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蕓竹之緣

還在1941年，已經(jīng)在西南聯(lián)大擔任講師的任繼愈，有一個北大哲學系的同學名叫王維澄，此時正在師范學院當副教授，其妻在聯(lián)大附中教書。有一次，他的妻子生病請假，王維澄便請任繼愈代為授課。當時，任繼愈覺得有些為難：依理說，老朋友出言求助，理應責無旁貸，但他認為自己是學哲學、教哲學的，而王維澄的愛人卻是教語文的，隔行如隔山，自己能勝任朋友之托嗎？任繼愈真的有些躊躇。但他畢竟架不住老同學多番懇請，便硬著頭皮答應了。好在，王維澄的愛人教的是小孩子，教就教吧，試試看。

不想，這一助人為樂，竟成就了他一生的一段佳緣。

原來，其時在聯(lián)大附中還有一位語文老師，叫馮鐘蕓。她出生于一個顯赫的學術(shù)家族：父親馮景蘭是我國著名的地質(zhì)學家，中國礦床學的重要奠基人；大伯馮友蘭，前面已經(jīng)提到過，是中國著名的哲學家，當時是聯(lián)大文學院院長；姑姑馮沅君是文學史家和作家，魯迅曾稱贊她是與廬隱、凌叔華、冰心齊名的“五四”才女，后來也是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位一級女教授；堂姑父張岱年也是著名的哲學家，曾任中國哲學史學會會長；堂妹馮鐘璞(即宗璞)也是作家，著有《紅豆》、《三生石》等。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馮家三代在科技、文化界教授級的人物就有30多人。而在家鄉(xiāng)河南的唐河，馮友蘭和他的弟弟妹妹則被稱為“馮家三兄妹”，名聞遐邇。唐河乃至整個南陽地區(qū)不但因馮家而感到驕傲，還因之形成了一種好學求知的良好風氣。

馮鐘蕓就出于這樣一個書香門第，自然深受熏陶，她后來也成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文學史家、語文教育家。

任繼愈幫人帶的這個班，正好在馮鐘蕓所帶班的隔壁，并且同是教語文，這樣難免有些接觸，一來二去，兩人就熟識起來。

似乎老天也要玉成這段姻緣，1943年，馮鐘蕓又被聘到聯(lián)大中文系當了助教，成為西南聯(lián)大第一位女教師，與任繼愈的接觸愈加頻繁起來。

當時，聯(lián)大中文系不僅有聞一多、朱自清、羅常培這樣著名的學者，中文系還有一部《四部叢刊》。任繼愈研究中國哲學史，覺得《四部叢刊》很有用，便經(jīng)常去借書，正巧馮鐘蕓也到那里借書。兩個年輕人因為有了前面的基礎(chǔ)，此時相見，便多了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感覺。更為巧合的是，任繼愈還經(jīng)常去馮鐘蕓的伯父馮友蘭先生那里探討哲學問題，也常常與馮鐘蕓不期而遇。

這以后，兩個年輕人的心越來越近。

可是，看上去，這兩個年輕人又似乎并不急于談婚論嫁。這讓任繼愈的導師湯用彤先生很是著急。于是，湯先生親自跑到馮家，代表任繼愈的家長(當時任繼愈的家人都在山東或武漢)去談這件大事。湯先生提親很鄭重，那時人們大多穿長衫，湯先生還特別加了一件馬褂，登門到馮家去提親。實際上，1943年春天，任繼愈的母親剛剛?cè)ナ溃皇撬鯙閼涯钅赣H，二是為母親服孝期間，因此任繼愈絕口不提婚姻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