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接觸錢鍾書的作品很早，回想我尚在臺北建國中學讀書的時候，某日放學回家，一位同學在我背囊中塞了一本書，打開一看，是錢鍾書寫的《寫在人生邊上》。這是一本薄薄的小書，我囫圇吞棗，很快把它讀完。現在想起來，在當時我未必能夠懂得欣賞作者的睿智與文采。譬如，該書第一篇《魔鬼夜訪錢鍾書先生》就是一篇趣味雋永、意義深長的散文，借魔鬼夜訪錢氏和作者的一段對白，針砭時弊，隱寓嘲諷。其中使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篇當推《讀〈伊索寓言〉》。也許是故事最迎合十幾歲大孩子的心理，我讀完后，還把全文抄錄在日記本里，當時就認為作者才氣很高，文字俏皮。那是1949年以前的事，不久中共建立政權，國民黨退處臺灣，痛定思痛，想要找出失敗的原因（原因當然有千百種），最后得出一個結論：打敗國民黨的不僅僅是解放軍，知識分子也有份。這個結論正與19世紀英國學者布爾沃–利頓（Edward Bulwer-Lytton, 1803—1873）的名言“The pen is mightier than the sword”（筆之力甚于劍）的說法不謀而合。因為國民黨有這樣的想法，所以，所有大陸的作家的作品在臺灣都被視為禁書，即使沈從文、錢鍾書等人毫無政治意味的著作亦不例外。從此在臺灣就看不到錢鍾書的作品了。

20世紀60年代中期，我去美國讀書，某日在紐約華埠友方書店看到一冊香港盜印的錢著《寫在人生邊上》，如見故人，很是高興，就買了下來。后來也陸續(xù)看到錢著的其他盜印本，如《人·獸·鬼》、《圍城》及《談藝錄》等，也一本一本地買來細讀，對錢鍾書的才華佩服得五體投地。后來萬萬沒有想到，1979年錢鍾書隨中國社會科學院代表團來美國訪問，我在紐約拜見了這位心儀已久的江南才子——錢鍾書先生。確切的時間為1979年4月23日下午2時，地點在哥倫比亞大學懇德堂（Kent Hall）四樓會議室。在夏志清先生為他安排的座談會上，我就坐在錢先生對面。這個座談會是很精彩的。錢先生講得一口流利而帶有英國腔的英語。事前沒有準備（也無從準備），可是他口才很好，有問必答，絕無冷場，妙語如珠。正如夏先生事后對人說：“錢鍾書表演了兩小時，滿堂熱烈鼓掌。”那年錢先生游美在東西兩岸學術界風靡一時。錢先生在《論文人》（收入《寫在人生邊上》）一文中說，“卡萊爾在《英雄崇拜論》里說文人算得上英雄”，現在錢鍾書在我們心目中亦可作如是觀。

錢先生游美返大陸后，我們經常通信，我屢獲錢先生贈書，后來幾乎成了“錢迷”。那時我就有給他寫一本傳記的念頭，可是沒跟他提起，倒是我常常對朋友說，“我要為錢鍾書立傳”，這話當初說了好幾年，一直沒有動筆。光陰荏苒，二十年過去了。二十年來變化很大，錢鍾書從一個被冷落的人而變成“印第安人”（紅人）——一個熱門人物。他的作品如《圍城》等書不僅在大陸再版，且在臺灣出版，有關錢鍾書的書充斥坊間。過去二十年我讀遍了海內外所有有關錢鍾書的著作——從胡定邦及胡志德（Theodore Huters）的博士論文到大陸出版的張文江和孔慶茂的《錢鍾書傳》，以及最近Ronald Egan的英譯《管錐編》。我深深覺得胡定邦和胡志德的論文太偏重于學術研究，而大陸出版的錢鍾書傳記也有些框框，有框框就有忌諱，就不能暢所欲言。胡適說得好：“傳記文學寫得好，必須能夠沒有忌諱，忌諱太多了，顧慮太多，就沒有法子寫可靠的生動的傳記了。”

錢鍾書晚年纏綿病榻，于1998年年底在北京仙逝。故人凋零，不勝悲懷，更使我追念這位中國“當代第一博學鴻儒”。為了實踐二十年前許下的私愿，我決心為錢先生寫一部“可靠的生動的傳記”。埃里蓬（Didier Eribon）為?？拢∕ichel Foucault）作傳時一開頭就說：“寫福柯傳是不好寫的?！币蚋？率且凰枷爰遥抑鞯壬?。寫錢鍾書傳也一樣不好下筆。錢鍾書出版的書照西洋標準不算多，算不上“著作等身”，但他學貫中西，博古通今，思想敏銳，尤好諷世，所以有些話雖然他說得貌似平淡無奇，但卻發(fā)人深省。即使他寫的散文隨筆，也都是雋永意縱，涉筆成趣，差不多每一則都是好文章，且有至理存焉。所以錢鍾書傳不是那么好寫的。

寫錢鍾書傳的另一困難處是，錢先生從不談他自己。像?？思{（William Faulkner）一樣，為了保護他的privacy（私人生活），關于他自己，守口如瓶。他沒有像他父親錢基博一樣有自傳留下來，也沒有像胡適一樣有《四十自述》及《口述自傳》，故除了其夫人楊絳女士寫的《記錢鍾書與〈圍城〉》外，要找錢氏早年的傳記資料很困難。

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名相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 1804—1881）叫人多讀歷史，少讀傳記。他說傳記大多虛實參半——不是夸大，就是失實（過猶不及）。迪斯雷利所言，或許稍微偏頗，但可作為傳記作者（biographer）的一個警戒。所以我寫這部傳記是本著兩個原則：取材嚴謹，行文簡潔。文中所述均有根據，然既非學術論文，就不一一注明來歷，因此注解不求多，能省略者則省略之。大體上這部傳記，略他人之所詳，詳他人之所略。

雖然這部傳記不是討論錢鍾書創(chuàng)作或學術成就的專著，但錢鍾書是一位學者、一位作家，所以不可能在論述錢鍾書生平時不討論錢氏作品及其學術成就；這部算是哲理性的傳記，英文叫intellectual biography。每當我細讀錢先生生平及其著作時常有幾個問題系在我心頭。錢鍾書像伏爾泰（Voltaire）——樣，留下一部為人傳誦的小說（《圍城》），他是否愿后世以小說家稱之？他在逆境中完成了一部卷帙浩繁的《管錐編》，但他是否以此為滿足？他的天才是否已充分發(fā)揮？如果在太平盛世或在一個創(chuàng)作自由的環(huán)境里，錢鍾書將是一個什么樣的錢鍾書？他是一個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呢，還是一個伏爾泰？這些問題是我關心的，將在這部傳記里嘗試提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