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新的人生挑戰(zhàn)
自由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我的任何一個人民身上戴著枷鎖就等于所有人身上都戴著枷鎖，而我的人民身上都戴著枷鎖也就等于我的身上也戴著枷鎖。
——納爾遜·曼德拉
1．掌控主動權
非洲人國民大會內斗
1944年發(fā)生的一件事標志著曼德拉政治生活的重大轉折。在好友西蘇魯的引薦下，他加入了非洲人國民大會。
經過西蘇魯和曼德拉的反復游說，阿爾弗雷德才小心翼翼地同意將“青年聯(lián)盟”作為非洲人國民大會的一部分。殊不知這個舉動，徹底改變了南非的歷史，也改變了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命運。
以曼德拉為代表的年輕人給非洲人國民大會注入了新鮮的血液。在此之后，年輕的會員們決定改變非洲人國民大會那種不思進取、沒有成效的領導方式。另外，年輕的會員對傳統(tǒng)的部落酋長也非常敵視，認為他們是白人政府的工具。
曼德拉的親生父親和養(yǎng)父都是酋長，而曼德拉卻能夠反對部落的傳統(tǒng)，這需要很大的勇氣。相反，如果不是他在約翰內斯堡與西蘇魯成為朋友，也許還會成為一名酋長，成為白人政府的工具，并協(xié)助它管理一個部落。
如今，什么都改變了，曼德拉成為南非人新的希望。
以曼德拉、西蘇魯和奧利弗為首的年輕人發(fā)起的青年聯(lián)盟，以復活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思想和戰(zhàn)術為己任，開始積極推進民族解放斗爭。作為新一代領導人，曼德拉積極發(fā)動非常規(guī)的反抗斗爭，反對一切統(tǒng)治——政府的、部落的和家族的統(tǒng)治。
新鮮血液加入后發(fā)起的斗爭方式與舊有的格格不入，勢必會與原來的管理者發(fā)生一場斗爭。
曼德拉與西蘇魯和奧利弗這3個年輕人著手改變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整體性質和戰(zhàn)術。要達到這一目的，勢必要以青年聯(lián)盟為跳板，發(fā)動一次政變，推翻以阿爾弗雷德為首的不思進取的頑固領導層。
年輕人的反抗思想讓非洲人國民大會原先的領導們感到害怕，他們從來沒有想過，也不敢使用這種反抗方式。一開始，新舊勢力的沖突僅僅局限在一些小的活動方面，慢慢地，這些年輕人在提出復活非洲人國民大會的“行動方針”問題上，與阿爾弗雷德發(fā)生了沖突。這個行動方針以罷工、抵制、平民反抗和其他形式的積極行動反抗白人政府，這徹底嚇壞了阿爾弗雷德，他認為這群年輕人“瘋了”。
在回憶這件事情時，曼德拉說：
我們認為非洲人國民大會的領導沒有注意到要把大會組織成一個群眾運動的問題。通過青年聯(lián)盟，我們要促進一個強有力的國民解放運動的發(fā)展，另外，非洲民族主義應該成為青年聯(lián)盟的信條。
我們的目標只有一個，就是實現非洲“真正的民主”，為實現這一目標，我們將為取消歧視性法律而奮斗，使非洲黑人得到“完整的公民權利”，能夠“在議會中有自己的代表”。至于最為非洲人民所關心的土地問題，我們的宗旨是在一切國籍的農民中按其人口比例重新分配。除此之外，工會權利不能受到限制；免費的兒童義務教育應該成為眾多成人教育的補充；非洲文化應該吸收歐洲和其他文化中最好的內容。
二次世界大戰(zhàn)與非洲
此時，整個世界正在遭受著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蹂躪，有數百萬人死于非命。在這場世界性的災難中，南非的付出也是巨大的。
二次世界大戰(zhàn)開始時，南非的軍隊只有2萬人，非洲和亞洲由于裝備非常落后，還沒有加入戰(zhàn)斗部隊，只能編入后勤部隊。
當戰(zhàn)爭進行到白熱化的階段時，南非的軍隊數量不斷擴大。1943年，南非聯(lián)邦議會批準在非洲大陸境外使用南非聯(lián)邦的軍隊，隨后就有幾個師調往西歐戰(zhàn)場。南非聯(lián)邦軍無論在技術裝備還是兵種設置上，都強于非洲其他國家的軍隊。到戰(zhàn)爭結束時，運動到歐洲戰(zhàn)場上的軍隊人數已達30多萬人。南非軍隊參加了對意大利和德國軍隊在各個戰(zhàn)線上的作戰(zhàn)。在埃塞俄比亞戰(zhàn)役中，皮納爾將軍指揮的南非軍隊一舉俘虜了8萬名意大利士兵。然而他們在利比亞失利，克勒佩爾率領的1萬名南非士兵被俘。
除了軍事投入之外，經濟上的投入也很巨大。由于武器方面與美國有軍事上的往來，南非聯(lián)邦的武器生產規(guī)模發(fā)展很快。約翰內斯堡的國營兵工廠已經開始生產裝甲汽車，在戰(zhàn)爭年代里共生產了2000輛以上。在彈藥方面，生產了500門炮和幾百萬發(fā)炮彈。南非的鋼產量在1938年只有30萬噸，但到1945年已達53萬噸。南非各機器制造業(yè)還生產約90種不同類型的發(fā)動機以及飛機、船舶和汽車零件，化學工廠則保證了炸藥的生產。
另外，由于戰(zhàn)爭的影響，輕工業(yè)各部門的產量也大大增加。皮革、制鞋和縫紉行業(yè)為盟軍制造各種訂貨，并提供羊毛制品。罐頭食品業(yè)的發(fā)展，刺激了非洲農業(yè)生產的發(fā)展，到戰(zhàn)爭末期，南非聯(lián)邦的工業(yè)產值已達1.55億英鎊，比和平時期提高了一倍。
盡管二次世界大戰(zhàn)客觀上促進了非洲經濟的發(fā)展，但相比對非洲帶來的社會和心理方面的影響意義要大得多。
最為直觀的是，非洲人看到了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各種皮膚的人生活在一起，沒有等級之分，只有人種之分。至此，白人的神秘感破滅了，白人和其他人類一樣，沒有任何特殊之處。根據統(tǒng)計，在二戰(zhàn)中，有將近4萬名南非黑人士兵被派往非洲境外，在將近13萬名在非戰(zhàn)斗部隊里服役的非洲人中，也有很多被送往戰(zhàn)場。
在這里，非洲人看到了一個自由、平等的世界，他們看到盟軍中的黑人將領怎么樣對白人士兵發(fā)號施令，也看到白人自相殘殺的畫面，更難得的是，他們接受了平等、自由、民主的觀念。
如果要討論二戰(zhàn)對非洲人的影響，可看下面這個廣為流傳的故事，它反映了非洲人是如何認識白人的：
軍官：“趕走希特勒！打垮希特勒！”
非洲人：“他做錯了什么事呢？”
軍官：“他想統(tǒng)治全世界。”
非洲人：“那又有什么錯呢？”
軍官：“你瞧，他是德國人?！?/p>
非洲人：“是德國人又有什么錯？”
于是，軍官試圖用最通俗的語言來解釋，并盡量使用非洲人能聽懂的詞語：一個部族去統(tǒng)治另一個部族是不好的。每一部族應該管理而不是統(tǒng)治他們自己，那才是公正的。德國人管理德國人，意大利人管理意大利人，法國人管理法國人。
人都是會思考的動物，非洲人也不例外，他們通過這些講解開始明白一個道理：人人是自由平等的。
當非洲人凱旋時，面對一個充滿種族歧視的世界，他們絕對無法接受，他們一定會采取行動，讓自己跟別人一樣平等。
青年聯(lián)盟的態(tài)度
在曼德拉參加學習的過程中，他結識了一批南非各個民族的先進分子。每天，他們都在開會討論各種問題，很多時候討論的結果是面紅耳赤，甚至是大打出手，但他們明白這是正常的，只有允許質疑才能有進步。
其中，有個印度人叫伊斯梅爾，他非常受歡迎。很多年輕的朋友都喜歡在伊斯梅爾的房子里聚會，他們中間有穆斯林、印度教徒、基督教徒、共產黨人，而曼德拉則可說是非洲民族主義者的代表。
伊斯梅爾生于一個印度人家庭，父親信奉伊斯蘭教。伊斯梅爾是一個法律系學生，為人豪爽，相貌英俊，態(tài)度和藹。他當時正負責組織消極抵抗運動并擔任報紙《消極抵抗者》的副主編。自從他父親在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危機中破產后，他飽嘗了人間辛酸。從懂事起，他開始對老一代印度民族主義者一味與白人政權合作的妥協(xié)行為不滿。當時的印度人大會也確實被一批保守的工商階層掌管。
在后來的學習過程中，他與馬克思主義者接觸，慢慢傾向于共產主義，并認為共產黨是唯一的泛種族的政黨。他的幾個朋友中包括辛格——一個激進的法律系學生，魯思·弗斯特——一個生于共產黨人家庭的女左派。曼德拉通過伊斯梅爾的這些左派朋友，開始對共產黨有所了解。
然而，隨著了解的深入，曼德拉認為南非問題的根源在于種族問題，是一個違反人性的白人政權壓迫和剝削一個處于最底層的黑人種族的問題。在當時，共產黨宣傳的階級矛盾是主要矛盾，曼德拉認為這并不適合非洲的實際情況。
然而，在后來反對種族主義、爭取黑人民族解放的斗爭中，曼德拉逐漸改變了他對共產黨的看法。在回憶這段往事的時候，曼德拉說：
我在1944年加入非洲人國民大會。我年輕時曾抱有這樣的人生態(tài)度，認為接納共產黨人加入非洲人國民大會，以及非洲人國民大會在一些具體的問題上與共產黨人建立合作關系，會削弱非洲民族主義的觀念。在那個時候，我是非洲人國民大會青年聯(lián)盟的重要成員，并且是一個提議把共產黨人開除出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小組成員。這個提議遭到否定。投票反對這個提議的人當中有些是政治觀點十分保守的非洲人。他們提出的理由是，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成立和建設，從一開始就不是只容納一派政治觀點的政黨，而是作為非洲人民的議會，接納具有各種政治信仰的人，在民族解放的共同目標之下團結起來。我最終接受了這種觀點，并且一直堅持這種觀點。
由于根深蒂固的反共偏見，南非白人可能很難理解，為什么老練的非洲人政治家那么欣然地把共產黨人當作朋友。但是對我們，這一點很明顯。在為反對壓迫而斗爭的人們當中，相互之間的思想分歧，在目前階段對于我們來說，是一種支付不起的奢侈。此外，幾十年來，共產黨是南非唯一準備把非洲人當作平等的人看待的政治組織。他們準備與我們一起進餐，一起交談，一起生活和一起工作。他們是唯一準備與非洲人一起爭取政治權利和社會地位的政治組織。
至于青年聯(lián)盟對白人的基本態(tài)度，他們選擇的斗爭方式并不是赤裸裸地挑釁攻擊，“將白人趕盡殺絕”，而是考慮到南非具體的情況，不同種族的人們長期生活在一起，已經無法改變，但一定要廢除白人的統(tǒng)治，改變南非社會的基本結構，消滅那些剝削和造成人類悲劇的社會形態(tài)。
對于那些同樣遭受剝削和壓迫的印度人，他們與非洲人有著不同的歷史和文化背景，只要是反抗民族壓迫的人，都應該團結在一起，為民族平等、自由而奮斗。
真刀真槍的斗爭
1948年9月，曼德拉當選為青年聯(lián)盟全國書記。也是在這一年，國民黨競選獲勝，馬蘭政府上臺，開始全面推行種族隔離制度。
由于南非的形勢越來越嚴峻，曼德拉決定放棄法律學習，專心從事民族解放事業(yè)。
為了推翻非洲人國民大會的舊領導層，青年聯(lián)盟準備了一個行動計劃并決定以此向阿爾弗雷德挑戰(zhàn)。年輕人對他謹慎的領導方式很不滿意，當然，這些年輕人承認，正是由于阿爾弗雷德的努力、出色的組織才能和正直人品，非洲人國民大會才有今天的成就，擁有幾千名會員，在銀行也有3000英鎊的存款。然而，他謹慎的行事風格已經影響到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前途。曼德拉也參與了這次挑戰(zhàn)，盡管他本人還是很敬佩阿爾弗雷德的。
1949年12月，在非洲人國民大會召開前不久，曼德拉和奧利弗、西蘇魯作為青年聯(lián)盟的代表拜訪了阿爾弗雷德。這是一次很艱難的談判，阿爾弗雷德決心繼續(xù)執(zhí)掌非洲人國民大會，而3名年輕人卻認為如今條件已經成熟，人們已經開始覺醒，可以采取非常規(guī)的行動方式了。另外，3年前的那場礦工罷工，要求改善待遇的行動，因遭受政府武裝鎮(zhèn)壓而失敗的教訓，使年輕人更加堅信自己的主張：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行動，就不會有成功的政治行動。
這次的談判以3個年輕人被阿爾弗雷德趕出辦公室結束，先前的談判沒有實質性的進展。最后，3個年輕人向阿爾弗雷德傳達了最后通牒：如果阿爾弗雷德不支持他們的行動計劃，在即將到來的選舉中，他們將不會支持阿爾弗雷德當主席。當然，阿爾弗雷德根本沒有理會這一套。
3個年輕人經過慎重考慮，決定選擇支持這一計劃的莫羅拉博士。在非洲人國民大會大選中，幾乎所有原有的領導層都準備繼續(xù)選擇阿爾弗雷德，而這些年輕人經過積極游說，大多數人都改變了初衷，選擇支持莫羅拉當主席。這次，青年聯(lián)盟獲得了大多數人的支持——政變成功了。
另外，西蘇魯以一票優(yōu)勢當選為總書記，這是很有意義的一件事情，非洲人國民大會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專職書記，他每個月能夠領到5英鎊的工資，還有一間個人的辦公室，雖然很寒酸，卻處于約翰內斯堡的商業(yè)區(qū)之中。
而曼德拉則當選為全國執(zhí)行委員會委員之一。執(zhí)行委員會中還有溫和派分子、共產黨員和青年聯(lián)盟的其他代表，他們站在一起，宣誓要努力執(zhí)行已經被大會通過的行動計劃。
這個計劃將目標指向“民族自由、平等”，反對白人統(tǒng)治思想所造成的種族隔離和白人領導。要實現這一切，需要改變以往的反抗方法，祭出新的武器：聯(lián)合抵制、罷工、非暴力反抗、不合作以及能夠達到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
要做到這一切，非洲人國民大會首先要做的就是需要組織一次全國性的罷工，以反對政府的種族隔離政策。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非洲人國民大會在群眾運動的基礎上制定了一個全新策略。在制定全新策略之前，曼德拉指出，非洲人國民大會以前的領導人，總是希望通過“辯護”使統(tǒng)治者回心轉意并給予他們所要求的一切權利，這是不可能實現的目標。如今應該使用壓力，迫使統(tǒng)治者接受他們的要求。當然，他也注意到，必須發(fā)動所有的人民群眾。要發(fā)動所有的人民群眾，需要有一個強大的意識形態(tài)，抓住群眾的思想，要給群眾“洗腦”。
2．與當局針鋒相對
“外來的植物”
1950年的勞動節(jié)，青年聯(lián)盟與“外來的植物”發(fā)生了沖突。
在青年聯(lián)盟準備組織勞動節(jié)的“全國性停工”時，由印大黨、共產黨和德蘭士瓦非洲人國民大會組成的聯(lián)合機構也號召同一天在約翰內斯堡地區(qū)停工，他們的目的是抗議政府關押了馬克斯和達杜。
聯(lián)合機構的行動將曼德拉這些年輕的民族主義者激怒了，他們與這次活動的組織者發(fā)生了沖突，甚至發(fā)生了流血沖突。最終，警察出動，強行解散了會場。曼德拉非常憤怒，并在雜志《北極星》上用非常犀利的語言抨擊聯(lián)合機構。
在文章中，曼德拉稱，既然工人是南非黑人，而身為黑人是他們受到壓迫的主要原因，作為工人只是其次的原因，黑人還沒有撕掉“黑皮膚的奴役”的標簽，又怎么能夠進行資本世界都存在的工人被壓迫的反抗活動呢？
為此，曼德拉說共產主義這個“外來的植物”很明顯不適合南非的“土壤”，也不會在這片土地中茁壯成長。在這次的沖突中，曼德拉的壞脾氣聲名遠播，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提到曼德拉，就不得不說他的壞脾氣。
這次在約翰內斯堡舉行的抗議活動盡管遭到了青年聯(lián)盟的阻撓，政府也明令禁止游行，而且在勞動節(jié)當天還安排了超過2000名的警察，但抗議活動依然如期進行。
結果，由于組織不力，人數太多，推推搡搡之下發(fā)生了流血沖突，警察更是向群眾開槍射擊，這引起更大的騷亂。
盡管這次的抗議活動不是青年聯(lián)盟組織的，但曼德拉和西蘇魯在奧蘭多依然忙前忙后，設法使人們冷靜下來。他們到處疏散群眾，要求他們分散找地方躲起來。
最終，依然有18名非洲人被殺，30多人受傷，其中還有3名兒童。當回憶這件事的時候，曼德拉依然心有余悸：
我親身領教了警察的冷酷無情，也明白了青年聯(lián)盟真正需要的東西——來自基層群眾的支持。
不僅如此，曼德拉還從這次活動中學到了不少知識，尤其是組織者的不容易。他和西蘇魯結識了兩個年輕的印度人，一個是正在上學的艾哈邁德·卡特拉特，另一個是工廠工人保羅·約瑟夫。他們每天一大早就開始工作，晚上還出去散發(fā)傳單。
這兩人盡職盡責，盡心盡力，后來曼德拉與他們成為終身摯友。
政府的卑鄙伎倆
接下來發(fā)生的事情將曼德拉徹底推向政府的對立面。
1950年，馬蘭政府先后頒布兩部法律：《人口登記法》和《集團居住法》。這兩部法律使種族隔離制度進一步制度化和系統(tǒng)化。
根據馬蘭政府的解釋，《人口登記法》是為了爭取“純血種族”，防止白色皮膚的混血種人冒充歐洲人。這項法律規(guī)定，在南非的土地范圍內，凡年滿15周歲的南非居民要領取標明所屬種族及其外貌特征的身份證。
至于《集團居住法》則是為了劃定各個種族的特定居住地。這項法律明確規(guī)定：政府有權宣布國內任何一個地區(qū)為某一種族的居住區(qū)，而其他種族的居民應遷出該地區(qū)。這項法律沒有提到對于要遷出的人留在該地區(qū)的不動產如何賠償的問題，政府對如何安置要遷出的人也不聞不問。與此同時，政府的種種跡象表明，共產黨將會成為政府下一個整頓的對象。
由于先前共產黨和德蘭士瓦非洲人國民大會在約翰內斯堡于勞動節(jié)這一天舉行反抗行動，馬蘭政府很快就采取了措施，頒布《鎮(zhèn)壓共產主義法》。
事實上，早在1948年，司法部長斯沃特剛走馬上任就委派了一個委員會調查共產主義在南非各地的影響力。1949年2月，斯沃特通知議會：委員會發(fā)現共產主義已成為“國家的定時炸彈，須盡快清除”。
勞動節(jié)事件過后，斯沃特立即提交了一個《非法組織草案》，但這一草案很快就撤回，而代之以《鎮(zhèn)壓共產主義法》。這一草案授予司法部長很大的權力，規(guī)定其有權采取各種方式鎮(zhèn)壓共產黨或者是“可能的”“潛在的”共產黨成員。對被宣布為“共產黨員”的人，可予以逮捕，驅逐出境，禁止參加集會和取消議員資格。對“共產黨的”組織和報刊，可不予以法律保護，可禁止其活動，并可沒收其財產。對“共產主義”的定義又極為模糊，它包括任何旨在“通過倡導騷動和混亂，非法行為或不履行法律責任，或威脅要采取非法或懈怠行為，從而導致在聯(lián)邦內部發(fā)生任何政治、工業(yè)、社會或經濟的變動的，將處以長達10年的監(jiān)禁”。
當然，馬蘭政府并未強大到能無視一切，政府擔心這一舉動逼得太緊，會讓共產黨組織作“殊死抵抗”，為此，政府宣布這一條款將于當年7月生效。
面對即將生效的《鎮(zhèn)壓共產主義法》，南非共產黨被迫于條款生效前，即6月20日宣布解散。很明顯，打擊共產黨只是一個信號，政府所針對的是其他與政府對抗的組織，比如非洲人國民大會，曼德拉說：它主要針對非洲人和其他被壓迫的人民。
盡管曼德拉先前曾表示一些反對共產黨的理論，但依然對共產黨表示支持，怒斥《鎮(zhèn)壓共產主義法》及其他反民主的法律。
為了聲援共產黨，表達對政府的抗議，非洲人國民大會在5月底由全國執(zhí)行委員會通過一項重要決議，決定在1950年6月26日這一天，舉行全國性抗議示威游行。與此同時，國民大會青年聯(lián)盟、印度人大會以及共產黨派代表組成了一個聯(lián)盟委員會。這是非洲人國民大會第一次在全國范圍內向人民號召“不去工作”。
全國大罷工
非洲人國民大會發(fā)布的號召書內容是這樣的：
這次抗議對我們來說是自1652年4月6日以來非洲人民為表達不滿而進行的神圣運動的集中表現。1652年4月6日，一支由3艘荷蘭三桅帆船組成的小船隊受荷蘭東印度公司派遣，到好望角建立船隊航行中途補給站。這一過程對歐洲人來說，是不斷開拓新疆域的過程；而對非洲人來說，則是另一幅情景：歐洲人從他們手上搶走了牛羊，奪走了土地。
1779年，大魚河成了黑人和白人地區(qū)的分界線；
1809年，第一個《通行證法》通過；
1913年，他們的土地被法律剝奪……
我們怎能忘記這些？
經過一段時間的號召，全國大罷工正式進行。當然，在籌備過程中，國民大會青年聯(lián)盟、印度人大會以及共產黨派之間各懷戒心。但后來摩西·科泰尼來到約翰內斯堡擔任共產黨書記，他的出現及游走，讓彼此的戒心很快煙消云散，曼德拉稱他是“真正的民族主義者”，很快，他們成為朋友。
1950年6月26日，伊麗莎白港、亞歷山大鎮(zhèn)以及德班其他兩個地區(qū)發(fā)生了全面罷工；在約翰內斯堡、開普敦以及一些較小地區(qū)的部分工人參加了罷工。但是在德蘭士瓦的一些地方則反應冷淡，大街上的行人懶懶散散，看不出任何罷工的跡象。非洲人國民大會承認，由于組織問題，那里的罷工活動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
在這次全國大罷工中，西蘇魯、奧利弗和曼德拉以及印度人大會的領袖們分赴各地去組織群眾，而曼德拉的任務則是從中協(xié)調。在這次籌備游行示威的過程中，兩個最大的民間組織——非洲人國民大會和南非印度人大會有了更密切的接觸。
在這次活動中，非洲人國民大會從印度人大會的組織工作經驗和籌集款項活動中受到啟發(fā)，而印度人大會也在與非洲人國民大會合作中受益匪淺。
對曼德拉本人來說，這場運動讓他徹底覺醒，他一直擔心的非洲人會受到其他種族或政治團體控制的情況并未發(fā)生；相反，各個種族進步勢力的參與使運動聲勢浩大。他認識到，非洲人獨木難支，僅僅依靠非洲人的能力在政治上想有所作為是幼稚的，在實際斗爭中也是不可取的。在檢討了自己的立場后，他開始主動與其他種族的民主組織合作。
大罷工不久之后，曼德拉被選為青年聯(lián)盟全國主席。
當選為青年聯(lián)盟主席的曼德拉，感覺到肩膀上的擔子更重了，他明白，未來還有很長的路需要走。
為制定下一步的行動路線，曼德拉與西蘇魯進行了溝通和探討。曼德拉考慮到1946年發(fā)生在印度的事情：1946年印度志愿者浩浩蕩蕩地前往德班，一路上熱情高漲，秩序井然，有的開車，有的坐車，他們駕車行駛500英里的目的就是進牢房。他借鑒這種抵抗方式，提出了“消極抵抗”。西蘇魯衡量再三，認為這種抵抗形式應該富有戰(zhàn)斗精神。
兩個人認真地研討了非洲人國民大會歷史上舉行抗議活動時自發(fā)運用的“消極抵抗”的例子，主要有：1913年，黑人婦女抗議《通行證法》；1919年，非洲人國民大會在約翰內斯堡組織大規(guī)模的非暴力游行，抗議活動持續(xù)了好幾個星期，最終有一個部級委員會建議廢除《通行證法》。當然，盡管沒有廢除，卻證明了這種抗議方式確有成效。
曼德拉與西蘇魯及青年聯(lián)盟的其他成員繼續(xù)熱烈地討論，他們明白當前的社會大形勢，“消極抵抗”對廣大工人沒有什么號召力，而非暴力抵抗是反抗一個武裝到牙齒的專制政府唯一可行的辦法，至少目前是如此。
當時，政府擁有強大的軍隊，而廣大工人所持有的只有拳頭，如果采取硬碰硬的方式，受傷害的只能是廣大工人群眾。
經過討論，曼德拉認為，目前最關鍵的是用非暴力的方法對人民進行訓練，向他們灌輸這樣的思想——非暴力通常比公開的暴力反抗需要更大的勇氣和決心。
種族歧視的法令
接下來發(fā)生的一件事徹底點燃了南非人的怒火。
1951年，馬蘭政府聲稱經過“慎重考慮”及“廣泛調研”，決定頒布《班圖權利法》，這是馬蘭政府關于“黑人家園”的第一個正式法令，是實行黑人與白人政治分離的第一步。這條法律改變了原有的對黑人的管理辦法，廢除了保留地原有的民選“土著人委員會”，而代之以南非當局任命的部落酋長掌權的三級權力機構——部落、區(qū)域、地方當局。
不僅如此，這條法律還蠻橫地取消了1936年成立的“土著代表議事會”，這表示不承認黑人有共同利益，確定了對黑人實行按部族分而治之的方針。它還規(guī)定特派警察有權出席任何一次班圖人會議，這是對班圖人的監(jiān)視。緊接著，《選舉人分別代表制法》獲得通過，它確定將黑人從普通選舉人名冊上除名。隨后的《土著建筑工人法案》限定非洲人只能從事非熟練勞動，而將建筑業(yè)的各種熟練勞動留給白人。
這些明顯帶有種族歧視的立法進一步激起了非洲人和其他非歐洲人種族的憤慨。曼德拉決定乘勢將自己的抗議方針實施下去。
1951年12月，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年會在布隆方丹舉行，在年會上，曼德拉提出以下建議：
在1952年4月6日南非白人慶祝統(tǒng)治300周年時，發(fā)動廣大黑人群眾舉行抗議活動。警告政府，一定要取消極為不公正的6項種族歧視的法律，否則全國將舉行非暴力的蔑視那些法律的運動。
全體與會代表對此計劃一致通過。在大會上，大會主席莫羅拉博士向大會致敬并呼喊口號：“我的祖國！”群眾則回答：“非洲！”
接著，代表們高唱《上帝保佑非洲》。
恰好在這個時候，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創(chuàng)始人塞梅博士不幸逝世?？梢赃@么說，塞梅博士的離去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終結——紳士的抗議方式結束了，不愿得罪白人中有自由主義思想的同情者的擔心結束了，害怕外來的政治集團或其他種族利用非洲人的恐懼也隨之結束了。
在塞梅博士的追悼會上，出現了各種各樣的聲音，有批評聲、質疑聲、贊美聲，等等。這個時候，擔任青年聯(lián)盟主席職務的曼德拉站出來，他運用高超的領導藝術，求同存異，表達了與會代表的共同心聲：
我不認為在關于非洲民族主義目的的思想看法上我們有什么不同。這個目的不是別的，就是一個自由、獨立、統(tǒng)一、民主和繁榮的南非。
有些分歧是不可能避免的，民族主義運動本身就決定了不可能有一種一致的方法，我們的組織方式亦允許不同類型的思想和意見存在，“青年聯(lián)盟和國民大會目前的問題是怎樣與民眾保持最積極的接觸”。它關心的主要是行動的概念，即如何將非洲人國民大會的聲音帶給群眾。
曼德拉很巧妙地處理了這些分歧，承認分歧的存在，又將它置于合理的位置。
參加完追悼會，曼德拉、西蘇魯又匆匆忙忙趕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總部，部署即將到來的戰(zhàn)斗——蔑視運動。
對曼德拉和他的朋友們來說，這是一次極大的挑戰(zhàn)。首先，政府肯定會關注并且不遺余力地鎮(zhèn)壓這場運動。曼德拉這群年輕人如何才能得到足夠多的支援呢？能夠領導這場斗爭嗎？我們拭目以待。
3．“蔑視運動”
圣雄甘地二三事
甘地全名是莫罕達斯·卡拉姆昌德·甘地，他出生于1869年10月，是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的旗幟人物，他的一生頗具傳奇色彩，他的“非暴力”哲學思想，影響了全世界民族主義者和爭取能以和平變革的國際運動。
1891年，甘地從英國大學取得律師資格，回到國內，到南非一家公司當法律顧問。后來，應印度富商達達·阿卜杜拉的邀請，去南非德蘭士瓦處理一起4萬英鎊的債務糾紛。這時的南非可以說是種族歧視橫行，在朋友的挽留下，他決定留在南非領導反對種族歧視，爭取平等權利的斗爭。
可以這么說，甘地的“非暴力”思想最后形成并開始付諸實踐的時期，就是在南非的21年。
甘地生于西印度波爾班達爾貴族家庭，年少聰慧、好學，很小就熟讀印度教經典，并把“逢惡報以善，用德報以怨”作為自己的處世格言。通過學習《圣經》和《可蘭經》，他進一步認識到，所有宗教都包含著仁愛精神，而在世俗社會中，任何政治斗爭都應以“仁愛”為主旨。這使他逐漸形成了一整套非暴力的理論。他認為，對于惡勢力，非暴力抵抗是最有效的手段，它是強者的武器，強調愛和真理的統(tǒng)一。非暴力抵抗包含兩個內容，一方面要堅持真理，不向惡勢力低頭，另一方面寧愿自己作出犧牲也不施暴力于敵人。
1906年8月，德蘭士瓦政府公布禁止印度向南非移民的法案，規(guī)定8歲以上的印度人都必須領取登記證，以便隨時檢查，違者處以罰款或驅逐出境。面對這種赤裸裸的種族歧視，甘地在印度人中積極組織動員，進行非暴力抵抗運動。最后政府不得不作出讓步，與印度人組織達成協(xié)議。協(xié)議規(guī)定：政府釋放被捕者，收回法案，印度人則應自行登記。
然而，狡猾的南非政府并沒有履行承諾，取消這項法案，反而采取進一步的措施，制定了《亞洲人登記條例》。為了抗議政府的欺騙行為，甘地積極奔走，再一次發(fā)動非暴力抵抗運動。8月16日，參加反抗運動的印度人燒毀了2000多張登記證，反抗取得初步勝利。
政府為了迫害甘地，邀請甘地的家人來勸說甘地。在這種兩難境地下，為了黑人的平等與解放，甘地凈身出戶，放棄了貴族的生活，全身心投入到黑人運動中去。
1913年10月，甘地在南非組織的非暴力抗議活動達到了高潮。
1913年11月初，他率領2000多名印度礦工，其中包括127名婦女和60名兒童，從納塔爾的紐卡斯爾向德蘭士瓦前進，要求政府取消印度移民法案，承認印度婚姻制度的合法性，廢除人頭稅。
隊伍井然有序，一直保持和諧的狀態(tài)。政府得到消息，組織了大量軍警前去鎮(zhèn)壓。
面對大量的軍警組成的人墻，游行隊伍毫不畏懼，依然緩緩前進，前一排的人被警棍打倒了，后一排又走上去，為了控制局面，軍警逮捕了很多人。
在這次運動中，組織人甘地成為第一批被逮捕的人之一，但抗議活動依然井然有序地進行，規(guī)模不斷擴大。
到了12月，罷工人數居然高達萬人，一直居高不下。南非政府面對壓力，不得不釋放甘地，為即將到來的談判表示誠意。
經過雙方的多次溝通、談判，政府最終作出讓步：廢除人頭稅，承認按印度宗教儀式結婚的合法性，同時，印度移民法案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放寬。這一勝利應歸功于甘地領導的非暴力抵抗運動。在以后的反對種族歧視的斗爭中，南非印度人大會多次采用非暴力抵抗的斗爭方式，因而給黑人解放運動以一定影響。
暴風雨來臨之前
曼德拉當選為這次運動的總負責人，他借鑒了甘地的經驗，這多虧了他的助手馬爾維·卡切里亞，馬爾維的父親在1907年曾經是與甘地齊名的最勇敢的抵抗者之一。
為了更好地組織活動，曼德拉接受了助手馬爾維的建議，走訪了德蘭士瓦、納塔爾等周邊幾個城市，向工人們詳細講解自己的計劃，由于活動范圍有限，很多時候一講就是一整夜。他的目標很明確：喚起更多的人，激起人民的勇氣，用非暴力手段向政府挑戰(zhàn)，推翻壓迫。有的時候奧利弗和他一起早出晚歸。
曼德拉的行為已經引起馬蘭政府的注意，政府開始派人嚴密監(jiān)視曼德拉、奧利弗幾個年輕人，并給他們制造了各種各樣的麻煩，甚至要求一些旅館不接待他們，要求出租車不能載他們，還提前告訴工人們，曼德拉和奧利弗這幾個年輕人是一群瘋子，要提防他們。
面對當局的蓄意破壞，青年聯(lián)盟的年輕人可謂吃盡了苦頭。在這個時候，莫羅拉寫信給馬蘭總理，指出非洲人國民大會一直致力于為南非人民謀取福利，通過合法手段爭取合法權利，政府不應該阻止并打壓這種行為。
在信中，莫羅拉說：作為合法的社會團體，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合理要求一直不被重視，反而政府多年來不斷加大鎮(zhèn)壓大會的力度，導致事情已經到了“極其嚴重”的地步。
對合法的社會團體非洲人國民大會來說，保持沉默就等于背叛使命，《通行證法》《班圖權利法》《鎮(zhèn)壓共產主義法》都加劇了緊張的局勢。如果政府不取消這些“不人道”的法律，非洲人國民大會將會在4月6日組織示威游行，作為“蔑視”這些法律的第一次行動。
所謂“蔑視”，是指“有意識地用不服從的方式對權威進行挑戰(zhàn)”。
莫羅拉的信言辭懇切，但從總理那里傳來的答復卻是顧左右而言他，他指責非洲人國民大會不顧事實情況，“一意孤行”，破壞政府頒布的“嚴肅謹慎”的法律?？偫碓谛胖兄貜娬{，不打算取消這些法律，而且還威脅非洲人國民大會，一旦“一意孤行”，政府將充分利用手中所控制的國家暴力機關處理策劃顛覆活動的人。
面對政府的蠻橫態(tài)度，莫羅拉代表非洲人國民大會寫信給馬蘭總理：
“我們授權通知閣下，南非印度人大會完全同意非洲人國民大會向政府提出的呼吁。我們毫不含糊并極其嚴肅地聲明：我們進行的斗爭不是反對某個民族，我們對任何人都毫無敵意，我們只反對不公正的法律?！?/p>
這樣，非洲人國民大會表明了自己的立場和態(tài)度，也阻止了政府妄圖利用種族之間的矛盾挑撥離間的陰謀。
既然“和平”的方式無法解決訴求，莫羅拉、西蘇魯和曼德拉決定采用群眾運動的斗爭形式。
“蔑視運動”
1952年4月6日，“蔑視運動”正式進入熱身階段。當天，白人們慶祝荷蘭人在開普敦登陸300周年。幾乎在同一時間，非洲人也開始在各個中心地區(qū)集會。
在約翰內斯堡，莫羅拉博士站在自由廣場上對群眾發(fā)表激情洋溢的演講，號召人們團結起來，牢牢抱在一起，早日結束目前這種被歧視、被壓迫的命運。
在東開普敦，西蘇魯和數萬群眾集會，高喊“人人都有選舉權”“消滅通行證”等口號。
曼德拉與助手馬爾維·卡切里亞一起擔負著極其重要的組織工作，分別負責非洲人和印度人的宣傳工作，主要區(qū)域則是南非的二、三線城市及黑人受壓迫比較嚴重的地區(qū)。
在這些地區(qū)，有條件的，曼德拉就會召集會議，宣傳非暴力抵抗的內容，沒條件的則要困難得多。為了動員更多的人，曼德拉甚至會一家家去敲開陌生人的門。他耐心地告訴他們，這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zhàn)斗，是用非暴力的手段向政府挑戰(zhàn)，以達到推翻壓迫的目的。在戰(zhàn)斗中，一定要遵守紀律，這種非暴力比真刀真槍更需要決心和紀律。
在服裝廠，曼德拉面對大約200名黑皮膚的非洲人、印度人發(fā)表演講，他說：
當局會試圖恐嚇人們，并且會對首批志愿者特別殘酷。無論出現什么樣的挑釁，我們都絕不能還手，不能出現任何騷動。志愿者必須保持尊嚴，昂首挺胸，提高警惕?？傊?，最重要的原則是遵守紀律。
在這次的組織動員過程中，曼德拉接觸了各個種族的人，這使他真正認識了人民的力量。在德班的“志愿者日”，曼德拉面對成千上萬的參加者激情地進行演講，他說：“這個國內黑人的大團結已經成為現實……”
這一切活動，都讓人感覺到新的歷史即將到來。
當然，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扮演者不能忽略，這就是強大的敵人——馬蘭政府。
政府的反應非常靈敏，它拿出不久前新頒布的法律《鎮(zhèn)壓共產主義法》，列出一張500人的名單，這些人都是最近一段時間頻頻出現的，而且活動比較頻繁的，并信誓旦旦地說，根據法律的規(guī)定，凡是在名單上的人，如果組織集會或者發(fā)表演講，就屬于違反法律，政府有權逮捕他，并要求共產黨成員馬克斯和達杜辭去現有職務，不許參與公眾集會。
為了表示抗議和蔑視，馬克斯和達杜立即進行集會并發(fā)表演講，但政府也毫不含糊，隨后就發(fā)布逮捕令，將他們關押了幾個星期。
盡管兩人被逮捕，但共產黨人的行動為整個蔑視活動掀起了一個良好的開端。
第一次入獄
6月26日是非洲人國民大會在1950年號召全國大罷工兩周年的紀念日，根據非洲人國民大會的計劃，“蔑視運動”正式開始。
南非的6月是冬季，寒風刺骨，但游行的民眾冒著嚴寒，大聲呼喊著口號，走向街頭。他們從新布萊頓出發(fā)步行到伊麗莎白港，游行群眾戴有非洲人國民大會的臂章，大聲呼喊“我的祖國！阿非利加（非洲的全名是阿非利加洲）！”的口號，穿過標有“只準歐洲人使用”字眼的火車站入口。
當然，神經質的馬蘭政府早已得到消息，等候在那里。警察一擁而上，逮捕了他們，并將他們帶到車站另一側。這樣，載著他們的列車不得不通過一座標有“只準歐洲人進入”的橋梁。
接下來發(fā)生的事情特別有戲劇性：當載著他們的列車通過時，全車廂的非洲人高聲喝彩。這看起來不像是被逮捕，而是他們戲耍了這些警察。
第一批的志愿者被逮捕，組織這次行動的人，被判30天的監(jiān)禁，參與者則被關了15天。
在德蘭士瓦，西蘇魯組織的52名“蔑視運動”的志愿者進入一塊“未經允許黑人不得進入”的地段，所有人都被逮捕了。
當天，曼德拉和馬爾維·卡切里亞留在總部召集會議。當會議結束時，已經是晚上11點了，這時正是宵禁時間，非洲人必須持有“通行證”才可以。
為了表達對“蔑視運動”的支持，曼德拉主動走到警察面前，要求巡警給自己戴上手銬。接著，曼德拉高唱著《上帝保佑非洲》，登上囚車，被送進了位于馬歇爾廣場的警察局。
這是曼德拉第一次入獄，在后來回憶這件事時，曼德拉說：
在去警察局的路上，我們一點也不緊張，相反，我們還開起了玩笑。我問馬爾維·卡切里亞：“大家真是好戰(zhàn)友，連進監(jiān)獄都要一起！”
卡切里亞笑了笑，問我：“喂，你覺得我們倆有可能關在一間牢房嗎？”
馬爾維·卡切里亞是印度人，而當時的牢房也有嚴格的種族規(guī)定。我眨了一下眼睛：“讓我試試吧，我得奉承一下這家伙?！?/p>
我指著押送我們的警察說：“先生，可否請你幫忙將我的朋友和我關到一起，他不愿意住到監(jiān)獄的印度人牢房去。”
這名警官像沒有感情的冷血動物一樣，嘴上念叨著“規(guī)定紀律”等。當所有的手續(xù)辦完后，這個警察將我們帶到同一間牢房，命令我們進去。
后來，由于警察逮捕了太多人，警察局里已經沒有牢房關我們，最后，他們把我們押進操場里。就這樣，我們一大群人當天晚上睡在了操場上面，還不錯，那里的環(huán)境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糟糕，起碼不是很冷。
在這個操場上，警察們的態(tài)度非常粗暴，這讓曼德拉至今依然記憶猶新。他描繪道：
我們被押進操場，當中的一個人被一個年輕的歐洲警察用力一推，摔下好幾級臺階，折斷了踝骨。我提出抗議。這時一個年輕的警衛(wèi)員像個十足的牛仔那樣照我腿上踢了一腳。我們都怒不可遏。我便開始示威。我們讓他們看那些受傷的人，要求給他們治療，很不幸的是，我們得到的回答是粗暴的、無禮的，讓我們改天再提要求。就這樣，這名年輕人在監(jiān)獄里度過了可怕的一夜，不斷痛苦地呻吟。直到第二天，他才被送往醫(yī)院。
4．狠辣的暴力機關
火勢蔓延
因為監(jiān)獄里新增的“犯人”太多，而曼德拉他們僅僅是違反宵禁，因此很快就被釋放出來。出獄后，曼德拉發(fā)現這場“蔑視運動”像星星之火般在全國蔓延開來，在開普省，在納塔爾，在德蘭士瓦，工廠里的工人、辦公室的職員、律師、教師、醫(yī)生、學生甚至很多牧師都勇敢地站出來，以各種方式蔑視種族歧視法令。
這種抗議的方式大同小異，打破歧視，對一些禁止行為視而不見，有些黑人從只許歐洲人通過的入口走進車站、郵電局和其他公共設施，有的則坐在為白人保留的座位上，還有的故意在宵禁時走上街頭，大搖大擺，遇到警察逮捕毫不反抗，主動伸出雙手要求戴上手銬，以示蔑視。
當時負責“蔑視運動”的指揮部里，大家都是開懷大笑。眾多的志愿者在那兒休息、交談?！懊镆曔\動”進行得有條不紊，沒有出現過一次肢體沖突。當警察出現的時候，參與者們沒有四處逃竄，他們很自覺地排成一隊，伸出雙手，等待警察逮捕他們。
這種行為讓警察成了嘲弄的對象，監(jiān)獄成了宣傳政治主張的地方，黑人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尊嚴。
越來越高漲的反抗形勢讓馬蘭政府有點慌張，他們開始將重點放在一些指揮部上面，想通過端掉“老窩”的方式，徹底消滅反抗活動。
7月30日，經過分析、搜集信息，警察在全國范圍內襲擊了非洲人國民大會的16處工作地點，包括辦公室和私人住宅，并查獲了一大批宣傳單和文件。
非洲人國民大會的20位領導人，他們包括莫羅拉、曼德拉、西蘇魯、馬克斯、達杜、馬爾維·卡切里亞和德蘭士瓦印度人青年大會的主席阿赫姆德，在政府所謂的法律判決書中，他們被指控犯有“煽動共產主義罪”。
馬蘭政府天真地認為，端掉抗議指揮部就可以徹底消滅反抗活動，結果卻徹底激發(fā)了志愿者的熱情。7月，有1500名志愿者參加“蔑視運動”。2個月之后，“蔑視運動”沒有因為指揮部被端掉而停止，反而達到高潮。
到10月初，包括德班和布隆方丹在內的全國24個志愿者中心，共有2500名抵抗者被逮捕，而在東開普地區(qū)尤為突出。令政府頭痛的是，這些志愿者都寧愿在牢房里被關上一個星期而不肯交罰金或保釋出獄。
更讓政府頭痛的是，有一天晚上，在伊麗莎白港地區(qū)的警察連續(xù)抓了6批志愿者，當地大小監(jiān)獄人滿為患。
為解決這種窘迫的情況，這一地區(qū)的警察長官、軍隊長官和監(jiān)獄長官親自接見關在牢里的非洲人國民大會地區(qū)負責人，要求非洲人國民大會使“蔑視運動”暫停下來，尋求談判。
互相傳達了談判的條件之后，馬蘭政府提出的苛刻條件被拒絕了，談判陷入僵局。
暴亂來襲
非洲人國民大會的領導徹底被鼓舞了，到目前為止，運動是成功的，他們計劃接下來號召全國人民共同參加“蔑視運動”。西蘇魯和曼德拉等人相信，只要做到這一點，政府將無法實施關于種族歧視的法律。
當然，政府不會輕易放棄，也不會輕易廢除已經頒布的法律。目前，非洲人國民大會已經占據主動，只有一種辦法能夠使他們放棄這種主動，這就是一直未曾使用過的“暴力”。
10月18日，對非洲人國民大會來說可不是個好日子。伊麗莎白港發(fā)生了一起暴力事件，一名白人警察向兩個非洲人開槍。根據政府發(fā)布的公告，兩個非洲人涉嫌偷竊一罐油漆，在警察抓捕的過程中拒捕且襲擊警察。接下來發(fā)生了混戰(zhàn)。在混戰(zhàn)中，憤怒的人群開始攻擊火車站，更大的暴亂發(fā)生了。
在這次暴亂中，7個非洲人和4個白人死于非命，27人不同程度地受傷。
伊麗莎白港暴亂發(fā)生后，西蘇魯立即趕赴現場進行調查。在自己的報刊上，非洲人國民大會強烈地譴責了這起暴力事件，并要求進行司法調查。
在“蔑視運動”中出現的暴亂事件讓政府找到了禁止游行、集會的借口。很快，政府大規(guī)模地動用警察，手段也更加強硬。緊接著，政府就發(fā)出公告，在暴力事件沒有調查清楚之前，全面禁止集會，并更為嚴厲地實施《通行證法》。
政府有條不紊地進行了一系列措施，讓很多人懷疑這是政府自己策劃的一系列暴力事件。
面對突如其來的困境，非洲人國民大會組織的“蔑視運動”陷入僵局。
從10月18日到11月9日之間，“蔑視運動”幾乎消失了。面對困境，非洲人國民大會主席莫羅拉寫信給馬蘭政府總理，詳細地敘述當日發(fā)生的情況，并且附有大量現場目擊者的口供。
非洲人國民大會還未等到總理的回復，又一起騷亂事件發(fā)生了。
11月9日，非洲人國民大會支部千方百計得到了于星期日舉行祈禱集會的許可證，但在集會時發(fā)生了騷亂，至少導致8人在騷亂中喪生，還有1名兒童。
至于事情的緣由，則眾說紛紜。
現場警察的口供大致相同，當他們到達時，根本沒有發(fā)現祈禱集會，只看到政治大會，警察要求集會者立即解散，而與會者拒絕執(zhí)行命令，并對警察進行人身攻擊，由此發(fā)生騷亂。
而會議組織者則是另一種證詞，當警察到達時，他們正在唱贊美詩。警察立即要求驅散人群，還沒等集會者有時間離開，警察已開始用刺刀向人群刺去。
在曼德拉的回憶中，他這樣說：
不管實際情況如何，有一點很清楚，即這批警察為這場沖突已作好了全面準備，他們全副武裝分乘3輛軍車趕到現場。這批警察的指揮官承認，他們是在“等待麻煩出現”。
這兩件事件的真實起因雖難以作出精確的判斷，但是有一點不容否認，那就是政府一直在期望暴力事件發(fā)生。一名事件參與者說得很明白：“我不必提醒你，在很多非洲人的城鎮(zhèn)，是警察開始的騷動。
如果非洲人不動手，警察則設法使他們動手?！绷硪晃贿\動領導人盧圖利說得更是一針見血：“有時警察的所謂反動亂甚至發(fā)生在動亂之前?！?/p>
在這前后，除了這兩起發(fā)生在市中心的影響比較大的暴力事件外，還有其他零星沖突。如在丹佛爾，警察于11月3日殺死了3個非洲人，打傷4人；在金伯利，11月8日，一場沖突留下了13具尸體和78名受傷者。
面對這些暴力事件，非洲人國民大會強烈譴責并要求進行司法調查，司法部長卻借口這種調查只能激起更大沖突并為煽動者提供借口，而予以拒絕。同時，鎮(zhèn)壓手段更加肆無忌憚，并實行宵禁。在開普省禁止集會并更加嚴格地實行《通行證法》。政府一方面按非洲人國民大會提出的要求，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另一方面千方百計想把罪名加在“蔑視運動”身上。這些做法更引起非洲人的憤慨。
對非洲人國民大會來說，幸運的是，事態(tài)的發(fā)展引起國外輿論的關注。聯(lián)合國為此還專門成立了一個委員會，調查種族歧視制度。當時，也有少數有正義感的白人直接加入到“蔑視運動”中，支援非洲人的正義之舉。
“蔑視運動”的尾聲
關于這次的“蔑視運動”，從過程來看，非洲人國民大會在組織過程中存在著嚴重缺陷，最為明顯的是管理和籌款工作中的不足。
11月底，政府采取更為不人道的措施，將莫羅拉、曼德拉、西蘇魯、奧利弗等十幾名“蔑視運動”的組織者和領導人送上法庭，接受審判。
政府所采用的法律依據依然是非洲人國民大會一直反對的《鎮(zhèn)壓共產主義法》。幸運的是，政府對他們的處罰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對，其中著名的音樂研究專家特雷塞教授是最大的反對者。
盡管政府羅列了一系列罪名，但連法官也不得不承認，這些運動領導人自始至終一直在勸告其追隨者保持和平的行動方針并避免任何形式的暴力。
最終，經過一連串的干預之后，法庭判他們9個月的監(jiān)禁，緩期2年執(zhí)行，條件是他們不再犯同樣的罪行。政府對運動組織者的監(jiān)禁和審判，使“蔑視運動”停了下來。
這一場為時半年、轟轟烈烈的“蔑視運動”雖然沒有使政府廢除任何一條法律，沒有廢除無情的種族歧視制度，但它喚醒了廣大黑人群眾，使他們認識到黑人的力量。
在回憶錄中，曼德拉對這一意義作了深刻的闡述：
它召喚出巨大的社會力量，并影響了全國成千上萬的人。這是一個促使群眾在政治上發(fā)揮作用的有效方法，是對政府的反動政策表達憤慨的強有力的手段。這是向政府施加壓力的最好途徑之一，同時對國家的穩(wěn)定和安全構成極大威脅。它鼓舞并喚起我們的人民擺脫被征服的、屈從的唯唯諾諾狀態(tài)，而成為一支有斗爭性的、毫不妥協(xié)的戰(zhàn)斗隊伍。全國都變成了戰(zhàn)場，爭取解放的力量與反動邪惡的勢力進行著殊死的較量。我們的旗幟在每一個戰(zhàn)場上飄揚，成千上萬的同胞團結在它周圍。我們掌握著主動權，爭取自由的力量展開了全面的進攻。
正是在這種爭取自由的力量的感召下，有8326名志愿者自愿入獄。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正式成員人數從運動前的7000人猛增到10萬人。
除了對黑人的影響外，這次運動亦喚醒了一些白人。運動后，一些激進的白人組織了民主人士大會，開始對黑人的解放運動表示道義上的支持。同時，“蔑視運動”還促使自由派人士建立起一個多種族成員參加的自由黨。這次運動的另一個積極結果是政府開始認識到黑人的力量。志愿者的素質和人數、運動的規(guī)模和深入以及組織者的精明與成熟都是馬蘭政府始料不及的。運動后，政府開始考慮對班圖斯坦的非洲人實行“自治”，而不是一味堅持“主子統(tǒng)治”了。當然，這樣做是欺世盜名，但也說明了這場運動以及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力量已被承認了。
當然，不可否認運動中有缺陷和不足。由于這是第一次全國性的抵抗運動，在組織過程中存在著嚴重的缺陷。
首先，是對群眾的發(fā)動和對志愿者的挑選方面。當我在比勒陀利亞征召志愿者時，曾有一位名叫莫克的中年人向我建議，應最大限度地動員群眾來加入這場“蔑視運動”。他很認真地告訴我，要想打破種族隔離這部機器，正確的辦法是將我們能得到的任何東西——沙子、破爛、石頭等統(tǒng)統(tǒng)丟進這部機器的軸承、輪子和所有機器零件里，使它不能運轉。
其次，我對西蘇魯等人堅持志愿者隊伍應該少而精的看法不以為然，我認為人多力量大，只有讓成千上萬的志愿者擠滿警察署、法庭和監(jiān)獄，才能使政府的整個功能停止運轉。遺憾的是，我和其他人沒有接受西蘇魯的建議并駁斥了他的這一建議，從而使很多有可能成為志愿者的人沒有機會加入這場運動。
而另一方面，由于對參加非洲人國民大會的人審查不夠嚴格，致使一些破壞分子、分裂分子甚至奸細和警察都混入到國民大會內部來了。
一個曾在全國總部工作過的非洲人國民大會成員原來是警察局派來的內奸。在約翰內斯堡對我們這些組織者進行的審判中，他站出來為政府一方作證，這使我們陷入極為不利的局面。
政府的黑名單
“蔑視運動”被迫中止了，但曼德拉等人沒有停止腳步，收拾行囊，打點包袱，在布滿荊棘的道路上繼續(xù)前進。
“蔑視運動”結束之后，非洲人國民大會的領導們和組織者對這次運動進行了總結?？偨Y會過后，大會進行了重新選舉，在這次選舉中，艾伯特·盧圖利當選為主席，曼德拉當選為副主席，全面負責德蘭士瓦省的工作，接替剛剛被政府宣布了禁令的馬克斯。
這個職位非常重要，人們對曼德拉的領導能力期望很高。他的好朋友奧利弗在大會上極力推薦他，是因為他能力突出，組織和領導能力都很強。更為難得的是，他還向人們提供了向政府表達自己憤怒的手段，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激勵了人民的覺醒。
艾伯特·盧圖利原來是一名牧師，后來當了17年的酋長，與部落的百姓關系很不錯。他還是一名虔誠的基督教徒。他當選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訪問伊麗莎白港，在那里，3.5萬人列隊歡迎他的到來。
由此可見，他的個人魅力是多么出色。
恰恰在此時，馬蘭政府發(fā)出管制禁令，禁止包括艾伯特、曼德拉在內的52名“蔑視運動”的組織者和領導者12個月內參加公眾集會，并不準訪問德班、約翰內斯堡、開普敦、伊麗莎白港和一些中心地區(qū)。
這些管制禁令是根據《鎮(zhèn)壓共產主義法》對個人宣布的，這是南非政府一直使用的鎮(zhèn)壓手段。頒布這些禁令，不需要任何指控，也根本不需要什么證據，最蠻橫的是，不準上訴。只要司法部長認為你犯有“煽動共產主義”罪，就可以將禁令加在你身上，一旦違反，將被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對這一禁令，曼德拉很生氣，他說：
之所以對我施行禁令，不是法院審判的結果，也不是由于犯罪，而是出于偏見。這或許是產生于政府內部幕后進行的“星法院”訴訟程序。
除了對這些組織者頒布更為嚴厲的法律外，對一些參與者也制定了嚴苛的法律。這些法律條文有“通過支持或者參與某種運動為違法將會判處3年監(jiān)禁或者300英鎊的罰金，對那些通過其言行煽動他人組織或者參與抗議的人，再加上200英鎊罰金或者2年監(jiān)禁”的字眼，政府在以強有力的措施針對這一切行為。
政府的種種高壓政策，讓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很多會員感覺到沮喪，甚至是絕望。
當選為非洲人國民大會副主席的曼德拉在面對政府苛刻的行為時，卻表現得很興奮，他認為政府的打擊力度變強了，說明非洲人國民大會過去的行為（“蔑視運動”）已經傷害到政府，讓政府感覺到痛苦。任何一個人或者組織在受到傷害時都會反擊，政府也是如此。因此，非洲人國民大會不僅不要停止腳步，反而要加大力度，繼續(xù)堅持斗爭。
曼德拉的一席話讓很多人重新振作。曼德拉決定繼續(xù)制訂新的可行的方案，繼續(xù)推動黑人解放運動的發(fā)展。當然，在當前政府的高壓形勢下，不可頂風而上，應該保存組織的實力，以再次進行反抗。
政府的行為讓曼德拉消失在大眾面前，但不愿屈服的曼德拉繼續(xù)發(fā)揮著作用。
自由之路無坦途
1953年9月，曼德拉在非洲人國民大會上發(fā)表了精彩的演講，由于他被限制了自由，這篇文獻是由其他代表宣讀的。
這份題目為《自由之路無坦途》的演講稿成了南非黑人解放斗爭中的一篇歷史性宣言：
自1912年來，非洲人揭開了新的歷史篇章，被剝奪得一無所有的非洲人，在他們的家里和社區(qū)里，在省內和全國的各個城市，在公共汽車里、火車上，在工廠、在農村、在城市、在貧民區(qū)、在學校，一直在討論統(tǒng)治整個國家的那些白人的可恥行徑。
這些白人組成的政府像吸血鬼一樣，不知疲憊地吸取人民的血液，讓人民一貧如洗，低廉的工資，短缺的土地，不人道的剝削以及整個白人主宰政策的譴責。但隨之而來的不是更多的自由，而是更大的壓迫，無論從廣度還是深度上都大大加強了。而且，看起來似乎人民的犧牲毫無作用。
今天，整個國家都知道他們的付出不是徒勞的，因為一種新的精神和思想在我們的人民腦海中生根了。如今，人們談論的是行動：我們國家的人民中已經有力量在覺醒了，而1952年則作為全國自我意識的涌動而分外突出。
1952年6月，非洲人國民大會和南非印度人大會在心中牢記著南非被踐踏的、被壓迫的人民代表所應該承擔的責任，決意冒險，發(fā)動了旨在蔑視不公平法律的運動。在6月26日的早些時候，“蔑視運動”在伊麗莎白港開始時，還只有33名蔑視者參與。而在同一天，在約翰內斯堡到了下午則達到106人，這場“蔑視運動”像野火一樣在全國蔓延。工人、機關工作人員、醫(yī)生、教師、律師以及辦事員，無論是非洲人還是有色人種，無論印度人還是歐洲人，無論是年輕還是年老的，都集合起來，響應號召，蔑視《通行證法》《宵禁法》等種族隔離措施。到這一年末，有超過8500名的各種族人參與了“蔑視運動”。該運動立即招致重大的損失——工人們丟掉了工作，教師們被趕下講臺，很多人失去了工作，被關進了監(jiān)獄?！懊镆曔\動”具有重大的意義，它釋放出了強大的社會力量，從而影響了數以千計的國民。
……
在這份演講中，提出了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未來路線，號召人們行動起來，不要因為微小的挫折而放棄希望，要繼續(xù)并且不間斷地斗爭，實現整個南非的民族解放。
演講生動形象，大大鼓舞了南非被壓迫的人們。
5．新的律師生涯
律師界的冉冉新星
在禁令期間，曼德拉的活動范圍受到很大限制，這讓他很不舒服，脾氣也越來越暴躁。這時，他的好朋友奧利弗建議他利用禁令期間的時間，重新拾起以前的法律知識，最好能考取律師證書。
曼德拉采納了奧利弗的建議，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在1952年12月，曼德拉取得律師證書，并與奧利弗一起開辦了一家律師事務所。
在當時的社會大環(huán)境下，由于政府的某些行為，律師的名聲不是很好，人們經常將律師和“索賄”“行賄”“有知識的無賴”之類的字眼聯(lián)系在一起。然而在南非，黑人律師是少之又少，且很受人尊重。
黑人律師的數量很少，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前，更是屈指可數。根據庭審資料的記錄，第一個有資格出席高等法庭的黑人律師是艾爾弗雷德·曼杰拉，他的律師資格是由英國倫敦的林肯法律協(xié)會授予的，并在英國工作過。
1910年，他回到南非，在黑人被歧視的南非，他歷經挫折，申請了幾次才有資格出現在最高法院。盡管只是初級律師，卻也代表著不小的進步。
他積極代理黑人的案子，多次成功地為非洲人辯護，因為開罪政府和一些大企業(yè)，生命多次受到威脅，但他依然不改初衷，在南非黑人中很有威望。
在艾爾弗雷德的影響下，越來越多的黑人律師出現在南非的法院中，前文提到的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創(chuàng)始人塞梅也是律師，他是在哥倫比亞大學接受教育的，后來成為一名很有名的律師。
在南非，越來越多的黑人律師出現在法院中，他們所代理的案子多半和黑人有關。為了限制這種現象的出現，當地政府開始控制律師的數量。
因此，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只有極少數的黑人有機會進入律師隊伍，政府是幕后的重要操控手。
除了政府的幕后操縱之外，學習法律需要很多花費也是其中一個緣由。學習法律，除了要交納一般的學雜費外，還須交納保證金。另外，即使這些錢都能交得起，也很少有白人律師愿意雇黑人法律畢業(yè)生當實習生。
更重要的是，種族歧視之下，黑人需要經過種種審查才能夠順利經營律師事務所。
可以說，曼德拉與奧利弗的合作是優(yōu)劣互補，曼德拉性格開朗，奧利弗則穩(wěn)重踏實；曼德拉性格暴躁，而奧利弗則相對冷靜。
在回憶與奧利弗的合作關系時，曼德拉開玩笑說：“這是上帝的旨意，把我們兩個人安排在一起！”
律師事務所的成立
在當時的南非，種族歧視非常嚴重，加上政府嚴格控制黑人律師的數量，曼德拉和奧利弗的面前困難重重。
首先，租房子就是一個很大的難題。根據政府的《集團居住法》規(guī)定，南非的白人、有色人種和非洲土著人，分別居住在不同的地區(qū)。在白人居住區(qū)內，黑人只能作為廉價勞動力，供人使喚。
作為黑人，曼德拉只能住在屬于黑人的居住范圍內。這些地區(qū)距離城市達10至15公里，而且人口擁擠不堪，環(huán)境很差。
在這種臟、亂、差的環(huán)境下開設律師事務所，是無法想象的。另外，在黑人居住地開業(yè)等于丟掉了很多顧客，因為白人絕對不可能去那兒，更談不上去找事務所，這在法律業(yè)務上無異于自殺。
如果留在城區(qū)，一是違反相關的法律規(guī)定，二是不會有白人愿意將房子租給兩個黑人律師。
曼德拉和奧利弗利用自己所掌握的人際關系，走了很多地方，求了很多人，歷經無數白眼之后，終于在約翰內斯堡室內找到了辦公地方：一個叫“大法官邸”的樓房，這座地產的所有者是個印度人，它也是少數可供非洲人租用的房子之一。
總算是小有成就，找到了一處辦公地點。值得慶幸的是，這個地方離法院很近。他們將律師事務所設在二樓，門上的廣告牌上寫著“曼德拉和奧利弗律師事務所”。
接下來就是辦理許可證，曼德拉和奧利弗又開始跑各級相關機構。根據法律，這需要得到部級批準，而在實際操作中，成功概率等于零。后來幾經努力，曼德拉和奧利弗的事務所好不容易得到了一個有限期的許可證。
然而，根據《集團居住法》，這一證件的時間很有限，一旦到期需要延長的話，會更加困難。曼德拉考慮再三，決定走一步算一步。
曼德拉后來回憶說：
那個時期，迫害和驅逐的威脅總是在我們頭上。我們的做法是公然蔑視法律。我們清楚這一點。但盡管如此，這種做法是我們不情愿的，是強加于我們的。我們沒有其他辦法，只能在服從法律和服從我們的良心之間作出選擇。
成立了律師事務所，曼德拉與奧利弗更加忙碌了。盡管成了律師，但曼德拉沒有忘記自己的責任，他經常與奧利弗一邊吃飯一邊談政治。有的時候，也會探討一些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未來之路該怎么走。
身為律師的曼德拉把反對種族歧視看作自己的責任，奧利弗同樣如此，這也是他們倆選擇律師行業(yè)的主要原因。
經過一次“蔑視運動”，曼德拉和奧利弗的名字進入政府的黑名單，也讓他們聲名遠播，律師事務所成立沒多久就門庭若市，很多人慕名而來。這不僅是因為南非嚴重的種族歧視的立法繁多，導致黑人動不動就游走在違法的邊緣，同時不少人千里迢迢來找這兩位律師辦案，因為這些非洲人認識到曼德拉和奧利弗是他們的真正代表——不僅是法律上的，也是政治上的。因此，曼德拉和奧利弗的日程極其繁忙，他們不僅受理政治案，也受理民事糾紛案和離婚案。有時一天甚至要處理超過5件案子，這讓他忙得經常顧不上家，盡管此時他已經是兩個孩子的父親。
曼德拉后來回憶他們的工作時，這樣說：
每天一早奧利弗和我走到辦公桌之前都要先經過耐心等待的人們，他們從接待室的椅子上一直排到樓道里。
南非能以世界上在押犯人數最多的國家之一而自詡……失業(yè)就是犯法，因為非洲人如不攜帶經官方批準并經雇主許可的就業(yè)執(zhí)照，就難逃被捕的命運。沒有土地也是犯法。每個星期我們都與來自農村的頭發(fā)灰白、飽經風霜的農民組成的代表團座談。他們向我們訴說他們是怎樣被從世世代代耕種的一小塊土地上趕了出來。釀造非洲啤酒也是犯法，喝非洲啤酒或是用賣這種啤酒賺來的錢補充家里微薄的收入也是犯法。這樣干的婦女面臨高額罰款和長期監(jiān)禁。對白人失禮可能也是犯法。居住在“錯誤”地點，即被劃定為白人或印度人或有色人種的地區(qū)，對非洲人來說也是違法。南非的種族隔離法律將無數的無辜者變成“罪犯”。
種族隔離在人民中間傳播了仇恨與絕望的種子。本該上學念書或學門手藝的年輕人在街上東游西蕩，拉幫結派，將他們的憤怒發(fā)泄在這個社會身上。正是這個社會把他們逼到犯罪與貧困的絕路上去。我們辦公室里那些淺黃色卷宗里裝著成千上萬個這樣的事例。如果說當我們合伙時我們還沒有成為種族隔離制的叛逆者的話，在事務所辦公室的這些經歷也會改變我們的態(tài)度。我們自己已從我們的社會集團中升到了專業(yè)技術階層的地位，但法院里的每一個案例，每一次去獄中探訪委托人，都讓我們想起我們的人民正忍受著屈辱和苦難的煎熬。
忙碌中的曼德拉
盡管政府頒布了對曼德拉的禁令，但這并未限制他的革命熱情。相反，這增加了他對種族隔離制的仇恨，并堅定了消滅這個不人道制度的決心。在平時的工作中，他一面開展律師業(yè)務，一面秘密地做領導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工作。
在曼德拉代理的案件中，大多是名目繁多的種族歧視的受害者。這讓曼德拉意識到，曼德拉和奧利弗律師事務所就是普通非洲人的家，這是一個眾多黑皮膚的非洲人可以隨時得到同情和尊重以及不被欺騙的場所。曼德拉的工作常常讓他自己感動，覺得他作出了正確的決定。
曼德拉的業(yè)務很多，經常一上午要參與辯論好幾個案子，在法院里進進出出。
時間久了，整個法院的人都認識他們，有些人對他們很客氣，而有些人則對他們不怎么尊重。曼德拉明白，他們所受到的這些待遇是建立在膚色基礎之上的。甚至在法庭上，曼德拉經常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如白人證人常常拒絕回答作為黑人律師的曼德拉的質詢。出現這種情況時，曼德拉會第一時間向法官投訴。法官似乎并不在意，只是象征性地重復提出他們沒有回答的那個問題。
曼德拉很聰明，反應靈敏，很多時候，經過質詢，曼德拉能夠當場抓住他們說話前后不一致和撒謊，從而找出破綻，但是，這些破綻往往很難被法官采納，法官只不過認為他們是“黑人律師”。
更為嚴重的一次，曼德拉還沒有為案子的當事人辯論一句話，就提前和法院法官打了一場官司。當然，這一切都是建立在種族歧視之上。
當天，曼德拉作為代理人走進法庭，一開庭法官就要求確認曼德拉的身份，這無可厚非，屬于一個慣例。
曼德拉站起來，說：“我是納爾遜·曼德拉，是當事人的辯護律師?！?/p>
這名法官看了看曼德拉，皺了皺眉，說：“我不認識你，你的執(zhí)照在哪里？”
營業(yè)執(zhí)照是裝裱在框子里并掛在墻上的證書，并不屬于律師隨身攜帶的文件。開庭時，律師可能被問及他在大學里拿到了什么學位，但不可能被問及營業(yè)執(zhí)照。
曼德拉知道這是地方法官在故意為難他，他請求法官開庭，到時候會提交營業(yè)執(zhí)照。但是，地方法官竟然拒絕聽案情，甚至讓一名在案記錄員趕他出去。
脾氣暴躁的曼德拉險些和這個記錄員發(fā)生肢體沖突，幸虧他助手控制住他。
很明顯，曼德拉之所以憤怒，是因為那法官顯然違反了法庭的有關規(guī)定。曼德拉很生氣，他沒有善罷甘休，上訴到最高法院，他的朋友喬治·畢佐斯律師出庭為他辯護。
在聽審會上，首席法官批評了那個地方法官的違規(guī)行為，并責成另一名地方法官審理那個案子。
這件事給曼德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一直記得那個地方法官的嘴臉。盡管身為一名律師，但因為是黑皮膚，他無法保證不受種族歧視。
在這種種族歧視與反歧視的斗爭中，曼德拉和奧利弗走過了一年。
年末將近，這預示著新的情況將發(fā)生——曼德拉和奧利弗律師事務所的經營場所即將到期。根據《集團居住法》，沒有政府的法令不允許在市內擁有經營場所。為了繼續(xù)營業(yè)，他們根據相關的法律，寫了一份申請，很不幸，他們的申請被拒絕。
他們翻遍所有的法律，終于從《社團區(qū)域法》中找到了相關文獻，他們申請臨時許可?？僧斁謪s拒絕臨時許可，曼德拉不得其因，可能和他們的影響力較大有關系。政府要求他們把辦公室搬到幾英里之外的非洲人居住區(qū)。
事實上，這已經是被曼德拉和奧利弗否定過的方案。曼德拉認為，這是當局為把他們擠出律師這個行當而耍的卑鄙伎倆。最終，政府不斷地以驅逐相威脅，并非法侵占了曼德拉的營業(yè)場所。
在這種局面下，曼德拉和奧利弗冒著風險繼續(xù)經營，雖然可以繼續(xù)為客戶代理案子，但他們卻沒有固定的辦公場所，成了一家“黑”律師事務所。
沒有了營業(yè)場所后，他們代理的案子也越來越多地涉及種族主義法令的受害者，這些客戶多半是以前的老客戶介紹過來的，更多的則是主動尋找他們。
曼德拉和奧利弗明白，每一件這樣的案子都是一個機會，在幫助受迫害的黑人的同時，也揭露種族主義的荒謬和兇殘。
在回憶這段往事的時候，曼德拉說：
我把大聲疾呼反對種族歧視看成我的責任。它不僅是對我的同胞，也是對我的職業(yè)、法律的實施和對全人類正義事業(yè)的責任。種族歧視從實質上說是非正義的，完全違背對正義的基本態(tài)度。而對正義的態(tài)度是這個國家傳統(tǒng)的法律訓練的一部分。我相信，對這種非正義采取反對的立場，是在堅持一個崇高職業(yè)的尊嚴。
周而復始的解禁
曼德拉一邊為非洲黑人伸張正義，一邊秘密進行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工作。在1953年6月，對曼德拉的禁令終于解除了。
禁令剛剛解除，曼德拉和西蘇魯就在一家大電影院內向群眾發(fā)表演講，抗議強行驅逐索菲亞鎮(zhèn)居民的蠻橫行為。根據頒布不久的《團體住區(qū)法》規(guī)定，郊區(qū)的黑人須全部遷出去，這一數量將達到5.8萬人的規(guī)模，前所未見。
與其他地區(qū)相比較，索菲亞地區(qū)的黑人有很多權利，允許自由擁有土地，可以自由買賣土地，而且這一地區(qū)相較于其他黑人居住地來說，經濟繁榮，商業(yè)氣息濃，發(fā)展生機勃勃。這一地區(qū)的發(fā)展?jié)摿σ鹆撕芏喟兹送顿Y商的注意，他們想將這片土地作為他們的后院，想奪走這片土地。
曼德拉的演講慷慨激昂，看電影的人紛紛駐足，人群中不時爆發(fā)出掌聲。這時，全副武裝的警察趕到，蠻橫地打斷了這次合法的和平集會，要求他們盡快散去，否則將采取強制措施。
蠻橫的警察引起很多人的憤怒，西蘇魯明白，一旦發(fā)生沖突，他和曼德拉難辭其咎，他努力讓憤怒的人平靜下來，然后心平氣和地與警察溝通，警察警告他不要多管閑事。
在回憶當天發(fā)生的事情時，曼德拉說：
我看到了極權主義和暴政的影子，這促使我下定決心要向世人公布真相。幸運的是，經過西蘇魯的溝通，聽眾們都冷靜下來，遵守紀律，不再受警察的干擾，都歡快地唱起了《上帝保佑非洲》，歌聲很快就蓋過了警察的叫罵聲。
曼德拉和西蘇魯沒有改變索菲亞鎮(zhèn)居民被趕走的命運。經過政府的強制措施，索菲亞鎮(zhèn)的居民成了犧牲品。那些遷移后來引發(fā)了很嚴重的后果，隨后在這片廢墟上修建起來的白人郊區(qū)叫“特萊歐弗”，意味深遠。
在遷移的過程中，引發(fā)了很多官司，作為律師的曼德拉一時間又陷入眾多官司中。他不知疲憊，積極奔走，忙碌于各大法院，為他的當事人解決困難，伸張正義。
在當時，甚至出現了一種非常有趣的現象，走在約翰內斯堡的大街上，詢問任何一個黑人，問他最喜歡的黑人律師是誰，他的回答很大可能會是“曼德拉”。如果你問其原因，答案可能各式各樣，但總會有這么一句：“他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黑人！”
從代理案子到進入法院，曼德拉一直對種族隔離法令持挑戰(zhàn)態(tài)度。進入法庭時，他總愛走標有“僅限歐洲人使用”的入口，而且，他總愛使用那些專供歐洲人使用的座位。這在他還只是個法律實習生的時候就試過多次。
有一次，他通過了一個標有“僅限歐洲人使用”的走廊，一個白皮膚的門衛(wèi)對他的舉動十分惱火，大聲呵斥：“你在這兒干什么？”
曼德拉的反應則很幽默，他不慌不忙，因為他早已從那個門衛(wèi)的面部結構判斷出對方是一個混血種人的后代。他從桌子旁將頭靠過去，眼睛死死盯住那可憐的門衛(wèi)的雙眼，然后平靜地吐出一句話：“你在這兒干什么？”
經過很多歷練，曼德拉在法庭上游刃有余，尤其是關于白人政權和種族歧視法令方面，更是非常出色，讓對方啞口無言。甚至到后來，一旦有他出庭辯護的消息傳出，約翰內斯堡附近的黑人都奔走相告，提前到達法庭，期待曼德拉的精彩表現。
更為難得的是，曼德拉很少讓他們失望，總是在不經意間抓住某個細節(jié)部分，讓對方徹底失語，由此贏得了官司。
有一次，一個非洲女傭被指控盜竊女主人的衣服，曼德拉受邀為她辯護。經過了解，這名女主人的丈夫因為生意失敗，身無分文，這名女主人想辭掉家中的女傭卻又不想支付不菲的違約金，便利用這個方法，讓女傭知難而退。
曼德拉了解了事情的經過后，在法庭上，他掃了一眼擺在起訴人桌上的一大堆作為“證據”的衣物，不慌不忙地揀起一雙長筒襪，先是向法官和觀眾展示一周，然后字正腔圓地問那名女主人：“請問這是你的嗎？”
曼德拉知道，這名女主人非常愛面子，而且在非洲，穿著長筒襪的女人，常被認為是蕩婦。這抓住了女主人的死穴，她實在不好意思承認是她的，漲紅著臉拼命搖頭否認。
這時，從觀眾席上傳來一陣開心的笑聲，此案也因此了結。
曼德拉的聲望越來越高，讓政府感覺到頭疼，覺得任由曼德拉繼續(xù)下去，他將來會成為一大對手。因此，他們經過周密調查，決定再次對曼德拉動手。
1953年6月，政府以“多次無視政府法律法規(guī)”為由，對曼德拉恢復了禁令，和解除禁令的間隔時間僅僅3個月。這次的禁令規(guī)定，2年之內不準參加公眾集會，并且要求他辭去在非洲人國民大會和其他組織中的職務。
很明顯，白人政權是以法律的名義對曼德拉的生活、工作設置各種障礙。不可否認，這的確阻礙了曼德拉的正常生活和工作，但這種蠻橫和不講理的措施，使白人政權失去了人心。
鄂公網安備 42010302001612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