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人是不能沒有精神家園的；我有幸有兩個精神家園。

首先是我出身的錢氏家族。在我的感受里，我和家人之間，不僅有著濃于水的血緣關系，更有一種精神的交融。我曾以“對內謙讓，對外奉獻”來概括錢氏家風與傳統(tǒng)，在潛移默化中構成了我為人處世的基本準則。對我的影響更為深刻的，是家庭在近現當代社會的歷史巨變中的曲折命運。我的家庭在抗日戰(zhàn)爭和1949年后經歷了兩次分離，最終導致了“生不團圓，死各一方”的大悲劇。我們家庭集中了中國近現當代各種類型的知識分子：外祖父是晚清維新派鄉(xiāng)紳，父親是作為親美派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進入國民黨體制，三哥則是國民黨政府的外交官，大哥是一個愛國的自然科學家，晚年又加入了共產黨，四哥與二姐學生時代就參加革命，是忠誠的共產黨員，而我們最小的三個則完全是新中國培養(yǎng)的。這樣，我們的家庭，就是中國知識分子命運的高度縮影；因此，我研究知識分子問題，所面對的就不是與己無關的對象，某種程度上我是在研究我的家族、家庭，或者說是在研究自己。而且家人政治選擇的巨大差異與內在的相通，又決定了我的研究立場的復雜性與模糊性：我對父輩與兄長的不同選擇都有同情的理解，更自覺從中吸取歷史的經驗與教訓。

最感自豪的是，我還有第二故鄉(xiāng)貴州。我從1960年被發(fā)放到那里，度過了從二十一歲到三十九歲的青春時光，經歷了“自然災害”和“文化大革命”的大劫難。我曾說過，在我人生道路最艱難的歲月里，是貴州這塊大地和父老鄉(xiāng)親，以其寬厚的胸懷接納了我，我也和他們一起經受了生命的磨難，而建立起了永遠隔不斷的精神上的血緣關系。具體地說，“是貴州的真山真水養(yǎng)育了我的赤子之心；和貴州真人的交往，培育了我的堂·吉訶德氣；‘文化大革命’中的摸爬滾打，練就了我的現實關懷，民間情懷，底層眼光；十八年的沉潛讀書，更是奠定了我的治學根基和底氣”。（《漂泊的家園·后記》）

我在1978年離開貴州，回到北大，依然保持了與貴州鄉(xiāng)人的聯(lián)系。于是，我就擁有了北大與貴州兩大精神基地，可以自由地出入于高層與底層、中心與邊緣、精英與草根之間，我認為這是我的人生和學術的最大財富。在退休后，逐漸遠離了越來越陌生的北大，貴州的鄉(xiāng)人就更成了精神的依靠?？梢哉f，我的晚年一直處于家人與鄉(xiāng)人的愛的溫馨的包圍之中，這真是難得的福分。我也以同樣的溫馨為他們造影，以表達我的感激與懷念之情。這同時也是歷史的書寫：所有的家人與鄉(xiāng)人都是20世紀中國巨變中的典型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