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與機遇

戰(zhàn)國七雄逐鹿中原，合縱連橫為競生存。

在經歷了長達二百余年軍事上、外交上的反復較量之后，到秦昭襄王時代（前306—前251），華夏大地上群雄兼并的格局漸趨明朗：山東六國內外矛盾重重，國力疲弱，無論是一國獨立支撐還是幾家聯兵抗爭，都已難于在殘酷的生存競爭中有所作為；而原本比較落后且偏處西陲的秦國，卻憑借強大的經濟、軍事實力步步向東方進逼，在通向最后勝利的道路上樹起一塊塊令人矚目的里程碑。

公元前293年伊闕之戰(zhàn)，秦將白起重創(chuàng)韓、魏聯軍，斬敵二十四萬，迫使兩國割讓大片土地。

公元前279年，白起在秦、楚鄢之戰(zhàn)中大獲全勝，進而乘勝攻取楚國郢都。

公元前273年華陽之戰(zhàn)，白起率秦師所向披靡，大敗趙、魏聯軍，取得斬首十五萬的赫赫戰(zhàn)果。

公元前260年，舉世震驚的長平大戰(zhàn)在秦、趙間爆發(fā)，秦國動員了十五歲以上的全部后備兵力投入戰(zhàn)場。經過四十六天鏖戰(zhàn)，大約四十五萬趙軍被消滅，遭活埋的降卒以數十萬計。

僅此四戰(zhàn)，秦軍斬首的數字已達百萬以上，以至指揮這些戰(zhàn)役的大將白起竟被世人視為“人屠”。這正符合了孟子所說“攻野以戰(zhàn)，殺人盈野；攻城以戰(zhàn)，殺人盈城”的特點。在那個弱肉強食的時代，力量對比既已如此懸殊，亡國滅宗也就為時不遠了。首當其沖的不是別人，正是那個早已被人遺忘、過著寄人籬下生活的周王室。

長平之戰(zhàn)后第四年，當秦軍再度進攻韓、趙等國時，不自量力的周王室苗裔洛陽西周君居然拼湊了一支軍隊趕赴伊闕加入山東各國的反秦聯軍。結果引火燒身，招來了秦國報復。反秦聯軍還未開始行動，秦軍的鐵拳卻已落到西周君頭上：全部三十六座封邑和人口成了秦國的囊中之物，他本人則被廢為平民。與此同時，那位長年在西周君領地內當“寓公”的年邁天子（周赧王）也終于一命嗚呼，象征天子權力的九鼎遂落入秦人手中。就這樣，歷時八百年的姬姓周王朝無聲無息地從歷史舞臺上消失了。

也就在這同一年，一位來自秦、趙交戰(zhàn)前線邯鄲的商人在咸陽城的王宮里向秦昭襄王進獻了一份“破天下之（合）縱，以成霸王之名”的良策，其中明確提出了“舉趙、亡韓、臣荊魏、親齊燕”的行動方針，并聲稱如果秦王按此行事而不能實現目標，則自己甘受最嚴厲的處罰：“大王斬臣以殉國”。此人為秦國服務的迫切之情溢于言表，所提出的方針也完全符合秦國的實際和長遠利益，因此，盡管當時并未立即在秦國發(fā)跡，卻也給昭王君臣留下了深刻印象。

六年之后，當又一位新國君（莊襄王）入主咸陽宮時，人們驚異地發(fā)現，站在秦王身旁的新任相國竟然就是當年在昭王面前慷慨陳說的那個來自趙國的富商。一個普通的商賈，一夜之間登上了人臣之極的高位，這在秦國乃至整個先秦時代恐怕是絕無僅有的。歷史似乎給秦國君臣開了個玩笑。盡管中央集權體制的建立為大批富有才干、精于治國的能人、賢人登上列國政治舞臺并獵取官位爵祿提供了機會，但由于農業(yè)社會根深蒂固的傳統(tǒng)和商品經濟發(fā)展不充分的制約，即使在封建變法最為徹底、人才選拔最為開放的秦國，人們也還難以想象把商人同高級官僚直接聯系起來。可如今，當著封建割據戰(zhàn)爭開始進入決勝階段的關鍵時刻，一個異國的商人卻在秦國取得了如此輝煌的成功，一躍成為政治上風云際會的決策人物，這不能不叫人目瞪口呆。

這個特殊人物，就是在太史公筆下多少帶點兒傳奇色彩的秦文信侯呂不韋。

他的成功和發(fā)跡完全在于機遇，而這種機遇又是時代向他提供的，其中的必然聯系可以稱之為“呂不韋現象”。當然，也還存在個人的原因，尤其是后來，直接導致他從權勢的頂峰一下子跌落下來。所有這些，通過尋繹呂不韋面臨的種種矛盾和困惑，以及他為適應這種特殊環(huán)境所做的努力和選擇，就不難做出合乎情理的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