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侍蕺山講席

黃宗羲除參加復社外，還參加另一個與復社性質(zhì)截然不同、不是以科舉中試為目的學術性組織，這就是劉宗周在紹興創(chuàng)辦的證人書院。崇禎三年（1630）十一月，劉宗周從京師辭順天府尹職回家，四年，他與王陽明學派的王畿再傳弟子陶奭齡，共同在紹興舉辦了這一書院。黃宗羲受父遺命拜劉宗周為師，至證人書院就教黃炳垕《黃梨洲先生年譜》將此事列于崇禎二年，有誤。據(jù)劉汋《劉宗周年譜》和姚名達《劉宗周年譜》，劉宗周在紹興創(chuàng)辦證人書院在崇禎四年。

劉宗周與東林學派重要人物劉永澄、魏大中、高攀龍、黃尊素等都為“砥礪性命之友”，劉宗周為湛若水學派許孚遠弟子，并非王學一系，但湛若水與王陽明雖在學術觀點上有一定分歧，然而同屬心學，在這一根本觀點上相近。明末，王學在浙東的代表主要為王畿弟子周汝登和周汝登弟子陶望齡、陶奭齡兄弟。劉宗周在崇禎三年回里后，次年初，有一次偶然過陶望齡弟陶奭齡住處。因天啟年間廢書院，嚴禁講學，他感到王學不絕如線，因與陶奭齡商量重開講會，“奭齡欣然許諾，因相與商訂舊聞，謀會同志以講學”。

崇禎四年（1631）三月三日，兩人合作，由陶奭齡主持，在陶家祠堂召開第一次會議，參加者二百余人。劉宗周定名為“證人社”，議決每月三天，即三、十三、二十三日三天為會期。據(jù)姚名達《劉宗周年譜》記載：先生于三月三日率同志大會于石簣（陶望齡字）先生祠，縉紳學士可二百余人，同主事者為石梁（陶奭齡字）先生?！醯侵v席，先生首謂學者曰：“此學不講久矣。文成指出‘良知’二字，直為后人拔去自暴自棄病根。今日開口第一義，須信我輩人人是個人，人便是圣人之人，圣人人人可做。于此信得及，方是良知眼孔?！币蛞宰C人名其社。然而在講會中，劉宗周與陶奭齡已暴露觀點上的分歧，三月三日會議后，陶奭齡卻首發(fā)“圣人非人之論”。劉宗周則名講社為“證人社”，著《證人社約》，并“專揭慎獨之旨教學者”。陶奭齡承王畿之學，在知行關系上“單提一知”，而劉宗周主張“知與行總不得分”。在生死問題上，劉宗周著《生死說》，陶奭齡卻著《知生說》，兩人“持論不同”。陶奭齡力主“無善無惡心之體”，單提本體；劉宗周則揭“知善知惡是良知”。兩人的爭論，似乎是往年陽明在天泉證道中王畿與錢德洪之爭的再現(xiàn)。也就是說，陶奭齡只講本體而不講工夫，劉宗周則主張“學者只有工夫可說，……然言工夫，而本體在其中矣”。

工夫與本體之爭，成了劉宗周與陶奭齡分裂的導火線。姚名達《劉宗周年譜》崇禎五年條記載，按越中自陽明先生倡學后，其門人最著者為王龍溪，由龍溪而傳及周海門，周海門同時為陶石簣，俱本良知為宗，而衍遞失其旨。石梁先生固嘗從事于斯而有得。是時會講，仍揭良知以示指歸，每令學者識認本體，曰：“識得本體，則工夫在其中，若不識本體，說恁工夫？”先生曰：“不識本體，果如何下工夫？但既識本體，即須認定本體用工夫，工夫愈精密，則本體愈昭熒。今謂既識后遂一無事事，可以縱橫自如，六通無礙，勢必至猖狂縱恣，流為無忌憚之歸而后已?！边@樣一來，證人社弟子開始分裂，“諸生王朝式、秦弘祐、錢永钖等奉石梁先生為師模，糾同志數(shù)十人別會白馬巖居，日求所謂本體而識認之”。

其時，余姚屬紹興府，劉宗周創(chuàng)證人社，黃宗羲因黃尊素的遺訓，自然至紹興參加。是年五月，紹興府古小學落成，劉宗周才離開石簣祠，至古小學講學。黃宗羲是擁劉弟子中的一位重要人物。黃百家說：初，子劉子嘗與高忠憲（高攀龍）、鄒忠介（鄒元標）、馮恭定（馮從吾）三公講學于東林、首善兩書院。三公繼歿，乃始與陶石梁舉越城證人之會。然東浙之學，自新建啟途，一傳而為龍溪，再傳而為海門、石簣，湛然澄“湛然澄”，《黃宗羲全集》第十一冊黃百家此文作“湛然、澄密”，分作二人。按：明末會稽禪宗高僧湛然圓澄先后在紹興、杭州、嘉興弘傳禪法，影響較大，有《湛然圓澄禪師語錄》行世，故當改為“湛然澄”，以與下文“密云悟”相對。密云悟即明末寧波天童寺方丈密云圓悟的簡稱。黃宗羲在《董吳仲墓志銘》中即說：“當先師講學之時，圓澄、圓悟兩家子孫，欲以其說竄入?！笨芍S百家此句有誤。之禪入之。三傳而為石梁，輔之以姚江之沈國模、管宗圣、史孝咸，密云悟之禪又入之。蕺山主慎獨，慎則敬，敬則誠，消息動靜，步步實歷。而見石梁宗解悟，云：“識得本體，不用功夫，求之心行路絕之間”，故雖與同事，而論多齟齬。已分會于白馬山，石梁所說皆因果，至言一名臣轉(zhuǎn)身為白馬，引老嫗證之。府君曰：“是何言也？”因約吳、越士四十余人，連袂而稱弟子于蕺山，自是蕺山門人益進。黃百家上述話后面一句：“因約吳、越士四十余人，連袂而稱弟子于蕺山，自是蕺山門人益進?！眲t是以后事了。因劉宗周在政治和道德上是一位黑白分明的人物，但在學術上，承認異同而不興門戶。特別對弟子，在態(tài)度上十分隨和，王朝式等雖別會于白馬，弟子們分裂了，但劉宗周與陶奭齡并沒有因此而決裂。崇禎十三年，陶奭齡卒，他率門下士哭之，私謚以“文覺”，親作祭文《劉宗周全集》第五冊姚名達《劉宗周年譜》崇禎十三年條。所以二人一直維持友誼。至于弟子鬧分裂的主要人物王朝式，姚名達曾作如下評述：“甫弱冠即及先生之門，先生因其已得陶奭齡之師承，故以朋友視之，自此往還無間，每相見必以學問相切磨?！嘤逊彩嗄?，晚爾彌篤。”證人講會“竟以同人意見相左，不竟其說而罷，先生深惜之”同上書崇禎十三年條。故黃炳垕將劉宗周與陶奭齡講學時間置于崇禎二年，不僅時間有誤，且內(nèi)容亦有誤，說“公邀吳、越知名之士六十余人，共侍講席，力摧石梁之說”，此事發(fā)生在崇禎十一年，且人數(shù)僅四十余人。

所以，證人書院當時其實藕未全斷而絲尚相連。在劉宗周影響下，擁劉一派弟子，在崇禎五年并未在組織上另立一派，黃宗羲也不例外。到了崇禎十一年，這些弟子才開始聯(lián)合起來，要求另立講會，證人社才正式分裂。不過，劉宗周未接受他們的要求，在形式上仍維持證人講會之名。

除參加蕺山講席外，黃宗羲在崇禎四年，開始按父親在生離死別時的遺訓，勤讀史書，“公至是發(fā)憤，自明十三朝《實錄》，上溯二十一史，每日鉛丹一本，遲明而起，雞鳴方已，兩年而畢”。劉宗周的蕺山理學，雖出自湛若水門，然早年實切蹉于東林之學而別啟津梁。又一方面繼承王學、修正王學，而以慎獨“柱其流失”。所謂“證人”、“慎獨”，實為一種道德自律之學，這在與閹黨斗爭中是區(qū)別正邪的學術基礎。然而蕺山之學屬理學而非史學，在以史為鑒，以史應務上有所缺失，而黃尊素教導黃宗羲讀當代史書《獻征錄》?！东I征錄》為明萬厲時焦竑著，是當時記載明代史事較完備的史書萬斯同在《寄范筆山書》中曾羅列明代多種野史，認為無一足滿人意，“唯焦氏《獻征錄》一書，搜采最廣，……可備國史之采擇者，惟此而已”。（《石園文集》），這其實點出了史學“貴時王制度”，重在當代史的這條重要路子。而現(xiàn)在他既上溯二十一史，可以以史為鑒，譏正得失；又讀有明《實錄》，熟悉當代典章制度。所以黃宗羲既侍蕺山講席，又讀古今史書，這的確比他同時的復社朋友，用復興古學來致君澤民高出多了，為他以后的史學反思，即全祖望所說的“學必原于經(jīng)術而后不為蹈虛，必證明于史籍，后足以應務”的治學道路種下了因子。

不過，也僅僅是“因子”而已。黃宗羲參加復社，自始至終，在學術上是非?？帐璧?。雖學于蕺山，但極為膚淺，他自己承認，他與劉宗周弟子四十余人在紹興古小學另立證人講會時，“此四十余人者，皆喜闢佛，然而無有根柢，于學問之事，亦浮慕而已”?！度返诎藘浴睹魅鍖W案》卷六十二《忠端劉念臺先生宗周》。闢的是陶奭齡的援佛入儒。他所說“學問”，既包括理學，也包括史學。因為他當時致心于科舉之業(yè)，對理學、史學都未有所深究。他自己在康熙七年時就作這樣的自我批評：“余學于子劉子，其時志在舉業(yè)，不能有得，聊備蕺山門人之一數(shù)耳?！薄度返谑畠浴稅林贂N文集序》。他后來說復社社員“本領脆弱，學術龐雜”，其實自己就是其中一份子。他的父親和老師對他教導的因子，一直到明代國破家亡，頻于十死，僵餓深山后，才得以抽芽茁壯。