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詩人顧彬的散文

王家新

作為一個具有廣泛影響的文學人物，顧彬先生有很多身份：漢學家，教授，翻譯家，詩人，學者，作家，批評家，等等。而對我來說最重要的，這是一位難得的可在一起“把酒論詩”的朋友。多年來的認識，我們之間的“詩誼”也在不斷加深，我曾在文章中這樣寫道：“有了好酒我就想起他，想要與他一起分享，正如我有了好詩一樣?！?/p>

而近些年來，這位老朋友與我一起分享的，不僅是他那些猶如“老樹抽新芽”的詩作，還有他用中文寫就的有著獨特味道的散文。他常發(fā)來他在《南方周末》等報上開設的散文專欄的鏈接。我想它們不僅給我一個人帶來了“發(fā)現(xiàn)的喜悅”，且不說前年的首屆豐子愷散文獎金獎特意頒給了他，一次我在微博上貼出了他的《翻譯與死亡》《白酒和詩歌》《美》等散文，幾天內(nèi)被大量轉(zhuǎn)發(fā)，竟有十多萬的點擊量，還有許多讀者留言，盛贊其“德式中文”，說“這老頭可愛”，或是說他們發(fā)現(xiàn)了“另一個顧彬”！

重要的是，近些年來顧彬在散文和詩兩方面齊頭并進（就像策蘭的詩所說的“我從兩個杯子喝酒”），他還為自己創(chuàng)造了一個新的身份：一個用漢語創(chuàng)作散文的“德國中文作家”。而這在西方漢學家中十分罕見。在我看來，這也是他一生中最眩目的一次創(chuàng)造和嘗試。他不僅“勇敢地”迎向了這一挑戰(zhàn)，而且勝任了這一新的身份。

說顧彬“勇敢”，因為正如美國華裔作家哈金在談“非母語寫作”時所說，這種語言“轉(zhuǎn)向”對一個作家來說實在是一種“最大的文學冒險”。哈金這樣認為，不僅出自他自己的經(jīng)驗，他還引證了納博科夫這樣的話：“從俄羅斯散文徹底轉(zhuǎn)到英語散文是件極痛苦的事，就像爆炸中失去了七八個手指之后重新學會握東西?！保ü稹对谒l(xiāng)寫作》，明迪譯，臺北聯(lián)經(jīng)）

那么，顧彬在其晚年做出這樣的嘗試，其勇氣和艱辛我們已可以想象了。

而一個作家為什么會選擇“非母語寫作”，布羅茨基在《取悅于一位影子》一文中也曾談及過，他這樣說：“當一個作家訴諸于母語之外的另一個語言時，要么是出于必要，如康拉德；要么是出于燃燒的雄心，如納博科夫；要么是為了達到更大的疏離，如貝克特?！?/p>

而顧彬呢，他的動因肯定不是單一的。但我只想說這首先是出自于愛——他對漢語言文化和文學的愛。多年來，他一直視漢語為他的第二母語?，F(xiàn)在，他還要用它來重建一個生命的家園（他多次引用過北島的一句詩:“回來，我們重建家園”），或者說，他要試著用漢語來和文學“談戀愛”。近些年來，他那些源源不絕的詩和散文，甚至令我想起了歌德的“第二度青春”。我想，正是因為這種愛，因為漢語對他的誘惑和激發(fā)，使他的生命在熊熊燃燒。

如同顧彬本人的經(jīng)歷和涉獵面，這部散文集的內(nèi)容十分豐富，超出了我能概括的范圍。這里有他在《南方周末》《羊城晚報》《齊魯晚報》《北京青年報》等報副刊和《青春》雜志上開設的散文專欄，大都關于他的生活、游歷、思考和回憶，或?qū)δ臣挛铩⒛硞€問題的看法（如去年頒發(fā)給鮑勃·迪倫的諾貝爾文學獎）；其他類別的篇章，有他關于德國文化、文學的介紹，有他哲理性的思考，有他關于中國文學的觀察和批評，還有他自己的創(chuàng)作、翻譯經(jīng)驗和獲獎辭（如他那篇重要的約翰·海因里?！の炙狗g獎獲獎辭《翻譯的幸與不幸》），等等。

在媒體上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顧彬，可能會給人以某種過于直言，甚或“偏激”的印象，而用中文創(chuàng)作散文的顧彬，不僅是一個富有詩性想象力和感受力的詩人，也是一個幽默可親，富有智慧和性情的作家。如他那篇書寫他在波恩郊區(qū)的家所處山脈的散文《七山：白雪公主的避難所》，一開始就展開了動人的想象：“它的美在于神話，原來白雪公主就是在那里……七個小矮人也在七山，他們老看白雪公主的美。我也看過她的美，因為我也是小矮人之一”。我知道顧彬從不開車，出門和上下班只騎自行車，而他卻這樣宣稱：“自行車是哲學家的交通工具！”因為騎車的路上會讓他“思考存在的問題”，比如“七山的顏色”，而接下來，其語調(diào)也更為動人了：

每天下午七山的顏色不一樣。我問過它，你原來的顏色是什么呢？它說：“我原來的顏色是白雪公主的。但是因為姑娘老在睡覺，七個矮人老在搗亂，因此我老變色。今天我是白雪公主的白，明天我是矮人們的灰，后天我是你們哲學家憂郁的藍。你滿意嗎？”我說：“可以，但是你最好還加上革命的紅色?！逼呱酱饝?，波恩的七山現(xiàn)在特別紅。

這樣的文字真是令人欣悅！它化平凡為神奇，不僅以一種詩的想象力取勝，還充溢著某種“酒神精神”的醉意。顧彬還有另一類漫談式的散文，它們樸實如話，但同樣幽默動人，并讓我們見其智慧和性情，如《螞蟻》一文，從他在汕頭大學的早餐開始（“我的早飯很簡單：酸奶、麥片、蜂蜜。我簡單的早飯不光是我一個人享受吃的，還會有客人”），然后向童年的記憶、向戰(zhàn)后的西德延伸：“當時螞蟻也很窮，也沒有飯吃。它們跟我們一樣：哪里有甜的東西，哪里就有它們?！鼈儚母浇脑皝碚椅覀儯騻€招呼，行軍通過我們的房間……好像向解放Celle（策勒）的英國軍隊學習過一樣”，文章最后又回到汕頭的餐桌，以便向那隊“像軍隊”一樣涌來的螞蟻致敬！全篇不僅寫得幽默可親，也有情有義，滿滿地表達了“生命之同情”。而文中穿插的戰(zhàn)后德國人對“殺人”罪過的反省，以及神學家施韋澤“敬畏生命”對他這一代人的影響（“從小到目前為止，我會把屋子里頭迷路的蒼蠅放出來”），也使這篇談論卑微螞蟻的散文有了更耐人尋思的意義。

正是這類頗能見出顧彬“生命底色”的文字，拉近著我們與他的距離，也可能會糾正著某些人對他的偏見性印象?！鞍谅薄皻W洲中心主義”，我不止一次聽到這樣的對他的指責。顧彬是很嚴肅，因為他贊賞的是那種“徹底的思想家（radical thinkers）”（見《漢學與意識形態(tài)》），而不是他所了解的那類“紅包批評”，但他“傲慢”嗎？就我所感到的，卻是他對生命的愛，對存在的傾聽（可以說他是一個“傾聽者”，在任何場合，你都會發(fā)現(xiàn)他在認真地傾聽，而不是滔滔不絕地在那里自我表白），對他者的體認、寬容和同情。我想也正因為如此，他才有可能成為一個“偉大的中介者”（見《顧彬詩選》薩托里烏斯的序言，四川文藝出版社）。因為正如中國古詩，尤其是杜甫詩歌的杰出英譯者、美國詩人雷克斯洛斯所稱“對翻譯來說最重要的是同情心”，翻譯“是一種飽含同情的行為——以一個人自己來體認另一個人”；而我之所以信任顧彬，是因為我一直從他身上感到了這種無論是作為一個譯者還是作為一個人都最難得的品質(zhì)和能力。一次他給我打電話來，說他在翻譯我寫童年、故鄉(xiāng)、母親的一首詩《柚子》，談著談著他竟哽咽著說：“你知道嗎，（翻譯時）我哭了，哭了！”

當然，顧彬的散文不僅真實地展現(xiàn)了他的生活和為人，也不僅使我們受到感動，或是陶醉于其中。不同于讀一般中國作家的文字，因為顧彬的特殊身份和眼光，在讀他的散文時，它們還會促使我們這些讀者換一種視角來看人生、文學和其他事物，比如《文化斗爭》：“我的研究生最近向我祝賀感恩節(jié)，我的問題就來了：因為感恩節(jié)完全是美國人的節(jié)日，跟德國沒有任何關系。”這看上去不起眼的一筆，對我們卻是一個不小的“刺激”，它也會促使我們反觀我們自身的“自我中心主義”。再比如在《一個女人兩種靈魂》中，顧彬還專門談到德文中一個古老的詞“Hausfreund”，它指家庭友人，尤其是指家庭男友。18世紀末，德國社會地位比較高的女人會有一個“Hausfreund”，這在中國傳統(tǒng)中是難以想象的。但是，“她和他之間的關系是清白的。誰都可以看到他們在一起散步、聊天，連她的丈夫都不會多想什么?！薄耙驗榕藭袃煞N靈魂，跟她丈夫在一起，她起妻子的作用；但是跟她的男性朋友在一起，她才成為人，真正的人?！睂ε院蛬D女問題的關心，是顧彬這部隨筆集許多篇章的主題，也是他“生命之同情”的體現(xiàn)，因為女性需要談話對象。他在該文中幽默地說：“三四十年來，我做過這類的‘大夫’”（在另一篇《做一個普通人》中也聲稱他做過“不少女人的靈魂的辦公室”），最后他這樣不無善意地提醒：“每年中國女人早死的不少。必須這樣嗎？有時候我覺得如果她們也有一個Hausfreund，她們可以快樂一些，可以活得長一點?！?/p>

這樣的文字，足以引起我們對社會、文化和我們自身的省思。至于在談到文學時，顧彬的很多觀察和看法也都值得我們留意，它們至少提供了另一種視角，如《談郭沫若及其翻譯》中所提及的：“我去沙灣參觀郭沫若故居時發(fā)現(xiàn)在介紹郭沫若的文字中有很多‘家’的頭銜，但怎么也找不到‘翻譯家’三個字。郭沫若也是位翻譯家，而且是一位非常重要的翻譯家。但在中國好像不太重視翻譯……（但是）沒有翻譯就沒有世界文學，翻譯創(chuàng)造了世界文學。”

不消說，這部散文集的許多篇章都談到了中國文學的“面子和里子”（見《中國當代文學的面子和里子》），這構(gòu)成了這部書中最“敏感”的一部分。我們知道有些中國作家和批評家不能接受顧彬?qū)χ袊膶W的批評（如《受傷的語言受傷的生命》提到的“一個有名的評論家”），甚至我自己也不一定贊同他的全部觀點，但我要說的是，作為一個德國學者，顧彬看問題肯定有他自己的角度，有時候他也許過于“偏激”或“武斷”，但他的眼光不是什么“西方中心主義”，而是體現(xiàn)了一種中西視野的融合（這也即闡釋學意義上的“視野融合”）。他愛提歌德的“世界文學”并以此為他的評判標準，我也是很認同的，因為他的“世界文學”的視野，早已把“從《詩經(jīng)》到魯迅”納入其內(nèi)（我甚至認為魯迅對他的影響，已明顯超過了很多西方作家對他的影響），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前言中，顧彬即這樣說：“我本人的評價主要依據(jù)語言駕馭力、形式塑造力和個體性精神的穿透力這三種習慣性標準。在這方面我的榜樣始終是魯迅，他在我眼中是20世紀無人可及也無法逾越的中國作家”（顧彬：《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范勁等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顯然，他的這種文學標準是可靠的，站得住的（雖然這并不排除他在運用它們時就一定讓人滿意），它也貫穿在這部散文集許多談論文學問題的篇章中。

現(xiàn)在，我們來看顧彬的散文藝術（既然他寫過一部《中國散文史》并研究過魯迅、林語堂、豐子愷等現(xiàn)代作家的散文）。顧彬的一些散文，我想許多讀者讀后可能會像我一樣感嘆“他可真會寫”！這不一定指的是那種講究“謀篇布局”的散文結(jié)構(gòu)藝術，而是指他那種隨性自然而又往往很吸引人的寫法，尤其是指他在散文語言上的那種特殊魅力和創(chuàng)造性。作為一位“德國中文作家”，顧彬絕不滿足于僅用中文“正確地”或流暢地表達他的“意思”，更值得注意，也更可喜的是，他用漢語創(chuàng)造了一種鮮明的、富有個性和特殊味道的文體：“顧彬體”。比如他這樣談論一位中國詩人的詩：“寫詩，這就是回故鄉(xiāng)，就是回家。不一定是衣錦的還鄉(xiāng)，也不一定是夜行的還鄉(xiāng)，很可能是白日穿著破衣服的還鄉(xiāng)”（《衣錦夜行的還鄉(xiāng)》），一讀，我們就知道這是顧彬的語調(diào)和文體。在《翻譯與死亡》中，他在引用了蘇格拉底的“搞哲學這就是學死”之后，這樣發(fā)揮說：“搞翻譯是好好學埋葬自己”，“所以我每天從事翻譯，我同時每天學愛，學死，學一千個愛，學一千個死?！边@種“顧彬式的中文”讀起來“怪怪的”，但卻讓人由衷地喜愛。它有一種特殊的表現(xiàn)力，甚至可以說，他以他的方式重新“發(fā)明”了漢語。

而顧彬這樣致力于語言的發(fā)掘和創(chuàng)造性運用，和他的文學觀完全是一致的。這里不談他的語言理論，在論述魯迅時他就曾這樣贊嘆：“在恐怖暴政之下，魯迅成功地在開口和沉默之間發(fā)展了中國語言的各種可能性，他所采用的方式迄今無人能及。他偏愛重復句式、悖論和辛辣嘲諷。他調(diào)遣著不同的語言層次……構(gòu)成了一種需要反復閱讀的獨特風格?！倍约簩φZ言的高度敏感，在他對魯迅《吶喊》自序的第一句話“我在年青時候也曾經(jīng)做過許多夢”的解讀中也體現(xiàn)出來：“‘也’這個字不太引人注目，（但）它勾勒出了過去與現(xiàn)在、青年與老年、激情與絕望之間充滿張力的一條曲線”。（顧彬：《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

一個如此具有語言意識和語言敏感的作家，當他寫作，就不會把他的詩或散文簡單地當作一件表達工具了。他不僅視語言為一種根本的文學價值所在，而且在寫作時要盡力直達語言的造化之功。寫到這里，我又想起了策蘭的“我從兩個杯子喝酒”。這“兩個杯子”之于顧彬，現(xiàn)在我們看清了，一是德語，再一就是漢語。不僅如此，他還把兩個杯子的酒奇妙地調(diào)兌到了一起。他穿越于不同的語言文化之間，形成了一種特殊的不同于一般單語作家的吸收能力和轉(zhuǎn)化能力，這不僅在于他對中國古典哲學、美學的化用（比如“氣”的觀念：“因為詩是聲音，所以它首先是發(fā)音、節(jié)奏、押韻，它的意思就在這里?？偟膩碚f詩的意義在于語言，因為語言是‘氣’，是宇宙的氣?！薄对姼瑁鹤彀停?，眼睛》），還在于他對漢語表達和漢語資源的吸收，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談到顧彬的詩，說他運用了漢語的句法和意象改寫了他的德語，如這樣的詩句：“我們喜歡冰水，／不喜歡熱湯，／我們喜歡明亮魚缸，／不喜歡黑鍋”。一頓中國晚餐，竟讓他產(chǎn)生了如此奇妙的靈感！這種別具匠心的挪用、嫁接、改寫和“陌生化”手法，已成為他詩歌和散文中慣用的語言策略了。如在《晚上的英雄，早上的蟲子》中他寫一位英國大漢醉酒后到了賓館倒地便睡，“因為沒有起重機，所以好幾個服務員圍著他一個小時后都投降了，他們無法把英國‘大象’放在床上。我還覺得奇怪他怎么到11樓的房間呢，也許是八仙幫過忙?！焙眉一?，他把“八仙過?！倍记擅畹赜蒙狭耍?/p>

奇妙的是，顧彬不是在生硬地借用，讀他的散文我們就知道，他和漢語言文化所達成的那種“親密性”，那種從容、默契和自如，甚至往往連我們自己也不一定能達到。我們知道顧彬愛喝中國白酒，甚至可以說離不開它（在這一點上他也充分繼承了中國“詩酒不分家”的傳統(tǒng)?。?。讀他的散文，我們就可以聞到酒味，并感到一種語言上的“陶醉”，如《白酒與詩歌，瓶子和空虛》這篇散文：“58°以下的酒對我來說不是酒，是水，可以用來刷牙，也可以用來洗臉，但是不能用來作為仙人?！彼杈瞥蔀榈摹跋扇恕保幌f，是李白式的仙人（他早年愛上漢語就是從李白的一首詩開始的）：

麥安是一個才女。我估計她那個晚上感覺到，除了鄭愁予與我以外飯館還有一個更好的詩人。麥安懂買好酒，她買的是太白白酒，我們在舞臺上還沒有喝光第二瓶酒，第三瓶已經(jīng)失蹤了。瓶子會飛嗎，如果學好了列子憑空虛游仙的方式，連瓶子也可以飛。所以每一瓶子還是滿滿當當?shù)臅r候，它應該慢慢學“空”?？樟耍梢詮陌匕猴w到金門去。它當時飛起來，自己回酒島嗎。

這里描述的，是和詩人鄭愁予、女藝術家麥安一起在德國柏昂（杜塞爾多夫）喝酒的情形，“除了鄭愁予與我以外飯館還有一個更好的詩人”，這就暗示了李白的“在場”，不僅如此，還由此展開了一種奇異的想象：“第三瓶已經(jīng)失蹤了”，被李白偷喝了嗎，或，它自己飛走了嗎？而接下來更為奇妙，不僅借用了列子凌空游仙的神話傳說，而且還十分哲學化：它應該慢慢學“空”（顯然這也來自于中國思想）?！翱铡绷?，生命才能化沉重為輕盈，才能飛起來。飛向哪里呢？因為鄭愁予出生于臺灣金門，所以，它自己要飛回到那個“酒島”！

這又應合了顧彬說過的那句話：“寫詩，這就是回故鄉(xiāng)，就是回家?！辈贿^這里的“故鄉(xiāng)”和“家”，顯然已不僅是他的德國，或他在德國的出身地，位于下薩克森州的古老小城策勒了，而是他用“雙語”（德漢）為自己創(chuàng)造的一個生命家園。這里，我們不妨看看他在談翻譯時說過的一段話：

在德語中，翻譯這個動詞，是uebersetzen，它的第二個意思是“擺渡”?！瓘拇税端瓦_彼岸，從已知之域送達未知之域，連船夫自己也參與了這種變化。……翻譯也意味著“自我轉(zhuǎn)變”：把一種外國語因素中的未知之物，轉(zhuǎn)變?yōu)橐环N新的語言媒介，在這種創(chuàng)造性的活動中，我的舊我離世而去。（《翻譯好比擺渡》）

了解了顧彬的這種翻譯觀，我們就可以感到：他寫詩，他翻譯，他從事中國文學和思想研究，他嘗試用漢語創(chuàng)作散文，就是為了從此岸到達彼岸，從已知到達未知，就是為了生命的更新和“自我轉(zhuǎn)變”。這是一種來自德國的偉大傳統(tǒng)嗎？是的，法國大詩人瓦雷里當年就曾這樣贊嘆歌德：“他做到了認識自己、失去自己、重新找回并重新塑造自己，成為不同的同一個人和另一個人?！保ㄍ呃桌铮骸段乃囯s談》，段映紅譯，百花文藝出版社）。我引用這段話，因為我想顧彬會完全認同這種生命哲學。的確，他永遠不會是一個“固步自封”的人。詩使他燃燒，翻譯使他燃燒，而用漢語創(chuàng)作散文使他又找到了一種讓他燃燒的新的方式。在《中國作家最大的問題是不能等》中，他就引用了詩人特拉克爾的這樣一句話：“往前面走，找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