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治晉三年

一、訂方針，理亂麻

張之洞浮游宦海二十年，沒有經(jīng)歷州縣、府、道、按察、布政等臺階，而由內閣學士直接提拔為山西巡撫，一躍步入封疆大吏行列，這在清代和平時期實屬罕見。當然，這反映了清廷最高統(tǒng)治者慈禧、奕譞對他的信任和賞識。感激之余，張之洞即于光緒七年十二月初八日陛辭，二十二日抵太原，二十四日接篆視事，可謂雷厲風行。

山西在太平天國戰(zhàn)亂中本已殘破，光緒初年又遭遇丁戊奇荒，此后兩任巡撫曾國荃、衛(wèi)榮光皆應對不力，民困政怠，積弊如山。張之洞此去，乃是收拾爛攤子，能否不負所托，上下皆有懸揣。應該說，他交出了一份出色答卷。

張之洞首先確定理政方針，認為：“當以課吏安民之道，先為深根固柢之圖。墾荒積谷以厚生，節(jié)用練兵以講武?！?sup>具體規(guī)劃有清官累、厲廉潔、紓民困、查除蠹弊吏奸等。經(jīng)過半年調研、實踐，光緒八年六月十二日張之洞奏稱，整飭治理的關鍵在于培元氣。國之元氣在增加戶口、開辟田地、政事有紀綱、經(jīng)費賦稅無侵盜，而不是聚斂吝嗇；民之元氣在官吏無苛擾，士農工商四民無游惰，而不是奸商牟利；官之元氣在官項無虧累，上司無誅求，賢否不顛倒，功過有黑白，而不是濫恩和曲法。為此必須標本兼治。要務則有二十項：責墾荒、清善后、省差徭、除累糧、儲倉谷、禁罌粟，這六條“務本以養(yǎng)民”。減公費、裁攤捐，這兩條“養(yǎng)廉以課吏”。結交代、核庫款、杜吏奸、理厘金、救鹽法，這五條“去蠹以理財”。開地利、惠工商，這二條“輔農以興利”。培學校，此條“重士以善俗”。紓餉力、練主兵、遏盜萌、修邊政，這四條“固圉以圖強”。還對前八條分別附片詳細說明。大意為：一繼續(xù)墾荒，為此應推遲征收地丁錢糧以促進。二、清查登記地產。三、裁減州縣差徭。四、禁種罌粟。五、裁減各州縣應解公費銀兩，禁止饋送、水禮，嚴定章程，奏明立案。六、裁減州縣常年攤捐十七款，以清官累。七、擬在包頭、磧口等處建倉積谷以備緩急。八、將已移作善后之用前收各省賑款十五萬余兩提歸正款報銷。此奏被迅速批準，并得到“實心為民、潔己率屬、深堪嘉尚”的稱贊。

十個月后，他給李鴻藻信中稱已略將全局看清，粗將線索尋著，可望漸入佳境。這些方針實行三年可使晉人獲益，十至三十年之內獲得最大成效。

二、整治官場

要治理好山西，關鍵要有一批得力的官員，張之洞因此不遺余力地整肅官場。

對于庸劣官員，嚴劾不貸。游擊劉定邦原是代州棍徒，在口外歸化城、薩拉齊等處開設糧店，由監(jiān)生捐納游擊銜，即勾結官吏，倚勢橫行，陷害無辜，買空賣空，把持行市，前后坑害商民資本數(shù)十萬金，鑒于當?shù)毓倮舳酁槠涫召I，張之洞密囑署大同總兵張樹屏將其緝獲解省，飭發(fā)太原府審訊，請旨革去職銜，以便嚴行懲辦。光緒八年六月十二日，特參前藩司護巡撫葆亨、前冀寧道王定安貽玩民瘼、糜庫款、收受賄賂等誤善后之咎。

葆亨、王定安皆被革職、發(fā)往軍臺效力贖罪。光緒九年十月，又劾罷不職文武官員九人。九月初四日，以和順縣知縣魯燮光縱丁擾民，奏請革職。光緒十年二月，甄別武職，劾罷副將以下二十一人。力度皆不小。

張之洞參劾貪劣，力圖肅清官場貪污等不正之風，還特別致力于消除致貪的根源。

州縣原應是親民之官，可是州縣官搜括民眾，除自潤外，還要分割一大部分孝敬上司，以博取青睞，得到庇護。這又分為公開與秘密兩種。暗中即為行賄。公開則為負擔上司衙門的公費，山西名為“攤捐”。山西官場原來就有屬吏向上司節(jié)壽送“規(guī)禮”的陋習，不過無定數(shù)，有時還會欠、減。葆亨用王定安之謀改為公費，明減暗增，將水禮一律改為實銀，歸并入向上司衙門提供辦公費用的“攤捐”之中，公然檄催，促使大小官員進一步對百姓搜括，并趁機自潤，從而造成貪污無法根絕，并且普遍化的現(xiàn)象。張之洞多次指出，州縣官的最大負擔莫過于攤捐，廉潔者也必然因之虧空。光緒八年二月二十九日，即札令布政司永遠裁禁陋規(guī)，傳知全省本衙門舊有規(guī)禮如院署津貼、水禮、門包、桌飯、查庫銀兩等一概不準呈送，以恤屬官而維政體。他又認為只有上司特別是一省最高權力機關巡撫衙門帶頭拒禮、裁減費用，才能杜絕基層貪污的借口，清澄吏治。所謂“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為此，他率先垂范，聲明“本部院受國厚恩，忝為一省文武諸官之長，堂堂詔糈本足自給，就令不敷惟當以儉養(yǎng)廉，亦斷無取盈屬官之理?！薄翱傊静吭耗繐羯轿鞴俑F民困，決意挽此頹風，于陋規(guī)少一分沾潤，自必于公事少一分通融……?！?sup>首先將巡撫衙門公費及一應陋規(guī)全行裁除，所有各署公費一并裁汰。減去各項浮費共計每年一千零八十七兩。對公認的肥缺鹽法道、河東道，他一再要求酌減公費，飭查鹽務陋規(guī)，嚴禁濫放濫支庫款。對發(fā)現(xiàn)的問題，予以嚴厲懲處。

整治的另一重點是官場“疲玩”，即懶政。他將這種狀況概括為：一是懶，二是散，因懶成散，懶散之極，將有“魚爛瓦解”之憂。深惡痛絕之余，除不斷訓誡外，更以身作則，樹立勤政榜樣。如他訂立的上午作息表是：丑正二刻（夜一時半）即起，寅初（凌晨三時）看公事，辰初（七時）見客。希望一天當兩天用，并長期堅持，以致被人攻擊“起居無節(jié)，號令不時”。他不用幕友、文案，只慎選屬吏，委以簿書筆札技術事務，事必躬親，一切文件自己動手起草。告誡屬吏至于“口舌枯澀，不能多言”，當然也被攻擊為“語言無味，面目可憎”。在晉三年，他始終保持這種作風，光緒十年四月十五日離任赴京宿于直隸獲鹿縣時，還致函護理山西巡撫奎斌，交代河道修治等未盡事宜五十二條。

對于賢能之員，張之洞予以保薦、升遷，委以重任。他還不斷訪察屬員，從中選拔人才。太原知府馬丕瑤、陽曲縣知縣錫良等即是在其手中不斷升遷的。光緒八年正月二十六日，奏請將王文錦、李秉衡發(fā)往山西委用。李秉衡一到山西候補，即派充撫標營務處總辦。于公牘中被其識拔的還有補用道高崇基、潞安府知府何林亨、平定州知州沈晉祥、霍州知州杜崧年、朔州知州姚官澄，候補直隸州知州俞廉三、方龍光，太原縣知縣薛光釗、陽曲縣知縣錫良、萬泉縣知縣朱光綬等。四月二十日臚舉賢才并附清單，稱學習胡林翼的辦法，共推薦中外文武官吏凡五十九人，其中京官張佩綸、吳大澂、于蔭霖、李文田、朱逌然、陳寶琛等十四人；外官徐延旭、易佩紳、剛毅、游智開、黃彭年、孫鳳翔、陳寶箴、劉璈、陳彝、李秉衡、陶模等二十九人，高崇基、馬丕瑤也赫然在列；現(xiàn)任、前任口外八旗大臣可膺邊寄者等錫倫、德平阿、依克唐阿、富陞、李云麟、升泰六人；武職張曜、宋慶、吳長慶、曹克忠、唐仁廉、郭寶昌、方曜、程文柄、程文和、宋得勝等十人。這些人不少后來成為封疆大吏，或某方面大員。

對疲沓不知振作者，張之洞“嚴檄教戒”，許其自新。他認為人才難得，當節(jié)取而磨礪之。

候補知縣王煒鴉片煙癮甚重，張之洞批示，必須懲戒，但考慮其文學優(yōu)長，不忍遽行參劾，從寬暫行停職，勒令半年戒除。限期滿如能斷癮，仍然委用，否則一參到底，絕不姑息。

對賢良的官員，張之洞能從實際出發(fā)進行寬待、優(yōu)待。光緒九年候選州判陳慶恩稟告彌補已故嗣父任內未結清的欠款。五月二十七日，張之洞批示，這一虧欠是為了煮粥救濟饑民，屬因公欠賬，而且該官官聲甚好，自應不能累及后人，令清源局會同布政使核議予以清結。候補知縣安頤因款目未能細加清厘，被張之洞奏請降級調用，仍留清源局辦事，局事完畢，又因其任勞任怨，備極艱苦而奏請恢復其原官。

三、除弊端，培元氣

張之洞在山西的行政，簡單來說不外為兩類，即除弊與興利。

在除弊方面，除整飭官場吏治外，另一個重點是查禁鴉片。從入晉伊始，張之洞即沿途考察，得到印象是山西民生重困，吏事積疲，而鴉片流毒尤烈。關于鴉片泛濫危害情況，他在給張佩綸信中斷言“晉患不在災而在煙?！庇续f片嗜好者，鄉(xiāng)村中十人而六，城市十人而九，而吏、役、兵這三類屬國家機器的人中幾乎是百分之百。人人形容枯瘠，家家晝夜顛倒，遲睡晏起，堂堂晉陽一派陰慘敗落氣象，猶如鬼國，“何論振作有為？循此不已殆將不可為國矣?！迸まD此頹風刻不容緩，張之洞乃從兩方面入手：一是禁種，從源頭根絕，正本清源。十月發(fā)布禁種罌粟章程十條，諭示紳民：田地一律改種五谷、蔬果、桑棉一切有用之物，不準再種罌粟。倘若故意違反，概行拔毀，照例懲辦，決不姑息。當年春夏間批復各府縣稟查罌粟情形四十二件。對努力奉行且效果顯著者予以褒獎，對蒙混欺飾者則嚴斥，并指示辦法，督促官員認真推動。二是禁吸，將境內煙館全部查禁，更著重禁止官吏吸食，通告后不斷復查，參劾一批違禁者，以儆其余。并延醫(yī)設局，幫助吸食者斷癮。禁、治結合，不乏人道關懷。

裁減雜稅、差徭。清代財政腐敗、官場貪污泛濫，因而對民眾搜括不遺余力，各種苛捐雜稅及差徭多如牛毛。張之洞決心予以清理。他一再強調，差徭為本部院治晉第一要事。要求各司道府于三日內將春秋例差、小錢、白役、保甲、契尾、鹽當、燒鍋、馬匹等，還有雖非例差而等于例差者，如緝捕、錢糧、驛站、稽查、游勇等，一應查明核復。后又在光緒九年正月十二日《札解州等四十一州縣減免徭役》中提出，除大差、兵差、流差等曾經(jīng)明文規(guī)定者照舊遵辦外，還要查清支差、酒席等有無借支民力，修理河渠、堤堰、衙署、倉敖、監(jiān)獄等有無借助民財，衙署公所所需桌椅、瓷器、天棚及各項鋪陳家具、木炭、米面、油肉、酒燭、紙張、銅錫鐵器、雞鴨蔬菜一切食物用物民間有無供給，州縣下鄉(xiāng)相驗踏勘是否由百姓供應，沿途牽夫、杠夫民間如何派撥，歲科考試、月課童生、公務慶賀、招解轉解赴省人犯、遞送過境人犯及其他各事，是否派民支差，做到務必考慮民力，逼不得已者留之，可刪者刪之，可減者減之。

許多差徭實際會通過付費方式攤派，這是州縣官尋租、貪污的重要抓手，張之洞當然洞悉其中奧妙，著意整頓。如介休縣議定裁減差徭，從原來全年一萬七千緡減為一萬二千緡，而張之洞則將其減為共可攤錢九千二百余緡，且規(guī)定每年差費、局費、雜費并炭草等價所用總不得過八千緡，以便每年余一千二百余緡發(fā)商生息，藉備要需。此外裁革的還有騾馬厘捐等，力度可謂大矣。

清理官員前后任交代，清庫款、清倉谷，也是張之洞整頓吏治、整理財政的重要內容。山西財政不僅困難，而且管理混亂，弊竇叢生，兩者互為因果，成為深不可測的“黑洞”。為摸清家底，張之洞設清源局清查庫款，刊印清盤倉谷章程四條。規(guī)定未盤點的各處，接到此次章程五日內起，五千石限一個月，一萬石限兩個月，二萬石以上限三個月，一律盤清。

清查的一個重點是各任官員的積案。按規(guī)定，前任、后任官員權力交接時要同時交接賬目，但往往是一筆賬目與錢款、倉儲不符的糊涂賬，其原因不外貪污、挪用所致，后任官或急于上任或迫于上司壓力而被迫接受，離任時再依樣畫葫蘆，此為官場通病而山西尤為嚴重，“上下三十年余，懸結八百余案。塵牘如山，官累如海，上虧國幣，下累寅僚?！?sup>張之洞于光緒八年十二月奏參交代不清官員，勒令限期清結。光緒九年正月，又命清源局制定交代章程，分為初限新案、二限新案、三年舊案、歷年陳案四門，分別辦法，嚴定期限，遵照執(zhí)行。至光緒八年十二月底完成清查，查清實際庫存銀七十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七兩，較原報庫儲之數(shù)多七萬余兩，銷去欠賬五十萬余兩。光緒九年十一月，他向朝廷奏陳完成清查的情況，如釋重負地宣稱，從此以后，山西藩庫除應還地方善后一項外，再沒有債務糾纏的困擾。無論存多存少，滴滴歸源，亦無名存實亡之弊。官不能蝕，吏不能欺，將設立會計簿，按年、月核計，巡撫、戶部都能知數(shù)，可以隨時查核，永遠循守。

對興利，張之洞也抓得很緊。在丁戊奇荒中，山西農業(yè)受到沉重打擊，民眾流離死亡的結果是大量田地被拋荒。張之洞在任內繼續(xù)推進災后幾任巡撫所實行的墾荒。光緒九年三月，他札善后局派員查勘荒地，分別繼續(xù)豁免稅收和重新開征地丁錢糧，規(guī)定分別查清有主、無主、停征三年、四年情況，特別是新荒地畝從前清丈時有無遺漏、誤報、代認無領、已領未墾者，以推遲征收錢糧而寬舒民力，還采取“押荒”的辦法調動墾荒積極性。對在墾荒中不體恤民眾的官員則嚴劾不貸。

與此同時又積谷備荒。他在下達各廳州縣勸辦設倉積谷備荒的公文中說，山西省丁戊大災時赤地千里，流亡過半，雖然各省捐助不下千余萬金，也難滿足需要的十之三四。所以“救荒不如備荒，官谷不如民谷?！币笠騽堇麑?，廣建社倉、義倉積谷，制定了相關章程十一條。

張之洞也重視工商業(yè)的恢復和發(fā)展。鑒于山西沿黃河、汾河一帶適合種植棉、桑，他又設棉桑局，招募蘇州織綢機匠來晉教授紡織技術。鹽業(yè)是山西的重要經(jīng)濟來源，潞鹽一直暢銷中部西北各地，但咸、同以來一蹶不振。張之洞整飭鹽務積弊，采用借發(fā)鹽商本銀試銷潞鹽積引等方法，重振山西鹽業(yè)。對于也是山西重要資源的鐵，他也發(fā)銀招徠鐵商，擬大舉開發(fā)鐵礦，與北洋大臣李鴻章會奏晉鐵運銷請變通成例改從天津出海，以減少成本。光緒十年正月，張之洞籌議采礦煉鐵。為促進流通，他又籌議加鑄制錢。鑒于云南銅業(yè)萎靡，他飭寶晉局試運洋銅滿足需求，此舉更與洋務活動相聯(lián)系了。

山西是華北平原的“制高點”，四周境內太行、五臺、王屋各山環(huán)峙，奇峰聳立，層巒疊嶂，溝壑縱橫，交通極為艱難。丁戊奇荒時，晉省一度餓殍遍野，與運道不暢、賑糧常難及時到位不無關系。有鑒于此，更因發(fā)展工商業(yè)的需要，張之洞對山西交通建設極為重視，重點修治了四天門、韓侯嶺道路。四天門路西起榆次縣什貼鎮(zhèn)，東迄獲鹿縣土門口，共三百八十余里，沿途劈山填谷，開渠筑堤，內種桑麻，外植楊柳，車輛可并軌而行。東天門修治舊路后，又在山麓開辟新路七里，以利通行。韓侯嶺為晉南驛路最險要處，自坡底鎮(zhèn)起至霍州北關共九十里，分十一段施工，兼用土石，鑲石磡，開水道，筑護欄墻。此外，自潞安府西至洪洞縣曲亭鎮(zhèn)開路三百五十里，潞安府東北至黎城縣東陽關開路一百四十里，平遙縣東關至沁源縣赤石橋開路八十里，偏關至朔州秤溝開路一百二十里，皆商旅所必經(jīng)而以往不通車輛之地。修四天門、韓侯嶺兩路主要動用營兵、間雇民夫，費用只有三萬余兩。余路由地方集資興建，竣工后對通往貨物車輛收費，由紳士經(jīng)管，作為日常維修費用。道路通暢后，險途變坦蕩，人員、貨載絡繹不絕，對晉民生計，大有裨益。

對山西境內的汾河、文峪河、瓷窯河等水利工程，張之洞也十分關注，一直選員籌款，積極修治。

山西元氣初復后，張之洞也不忘曾在丁戊災荒中支援山西、此時遭遇水患等災的山東、直隸，皆撥款籌濟，并倡導各官捐助，他自己即兩次各捐銀二千兩。

在發(fā)展經(jīng)濟的基礎上，張之洞一如既往，努力發(fā)展文教事業(yè)。他大修貢院，推廣學校，又創(chuàng)辦令德堂書院，選通省高材生肄業(yè)其中，專治經(jīng)史古學。延聘洪洞同治壬戌進士王軒為主講，鄉(xiāng)寧同治甲子舉人楊篤、聞喜，光緒丁丑進士楊深秀為襄校。教學方針：漢學、宋學并重。又命冀寧道詳議令德堂辦學章程，以期經(jīng)久。

其后，通省人才多出于此。

作為忠實臣僚，張之洞行政的根本目的，是鞏固清王朝在山西的統(tǒng)治，他采取的各種措施，也確實行之有效。

張之洞任內重視山西軍隊的整治。嚴禁營務積弊，規(guī)定將官凡有不恤士卒、扣減餉銀、物資者從嚴參辦，決不姑容。入晉不久他委任賞識的知府李秉衡統(tǒng)帶精兵馬步三營。同時改革山西綠營，定營制十二條，裁汰員額三分之一多，減額加餉，改為練兵，練習使用火器。值得注意的是，他不惜籌措巨款購買外洋軍火，裝備訓練晉軍。

山西有七廳在口外內蒙地區(qū)，屬邊防。張之洞曾謀劃對邊疆的改革，中心是開墾這七廳蒙地，按內地編籍升科、屯田練兵，曾指令歸綏道繪制口外七廳全圖，編制了自歸化城東至豐鎮(zhèn)，西至和林格爾的大致規(guī)劃。光緒九年九月奏請變通邊缺，改口外七廳理事同知為撫民同知、通判，兼用滿漢。他加強巡邊，慎重處理蒙、回、漢等民族矛盾，認為應恩威并用，既不可孟浪，也不可因循延誤，以免激化矛盾，釀成事端。但因張之洞不久離任，這一規(guī)劃未能完成，而民國時期在蒙地實行的辦法，大體也借鑒了他當年的許多舉措。

繼續(xù)實行就地正法制度。就地正法，是太平天國時期由曾國藩創(chuàng)立的不經(jīng)過正常、繁瑣的司法程序，由大吏任意迅速殺人的惡政。此時太平天國覆滅已近二十年，但地方督撫們仍然樂此不疲，一再抵制清廷為維護中央集權而要求停止此制的主張。張之洞更為積極。光緒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他奏陳通行保甲法，并請定就地正法章程。理由無非是山西盜匪猖獗，治安堪憂，不續(xù)行此政無以有效鎮(zhèn)壓暴民，要求對具有持刀械軍火、三人以上、行劫二次、行劫致傷事主、拒捕傷人、入城行劫贓數(shù)較多、牽線窩贓二次等七種行為之一，即由州縣官將供詞稟報巡撫，經(jīng)該管道府或省派道府大員前往提訊，供證確實，即準就地正法。

他更從理論上闡明其必要性：“夫弭亂于既兆，不如防患于將然?！鄙轿魑恢弥匾?，情況復雜，“養(yǎng)癰伏莽，臣實懼焉?！睉捅┌擦純烧咭恢?，懲治暴民，就是保護良民，地方官只要平時在訟獄、賦斂時稍存公正良心，不虐待拖累平民，則一省之中一年之內所保全生命者已不下數(shù)百千人，比讓這幾十名匪徒茍延殘喘要仁愛得多，這才是真正的“慎重民命”。

張之洞手跡

另一方面，他則要求官員認真審理命盜案件。由于盜案比較難破，而朝廷又將破案與對州縣官的考核掛鉤，所以清代官場一直存在“諱盜”的通病。山西情況更加嚴重，甚至對連發(fā)多起劫案、一案有數(shù)十人，地方官都隱匿不報，希圖僥幸。張之洞心知肚明，一再嚴飭各級官吏不得諱盜，更要求對命盜案件的審理要認真負責。光緒九年正月十七日札臬司通飭各屬審理命盜案件不得刪改口供，保證材料真實，指出山西州縣官的惡習是，所有刑案多系捏改情節(jié)，編造供詞，甚至死者本是徒手，卻誣蔑是“拼命”，傷者已倒地而誣稱為去“拾石”還擊，各案表述如出一轍，“以致慘死者受誣，行兇者幸免。”對慣于興風作浪的訟徒，強調也要嚴加懲治。

落實保甲制。他認為山西近年盜風日熾皆因風氣怯弱，人情懈散素無警備所致，歸根到底是無組織所致，因此令地方官組織城鄉(xiāng)居民舉辦“守助約”：以十家為一牌，舉一人為牌長；同在一社廟辦事者為一社，社長即為約長；一村有數(shù)社者舉一人為總約長。每名丁壯備器械一件，每家備銅鑼等響器一件，設崗巡邏，如有盜劫，一家鳴鑼四鄰響應，一街鳴鑼闔村響應。各村聽到必須響應和出動協(xié)同，或前往會拿，或于要路攔截。又在與直隸、河南兩省交界調派兵勇于南北兩路分段巡查。

四、初涉洋務

光緒初年，洋務運動正逐步發(fā)展。在山西任內，張之洞開始關注洋務。

山西是列強重點覬覦的內陸省份，入晉考察、傳教的洋人絡繹不絕，鑒于其中不乏非法或手續(xù)不全的入境者，張之洞于光緒八年四月奏陳洋人游歷腹省應由總理衙門知照，以維護主權和法制的統(tǒng)一。這當然也是為減輕自身的壓力。

他還認識到，山西民教交涉事件日漸繁多，且多為教曲民直，又皆無關傳教的地方事務，而原因在于教民依勢生釁，教堂包攬?zhí)槐?，教堂日橫，民怨日深，主教背后又有駐華公使撐腰。更使他頭疼的是，教士們動輒繞過各級官員，直接向巡撫衙門投信。針對這一弊端，他專門設立教案局，派冀寧道專司其事，規(guī)定遇有教案令教堂致函該局，由其根據(jù)事實和條約分別準駁，對不經(jīng)該局直接向巡撫衙門交涉者則不予理睬。飭令各州縣遇教案要秉公處理，對不法刁惡的教民驅逐出境，惹是生非的教士責令主教撤換，安分講理的教堂則予以嘉獎。他總結稱，只有使公使不受主教蒙蔽、教堂無所依恃，不能干預訴訟，民、教自然相安無事，以免激成眾怒難以收拾。

洋務運動的重點是引進西方的裝備，學習科學技術。張之洞也于省城設洋務局，延訪習知西事、通達體用的人士，廣為招募對天文、算學、水法、地輿、格物、制器、公法、條約、語言、文字、兵械、船炮、礦學、電氣諸洋務知識有造詣者，并試造機器，購買西方紡織、耕作設備。張之洞還特地召見在晉活動的著名傳教士李提摩太，支持他在太原組織每月一次的演講會，向士人、官紳介紹西方近代科學知識，并飭令各司局講習洋務。其對洋務的興趣和魄力，已初見端倪。這對他此后在粵、鄂的建設，有重要引領作用。

光緒十年（1884年）三月十七日，張之洞應召回京，迅即被任命為兩廣總督，結束了他在山西的行政生涯。治晉三年其政績如其幕僚許同莘在《張文襄公年譜》中所總結的：將一個“官積累，民積困，軍積弱，庫積欠”的爛攤子，變?yōu)椤懊裼杏嗉Z，官有余力?！钡€有許多計劃未及實行。當然，他為此付出了健康的代價，時常心忡氣喘，鬢發(fā)多白，顯得未老先衰了。

但更應看到，這三年張之洞所獲更多：不僅取得了封疆大吏的寶貴經(jīng)驗，更進一步得到了清廷，特別是慈禧的激賞，認為其居官謹飭，操守清廉，積極肯干，才堪大用，足供驅策。從此張之洞官運更加亨通，幾乎步步高升。

1. 《全集》第83頁。
2. 《全集》第2299—2301頁。
3. 《全集》第2315頁。
4. 《全集》第141—14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