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部 1912～1950年

第一章 前言

這本自傳最初受到了弗朗索絲·克萊斯勒（Fran?oise Kreissler）女士的《中國的德意志文化活動》（L’action culturelle allemande en Chine）（巴黎，1989）一書的啟發(fā)。該書第184頁至195頁講述了北京的中德學(xué)會（Deutschland-Institut），而本人曾于1937～1945年在那里工作過?？巳R斯勒女士認真研究了現(xiàn)存的有關(guān)學(xué)會歷史的資料并就此多次詢問過我，不過，由于資料的缺乏，她的書中呈現(xiàn)出來的學(xué)會形象很不完整，需要加以補充。中德學(xué)會的工作對我大學(xué)畢業(yè)以后的生活具有重大的意義，有鑒于此，我對學(xué)會的情況進行了補充，并形成了我的自傳。這本自傳不應(yīng)局限于我在中德學(xué)會工作的那段時期，而是加以擴展，從孩童時期到1950年從中國返回德國。此后，我開始了新的生活階段。

這本自傳沒有我父親福蘭閣（Otto Franke，1863-1946）的《兩個世界的回憶——個人生命的旁白》（Erinnerungen aus zwei Welten. Randglossen zur eigenen Lebensgeschichte）的高水平。時代在變化，我認為，我父母那個年代的人不會講出來更不會寫下來的細微私密的日常生活，不能排除于本書之外。我的記述絕對比不上我父親對他那個時候的中國，尤其是政治情況的描寫，也趕不上他對這個國家的洞察。我談得更多的是在中國的日常生活、我當時的家，談我的工作崗位——中德學(xué)會的內(nèi)部情況、北京的漢學(xué)家等。我還認為，那些仍然保留在我記憶中的一些小插曲，只要能夠說明當時的環(huán)境，也不能舍棄。關(guān)于他與我母親的相識和結(jié)合，我父親恰恰只寫了七行（見上述《兩個世界的回憶》德文版第95～96頁）。在他婚前在中國度過的8年時光里，從未認真關(guān)注過女性，這是令人無法想象的，他從來沒有談過這件事，而這些事情在我的生活中卻的確非常重要，我想必須講得詳細點兒。此外，我們父子的個性也不盡相同。我父親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外交官，政治在他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即使在家里他也穿戴整齊，儀表莊重威嚴，不過絕不傲慢；他自信，又要求他人的尊重，從不失態(tài)。他非常符合19世紀后期人們理想中的紳士形象。而我的情況正好相反，對我來說，政治是個陌生的世界。我更向往無拘無束，經(jīng)常不修邊幅，舉止亦笨拙不堪，也很少考慮什么是體面，而是順其自然，該是怎么樣就是怎么樣。最后，關(guān)于個人的生活歷程，我感到作為歷史學(xué)家，也有義務(wù)在書中容納一切重要的事實和看法。我父親寫的其實也并非自傳，他只是對自己的生活進行了旁白似的評注，正如他的回憶錄副標題所代表的含義。

除了依據(jù)自己的回憶，這本自傳的主要資料來源是：第三章中我母親簡短的日記、第四章和第五章里我的日記，以及第五章中我在中國時與父母的通信。標題的措辭，受到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的《心系中國》（Chinabound，紐約，1982）一書的啟發(fā)。

香港的維耶訥·布格爾（Werner Burger）博士瀏覽了全部手稿，并提出了很有價值的改進和補充建議，我應(yīng)當特別感謝他。漢堡的劉奮明（Liew Foon Ming）博士閱讀了部分手稿，我要感謝她的一些提示。此外，許多朋友向我談到他們的個人情況、姓名的中文寫法或者其他資料等諸如此類的信息，以此來幫助我，所有這些人都值得我感謝。沒有這些多方面的幫助，這份手稿是無法完成的。最后我要感謝波鴻（Bochum）的教授馬漢茂（Helmut Martin，1940-1999）博士仔細的閱讀，也感謝他的同事，特別是埃德爾特勞特·拉施克·王女士（Edeltraut Raschke-Wong）的辛勤補充、修改并編輯成稿。只有在所有人的幫助下，這本書才能以現(xiàn)在的樣子出版。

傅吾康

1994年11月底

八打靈再也（Petaling Jay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