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文學研究的邏輯起點與問題視閾

東漢以后，學術文化出現(xiàn)地方化、家門化趨勢，與之相應文學創(chuàng)作的重心也逐漸下移，地方世家大族作為“文學創(chuàng)作基地”的意義愈益突出。對這一文學演變的史實，近幾年學界已有了一定的認識，并在調(diào)整學術路向，對不同歷史時期的家族文學進行多角度的研究。一個旨在將文學與家族以及地域文化、社會史等貫通起來，力求借鑒不同知識體的思想資源，通過多域鑒攝以深化文學研究的新方向——“家族文學研究”正在形成。我國古老的“家族”在歷史發(fā)展中形成了復雜的形態(tài)，在不同時代都有其具體內(nèi)涵，而無論是家與國一致的大小宗法制家族，還是家與國分離的小宗法制家族，都不妨從另一個視角，即“慣習與品位”的文化差異上進行區(qū)分，將具有某種文化共相和地位的家族群體作為具有特定意義的構建對象來認識。“家族文學研究”就是對這一構建對象的相關文學知識的闡釋。它試圖將“家族”的文學活動視為一種知識生產(chǎn)過程，立足于基層寫作的實況，導入關系主義視角，顯現(xiàn)其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學作品的某種特有文化群體屬性。如果說線性的文學史研究和以代表作家為中心的研究尚有向多樣性發(fā)展的可能的話，那么家族文學研究對文學創(chuàng)作族聚性、互動性、基層性的關注也許不失為一種努力和探索。這也正是本文對家族文學研究的邏輯起點、問題視閾和認知角度進行討論的意義所在。

一、家族文學研究的邏輯起點

家族文學研究作為一個學科研究方向，自然具有其內(nèi)在的邏輯系統(tǒng)和范疇體系，與此相應，就應有自己的邏輯起點。家族文學研究的邏輯起點應理解為建構和展開家族文學研究的初始環(huán)節(jié)，是其知識體系的始基范疇。它能夠揭示出家族文學研究對象最直接、最基本的問題，以及其本源和本質(zhì)的規(guī)定，而所有關于家族文學研究的知識都與其有密切關聯(lián)。家族文學研究的邏輯起點既體現(xiàn)出作為一個學術方向建立的基本合理性，也包含著其知識結構建立和完善的學理根據(jù)。

家族文學研究的邏輯起點是什么呢？從這一研究領域的基本范疇來看，其邏輯起點在于“文學”和“家族”的深度關聯(lián)性。正是這種深度關聯(lián)性形成了文學與家族長期的同向并軌發(fā)展，在這一過程中，文學介入血統(tǒng)，融入家族組織，催生出具有文化價值意義的家族性文學共同體，并產(chǎn)生了豐富的創(chuàng)作成果。在一定意義上，“家族”不僅代表著物質(zhì)生產(chǎn)、生活的體驗，也代表著文化傾向、人文情感、話語方式和文學經(jīng)驗。因此當我們想起漢代以來的許多名門望族——無論是門閥世族，還是科舉家族——就會想起他們在文學發(fā)展歷程中或平凡或偉大的實踐，這意味著家族文學已經(jīng)自在地存在于中國歷史與文學史中了。

“家”和“族”胞臍相連，緊密難分。“家”，乃家庭，是同居共財?shù)慕H血緣團體。族，指家族，是家庭的高階組織形式?！抖Y記·喪服小記》將族親劃分成若干親疏層次：“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编嵭⒃唬骸凹?，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玄孫，九也。親益疏，服之則輕?！?sup>由此可區(qū)分出直系三代的“內(nèi)族親圈”、含為五代的“本族親圈”和含為九代的“外族親圈”?！凹摇弊鳛橐粋€規(guī)模較小的血緣團體，力量往往較為有限，因此將一群雖不同居、不合籍、也不共財?shù)杂幸欢ㄑ夑P系者以“族”的形式確認下來，就顯得非常重要。近親者為家族，遠親者為宗族。這是一個更大的血緣團體，但要維系其存在，鞏固其利益，就必須隨著社會發(fā)展不斷尋求新的“會聚之道”（《白虎通·九族》）。因此自西漢末葉“士與宗族的結合，便產(chǎn)生了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士族’”后，世家大族便逐漸形成了以文化會聚，與文學結緣的取向，逐漸開始了從以武強宗向以文興宗的轉(zhuǎn)變。如此，家族不但成為政治經(jīng)濟上相扶相通、互助支援的社群，而且是文化上同櫛共沐、通和致化的團體，既有倫理層面的價值，也有人文層面的意義。

關于中國古代宗族、家族形成和發(fā)展的研究，海外學者表現(xiàn)出濃厚興趣，具有系統(tǒng)成果。如瓦特森從人類學角度探討中國宗族的發(fā)展，宋漢理、鄧爾麟、羅伯特、羅威廉對我國不同區(qū)域地方望族的歷史延續(xù)性和傳統(tǒng)社會流動凝固性、穩(wěn)定性的考察，井上徹對十六世紀以后宗法主義的普及狀況，特別是對江南社會的深入探究，都頗具啟迪意義。但這些有關中國古代宗族、家族的研究主要側(cè)重于社會史或廣義的文化史，較少涉筆家族與文學的關系。相比較而言，崔瑞德、池田溫、谷川道雄、黃寬重等在研究中國社會史時，對家族文化學術給予了較多關注，尤其谷川道雄的“豪族共同體”論，深入到了鄉(xiāng)里社會和世家望族的文化和精神結構。另外艾爾曼和高彥頤的著作大幅度討論了中國江南文化精英階層和文化世家的地域性影響。如艾爾曼認為：“在士紳的日常生活中，儒家精英通常是根據(jù)宗族關系界定的，文化資源主要集中用于宗族的形成和發(fā)展”，關于“文化資源”，他論及經(jīng)學、考據(jù)學、文字學和文學等；高彥頤則具體闡述了“家族人倫與‘家居式’結社”等問題。值得注意的是，綠川英樹在有關論述中直接提出了“文學家族”的概念。我們愿意借鑒這些研究成果，進一步思考“家族”與“文學”的內(nèi)在關系。

錢穆曾論到：“‘家族’是中國文化一個最主要的柱石……中國文化，全部都從家族觀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觀念乃有人道觀念，先有人道觀念乃有其他的一切?！?sup>與許多海內(nèi)外學者一樣，錢穆高度重視“家族”在古老民族文明進程中的作用，以至將家族研究作為中國文化研究之磐石。家族與文化的關系，是我們認識家族與文學關系的階梯。家族是直接胚育文學家并與之血脈通連的母體，正如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說：“對于每一個人來說，家庭是最古老、最深刻的情感激動的源泉，是他的體魄和個性形成的場所。”在影響文學家成長和創(chuàng)作的各種因素中，家族據(jù)有始基而核心的位置，具有深刻而持久的作用。文學和家族之間所存在著的天然的、密切的、深度的聯(lián)系，實際上正是家族文學研究的邏輯起點，在這一起點上我們可以瞻望家族文學研究開拓和發(fā)展的方向。

家族對文學家和文學創(chuàng)作的影響體現(xiàn)于多方面，而家族之鄉(xiāng)園、門風、家學、宗脈四者相互貫通，充溢著濃厚的家族文化意識，是其中尤為突出者。

鄉(xiāng)園是直接影響家族成員生活、成長的環(huán)境，其中最重要的是家族的地域環(huán)境和居處環(huán)境。人是文化的動物，無可選擇地帶有環(huán)境的基因。鄉(xiāng)土、家園的自然環(huán)境，以造化者的力量，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對這一區(qū)域范圍的人們產(chǎn)生集體無意識的影響，歷史傳統(tǒng)、經(jīng)濟活動和文化生活都受到其或顯或隱的作用，人文性格亦復如是，“若夫民函五常之性，系水土之情，風俗因是而成，聲音本之而異?！?sup>不同的地理環(huán)境與學術文化之間亦有緊密的聯(lián)系，正如梁啟超所說：“氣候山川之特征，影響于住民之性質(zhì)，性質(zhì)累代之蓄積發(fā)揮，衍為遺傳。”沈宗騫在《芥舟學畫編》中也表達過近似的看法：“天地之氣，各以方殊，而人亦因之。南方山水蘊藉而縈紆，人生其間得氣之正者，為溫潤和雅，其偏者則輕佻浮??；北方山水奇杰而雄厚，人生其間得氣之正者，為剛健爽直，其偏者則粗糲強橫。此自然之理也。”鄉(xiāng)園對作家不僅是童年與青春的記憶，而且對族群和個體的人格、心理及文化修養(yǎng)的形成起著化感濡變的作用。在心靈深處，它是與異質(zhì)文化進行比較、判斷、選擇的原始依據(jù)，也是群體間交往的天然動力和文學創(chuàng)作的原生符號；即使人們遠離鄉(xiāng)園，它仍然化作詩意的想象并最終轉(zhuǎn)變?yōu)闂拥钠碓?。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語境中，家族性文學群體以及家族文學創(chuàng)作，都受到其鄉(xiāng)園的至深陶镕。

門風是家族的精神徽記，這是文學家成長的家族精神氛圍，也是對文學家化于無形卻影響深刻的家族傳統(tǒng)。是否具備這樣的家族傳統(tǒng)，是個人自立于社會，進而成為士林砥柱的標志。文學家往往將這種傳統(tǒng)用一定的文學形式記述下來，這就是歌詠先世高德盛業(yè)的“述祖德”作品。其文較早的有曹植《懷親賦》、陸機《祖德賦》、陸云《祖考頌》、庾峻《祖德頌》等；其詩更為繁夥，如后人引述較多的陶淵明的《命子》，其述陶姓氏族之所來，歷代先祖之德業(yè)，在述祖德詩歌中樹風啟氣，謝靈運的《述祖德詩》、潘岳的《家風詩》都受其影響。唐人殊重家風，崇尚德性，故述祖德題材的創(chuàng)作久盛不衰。其專門述祖德的詩、賦相當豐富，碑志銘誄中相關內(nèi)容亦在在可見。權德輿《賈耽墓志》敘及賈氏文學成就云：“所著《梁懷王傅碑》、《先君子碑》，陳祖德以自況，載家聲于可久，體要閎達，邁乎群倫?！?sup>述祖德是唐代文人寫作的重要題材，也是歷代著姓名族門風建設的一種方法。在周而復始的時間流程中它有摩頂教化之效，而當子孫無為，儒業(yè)不振時，祭出家族世德門風，則成為保持門楣地位的自我拯救之道了。

家學即家族淵源有自、世代相傳之學，是家族的文學資源和文化積累。陳寅恪曾指出：“所謂士族者，其初并不專用其先代高官厚祿為其惟一之表征，而實以家學及禮法等標異于其他諸姓?！彼麖娬{(diào)：“夫士族之特點既在其門風之優(yōu)美，不同于凡庶，而優(yōu)美之門風實基于學業(yè)之因襲?！?sup>這里的“學業(yè)之因襲”就是家學。它以庭訓教育或風沐熏陶傳布于家族后代，既是家風發(fā)揚的載體，也是家風作用的成果。它往往以家法的名義出現(xiàn)，不但對后人的學術方向、知識累進發(fā)生重要作用，同時也在文學方面對家族后代的文體選擇、創(chuàng)作取向等產(chǎn)生影響。學界常提及的高門望族，或以詩學聞世，或以古文傳家，或以詞曲擅長，或以制藝稱名，其文才相繼，世擅雕龍，即家學傳統(tǒng)的體現(xiàn)。至于學養(yǎng)不同，則嗜趣自異，文學創(chuàng)作的宗尚、風格也自然有所不同。唐代虞世南之文章婉縟，許敬宗之辭采甚麗，都源自家學。明清之際，婁東太原王與瑯琊王家族詩學俱宗盛唐，虞山二馮以下多法西昆，而浙東黃宗羲則宣稱“吾家詩祖黃魯直”而追步宋詩，其家學陶冶皆顯而易見。士族門第“承我宗風”的傳續(xù)雖然不是絕對的，但既成的家學淵源在后代族親中必能產(chǎn)生一定程度的影響，則有相當充足的事實可證明。

宗脈是指家族的宗系血脈及其延伸的姻婭脈絡，它往往在組織形式和互動勢態(tài)上影響家族文學創(chuàng)作。在中國古代宗法家庭中，文學家的活動一般不是個體性的，而具有群體性特征，因此便產(chǎn)生了較為普遍的“族內(nèi)師友”現(xiàn)象，蘇轍所謂“撫我則兄，誨我則師”是頗為典型的。類似的例證很多，如宜興儲氏家族“父子兄弟間，自相師友，頗以能文章世其家?！?sup>明清之際，江南有“袁氏六俊”、“常州五惲”、“桑氏五杰”，另外婁東王氏有王撰等昆季九人，蘇州張氏有學雅等七姊妹，俱得能詩之名，聞達遐邇。顯然同宗血親本身往往就成為規(guī)模不等的文學集群，規(guī)模越大則創(chuàng)作互動越勁盛，文學成果越豐富。在血緣宗親之外，高門著姓還有一個復雜交錯、關系紛繁的姻婭脈絡。艾爾曼在《經(jīng)學、政治和宗族》中指出：他們的“勢力、聲望不僅是基于宗族本身的凝聚力，士紳家庭還利用聯(lián)姻策略來實現(xiàn)自己的社會和政治目的，與其他大族聯(lián)姻可以強化宗族的凝聚力。”著姓名族一般堅持在文化層次相當?shù)臈l件下建立家族婚姻關系，多利用世家道誼發(fā)展為姻婭親緣，這使家族文學集群變得相當凝合、堅固。具有相似文化背景和文學好尚的家族聚合在一起，姻黨外親聯(lián)袂一體，成為文學創(chuàng)作互動的平臺。

在近現(xiàn)代學術史上，柳詒徵、劉師培、鄧之誠、呂思勉、陳寅恪、錢穆、潘光旦、林耀華、王伊同等學術先賢較早從人類學、歷史學、社會學以及思想史、文化史等角度研究家族問題，都直接或間接觸及到家族發(fā)展與學術演進的內(nèi)在邏輯聯(lián)系，其中尤以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等著作的相關內(nèi)容，啟中古世族與學術文化關系研究之山林，而錢穆《略論魏晉南北朝時期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系》深致通明，于鄉(xiāng)園環(huán)境、世德門風、家學淵源、族親網(wǎng)絡四端都有精辟闡述，已經(jīng)拉開了家族文學研究的序幕。今天我們開展這一學科領域的探討，正是取則學術先賢的思想資源，在新的學術視野中拓寬路徑，深化研究。

二、家族文學研究的問題視閾

家族文學研究應具有自己的知識體系。所謂知識體系實際上就是由從邏輯起點走向終端的各個環(huán)節(jié)組成的完整的知識鏈。應當承認家族文學研究迄今仍然處于探索過程，在現(xiàn)階段要確定其科學嚴謹?shù)闹R體系似乎不易切實而周致。在此情況下，我們不妨調(diào)整一下思路，暫且擱置對知識體系的討論，而探討家族文學研究的一些基本問題及其內(nèi)涵。

理論始于問題，“應該把科學設想為從問題到問題的不斷進步——從問題到愈來愈深刻的問題”。而問題認知總是客觀事實作用于某種具體環(huán)境的反映，它與特定情境和局部視角有關，而這種情境和視角又源于時間和空間的定位，發(fā)生于一定時間序列和空間位置中。因此對家族文學研究來說，在一定的歷史流變中理解家族文學的發(fā)展，進而在具體的血緣、地域和社會背景中說明著姓大族的特點，在家族文化語境中闡釋族親文人的關聯(lián)與互動，在具有地方化色彩的基層環(huán)境中感知文學生產(chǎn)的方式、過程及其成果，就顯得尤為重要，而這就形成了家族文學研究中歷史建構、依存關系、類型特點、生產(chǎn)方式、現(xiàn)場情境、成果樣本六個方面的基本問題。這些問題嵌在家族文學研究的知識結構中，具有一定的核心意義，近年來學者們對此給予了一定的關注和討論。以下我們進一步加以闡述。

（一）歷史建構

歷史具有“時間”的特質(zhì)，“時間”是一種包含著眾多變化與遷動的序列。家族文學發(fā)展需要通過對史實的梳理，對這個變動的時間序列加以整合，在具有標志意義的事件背后體認歷史演變轉(zhuǎn)折的時空坐標，從而確定家族文學發(fā)展的歷史段落。這種歷史段落的劃分，可以幫助驗證家族與文學之關系在不同時期的文化特征，而站在歷史長河的最后階段回望整個過程時，又能夠在遞相蟬聯(lián)中清楚地看出家族文學的總體文化屬性。從這一意義上說，這既是家族文學發(fā)展的歷史還原，也是一種歷史建構。

這一議題需要注意的是，家族文學發(fā)展具有自己的獨特內(nèi)涵和向度，既區(qū)別于社會史研究所理解的家族史，也區(qū)別于文學史家所闡述的文學史。它的形成與家族文化發(fā)展的過程、階段相聯(lián)系，與文學意識的自覺、文體形式的具備相關聯(lián)。夏商周時代雖然宗法制家庭已經(jīng)產(chǎn)生，并且至兩漢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強宗大族向世家大族式家族的轉(zhuǎn)變，詩騷傳統(tǒng)和史官文化也譜寫出了輝煌的文學篇章，但由于在相當長的歷史階段缺少可靠流傳的家族文學文本，而魏晉南北朝以前尚屬文筆不分，文學未成為專門的寫作類型，故寬泛意義上的家族文學或可言之，但嚴格意義上的家族文學史卻無從定義和描述。

在這個問題上，錢穆曾指出：“門第之盛與學業(yè)之盛并舉，惟因其門第之盛，故能有此學業(yè)之盛，亦因其學業(yè)盛，才見其門第之盛?！庇终f：“至論學業(yè)，文學尤為時尚，其風蓋自曹魏父子開之。”陳寅恪也有相似的看法：“東漢學術重心在京師之太學，學術與政治之關鎖則為經(jīng)學，蓋以通經(jīng)義、勵名行為仕宦之途徑，而致身通顯也。自東漢末年中原喪亂以后，學術重心自京師之太學移轉(zhuǎn)于地方之豪族。”劉師培在總論宋、齊、梁、陳文學時更明確說：“試合當時各史傳觀之，自江左以來，其文學之士，大抵出于世族；而世族之中，父子兄弟各以能文擅名?！?sup>前輩學者從不同角度的論證形成一個基本認識，即家族文學的實際歷史當自東漢始，而由漢魏之際迄于梁陳，隨著士族的真正形成和崛起，士族文學創(chuàng)作逐漸興盛，家族文學史形成第一個發(fā)展階段。

人才選拔機制與文學才士的成長有著至為密切的關系，因此根據(jù)一千多年科舉制度的演變，大致可以將隋唐至宋元、明清至近代看作家族文學發(fā)展的第二和第三階段。這樣的劃分一方面考慮到科舉文體遞嬗的影響，八股取士制度出現(xiàn)前后文化生態(tài)的差異，一方面注意到自明代起士林階層的形成具有的某種特性。陳寅恪曾引述清人沈垚《落聞樓文集》八《與張淵甫書》云：“六朝人禮學極精，唐以前士大夫重門閥，雖異于古之宗法，然與古不相遠，……至明士大夫皆出草野，與古絕不相似矣?！?sup>這里說朱明一代士大夫皆出草野，似乎有些絕對了，但認為明代士族的出現(xiàn)已迥異于前代高門世代勿替的狀況，是不違史實的。因此將明代家族文學發(fā)展與八股取士制度相聯(lián)系，并與文化生態(tài)接近的清代合為一個階段，應是比較符合文化史和文學史演變的實際的。

（二）依存關系

家族文學研究自應以文本為根據(jù)，但它畢竟不像一般學術領域那樣自為自足，需要在文學與他域的關系探討中展開，闡他域以輔自身，跨界際而探新脈。可以說家族文學研究本質(zhì)上是一種事物相關性研究，關系性思維能夠映照家族譜系，顯示家族文學的特殊存在，展現(xiàn)家族文人的物質(zhì)和精神空間。

在諸種依存關系中，最重要的是家族作家的血緣關系辨析。這是對家族創(chuàng)作主體的追源知本的基礎性研究。在以譜牒學方法進行家族的世譜梳理、支脈追尋、血親認定方面細密考論的同時，需要對血緣關系人在家族文化、家族文學形成和發(fā)展中的作用加以分析，而家教是其中尤為核心的內(nèi)容。家教的第一責任人是父親，所謂庭訓飭子，乃說明子不教，父之過的道德責任；其次以“舅權”（Avunculate）的影響最為顯著，一些具有母舅身份者往往成為家族年輕一代的精神導師和文學引路人；另外兄長同樣負有一定責任。錢穆謂魏晉南北朝之“門弟家風戒輕薄，戒驕奢，重謙退，重敦厚，固非當時門第盡能如此，然一時賢父兄之教誡，賢子弟之順行，則大要不離于此”。值得關注的是，在古代家族教育中，母親具有難以替代的作用。歐陽修母鄭氏、蘇軾蘇轍母程氏、楊慎母黃氏等皆有教子之功。清代秀水錢陳群甚為乾隆所尊，其所以能夠獲得巨大聲名，與陳書施以母教關系至深。畢沅曾作《題佩香女史秋燈課女圖》云及“仆少孤露，志學窮年。慈闈授詩，罔極終天?！?sup>畢沅之母張藻，乃清代江南著名女詩人，亦有幼承母教的經(jīng)歷。歷史上著姓顯族往往都有豐富生動的文學家成長故實，據(jù)此梳理和追索血緣家族教育關系，可厘清家族文人及其文學創(chuàng)作的血脈傳承路徑。

家族存續(xù)與地域文化關系深厚，在家族文學創(chuàng)作的依存關系中占有突出地位。人類創(chuàng)造文化不能脫離自己直接所處的地域空間。法國學者布岱爾認為，地理環(huán)境是最核心的歷史知識，也是最深入的內(nèi)層歷史，“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只能理解為歷史的產(chǎn)物，其特性決定于各民族的社會環(huán)境和地理環(huán)境”。每個家族，都是具體地域環(huán)境中的家族，必然受到那種“最核心歷史知識”的陶育，而地方人文歷史，從鄉(xiāng)邦先賢的傳說、散落的碑傳、名達的遺址到有文字記載的方志文獻，都具有文化貯聚的力量，潛移默化地熏育著鄉(xiāng)邑后輩文人的心靈。當然，對家族文學與地域文化關系的認識，除了需要理解地域文化對家族的作用外，同樣應該看到另外一面，即家族文人和文學是如何對地域之自然環(huán)境發(fā)生影響的。尤侗認為：“夫人情莫不好山水，而山水亦自愛文章。文章藉山水而發(fā)，山水得文章而傳，交相須也?！?sup>所謂“交相須”，即人與自然相輔相成，相得益彰。這也就是沈德潛所說的“江山與詩人，相為對待者也?！﹥上啻?、兩相遇，斯人心之奇際乎宇內(nèi)之奇，而文辭之奇得以流傳于簡墨?！?sup>顯然“交相須”、“兩相待”之論，超越了單向的“江山之助”說，體現(xiàn)了文學對地域環(huán)境“人文化成”的影響。

家族是社會結構的基本單元，也是文學生產(chǎn)和消費的基層單位，具有鮮明的社會屬性。因此在家族文學創(chuàng)作的依存關系中，不可忽視家族與所處時代及社會的關系。應通過家族活動與政治力量和社會思潮關系分析，以尋繹家族在歷史變動中的起落，度量家族與政治中心的距離；通過家族在社會坐標和文化坐標體系中的位置分析，以考察社會對家族文人的評價和他們的實際社會、文化地位；通過家族移民遷播分析，以認識人口流動對家族衍化以及人文意識轉(zhuǎn)變的意義，從思想資源和文化能量轉(zhuǎn)移的特定角度，探求家族文學和地域文學發(fā)展的契機；通過家族與社會文化團體、文化人的關系分析，以透視家族交際圈的構成狀況、著姓家族間的互動及其日常生活審美化；通過家族文學活動與家族經(jīng)濟基礎、經(jīng)濟活動關系分析，以發(fā)現(xiàn)物質(zhì)因素和經(jīng)濟狀況對家族文學生產(chǎn)的影響。

（三）類型特點

家族文學創(chuàng)作與家族類型特點有關，類型特點可以從家族文化淵源、知識結構、藝文興趣等方面進行區(qū)分。這是由“一門風雅”的“門”類特征分析而推及“風雅”內(nèi)涵辨認的過程。家族群體的形態(tài)與類別錯綜復雜，而從不同角度的考察能形成不同的“門”類，顯示出家族文學創(chuàng)作的多重特色。

就家族文化淵源來說，有傳統(tǒng)型和新興型兩種“門”類。所謂“傳統(tǒng)型”是指一些家族原本具有悠久歷史、文化積淀和較高的社會地位，后代能夠清芬世守，家族精神和文化傳統(tǒng)滲透于文學創(chuàng)作，在族內(nèi)外長期產(chǎn)生影響。較為典型的如南朝的東山謝氏家族、瑯琊王氏家族、吳郡顧氏家族、蘭陵蕭氏家族等。初盛唐時期門閥觀念依然盛行，承衍南北朝余緒，門蔭取士仍是選官的手段之一，三品以上蔭曾孫，五品以上蔭孫，孫降子一等，曾孫降孫一等。此種制度雖非世卿世祿，但為高門世族享有文化和社會特權敞開了門徑，河東裴氏、京兆韋氏、趙郡李氏、博陵崔氏等數(shù)代稱盛，即憑借閥閱之蔭。在歷史進程中，此類家族一部分隨著門蔭制衰微而沒落，亦有與時并進蟬聯(lián)珪組者，終能以文翰世傳而成為“文獻之宗”?！靶屡d型”家族是由科舉制度建立的人才選拔機制而催生的。這一新型機制以人文知識為資本，具有明確的價值導向，對家族具有強大支持作用。在這一制度下，一旦成為科舉勝利者，舊世家便注入了光大門風的新鮮血液，而清寒家室借此跳過龍門而成門第。這類家族文人及其創(chuàng)作，進士氣度與傳統(tǒng)文人精神交融，制藝手段與經(jīng)典文學方法并存，具有科舉時代的鮮明特征。

學術型家族是歷代重要的家族“門”類，宋代眉山蘇氏、昭德晁氏、華陽王氏、仁壽虞氏、井研李氏及四明袁氏樓氏高氏等已為研究者所關注。學術型家族和文學創(chuàng)作的關系常與其知識結構相關，而學術興趣決定知識結構。大致來說，唐宋以前官宦名族多治專門之學，宋明以來則往往廣涉眾域。如清代陽湖洪亮吉家族兼治經(jīng)史、音韻、訓詁、地理之學，而于方志輿地、疆域沿革最稱專門，并以之傳家。近代湖州錢振倫家族重經(jīng)史、音韻、訓詁、輿地，至錢恂又增外交與域外宗教等，這與西學東漸及時勢轉(zhuǎn)移有關。應當看到的是，漢代以來官宦或士紳家族的知識結構中，經(jīng)學始終占有重要地位，正如錢穆謂由于東漢之“累世經(jīng)學，累世公卿，便造成士族傳襲的勢力，積久遂成門第”。這種“經(jīng)學——公卿——門第”的聯(lián)系，形成了一種家族文化形態(tài)。錢氏曾舉王通家族為例，稱“王通河汾講學，著《文中子中說》，亦自以其學術所自推本于家門之傳統(tǒng)。下迄唐代，其子孫輩亦尚以此相夸耀?！?sup>學術與文學兼優(yōu)可以打通仕宦的道路，而仕宦又需要以學術與文學維持其社會雅譽，擴大文化交游圈。這一特點影響了文學創(chuàng)作的風格特征。陳康祺曾感慨：蘇州“惠氏三世研經(jīng)，蔚然為東南耆碩，余事作詩，復風流照曜?！?sup>鄧之誠論惠周惕：“經(jīng)學名家而兼擅文采，……出于學人，彌絕雋永?！?sup>袁枚激賞惠士奇之詩，許為“深經(jīng)學而能詩者”?；菔霞易鍞?shù)代仕宦，數(shù)代治學，余事作詩，形成了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詩交融的文學家數(shù)。

藝文型家族也是家族文學創(chuàng)作的重要力量。古代文學家往往兼擅書畫，而以書畫專長者也能文擅詩。如果說唐宋以前這兩種“門”類尚有一定的區(qū)分的話，宋代以降隨著民眾文學藝術修養(yǎng)的整體提升，藝術消費市場的逐步繁榮，文學與藝術兼擅并能的現(xiàn)象就較為普遍了，尤其在經(jīng)濟文化發(fā)達的江南地區(qū)，著姓大族多有藝術方面的博雅之名。比較典型的是清代秀水董氏，徐珂《清稗類鈔·文學編》有“秀水董氏五世能詩”條云董氏“以詩畫鳴于世累代矣”，歷數(shù)從董鴻、董涵到董棨再到董燿、董念棻、董宗善之宗脈衍傳，稱道其五世并精詩歌，風華顯揚數(shù)代；而同樣在徐珂筆下，《清稗類鈔·藝術編》中又有“秀水董氏五世善書畫”條，極力稱賞其家族五世俊彥“詩、書、畫三絕”超邁群倫，舉證亦詳。這類典型的藝文之家有六朝王羲之家族、唐代虞世南家族、宋代米芾家族，元代趙孟頫家族、倪瓚家族、顧瑛家族等，而明清環(huán)太湖地區(qū)則更為常見。藝文型家族在中國文學史和藝術史上扮演著雙重角色，其文學創(chuàng)作則往往皆具藝文合一、詩畫相通的特點。

家族的“門”類還可以移換角度進行不同劃歸，如以社會身份來分，有在籍官宦型、退隱高士型、地方士紳型、布衣山人型等；以家族世居情況來分，有原住家族型、移民家族型、宦游家族型等；以親緣傳承來分，有本宗世代影響型、外家培育影響型、姻婭關系影響型等；以地緣環(huán)境來分，有政治中心地區(qū)型、經(jīng)濟中心地區(qū)型、文化中心地區(qū)型、邊遠地區(qū)型等。另外，女性作家因其在社會和家族中具有特殊地位和身份，也自成一大“門”類。以上各種類型之間或有交叉，區(qū)分很難斷然明晰，但總的來說都有各自較為鮮明的文化特點和文學個性。對之分析探究，能夠顯示中國文學研究中的一些非?！氨就粱?、“民族化”的問題，深化對文學史研究中某些已經(jīng)相當熟悉的問題的理解。

（四）生產(chǎn)方式

家族文學作為一種知識生產(chǎn)，是以家族為紐帶的親緣關系的文學創(chuàng)造，它遵循一般文學作品生成的規(guī)律，也有自己獨特的生產(chǎn)方式。其文學主題的產(chǎn)生、創(chuàng)作程序的安排，循環(huán)往復的增量，都是在家族情感關懷的氛圍中進行的。正由于家族文學知識產(chǎn)生于最親密的“熟人社會”的人際結構中，因此形成了家族群體成員之間協(xié)同互動的鮮明特征。

古代作家的創(chuàng)作一般表現(xiàn)為個體行為，組織構成并不明顯。但家族作為一個具有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群體，使家族文學創(chuàng)作具有了自覺的組織意識。一般來說規(guī)模較大、人才密度較高的家族，自組織文學活動越多。在先唐時代就有瑯琊王氏、高平郄氏、潁川庾氏、東山謝氏等一族藝文的佳話，而彭城劉氏“兄弟及群從子侄當時有七十人，并能屬文，近古未之有也”。在明代以前，家族性文學自組織活動多屬即興性，自明代中期始，出現(xiàn)了較為純粹的家族文學社團。如公安袁氏家族，三袁兄弟之外祖父龔大器致仕歸里后，與諸子諸甥相聚吟誦，倡建南平社，被推為社長，此社成員限于龔氏父子與袁氏父子，有“南平六人”之稱。明清兩代江南地區(qū)家族內(nèi)部結社更為普遍，如明代《錫山秦氏詩鈔》卷2載：秦錫公“自嚴州歸，與族中子弟結竹林會。”另外常州莊氏南華九老會、上海曹氏小蘭亭社、潘氏四老堂會、平湖張氏竹林詩社，均是典型的家族內(nèi)會社。高彥頤將明末清初吳江沈氏、葉氏家族由姻親紐帶結成的文學群體稱之為“居家式結社”，自然亦屬此類。至于各地由一族為主，多族參與的家族性結社，則繁不勝舉了。

詩歌酬唱，作為文學交游活動，自古相沿，風流不替。在家族環(huán)境中，這一具有共時性和連綴性特點的文學互動方式，最能夠體現(xiàn)家族成員間的情感聚合，故一門聯(lián)袂唱和往往成為家族的詩性慣習。宋徵璧《棣萼集序》曰：“今我等一門之中，同堂之上，有倡者，有和者，申紙磨墨，甫脫手而翠翼流觴，紅牙按拍，灑灑乎有余韻焉。”沈曰富《冬至日家宴聯(lián)句》顯示出這一家族文學創(chuàng)作的常見狀態(tài)。聯(lián)句為：

老母：共迎長日至，家宴合吟詩。

曰富：春酒新開甕，寒梅昨插枝。

善祉：斑衣兒戲后，繡閣妹歸時。

善祺：絳蠟光搖席，青魚味佐卮。

善祿：課應添彩線，圖待染胭脂。

善禮：遙想書云物，千官拜玉墀。

曰富父沈烜多藝能，著有《停云樓詩》。曰壽、曰富、曰康兄弟皆有文名。曰富母葉璚華，為葉小鸞六世侄孫女，工詩，有《小踈香閣稿》。這是一年冬至夜曰富全家舉行晚宴時的一段文學插曲——三代人宴中即興聯(lián)唱。客觀地說這組聯(lián)句中曰富的“春酒新開甕，寒梅昨插枝”兩句頗具詩意，善祉“斑衣兒戲后，繡閣妹歸時”兩句用典切事，情景相洽，其它各聯(lián)詩意尚欠神理風致，但一門之內(nèi)雍熙和融的環(huán)境中洋溢著高雅的文化氣息，體現(xiàn)了家族日常生活中鮮活而生動的文學生產(chǎn)過程，頗具典型性。

家族文學生產(chǎn)具有完整的過程，既有切磋與激摩以生成作品，也有批評與選集以賞析傳揚。批評的主要方法是品評。松江宋氏兄弟叔侄以詩詞和散曲創(chuàng)作名世，吳梅村盛稱“跨前哲而出新聲，則君家父子間事”，而更引人注意的是宋氏族親在散曲批評上的互動?，F(xiàn)存宋氏家族散曲集《棣萼集》中，宋存標、宋徵璧、宋思玉、宋徵輿、宋之璧、宋轅生、宋燕舒的作品俱有或兄弟或叔輩的品評，按律鑒辭，情理相發(fā)。可見族內(nèi)曲學批評乃宋氏家學之組成部分，形成了一種家族學風。論詩絕句是富有民族特色的詩歌批評形式，在家族文學批評中也每見運用。如清代海寧蔣學堅曾自豪地宣稱“青溪遺澤久猶存，風雅居然萃我門”。其《仿元遺山論詩體》組詩評伯高祖、伯曾祖云：“適齋畫筆絕塵紛，詩亦超然迥不群。二子能將家法守，驚人豈獨老蘇文。”（五）又評從兄、從弟云：“龜莊共說主人賢，信口吟成效樂天。有弟青年才亦美，早夸衣缽曲園傳?！保ㄈ?sup>其家族精神與血脈情感化于筆下，當下的品評亦成永久的播揚。除品評式批評外，點定與引用，也是常見的方法，而編纂家集的遴選擇汰，則是在更高層次上對家族文化進行價值建構。

（五）現(xiàn)場情境

家族文學生產(chǎn)過程中的創(chuàng)作現(xiàn)場，是一種與“家——族——宗”相關聯(lián)的“小現(xiàn)場”，是家族作家涵育文學、創(chuàng)作文學的“具體場景”，包含著家族作家親身在場的酣暢體驗，感性色彩豐富的情境細節(jié)，以及日常生活審美化的真切樣態(tài)。其中郡邑族聚、宗族祭祀、節(jié)令團圓、亭園筑構、文會雅集、族內(nèi)修學以及家集編纂等，皆成場景，具有文本之外的經(jīng)驗意義，值得發(fā)掘和載錄。

家族文化環(huán)境的形成有賴于對文學藝術的崇敬和不斷潛于文、游于藝的實踐。潛于學、游于藝，就是堅持將“文”化入生活，以達到精神的“雅”化，而家族文學創(chuàng)作現(xiàn)場往往能夠體現(xiàn)出家族成員及其交游圈“文”化、“雅”化的詩性存在方式。這里對書樓與私園的文學情境略作論述。

著姓家族都重視圖書收藏，使族中子弟可披可誦，鄉(xiāng)里向?qū)W之士昕夕閱覽，對詩禮傳家和地方文化建設有重要價值。此舉尚有另一重要意義，即有利于形成藏書論學、玩文品詩的文學氛圍。概觀歷史，古往今來藏書之家族多為文學之基地。王國維曾說，海寧“固文獻之邦也。康雍之際，他山先生得樹樓與馬寒中道古樓，并以藏書著聞東南。至乾嘉間，吳氏拜經(jīng)樓、陳氏向山閣之藏，乃與吳越諸大藏書家埒，而蔣氏生沐之東湖草堂、寅之寶彝堂為之后勁”。這里海寧查氏、馬氏、吳氏、陳氏、蔣氏無不是文人輩出之家，世代清華之族。其中查慎行之得樹樓以及專供讀書的敬業(yè)堂，聲名聞于海內(nèi)，是查氏及其文化交游圈切磋詩藝、商榷文史的重要場所。在清人江標的《黃丕烈年譜》和葉昌熾的《藏書紀事詩》中，文人藏書風雅與創(chuàng)作風流相通潛轉(zhuǎn)的例證相當豐富。古代藏書樓是最富于文化意味和學術精神之所，這類清風奏雅的現(xiàn)場對家族作家涵蘊才學、觸發(fā)文思具有特殊意義。

與其它家族創(chuàng)作場所相比，私園雅集是更普遍的家族文學沙龍。園林從出現(xiàn)始便與文人結緣?！八郊覉@林的起來，原因很多，最重要的卻是對于山水之美的認識和欣賞。在魏晉以前，智識分子都聚在陜洛；江南秀麗的山水，在當?shù)赝寥丝磥硎鞘煲暉o睹的。一直到魏晉，這一帶的自然風景才被人發(fā)現(xiàn)?！?sup>具有家族性質(zhì)的私園文會在六朝僑姓士族和江東士族中多有出現(xiàn)，同時北朝也出現(xiàn)了在私家園池作文酒之會的雅舉。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兩代私園叢建遍構，族親友朋遠近共赴，文人騷客于此染墨運翰，盡顯風流。園林是作為真山真水的替代物而出現(xiàn)的，本身就是一種美的呈現(xiàn)，“園之佳者如詩之絕句，詞之小令，皆以少勝多，寥寥幾句，弦外之音猶繞梁間?！?sup>這種以“美的原則”建造的園林最能激發(fā)文人情感?！鹅o志居詩話》云吳寬“在都門辟東園，筑玉延亭，留客園中，草木莫不有詩?！?sup>沈德潛《網(wǎng)師園圖記》生動地描繪過名園雅集的情景：“憑高瞻眺，幽崖聳峙，修竹檀欒，碧流渺瀰，芙蕖娟靚，以及疏梧蔽炎，叢桂招隱，凡名花奇卉，無不萃勝于園中。指點少時游釣之所，撫今追昔，分韻賦詩，座客嘖嘖嘆羨。”然而私園雅集并非盡為風物嘉賞，詩酒流連，錢謙益《冬夜假我堂文宴詩序》曾敘述其“綠水名園”遺民文會，在“三爵既醉，四座勿諠?！篂跹识惶洌碾u喔其相舞”的氣氛中，詩人們低吟著“事去金甌悲鑄鐵，恩深玉匣感鱗珠”的悲歌。家族園林兼具自然風景與文化內(nèi)蘊，具有深致的精神寄托功能，是家族文化圈知音交契的特殊場域。斯時流矚景觀，俯仰今昔，血緣契情與文學感情匯聚，風流浪漫與鐵鑄丹心并發(fā)，瞬間可成歷史。地方志、園墅史料和家集文獻中大量的這類創(chuàng)作現(xiàn)場的記錄，為家族文學研究提供了極富特色的珍貴史料，從中不但能夠發(fā)掘出數(shù)量可觀的私園賦記、家園題詩等家族性專題作品，而且能夠在系統(tǒng)的家族園林書寫中，解讀園林景觀與作家文字的共生關系，體悟家族的盛衰演變、家族作家的精神世界及其審美意識。

（六）成果樣本

把對家族文獻、文本、文人、文心的探求成果寫入文學史，是家族文學研究的目標之一。在此探求過程中，應從不同的角度，本著有利于梳理家族文學發(fā)展脈絡的原則來選取樣本。這些角度大體來說，有精神維度、時間維度、地域維度和性別維度等幾個方面。

從精神維度來選取樣本，須關注具有家族文化意義的專題寫作。大致可分四類：一是以慎終追遠、敬宗收族為目的作品。歷史上大量的家訓教化意味雖濃，但其中包含著豐富的家族文化資源，如蕭繹的《金樓子·戒子篇》、顏之推的《顏氏家訓》以及《藝文類聚·鑒誡》等，皆寄意修齊，唐后詩文中此類作品尤多。二是以家族回憶為內(nèi)容的作品。從廣義上說如庾信的《傷心賦》、岑參的《感舊賦》、蘇轍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之類家族性的悼亡詩賦、祭奠文、墓志銘皆屬此列，而一些專門的家族懷憶文，如歸有光的《項脊軒志》、洪亮吉的《外家紀聞》、蔣士銓的《鳴機夜課圖》等，有高度的文學藝術表現(xiàn)和生動的家庭教育事實，頗具樣本意義。三是以家族環(huán)境為描寫對象的作品。明清時代如金壇于振《家園記》、元和韓是升《小林屋記》之類以家族居處、生活環(huán)境為題材的創(chuàng)作甚多，情境渲染中體現(xiàn)出高華的家族精神，文學價值頗高。四是家集序跋和其它作品。家集序跋，他人所撰者多虛美之辭，而一些族人親撰文章，對本族歷史、文化成就雖不無夸飾，但一般尚能在敘述中提攝家族文化標格，表達明德尚賢之意。另外一些表示家族排行字語的韻文“派語”，大多經(jīng)過族中文化精英潛心推敲，頗具文學色彩，亦不失為觀察家族精神的特殊樣本。

從時間維度來取其樣本，應在歷史的縱向序列中選取一定時期的家族典型進行研究。如六朝之東山謝氏家族、瑯琊王氏家族、吳興沈氏家族、吳郡顧氏家族、南陵蕭氏家族、彭城劉氏家族等，無疑具有突出的代表性。在代際性家族選擇中，自應注重其家族網(wǎng)絡覆蓋程度、族中作家影響及作品的豐富性。如明代文徵明，“致身清華，未衰引退，當群公凋謝之后，以清名長德，主中吳風雅之盟者三十余年”。祖父文彭、叔祖父文嘉、父文元發(fā)、曾孫文震孟皆為名士，兼工詩、書、畫，創(chuàng)作甚富，影響巨大，加之文震孟外甥姚希孟，與其并執(zhí)清議，詩文亦有雅譽。其家族姻婭網(wǎng)絡，可謂遍及江南，所鏈接的是江南幾代文學藝術的代表作家。因此在明代著姓家族研究中，文氏自應為典正之選。當然每一種樣本選擇都應建立在特定的意義之上，并非絕對以家族之大小，地位之高下相較，如以家族的不同親緣關系建立樣本，則可能是一個全新的譜系。辛文房《唐才子傳》卷2曾列舉出唐人“聯(lián)玉無瑕，清塵遠播”的父子、公孫、兄弟近三十人，與“去天尺五”之“韋杜”相比，顯然是在另一知識譜系中所作的不同選擇，而同樣具有文化標桿意義。

從空間維度來選取樣本，應注意不同文化區(qū)域中的典型家族選擇。對此要充分重視歷史變動引起的文化版圖的差異。呂思勉說：“聚居之風，古代北盛于南，近世南盛于北?！?sup>所謂“聚居”，即家族作為經(jīng)濟合作和文化發(fā)展單位的共營而生。除了這種古北近南的家族匯聚發(fā)展的差異外，同一歷史階段中，不同的地區(qū)也在文化異動中形成了各自的家族代表。如人們熟知的唐代柳芳所論述的當時門第情況，其不同的甲姓冠門，正是那一時代地區(qū)政治和文化的代表，是地域家族文化版圖上的顯著標志。梅新林曾在《中國古代文學地理形態(tài)與演變》中根據(jù)士族的聚集與流動，劃分出不同的流域軸線與城市軸線，在此基礎上進行歷代文學家的“版圖還原”；李浩在《唐代三大地域文學士族研究》中梳理分析唐代地域特征，以“三大地域文學士族”為研究框架，在空間維度與時間維度結合中進行家族群體研究，都頗有創(chuàng)獲。此外，從地域空間維度研究家族和文學，要對少數(shù)民族家族予以特別的關注。他們處于較為邊遠地區(qū)，在和漢民族長期融合的過程中，形成了某些與漢民族家族群體共同的特點，也保持了一定的本民族獨特的家族文化特征，而后者恰恰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少數(shù)民族的原生態(tài)文化。

從性別維度來選取樣本，是鑒于女性作家在家族文學發(fā)展中的卓著成就。在家族文學研究中，女性是一個具有標志意義的群體，最能體現(xiàn)家族層次、家族情感、家族意識和家族氛圍。中國古代由扶風班氏家族班昭開端，至六朝時代已每見“令暉、道蘊，萃于一門”的情景。明清以來才女多出名門，“世家大族，彤管貽芬……皆以工詩詞著稱于世”，呈現(xiàn)出駢萼連珠、閨苑藝盛的狀況，并形成了種種家族文學關系，如母女詩人、姊妹詩人、夫妻詩人、妯娌詩人、姑嫂詩人等。榮汝棻《孫葆如女士屬題重九雅集圖》描寫道：“孫氏舊德門，詠絮多女士。姊妹姑姪行，人各嫻文史?！?sup>高彥頤也對超越了“地理、時間和社交”三類界限的女性創(chuàng)作活動作了大篇幅的描述，其生動的家族女性文學圖景，具有鮮明的民族文化特征。在家族文學研究中，這也是值得關注的領域。

以上幾個主要問題，乃圍繞家族文學創(chuàng)作的外部關系和內(nèi)部關系提出，以見血緣群體（家族）在不同歷史（時間）和地域（空間）因素作用下文學活動的發(fā)生和發(fā)展。成熟的家族文學研究將超越現(xiàn)階段的問題認知，但無疑應立足并且包含這些理論思考。而問題認知的驅(qū)動，可以使我們對家族文學現(xiàn)象的發(fā)生，做出具有歷史感和現(xiàn)場感、富有情節(jié)和細節(jié)的闡述。在一定程度上它可以作為中國文學發(fā)展的參照系，顯示出文學群體性創(chuàng)作之過程、經(jīng)驗、價值的異同，為文學研究走向深入、為未來的中國文學史的寫作提供豐厚的文獻支撐和理論資源。

三、家族文學研究的認知角度和學術路向

家族文學研究將觸角深入到“家——族——宗”這一宗法社會的基本構成中，力圖介入中古以來文學創(chuàng)作基層寫作的具體過程，建立家族性文學生產(chǎn)的知識譜系，以揭示中國文學在不同地域發(fā)生的真實樣態(tài)和驅(qū)動基層文學創(chuàng)作的動力因素。家族文學研究是一個開放的系統(tǒng)，在這一系統(tǒng)中，文學應與相關學科貫通起來，在諸學科的多邊互鏡中重現(xiàn)文學知識生產(chǎn)的社會歷史語境。因此其研究視角應該是多元的，而非單一的，其中文化人類學、文化地理學和地方性知識理論可以提供一定的認知角度。

文化人類學研究將其對象確定為“世界性”的，把不同類型的人類社會當作一個系統(tǒng)性的有機體來對待，分析和觀察有機體各因素之間的相互聯(lián)系，包括物質(zhì)與文化的聯(lián)系。賓福德曾發(fā)表《作為人類學的考古學》一文，認為考古學的目的是闡釋整個時空內(nèi)人類生存的物質(zhì)和文化上的異同，把考古學研究的內(nèi)涵擴大到精神領域，而且十分強調(diào)生態(tài)環(huán)境對人類生存的影響。這與博厄斯在《社會科學百科全書》中將“文化”定義為包括社區(qū)中所有的社會習慣、個人對其生活的社會習慣的反應，以及由此而決定的人類活動，其內(nèi)在精神是一致的。這些并非是具有工具意義的研究方法，而是一種學科理念。在家族文學研究的背后恰恰蘊藏著大量的家族、社會和文化問題，因此引入文化人類學的理念和視角，是必要和可行的。在這里不僅能夠?qū)で蟮轿尼缑鳌霸姇疂?，衣冠之望，非積之不可”之說與威廉·A·哈維蘭提出的“任何社會必須以某種方式確保文化適當?shù)貜囊淮鷤鬟f到下一代，這一傳遞過程就被稱為‘濡化’（enculturation）”觀點之間的對應，而且能夠借鑒文化人類學的一些具體研究成果，啟迪家族文學研究的思路。

舉例來說，在人類歷史上“舅權”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現(xiàn)象，研究原始社會演進的人類學學者較早注意到這一問題，如A·I·理查茲《班圖中部地區(qū)家庭結構的某些類型》、列維—斯特勞斯《結構人類學》、博厄思《南非的母舅》、J·古迪《西非的母舅和外甥》等著作中都有相關論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潘光旦發(fā)表《論中國父權社會對舅權的抑制》，也提出了“母系社會的母舅，事實上就是舅權”的觀點。借鑒這一文化人類學的思考，可以發(fā)現(xiàn)民間長期流傳的“天上最大的是雷公，地上最大的是舅公”、“無對日下，惟舅與甥”等說法，以及江南地區(qū)“外甥不出舅家門”的俗諺，實際上都是為“舅權正義”張本。進入封建宗法制社會后，“舅權”這一原本主要以生產(chǎn)勞動和經(jīng)濟方式體現(xiàn)對姊妹家庭權威性的現(xiàn)象越來越人文化。舅父雖一如既往地對外甥的撫養(yǎng)成長、進入社會和婚聘立家負有特殊責任，擁有特殊權威，但這種權威在東漢以后就往往兼有家族文學權威了。在部分文化發(fā)達，文學氛圍濃厚的地區(qū)，“舅甥關系”更演變?yōu)橐环N具有文學意義的關系。文學史上最早將舅氏賦予詩情色彩的是《詩經(jīng)·國風·渭陽》，先秦時代渭陽水邊的這一曲頌舅之歌，在長期“舅權”影響下成為一個具有特定情感的原型意象，在文學史上形成了一種抒發(fā)“渭陽之情”家族文學母題。與此同時“舅權正義”也直接介入了家族文學人才培養(yǎng)和文學創(chuàng)作過程，歷代作家的許多“驚世文章”，往往正是源于“外家衣缽”（崔敦禮《柳梢青》）?！熬松幻}”（車大任《題渭陽永思卷》），是家族世系的生命傳承，也是家族文學的文脈延續(xù)。

除了文化人類學以外，文化地理學同樣為家族文學研究揭示了一定的學理路向。物質(zhì)的空間存在著體現(xiàn)一定觀念的文化世界，地理環(huán)境不僅是抽象的物質(zhì)性地理狀貌，而且是與生產(chǎn)、禮制、習俗、精神以及審美相聯(lián)系的要素結構。種種要素在長期社會發(fā)展過程中逐漸符號化，與其它地域空間形成的文化世界產(chǎn)生差異，成為特定的地域文明。這種地域文明的形成，將在生存文化（如生產(chǎn)方式和衣食住行習俗）、交際文化（如禮儀和規(guī)范）、精神文化（如語言、文學、藝術、宗教）諸方面產(chǎn)生影響，并在與地理環(huán)境的物質(zhì)因素相互作用、與社會環(huán)境的文化互動中顯示出意義和價值。一定地域環(huán)境中的家族既是這種文化地理和地域文明的“被規(guī)定者”，也是這種文化地理和地域文明的“創(chuàng)造者”。就“被規(guī)定”而言，反映在家族文學創(chuàng)作上，其“靈異之氣往往鐘于人而發(fā)于文章”，形成具有地域色彩的家族文學風格；就“創(chuàng)造者”而言，則能以自身特有智慧與活力作用于地域空間，并賦予地域空間一定的意義。這實際上是地理環(huán)境成為文學家之環(huán)境，地理之利成為文學家之利，并深化為一種“人文化成”力量的循環(huán)過程。明人王鏊云：“山川之秀，實生人才；人才之出，益顯山川；顯之維何？蓋莫過于文?！?sup>自然景觀正因蘊涵了文化意義，從而變成受矚目的人文景觀。在中國歷史上，家族文化精英聚集度越高的地區(qū)，往往人文積累越豐厚，家族文化與地域文化間的化通力也越強。

在人類學、地域文化史、區(qū)域社會史研究中地方性知識問題得到廣泛討論，并使人們的知識觀念發(fā)生了某些變化。從文化相對主義立場出發(fā)，用闡釋人類學的視角和方法去認識地方性知識，頗為區(qū)域?qū)W等學科的研究者所重視。地方性知識強調(diào)“歷史特殊主義”與“各種不同文化間的差異性特征”。按照克里福德·吉爾茲《地方性知識》中的闡述，這一知識觀念涉及到在知識的生成與辯護中所形成的特定情境，包括由特定的歷史條件所形成的文化與亞文化群體的價值觀，由特定的利益關系所決定的立場和視域等。他認為正是由于知識總是在特定的情境中生成并得到辯護的，因此我們對知識的考察與其關注普遍的準則，不如著眼于內(nèi)部視界，考察如何形成知識的具體的情境條件。這體現(xiàn)出一種在地化研究的取向，強調(diào)人類經(jīng)驗的特殊性、參與性、情境性，對作為內(nèi)部知識體系傳承者的“族內(nèi)人”賦予了特殊的身份和特別的重視。

沿著地方性知識的向度，我們對家族文學研究中“具體細微的田野個案”——特定地方的家族或家庭——充滿興趣。這些家族或家庭提供了一些富有意味的思考點：那些特定情境中的文化人是怎樣經(jīng)歷并感知生活的，又是怎樣以內(nèi)在者的眼光提煉生活，選擇文學形式加以表現(xiàn)的？某一地域的文化人的心理構圖與歷史記憶具有怎樣的強度，其家族與地域認同對文學心理影響如何？相同的自然地理環(huán)境和社會文化背景中的家族作家，其文學寫作具有何種程度的同質(zhì)性？當某些家族的文化人走出地方時，其“遠距離感知”與“近距離感知”是否具有雙重視野，其“社會身份”和“家族身份”是否可以通約，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影響是否一致？不同地方的家族文人是否有相似的知識譜系，“外來者”是如何感知特定的地方性知識并影響其文學創(chuàng)作的？這些“在地化”的思考指向“家族文學”研究中的某些具體的或特殊的現(xiàn)象，可以帶來更富于廣度和深度的描寫與闡釋。

“文學研究應該如何進行？”這是一個過去不成為話題，今天卻被廣泛討論且應該積極回答的問題。而無論我們怎樣在傳統(tǒng)和創(chuàng)新中斟酌思量，吸納不同知識體系的學術資源，借鑒不同學科領域的理論觀念，使研究視野廣一些，研究路徑寬一些，研究方法豐富一些，應當是必要和有益的。不過以下幾點尚須強調(diào)說明：

其一，既然是文學研究，無論從何種認知角度考察，也無論怎樣借他山之石，其指向都在于對文學創(chuàng)作環(huán)境、過程、文本及其審美價值的理解。就像“文學地理學”研究之旨在文學，而不在地理學；“文學語言學”是借助語言學的功能進行文學作品和文學流派的批評，而不是純語言學研究；家族文學研究是從“文學”與“家族”交叉內(nèi)化、相互作用著眼，融攝“地域文化”、“社會學”等學科知識以推進文學研究，其學術路向是“文學”，而不是其他。

其二，文化人類學、文化地理學和地方性知識理論，甚或其它更多的理論，對家族文學研究只是認識視角的參照，而不能代替自身應具的研究路徑，更不能用來做簡單比附。家族文學研究是相當本土化和民族性的學科領域，故對其研究，當立足于樸學而兼容多元方法。首先應當高度重視體現(xiàn)家族集體記憶，成為祖宗家法的族譜、地方文獻以及相關史料的研究，注重其收集、考證、整理、集成等一系列工作，如此才能將整個研究建立在扎實而科學的基礎上。

其三，在中國歷史上，“家族”是一個變動不居的概念，其與“家庭”和“宗族”之關系具有時代差異，即使同一時代其歷史變動也會影響三者的構成與關系，因此家族文學研究應重視從豐富的史實和真實的本相中尋繹其意義，以求家族文學發(fā)展與家族演變的內(nèi)在邏輯的一致。

其四，“家族文學”只是各種文學創(chuàng)作類型之一，雖然由此進行探討能夠接近文學史發(fā)生的部分事實，但其觀照和認識不免存在一定的局域性。錢穆在《中國文化與中國文學》中說：“欲求了解某一民族之文學特性，必于其文化之全體系中求之?！?sup>據(jù)此正可以理解家族文學研究之價值與局限。辯證地認識家族文學研究，是深入探討家族文學，發(fā)展這一學術方向的前提。

對家族文學研究既要注重其“在地化”、“家族化”的小環(huán)境，探求“家族”在中國文學發(fā)展史上的特殊情境，也應防止走入追求異質(zhì)性的極端，忽略對廣闊的歷史環(huán)境、文化背景和文學語境的觀照。家族文學是中國文學中的一個有機構成部分、一種參照，從這一領域切入中國文學研究，可以發(fā)現(xiàn)中國文學深受血緣、地域影響而形成的傳承性、族聚性、互動性等性質(zhì)，而將家族文學作為一個支脈置于悠遠深廣的文學發(fā)展背景中考察，也可從特定角度顯現(xiàn)中國文學發(fā)展的總體態(tài)勢。因此既要注意家族創(chuàng)作自身氣場的凝聚和在某一地域的傳承，同時應注意其與文學主潮的息息相通。如此家族文學才不僅能在地域文學中找到坐標，同時在中國文學發(fā)展中顯示出特定的價值和意義，成為中國文學之林中的一片壯美景觀。

1. 馮爾康認為“中國古老的家族，自殷周以來，直到清代，大約經(jīng)歷了兩種形態(tài)的變更，起始是貴族的宗子制，實行大小宗法制，家與國一致；其后是民間族長制，或同祠堂聯(lián)系在一起，成為祠堂族長制，實行小宗法，家、國分離?！瘪T爾康《20世紀上半葉變異中的家族形態(tài)和類型》，《天津社會科學》2001年第5期。學界在討論中所提及的宗子制家族，門閥世族，或宋代以降出現(xiàn)的各種不同類型的家族，皆可納入上述兩種形態(tài)進行分析。
2. 關于“慣習與品味”的含義，參見劉欣《階級慣習與品味：布迪厄的階級理論》，《社會學研究》2003年第6期。
3. 鄭玄注、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卷32《喪服小記第十五》。李學勤主編《十三經(jīng)注疏》，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9頁。
4. 余英時《東漢政權之建立與士族大姓之關系》，《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5頁。
5. 艾爾曼《經(jīng)學、政治和宗族：中華帝國晚期常州今文學派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頁。
6. 高彥頤《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231頁。
7. 綠川英樹《梅堯臣與黃庭堅——兼論北宋詩壇“怪巧”風格的嬗變》，《中國詩學》第8輯，第14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版。
8. 錢穆《中國文化導論》（修訂本），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51頁。
9. 安德列·比爾基埃等著、袁樹仁等譯《家庭史》，三聯(lián)書店，1998年版，第5頁。
10. 汪國垣《近代詩派與地域》，《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91頁。
11. 梁啟超《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梁啟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259頁。
12. 沈宗騫《芥舟學畫編·論山水》，俞劍華《中國古代畫論類編》，人民美術出版社，2004年版，第780頁。
13. 權德輿《權德輿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0頁。
14.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篇《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72頁。
15. 黃宗羲《南雷詩歷》卷二《史濱若惠洮石硯》，《清代詩文集匯編》（第33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01頁。
16. 《蘇轍集》卷22《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1128頁。
17. 儲大文《存研樓二集》卷24《在陸先生傳》，四庫未輯本。
18. 艾爾曼《經(jīng)學、政治和宗族：中華帝國晚期常州今文學派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1頁。
19. 波普爾《猜想與反駁——科學知識的增長》，轉(zhuǎn)引自王曉林《證偽之維：重讀波普爾》，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2頁。
20. 錢穆《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系》，《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第3冊，三聯(lián)書店，2009年版，第190—194頁。
21. 陳寅恪《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72頁。
22. 劉師培《中古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第88頁。
23.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頁。
24. 錢穆《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系》，《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第3冊，三聯(lián)書店，2009年版，第181頁。
25. 畢沅《靈巖山人詩集》卷32《題佩香女史秋燈課女圖》，清嘉慶四年刻本。
26. 轉(zhuǎn)引自熊月之、熊秉真《明清以來江南社會與文化論集》，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頁。
27. 博厄斯《原始藝術》（中文第1版），上海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第8頁。
28. 尤侗《百城煙水序》，徐崧等《百城煙水》卷首，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頁。
29. 沈德潛《歸愚文鈔馀集》卷1《艿莊詩序》，清乾隆三十二年刻本。
30. 錢穆《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系》，《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第3冊，三聯(lián)書店，2009年版，第190頁。
31. 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卷4《紅豆書莊》，清宣統(tǒng)三年掃葉山房刻本。
32. 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49頁。
33. 袁枚《隨園詩話》卷4，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頁。
34. 徐珂《清稗類鈔·文學編》，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3981頁。
35. 李延壽《南史》卷39《劉勔傳》，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1012頁。
36. 何宗美《公安派結社的興衰演變及其影響》，《西南師范學院學報》2006年第4期。
37. 秦彬初輯、秦殿棟等選輯《錫山秦氏詩鈔·前集》卷2，清道光十九年刻本。
38. 謝伯陽輯《全清散曲》“宋徵璧”《冬閨敘》，齊魯書社，2006年版。
39. 沈曰富《受恒受漸齋詩文集》卷11《冬至日家宴聯(lián)句》，清同治八年刻本，12—13頁。
40. 吳偉業(yè)《梅村家藏稿》卷28《宋子建詩序》，清宣統(tǒng)三年刻本。
41. 蔣學堅《懷亭詩錄》卷5《點定左賢妹絕句》，清光緒二十一年刻本。
42. 蔣學堅《懷亭詩錄》卷5《論硤川人詩三十二絕句仿元遺山論詩體》，清光緒二十一年刻本。
43. 王國維《敬業(yè)堂文集序》，《王國維遺書》第四冊《觀堂集林》卷23。
44. 江標撰、王大隆補《黃丕烈年譜》，中華書局，1988年版。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
45. 吳世昌《魏晉風流與私家園林》，原載《學文月刊》1934年第2期。引自《羅音室學術論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22頁。
46. 陳從周《說園》，宗白華等著《中國園林藝術概觀》，江蘇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頁。
47. 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卷八，明文書局，1991年版，第702頁。
48. 沈德潛《歸愚文鈔余集》卷4《網(wǎng)師園圖記》，清刻本。
49. 參見錢謙益《牧齋有學集》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13頁。
50. 錢謙益《文待詔征明》，《列朝詩集小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05頁。
51. 辛文房著、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227—228頁。
52. 呂思勉《中國制度史》第8章《宗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95頁。
53. 歐陽修《新唐書》卷199《柳沖傳》，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5678頁。
54. 參見陳友康《古代少數(shù)民族的家族文學現(xiàn)象》，《民族文學研究》2004年第3期；王德明《清代壯族文人士族著姓的特點及其意義》，《民族文學研究》2009年第3期。
55. 徐珂《近詞叢話》，引自唐圭璋《詞話叢編》，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4221頁。
56. 榮汝棻《棠蔭軒遺稿》卷1，錫山榮氏繩武樓叢刊本，1933年。
57. 高彥頤《書寫女性傳統(tǒng)》，《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9—264頁。
58. 田紅《簡論考古學與文化人類學的互補》，《重慶科技學院學報》2009年第4期。
59. 文徵明《文徵明集》卷18《相城沈氏保堂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76—477頁。
60. 威廉·A·哈維蘭《文化人類學》（第10版），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30頁。
61. 潘光旦《論中國父權社會對舅權的抑制》，《新建設》第3卷，第5期，第43頁。
62. 《西南少數(shù)民族風俗志》（壯族），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1年版，第91頁。
63. 姚思廉《梁書》，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398頁。
64. 詳參本書《清代江南文學發(fā)展中的“舅權”影響》，原文發(fā)表于《江海學刊》2011年第5期。
65. 穆彰阿《潘氏科名草序》，潘世恩《潘氏科名草》卷首，清光緒三年吳縣潘氏燕翼堂刻本。
66. 王鏊《洞庭賦》，《吳中小志叢刊》，廣陵書社，2004年版，第277頁。
67. 劉躍進《門閥士族與永明文學》，三聯(lián)書店，1996年版；蔣寅《清代詩學與地域文學傳統(tǒng)的建構》，《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5期；張劍《宋代家族與文學研究》附錄《家族與地域風習之關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
68. 盛曉明《地方性知識的構造》，《哲學研究》2000年第12期。葉舒憲《“地方性知識”》，《讀書》2001年第5期。
69. 克里福德·吉爾茲《地方性知識：闡釋人類學論文集》，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版。
70. 錢穆《中國文學論叢》，三聯(lián)書店，2002年版，第2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