在太湖流域。葉圣陶、顧頡剛、王伯祥立志向“藏書家”學習，博覽并搜集“秘籍”。他們逛書肆，訪書販，把零花錢、壓歲錢統(tǒng)統(tǒng)用來買書，“貪多務得，泛濫無歸”，并把尋覓得來的《藝海一勺》和《龔自珍讀書訣》等“秘籍”，“按日書數(shù)葉”，在《學藝叢刊》上刊出，分發(fā)給同好玩賞，借以傳先哲之精蘊，啟后學之困蒙。《學藝叢刊》刊布的“秘籍”大多由葉圣陶作序跋。歲月遷流，《學藝叢刊》已經(jīng)散失了。葉圣陶為《學藝叢刊》撰寫的序跋僅找到一篇《〈藝蘭要訣〉跋》，這是一份很珍貴的史料，特抄錄于下：

春間購蘭一握植諸盆。尚含蕊焉。色綠而苞明。復十數(shù)日且花矣。會結伴泛西子湖。亦六七日。短槳輕打。一舟容與。輒念家中蘭。此時當幽香盈屋。及歸。乃大不然。六七日前之榮榮窗下者。竟同秋后草?；ㄎ撮_而先萎矣。噫?？上б?。走訪頡剛。則出《藝蘭要訣》曰。戚屬吳公 著也。披閱之。乃恍然悟。蓋藝蘭固有其方。而余蘭之萎。實由于余之未得之也。夫蘭之所產(chǎn)。非山隈巖角乎。其生也以天。其萎也以天。天道一歲而往復。蘭亦一歲一榮枯。然卒未聞蘭有枯而不復榮之一歲。蓋不生于他處。而自然生于山巖。則蘭之性必宜乎此矣。今乃欲以宜乎山巖之性。而強之亦宜乎盆盎。則非順其初性不可。所謂順之者。即所謂藝蘭之方。使地易而性仍。其發(fā)為榮者。亦必復所舊有。則欲求見蘭于盆盎之道。固非未諳于方者。所可言也。以余之不知治蘭。乃生春間蘭萎之感。同余之懷者幾人。以此篇砭之也可。辛亥八月望葉紹鈞識。

《〈藝蘭要訣〉跋》文字精練雅潔，洋溢著樸素的辯證法思想，念起來朗朗上口，頗有散文詩的韻味?？梢娙~圣陶中學時代詩文的功力就比較厚實，求知欲旺盛，興趣廣泛，思想活躍。

六 “天才”緣自勤奮

葉圣陶在草橋中學度過的五年，是勤奮學習的五年。他涉獵面極廣，文學、理學、哲學、金石、篆刻、繪畫、音樂、戲劇，無一不愛，所愛必學。這五年，又是積極參與社會大變革的五年，他對“興辦學?！薄胺抛恪薄霸扈F路”“請求政府公布憲法開國會”等“革新浪潮”均極為關注。經(jīng)過歷練，他增加了學識，拓寬了視野，并為茁壯成長扎下了蔓延廣遠的根荄。就學習而言，葉圣陶在中學時代至少有以下三個特點：

（一）眼勤、手勤、筆勤、腦勤，學習的興趣極為濃厚。葉圣陶早年有個筆名叫“宏愿士”，第一個“宏愿”是要努力“讀盡天下書”。據(jù)辛亥革命后的日記記載，他課余博覽的書籍有《美國大家文選》、《偉大的作者》（ Great Author）、《湖畔淑女》（ Lady of the lake）、《旁觀者》（Spectator）、《哲學論綱》、《希臘三大哲學家學說》、《佛學剩言》、《唐詩三百首》、《白香詞譜》、《吳梅村詩集》、《仁學》等“雜著”，真可謂立足本土，放眼域外，從中外文學和理學名著中汲取營養(yǎng)。

葉圣陶因為關注現(xiàn)實，報刊閱讀得也很勤。他的日記記錄的報刊有《東方雜志》《小說月報》《天鐸報》《時事新報》《民報》《字林西報》《教育雜志》《民立報》《時報》《民國報》《大漢報》《社會報》《新聞報》等，他從中廣泛汲取政治、經(jīng)濟、史地、文學和自然科學等各個領域的新知識。

無論讀書還是閱讀報刊，葉圣陶總講求“活讀”和“務實”。他說“讀書忌死讀”，死讀書，尤其是古書，讀得越多，思想越陳腐，腦子越僵化。但讀書又一定要認真，“茍僅如浮云過眼，何以得其真意”。他喜歡分兩步走，先是“初讀”，然后“再讀”?！俺踝x”，就是“快讀”“粗讀”，“僅覽大意”，其目的主要在于淘汰和選擇；對于值得“再讀”的書，則一字一句不放松，咬文嚼字求甚解，“詳經(jīng)之書而詳考之”，做到“意義盡悟”，熟記于心，他還寫成雜感短札，與友人“互相調(diào)看”，函商面析，不厭其煩。葉圣陶一再告誡自己：“不必存猛進之心，惟計日而進，量力而讀。”閱讀過的不妨復讀，圈點過的不妨重點讀，“毋畏買書，毋畏參考，毋畏巨帙，毋畏新書而不加圈點，毋畏臆想而不登筆記，久而久之，自與神化”。對于那些優(yōu)美的詩文，他不僅“諷誦”，出聲誦讀，還認認真真地抄錄或翻譯下來，欣賞品味。他翻譯過華盛頓·歐文、古德斯密，以及拜倫的詩文，抄錄過蘇曼殊的《斷鴻零雁記》《慘世界》，姚鹓雛的《恨海孤舟》，陸秋心翻譯的歷史小說《葡萄劫》（敘述希臘志士反抗土耳其的統(tǒng)治，揭竿起義光復故土的故事），老談的戲劇《亡國奴傳奇》，楊篤生鼓吹“社會主義”的長篇通訊《英國工黨與社會黨之關系》，等等。葉圣陶特重“抄書”，幾乎每天都要抄錄一些他所喜愛的詩文，且看他1911年7月的部分日記：

7月6日 晨起抄《天鐸報》中所載之《鐵羅漢寶相》。報蓋前日向陸氏所借來者也。其中詳述技擊之法，甚為有用，故余抄之，亦兼以習字也。抄至飯時僅寫二千馀字。天熱甚，頭部殊覺昏昏焉……

7月7日 飯后閱大人昨日攜歸之《民立報》，至晚間抄報上之《英國工黨與社會黨之關系》，蓋前日未完而續(xù)出者也。抄完其一日之所登，則仍為未完，乃更抄《鐵羅漢寶相》，抄了二千馀字而臥。

7月8日 晨起即抄《鐵羅漢寶相》二張，又以前抄之《半蘭舊廬詩》字跡潦草，入目不爽，乃重抄之。細細用心一筆不茍，自十句鐘至下午五句鐘僅抄了五頁，然力疲矣。乃思有以憇養(yǎng)此心力，則出笛而吹之，不吹笛已多日矣，調(diào)子頗覺生澀，理蓋然也。既而大人持《民立報》歸，乃即讀報。夜間將昨夜在床上思得之一律謄之題，即以首句之首二字《未必》為題。

7月17日 晨作《西湖游后缺憾詩》一首，系未得觀雨湖之意，亦以謄之稿中。乃抄《英國工黨與社會黨之關系》，至飯時共寫八頁，則此篇抄完。飯后抄《半蘭詩》頁半，讀文法兩頁。

7月19日 晨起身后，抄《半蘭詩》三頁……大人歸，持《民立報》授我，乃細細閱之。其雜錄欄中有《亡國奴傳奇》之登載，為波蘭之故事，想其中必有趣味，因于夜間抄之，而以后則每日抄其每日所載出者。

葉圣陶就是這樣勤奮好學，有一種鍥而不舍的韌性。中學五年，他在課余抄錄的詩文多得難以計算，最多的一天抄詩多達七十五首。孫伯南到存古學堂執(zhí)教后，接替他講授國文是著名的南社詩人胡石予。胡石予（1868—1938），名蘊，字介生。江蘇昆山市蓬閬鎮(zhèn)人，南社耆宿之一，擅古文辭，善畫梅，又治詩章，著有《半蘭舊廬詩集》《詩學大義》和《畫梅贅語》等，是清末民初江南四大儒之一（余三位為國學大師唐文治、南社耆宿高吹萬，詩人錢名山）。

葉圣陶對胡石予崇拜極了，在日記中記載了許多有關胡先生的論述和教導：

1910年12月22日 今日胡先生講朱酉生作《吳中風俗利病記》，言及今之婚喪慶吊以及育子生男皆有酬應，且極其奢華。在富者為之固無礙，而家道稍差者為之牽制矣，蓋不如是恐為人看不起也，遂致借債以辦事。其弊可謂烈矣。救之之法，須富而顯者為之提倡，專以儉約為主，使家道稍差者見之，以為彼且如是，我當更省。則民力可蘇而財用稍裕矣。此言殊當。

1911年2月27日 胡先生言：“英雄有多種，有逍遙塵綱之外不肯一進藩籠者；有愿進牢籠以得一舒其志，作枉尺直尋之想者。”然一則心雖高蹈，終屬無補；一則稍負瑕疵，其實有益于世。推而進之，則不受籠絡，未嘗不可施為。豎起脊梁，振作血性，轉(zhuǎn)移也，改革也，何事不可為，只在我耳。此則非所大英雄乎？

1911年10月25日 胡先生上課時講及讀書，謂讀書之味無窮，在各人之識見境地而得其各殊之進步?；蚓挂蝗硕鴮Ｗx一書，少年時之領悟如是，中年而更讀之，其會意異于少年時矣，老年而更讀之，則又異。而其領悟，其會意，皆進步也。欲練身救世者，讀書一層可不亟亟乎哉！

1912年1月28日 （畢業(yè)式）胡先生演說。其說甚長，而主要則在“習勞崇儉”四字，諄諄然謂“君等不可一日忘此四字也”。

以上所引，“掛一漏萬”，葉圣陶在治學、做人、處世等方面受胡先生影響甚深。他覺得胡先生的詩蕭散沖和、質(zhì)而不華，神似陸放翁，就經(jīng)常借回來抄錄。1911年5月5日記：“第一課國文，胡先生將游杭所得詩印出，發(fā)與各人。詩甚多，且都得西湖之奇景幽致，實足為湖山生色。因自愧，余游之粗暴，不能得景外景，歪詩十馀首，自慚形穢矣?！?1月6日記：“晨間方起身而頡剛來，出胡先生詩稿授余，蓋君昨日假自先生者也，略談數(shù)語即去。因讀先生詩，見其近作《秋風詩》十六首，詳志近事，低徊詠嘆，彌多趣致。既而亦成七律一首，志昨日之事，即謄之稿中?！?2月9日記：胡先生來，“示余以《秋風詩》，蓋自八月十九日武漢起義以來而至近日之紀事詩也。詩凡數(shù)十首，紀事彌詳，尚未有盡數(shù)。每首皆有箋注，誠偉著也”。12月23日記：“昨向胡先生假得其《秋風詩》卷，即振筆抄之，終日而盡，凡六十首，兼有細注，故費時多也。”《秋風詩》堪稱辛亥革命的史詩，自“辛亥八月十九日（十月十日）”武昌吹響“起義”的號角一直寫到孫中山任臨時大總統(tǒng)，囊括這前后八十一天在中華大地上發(fā)生的驚天動地的大事件，全詩共六十六首。因為“武昌起義”是在秋天，胡先生覺得以“秋風”來比喻這個振聾發(fā)聵的消息最為酣暢，所以這史詩就以“秋風”開篇，并以名其篇，第一首頭二句為“秋風吹客漢高吟，江漢潮流發(fā)大音”?！肚镲L詩·自序》云，“秋風秋風，迅厲迅厲，振落枯槁，天地義氣”，宣稱寫《秋風詩》是為了“敘事”和“言志”。葉圣陶秉燭達旦地“抄錄”胡先生的作品，不僅僅是為了學習寫詩，像先生那樣勤奮治學，也是為了追慕先生的“道德”，像先生那樣秉承知識分子“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社會責任，憂國憂民。葉圣陶抄錄胡先生的詩共有十數(shù)冊，他在1983年為胡先生遺稿所作的“序言”中說：

清末肆業(yè)于蘇州公立中學五年，受業(yè)于介生夫子者三年。所受科為國文，而七十余年間自省，受用者乃遠越于國文。蓋夫子崇德篤行，布衣疏食，其不言之教，當時門弟子莫不敬而慕之，且以律己。夫子耽吟詠，與南社詩人唱和，喜畫梅，詠梅詩續(xù)出而不已，紹鈞嘗恭錄之。

葉圣陶寫這篇“序言”時已九十高齡。他在給胡先生后人的信中說：“我所以有這一天，離不開胡先生的親切教誨，先生教我的學問，我用了七十年還未用完?！焙壬谠娭姓劶叭~圣陶借抄詩稿時寫道：“吾門兩生葉圣（圣陶）顧（誦坤——顧頡剛的學名），手鈔吾詩樂不?！保ㄕb坤是），可見葉圣陶受他的影響之深。

草橋中學的同學都說葉圣陶是“天才”，顧頡剛在《古史辨》第一冊的《自序》中也這么說：

葉圣陶先生（紹鈞）是我的老朋友，從私塾到小學和中學都是同學。他是一個富于文藝天才的人，詩詞篆刻無一不能；沒有一件藝術用過苦功，但沒有一件作品不饒于天趣。

“天才”緣于勤奮。葉圣陶的“無一不能”和“饒于天趣”，恰恰是他平時用“苦功”、多閱讀、多摸索、多練習的結果。以篆刻為例，葉圣陶經(jīng)常為同學和親友刻圖章，竣工后反復觀摩，稍不合意就磨掉重刻，直到滿意為止。最可貴的是他的“腦勤”，勤于思考分析，不斷提升思辨能力和欣賞的眼光。瀏覽葉圣陶早年的日記，就不難發(fā)現(xiàn)日記中處處都有個“我”，凡事都有他“個人”的分析和評判，從不人云亦云，偏聽偏見。請看葉圣陶的兩則日記：

1911年6月2日 今日國文講曾國藩歐陽生文集序，篇中拘拘乎桐城派，奉姚鼐若神圣，殊為可厭。余以為，文茍有一先生之傳流一宗派之門戶，則亦八股之流。蓋在心為志，出筆為文，志何如文何如，何必擬之摹之哉。余為此言，彼謹守宗派者，必且曰小子無知信口雌黃，甚且曰，未可以語文也。笑。

“在心為志，出筆為文”，援引黃遵憲的話說就是“我手寫我口”。作為一個中學生能有這種見解，實屬難能可貴。

1911年6月5日 胡先生未來，袁先生代課講法制，講人民與臣民之分，云：“臣民者，服從人之民，而人民之權利有不能盡享者也。吾人三百年來，代代做臣民，故亦習慣而不以為怪，然大有弊在。茍一旦人瓜分我，而心中生一同一為臣民之心，則完矣。必心中有一必為人民之心，茍有不令我為人民者，我仇之，我殺之；我人茍有一人在，則必不令人臣民我，如是方無負為人之天職也。”此段余以為精論，故志之。

“袁先生”是校長袁希洛。前面說過，1906年春，葉紹鈞進小學之前取號“秉臣”。升入中學后，他覺得“臣”字容易使人很自然地聯(lián)想到統(tǒng)治人民的“君”，他不愿意做“皇帝”的“臣民”，改號為“圣陶”。袁校長的這段“精論”，正好用來闡釋葉圣陶“改字”的原委?！俺济裾?，服從人之民”?！俺济瘛迸c“人民”的差異就在于“臣民”只有“服從”；而“人民”是獨立的，是有思想和言行自由的。綜觀葉圣陶長長的一生，雖然官至“副部級”“正部級”“副國級”，但他始終都把自己定位為“人民”中的一員，是一個“編輯”，一個“教員”，從而成就了他的博學和人格。

（二）熱愛大自然，喜歡“學術的旅行”。蘇州園林稱甲天下。葉圣陶可以說從能走路開始，就跟著長輩們到各處園林游玩。他在1983年7月寫的《從〈揚州園林〉說起》中說：“蘇州最好最著名的園林拙政園、滄浪亭、怡園、留園、網(wǎng)師園，幾乎可以說每棵樹、每道廊、每座假山、每個亭子我都背得出來?！眻@林設計者和工匠師的創(chuàng)造力，給葉圣陶以美的啟迪。在草橋中學讀書時，他總利用禮拜天和節(jié)假日約顧頡剛、王伯祥等好友結伴出游，沉迷在大自然的懷抱中。他在寫給王伯祥的詩中說：“憶從丁未始，草橋忝隨肩。講舍縱談笑，書林恣流連。城西丘壑美，時時陟翠顛。五歲倏爾逝，小成頗欿然?！庇终f“想童時，常與窗侶嬉游，蹤跡遍山徑樓廊汀岸”。在《題頡剛兄手錄辛癸貽我書十五通》中，他說：“幼歲同窗讀，繼之同校肄，共游玄妙觀，徘徊舊書肆，共登西郭山，流連諸山翠，時與伯祥偕，三人蓋同氣。”在《題〈石湖棹歌百首〉稿本》中，他說：“因誦斯編憶幼年，嬉春愛上上墳船。石湖想象成滄海，柳塢桃村望若仙。中學時期三人行，石湖來去腳邊程。橋頭塔畔留珍憶，山色波光證友情。”石湖，距蘇州城區(qū)十余里，是太湖的一個內(nèi)灣。“一水溶溶似玉壺”，堪稱江南絕境?！疤掖濉保刺一▔]，位于蘇州城北，是明代畫家唐伯虎建造的一座山野田園式的別墅。葉圣陶把距離蘇州市區(qū)十里之遙的石湖說成是“尋常”的“腳邊路”，游覽的興致之高可見一斑。

江南風光好，青山秀水，煙霞泉石，亭臺樓閣，為全國之最。徜徉其間，既領略到山川風物之美，觀賞到燦爛的文化，又能目睹田夫野叟的耕作或舟行之勞，接觸民眾的日事生活，諳知民間鄉(xiāng)土風情。當他觸景生情，有了好的思緒，就記在隨身帶的紙頭上，回家后再寫入日記或詩集中。學校組織的“遠足”，途中游憩時，同學們或笑或歌，而葉圣陶則常常掏出隨身攜帶的紙筆，把他在沿途獲得的知識和感興記下來?！斑h足”歸來，他不顧旅途疲勞，篝燈泚筆，寫詩、寫游記。1911年4月21至25日，袁希洛率草橋中學師生遠足杭州。行前，葉圣陶“以紙筆墨置懸囊，并附以日記，走一路，寫一路”。顧頡剛介紹說：“游觀數(shù)日間，圣陶得詩二十一首”，“于館中時，每入夜，輒詣圣陶室中，展其所作，興懷古跡，述語舟人，借以知湖上一斑”。回校后，葉圣陶寫了一篇長達兩萬字的《杭州旅行記》，送請胡石予先生批閱。胡先生看后題一詩于稿端，給予很高的評價：

憶游西湖將歸時，已作異日再游思。此愿速酬亦未易，聊復長吟湖上詩。葉生手持旅行記，乞我染翰一題辭。二萬余言皆記實，凡所經(jīng)歷無或遺。披覽自首訖卷尾，傾我清茗八九卮。仿佛暢游復一度，藉慰兩月之別離。茲游陳君（鳴鶴）惜未與，負負之呼固其宜。急急招之閱一過，勿謂畫餅不充饑。山光水色宛在目，神游其際性自怡。還生此記向生笑，更有一語作用奇。待我渴思西湖日，再借此卷一讀之。

同學章元善對葉圣陶的《杭州旅行記》的評語是：“聯(lián)袂湖山石，風華正茂時。紀游隨逸興，評事聘才思?！比~圣陶作《杭州旅行記》時還不到十七歲，游蹤所及不遠，見西湖以為不二之勝景，因而盡情描寫，給人以“得觀絕勝”欣嘆。從胡先生的題詩和章元善的評語中可以看到，葉圣陶敏捷的文思和出眾的才華，得益于湖光山色的恩賜?！岸f余言皆記實，凡所經(jīng)歷無或遺”，要是沒有熱戀大自然的“逸興”是做不到的。

（三）善于在日常生活中向師長、朋友及“明達之士”學習，不斷探索為人和求學的真諦。葉圣陶從1910年11月2日開始記日記，他在《〈圣陶日記〉緣起》中說：

我之生也以甲午九月三十日，以迄昨日，十六周歲矣，而今日為十七歲之第一日。日來于百事之動靜變遷，以及師長之朝訓夕誨，每清晨臥思，若有所會，而未足云心得也；及下床一有他事，則強半忘之，雖于腸角搜索，亦難得矣。因思古來賢哲皆有日記，所以記每日所作所思所得種種。我于是效之而作日記，而非敢以賢哲自比也。以今日為十七歲之第一日，故即以今日始。且我過失孔多，己而察之，志之日記；己而不察，人或告之，亦志之日記：則庶以求不貳過也。

“古來賢哲皆有日記”的話，大概源自北宋文學家蘇轍。蘇轍說過，“案頭置一卷歷，且晝之所為，暮夜必記之；不可記者，其事不可言，即不可為也”。大意是桌子上放著一卷歷本，白天做的事，到了晚上，一定要記下；若是難記下的，那件事就是說不出的，也就是不該做的?？梢娙~圣陶記日記的初心，是為了“修身”，造就完美的人格。日記中記不下來的說不出，說不出的不該做；不敢去做“不該做”的，也就不會再犯同樣的過失了，這就是葉圣陶所說的“以求不貳過也”！

值得注意的還有“日來于百事之動靜變遷，以及師長之朝訓夕誨”。這兩句話突出他對社會的關注，對師長的敬重。葉圣陶就是為了記述社會的“動靜變遷”、銘記“師長之朝訓夕誨”、讓自己不會再犯同樣的過失才記日記的，可見他的遠大志向和謙恭好學。從1910年11月到1918年年底的八年間，葉圣陶寫日記“成了習慣，就與刷牙漱口一樣，一天不寫是很不舒服”。后來他的日記間斷了。自1937年抗戰(zhàn)爆發(fā)之日起，葉圣陶又恢復了寫日記的習慣，直到1988年1月他謝世的前一個月為止，五十年間，他的日記從未間斷過。僅從葉圣陶中學時代的日記中，我們就能看到他善于學習、律己極嚴的品格，且看這幾則日記：

1910年11月3日 伯南先生夜間來閑談。彼說懶于酬應，心雖非傲人，終覺冷待于人，大是開罪于人處；說我亦深有此病，以后當戒之。又于無意中談及今之人皆精明。彼說精明人最是不精明，此語殊深于閱歷。

1911年1月25日 夜翻《芥子園畫譜》，見其總論中《去俗》一則有語云：寧有稚氣，毋有滯氣。彼論畫也，而于行文亦大有用處。伯南先生深贊蔣企鞏之文，雖有稚氣，而有靈活之思多致之語。蓋稚氣可以學而棄之也，若一有滯氣，出語笨重，終身無進矣。

1911年1月27日 閱《民立報》，見其“天聲人語”中有語云：人但當愛惜光陰，不當嘆息蹉跎，語頗有英雄氣概，亦未之前聞，故志之。

1911年2月19日 笙亞曾云：“字無好惡之分，我無他深奧語以定之，然只要緊而不覺其狹窄，已是可觀?！蔽衣勂溲砸宰杂^我之字，則遠甚于其言也，姑志之。

1911年2月22日 在自習室讀讀本時，笙亞與書玉每于一句之未澈，一字之欠明，必多方講解，至明白而后已；如遇一佳句，一工字則欣然鼓掌，反復誦之，彼誠得英文之趣矣。故進境為速也。若余才及展書，已有惰意，越惰越無趣，無趣乃無寸進也。

笙亞說我輩讀古人之文，宜得其氣，讀英文何獨不然。如未得其氣，雖字眼多，文法熟，究不足與西洋大文家抗衡。彼迨閱歷之言也。姑志之。

1911年2月27日 俗語有云：初學三年，天下去得；再學三年，寸步難行。何言之有味也。

日記中寫到的“伯南先生”，即中學老師孫伯南；“笙亞”，即中學同學喬笙亞。葉圣陶把老師、同學及“明達之士”關于做人、作文、求學、處世的感悟和至理名言寫在日記里，咀嚼涵泳，“為我所用”。他的座右銘是：“持無艱難之主義，今日解一難，明日解一難?！边@“座右銘”是從與同學喬笙亞的“閑談”中“釆擷”的。他在1911年9月9日的日記中說：

今日與笙亞閑談，笙亞曰：“我輩求學，難事亦不過千數(shù)。今日解一難，明日解一難，非難事也；積數(shù)年而難事即消，歸于無有，世間尚復有難事哉！若今日之所難明日又難之，今年之所難明年又難之，則實自棄耳，非事之難也。譬之理債，漸次償還毫不覺也，一并償還斯成巨數(shù)，而覺窒礙矣?！贝搜砸?，實學者之座右銘。余亦素持事無艱難之主義。然遇一事而覺難者，隨處皆是。知而不行等于不知，可羞可恥可痛可恨！圣陶圣陶，勉之哉！

葉圣陶就是這樣善于學習，不恥下問。他擇其正，以規(guī)己之非，棄其虛，以立己之明，不斷地修養(yǎng)人格，在知識的海洋中遨游，在時代的風雨中奮進。他在總結草橋中學的學習生活時說：“五歲倏爾逝，小成頗欿然?！?/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