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與現實

呂不韋是幸運的，因為他生逢其時，在戰(zhàn)國末期由諸侯割據稱雄走向統一的歷史潮流中獲得了一顯身手的機會，并由此登上政治舞臺，成為名噪一時的風云人物。作為一個強者，他不僅把主宰各國命運的主動權牢牢控制在秦國的手中，而且試圖按照自己的思想去改造秦國的政治。他在秦國首開養(yǎng)士之風，以優(yōu)厚待遇吸引大批來自各國的不同學派的游士，讓他們就秦統一天下的有關政治、軍事等問題廣泛獻策。在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內，相府內外賓客紛至，門庭若市，最興盛時收養(yǎng)的食客竟達三千人之多。

呂不韋本人并非學者，即便日后編成一部《呂氏春秋》，也很難算得上是一個有自己獨立體系的思想大家。但他在取得了政治上的權力之后，能注意到一個國家整體上的文化思想建設，取眾家之長以為治國之道，這充分反映了他的確具有較深遠的政治眼光和非同常人的抱負。

自春秋末年以來，思想解放浪潮幾經發(fā)展，到了呂不韋的那個時代，早已形成諸子百家各執(zhí)一端，競相辯駁欲售于世的格局。對于這種各派之間“反以相非，反以相是”、“今多不先定其是非而先疾斗爭”的做法，呂不韋深感不滿，認為“此惑之大者”。（《呂氏春秋·安死》）因為面臨秦即將統一六國的形勢，思想的統一已被提到日程上來，如不及時解決這個問題，統一的政治局面將是不穩(wěn)固的。作為商人—地主集團政治代表，呂不韋當然希望按照本階級的利益來規(guī)劃未來秦國的藍圖，其中也包括把各家各派的思想納入這一總體設計里來。因此他要求門人賓客集中力量協助自己完成此項重大使命——由他們將各自掌握的諸子學說匯集在一起，經過“齊萬不同”的加工綜合，使各種學派理論都能用以為統一帝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各項事業(yè)服務，所謂“愚智工拙皆盡力竭能，如出乎一穴”。（《呂氏春秋·不二》）經過這些學士和呂不韋本人數年的苦心經營，一部“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據說能夠包攬“天地萬物古今之事”的宏論巨著終于趕在秦王政親政的前夕公開問世，從而在呂不韋的政治生涯中又添上了極為濃重的一筆。這一成就，對于出身商賈的他來說，確屬不易，致使他的名字在日后得以超越秦國所有名相（包括他身前身后的各個時期）而躋身“諸子”之列。

然而，呂不韋又是不幸的，一部《呂氏春秋》并沒有對他個人在現實政治生活中的處境帶來多少幫助。秦王政親自執(zhí)掌政權后，根本不愿按呂不韋設計的方案來治理國家，原先潛在的對手一下子變成呂不韋實現其理想的不可逾越的障礙。盡管他不甘于就此放棄自己的主張，被貶職回到自己的封地后也繼續(xù)進行過活動，但在法治主義長期占統治地位的秦國，一旦失去國君的支持，作為個人的呂不韋又怎能有所作為呢？在絕對君權面前，他和他的前任魏冉、范雎等人一樣，只能是一個弱者、失敗者，終于帶著不解的困惑凄然離開人世。

未來的始皇帝消除了一個強勁的政治對手，而未來的秦王朝也因此而失去了一次矯正自己步入歧途的極端化治國方略的歷史機會……

誠然，呂不韋為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最后不得不舍棄曾為之奮斗、來之不易的高官厚祿，作為一個政治家他是無可厚非的。但這并不能表明他所主張的一切都是正確的。恰恰相反，他失敗的根本原因正在于他設計那套方案的出發(fā)點部分地脫離了當時的客觀實際；囿于商人的氣質，他對解決社會問題的想法又帶有太多的實用觀點。總之，他把治國之道過于理想化了。

實事求是地說，若把呂不韋看作一個思想家，也至多只能算是二流的。至于《呂氏春秋》這部書，雖能反映他的政治傾向，編排得也十分嚴密，但它畢竟不具備獨立的完整的思想體系。嚴格說來，此書不過是從諸子學說中東拿一點，西補一點，然后剪裁組合起來的“百家語”，用書中人自己的話來說，就是“物固莫不有長，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呂氏春秋·用眾》）?？梢姡瑓尾豁f“使其客人人著所聞”編纂成的這部20萬字巨著，只不過是借別人思想中有用的東西作為治理天下的武器。不僅如此，他還從“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钡闹饔^愿望出發(fā)，把原來各家學說中某些互不相同，甚至相左的主張同時搬來，稍加折中調和使之從形式上同一起來，以為這樣就可以實現使各派的治國之道“愚智工拙皆盡力竭能”之效果，國家就不會發(fā)生混亂和危險。這個絕頂“聰明”的辦法，以前還沒有人想到過。這位政治家身上濃烈的理想主義色彩，由此可見一斑。

然而，這又是在自商鞅以來定法家為獨尊的秦國特定現實背景下產生的，其用意當不在目前。

《漢書·藝文志》把《呂氏春秋》列入雜家之首，稱之為“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是說極為妥帖。今天看來，我們仍然承認《呂氏春秋》是一部折中了各家思想的雜書。但這個“雜”，應該理解為一種在嚴密的計劃下的兼收并蓄，然后在陰陽五行說的外衣下，精心編排連綴成書。從這個意義上講，它又是和其他先秦諸子迥然不同的古代第一部具有統一結構的開放性學術巨作。在編書過程中，任何一家的學說都沒有因被“消化”而改變面目，同時也沒有哪一家的觀點被不加區(qū)分地選入書中?？梢哉f，凡是被認為對建設封建統一國家有所幫助的思想觀點，都在作者審視、吸收的范圍之中，并且最終從“國體”的角度決定取舍，以“王治”的要求通貫百家。這恐怕就是呂不韋當初決意編書時的指導思想，因而人們也得以從這部雜家開山之作大體判明政治家本人主要的思想傾向。

有人認為，《呂氏春秋》的主要思想傾向是從儒家“德治”“仁政”學說出發(fā)，主張維護君權。的確，書中關于這方面的論述比比皆是，如：“為天下及國，莫如以德，莫如行義”（《上德》），“圣人行德乎己，而四荒咸飭于仁”（《精通》），“亂莫大于無天子”（《謹聽》），等等。與此同時，《呂氏春秋》對于法家嚴格依照法律來進行賞罰和完全由國君一人實現獨裁的“家天下”理論，則表現出相當保留的態(tài)度，認為“嚴刑厚賞，此衰世之政也”（《上德》），“善教者，不以賞罰而教成”（《義賞》）。并且公然宣稱：“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貴公》），“君之所以立，出乎眾也。立已定而舍其眾，是得其末而失其本?！蛞员娬?，此君人之大寶也”（《用眾》）。當然，呂不韋并不是絕對不要刑賞，而是說應該將其放在德治的范圍內來考慮，由仁義來加以節(jié)制，決不能濫用。他也并不是不要君主集權，而是要把君主的權力限制在恰當范圍內，更不能本末倒置，忘記了自己“之所以立”的根本條件，視天下為自己的私物，視臣下百姓為無足輕重的草芥。聯系書中再三強調的“尊賢”主張，應該承認，儒家思想的影響在呂不韋身上確實具有不容忽視的影響。

有人認為，《呂氏春秋》的基本精神在于綜合各派之長處而以道家黃老之學為旨歸。所謂此書“以道德為標的，以無為為綱紀，以忠義為品式，以公方為檢格”的評價（高誘注《呂氏春秋》），是很有見地的。這里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呂氏春秋》在天道觀上的看法：“精氣一上一下，圜周復雜，無所稽留，故曰天道圜”（《圜道》），“精充天地而不竭，神覆宇宙而無望”，“與物變化，而無所終窮”（《下賢》）。意思就是說，精氣一上一下的運動形成了自然界和宇宙萬物循環(huán)往復的運動。這種認識，本自稷下黃老。黃老之學特別強調人應該遵循天地之理，因應自然，以靜待動，這就正如《序意》中所說的那樣：“天曰順，順維生；地曰固，固維寧；人曰信，信維聽。三者咸當，無為而行?！被谶@樣的認識，作者在政治上必然要提倡“君者處虛”的無為主張：“天無形而萬物以成，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大圣無事而千官盡能。此乃謂不教之教，無言之詔”（《君守》），“無智、無能、無為，此君之所執(zhí)也”（《分職》），“有術之主者，……知百官之要，故事省而國治也”（《知度》）。對于那些好大喜功、強力躬行的君主則直截了當地提出了警告：“人主好以己為，則守職者舍職而阿主之為矣”（《君守》），“用則衰，動則暗，作則倦……三者非君也”（《勿躬》）。如此看來，說呂不韋對于道家學說有所偏愛確實鑿鑿有據，毋庸否認。至于“忠義”“公方”之類，那只不過是在道家思想為主體的框架內，塞進一些儒、墨、法等各派在不同程度上共同奉行，而又為當時秦國所能接受的主張而已。

這些說法都不無道理，因為盡管《呂氏春秋》對各家各派采取兼收并蓄的方針，但在廣泛折中百家之學的時候，卻不能不受呂不韋本人政治態(tài)度的影響而有所側重。一方面，所謂“兼儒墨，合名法”表明各家思想是在書中都能得到客觀的反映或記錄；而另一方面，從“國體”“王治”這些根本要求出發(fā)，對百家之學的折中就絕不可能是純中立的，現實斗爭的需要將決定這種“折中”的幅度和傾向。

大體上說，《呂氏春秋》一書的主要傾向是調和了儒道兩家的宇宙觀、人生觀和政治觀，而對墨家和法家的天道觀、社會觀和國家觀予以嚴格的批判。這是因為，自從秦惠王廣泛吸收墨者主張并以墨家巨子腹為師以來，墨學在秦國已有了七八十年的發(fā)展歷史，在社會各階層都形成相當的勢力，而法家思想則是從秦孝公起就已深深扎根于秦國本土的統治理論?？梢哉f，滲入了墨家精神的法家學說是秦國政治的傳統，而這兩家學派共存的基礎就在于對于孔孟儒學的全面對抗，以及與老莊思想水火不相容的君權至上理論。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在秦國發(fā)展的過程中，儒家和道家始終受到統治者的排斥，即便在社會上也談不上有多大影響。現在，呂不韋既然決心讓秦國政治改變傳統的路線，實現從武功向文治的轉變，就不能不首先頂著傳統意識形態(tài)的壓力為儒道兩家學說的傳播鳴鑼開道，從法墨兩家占領的傳統思想陣地里辟出一條新路來。郭沫若先生在《呂不韋與秦王政的批判》中，曾從世界觀、政治主張、一般傾向三個方面列舉出呂不韋與秦始皇在18個問題上存在著截然的對立。實際上這就是呂不韋的治國方案與秦國傳統政治之間的尖銳矛盾。正是這一嚴峻事實，迫使呂不韋在推行自己主張的時候不得不采取迂回作戰(zhàn)的方式，表面上借重各家學說進行全面的斟酌安排，以造成強大的宣傳聲勢，其本意則在于從意識形態(tài)入手，通過折中調和不同的思想觀點，為那些不容于秦國傳統政治的學派謀取一塊立足之地，求得兩者在現實生活中達成先期協調，然后再逐步擴大影響，最終導致秦國政策全面轉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