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從“靈猿”到“青牛角”

一、簪纓之家，科舉神童

以深刻反映清末社會和官場而著稱的譴責小說《孽海花》，第五回描述一次翰詹科道大考，一眾人中，“只見一個三寸丁的矮子，猢猻臉兒，烏油油一嘴胡子根，滿頭一寸來長的短頭發(fā)，身上卻穿著一身簇新的紗袍褂，怪模怪樣，不是莊壽香是誰呢？”作者筆下這位其貌不揚的“莊壽香”，影射的就是我們的傳主——赫赫有名、影響深遠的晚清重臣張之洞。

清人習慣用籍貫稱呼要人，按此傳統(tǒng)，被稱為“張南皮”的張之洞應(yīng)是直隸（今河北?。┠掀と?，其實，無論其先祖還是他本人，皆非南皮土著。

張之洞，字香濤，祖籍山西，明永樂年間先祖張本遷徙至京畿，經(jīng)三代后其孫張端遷至天津府南皮縣，家族遂在此定居、繁衍，明、清兩代皆有人入仕，成官宦之家。張之洞曾祖父張怡熊曾任浙江山陰知縣。祖父張廷琛曾任四庫館謄錄、福建漳浦東場鹽大使、古田知縣。父張锳（乾隆五十八年至咸豐六年，1793—1856年）為舉人、大挑知縣，歷任貴州安化、貴筑知縣，古州同知、興義知府，署貴州貴東道，死后贈太仆寺卿。與張之洞平輩，出道很早的族兄張之萬，為晚清又一名臣。張之洞生母朱碧筠為四川邛州直隸州知州朱紹恩之女。

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三日（1837年9月2日）張之洞生于貴州西南的興義府（今貴州安龍布依族苗族自治縣）知府官舍。因張锳后將家遷至南皮城南雙妙村，此處遂為張之洞故里。張锳共生六子，張之洞排行第四，有兄之、之清、之淵，弟之澄、之涌，并姐妹八人。張之洞三歲時生母病逝，由張锳妾魏芷香撫養(yǎng)成人。張锳夫婦當時恐未意識到，他們生育了一個支撐大清朝最后歲月的棟梁之材，他們的家族也因此走上了鮮花著錦、烈火烹油的興盛頂峰。

張之洞像

然而，生于末世運偏消。張之洞的一生，是中國傳統(tǒng)封建社會逐步解體、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加速形成的關(guān)鍵時期：出生于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前夕，逝世于1909年清王朝行將就木之際，貫穿了風雷激蕩的晚清七十余年。處于這樣一個千年未有的大變動時代，新與舊，進與退，革新與保守，必然深刻影響、制約著每一個人的命運。下文我們將看到，作為當時弄潮兒的張之洞，當然亦難掙脫時代命運的擺布。

少年張之洞是一顆讀書種子，科舉神童。

張锳秉承家風，極端重視子輩的教育。張之洞四歲即發(fā)蒙，啟蒙老師何養(yǎng)源，此后，又為其選聘及投問眾多良師，如曾搢之、張蔚齋、黃升三等十多位，皆為飽學之士，多具貢生、舉人、進士等功名。當時同在貴州任知府的晚清中興名臣胡林翼是張锳的同僚和摯友，張之洞也曾向其問學。張之洞少時很聰明，更與尋常兒童有異，特別愛讀書，不需父師督促，常常手不釋卷，夙興夜寐地學習，八歲就讀完四書五經(jīng)，開始兼學史學、小學（即文字學）、古文并兵學等“實學”，十歲習作詩文，水平遠邁眾多成年仕子。

少年張之洞很早參加科舉考試。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十二歲的張之洞回南皮原籍應(yīng)童子試，次年經(jīng)縣、府、院幾輪考試，中秀才。咸豐二年（1852年）十六歲參加順天府鄉(xiāng)試，中第一名舉人，俗稱“解元”，成為轟動一時的神童。興義府和此后官場皆盛傳張之洞是“靈猿轉(zhuǎn)世”，估計這不僅是附會神童之說，大概也與其長相古怪，散漫好動，喜愛瓜果零食等習性有關(guān)。

中舉后，張之洞住在京師外祖父蔣策家，準備參加會試，但龍門跳得并不順利。

咸豐三年（1853年）因太平軍北伐軍進逼天津一帶，京師震動，張之洞遂于七月匆匆離京回貴州興義。咸豐四年十一月，遵義桐梓楊風為首的農(nóng)民軍圍攻興義府城，張锳率部及家人頑強抵御，終于擊退農(nóng)軍。此番經(jīng)歷，對張之洞一生產(chǎn)生了深刻影響：一介儒生親歷兵戎，面臨血與火的生死考驗，對民眾起事、造反有了直觀的認識，從而更加堅定維護清朝的統(tǒng)治，仇視“亂民”“叛逆”的階級立場，并貫穿其此后的宦海生涯。

是年冬，張之洞成婚，妻為貴州都勻知府石煦之女。咸豐五年，張之洞攜石氏赴京。次年，四月參加禮部試，錄取覺羅官學教習。七月二十五日張锳病逝，張之洞回籍守制。咸豐九年守喪期滿，張之洞擬赴京參加會試，但因族兄張之萬為該科同考官，例應(yīng)回避。次年咸豐十年又因同一原因再次無緣參考，遂于當年秋入山東巡撫文煜幕府。同年，英法聯(lián)軍攻陷京師。第二年，即咸豐十一年，咸豐帝病逝熱河，北京政變發(fā)生，慈安、慈禧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改元同治。張之洞于同治元年（1862年）入京參加會試，未中，被挑取為謄錄第三名。他未就此書吏一職，先后入左副都御史內(nèi)閣學士毛昶熙、河南巡撫（先署后實授）張之萬幕。同治二年三月，張之洞再次赴京參加會試，中第一百四十一名貢士，復(fù)試一等一名。殿試原擬二甲第一名，被慈禧拔至一甲第三，即“探花”。從這個意義上說，他是慈禧的嫡系門生。四月朝考一等第二，五月初八授翰林院編修，入院深造，是年二十七歲。同治四年四月庶吉士散館考試，即此屆翰林院的“研究生”結(jié)業(yè)考試，又得一等第一名。次年四月，張之洞參加翰林大考，因卷面脫字得二等三十二名，但對仕途影響不大。很快他被選派為浙江鄉(xiāng)試副主考。

從十三歲到二十七歲，張之洞在十三四年中成功走完了科舉的全程，達到了封建社會人才選拔金字塔的頂峰，這對其一生事業(yè)奠定了雄厚基礎(chǔ)。清代高官選拔十分重視“正途”出身，只有翰林院出身者死后才能謚號稱“文”。對年輕的張之洞來說，更從此即可以拋棄八股這一敲門磚的桎梏，一心鉆研有用的實學，建功立業(yè)。這種幸運，應(yīng)屬罕見。

傳統(tǒng)社會，讀書人人生兩大快事：金榜題名、洞房花燭。張之洞科舉很成功，但婚姻則較坎坷，一生三娶。同治四年五月庶吉士散館考試后僅一月，夫人石氏即病故。同治九年，于湖北學政任內(nèi)再娶湖北按察使唐樹義女。但兩年后唐夫人又逝世。光緒二年（1876年）張之洞再娶龍安府知府王祖源之女，其兄王懿榮曾任國子監(jiān)祭酒，是著名的甲骨文發(fā)現(xiàn)者與整理者。但三年后王夫人又病故。此外，按當時風氣張之洞還有妾王氏、李氏、秦氏。這六位夫人、如夫人為張之洞留下了六子四女。

在完成科舉過程中，張之洞也確立了自己學問的基礎(chǔ)，其特點是：師承儒學的古文經(jīng)學派，反對主張“微言大義”“讖緯”一套的今文經(jīng)派；重視由古文經(jīng)派發(fā)展而成的乾嘉訓詁考據(jù)“樸學”，堅持宋明理學的倫理綱常，但又重視經(jīng)世致用。這既由清末時代巨變所驅(qū)使：統(tǒng)治者需要用理學的緊箍咒來麻痹束縛民眾的思想，泯滅異端，“軟刀子割頭”，更需要實實在在，肯賣力、有實際能力來拯救搖搖欲墜的統(tǒng)治的劊子手；也由其老師所誘導：如他回憶道：“先師旌德呂文節(jié)教不佞曰：欲用注疏工夫，先看《毛詩》，次及《三禮》，再及他經(jīng)。”原因是這兩者最貼近現(xiàn)實，義理較其他經(jīng)淺顯，訓詁較他經(jīng)詳細，易學易懂，且皆為原始文獻，所以，“欲通古訓，尤在于茲?！?sup>而他曾經(jīng)師從的胡林翼，更是將理學與經(jīng)世之學這兩者完美結(jié)合的典范。胡林翼堅持義理之學和為朝廷擔當大事的態(tài)度；“以霹靂手段行菩薩心腸”的血腥鎮(zhèn)壓反抗民眾的立場和手段；寧可（貪官）一家哭不使（百姓）一路哭的整飭吏治、反對官場腐敗的決心；求賢若渴、千方百計搜羅人才的作風，皆為張之洞樹立了活生生的榜樣。在張之洞隨后的活動中，皆能看到胡林翼等經(jīng)世派若隱若現(xiàn)的身影，這絕非偶然。到了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十二月，張之洞在武昌建立十賢祠，祭祀諸葛亮、岳飛等人，其中就有胡林翼。

二、“清要”與行政歷練

翰林作為國家的儲備人材，為清要之官，在翰林院時讀書養(yǎng)望，寫寫應(yīng)景文章，屬于幫閑性質(zhì)。畢業(yè)后最好的出路，是外放任省鄉(xiāng)試考官（多為副主考），順利的話則再任該省負責文教的學政。對有幸入選的翰林來說，這是一種機遇和鍛煉，是從單純文字匠向行政官轉(zhuǎn)變的開始，既符合其文教優(yōu)良的特長，又鍛煉行政能力，轉(zhuǎn)軌十分自然。當然，對清政府來說，也是對人才的進一步考察。所以翰林是否做過一省鄉(xiāng)試考官，涉及其榮譽。李鴻章雖然一生“功業(yè)”彪炳，但至死也為未任過此差而遺憾和被人嘲弄。

張之洞在同治六年七月任浙江鄉(xiāng)試副主考。八月，被簡任湖北學政。其間主持湖北鄉(xiāng)試。同治九年，任滿返京。十年，又回任翰林院教習庶吉士，重過清要生活。同治十二年，出任四川鄉(xiāng)試副主考。是年九月，又被任四川學政，光緒二年底任滿，次年返京，再操京曹生涯，直至光緒七年。

主考、副主考，屬于“差事”，雖是臨時工作，但決定一方士子文運，萬眾仰望，地位顯赫。副主考主要職責是襄助主考完成鄉(xiāng)試，張之洞在浙江、四川的兩任鄉(xiāng)試副主考任內(nèi)，認真、高水平履職，法眼所及，公平選拔了一批人才。如在浙江考選的陶模、許景澄、袁昶、孫詒讓等皆是一時人望，此后皆成為清季政、學界重要人物。在湖北主考時主持全面工作，他更加兢兢業(yè)業(yè)，認真負責，從而也博得“知人”的盛譽。

而學政，則是正式官位，主持一省文教行政的大員，與總督、巡撫并列，有很多行政工作，既要與直管的朝廷禮部官員溝通，還要和所在省的封疆大吏總督、巡撫及布政使、按察使、道、府、縣各級主官打交道。恰當處理條塊關(guān)系，特別是恰當處理好與地方行政官員的關(guān)系，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其能否順利度過任期。這是對行政能力、官場規(guī)則很好的實踐機會。張之洞同樣沒有虛度。

對于本職工作，他完成得很出色，大體來說有這幾項：

一是除弊。特別是在四川。當時四川科舉考試腐敗已聞名天下，實屬積重難返的重災(zāi)區(qū)。張之洞迎難而上，制定規(guī)章，嚴禁各種違規(guī)行為，嚴懲考生中的搗亂強橫分子，嚴懲舞弊者及與作弊考生沆瀣一氣、興風作浪的胥吏、劣紳、地棍，通緝槍手，使考試大體步入正軌。當然，由于科舉至晚清早已徹底腐朽，更由于人治效用畢竟有限，所以張之洞也不可能根治病入膏肓的科舉腐敗，特別是他一離任，人亡政息，四川科場之弊至清亡仍舊存在，且臭名遠揚。

二是興革。與除弊的“破”相呼應(yīng)的是加強文教建設(shè)的“立”。同治六年到湖北履任伊始，他即通飭各處生童呈送詩文以為觀風，并可隨卷附送平時著作。同治八年，又奏請將新進文童復(fù)試的經(jīng)文科目改為經(jīng)解，以提高其理解水平。與李鴻章一起創(chuàng)辦湖北文昌書院，奏請將各省捐輸團練經(jīng)費所增名額進行核實。同治九年，在鄂省的歲、科兩試試卷中，擇優(yōu)編為《江漢炳靈集》。在四川，又建尊經(jīng)書院，捐自己廉俸購買四部數(shù)千卷，培養(yǎng)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楊銳等得意門生。他還編撰了旨在提升學生思想品德的《軒語》，委托繆荃孫編撰為成都尊經(jīng)書院學生開列應(yīng)讀書籍、提示讀書門徑的《書目答問》。該書列舉古籍約二千余種，并附《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在圖書分類、經(jīng)學研究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學術(shù)價值，迄今仍是文史從業(yè)者必讀的工具書。

《書目答問》書影

在這段時間中，張之洞十分勤政，同時也很廉潔，如在四川裁革各種陋規(guī)銀不下數(shù)萬兩，離任時，因缺路費而出售所刻萬氏十書經(jīng)版，始得成行。與各處官場處理得很和諧，鄂、川的官員特別是大吏對其評價很高，支持其履職。其中原因，一是張之洞確實工作認真，富有成效。作為名聲赫赫的少年才俊，清廷賞識、著意栽培的對象，他的地位，對于油滑、極善窺測上意的官員們來說一清二楚，當然樂得捧場；但更由于張之洞也熟諳官場之道，很會與人周旋，下面要提到的處理東鄉(xiāng)案即能證明這一點。

總之，這前后十年，張之洞內(nèi)外旋轉(zhuǎn)，清要、行政輪換，多有歷練，干得風生水起，為日后升遷奠定了良好的基礎(chǔ)。

三、清流“牛角”

從光緒二年底從四川回京至光緒七年，張之洞先后充文淵閣校理、翰林院教習庶吉士、補國子監(jiān)司業(yè)、左春坊中允、轉(zhuǎn)司經(jīng)局洗馬，晉升翰林院侍講，轉(zhuǎn)翰林院侍讀、充教習庶吉士、日講起居注官，又轉(zhuǎn)左春芳左庶子，補翰林院侍講，充咸安宮總裁，擢升內(nèi)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可謂職任繁多，升遷迅速。在此番流轉(zhuǎn)清要衙門過程中，張之洞成了“清流黨”的重要成員。

“清流”是晚清一個特殊的政治派別。其主要成員多為無多少行政實權(quán)的翰林院等處清要和科道監(jiān)察系統(tǒng)較年輕的中下級官員，他們氣味相投：科舉“正途”出身，年輕氣盛，富有才氣，更具膽識，懷抱忠君愛國拳拳之心，而結(jié)成了松散的聯(lián)盟。他們時時設(shè)置議題，議論時局，對各種大政方針建言獻策，擅長站在道德，特別是政治道德的高地，揮斥方遒，指斥官場腐敗，抨擊違法違紀行為，毫不手軟，權(quán)貴不避，筆鋒犀利，所向披靡，銳不可擋。更有甚者，極會相互配合，一人舉劾某事，他人群起呼應(yīng)，時被訐為“一犬吠影，百犬吠聲”，仿佛是晚清政治朽壤濁水中綻放的一枝奇葩，儼然成為朝野輿論的中心，特別引人注目。

清流們雖自詡站在道德高地，但其本身未必如其標榜的是道德模范。就私生活而言，寶廷任浙江鄉(xiāng)試主考時，因攜江山籍船妓回京而自劾去職。李鴻藻被傳曾奸占族侄媳。此后也會看到，我們的傳主張之洞被詬病處也不少也。

清統(tǒng)治者汲取歷史上，特別是明代“黨禍”的教訓，一直嚴禁官員拉幫結(jié)派、結(jié)黨營私。但到晚清，不僅由于其控制力有所下降，更由于實際統(tǒng)治者慈禧精于權(quán)術(shù)，喜歡利用這批清流來鉗制政敵，今天拉這一派打那一派，明天拉那一派打另一派，以便自己操縱政局。她也知道黨人是為大清補臺而非拆臺，所以默認了清流的存在。

對清流黨，歷來有前后、北南的不同分類。前一分類以中法戰(zhàn)爭為界，戰(zhàn)前奉直隸高陽的李鴻藻為黨魁，戰(zhàn)后則以翁同龢為首。后一分類則以地域為區(qū)別，北清流，不僅黨魁李鴻藻而且成員也多為北籍人。南清流的兩魁首沈桂芬、翁同龢，雖說沈桂芬籍隸順天宛平，而狀元出身、兩朝帝師的翁同龢籍隸常熟，其成員也多為南方官員。可見，兩者雖各有千秋，但差異不大，而李鴻藻則是繞不過的關(guān)鍵人物。

李鴻藻是咸豐進士，曾充同治帝師傅。同治即位，兩宮垂簾聽政后，得到迅速提升，從內(nèi)閣學士一直做到都察院左都御史、工部尚書、協(xié)辦大學士、軍機大臣。他以儒、孝、耿直著稱于世，由于地位和名聲，在其周圍聚起了一批同氣相求者，成了北清流。張之洞投其麾下后，很快成為中堅力量，扮演了重要角色，與張佩綸、黃體芳、寶廷被稱為“翰林四諫”，再加劉恩溥、陳寶琛合稱“清流六君子”。亦如時論所喻：李鴻藻號稱“青牛頭”，張之洞與張佩綸為“青牛角”，另幾個名角則為不太雅致的“青牛尾”（陳寶?。ⅰ扒嗯１蕖保▽毻ⅲ?、“青牛肚”（王懿榮），至于上述諸人以下其他次要者，則被列為“青牛皮”“青牛毛”而已。牛角，是專以觸撞的器官，張之洞榮膺此號，可見其份量和咄咄逼人的氣場。

李鴻藻像

張之洞涉及的活動約有下述三個方面。

（一）對外關(guān)系上，堅決維護國家主權(quán)。

首先是改訂中俄條約。

太平天國起義發(fā)生后，西北地區(qū)持續(xù)動蕩，由陜甘回民反清而延及本已民族、階級矛盾極端尖銳的新疆，引發(fā)眾多起事，形成清政府統(tǒng)治失控的局面。在此形勢下，同治十年，中亞浩罕的阿古柏在英國暗中支持下進占南疆，迅又攻占北疆烏魯木齊一帶。沙皇俄國乘機以暫時為清政府“代管”為名出兵占領(lǐng)了伊犁。由此，新疆幾乎完全淪為異域。在平定內(nèi)地太平軍、捻軍、陜甘回軍后，清政府任命左宗棠為統(tǒng)帥，依靠劉松山、劉錦棠統(tǒng)領(lǐng)的老湘軍為基干力量，進軍新疆。至光緒三年（1877年）全疆除伊犁外全部收復(fù)。清政府即與沙俄開展歸還伊犁的談判。光緒四年，清廷派崇厚使俄。崇厚昏庸無能，在沙俄的威脅利誘下，于光緒五年簽訂了《伊犁條約》，亦稱《里瓦幾亞條約》。按此約，中國收回伊犁，但要割讓伊犁以西、以南大片土地，并賠款五百萬盧布，開放三條商路，允許俄國在天山南北免稅通商。

消息傳來，清流成員義憤填膺，群起圍攻，張之洞更發(fā)揮了其“牛角”作用，從光緒五年底至第二年的一年中連上奏折19件，猛烈抨擊此約的種種弊端及危害，明確提出廢約至少改約的要求，并在《熟權(quán)俄約利害折》中設(shè)計應(yīng)對方針：一、計決，立誅喪權(quán)辱國的崇厚，表明改約決心，以“杜俄人之口”；二、氣盛，將條約的不公正、不平等的弊端公布于眾，以博輿論支持，激勵民氣；三、理長，暫緩收回伊犁，以爭取外交主動；四、謀定，加強戰(zhàn)備，在新疆、吉林、天津三路設(shè)防，必要時不惜一戰(zhàn)。他總結(jié)道，無論條約是否修改，武備皆要修，伊犁事皆要緩，崇厚皆要誅。此奏呈上，張之洞隨即被兩宮召見垂詢。清政府不想賣國，也迫于輿論壓力，遂果斷拒絕批準《里瓦幾亞條約》，逮治崇厚，定為斬監(jiān)候，改派駐德、法公使曾紀澤使俄重新談判，并加強戰(zhàn)備，做出不惜一戰(zhàn)的強硬姿態(tài)。沙俄只得同意改訂條約。經(jīng)艱難較量，至光緒七年雙方簽訂《中俄伊犁條約》，雖然仍是有損中國主權(quán)的不平等條約，但收回了特克薩斯河以南土地，并在通商、賠償?shù)确矫嬉沧髁擞欣谥蟹降母膭?，被譽為從無先例地從沙俄虎口奪食的外交奇跡。中俄談判過程中，張之洞不時建言建策，不管是否被采納，卻反映了其維護主權(quán)、忠君愛國的拳拳之心。這也標志張之洞進一步進入最高統(tǒng)治者的視線，并得到賞識，參與決策了。

與此相關(guān)的是中日琉球交涉問題。

日本自1868年明治維新后，迅速走上了軍國主義道路，成為對外侵略擴張的急先鋒，中國的臺灣及接受藩封的朝鮮、琉球等國，是首輪受害者。繼同治末染指臺灣之后，又趁中國西陲多事，力量被掣之際，先于光緒元年阻止琉球向清廷進貢，繼于光緒五年將琉球改為沖繩縣，明目張膽予以吞并。中日為此展開交涉，張之洞也積極上疏獻策。他認為西北、東南邊事宜分別緩急，各個擊破。球案可緩，以觀事變，與日約定不得助俄，等俄事定后再與日交涉。現(xiàn)在俄事稍緩，當移防俄之師防日，斷絕與其貿(mào)易以困之，防御重點在臺灣。

由此，張之洞又開始關(guān)注邊備、練兵、陸海防等問題。當然，此時他只是重復(fù)傳統(tǒng)觀點，未能向洋務(wù)方面嬗變。

（二）整飭吏治、籌謀民生。

一是救災(zāi)。光緒初元，華北山西、直隸、河南等處發(fā)生嚴重旱災(zāi)，一時赤地千里，哀鴻遍野，史稱“丁戊奇荒”。張之洞提出應(yīng)迅速動用庫糧庫款分發(fā)災(zāi)民，勸捐、購糧平糶、以工代賑等。雖然，其對策還是一般傳統(tǒng)方法，但反映了軫念民艱的情懷。

二是平反冤案。光緒元年，四川東鄉(xiāng)縣（今宣漢縣）百姓因知縣孫定揚私征苛捐雜稅而聚集縣衙請求減征。孫定揚反對直接上司綏定府知府易蔭之核減稅額、和平解決的辦法，越級稟告署理四川總督文格，誣稱民叛，參劾易蔭之失職，坐視民變而不發(fā)兵。文格昏庸而喜事，即派提督李有恒率兵至東鄉(xiāng)“痛剿”，濫殺無辜百姓四百余人。此事披露后，輿論大嘩，經(jīng)都察院御史吳鎮(zhèn)、李廷簫彈劾，清廷除宣慰受害百姓外，將李有恒、孫定揚革職，文格交部議處，處理不痛不癢，企圖消弭。光緒四年春，清廷因丁戊奇荒下詔求諫，張佩綸上疏請求復(fù)查此案。拖至次年清廷派禮部尚書恩承、吏部侍郎童華赴川復(fù)審，最后還是維持原判。對此，清流們不予認同而繼續(xù)抨擊。張之洞也加入了這一行列，于五年五月十一日一天內(nèi)連上《重案定擬未協(xié)折》《陳明重案初起辦理各員情形片》《附陳蜀民困苦情形片》三折，指出此案源于孫定揚橫征暴斂，導致民眾鬧糧繼而被誣，致遭濫殺，要求誅殺禍首孫定揚等，并懲處文格及“復(fù)奏不實”的恩承和童華。六月十七日，清廷最終判定：一是糾錯，宣布東鄉(xiāng)百姓鬧糧不是叛亂，予與昭雪，孫定揚、李有恒斬決，文格、恩承、童華等也予不同懲處。延宕五年的冤案終于糾正，力挽狂瀾的清流們，特別是張佩綸和張之洞這二張，由此名噪一時。

張之洞此舉當然是正確的。但我們也要看到，東鄉(xiāng)案發(fā)生時，張之洞正在四川學政任內(nèi)，對此事應(yīng)有所了解，按理他當時即應(yīng)奏劾。但卻未發(fā)聲，此時則“大義凜然”，這除了其儒生的道德良心和維護清朝統(tǒng)治的立場外，也可以看出他政治上是善于把握時機的：在川時不得罪文格，此時則能起四兩撥千斤之效也。

（三）維護禮法與諫勸。

儒家特別重視禮和“禮法”，視之為維護道統(tǒng)的關(guān)鍵舉措。張之洞對此也有出色的表現(xiàn)。光緒五年發(fā)生了光緒帝繼統(tǒng)繼嗣問題。原來，同治帝載淳十九歲去世，未留子嗣。慈禧力主將醇親王奕譞之子載湉立為咸豐的嗣子繼位，是為光緒帝。這樣，她可以繼續(xù)垂簾聽政，而且認為可以對光緒予以有效控制。載湉時年只有三歲，生父是咸豐帝的七弟，生母是慈禧自己的妹妹，這樣慈禧與載湉即有嗣母、伯母、姨母三重關(guān)系，在重視血緣關(guān)系的傳統(tǒng)社會中，這是最牢固的紐帶。但這樣一來與清朝標榜的“萬世一系”的家法產(chǎn)生了矛盾，所以慈禧當時不得不特別強調(diào)，將來光緒所生子嗣是作為同治帝，而不是他自己之子去繼承帝位，說白了，載湉只不過是借給載淳生子的載體而已。光緒五年三月，同治帝入葬東陵的惠陵。隨行送葬的吏部主事，曾有綽號“吳大嫖”的吳可讀突然自殺，留下上疏要求兩宮皇太后再降諭旨，明確將來光緒帝之子即作為同治之子承繼帝位，任何人不得異議。這所謂“尸諫”其實正中慈禧下懷，所以兩宮褒獎吳可讀，同時詔令百官議奏，實乃要大家捧場。

張之洞瞅準了這個機會，正好此時他已補授國子監(jiān)司業(yè)，獲得上奏資格，遂于四月初十、十一日連上《遵旨妥議折》《請再降懿旨片》等，引經(jīng)據(jù)典，洋洋數(shù)千言，無非論證立載湉嗣位既出于兩宮皇太后圣意，更“合乎天下臣民之心”，所以“本乎圣意，合乎家法”。這一救場的上疏，解除了慈禧的尷尬，維護了其統(tǒng)治的合法性，真是“深得吾心大補丸”。慈禧隨即下令將張之洞奏折與王大臣會議折等“均錄一份，存毓慶宮”。慈禧本來就對張之洞印象不錯——如前所述是她將其擢為探花——經(jīng)此番小政潮，無疑更加青睞了。

當然，也有根據(jù)禮法諫勸最高統(tǒng)治者之事。光緒六年底，慈安、慈禧遣太監(jiān)李三順出宮到醇王府送禮，因手續(xù)不全被阻攔，恃寵而驕的太監(jiān)遂與東右門護軍爭毆，回宮向太后誣告受到護軍搶劫、毆打。太后震怒，立即革去護軍統(tǒng)領(lǐng)的職務(wù)，將門兵交刑部置重典。清流們認為處置不當，會助長太監(jiān)氣焰，違背清廷嚴管太監(jiān)的家法、祖訓，紛紛諫阻。十二月初四日，張之洞上《閹宦宜加裁抑折》，從家法高度論證必要性，批評兩次諭旨未責備太監(jiān)，但又顯得處處為太后著想，說太后、皇帝皆恪守家法，對太監(jiān)不稍寬假，但這一片“苦心”“臣能喻之，而太監(jiān)等未必喻之，各門護軍未必喻之，天下臣民未必盡喻之”，這就會導致太監(jiān)會更加不法，守軍會畏懼失職，百姓揣摩諂事等后果。這一奏疏相比陳寶琛、張佩綸等奏疏，語氣婉轉(zhuǎn)，既給慈禧等以臺階下，又顯示自己完全出于公心，結(jié)果，慈禧在輿論壓力下對此案淡化處理，而張之洞既達到目的，又未得罪權(quán)貴，也是雙贏。

張之洞對最高統(tǒng)治者的諫勸，還常常站在禮法和道德的制高點，借異說事。如光緒五年七月，以五月中旬甘肅地震，川、陜震動，六月以來，金星晝見，云氣有異，奏請兩宮修省彌災(zāi)，要求納直言、肅臣職、厚民生、謹河防。七年六月，又以彗星見于參井之間奏請修德修政：去僉壬、歷言路、飭武備、嚴禁衛(wèi)以弭災(zāi)。光緒六年還聯(lián)合“牛頭”李鴻藻倡議建畿輔先哲祠，來樹立守禮榜樣。皆得到了贊許。

對于人事問題，張之洞也時有建言。問題是，清朝統(tǒng)治者一直強調(diào)“用人行政乃朝廷大柄，臣下不得妄議”，所以有時被采納、獲嘉獎，但也不時會碰釘子。如光緒三年，他代黃體芳起草奏章彈劾戶部尚書董恂，但被上諭指責“以傳聞無據(jù)之詞，信口詆斥，措詞殊屬過當，著交部議處?！秉S體芳雖因公免處分，卻失去了補遷國子監(jiān)祭酒的機會。但張之洞仍時不時染指朝廷人事問題。如光緒七年六月，在論及西北、東南邊海防時，他參劾兩江總督劉坤一“嗜好素深（鴉片癮大），比年精神疲弱，于公事不能整頓”，建議從彭玉麟、楊岳斌兩人中選一人常駐金陵以下，督辦江海防。結(jié)果很快被采納，劉坤一被召入京，彭玉麟署兩江總督。閏七月初五日，又奏請浙江巡撫譚鐘麟、劉錦棠、張曜等負責西北邊防，八月即被采納，譚鐘麟被任陜甘總督，劉錦棠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wù)，張曜幫辦。

這些建言不久，光緒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張之洞即被外放出任山西巡撫，作為官場一顆新星正冉冉升起，這可能也是他始所未料者。

從“清要”到半行政官員，從中央到地方，清政府的這種對官員的培養(yǎng)方式，極具深意，且十分有效。張之洞正是通過這種歷練，迅速成長。另一方面，從官場起步階段，張之洞高明的為官之道已初現(xiàn)端倪：善窺“圣意”，把握分寸，注意時機，恰到好處?？梢?，他此后能飛黃騰達當絕非偶然。

1. 《軒語》一，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第12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8月版，第9782頁。以下所引此書只簡注為《全集》和頁碼。
2. 劉禺生：《世載堂雜憶》，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9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