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格的斜陽

張大春

在短暫的三十九年生命中，太宰治寫了二十年，自殺五次，并且在他的四十余部長篇小說、短篇小說集和隨筆集中，對自己和日本社會的陳腐、偽善和罪惡做了無數(shù)次顛覆性的挖掘。

比較起太宰治晚年的《斜陽》（一九四七）和《人間失格》（一九四八），這本發(fā)表于一九四〇到一九四四年間的短篇集《小說燈籠》已經(jīng)算是非常明朗、溫柔的了。在這本集子里，太宰治暫時收束起他早期作品中支離破碎的文體，讓自己和讀者都從現(xiàn)代主義龐大而紛亂的魔影下逃生，喘了一口氣——然而，對于曾入精神病院治療藥物中毒的作者而言，這幾年的“安定期”宛如囚者“放封”一般，只是為他晚期凄絕猛厲的自我毀滅蓄積精力的一個熱身運動而已。

近乎凌虐儀式的自我質(zhì)疑與解剖，似乎一直是日本近代小說家的文學救贖動作。太宰治即使處于一個溫和的安定期間，仿佛也未曾背離這個傳統(tǒng)。就拿《小說燈籠》這一篇為例子吧，它記述西畫家“入江新之助”遺族——五個喜愛說故事的小兄妹，合為一篇“王子與女巫的女兒的愛情故事”接力小說，隱伏在浪漫熱情（敘事情境）和親切和睦（后設(shè)情境）的氛圍之下，愛情故事“草草結(jié)束”，而“自己都不知道為了什么”的長兄（一個沉默陰郁一如太宰治本人的家伙）以抄寫《圣經(jīng)》道德講義來覆按這原本十分可愛的傳奇故事所引發(fā)的輕蔑、訕笑卻強有力地暴露出作者對“幸福家庭”的輕嘲。

較之《小說燈籠》，更具殺傷力的短篇《貓頭鷹通信》《誰》乃是直接搗向作家（小說家）在虛矯冷漠和自卑疏離之間左支右絀的困境。這樣的困境在《作家手札》之中，更借由馬戲團主人對“我”的特殊待遇而深刻揭露出來——那是身為大地主富商幼子的太宰治的一份誠惶誠恐、“向往民眾”的心態(tài)。一方面，太宰治無法擺脫自己貴族般的出身，卻隱然以之為個人的歉疚與罪孽；另一方面，他又敏銳地警醒到，文學救贖根本是一個不實無力的傳統(tǒng)——寫作除了益發(fā)將他和“產(chǎn)業(yè)戰(zhàn)士”的距離拉遠之外，更只能帶給他自我撻伐的痛苦。讓我們看一段《厚臉皮》的原文：

以電影來說，這三十張稿紙大概就像預告片，擺明了在宣傳。無論如何低頭垂眼，佯裝謙虛美德，鄉(xiāng)巴佬就是厚顏無恥，還以為他要說什么，居然是創(chuàng)作的甘苦談。甘苦談，真是受不了啊。那家伙最近認真起來了，好像也賺了不少錢，似乎也努力在鉆研學問，還說喝酒很無聊，而且留起胡子。這會令聽到的人瞠目結(jié)舌，直呼真的假的？總之甘苦談還是算了?？吹接^眾仔細聆聽，肚子里的蛔蟲都跑出來胡言亂語，作者也深感困惑，所以這篇作品就命名為《厚臉皮》吧。反正我的臉皮本來就很厚。

在稿紙上寫了大大的“厚臉皮”后，心情多少也穩(wěn)定下來了。

如果把太宰治短暫的“安定期”看成是他一九三九年再婚之后，因生活美滿而與生活妥協(xié)的結(jié)果，固然無可厚非；不過，如果用一個更廣大的視野來審視，讀者不難發(fā)現(xiàn)：一九四〇至一九四四年，正是整個“日本帝國”有史以來最狂飆也最挫敗的時期。此時中日戰(zhàn)爭邁向中途，太平洋戰(zhàn)爭揭開序幕，日本充滿自信地闖向一個以鮮血燃祭櫻花的狂熱荒原，試圖以征服全世界來否證其邊緣人的島國神話與歷史。反而是在這場充滿虛浮野心與頓挫悲情的戰(zhàn)爭之中，太宰治的理情特質(zhì)遂以彰顯。換言之，一個精神狀態(tài)趨近于無休止之自苦自毀的作家，反而在瘋狂的氛圍中獲得了和“時代脈動”一致的、形式上的穩(wěn)定。所以我們會在《永別》這篇小說中讀到如下敘述：

不過，我介紹以上三封信，絕非為了構(gòu)思《永別》這篇小說。起初我的意圖只有一個，我想寫收到最后一封信時的感動。

您好嗎？

從遙遠的天空問候您。

我平安抵達任務(wù)地點。

請為偉大的文學而死。

我也即將赴死，為了這場戰(zhàn)爭。

然而，太宰治心目中“大東亞戰(zhàn)爭”的目的顯然并非浮淺的勝利而已，“太平洋戰(zhàn)爭”還包藏了和文學救贖動作一樣非?！罢胬碇行模╨ogocentric）”的自證——那就是選擇毀滅的深層意識。太宰治虛無消沉的一生始終浸沉在某種叛離舊價值的憧憬之中，他一次又一次地以“后設(shè)小說（Meta-fiction）”的俏皮努力揭露著文學作品不可救藥的媚俗性（哪怕是非?；逎默F(xiàn)代主義作品亦然），但是這種叛離依然十分吊詭地落入了大和民族的另一個根深蒂固的舊傳統(tǒng)之中——櫻花總是在燦爛的巔峰乍然凋落，太宰治也總是迫不及待地要結(jié)束自己的生命。從這里我們可以窺見，為什么他會在《新郎》這篇小說中說：

我想搭這輛馬車去銀座八丁逛逛。我想穿著鶴丸（我家的家徽是鶴丸）的家徽和服、仙臺平的裙褲、白足袋，以這身打扮悠哉坐著這輛馬車去逛銀座八丁。

啊，最近我每天都以新郎的心態(tài)在過日子。

在《新郎》的結(jié)語之后，太宰治寫道：“本文寫于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這天早上聽到日本和英美正式開戰(zhàn)的報道。”或許，太宰治在這年十一月因通不過征兵體檢而免役的遭遇，恰恰使他益發(fā)體認了文學救贖之無效性與欺罔性，也恰恰催迫他更進一步邁向?qū)懽?，他越寫下去，就越證實了“向往民眾”之蒼白乏力，也就越能用理性撻伐（亦控制）自己，越撻伐自己，也就越適用“新郎的心態(tài)”來反諷著精神趨近毀滅的無奈和空虛。

太宰治，原名津島修治，生于一九〇九年，死于一九四八年?！缎≌f燈籠》是這位作家顛覆其個人與現(xiàn)代文學的一部挽歌，他和他的讀者都會以黑塞那樣“失落的一代”所慣有的“輕微的喜悅”來閱讀這種自我撻伐的深邃理性和深邃瘋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