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海外慟哭記》

可知即黃宗羲避諱之代名。此書《序》說：“故學(xué)于舊史者也，因次（海上）一時流離愁苦之事，為《海外慟哭記》，以待上之收京返國，即創(chuàng)業(yè)起居注之因也。舟山以后，所未詳，行朝之臣必有同志者。”這是黃宗羲寫此書的動機。“舟山以后，所未詳”，舟山被清軍攻破在順治八年，監(jiān)國六年，因此《海外慟哭記》，當(dāng)作于順治七年他從日本乞師回來歸故里之后。

《海外慟哭記》雖屬編年體，但也有附以傳記，有孫嘉績、阮進、陳子龍、林垐、熊汝霖、鄭遵謙、錢肅樂、馬思理、劉中藻、馮京第、王朝先、王翊、張肯堂、吳鐘巒等二十人左右?！逗Ｍ鈶Q哭記》與《行朝錄》中的《魯紀年》上下、《舟山興廢》，都是研究監(jiān)國魯王時期活動的寶貴資料。《魯紀年》、《舟山興廢》和《日本乞師》的具體寫作時間難定。也有史論，但較簡單，其中《舟山興廢》篇的史論較有價值，文中說：史臣曰：當(dāng)閩浙立國之時，誠能悉發(fā)舟師，一屯于舟山，一屯于崇明，相為首尾，窺伺長江，斷其南北之援，既需之歲月，亦可使疲于奔命矣。孫恩、徐海以盜賊之智，尚能及此，而況國家之大計乎！逮乎閩、浙既亡，窮島孤軍，亦何能為！此形勝之地，僅以田橫島結(jié)局，悲夫！這是他在“畫江之役”時已提出過的戰(zhàn)略，也是對監(jiān)國立國失敗在戰(zhàn)略上的反思。

這段時間，其傳記體的史著有《御史中丞馮公墓志銘》（以下簡稱《馮公墓志銘》）、《巡撫天津右僉都御史馮公神道碑銘》、《皇明中憲大夫太仆寺少卿贈太嘗寺卿松槃姜公墓志銘》（以下簡稱《松槃姜公墓志銘》）三篇。這三篇碑文，都是以碑傳為史傳，傳之后都有史論。

第一篇《馮公墓志銘》，作于順治八年，馮公即馮京第。監(jiān)國至舟山，官右僉都御史。順治七年，馮京第兵敗四明山，為降將出賣犧牲。黃宗羲與馮京第為故友，交誼深厚，故于次年即寫這篇墓志銘。文中重點講馮京第乞師日本事。此文與《行朝錄》中《日本乞師》比較，內(nèi)容基本相同，然亦有不同處，如《日本乞師》講到馮京第這次日本乞師的時間，出使得舟山守將黃斌卿的同意，出師正使是黃斌卿弟黃孝卿，日本致舟山洪武錢數(shù)十萬，出使失敗在于黃孝卿迷戀于日本的奢華和官妓而見輕于日本等等，這些內(nèi)容在《馮公墓志銘》中都沒有。然而，《墓志銘》談到出使失敗的原因為：“然日本自寬永（自注：倭之年號）享國三十余年，母后承之，其子復(fù)辟，改元義明。承平久矣，故老不見兵革之事，雖有其命，故亦莫之能行也?！边@段話在《日本乞師》卻置于順治六年馮京第副阮進從子阮美乞師日本一段的后面，文中說：“然日本自寬永享國三十余年，母后承之，其子復(fù)辟，改元義明，承平久矣。……故老不見兵革之事，本國且忘武備，豈能渡海為人復(fù)仇乎？”句子幾乎全部相同。中間的刪節(jié)處則為：“其人多好詩書、法帖、名畫、古奇器、二十一史、十三經(jīng)，異日價千金者，梱載既多，不過一二百金”，這一大段《馮公墓志銘》中沒有。總之，《日本乞師》記載較詳，而《馮公墓志銘》較略，這說明兩點：一，《日本乞師》參考《馮公墓志銘》文章而予以補充，可見《馮公墓志銘》作于前，《日本乞師》作于后；二，兩文雖同樣不記黃宗羲到過日本，但將黃宗羲副阮美乞師日本這次失敗的原因，置在前一次馮京第副黃孝卿出使日本這一段中，間接證明黃宗羲在寫《馮公墓志銘》時，不經(jīng)意地流露出他乞師日本的事。這兩篇文章，都因有所忌諱而略去自己出師日本的事實。

黃宗羲在這篇《馮公墓志銘》中，表達了自己的心情：“茫茫禹跡，孰非斯民，亡國之戚，豈獨一人！”豈獨馮京第一人，還有他黃宗羲在內(nèi)。

《巡撫天津右僉都御史留仙馮公神道碑銘》作于順治十一年，所說馮公，即馮京第的族父馮元飏，他曾上疏密陳崇禎，建議遷都南京而為倪元璐等所阻，頗有史料價值。文中一前一后都有論，說“思陵（崇禎）身死社稷，一洗懷、愍、徽、欽之恥，古今亡國而不失其正者，此僅見也。”不過他力主遷都，“使思陵避之南都，天下事尚未去也，何至令荒君逆臣載胥及溺，遂不能保有江左乎！”雖然這屬事后反思，但說得合乎道理。

《松槃姜公墓志銘》作于順治十四年（1657），其中的姜公，即姜應(yīng)麟，松槃為其號，寧波府慈溪縣人。此文主要述明末三案（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的起因。明神宗欲立其寵妃鄭貴妃子為太子，先封鄭貴妃為皇貴妃，姜應(yīng)麟上疏切論其不可，此《疏》震動朝野，揭開了萬歷末年的建儲即“爭國本”之爭，其影響所及，造成了天啟年間閹黨與東林，弘光時閹黨與復(fù)社斗爭的一個重要的內(nèi)容，即所謂《三朝要典》的翻案與再翻案。本文重要的是黃宗羲的反思，他在文后的《銘》中說：古之君臣，亦惟師友；后之人臣，仆妾奔走。師友之言，春溫秋肅，仆妾之言，屈曲從俗。他在這里提出了君臣之間一種新的關(guān)系，這種新關(guān)系雖然不是黃宗羲首先提出的，但他是從明末天啟和南明弘光時期所表現(xiàn)出來的腐朽的君主專制制度造成明亡惡果的反思，即不是抽象的，而是有深刻的實際體會而提出的。在《松槃姜公墓志銘》中，他這一具有批判精神的反思，尚未形成條理和系統(tǒng)，但是他在康熙初年所寫的《明夷待訪錄》中有關(guān)君臣關(guān)系的論述，在這里已經(jīng)萌芽。

略去他明末所作的六篇文稿，自順治三年，監(jiān)國元年起，至順治十六年，他共留下了三十四首詩。除前面所述《陌上桑為馬畫初作》、《貞女引贈萬履安》表示自己決不仕清的堅貞決心外，有健跳時期“亂礁浮海”的《亂礁洋》，有懷念昔日讀書社、證人社、復(fù)社、文昌社社友和畫江之役等戰(zhàn)友的《感舊詩》，詩中有“南都防亂急鴟梟，余亦連章禍自邀?？晒纸蠣I帝業(yè)，只為阮氏殺周鑣”《全集》第十一冊《南雷詩歷》卷一《感舊》。句，詩后面一段與他在《弘光實錄鈔》中的反思，完全合拍。

這段時期的詩，體現(xiàn)了他艱難困苦的生活，如《子婦客死一孫又以痘殤》詩：

朅來四月疊三喪，咄咄書空怪欲狂。

八口旅人將去半，十年亂世尚無央。

不知負行緣何事？如此憂心得不傷！

白日獨行城郭內(nèi)，莽然墟墓覺凄涼。

滑滑聲來古渡邊，兩僮舁櫝下江船。

干戈尚阻離人哭，風(fēng)雨不飛買路錢。

遮骨蓬蒿憐一尺，驚心花鳥怨千年。

雖知聚散徒為爾，臨水登高總泫然。

順治十二、十三年兩年中，他的愛子、年僅七歲的壽兒，次子黃正誼婦，又一孫相繼卒?！鞍丝诼萌藢⑷グ搿奔粗钙涫?。特別是壽兒，是他的第四個兒子，他極其寵愛，順治十三年因痘癥卒，黃宗羲作《亡兒阿壽墓志銘》，寫得凄楚動人。單在這一年，他就有《至化安山送壽兒葬》、《夢壽兒》、《憶化安山時以兵亂不得上壽兒墓》、《夢壽兒持兩杯盤置燭臺上》、《初度夢壽兒》、《上壽兒墓》、《思壽兒》、《寒食哭壽兒墓》等八首，思兒情切，可以窺見這位為家國生死置之度外的硬漢，在個人生活上豐富的感情。

順治十五年（1658），他突然從友人處獲得復(fù)社時的知交沈壽民尚在的消息，分別已二十四年了，他喜極而泣，有《喜鄒文江至得沈眉生消息》詩二首，其一說：“二十四年相隔絕，風(fēng)霜吹老別時身。君從樵獵埋姓名，吾奪頭顱向劍唇。落月夢中曾痛哭，山嵐類處自逡巡。驟聞消息反垂淚，兩地猶然未死人。”他還想明年到安徽去，與他話舊。順治十六年，列名《南都防亂公揭》的他另一位復(fù)社友人沈士柱（字昆銅）被害的噩耗傳來，沈士柱由于作詩綣懷故國，且穿古代的衣冠大帶，毫不忌諱，被捕入南京死獄，順治十六年被殺。黃宗羲非常敬佩其人，有《哭沈昆銅》三首，其一：有“傳死傳生經(jīng)二載，果然烈火燎黃琮?！Ю锖撘患垼ㄗ宰ⅲ杭孜纾ャ~有詩招予，因循未赴），百年隴上想孤松（自注：其身首未知得收否？）”之句。其二有“此曰黨人宜正法，彼云華士又加誅。盛名自古為身累，大廈正思一木扶?！对卤怼酚腥肆艏緷h，應(yīng)知俗論不能糊”之句，傾訴了他對抗清烈士的敬佩。

在這段時期他的代表作當(dāng)然屬《山居雜詠》，表達了他抗清活動失敗后堅貞不屈的心情、艱苦的生活和將來的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